華崗1952年批評和郭沫若舊著再版

——郭沫若和陶大鏞往來書信解讀

李斌^[1]

摘要：本文通過解讀郭沫若和陶大鏞在1952年的往來書信，分析了華崗發(fā)表在《新建設》1952年第8期上的《學習共同綱領，學習毛澤東思想》一文對郭沫若的批判，以及這一事件對郭沫若舊著再版的影響。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郭沫若修訂舊作，是在各方面力量的影響之下做出的，不能單純歸結為郭沫若的個人意愿。

關鍵詞：郭沫若 華崗 《新建設》 修改舊作

一

本期披露了郭沫若和陶大鏞在1952年的往來書信，涉及華崗在《新建設》撰文批評郭沫若，以及這一事件對郭沫若舊著再版的影響。筆者就這一事件及后果做一簡要介紹。

陶大鏞是《新建設》的編輯，《新建設》是1950年代特別有影響力的綜合性學術刊物，由費青、吳晗等人發(fā)起，1949年9月創(chuàng)刊于北京。編委會負責人為費青，編委有向達、吳晗、李廣田、袁翰青、張志讓、費于、費孝通、聞家駟、雷潔瓊、樊弘、潘靜遠、錢偉長、錢端升、嚴景耀等，共15人。毛澤東題寫了刊名。

《新建設》的《發(fā)刊詞》寫道：“自從《中建》北平版為國民黨反動政權迫令?？?，不久北平解放，我們這批經(jīng)常為《中建》寫文章的朋友們，復各自忙于崗位工作，已有半年多沒有提筆寫作?！薄艾F(xiàn)在我們已經(jīng)決定重新試辦這本《新建設》。”“《新建設》此后的任務，一方面固然不應疏忽了對于帝國主義和國內(nèi)反動勢力的警惕而將繼續(xù)揭發(fā)其陰謀，但主要的將是為了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建設而提供我們的意見和方案。”“新民主主義中國的建設，應該從建立新觀點、新思想做起，像我們這樣的許多知識分子，過去在反動政權下曾以威武不屈、貧賤不移自勉，在思想上亦始終不甘落后，但自解放以來獲讀毛主席從馬列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中所提煉而得的正確理論，更目擊了一般中共朋友在這個指導理論下的種種艱苦實踐，我們的確深深感到有加緊學習的必要。希望這本刊物成為共同學習的園地，來相互鼓勵和督促?！?sup>[2]

《新建設》創(chuàng)刊正值全國政協(xié)會議召開期間，它被工作人員帶到會場，分發(fā)給參會的政協(xié)委員，毛澤東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為《新建設》題詞。毛澤東的題詞為：“隨著經(jīng)濟建設的高潮的到來，不可避免地將出現(xiàn)一個文化建設的高潮。中國人被人認為不文明的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我們將以一個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現(xiàn)于世界?！?sup>[3]此后，毛澤東經(jīng)常閱讀《新建設》，一直關注著《新建設》的發(fā)展。

《新建設》最初為雙周刊，到1950年7月，共出版了兩卷24期?！拔覀儥z討過去，由于作者、讀者和各方面的幫助和愛護，多少有所貢獻，但主觀努力仍覺十分不夠。我們曾征求各方意見，策劃改進。研討的結果，認為《新建設》今后應以普及和提高人民學術為基本任務。為了達成這一任務，我們已與中國社會科學各研究會（即新哲學、新史學、新經(jīng)濟學、新政治學及新法學研究會）取得密切合作，增加編輯委員和常務編輯委員，并決定將綜合性的雙周刊改為學術性的月刊。一面即行出版，一面還要繼續(xù)與其他學術團體商取合作?！本庉嬯犖閿U大到26人，金岳霖、狄超白、鄭昕、范文瀾、傅彬然、千家駒、胡繩、謝覺哉、儲安平、陶大鏞等人加入了編委會。

郭沫若最初在《新建設》發(fā)表的文章是刊于1950年第3卷第1期的《中國奴隸社會》，轉載自當年6月29日的《光明日報·學術》，這是郭沫若在北京大學的一次演講記錄稿?！缎陆ㄔO》1950年第3卷第1期是該刊從雙周刊改為月刊后的第一期，這次轉載體現(xiàn)了新的編委會對郭沫若作品的重視。

