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何以信而見疑？

話雖如此，對《游記》提出苛刻要求，懷疑乃至否定其書者，從馬可波羅時代迄今，卻數見不鮮。由于書中充滿了關于東方世界的奇聞異事，使少見寡聞的他的當代人難以接受，在馬可病危前，他的朋友勸他把書中背離事實的敘述刪掉。他的回答是，他還沒有把他所見的事說出一半呢！隨著地理大發(fā)現及歐洲人的東來，馬可書中的許多事物漸被證實，不再被視為荒誕不經了，但還是有人對其真實性表示懷疑。懷疑的口實是，有許多中國的事物如長城、茶葉、漢字、婦女纏足等不見于書中；揚州做官和獻炮法攻陷襄陽等事可疑；還有，在中國史籍中，沒有一件可供對證的有關馬可波羅的資料等等。

1995年，英國不列顛圖書館中國部主任弗蘭西絲·伍德博士發(fā)表了《馬可波羅到過中國嗎？》一書，集此前懷疑和否定馬可波羅到過中國論者之大成。對此，筆者有《馬可波羅到過中國》一文予以回答（《歷史研究》1997年第3期，收入本書第八章），此不贅述。

如我們前面所提及的，馬可波羅關于中國的記事，絕大部分都能在元代載籍中得到印證，有的還可以補中國記載之闕疑，如《站赤》那段公文，如無馬可書的委細述說，我們將無從得悉其所指何事及其重要性；他對中國各地風土人情的描繪，談得津津有味，有如讀一部地方志書。他的書廣布世界各國，譯成多種文字，在我國就有漢文譯本七種，蒙文譯本二種；各國一些學者也傾心竭力研究他，寫出很有價值的專著，這絕不是偶然的。

然而，為什么還有人，包括有些學者懷疑他呢？除上述幾種原因外，是否還有其他因素呢？

一個人的身世和社會地位，是他取得社會信任的因素之一，這幾乎成為一個評價人物的重要準繩。曼德維爾（Sir John Mandeville）由于被稱為英國作家，又是（或自稱）爵士，寫的一部《航海及旅行記》，自稱是于1322年至1356年間在世界各地旅游的經歷，曾被譽為中世紀最偉大的旅行家，稿本、印刷本及譯本為數極多，但最終被揭露為抄襲、剽竊他人之作。馬可波羅的家世雖經學者（如亨利·玉爾）考訂，但如穆爾和伯希和在其《寰宇記·導言》所說：“馬可波羅的家庭所知甚少。”伍德博士書中的第13章《波羅一家何許人也》所說“馬可波羅的身世鮮為人知”，雖然旨在否定馬可書的真實性，但倒可以看出：一個家世無名的人的話或著作總免不了受人懷疑；反之，前、后于馬可波羅來華的西方人，如小亞美尼亞國王海屯一世、意大利方濟各會的普蘭諾·卡爾平尼（或譯柏朗嘉賓）、法國方濟各會的魯布魯克、意大利方濟各會的鄂多立克和蒙特·科維諾等，這些人或為國王之尊，或受教皇或國王的委派，或是著名的苦行托缽僧，他們留下的東游記載，無論其有漏載或誤記，無論其姓名不見于漢文史籍，都被后人重視而不懷疑其真實性。

馬可波羅本人也有缺點，他記事多有夸張，對自己在中國的地位和作用也愛炫耀。他任揚州行省長官一事，若非版本之誤，就是自我吹噓。伯希和說他可能做鹽務官，也只是一種推測。至于把攻陷襄陽之功歸為己有，更是欺世盜名。這當然貽人以懷疑的口實。

馬可波羅在中國究竟扮演的是什么角色，這還是一個謎。蔡美彪研究員在《中國社會科學》1992年第2期發(fā)表的《試論馬可波羅在中國》一文，對這一謎底的解開頗有啟發(fā)，值得重視。他依據元代中國的歷史環(huán)境與馬可書的記事，對馬可波羅的地位與身份作了細致的分析。他說，從其書中關于中國情況的記述看，主要是各地區(qū)的物產、貿易、集市、交通、貨幣、稅收等與商業(yè)有關的事物，既不像旅行家那樣去描述名山大川和文物古跡，也不像官員那樣去記述行政事務和官場糾紛。馬可自稱奉使云南和印度，但書中只稱閣下（Messer）而無任何職銜，再加上其他類似情節(jié)，結論是，馬可波羅是色目（西域）商人，而且是斡脫商人。斡脫是突厥語Ortog譯音，原義為“伙伴”，轉義為“商賈”，是替皇室或蒙古貴族放高利貸或經商而取利的官商，是“見（現）奉圣旨、諸王令旨，隨路做買賣之人”（《元典章》卷十七，至元八年《戶口條畫·斡脫戶》），他們也可以受朝廷或諸王的委付到各地包括域外去采辦商貨包括珍寶等物。因此，對前面提到的忽必烈遣使去錫蘭購求紅寶石時，馬可說他也是使者之一一事，蔡文認為，倘此事所記屬實，馬可波羅本人只是隨員之一，而非使臣。

此外，蔡文對馬可波羅任職揚州鹽務官員一說，認為最多是以商人身份參與過揚州的商務管理；對其在中國各地經行路線方位每有不合，對其書中只講見聞而很少講其本人事跡（按，這二者也是伍德博士否定其書的口實）與中國文獻中不見有關他的記事，對其記述的某些事件往往確有其事而不盡相合等問題，也從其斡脫商人的身份予以合理的解釋。

如蔡文所說，波羅一家本來是威尼斯的富商，馬可波羅到中國時，不過是個二十歲剛剛出頭的青年，以元朝西域商人（特別是回回商人）之多，盡管他聰明干練，忽必烈汗也不會委以重任。由于元朝的對外開放及政治需要，允許外國人在中國居住、傳教和經商，才使他們一家在中國停留十七年之久，還可能利用他們的經商才能和海外知識替政府效力，如此而已。再如，馬可有夸大其辭、吹噓自己的毛病，把攻陷襄陽之功據為己有更是一個大錯誤，如把他作為一個商人的習性來看待，再考慮到他在獄中生活的潦倒，那就不足為奇可以理解了。而過去，人們對他的期望值總是過高，要求太嚴，似乎作為一個大旅行家不應出一點錯。筆者認為，蔡文對馬可波羅的認識提出了一個新思路，是對馬可波羅學研究上的一個突破。雖然這還是一個“假說”，卻是一個合理的假說，是從元代的歷史特點和馬可波羅書的內證中得出的合理的推論，可以說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