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一段重要公文的啟迪

馬可波羅《游記》中有兩章說，波斯君主阿魯渾（Argon）因他妻子死了，便派遣三位使臣來中國忽必烈大汗（元世祖）處，請賜給他一個和他亡妻卜魯罕（Bolgana）皇后同族的女子為配。當使臣目的已達，預備歸國時，特請波羅一家三人作伴，從海道護送所求的闊闊真（Cocachin）公主歸返波斯。二年多的航程把他們帶到了目的地。從那里，他們轉返故鄉(xiāng)，結束了長期旅居異域的生涯⁽¹⁾。

馬可等返抵故鄉(xiāng)威尼斯不久，即遭到與意大利西部城市熱那亞的海戰(zhàn)。威尼斯艦隊戰(zhàn)敗，馬可被擒，身陷囹圄。舉世聞名的《馬可波羅游記》便是馬可在獄中口述，由其同獄難友記錄而成的。

所以，馬可波羅此次經歷實在是《游記》得以傳世和馬可得以顯名的關鍵，而《游記》中記敘此事經過的兩章，也應當是全書中最關緊要的文字。但向來注釋家對這兩章的考證卻不盡令人滿意。最大的原因在于未能像注解其他關于中國的記載一樣，取中國的材料以為印證。于是，此全書中最有關系的文章遂留一大罅漏。

我最近在一本講元代驛站制度的官書里發(fā)現(xiàn)了一段材料，足為此二章游記作很有價值的注釋。因將其揭出，并附個人的見解，作為此文，以求正于國內外研究馬可波羅的先生們。

《永樂大典》卷一九四一八“勘”字韻引元朝的《經世大典·站赤門》紀事，載有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的一篇公文說：

（至元二十七年八月）十七日，尚書阿難答、都事別不花等奏：平章沙不丁上言：“今年三月奉旨，遣兀魯、阿必失呵、火者，取道馬八兒，往阿魯渾大王位下。同行一百六十人，內九十人已支分例，余七十人，聞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乞不給分例口糧?！狈钪迹何鹋c之！⁽²⁾

這段文字里所提到的三位使者名字，和馬可波羅書中所講的阿魯渾的三位使臣名字完全一樣，一看便知。兀魯即是馬可書中的Oulatai，阿必失呵即是Apousca，火者即是Coja⁽³⁾。因此這段文字實與馬可書中所記其離華事有極密切的關系。但在說其關系前，我們應先就這段文字加以研究。

首先，我們須知這段文字的性質。這是一紙批過的呈文，可分三段?！吧袝㈦y答、都事別不花等奏”是第一段；“平章沙不丁上言”至“乞不給分例口糧”是第二段；“奉旨勿與之”是第三段。第一段是上呈文的人名，第二段是呈文內容，第三段是呈文的回批。阿難答是轉奏沙不丁的呈文的人，《元史》中無事跡可尋。他應是兵部尚書。因據《元史》卷一〇一《兵志》所言，站赤之政總之于通政院及中書省兵部；卷八五《百官志》說，兵部尚書掌天下郡邑郵驛屯牧之政令，“凡兵站屯田之籍，驛乘、郵運、祗應、公廨、皂隸之制，悉以任之”。沙不丁所呈者正是驛政中使臣祗應問題，自應經兵部處置。都事是中書省右司郎中下的屬員，秩正七品，亦掌站赤事務。別不花品位既卑，在《元史》中自無事可述。但關于沙不丁，則記載較詳。

沙不丁由管海運出身，后升為江淮行省左丞，至元二十六年升為江淮行省平章政事：

《元史》卷一四《世祖紀》：“至元二十四年五月，用桑哥言，置上海、福州兩萬戶府，以維制沙不丁、烏馬兒等海運船?！本硪晃濉妒雷婕o》：“至元二十五年夏四月辛酉，從行泉府司沙不丁、烏馬兒請，置鎮(zhèn)撫司，海船千戶所、市舶提舉司?！本矶栁濉渡８鐐鳌罚骸吧８鐕L以沙不丁遙授江淮行省左丞，烏馬兒為參政，依前領泉府、市舶兩司?！?/p>

卷一五：“至元二十六年九月，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提調錢谷，積怨于眾，乞如要束木例，撥戍兵三百人為衛(wèi)?！瘡闹?。”