1951年，郭沫若和《新建設》保持著密切的關系。《新建設》為他和其他史學家關于中國古代社會性質(zhì)的探討提供了平臺。郭沫若在閱讀了該刊第4卷第2期（1951年2月）上范文瀾的《關于中國通史簡編》后，不同意范文瀾的“西周封建說”，特意寫了《關于周代社會的商討》一文發(fā)表于該刊第4卷第4期（1951年4月）。王毓銓寫了《周代不是奴隸社會》一文。很可能是王毓銓將這篇文章投給《新建設》編輯部后，編輯部送給郭沫若看了。郭沫若認為王毓銓的文章“主要是在駁斥我的說法”，因此寫了《關于奴隸與農(nóng)奴的糾葛》，同王毓銓的文章一起發(fā)表于該刊1951年第5期。對于發(fā)表在《新建設》上的這兩篇文章，郭沫若是比較重視的，他曾在當年7月16日致尤湘泉的信中說：“關于古代社會的討論，我最近寫了兩篇文章，請看《新建設》四卷四、五號?！?sup>[4]第二年，他又將這兩篇文章都收入《奴隸制時代》中。

在1952年出版的郭沫若的史學論集《奴隸制時代》中，收有《幾封討論古代研究的信》，其中第三封是《復陶大鏞先生》。這封信寫于1951年5月21日，主要內(nèi)容是討論朱東圃的《釋民》，認為該文“以楷書說古文，非是”，故而“頗難同意”^[5]。陶大鏞是經(jīng)濟學研究者，當時正在研究“二戰(zhàn)”后社會主義國家的經(jīng)濟，對這個文字學問題應該沒有特別的興趣。筆者認為，這應該是作為《新建設》編委的陶大鏞，請郭沫若為《新建設》審稿，郭沫若給出的審稿意見。郭沫若是著名的古文字學家，他在1944年曾對“民”字有過精彩解讀：“臣是豎目，民是橫目而帶刺?！薄柏Q目表示俯首聽命，人一埋著頭，從側面看去眼目是豎立的。橫目則是抗命平視，故古稱‘橫目之民’。橫目而帶刺，蓋盲其一目以為奴征，故古訓云‘民者盲也’。這可見古人對待奴隸的暴虐?！?sup>[6]因為郭沫若曾對“民”字有過精彩釋讀，陶大鏞請他審讀《釋民》這篇稿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二

郭沫若在1952年11月6日致陶大鏞的信中，首先談到了他對《讀七月流火》的意見：“《讀七月流火》一文，看了一遍，作者的譯文有些地方比我正確些。但關于詩的時代的看法很成問題。他堅持著‘三正交替，是上古歷史上存在過的事實’這樣一個信念，那就什么討論也無法進行了。請原諒，我不準備直接簡覆。原稿謹奉還?！笨磥?，《新建設》收到了名為《讀七月流火》的稿件，送郭沫若審讀，并希望郭沫若以致信作者的方式參與討論。但郭沫若認為這篇稿件質(zhì)量不高，不擬公開討論。這篇文章沒有發(fā)表在《新建設》上?！段氖氛堋?957年第2期發(fā)表了甘大昕的《讀〈七月流火〉》，據(jù)筆者考察，這篇文章正是《新建設》送交郭沫若審讀過的《讀七月流火》。

郭沫若在信中提到的兩點——《七月》譯文和其創(chuàng)作時代——都是甘大昕文章中討論的重點。甘大昕解讀了《詩經(jīng)·七月》，對這首詩創(chuàng)作時間的判定和郭沫若在《由周代農(nóng)事詩論到周代社會》（寫于1944年）中的觀點不同。

甘大昕雖然很客氣地指出：“郭沫若先生，是我生平所最崇拜的一位大學者，他每一種的作品，都成為我精神食糧中的滋養(yǎng)品的?！钡麉s不客氣地挑戰(zhàn)了郭沫若的觀點。郭沫若認為《七月》作于春秋中葉之后，甘大昕則認為作于周初。

