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經》稱“經”考論

《山海經》一書號稱難治，其中最難者有兩個問題：一是其著作時代；二是其書的性質。關于前者，過去學者有“夏代說”“西周說”“春秋戰(zhàn)國說”“秦漢說”“西晉說”等等。晚近以來，隨著《山海經》研究的逐漸深入，學者們對于其作時有了比較一致的看法，認為此書各部分成書時代不一，非一時一人之作，全書是先秦至秦漢間逐漸附益而成。而對于其書的性質，則有以下數(shù)種看法：魯迅認為《山海經》是“古之巫書”，袁珂認為“《山海經》匪特史地之權輿，乃亦神話之淵府”。徐旭生說：“《山海經》中之《山經》是我國最古地理書之一，并非如清代修《四庫全書》諸臣所斥為小說家言，固無疑問。其‘海內’、‘海外’、‘大荒’各經，亦保存古代傳說甚多。其真正價值絕不在《禹貢》諸篇之下。”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先生也持此說。新近一些學者又提出《山海經》是“方物書”“小說家書”“綜合志書”等說法?？傊畬Α渡胶＝洝返男再|的界定存在很大的爭論。筆者認為，要解決這一爭議，首先要從《山海經》書名稱“經”問題入手。

古今大部分學者認為《山海經》書名之“經”等同于儒家“六經”之“經”，指典籍、經典而言。然而也有一些學者從大禹、伯益著《山海經》的舊說入手，認為書名“經”字非“書籍”之謂，而是指“經歷”“推步”，意思是大禹治水，平定九州，推步、經歷山海道里而述其所在之物產風俗神話。筆者以為，《山海經》之“經”仍當作“經典”解。今略陳己意如下，以就正于方家。

一、《山海經》之“經”非“推步”

持《山海經》之“經”為“經歷、推步”說者，時間遠者有清代學者郝懿行，后有現(xiàn)代神話研究專家袁珂先生，最近者有張春生先生。郝氏《山海經箋疏》云：“經，言禹所經過也?！痹显诖嘶A上也說“《山海經》之‘經’乃‘經歷’之‘經’，意謂山海所經，初非為‘經典’之義”。到張氏則進一步推衍其說，謂：“如上所說，‘天下名山’，既為禹所經，其里數(shù)又為禹所步，因此，‘經’字除了‘經過’、‘經歷’之外，還應當包含‘推步’這一層意思在內。”他還舉了《海外東經》中“帝命豎亥步”的例子來說明“步”即是推步，并說其術具載于《淮南子·天文訓》。末了又說劉歆《七略》將《山海經》列于“數(shù)術略形法家”之首，《漢書·藝文志》承之。也可證明其說。其實仔細推敲起來，上述證據(jù)均不能成立。

第一，謂《山海經》所記山川為禹所經歷，前提是肯定《山海經》為記禹治水敷土之舊說。由其內容及文字風格來看，《山海經》非經一人一時而成書，當是逐漸附益而成。今經學者們考明，《山海經》為“古之巫書”，各部分成書時代不同。如此，則其說之不能成立，顯而易見。

第二，《海外東經》：“帝命豎亥步，自東極至于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北。一曰禹令豎亥。（按：此句為注誤入正文。）”此處之“步”為推步不假，然而與《山海經》稱名并無任何關系。

第三，劉歆及《漢書·藝文志》將《山海經》列入“數(shù)術類”“形法家”之首，固然可以說明《山海經》與某種術數(shù)有關，但也不能成為《山海經》稱名的直接證據(jù)。班固云：“形法者，大舉九州之勢，以立城郭室舍形，人及六畜骨法之度數(shù)、器物之形容，以求其聲氣貴賤吉兇。”形法的核心是相術，即因形而求氣。以此類之，有的學者認為將《山海經》與相人、相畜、相宮室之類的書并列在一起，殊為不類。章學誠《校讎通義·內篇二》：“《山海經》與相人書為類，《漢志》之授人口實處也?！?sup>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亦云：“以此形氣言相，非專門名家難言之。然以《山海經》次其間，則其駁也?！?sup>由此來看，前人已經意識到，將《山海經》視為“推步山、海道里遠近”之書是有問題的。既然如此，《山海經》書名之“經”亦不能理解為“經歷”“推步”。

二、《山海經》書名本意非“山海之經紀”

葉舒憲等學者所著《山海經的文化尋蹤》一書，是近年《山海經》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的著作。書中認為，將《山海經》之“經”解為“經歷”這種說法不可信。該書著者引述清代學者章學誠《文史通義》云：