卷一六：“至元二十七年六月，用江淮省平章沙不丁言，以參政王巨濟鉤考錢谷有能，賞鈔五百錠?！?/p>

所以這篇公文里的平章沙不丁即是《元史》里的江淮省平章沙不丁，此時他當仍管市舶之政。據《元史》卷六二《地理志》，泉州路在江浙?。唇词。猎四旮慕礊榻悖┹爟?，泉州的市舶當然也由沙不丁管轄。

馬八兒，《元史》卷二一〇有傳，謂：“海外諸番國，惟馬八兒與俱藍足以綱領諸國，而俱藍又為馬八兒后障。自泉州至其國約十萬里?！瘪R可書中的Maabar即是其地，當今印度東南岸一帶地方。由《元史》所言，知赴馬八兒當時多在泉州開舶。從泉州到波斯，當然要經過馬八兒。

由此我們可以確切地斷定，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這篇公文里所講的三位使臣，其時已在泉州，預備由海道赴波斯。這就是馬可所說的那三位請馬可伴他們航海的波斯使者。中西記載在這一點上完全符合，可以證明馬可波羅的話是真實的，他確實到過中國。所可惜者，中文這段記載沒有提及馬可波羅之名而已。

我們由這篇公文可以推測波斯三使臣自泉州出發(fā)的時期。至元二十七年三月，他們當已在泉州，同年八月，因等待命令尚未能走。一兩月后，他們當能接到分派口糧的命令。由泉州放洋，因季候風關系，須在十一月、十二月或次年正月幾個月內。所以他們應在至元二十七年之末或二十八年之初起程。姑定其在二十七年十二月，以公歷計，恰為1291年初。這即馬可波羅離華之年。

但據一般說法，馬可自泉州出發(fā)，其時在1292年初⁽⁴⁾，與此處所定者相差一年，我們究將何所適從呢？

我以為1291年初是比較合理的推測。第一個直接的證據即是上面所引公文的年月。波斯三使既于至元二十七年三月至八月間停留泉州，則于該年末或次年初起程自是最自然的事。在我們未發(fā)現(xiàn)旁的證據，說他們曾在泉州逗留二年之久的文件之前，這自然是比較接近事實的說法。

第二個重要的證據是從波斯史上得到的。張星烺譯《馬哥孛羅游記》第一冊第十八章亨利·玉爾注6有一段說：

哈模氏（Hammer）所著《伊兒汗史》謂阿魯渾之子合贊為呼羅珊省邊防使，來塔伯利次（Tabriz）見其叔凱嘉圖，其叔不見。［歸途中］“遇大使于阿八哈耳（Abhar）地方，大使為其父所遣往大汗庭，求婚于卜魯罕皇后之宗族者也。此使帶回科克清（即闊闊真）公主及大汗禮物。行婚時，禮節(jié)甚盛?！卑斯诳杉苍疲↘azvin）之西。⁽⁵⁾

哈模此段所記公主即馬可書中所說波斯三使在中國所求之公主。哈模未說明此事發(fā)生的年代，實為憾事。亨利·玉爾在此注中繼云：

鄙人詳查哈模此處，非錄自瓦薩甫（Wassaf），或取材于拉施特（即拉施都丁）之書，然鄙人亦不能詳究也。由《伊兒汗史》所指日期觀之，合贊必遇其新妻于一千二百九十三年之杪，或一千二百九十四年之初。

玉爾先生所定年代，不知何所根據，大約是為了要適合馬可于1292年初離華的說法。據馬可說，他們的旅程共費時二十六月。自1292年下推二年二月為1294年初，與1292年說適相符合。但玉爾的推定卻不很可靠。

玉爾未能詳究哈模那段文字的出處，但說或取材于拉施特之書，這是對的。因拉施特《史集》里確有與此相似的記載?！抖嗌Ｃ晒攀贰返诹淼谌隆捌蚝隙肌保磸堊g本的凱嘉圖）一章有一段說：

1293年春，合贊命統(tǒng)將忽都魯沙（Coutloucschah）留守呼羅珊，自往朝乞合都。然其自阿八哈耳遣赴汗所之使者奉汗命還，命其急還呼羅珊，合贊不從，進至帖卜利司，乞合都遣二使至此強之還鎮(zhèn)，及合贊還，忽都魯沙已敗涅孚魯思。自是以后，涅孚魯思勢遂不振，退入你沙不兒附近山中（見《史集》）。⁽⁶⁾

