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集結(jié)號

在刻不容緩加強戰(zhàn)備的形勢下，中國共產(chǎn)黨運用了強大的政治動員能力和組織調(diào)動能力。這種能力來自新中國建立之前28年的革命戰(zhàn)爭、根據(jù)地建設的歷史，也來自新中國建立后14年在政治運動、經(jīng)濟建設中進一步鞏固的領袖與政黨的威望。⁽¹⁾

“好人好馬上三線”的動員口號和榮譽感，讓很多職工對內(nèi)遷心向往之，成了搬遷得以順利展開和神速推進的基礎。內(nèi)遷職工和家屬，懷著“讓毛主席睡好覺”的虔誠心愿，奔赴貧瘠偏遠的三線地區(qū)，投身于后方基地建設。

調(diào)兵遣將

上光廠先遣隊員在新添寨開工時，108名貴陽學徒代培生啟程前往上海，接受為期一年的培訓。當時上海不少援建企業(yè)都招收過“小貴陽”和“小四川”，與1965年分配入廠的大中專學生及部隊復員軍人一起，充實到三線建設者的生力軍中。

17歲的劉學文是108名代培生中的一員，滿懷興奮地來到上海，開始跟師學技術。

劉學文（時為新招入廠的代培生）：

廠里人簡稱我們是“貴陽徒工”，其實當時我連貴陽話都聽不懂。我在徐州出生、長大，初中畢業(yè)才去貴陽，和在那里工作的父親團聚。父親本來是徐州煤礦的科級干部，在1964年“四清”運動中參加工作隊去了貴州，后來在貴陽市新華路街道辦事處當書記。第二年，我們?nèi)胰ベF陽和父親團聚。

我聽不懂貴州話，不想再上學了，剛好上光廠來新添寨建廠，要招收108名本地人當學徒工，我就進廠了。我們在貴陽市先集中學習一個月。在徐州我家主食吃煎餅和饅頭，在貴陽學習時主食米飯，我吃不大慣，還拿細糧跟人換苞谷和窩頭。那時年輕比較容易適應，到上海之后我也習慣吃米飯了。直到現(xiàn)在還有人開玩笑問我，換不換窩窩頭？

那時我們對上海都很向往。在火車上嘰嘰喳喳地議論，有人說上海百貨公司的衛(wèi)生間，比貴陽百貨商場還干凈呢。我們住在寧國北路的上光廠宿舍，前三天到處跑，還逛了南京路，看了一場立體電影《魔術師的奇遇》，帶一副特殊的眼鏡，感覺很新奇。

分配工種時，我在機修車間冷凍房里學開空壓機。一年后回去，在新添機修車間，顏根娣是我?guī)煾怠ＹF陽人比較野，有兩個男生在上光廠草坪上打架，其中一個拿出水果刀來，把上海人嚇壞了?！靶≠F陽”在上海，最不習慣吃飯沒有辣椒，有時去附近店里吃面條，有辣椒醬時，無論瓶子里有多少都被我們倒光。上光廠花園里長著一些紅色的小尖椒，還沒長大，就被我們吃完了。還有徒工叫貴陽家人寄信時，往牛皮紙信封里倒辣椒面，在食堂吃飯就拿著信封往飯菜上灑，嗆得邊上的上海人直打噴嚏，后來都不敢靠近我們的桌子。

上光廠三線建設動員得很快，當時我是徒工團支部書記，廠里叫我們向師傅們宣傳貴陽說那是個好地方，四季如春，冬暖夏涼。有些老師傅聽了，就沒準備厚棉衣。1966年9月，我們和上光廠三線建設大軍一起回到了貴陽。那年冬天特別冷，據(jù)說是10年沒有過的低溫，好些沒帶棉衣的上海人，凍得連家門口都走不出去。有些師傅來問我：“劉學文，你不是說貴陽四季如春嗎？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只好實話告訴他們，我也是聽說的。我1965年才到貴陽，還沒過冬就來上海了。

易學儉也是代培生中的一員，去上光廠實習時還未滿17歲。一幫女中學生住在宿舍里，像一群歡樂的麻雀。上班跟師傅學技術，星期天出去逛上海，游公園。愛美的女生，在臨江公園里留下了青春的倩影。

