尿床

無論怎么說，十五歲的大小伙子尿床，都不是一件光彩的事，何況我已是“革命干部”。人事處送辦公室轉呈部長的花名冊，我暗暗看過，在我名下的職務欄里填的是“干事”，級別欄里居然填的是“正排”。如果敵人（那時我們天天講：“在拿槍的敵人消滅之后，不拿槍的敵人依然存在。”）知道我是個尿床的正排級干部，還不把大牙笑掉？身邊的同志不笑我，幸好他們年齡都比我大。

我與朱可是1949年底先抽到部里去的，去幫助抄寫“治安條例”“交通條例”之類的東西。一位姓黃的身材肥胖高大的科長同一位瘦高的面色烏青的警察局長好像在草擬這種條例，然后要我與朱可將草稿謄清，呈交處長、部長審閱。革命隊伍中沒有警察局長的稱謂，故而思之，那位警察局長當屬“舊人員”了。果然不錯，后來黃科長告訴我們，他是原來的市警察局長。這是個直轄市，局長的官位不小。據(jù)說他是起義的。記者出身的他，只當了幾個月的局長，解放軍進城前夕，不知怎的他就與解放軍聯(lián)系上了。這座城市是五月下旬解放的，部長剛進城時在一間旅社辦公，這位起義局長去拜見新上司，著實演練了一番。后來據(jù)當時在場的人說，當日他身著筆挺黑呢警服，零件齊備，皮靴锃亮，腰挎彎刀，莊嚴肅穆。不知出于何典，進得旅社大門，就將軍刀從腰帶上取下，靠墻放穩(wěn)，然后雙腳一并，摘下大檐帽托在臂彎上，咔咔咔咔走著正步，令旁邊的人目瞪口呆。我們的部長原是小木匠出身，善于運斧，無論在井岡山還是在以后的肅反中，對要砍的腦殼從不手軟，這時也被正步走來的警察局長嚇了一跳。卸任局長與領導他的黃科長嘴里整天不離“警察”二字，警服的顏色，警服的袖套，弄得我心神不定。我們干訓班有位同學就是因怕當警察而跳了井的，可想此時我的心境。可能是受了驚嚇，加之我與朱可住在地下室里，三九寒天，陰風陣陣，一晚我竟病了。我自小容易發(fā)高燒，一發(fā)高燒就說胡話，驚呼不已。朱可起來陪著我，不斷用毛巾給我擦汗，按住我的肩頭不讓我跳起身。第二天我堅持同朱可一起去到辦公室，朱可把昨晚我病的情況說給黃科長聽，最后還補充說：

“小范燒糊涂了，還叫媽呢！”

黃科長怔了一下，這個粗壯的漢子聽到這話，居然眼圈紅了。

“去，”黃科長對朱可說，“去陪小范到衛(wèi)生所看看病?！?/p>

“我不去，我好了?！蔽覔u著頭。

“罷了，去也沒有藥，醫(yī)生可能又是囑咐喝兩碗白開水?！秉S科長摸摸我的額頭，轉身吩咐朱可道，“你去辦理一下，到司務長那里給小范登記一個病號飯，要廚房下碗面條?！?/p>

朱可去了，我因那碗面條而有些振奮。

警察局長走近幾步，關心地問：“你幾歲了？”

我望望黃科長，黃科長代我回答：“十五?！?/p>

“太小了，本應還在媽的懷里哪。這么小就出來了，怪不得昨晚還在夢中喊媽呢！”警察局長感嘆著。

我本想反駁，黃科長先說了：“我們革命隊伍中，從來就有小鬼，甚至有的還尿床哩！”

