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關(guān)于“古文”一語詞義的演變，作為文體的“古文”的發(fā)展源流，筆者在《唐代古文運動通論》中已提出過淺見，茲不贅述。概括起來說，提倡“古文”、改革文體不自唐代始，但提出“古文”文體這個具體概念是在唐代，而“古文運動”之得到質(zhì)的提高，取得遠遠超出駢文的藝術(shù)成就并取而代之，功績首推韓愈，還有他的協(xié)作者和贊同者們。而韓愈之得以成功，則決定于他認識的明晰、態(tài)度的堅決和方法的正確。

對于認識的明晰，本書第一章已討論到了。這里可再做些補充。在韓愈以前，提倡改革文體的人都有不同程度的片面性。一個最主要的表現(xiàn)就是單純追求“復古”。不顧及社會的發(fā)展與語言的變化而要求文體和語言追摹古人；不顧及思想的發(fā)展而要求在觀念上規(guī)仿古人。例如在西魏，“時人論文體者，有古、今之異”（《周書》卷三十八《柳虬傳》）。當時所謂古體，就是在遣詞用語、口吻聲氣上都與先秦文字一致的假古董。蘇綽因魏帝廟祭，仿《尚書》作《大誥》，就是這種文體的典型。這樣不通時變，脫離實際，誠如后人所批評，是“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適時之用”的。劉宋時代的史學家范曄“恥為文士文”；梁裴子野撰《雕蟲論》，抨擊“擯落六藝”、“箴繡鞶悅”的江右文風，也都沒能從正面確立新文體到底應(yīng)是什么樣子。隋末大儒王通，在《文中子中說》里，首次提出了文章“必也貫乎道”的主張，要求做到“上明三綱，下達五常”，對于六朝文人包括謝靈運這樣有貢獻的人物都猛烈加以攻擊，他本人寫文章則正是在行文遣詞上都模擬經(jīng)典的。例如《中說》就在形式與語言上完全模仿《論語》。他的這種作法之不能被人接受，從他的作品絕大部分失傳即可證明。在唐代，可以作為一種傾向的代表的是元結(jié)。他是早期“古文”的代表人物，思想、藝術(shù)上都取得了不少成就，一般認為他是韓、柳以前對“古文運動”貢獻最大的人。但他在藝術(shù)觀上是保守的。他寫《水樂說》，認為自然的流水聲音是最美的音樂。他遵循的是道家還醇返樸的觀念。因此，他的散文盡管思想內(nèi)容很豐富，反映現(xiàn)實有相當深度，語言表達上卻有意追求生澀古奧，得不到應(yīng)有的藝術(shù)效果。這些都是形式上的復古。還有前面講過的思想上的復古。不少人以為挽救文章的內(nèi)容，只能表現(xiàn)古先圣王的“六經(jīng)之志”和“儒家之道”。實際上，“儒家之道”要想占據(jù)思想領(lǐng)域，也是要適應(yīng)時代而變化的。用僵死的語言來表達陳舊的道理，其不被時代接受是必然的。韓愈以前“古文”之不能取得大的進展，原因主要在這里。而韓愈在這方面認識是明晰的，聯(lián)系前兩章的分析，這一點就更清楚。

再是態(tài)度堅決。唐初沿襲六朝文風，經(jīng)“四杰”、陳子昂，特別是開、天以后，這種文風逐漸有所改變。但盡管“古文”取得了一定成績，卻一直未能在文壇上取得主導地位。特別是由于唐代的科舉考試，如進士科的策問與律賦，制科試中的對策與判詞，都用駢體；朝廷中的詔誥制命、表章奏議也都用駢體。駢文乃是當時讀書人干進求仕的基本功。這樣一種普及實用的文體，文人們相沿成習，又與每個人的切身利祿相關(guān)，要想改變它是不容易的。柳宗元早年以文章得“奇”名，他就特別擅長寫駢文；后來到長安作官，每天有不少人向他登門求教，他傳授的是駢文技巧。貞元、元和之際，自白居易、元稹登上文壇，在詩歌方面倡導“新樂府運動”，這是詩歌的一個重大革新，但他們?yōu)闇蕚渲瓶瓶荚嚩鴮懽鳌恫吡帧?，所用的也是駢體。這已是韓愈倡導“古文”以后的事。在韓愈稍前，有陸贄那樣的人，他作為杰出的政治家，所寫章奏內(nèi)容充實、觀點鮮明，但卻沖不開駢體的束縛。而韓愈在批判駢文上卻一反流俗。他在早年求進士時，就深惡駢體“俗下文字”的文風。他說：