易學儉（時為代培生）：

女徒工在上海臨江公園，前排中為易學儉

我這個姓，以前只有湖南人才有，我家祖上是岳陽的一個大家族。日本人進來把我們家老房子給砸了，祖母逃難離開了湖南，那么大的一個家說散就散了，奶奶說家里樓上鄭板橋的畫都沒來得及拿，全家前往云南找我父親。親戚在云南開車行，我父親去那里學技術，后來就在保山開車拉貨。祖父母到了昆明，沒找到兒子，再跑到貴州還是沒見著。后來還是我父親聽說有一幫湖南人拖家?guī)Э谔舆^來，自己找過去才團圓的。勝利后他們沒回湖南，還好沒回去，否則后來土改被劃為地主老財，也要吃苦。我六叔黃埔軍校畢業(yè)后參加了國民黨，后來還起義，解放后一直是“運動員”，靠拉人力車過日子。我們生活在貴陽，父親在世時家里都說湖南話，所以我概念里真不知哪里才是我的故鄉(xiāng)。

初中畢業(yè)時，同學有上山下鄉(xiāng)，也有考高中和中專，被招進新光廠的代培生里，還有貴陽修機場時的征地工、社會青年，比我們大五六歲。我們到上光廠培訓時，我分在金工車間，跟樂桃林師傅學開銑床。我們八個女孩住一間宿舍，每周三天在上光技校上課，三天去車間干活。文化課學機械零件的公差配合，還有物理、數(shù)學。過了一段時間文化大革命開始，車間里抽我去抄寫大字報，抄完后交給車間黨支部，抄了3個月吧，就跟著內(nèi)遷職工大部隊返回了貴陽。

1965年分到上光廠大學生就有近60名，來自浙江大學、哈爾濱工業(yè)大學和上海機械學院等相關專業(yè)。另有一批四年制的中專生，畢業(yè)于上海機械學院、上海電機制造學校，實訓一年之后，全部遷往貴陽新光廠。

哈工大畢業(yè)生張存驥從上光廠內(nèi)遷到貴陽，初來乍到時的集體生活艱苦又歡樂，一直在他心里駐留著，活色生香。

張存驥（時為技術員）：

我父母抗戰(zhàn)時期逃難到四川樂山，我在那里長大，高考時上了哈爾濱工業(yè)大學，畢業(yè)分到上海光學儀器廠。同屆校友還有張寶貴、賴福興，后來都內(nèi)遷到貴陽新添，在那里成家立業(yè)，兩位同學至今生活在貴陽。當時，我們七八十個大學男生在一個大倉庫里睡統(tǒng)鋪，晚上沒什么活動，大家就在被窩里吹牛。記得有位姓戴的同學很愛喝酒，那時一瓶茅臺酒才賣一元多，他就著一些餅干，就喝光了一瓶茅臺。我們說他醉了，他說沒醉，我們就鼓動他穿上衣服，去桃花山小石橋上走幾個來回。桃花山是靠近干打壘宿舍的一座小山，與廠區(qū)隔著一條小河，職工上班要走過河上的一座石板小橋。那年冬天特別冷，桃花山下的小路都結(jié)冰了，下山時路很滑，南方來的同志簡直下不了山，只好在腳上捆上稻草，手腳并用慢慢地爬到河邊。那天晚上，在大家起哄下，戴同學和我們一起來到了桃花山下。那時河邊沒有路燈，月光照著黑黝黝的群山，潺潺流水之上，小石橋結(jié)了一層薄冰，滑溜溜的。戴同學在小石橋上走了兩個來回，穩(wěn)穩(wěn)當當，沒有半點醉意，果然是好酒量啊。⁽²⁾

血書

1966年7月份，803工程的全體職工首先到達貴陽，同時上光廠于7月27日在上海江灣體育場召開全體職工動員大會，并邀請了不少在上光廠工作的職工家屬一起參加。會上向職工們說明了三線建設的重大意義，要求在會后分單位分組討論，主動報名，由領導審批；會上還要求報名內(nèi)遷的職工要全家革命，扎根內(nèi)地。當天下午全廠停工討論，報名人數(shù)大大超過內(nèi)遷需要的職工人數(shù)，在三日內(nèi)根據(jù)工作、工種、配套，職工的政治表現(xiàn)和業(yè)務素質(zhì)等逐個研究，確定人員名單，用紅榜公布。名單公布后，很多青年工人見自己榜上無名，紛紛找到車間和廠領導要求內(nèi)遷，很多職工為不能內(nèi)遷而__放聲哭泣，我們不得不耐心做工作，希望留下的同志安心工作，幫助內(nèi)遷職工做好準備工作。