地界言經，取經紀之意也。是以地理之書，多以經名?！稘h志》有《山海經》，《隋志》乃有《水經》，后代州郡地理，多稱圖經，義皆本于經界；書亦自存掌故，不與著述同科，其于六藝之文，固無嫌也。

在此基礎上，葉舒憲先生進一步推論認為：“把‘經紀’與山川連用，大致可以看出《山海經》的本來意思是‘經紀山?！颉胶Ｖ浖o’吧?！胶Ｖ浖o’就是‘山?！畻l理、秩序?！?sup>其實這個推論也很有問題。

就拿《山海經》本身的例子，即可證明，將《山海經》書名之“經”理解為“經紀”是不妥當?shù)?。如《五藏山經》各部分均作“某某經”如“南山經”“西山經”“北山經”等，其下均分作“某次某經”如“南次二經”“北次二經”等，顯而易見“經”字并非“經紀”。再如《山海經》卷五末云：“右《五藏山經》五篇，大凡一萬五千五百三字?！贝颂幹敖洝憋@見是指典籍而言。再如《海外南經》載：“地之所載，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異形，或夭或壽，唯圣人通其道?！睋?jù)畢沅校，此段文字中“四海之內”，《淮南子·墬形訓》引作“四極之內”。是《山海經》之言“四海”本意為“四極”，即四方邊遠之地，“?！弊忠鉃椤皹O”，而非“江海”之“?！?。葉舒憲先生顯然是把《山海經》之“?！闭`解為后一義了，所以才說“經紀山?！?。其次，上引《海外南經》中言“經”星辰，“紀”四時，“經”“紀”顯然均為動詞，如果依葉先生之說，則《山海經》書名應作“經山海”才是。顯然，將《山海經》之“經”理解為“經紀”是說不通的。

最近陳連山先生《山海經學術史考論》一書系統(tǒng)地梳理了前人關于《山海經》研究的成果，對以往《山海經》研究中的一些難點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山海經》一書應是一部由上層統(tǒng)治者掌握的記載礦產資源的地理書，并認為其產生時代當在西周（前此張步天亦認為《五藏山經》為西周王官之學的產物），即使到了漢代，《山海經》也屬皇家專藏文獻，不是一般人可以閱讀的。這些觀點都極富啟發(fā)意義。但他又據(jù)上所述指出“《山海經》一名的原始含義就是關于山川和遠方各地的地理區(qū)劃”。這個解釋卻仍不能令人信服。且不說將《山海經》書名“經”字理解為“劃界”、進而引申為“地理區(qū)劃”不符合“經”字的本義。退一步講，側重于行政目的的“地理區(qū)劃”和《山海經》記載礦產資源所在位置并不相符合，完全是兩回事。更何況《山海經》本有圖有文，是圖文并行的，文字當是對圖的解釋和說明。考慮到這一事實，將《山海經》書名中的“經”字解釋成“地理區(qū)劃”顯然也是不合適的。

三、《山海經》稱“經”的兩個取向

筆者認為，《山海經》是一部記錄遠古時期人們對當時中國境內及周邊山川、礦物、動植物及風物的認識和想象，以及與這些地區(qū)有關的祀典和神話傳說的地理書，這在其主體部分《五藏山經》中體現(xiàn)得尤其突出。書名中的“經”，仍當理解為“經典”之經，即指“典籍”“書籍”。西漢劉秀（歆）《上山海經表》曰：

侍中奉車都尉光祿大夫臣秀領校、秘書言校、秘書太常屬臣望所?！渡胶＝洝贩踩?，今定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經》者，出于唐虞之際。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國，民人失據(jù)，絕絞（崎嶇）于丘陵，巢于樹木。鯀既無功，而帝堯使禹繼之。禹乘四載，隨山栞（刊）木，定高山大川。益與伯翳主驅禽獸，命山川，類草木，別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跡之所希至，及舟輿之所罕到。內別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紀其珍寶奇物，異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獸昆蟲麟鳳之所止，禎祥之所隱，及四海之外，絕域之國，殊類之人。禹別九州，任土作貢；而益等類物善惡，著《山海經》。皆圣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孝武皇帝時嘗有獻異鳥者，食之百物，所不肎（肯）食。東方朔見之，言其鳥名，又言其所當食，如朔言。問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經》所出也。孝宣帝時，擊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縛盜械人。時臣秀父向為諫議大夫，言此貳負之臣也。詔問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經》對。其文曰：“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鄙洗篌@。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經》者，文學大儒皆讀學，以為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見遠國異人之謠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亂也?！辈┪镏?，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謹上。