　　……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仆誠樂之。就求其術(shù)，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相示，仆以為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于其心，四舉而后有成，亦未即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shù)，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于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于中書。雖不得試，人或謂之能焉。退自取所試讀之，乃類于俳優(yōu)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shù)月。（《答崔立之書》）

這是他早年舉進士時的想法。駢文的“長處”就在于表達上的雕琢細密，但他卻說這類“人多貴之”的文體可以“不學而能”，就是說，這不是真正的藝術(shù)本領(lǐng)；又說它類于俳優(yōu)者之辭，文品低下，無益實用，只是供當?shù)勒咄尜p的對象。因此，為應(yīng)付科舉考試而寫作這類文字，竟使他數(shù)月之間心懷慚沮。后來他寫《上宰相書》，批評當時考試所用駢文：“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者，然后得從下士之列?！彼f這種文章是一種“程式”，即限于詞藻、聲韻、句式的一種凝固的形式。“程式”一語，是對駢文形式主義的一針見血的批評。到了貞元十六、十七年，他先后寫出《送孟東野序》和《答李翊書》，系統(tǒng)地提出了“古文”理論。以后即大力宣傳“古文”、創(chuàng)作“古文”。在當時，是受到相當大的阻力的。他慨嘆說：

　　仆為文久，每自測意中以為好，則人必以為惡矣；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時時應(yīng)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慚，及示人，則人以為好矣。小慚者亦蒙謂之小好，大慚者即必以為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于今世也。（《與馮宿論文書》）

但就是這樣，他仍獨抗流俗，奮力斗爭。特別是他還廣泛召引后學，作《師說》以為行事依據(jù)。《師說》的思想內(nèi)容下文將另討論，其中有一點是可以注意的，就是他認為“師”不僅“傳道”，還要“授業(yè)”、“解惑”，這也就包括教授文章。所以他寫了那么多論文的書信，宣傳“古文”，諄諄告諭，深刻親切，其中確有一些長期實踐取得的切身體會，往往比他的論道的文字給人以更多啟發(fā)。社會上為此加給他“好為人師”的罪名。連柳宗元都說他強顏為師，得狂怪名。柳宗元后來熱情宣傳“古文”，與他的態(tài)度并無大的不同；但柳宗元有所避忌，一再表示不愿為師。有人以為這是因為柳身為流囚，地位所限，不得不如此。但實際上韓愈大半生仕途并不得意，長期在學府、卑位間流轉(zhuǎn)，他召引后學，造成影響，是靠了自己的才智與毅力，在這一點上他顯然比柳宗元信心更足，勇氣更旺。他自己說過：“愈不幸獨有接后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保ā洞饎⒄驎罚坝驳啦患有薅娜找嬗忻７虻啦患有?，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忌?！保ā杜c陳給事書》）但是就在這種攻擊與阻力中，他號召同道，培養(yǎng)起一批所謂“韓門弟子”（見李肇《國史補》）。如李翱、張籍、皇甫湜、樊宗師等人，都在他的影響下，為“古文”的發(fā)展做出了各自的貢獻。他與柳宗元之間的互相推挽、學習、影響就不必說了。在建設(shè)“古文”這種新文體上，他確實有一種“直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質(zhì)諸鬼神而不疑”（《與馮宿論文書》）的堅定性，有一種獨抗逆流、無所畏懼的戰(zhàn)斗精神，也有一種善于團結(jié)同道、樂賢好善的領(lǐng)袖風度。所以，他以一個“文人”資格，卻能領(lǐng)導一代文壇，改變了文壇的潮流，這與譬如三曹的以帝王身份號召文壇不同；他又組織起一個隊伍，造成一種運動，這與譬如陶潛之孤立雄視一代不同。當然，個人的成功有其時代的原因，韓愈也只是時代要求的體現(xiàn)者而已。但是，韓愈之成為韓愈，他個人的意志力量的作用也是不可否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