——葛民治《艱苦奮斗創(chuàng)建新天》

跟葛民治一道去西部選址的陳商誠，此時已任光學研究室黨支部書記。室里有300多名科技人員，是工廠的“頭腦”部門。三線建設動員會后，要選出近半數(shù)的科技人員去貴陽也建立一個光研室，讓兩廠的科研生產(chǎn)比翼齊飛。為了平衡兩邊的人員配置，在報名踴躍的情況下，還要做工作把一些人留下來。

陳商誠（時為上光廠光研室黨支部書記）：

葛民治（左）與陳商誠攝于80年代

當時我們光研室有位女同志寫了血書，還在血書上簽下全家人的名字，女兒只有一兩歲吧，名字也上了決心書。試造車間有兩個女徒工還不到20歲，也哭哭啼啼，吵著要去。

那時上級部門沒有叫葛民治去貴陽工作，他是要留在上光廠繼續(xù)搞好生產(chǎn)發(fā)展的，我也沒有定下走還是留。我還勸一些同志說，我們要建設“東方蔡司”，也需要有人干活的，大家都要服從組織分配和工作需要，有些人就這樣被勸下來了。光研室大學生比較集中，有些人的配偶是干部，還有的是飛行員，是不可替代的緊缺人才。當時有條不成文的規(guī)定，配偶是處以下干部，可以跟著一起去貴陽安家，如果對方是處以上干部，崗位比較重要，就不選這名職工了，不能造成太多的夫妻分居。但如果配偶是中學教師和醫(yī)生，就會優(yōu)先入選名單。企業(yè)建在山區(qū)，和當?shù)厣鐣?lián)系不便，加上管理體制問題，三線企業(yè)都得自建一套循環(huán)系統(tǒng)，要建學校，要方便看病就醫(yī)，太需要這些人才了。

江灣體育場動員大會當天下午，26歲的光學車間團支部書記顧早明，在車間繼續(xù)動員會中跑上臺去，表示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報名去貴陽參加建設。發(fā)言后他感覺意猶未盡，用滬語唱起了歌曲《打起背包走天下》：

打起背包走天下呀，我們要聽黨的話。

哪里需要哪里就是——我的家！

顧早明是上海機械學院中專生，1962年和30多位同學一起分進上光廠。同學都知道他家是上海浦東本地人，妹妹已出嫁，父母跟前只有他一個兒子。大家笑他說，你再表態(tài)、唱歌也不會走的。顧早明有些氣惱，覺得自己的決心受到了輕慢。

顧早明（時為光學工人、車間團支部書記）：

有些同學跑來問，小顧啊，你是真的要去，還是嘴上說說的？我馬上跑到辦公室，咬破右手小拇指，擠出鮮血，在信紙上寫下三個字：決心書。然后用鋼筆接著寫：“我堅決響應黨的號召，強烈要求去支援三線建設，全家一起革命！”寫完后把決心書交給領導，同學看我是真心實意，就不響了。

我進上光廠后跟師光學刻度專家宋長標，他發(fā)明過很多光學儀器的關鍵元器件，我親歷了他對度盤、標尺傳統(tǒng)加工方式的革新，用刻度和照相復制原理，淘汰了粗糙、有毒氣的工藝，大大降低成本，還提高了儀器精度。廠里為此舉辦刻度訓練班，技校也開設照相刻度班，還把光學刻度組發(fā)展成一個車間。在宋長標的主持下，我把刻度工藝生產(chǎn)操作過程整理出來，為技校提供了教材，我從中也學到了東西。內(nèi)遷前夕，車間支部書記王惠芬把我調(diào)去金工車間，那里有幾百個職工，我還擔任了團支部書記。國家號召三線建設，我當然是要響應的。

阿爸曉得我要去貴陽，嘆口氣說：出門一里，不如窩里。他曉得說服不了我，在自己工作的國棉19廠嘆苦經(jīng)，廠黨委書記親自跑到上光廠來協(xié)商，想把我留在上海，讓同在上光廠的我妹妹去貴陽。領導拿出了我的血書，書記回去對我阿爸說，老顧啊，還是留女兒在上海吧。阿爸氣呼呼地說我是“一頭犟?！?。那時我們宣誓立言，都是從心里出來的，大家都相信寫過血書的人，一定會去實踐諾言。決心書就是交給組織的契約，更何況是血書呢！我妻子沈菊英是鳳南新村小學老師，是個老實人，我說走她也沒有二話，就跟著去了，抱著不到1歲的小女兒。3歲的大女兒先留在爺爺家，戶口也被我遷走了。現(xiàn)在的人會說我們太戇了，寫歸寫，做歸做嘛，多少人就是講一套做一套的嘛。