郭沫若認為：“詩中的物候與時令是所謂‘周正’，比舊時的農(nóng)歷，所謂‘夏正’，要早兩個月。”而據(jù)日本學者新城新藏博士的《春秋長歷的研究》，魯文公和魯宣公時代的歷法有過重大改變，此后實行的是“周正”?！叭摗辈⒎谴呵镆郧爸聦崳菓?zhàn)國中葉之后為修改歷法所偽托的，所以這首詩不可能寫于魯文公和魯宣公之前。

甘大昕卻認為這首詩寫于周初。他說：“我想號稱‘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的周，在開國之初，對于第一等大事的歷法，不會不‘維新’的，也不至于要等到春秋前半已經(jīng)成為‘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的時代，才來頒行他‘建子’的新歷法‘周正’的?！彼惨昧诵鲁切虏夭┦康哪嵌卧?，但他得出的結論恰好與郭沫若相反：“這適足以說明三正交替正是上古歷法上存在過的事實。因在周初，改用‘建子’，實在是一種未經(jīng)實驗，但求‘維新’的新法?！毙鲁切虏夭┦空J為魯文公和魯宣公時代的歷法曾有重大改變，甘大昕認為所謂的改變只是研究階段，并未實行。“到了戰(zhàn)國中葉以降，才由‘建子’的‘周正’，實行改為‘建寅’的‘夏正’。這也適足以說明周室日以凌夷，當時‘維新’的‘周正’，在政治上已無力維持下去，‘行夏之時’的時間成熟了。又如果‘建寅’、‘建丑’、建子不被夏商周三代所實施過，那末，秦始皇為什么不‘建子’、‘建丑’、‘建寅’，而偏要去實行在歷法上并不高明的十月歲首歷的‘建亥’呢？這樣看來，郭沫若先生所說的不正是適足以說明三正交替，正是史實嗎？”

上古歷法是十分精深的學問，但據(jù)甘大昕的這段論述，他既沒有古文字學的知識，也沒有出土文物的支撐，只是想當然地做翻案文章，當然難以讓郭沫若折服，故郭沫若認為他是在堅持“信念”，沒辦法進行討論。

三

郭沫若在這封信中重點討論的是華崗對他的《歷史人物》及《馬克思進文廟》的批評。

華崗比郭沫若小11歲，但早在1925年就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黨齡比郭沫若早兩年。華崗曾擔任《新華日報》總編輯、中共中央南方局宣傳部部長，是黨內(nèi)著名的學問家。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華崗擔任山東大學校長兼黨委書記，創(chuàng)辦了《文史哲》雜志，在學術界很有影響。華崗對郭沫若的學術研究早就有過非議。1945年，華崗曾論說道：“郭沫若先生最近在《十批判書》中，又大做翻案文章，特別攻擊墨家，而贊揚儒家，因此有人說郭沫若成了抑墨揚儒論者。其論據(jù)既甚牽強，而歷史意義也多被顛倒。郭先生是中國數(shù)一數(shù)二的歷史家，又是我所景仰的革命戰(zhàn)士，但是他在歷史翻案工作中，常常以出奇制勝，而不以正確致勝，我卻期期以為不可?！?sup>[7]