劉歆文中六次提到《山海經》，從其上下文語境來分析，都是指一部書而言。最重要者，劉歆以《山海經》與《尚書·禹貢》相提并論，并認為其書與大禹治水有關。很顯然，《山海經》書名稱“經”，在劉歆眼里，已與儒家經典、道家經典之稱“經”大略相同。經秦火之后，天下篇籍散佚嚴重，故漢代人十分重視前代書籍。劉歆以為《山海經》也是前代經典，因為書中所述“皆圣賢之遺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質明有信”。為了證明其觀點，劉歆還舉了兩個例子，來說明其中的內容都是信而有征的。退一步講，如果書名中“經”字做“經歷”“推步”講，書名應當是“經山?！辈艑Γ蝗痪筒荒艹稍~了。

晉人郭璞為《山海經》作注，其《序》中云：“世之覽《山海經》者，皆以其閎誕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莫不疑焉……若竹書不潛出于千載，以作徵于今日者，則《山?！分?，其幾乎廢矣?！翘煜轮镣ǎy與言《山?！分庖?。於戲！達觀博物之客，其鑒之哉！”郭氏之序，首言世人不解《山海經》，皆疑其所記虛枉，此非達觀之論。他舉出前人懷疑《左傳》《國語》等書言周穆王西游會西王之事為虛誕，但汲冢竹書有《穆天子傳》言其事，表明學者們的懷疑無據(jù)；郭氏還以司馬遷不輕疑《禹本紀》《山海經》怪物為例，引以為戒，認為《山海經》為上古之書，所以疑之者，皆因疑者識見不及也。又兩言《山海》，《山?！氛?，即《山海經》之簡稱。猶《詩經》可簡稱為《詩》，《書經》可簡稱為《書》。由此來看，郭璞亦以《山海經》之“經”視為上古以來的書籍、典籍，與解經的“傳”相對，而非“經歷、推步”之意。

秦漢以來，隨著思想界格局的變化，儒家典籍多歷經典化過程而稱“經”，而《山海經》既非儒書，且頗多涉及“語怪力亂神”之內容，為何也稱“經”呢？這有幾個原因：

第一，《山海經》稱“經”是典籍流傳整理的需要。先秦典籍的編輯生成和流傳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凡同一學派或同類性質的文獻，常常以類相從，按時間先后順序編在一起。為區(qū)分師說與后學之說，常以“經”字冠師說。如《墨子》一書，既有墨翟的言論，也有其后學的言論；前者常稱“經”，以示與后學之說的區(qū)別。再如《韓非子》的《儲說》《說林》等也采取這種形式?！渡胶＝洝分械摹段宀厣浇洝樊a生最早，之后肯定有人為之作“傳”，為與這類解釋性文本相區(qū)分，故稱前者為“經”。劉歆整理《山海經》，也存在原文同“傳”的區(qū)分問題。今本《南山經》末云“右南經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萬六千三百八十里”。畢沅、郝懿行都認為此條非經文，也非劉歆所加，這顯然是漢代以前學者整理經文所記。這說明漢代以前學者也曾校理過《南山經》，只不過其文字未全部保留下來而已。

第二，《山海經》稱“經”也與西漢時代的政治文化有密切關系。西漢至武帝朝，國力上升，四面開疆拓土的現(xiàn)實需要，使《山海經》這樣的記載殊方異域之地理、物產、風俗的文獻受到朝廷的充分重視，并被奉為經典；東方朔之識異鳥，劉向之說貳負，即其例也。其次，《山海經》中涉及物占和災異的內容，從文獻學的角度印證了漢代興起的讖緯之學的合理性，因此《山海經》也被“經典化”。劉歆的上書中提到一個細節(jié)，即認為《山海經》之“奇可以考禎祥變怪之物”，據(jù)張步天統(tǒng)計：“《山海經》記載的占驗凡62處，其對象大多是動物，而且是少見的野生動物，這與上古先民從事的狩獵生產不無關系。據(jù)統(tǒng)計，在62處占驗記載中，59處出自《五藏山經》，3處散見于‘海經’?！?sup>占驗事象多分為兩類：第一大類的吉驗，如“見則其國大穰”（《西次三經》玉山條）、“見則天下安寧”（《南次三經》鳳凰條）等；第二大類是兇象，如大量見于《五藏山經》的“見則天下大風”“大水”“大兵”“大旱”“多土功”“有火”等占驗事象。這些事象因出自先秦舊籍而具備了天然的權威性，也符合當時人們迷信“古已有之”的好古文化心理，最重要的是，它也恰恰能與西漢讖言災異理論意欲以讖言應驗宣示天意民心的政治用心達成一種密合無間的關系，所以“朝士”及“文學大儒皆讀學”之。