初到新添寨非常艱苦，宿舍都沒造好。有天晚上幾個小青工坐在地上，說起我在動員會上唱歌，他們也唱起了滬劇《小珍珠》：“媽媽啊，快來救我出火坑……”唱歸唱，大家并沒有打退堂鼓的意思，到現(xiàn)在聚在一起，對那段經(jīng)歷還很留戀。誰沒有年輕過？哪個年輕人沒有過理想和沖動呢？

廠黨委關起門討論了三天，結(jié)合工種、政治表現(xiàn)和業(yè)務素質(zhì)，對逾千名職工逐個研究和調(diào)配。部分實在難以取舍的部門和人員，按工號單雙數(shù)做決定，最終定下了800個職工的名單和工號，人稱“八百壯士”（見附錄）?？紤]到兩邊的生產(chǎn)和發(fā)展需要，在部署內(nèi)遷工作時，爭取到一批復員軍人和大中專畢業(yè)生，加上當?shù)卣惺盏?08名徒工，貴陽新添光學儀器廠到正式開工時，職工人數(shù)達到了1340余名。

戶口

1949年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為穩(wěn)定社會，建立新秩序，實行戶籍校正和查對，對戶口進行登記，將流動人口嚴格控制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nèi)。納入政府管理系統(tǒng)的戶籍，維系了市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口糧及各種副食品的定量供應、孩童學籍、成人就業(yè)以及住房分配等等。戶籍登記制度減少了流動，城市人口相對穩(wěn)定和固化，此后再更換居住城市和工作地點，就是比較麻煩和困難的事了。

上光廠黨委還在研究內(nèi)遷人員名單，黨委秘書張慶元就先行一步，帶上自己的戶口去了貴陽。他從浙江大學調(diào)來上光廠后，很得葛民治的賞識，這次被派出差去貴陽，只是監(jiān)督工程進度。此時葛民治還未料到自己將在半年后被調(diào)去貴陽，對陳商誠、張慶元等得力助手從未松過口。

張慶元（時為上光廠黨委秘書）：

張慶元保存的上光廠和新光廠證件

我出生在汕頭，在抗戰(zhàn)中遭遇了家破人亡，獨自出門去流浪，還經(jīng)歷過要飯充饑的日子，后來被姨媽收留在福建。解放后我能有機會讀書，考上浙大接受高等教育，全靠共產(chǎn)黨和新中國的培養(yǎng)，我對黨對國家感情很深，一旦有需要，我會毫不猶豫去行動。我1961年從浙大光儀系畢業(yè)，1960年就提前被分配留校工作了。1964年暑假，上光廠來浙大選人，陰差陽錯把我要走了。浙大知道后派老師來上海把我要回去，還說用一名懂得三國外語的老師來換我。但葛民治不肯放，說我們廠有課題，要和浙大協(xié)調(diào)把我妻子也調(diào)來上海，為她聯(lián)系去一所中學當老師。上光廠把我作為培養(yǎng)對象，派出去參加四清工作隊，還給我分了房子。

四清結(jié)束后，我擔任了黨委秘書，那時內(nèi)遷工作已經(jīng)開始，葛民治要我留在廠里，但我想去國家最需要的地方。廠里籌備組過去時，老葛說賀湘迅書記帶隊，你陪他出一趟差吧。我決定乘這個機會，把集體戶口上我的那一頁帶走。1966年4月12日，我跟著賀書記上了火車。到工地上一看，本該7月交的房，才剛剛開始澆水泥，進度太慢了。賀書記就叫我去復員軍員人組成的三連一起工作，領導看到我的行動，也知道攔不住了。又過了一個多月，我妻子蘇玉真從浙大打來電話說，上光廠來人把她調(diào)走了。我說等我回來接你吧，我想回浙大一趟和老師同學道個別，可是賀書記說，這邊跑不開，叫我顧全大局別回去了。結(jié)果上光廠派了兩個人去浙大，到我家?guī)兔Υ蜾伾w收拾行李，送人上火車。蘇玉真連電報都來不及發(fā)給我，就帶著孩子一起來到了新添寨。