華崗這次對郭沫若的批評出自他發(fā)表在《新建設》1952年8月號上的頭條文章《學習共同綱領，學習毛澤東思想》。這篇文章分五部分，開篇說明了寫作背景和目的：“在全國人民取得了‘三反’和‘五反’運動的重大勝利，各界人民都在努力進行思想改造，正在準備進入大規(guī)模建設的今天，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就號召全國人民重新學習共同綱領，無疑地有其深切的現(xiàn)實意義?！痹诤喴f明實施共同綱領所取得的成就后，第二部分即認為：“然而表示擁護共同綱領的，并不見得都能全面了解共同綱領，更不見得都能言行一致地實行共同綱領，推行有效也并不等于推行無阻。事實上，三年來我們在推行共同綱領的過程中，確曾遇到好些困難與阻撓。這種困難與阻撓不僅來自敵人方面，同時也來自人民民主統(tǒng)一戰(zhàn)線的內(nèi)部?！边@一部分主要談的是“不法資產(chǎn)階級分子的抵抗和阻撓”。第三部分談到共同綱領在文化戰(zhàn)線上遇到的問題：“特別是在文藝陣地、科學陣地和教育陣地上，資產(chǎn)階級思想意識還占著和目前國家性質(zhì)極不相稱的過大比重?！薄坝行┲鞒治幕逃聵I(yè)的領導人和工作干部，對于共同綱領還缺乏認真和有系統(tǒng)的學習，還不能做到都能正確掌握共同綱領的精神與實質(zhì)來改造自己的主觀世界和工作”，“在各種文化教育陣地上，還沒有真正貫徹共同綱領的文化教育政策，甚至發(fā)生抵觸與違背的現(xiàn)象，這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華崗舉的第二個例子就是郭沫若?！坝秩绻餐V領規(guī)定：‘提倡用科學的歷史觀點，研究和解釋歷史、經(jīng)濟、政治、文化及國際事務’（第四十四條）。而在實際上，反科學與反歷史主義的觀點，依然充滿在各種學術領域。我們只要看胡說‘唯心論并不比唯物論更反乎進化，或違背真理’的《歷史人物》居然還在出版，倡導‘馬克思進文廟’的著作，也依然銷行市面，就不必再深究了?！?/p>

《共同綱領》即《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共同綱領》，1949年9月29日由中國人民政治協(xié)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通過。在憲法還沒有制定出來的情況下，《共同綱領》起著臨時憲法的作用。在這次會議上，郭沫若當選為全國政協(xié)副主席，不久又被任命為政務院副總理、文化教育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院長，主持文化教育事業(yè)。華崗所謂的“還不能做到都能正確掌握共同綱領的精神與實質(zhì)”的“有些主持文化教育事業(yè)的領導人”，其中當然就包括郭沫若。華崗在這份有著重要影響的刊物的頭條文章中說郭沫若著作中有“反科學與反歷史主義的觀點”，違背了《共同綱領》第四十四條。這實際上是說郭沫若違背了“憲法”，罪名是很重的，郭沫若不得不辯。

華崗引用的“唯心論并不比唯物論更反乎進化，或違背真理”，出自郭沫若1947年7月21日為《歷史人物》所寫的《序》，收入1947年8月上海海燕書店初版的《歷史人物》。郭沫若在《序》中特意談到了《王陽明》這篇作品：

關于《王陽明》的一篇已經(jīng)是二十六年前的東西了，收在這兒實在有點不倫不類，或許還會使少數(shù)的朋友感到惶惑。那本是為當時泰東書局版的《王陽明全集》所作的一篇序，其后曾經(jīng)收進《文藝論集》的初版，在改版時，我自己又把它刪掉了。但我今天依然把它收集在這兒，一以表示我自己的思想發(fā)展過程，又一想在這兒替王陽明說幾句公平的話。

我自己在思想上也是經(jīng)歷過好幾度的變遷來的。我信奉過泛神論，甚至實際從事過靜坐，因而王陽明在我心目中有一個時期是最崇拜的一個人。今天拿思想的方法來說，他無疑是一位唯心論者，但我也不想學當今的賢者那樣，凡是有唯心論色彩的，便一律斥之為反革命。其實評價一個人的思想應該在整個的思想史中尋求它的真實的時代意義。唯心論有時候并不比唯物論更反乎進化，或違背真理。歷史是采取著辯證式的發(fā)展的，在唯物論流而為瑣碎，錮沒性靈的時候，每每有唯心論起來加以挽救。在這樣的變革時期，我們本著矯枉不妨過正的觀點，毋寧是應該贊揚唯心論的革命性的。王陽明在思想史上的地位無疑是以一個革命者的姿態(tài)出現(xiàn)的。一反程朱之徒的瑣碎，想脫去一切學枷智鎖，而恢復精神的獨立自主性，這毋寧是值得我們贊美的。我們不要在他所說的“致良知”的一些曖昧的形而上學的言語上去拘泥，我們請在他的注重實踐，提倡“知行合一”，“事上磨練”上去做工夫吧。說明了這些，我敢于坦白地承認，我在今天依然是敬仰著王陽明的。