這段記事未提及合贊遇公主事，但合贊到帖卜利司（即張譯塔伯利次）欲見其叔父而被拒一節(jié)，二者相同。遇其使者于阿八哈耳事又相同。多桑書里又沒有合贊第二次朝見其叔父的記事。所以哈模那段與多桑此段所記實是一事，且皆取材于拉施特的《史集》。多桑引拉施特之書，類多割裂，非盡依原本。此段記事，重心另有所在，可能在作者看來，插入遇公主事，反足礙其記事的一貫性。不過，哈模與多桑所記之同出一源，實無可疑。

多桑謂其事在1293年春，則波斯使臣所護送的公主即應在這年到達波斯。由此年春上推二年二月（即馬可等航行所費時日），為1291年初，此即馬可離華之年。這與我們所推定的恰相符合。即此一點，已可證明1291年初馬可離華一說之可靠了。

第三，穆爾（A．C．Moule）與伯希和（P．Pelliot）?？抉R可波羅書第18章注2引拉木學（Ramusio）刊本一段說：

斯時馬可先生甫從印度歸來，告大汗以該邦新奇事物及航行經過，并稱航行之安全。阿魯渾王之使臣離家已三年，頗思返里，聞此事后即往見尼古拉（Nicola）、馬菲奧（Maffio）及馬可三人，知彼等亦亟欲歸故鄉(xiāng)者，乃與定謀，以三使者及公主往見大汗，以馬可之言入奏，謂自海上赴阿魯渾王所，其費甚少，路程較短，實為安全。故乞主上開恩，允彼等由海而行，且以此三拉丁人為伴，以其曾行是海也。大汗不欲舍此三拉丁人，聞奏后頗不悅，又無他法，乃允其請。倘無此正大理由以動大汗，此三拉丁人實不能成行也。

這段文字中，“阿魯渾王之使臣離家已三年。頗思返里”一句很可注意。據玉爾本馬可游記第17章注2所言，阿魯渾后卜魯罕氏之死在1286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4月7日。她死后，后位絕不能虛懸太久。阿魯渾之遣使來華求婚，應在此事后數月內。使臣之離波斯，至遲應在該年之杪。自至元二十三年末下推三年，為至元二十六年之終，該年遇馬可，其預備起程當在次年。這和《站赤》公文中所說至元二十七年三月遣使往阿魯渾大王一事又相符合。波斯使者離家三年，歸心似箭，自不致再多停留。這也足為1291年初他們離華的一個佐證。

第四，馬可書中有一章講到榜葛剌（Bangala）大省時說：

榜葛剌大省位在南方，耶穌降生后一千二百九十年（元世祖至元二十七年），當我馬哥孛羅本人仍在大可汗朝廷時候，這地尚未被征服。⁽⁷⁾

馬可特別說明1290年他在大汗朝廷之事，對于該年以后的事則不提及，這就很自然地令我們想到，1290年以后他已離開大汗朝廷。按我們所發(fā)現(xiàn)的公文上說，至遲在至元二十七年三月（1290年4、5月），波斯使者已奉命出行，馬可當在那時離朝隨行，而于該年末，即1291年初由泉州出發(fā)。若在1292年才走，則1291年事彼不應不知，尤不應專提1290年。這也是馬可于1291年初離華的一個旁證⁽⁸⁾。

因此我斷定馬可波羅離華之年為1291年初。

由這段記載，可以幫助我們解決馬可書中的年代問題的地方應當很多，愿留待海內外賢達之發(fā)揮。茲舉一例：我們前面所引拉木學一文之下，有穆爾所加數言說：

設此為真實不偽，則馬可自印度歸來之期應為1289年。參看伯希和《專名詞與東方語之解詁》（Notes On the Proper Names and Oriental Words）。

伯希和此文，著者未見，他怎么推定的，不得而知，可能是根據拉木學刊本中“阿魯渾王之使臣離家已三年”一語算出來的吧。按我們所得的公文上講，阿魯渾三使臣既于1290年3月奉命出使，則其遇馬可時當在該年初或上年末，即馬可自印度歸來之期，自應在1289年。

這篇公文中尚有需要說明的地方。文中說，與三使同行者有160人，馬可則謂有600人，兩說相差甚多，但也不難解釋。公文所說160人，是同行的人，其中還有70人是“諸官所贈遺及買得者”的人，馬可所說的人數，上舉160人外，其余的恐怕還有一些人是官員們私帶的商旅；有些可能還是在公文批后船舶開行前上船的，公文中自無從載其數目了。