工程師諸鏡清和妻子張惠君去派出所遷出戶口時，戶籍警叫他們?nèi)ミ吷献?0分鐘，想好了再作決定。全家兩大兩小，遷出去容易，再遷回來就沒這么便當了哦。對這善意提醒，諸鏡清很不耐煩：“同志，我沒辰光考慮這個問題，儂快點幫阿拉遷脫！”

內(nèi)遷初期的諸鏡清、張惠君夫婦

諸鏡清（潛望鏡光學工程師）：

當時我剛完成潛望鏡大透鏡光膠工藝的技術攻關，好比給潛望鏡做眼球。把轉(zhuǎn)向透鏡的兩塊大鏡片，用光膠的方式膠合在一起，不用粘合劑。從130毫米、150毫米，到180毫米，那么大兩片透鏡，靠分子引力吸牢，中間不能有一點點雜質(zhì)，上光廠做過的光膠鏡片最大直徑只有50毫米。攻關小組的幾個人從土辦法開始試驗，2個人把住夾具中的一對透鏡，一個人用木棒在上面加壓，排出里面的空氣，現(xiàn)在想想蠻可笑……這樣一步步，到1965年已經(jīng)能夠從產(chǎn)品里挑出一些合格品，作為樣試產(chǎn)品送去裝配了，但是還有很多技術問題要解決。⁽³⁾

我16歲就進私營廠學生意，那時機械、光學和裝配不是分得很清，學徒工什么都做。后來工廠被國家贖買并入上光廠，我白天上班，晚上還去江蘇路上的市三女中讀中學課程，一邊拼命鉆研技術。1960年我在儀表局被破格提拔為工人工程師，和蔡祖泉同一批。我再半脫產(chǎn)去讀業(yè)余大學，讀到第3年，內(nèi)遷開始了。當時還有幾個同事在和我一起讀書，要是不內(nèi)遷的話，再堅持一段時間就畢業(yè)了。

諸鏡清和妻子張惠君，對戶籍警表示已經(jīng)拿定主意了。于是戶口本上的家庭成員頁面上，全部被敲了注銷章。臨出發(fā)前，6歲的女兒諸黎華突發(fā)急癥，身上出現(xiàn)多處淤青，醫(yī)生判斷為血小板過低而引發(fā)，建議留院觀察。但他們還是按時上了火車。抵達貴陽的當天晚上，小黎華突然呼吸局促，淤青斑塊一片連一片，成了深紫色，看著就嚇人。隨隊醫(yī)生決定送市里醫(yī)院，張惠君抱起孩子出門攔車。第一輛車停下時，一看是運尸車，她們不肯上去。過一陣來了第二輛，是運糞車，氣味難聞，但醫(yī)生說救孩子要緊，還是上去了。

諸鏡清家遷出戶口時，一個叫趙月英的小姑娘走進寧國路派出所，拿出一個戶口本說，阿爸姆媽叫我來遷戶口，我們家要到外地去了。戶籍警問，你爺娘為啥不來？小姑娘說他們在上班。10歲的趙月英長得機靈相，又有蓋了公章的內(nèi)遷證明，警察便手起章落，注銷了眉州路60號趙冠軍、蔡寬桂夫婦及三個孩子的戶口。

趙月英（隨遷子女）：

我那時不知道“去外地”意味著什么，我們有個鄰居在貴陽棉紡廠工作，媽媽帶我去她家問貴陽怎么樣，有一句話讓我記住了，她說貴陽煤很便宜，一只煤巴8分錢，有10斤重。離開家去北火車站的前一刻，我突然感覺到，要和奶奶分開了，我拉著窗柵欄就哭起來，奶奶也眼淚汪汪，后來是爸爸媽媽把我手掰開，拉起我走了。

趙冠軍全家攝于內(nèi)遷前夕，左一為趙月英

奶奶只有我爸爸一個孩子，父親10歲時，爺爺跟國民黨部隊調(diào)防走了。母子倆相依為命，我們家內(nèi)遷時，太祖母還在世。1969年初，太祖母快不行了，奶奶要我爸回上海都趕不及，那時火車太慢了。我也只能到了暑假，才能回上?？茨棠?。后來我工作了，每月給奶奶寄5塊、10塊的，讓她開心開心。那時郵遞員投送匯款單時，會在弄堂里大聲喊：幾號幾號，誰誰誰敲圖章！奶奶就喜歡聽這聲喊叫。