這段文字討論的《王陽明》，原題為《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文章完成于1924年6月17日，最初作為序言收入上海泰東圖書局于1925年1月初出版的《陽明全集》。這篇文章包括正文和《精神文明與物質(zhì)文明》《新舊與文白之爭》《王陽明的教育說》《靜坐》等四篇附錄。郭沫若在正文中講述了自己和王陽明接觸的過程，以及他所理解的陽明學說的特點。郭沫若在留學時期曾十分悲觀，是王陽明的作品拯救了他，并向他展現(xiàn)了一個奇異的世界。郭沫若說他對王陽明學說“是以徹底的同情去求身心的受用”。他認為王陽明的一生有兩個特色——“不斷地使自我擴充”和“不斷地和環(huán)境搏斗”；王陽明的思想核心是“萬物一體的宇宙觀”及“知行合一的倫理論”，“王陽明所解釋的儒家精神，乃至所體驗的儒家精神，實即是孔門哲學的真義”。

《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又收進上海光華書局于1925年12月出版的《文藝論集》。這篇文章在1929年7月出版的《文藝論集》第4版中改題為《儒家精神之復活者王陽明》，并刪去了附論。在1930年8月《文藝論集》第5版中，這篇文章被刪去了。此后它一直沒有出現(xiàn)在郭沫若的作品集中，直到1947年編輯《歷史人物》時，才改題為《王陽明》收錄進來。

《歷史人物·序》中關于《王陽明》的這段話對于理解郭沫若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觀點十分重要。他并不拘泥于“唯物”“唯心”的機械劃分，而是將一種思想放到特殊的歷史背景之下，考察它是否具有“革命性”?！拔ㄐ恼撚袝r候并不比唯物論更反乎進化，或違背真理。”“有時候”這個限定詞讓郭沫若的論述充滿了辯證色彩，華崗在引述時漏掉了“有時候”這個限定詞，也沒有提到前后文，從而歪曲了郭沫若的本意，這讓郭沫若感到“那就顯得我的罪過并不止于‘胡說’，而是犯了原則性的大錯誤了”。

郭沫若在這段論述中用了辯論的語氣，他在贊美王陽明時不自覺地感到了“當今的賢者”的壓力，這樣的“賢者”當不止華崗一人。

《歷史人物》在海燕書店于1951年2月出至第5版，印到11000冊。1951年6月，改由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新一版，印數(shù)為“11001～14000冊”；12月，出新二版，印到17000冊。1952年3月，郭沫若對《歷史人物》進行改版^[8]，抽掉《王陽明》一文后，加入了此前以單行本印行的《屈原研究》，并于3月20日寫了《改版說明》：

本書初版編成于一九四七年七月，當時把一九二一年寫的《王陽明》一篇也收錄了，實在是有點不倫不類。現(xiàn)在我把這篇刪除了，同時把《屈原研究》一書改版收入。這樣，在自己的研究程序和思想發(fā)展上，比較能成一個段落。

由于有這樣的改動，因此我把原序中提到《王陽明》的一節(jié)也刪去了。

改版后的《歷史人物》于1952年8月在上海新文藝出版社作為“新三版”印行，印數(shù)為“17001～21000冊”。華崗的文章在當月就發(fā)表了，他在寫作時不可能看到《歷史人物》“新三版”。

1959年，《沫若文集》第10卷出版，這一卷收錄了《文藝論集》。郭沫若在1958年11月25日為該卷寫了《前記》，并談到這次《文藝論集》的版本：“現(xiàn)在所依據(jù)的是初版本，但把《中國文化之傳統(tǒng)精神》和《國家的與超國家的》兩篇刪去了。而補充了改版本所增加的兩篇?！吨袊幕畟鹘y(tǒng)精神》和我后來關于中國古代的研究大有徑庭，錯誤觀點甚多；《國家的與超國家的》則因為無政府主義的傾向太濃厚了（年輕時，我有一個時期也曾傾向于無政府主義），故不愿意再使謬種流傳。”《文藝論集》初版中的《偉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陽明》收入《沫若文集》并改題為《王陽明禮贊》，郭沫若還專門用一段文字討論了這篇文章：