我臉熱了一下，趕緊鎮(zhèn)定自己。聽黃科長的語氣，革命隊伍既然收了那些小鬼，似乎也就給了他們尿床的權利。

不久，周啟民、蘇化民、馮克強、胡勝章等一批干訓班的同學，也到部里來了，分配在各個處室。

我們的住地叫怡和村，在西商跑馬場旁邊。這里是市郊，漫天荷塘里，點綴著一幢幢西式別墅。大區(qū)機關都在這里。這些紅的、黃的、灰的造型各異的別墅，原先是屬于洋人和富人的，可能他們還打算回來，所以這些建筑未遭破壞，連室內(nèi)的家具與地毯都保持著原樣。我們住進去后當然就是另一番景象了。

1949年的冬天，這座有火爐之稱的城市特別寒冷，連降大雪，忽陰忽晴。雪剛剛開始融化，往往一夜之間，寒風便將遠近樹木雕琢成玉樹瓊枝；水晶般的樹掛，白絨般的霧凇，將世界裝點得神話一般。就這樣，樹掛與霧凇反反復復地來去，日子卻凍結了。

我住在研究科的地下室。所謂地下室即原先停放汽車及供仆人居住的底層，我們來后在樓上辦公，就將樓下做了宿舍。地下室很冷，南下帶來的兩斤重棉被薄如紙，為了取暖，夜晚睡覺常把棉衣棉褲全蓋在身上，甚至鬧出把皮帶、襪子也蓋在身上的笑話，但無論怎樣想辦法抵御寒冷，寒氣依然陣陣進逼。夜半尿急，越急身子就越卷縮得緊，畏縮猶豫中，又蒙眬進入夢鄉(xiāng)。待從夢中突然驚醒，怯怯地用手摸一摸身下的床單，那濕漉漉的感覺已經(jīng)成了無可挽回的事實。

別墅旁邊是個豪華的花園，雖久無人整修，但鐵欄、亭臺及草木依在。用矮柏樹植成的綠籬，依然平整，依然不失蒼綠的顏色。我將尿濕的床單、褥子鋪在綠籬上晾曬，下午忘記收回，傍晚又下了雪，到晚上從辦公室回來，褥子已被積雪蓋住了。待雪融化，晾曬的東西尚未晾干，接著又是一場雪。如是三四個輪回，我就只得睡四五晚光板了。我的床單及褥子，無疑給冬日的花園增添了一道風景。

那時早晚要學習，干部必讀十二本，一本一本接著啃?！渡鐣l(fā)展史》是學過了的，正在學《政治經(jīng)濟學》。冬天學習時有一盆炭火，有種暖洋洋的氣氛。一晚學習結束，一個與我同室住的同學用一把無柄鐵鏟，將炭盆里的余燼鏟回來取暖，放在兩張床鋪中間。房間僅容兩張床，床間的距離很近。由于冷，我在床上不斷蜷曲滾動，到后半夜我倆都被濃烈的煙味嗆醒了。驚起一看，滿室濃煙彌漫，我的棉衣則撲在地上冒著閃閃的火星，一只袖子幾乎被燒斷，張開一個六七寸長的大口子。幾個同學都為我發(fā)愁，無論從哪方面說，這對于我都是一個關乎國計民生的大問題。向總務處再領一件棉衣？不可能；向哪個同志借一件，更不可能，沒有誰有兩件棉衣。但穿這件斷袖棉衣萬萬過不了冬，并且事關觀瞻，會影響新政權的形象呢！幾個人聚在一起想辦法，忽然周啟民說，他有塊舊布（至今我不明白當時他怎么會有塊舊布）可以打補丁，“顏色不同是嗎？我還有件舊衣服可以罩在外面。”他一面說一面拿出寶貝舊布與舊衣。雖說舊衣的顏色淺了點，大家一致認為不能講究那么多了，只此一法，一致決定立即上街找裁縫店去。

周啟民、朱可、馮克強和我?guī)е粔K舊布，沿著西商跑馬場旁邊的渣甸路向中山大道走去。雨絞著雪，氣溫似乎突然變暖，我們迎風冒雪，仰著滿臉的雪水高唱起來：

像暴風雨中的海燕，

我們要展翅飛翔；

我們是洶涌澎湃的海浪，

奮勇向前。

我們傾訴著全部的真誠，唱出心中的最強音。風在聽，雨在聽，雪在聽，大地在聽，一切被傾倒了被感動了；啊，我們也被自己的歌聲陶醉了。我敢發(fā)誓，我這大半輩子再沒有聽過如此美好，如此令我感動的歌聲了！