臨行前兩天，6級技工馮振福去房管所辦手續(xù)，將父親早年購置的私宅交給公家。房屋地址在華山路1928號，是一開間的街面房子，進深直通后弄堂，是馮老爺子早年所購置，位于現(xiàn)今的徐家匯港匯廣場邊上。

徐家匯是上海的重要地標。明代大學士徐光啟在這里活動，其家族也在此繁衍生息，商貿(mào)日益繁榮。1949年間，徐家匯華山路段有191家商店，多經(jīng)營服裝鞋帽類日用品，馮家早年購置的房產(chǎn)也在其中。長方條形的屋子被隔為三段，朝南沿街開設了日雜貨鋪，馮家人居住在中段，靠后門的小間住著租客，解放前夕物價飛漲難以控制，馮家將租金設為每月一斗米的市價。馮老爺有兩個兒子，老大在北京工作，小兒子馮振福是上光廠技工，兩人對做買賣均無興趣。解放后，前面的店鋪被國營公司征用，開設日用品雜貨商店，還掛有店招。老馮一家從后門弄堂進出。

上海的民宅在解放后，因業(yè)主出走、遷徙或上繳等變動，多歸國有房管所和企事業(yè)單位管理。租戶只要做過戶口和居住地登記，向管理單位繳納租金，便擁有長期居住權。當戶主遷離上海，戶口注銷之后，住所就歸由房屋管理單位重新分配。馮振福在內(nèi)遷時，是將私宅作了公房式的處置。然而，在房管所簽字辦結(jié)時，辦事員對他說：“你付200元錢?！?/p>

老馮一愣：“200元？這是什么錢？”辦事員說，是裝修店面的錢，你先墊付了，回去再和雜貨公司結(jié)算。老馮說，這店是公家開的，為啥要我墊付修理費？房子都交給你們了，還叫我付錢？他一生氣，扭頭就走了。

此時，女兒馮敏已是天平路小學一年級新生。5歲的兒子馮民甲要再過15年，才懂得父親一怒之下的那個轉(zhuǎn)身，對他意味著什么。雖然還不識字，小民甲卻能流利地背出家庭住址：華山路1928號。小民甲曾在這年夏天走失過一次，母親和姐姐遍尋不見，去派出所報了案。那時還沒有人拐賣兒童，小弟弟獨自一人，竟走到了市郊北新涇一帶，被路人送進派出所。小民甲說不上家庭住址，只說弄堂口有很多店，也許就憑這個線索，警察就和徐家匯派出所聯(lián)系上了?；丶衣飞?，小民甲被父親逼著反復吟誦：“華山路1928號，華山路1928號……”

臨危受命

直到大部隊出發(fā)前十天，葛民治還在上光廠辦公室里，考慮著人員和設備經(jīng)過大出血式的抽調(diào)后，如何得以繼續(xù)發(fā)展。偏偏這時，千里之外的貴陽工地出了情況。多年以后，葛民治仍記得那天的長途電話。

葛民治（時任上光廠黨委書記）：

1966年9月24日，我突然接到朱德順同志的電話，告知貴陽由于動亂，負責新廠廠房施工的建工部四局一公司已經(jīng)搬走，新廠除主廠房、部分職工宿舍、供水設施外，其他都未完成。我聽完他的情況匯報后，對他說，上光廠的內(nèi)遷這邊工作已經(jīng)按時完成，要他們繼續(xù)做好內(nèi)遷準備。我立即向部局領導電話匯報了貴陽的基建情況和上光廠的內(nèi)遷準備情況。請示是否按計劃內(nèi)遷。部局決定：“晚遷不如早遷，還是立即內(nèi)遷。”⁽⁴⁾

此時上千名職工和家屬大部隊已整裝待發(fā)，距離出發(fā)只有幾天了。150多臺非標設備、2萬多套工裝，以及當年投產(chǎn)的7種計量儀器毛坯件和半成品已全部裝箱發(fā)車?？涩F(xiàn)在，施工單位撤離了。怎么辦？