其次，這篇公文內未提及馬可波羅的名字，自然是很可惜的一件事。但此文既系公文，自當僅列負責人的名字，其余從略。由此可想到，馬可波羅在中國的官職，大概不太高貴，因亦不為其同時人所重視。假設他真是像過去有些人所推測的《元史》上的樞密副使孛羅，以二品高官奉使海外，自應居領導地位，沙不丁上呈文時不應不一提其名。因此，想從中文記載里找到馬可波羅之名，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⁹⁾。

〔本文原名《關于馬可波羅離華的一段漢文記載》，載《文史雜志》（重慶）（1941年）1卷12期；后收入《元史三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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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見穆爾（A．C．Moule）與伯希和（P．Pelliot）1938年刊本《馬可波羅寰宇志》（Marco Polo：The Description of the World）第十八、十九章（以下簡稱穆爾本），張星烺譯亨利·玉爾及考狄?？尽恶R哥孛羅游記》第一冊第十七、十八章（以下簡稱張譯），馮承鈞譯沙海昂刊本《馬可波羅行紀》第十七、十八章（以下簡稱馮譯），張星烺譯貝內戴托刊本《馬哥孛羅游記》第17～22頁（以下簡稱張新譯）。

(2) 此《永樂大典》，自卷一九四一六至卷一九四二六，凡十一卷，稱《站赤》，皆錄元代驛站制度公文。有東洋文庫影印本、中華書局1960年影印本（在十八函第一七三至一七五冊中）。

(3) 張譯此三人名作“烏拉太”、“阿勃施加”、“科耶”（張新譯同）；馮譯作“兀剌臺”、“阿卜思哈”、“火者”。

(4) 張譯《馬哥孛羅游記導言》第二十一節(jié)，張新譯丹尼森羅斯《導言》，穆爾本導言對此亦無異議。

(5) 亨利·玉爾本《引言》p．38。按，“大使為其父所遣”玉爾本原文作“大使為彼所遣”，似為合贊所遣者，顯誤。張譯改為“其父”即阿魯渾所遣是對的。玉爾系根據哈模《伊兒汗史》第二冊p．20原文，原文即誤作“彼所遣”。［歸途中］三字是我根據玉爾本原文所加的。

(6) 馮承鈞譯《多桑蒙古史》1939年版下冊第六卷第33～34頁，1962年版下冊第245頁將帖卜利司譯為帖必力思。原文見多桑書第四冊第94～95頁。

附注：上引玉爾注及多桑書見余大鈞譯《史集》第三卷，第261頁下段至262頁上段所記（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

(7) 此據張新譯第259頁。馮譯第125章作“班加剌”；穆爾本第126章；玉爾本第2卷第55章。

(8) 沙海昂（A．I．H．Charignon）即據馬可此言以推定其于1290年秋離泉州。他說：“觀此足證1291年時波羅不復在朝，則波羅等于1290年秋東北信風起時離泉州（Zayton）矣。顧至泉州以前，須在雨季中（陽歷7、8、9月）作陸行，則其離汗八里時，殆在陽歷5月大汗赴上都之時矣。于是波羅居留中國之時間，不能計算1290年為全年。”（馮譯中冊第125章第497頁注1）。按，《站赤》公文明言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三月波斯使臣已到泉州，則波斯等應在其中；該年八月十七日（1290年9月21日）尚待命未發(fā)，則不可能于秋季離泉州。若云冬季出發(fā)，即1290年末或1291年初離泉州則近于事實。雖然如此，沙海昂的推斷較之1292年初說更符合當時情況。又，穆爾所引伯希和書名，可能即后出之《馬可波羅注》。

(9) 藤田豐八所著《中西交涉史之研究——南海篇》有《宋元時代海港之杭州》一文，引《元史》卷一六《世祖紀》：“至元二十八年九月庚申，以鐵里為禮部尚書，佩虎符，阿老瓦丁、不剌并為侍郎，遣使俱藍?！敝^此不剌即馬可波羅（見何健民譯《中國南海古代交通叢考》，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96頁）。按，波羅奉使，據《永樂大典》公文，至遲已在至元二十七年三月；其自泉州出發(fā)，據吾人推測，至遲應在至元二十八年初；其出使處，乃波斯而非俱藍；與之同行者，據中西記載，亦非鐵里、阿老瓦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