到東漢，這種以《山海經》為“經典”的看法已經比較普遍。如王充《論衡·別通》就說：“禹主治水，益主記異物，海外山表，無遠不至。以所聞見作《山海經》?！?sup>《山海經》的著作權已經歸于儒家心目中的圣君大禹。趙曄《吳越春秋·越王無余外傳》亦言：“（禹）遂巡行四瀆，與益、夔共謀。行到名山大澤，召其神而問之。山川脈理，金玉所有，鳥獸昆蟲之類，及八方之民俗，殊國異域土地里數(shù)，使益疏而記之，故名之曰《山海經》?！?sup>也是將《山海經》目為記錄大禹功業(yè)的“經典”了。

第三，《山海經》，尤其是《五藏山經》，在戰(zhàn)國時代已經被屈原大量引用作為其詩歌創(chuàng)作的素材，到漢代也成為賦家辭賦創(chuàng)作取材的重要淵藪，這也是《山海經》“經典化”的一個重要原因。屈原《離騷》《天問》等作品引用《山海經》的情況，見于王逸《楚辭章句》的有關注解，吳仁杰《離騷草木疏》也說“三閭所稱草木多出于《山海經》”；不僅草木，即山川地理、民俗風物、人物典故等，出于《山海經》者亦復很多。僅《離騷》一篇，據(jù)今人張春生統(tǒng)計就有20例之多。這個問題，馬昕露的《〈山海經〉與〈楚辭〉名物互文性研究》一文也有詳細討論。至于漢代辭賦，尤其是散體大賦，引用《山海經》的地方就更多了。李雨涵《〈山海經〉對漢賦創(chuàng)作的影響》鉤稽有關材料對這個現(xiàn)象進行了討論，本文不再展開。這些已經足以說明，在以“潤色鴻業(yè)”為創(chuàng)作目的的西漢賦家心目中，《山海經》也已是“經典”了。

總而言之，《山海經》一書稱“經”，并非如有的學者所說，是“經歷”“推步”“疆理”的意思，其實原本只是標明此為載錄山川地理、礦產資源、動物植物、風俗人情等的典籍。后來因為其書與戰(zhàn)國以來文人創(chuàng)作，以及西漢以來社會政治文化現(xiàn)實需要的契合而有經典化的趨勢，從而也帶有“經典”的性質。雖然只是對《山海經》書名中“經”字的理解不同，但是卻事關《山海經》的深入研究，因此不能忽略。“名正”而后“言順”，明乎其本義，《山海經》的研究亦可循此理而漸趨深入。

（《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16年第3期）

1. 袁珂《山海經校注·序》（最終修訂版），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4頁。
2. 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附錄“讀《山海經》札記”，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291—302頁。
3. 譚其驤《〈五藏山經〉的地域范圍提要》，見《山海經新探》，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6年版，第13頁。
4. 張春生《〈山海經〉釋名》，刊《學術月刊》2000年第11期。
5. 袁珂《山海經校注》（最終修訂版），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171頁。
6.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3頁。
7. 陳國慶《漢書藝文志注釋匯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223頁。
8. 章學誠《文史通義校注·經解中》，葉瑛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97頁。
9. 葉舒憲、蕭兵、鄭在書《山海經的文化尋蹤》，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21—122頁。
10. 畢沅《山海經新校正》，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第79頁。
11. 陳連山《〈山海經〉學術史考論》第一章“《山海經》的著作年代和性質”，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2—28頁。
12. 日本學者小川琢治據(jù)日本版《山海經》（明版覆刻本）對其篇目的說明認為劉歆所校進的《山海經》只有《五藏山經》而未收《大荒經》和《海內經》。其說見《山海經考》，收江俠庵編譯《先秦經籍考》下冊，商務印書館1931年版，第24—26頁。
13. 袁珂《山海經校注》（最終修訂版）之附錄，北京聯(lián)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398—399頁。
14. 郭璞《山海經序》，見《四庫全書》本《山海經》，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四庫筆記小說叢書》影印本。
15. 張步天《山海經概論》，天馬圖書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117頁。
16. 王充《論衡》，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9頁。
17. 周生春《吳越春秋輯校匯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05頁。
18. 吳仁杰《離騷草木疏》，引自游國恩《離騷纂義》，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37頁。
19. 張春生《〈離騷〉、〈山海經〉對讀》，收其《山海經研究》，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371—382頁。
20. 馬昕露《〈山海經〉與〈楚辭〉名物互文性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
21. 李雨涵《〈山海經〉對漢賦的影響研究》，西北師范大學2015年碩士學位論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