與此同時，許多三線基地也都成了被迫停工的爛攤子。文化大革命的到來，打亂了正常的步驟。全國大中學校紛紛停課，學生戴著紅衛(wèi)兵袖章批斗校長和老師，查抄有“封資修”嫌疑的人家，乘上免票火車到各地串聯(lián)。工人群眾也開始批斗書記廠長和單位領導人。大字報和標語給城市建筑外墻糊上了斑駁的紙衣。人們神情高亢，紅袖章與旗幟橫幅交匯，形成了紅色的海洋。備戰(zhàn)的急迫性在不知不覺中竟被延宕，1966年上海內(nèi)遷工廠指標為198家，到6月底只遷走57家。

尚在運行中的國家部委依然強調(diào)要如期完成計劃。在這個當口，葛民治被派去貴陽救場。接到命令三天，葛民治已到達新添寨，趕在了大隊人馬出發(fā)之前。

葛民治（新任新光廠黨委書記）：

部局調(diào)整了新建廠的領導成員，決定由我任新廠的黨委書記，賀湘迅、朱德順等同志調(diào)回上光廠，同時補充夏永扣、姜保堂等同志任副廠長。

當夜，召開黨委會，傳達了上級的決定，匯報了內(nèi)遷準備情況。針對貴陽當時的情況，我指出，只能依靠廣大職工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爭取按時完成內(nèi)遷投產(chǎn)任務。⁽⁵⁾

那天辦公室的燈火通宵達旦，葛民治步出會場就去了工地。橫七豎八的泥工木桶和刀鏟上結(jié)著水泥硬塊，磚墻高一片低一塊。除了803大樓和主廠房的輪廓，其他車間和輔樓還是空架子。

一場硬仗開始了。

葛民治被調(diào)往貴陽新添3個月后，夏維帶著五個孩子來到了新添寨，入住干打壘。夏維曾以為，貴陽只是他們革命生涯中的一站。三線建設完成后，葛民治還將被派往別處，也許回上海，或者去南京和北京。她和老葛結(jié)婚十幾年，從未在一個地方住滿三年。習慣搬家的葛家兒女，也沒想到會在這片山地里長大，父母將在這里工作直到離休。

葛大慶（葛民治的長子）：

全家搬去貴陽那年，我才11歲，已經(jīng)跟父親搬了幾次家。爸爸總是說走就走，我們平時在家，都是媽媽在燈下備課的側(cè)影伴著我們?nèi)胨?。爸爸隨部隊調(diào)防到南京，媽媽就在南京工學院外語系工作。為了照顧我們的生活，家里雇了兩個保姆，外婆也來我們家同住。我上小學在南師附小，是當?shù)刈詈玫男W，我轉(zhuǎn)到上海之后還跳過級。媽媽到了上海，在機械學院外文系教研室工作。全家搬遷去貴陽后，我只能讀廠辦子弟學校，剛?cè)r連個像樣的教室都沒有，在臨時工棚里上課，黑板是油毛氈做的，用濕布擦得都發(fā)白了，一個老師要兼幾門課。那時我完全沒想到，自己將在這里長大成人……

葛家七口人搬進了干打壘，起先都擠在一間屋子里。寧?？h的大小姐夏維開始動手做飯。在南京有母親和勤務兵幫忙，在上光廠家里也有兩個保姆，在新添寨一切都得自己來。寒冬臘月，她去戶外公共洗衣處刷衣服，手上出了凍瘡，腫得像個饅頭。劈柴生火時，她被煙嗆得咳嗽不止，火候也掌握不好，米飯經(jīng)常夾生，或者焦煳。一段時間過后，十歲的大女兒葛蓮叫母親打住，宣布以后由她做飯。她像隔壁人家的女孩那樣，做起了小當家。

夏維穿上勞動布工裝，成了一名油漆工、電鍍工。給翻砂件去鐵銹、打膩子，將零件扎上鐵絲浸入電鍍水缸里。稍不留神，電鍍藥水濺在工作服上，就會侵蝕出洞眼，她的工裝上有不少小洞眼和鐵銹斑跡。每天上班勞動，下班后再操持孩子的作業(yè)，給他們教英語，講故事。然而這樣的歲月也沒能維持多久，老葛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運動的沖擊。夏維再也沒能發(fā)揮自己的專長，那年她37歲。

(1)　參見董志凱《三線建設中企業(yè)搬遷的經(jīng)驗與教訓》（《三線風云》第三集）

(2)　參見張存驥《工廠門前的小河》

(3)　參見《潛望鏡》“關鍵工藝的突破”

(4)　參見葛民治《艱苦奮斗　創(chuàng)建新天》

(5)　參見葛民治《艱苦奮斗　創(chuàng)建新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