從渣甸路轉向中山大道，雨雪中的我們走了好長一段路。不要以為解放了幾個月，所有店員都認識到自己是工人階級一分子了，都是新政權的主人翁了。我們進了幾家裁縫店，都被店員或老板用卑夷、疑懼、厭煩的目光推了出來。后來我們走進一間單門臉的裁縫小鋪，同一個脖子上搭條軟尺的老裁縫說了好一通好話，老裁縫才接了這個活兒，要了我們五千元人民幣（合新幣五角）。那一冬我就是穿著這樣一件補過的棉衣，快快樂樂地在積雪與泥濘中走過來的。

在那批同學中我年齡最小，在部里我也是年齡最小的一個，總是能得到別人的照顧。我記不得1950年之后我是否還尿過床，但我感到我在長大。那時每月的津貼大約是七萬元（合新幣七元），除了買一塊肥皂一支牙膏，也只有兩三塊錢可以零用了。逢星期天我們的主要活動除了偶爾拿著首長不要的戲票去看諸如梅蘭芳、荀慧卿、言慧珠、趙燕俠等名角的演出，更多的是到江漢路及交通路的書店看書，一看大半天，偶爾也買一本。從球場街走出來，走到中山大道口，有一間著名的老通成飯店，據(jù)說里面的三鮮豆皮做得好，好吃得很。我們幾個人每經(jīng)過那里都要議論一番，但不知價錢如何，不敢貿(mào)然進去。一怕違反紀律，二怕我們的粗布衣服遭白眼。我們對美味的三鮮豆皮只能夠坐以論道了。1950年的夏服發(fā)的是蘇式綠軍裝，干部服與戰(zhàn)士服有很大差別，我們發(fā)的是大蓋帽、上衣開襟、袖口鑲紅邊的干部裝，雖然警衛(wèi)團的戰(zhàn)士看著我們不服氣，故意在我們通過機關大門口時高喊“敬禮”口令，嚇得我們盡可能少進出，但穿上新軍裝，人確實精神很多。一個星期日我們從老通成門前通過時，我忽然提出要進去吃三鮮豆皮，幾人怔了一下，沒有討論，就都跟著我挺起胸膛走進店去。

我們圍桌坐下，一個年紀較大、面容和善的堂倌（服務員）走過來問：

“同志，吃什么？”

“三鮮豆皮?！蔽艺f。

“要多少？”

這一問難住了我們，誰知道三鮮豆皮是圓的還是扁的，是論碗還是論斤。大家相視而坐，一時語塞。畢竟我是上過館子的人，稍一想，很老到地回答：

“你看著辦吧。”

“那就每人先來個中碟？”

天哪，原來這寶貝三鮮豆皮是論碟的。

我有些神氣，我想我這次的表現(xiàn)多少會沖淡一些學長們對我尿床的印象吧?！?/p>

事隔幾十年，今年春節(jié)過后出差北京，特意到新華社蓮花小區(qū)宿舍探望周啟民、周移珊夫婦，談起過去，想喝酒。談話間不知怎樣提到電影《江山》，更引起了對幾十年前那段生活的回憶。我談到尿床，談到烤火，談到補衣服，談到三鮮豆皮，周啟民有時會說他記不得了，我一急，忙提醒他：“是這樣……你怎么會記不得呢？你怎能記不得呢？”

幾十年狂風暴雨呼嘯而過，遙遠的往事漸漸清晰起來；杯里的薄酒，愈來愈濃烈醇厚，啟民的眼睛里閃出了淚光。……

那時，我們多么純真啊！

2004年6月11日于廣州麗江花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