王陽明是一位唯心論者，是有定評的。我對于他曾經(jīng)禮贊過。他在中國的思想史乃至日本的思想史上曾經(jīng)發(fā)生過很大的影響。我覺得他的“知行合一”，特別是“事上磨練”，是側重實踐的。這和他的唯心論的世界觀是一個不能調(diào)和的矛盾。在我看來，他的思想是沒有想通。我現(xiàn)在仍然保留下《王陽明禮贊》這一篇文章，以表明我三十多年前在唯心和唯物之間搖擺的思想歷程。我當時的思想也是沒有想通的。

此外，《沫若文集》對這篇文章做了一定的修改^[9]，注重對王陽明評價的分寸感，將“偉大的精神生活者”“儒家精神生活的復活者”等句子都刪除了。

四

《馬克思進文廟》是郭沫若于1925年11月17日寫的歷史小說，最初發(fā)表于上?！逗樗钒朐驴?卷第7期（1925年12月16日出版）。這篇小說以詼諧的語氣寫下了馬克思進文廟后與孔子的對話，以此說明馬克思主義和儒家思想的相似之處。通過對話，孔子和馬克思都發(fā)現(xiàn)對方的學說符合自己的思想，共產(chǎn)社會和“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不謀而合，孔子是馬克思在東方的“老同志”。

在“五四”反傳統(tǒng)的呼聲中，郭沫若對儒家卻頻頻致敬，體現(xiàn)了他當時獨特的思想狀態(tài)。小說發(fā)表后，大夏大學陶其情首先反對。他將文章寄到了《洪水》編輯部，作為《洪水》的編者，郭沫若寫了一封復信，加了一個按語，與陶其情的文章一起發(fā)表在《洪水》第1卷第9期（1926年1月16日出版）。郭沫若在按語中說，小說發(fā)表后，“我想反響一定會來。有的會說我離經(jīng)叛道，有的會說我迷戀國糟，我對于孔子信徒和馬克思信徒兩方面都是不會討好的。不過我也顧不得這些，我想在現(xiàn)在漆黑一團的思想界，由我那篇文章能夠發(fā)生出一點微光來，那也是我所引以為欣慰的了”。陶其情認為，馬克思主張“廢除遺產(chǎn)”，而孔子重視“傳統(tǒng)觀念和家族制度”；孔子是“德治主義”的“國家主義”，并非“大同主義”。郭沫若在回復中指出，當時學界并沒有充分翻譯介紹馬克思的著作，原始儒家的思想也缺乏研究，所以對比兩人的思想學說是有難度的；“我對于孔子的思想自信還相當有點研究，我不是盲目地崇拜他的人，他是怎樣我還他怎樣，我也并不是要借他的光來抬高馬克思，我也并不是要借馬克思的顏料來把孔子畫成紅臉，他是怎樣我還他怎樣，這是我研究孔子的態(tài)度，也就是我們研究一切學問的態(tài)度呢”。

《馬克思進文廟》最初收入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在1928年5月出版的《水平線下》?！端骄€下》“是很駁雜的，有小說，有隨筆，有游記，也有論文”^[10]。全書分為《水平線下》和《盲腸炎》兩部，“第二部‘盲腸炎’便大多是‘五卅’以后的關于社會思想的論爭。這兒在前本預計著還有更多的述作要繼續(xù)發(fā)表的，但在1926年的三月我便南下從事于實際工作去了”^[11]?！恶R克思進文廟》收錄在《盲腸炎》中，位置介于《雙聲疊韻》與《不讀書好求甚解》之間。不久，該書又以《水平線下（全集）》為題在聯(lián)合書店出版。新興書局和現(xiàn)代書局出版的《水平線下》則不包括第二部《盲腸炎》，當然也就沒有收錄《馬克思進文廟》?！睹つc炎》的單獨出版要等到20年后。1947年，群益出版社出版了《盲腸炎》單行本，也就是1928年出版的《水平線下》的第二部分，當然也收錄了《馬克思進文廟》。郭沫若為該書寫了《題記》：“我在那時候，不僅在思想上生出了一個轉機，就在生活上也生出了一個轉機。當我的思想得到了一個明確的方向之后，我有一段時期是想留在文藝界工作的，從以前的浪漫主義的傾向堅決地走到現(xiàn)實主義的路上來。在這兒所收的屬于《水平線下》的一部分，便是代表著轉換過程中的寫作?！?sup>[12]

《盲腸炎》在群益出版社出版了4個月后，郭沫若在海燕書店出版的新編集子《地下的笑聲》也收錄了《馬克思進文廟》。郭沫若在該書的《序》中說：“這兒把以前寫過的一些小說樣的東西搜集在一道。有的寫在二十多年前，有的寫在今年；有的是寓言，有的是寫實；有的是歷史故事，有的是身邊雜事，或者可以命名為《五花八門集》吧?！?sup>[13]在郭沫若看來，《馬克思進文廟》應當屬于寓言?！兜叵碌男β暋烦醢娴恼挠?90頁。1949年8月、1950年2月、1951年5月，《地下的笑聲》在海燕書店又分別印刷了三次，總印數(shù)達到8000冊。

1951年12月，上海新文藝出版社出版了《地下的笑聲》新一版，這個版本筆者沒有找到，找到的是1953年2月的新三版。這一版的印數(shù)為“12501～15000冊”，正文有480頁，比海燕書店版少了10頁，抽掉的正是《馬克思進文廟》。但《序》沒有修改，也沒有說明抽掉《馬克思進文廟》的原因。1953年7月，《地下的笑聲》在新文藝出版社進行第二次重印，正文480頁，版權頁標有“根據(jù)海燕書店一九四七年十月紙型重印”，“本次印數(shù)4500冊”，“累計印數(shù)19500冊”。此后，《地下的笑聲》不斷重印，到1957年10月第11次重印時，總印數(shù)已達56560冊。1959年，《地下的笑聲》編入作者親自編訂的《沫若文集》第5卷，也沒有收錄《馬克思進文廟》。

可見，盡管郭沫若在給陶大鏞的信中辯說，當年之所以寫《馬克思進文廟》，是因為“處在反動的環(huán)境里面，采取那樣的游戲形式，我覺得在宣傳上會更有效些，所以大膽地寫出了”。但自受到華崗批評后，在郭沫若生前，《馬克思進文廟》就再也沒有收錄進他的任何集子。

值得一提的是，陶大鏞在收到郭沫若的信后十分重視，迅速給郭沫若寫了一封回信。這封信也被本輯刊物收錄了。陶大鏞不僅道歉，還提出要在《新建設》1952年12月號上做出更正。但是，筆者查閱了《新建設》1952年12月號，并沒有發(fā)現(xiàn)這個更正。

[1] 李斌，中國社會科學院郭沫若紀念館研究員。

[2] 參見《發(fā)刊詞》，《新建設》1949年第1期。

[3] 參見《新建設》1949年第3期。

[4] 北京圖書館《文獻》叢刊編輯部編《文獻》第1輯，書目文獻出版社，1980。

[5] 郭沫若：《幾封討論古代研究的信》，載《奴隸制時代》，新文藝出版社，1952，第183～184頁。

[6] 郭沫若：《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載《郭沫若全集·歷史編》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41～42頁。

[7] 華崗：《中國歷史的翻案》，人民出版社，1981，第29頁。

[8] 李曉虹在《從版本變化看郭沫若心中的王陽明》（《郭沫若學刊》2012年第3期）中，從此前半年的三次檢討所帶來的“思想壓力”的角度討論了郭沫若1952年3月改版《歷史人物》時刪掉《王陽明》的原因，值得參考。

[9] 林甘泉、蔡震主編《郭沫若年譜長編》第一卷對《王陽明禮贊》的修改情況做了簡要說明。

[10] 郭沫若：《序引》，載《水平線下》，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1928，第1頁。

[11] 郭沫若：《序引》，載《水平線下》，創(chuàng)造社出版部，1928，第2頁。

[12] 郭沫若：《〈盲腸炎〉題記》，載《盲腸炎》，群益出版社，1947，第4頁。

[13] 郭沫若：《序》，載《地下的笑聲》，海燕書店，1947，第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