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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論 諾貝爾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 作者:張連橋


導論 諾貝爾文學在中國的傳播與影響

一、中國作家與諾貝爾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可謂是說不盡的話題,甚至有人指出“諾貝爾文學獎在中國作家這里,成了一個難以釋然的‘情結’”。“對一些具有濃重諾貝爾文學獎情結的中國作家來說,每年底的諾獎揭曉都是一種精神煎熬?!?sup>尤其在高行健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不論是熱切的期盼,還是不滿的責難,都糾纏著中國人剪不斷、理還亂的諾貝爾文學情結,暴露了中國文藝家對諾貝爾文學獎的矛盾態(tài)度和浮躁心理”。在逾百年的諾貝爾文學史上,有數(shù)十個國家的作家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唯獨中國始終被排除在外。對于這個現(xiàn)狀,有聲音指出中國也有許多優(yōu)秀的作家,是瑞典文學院低估了中國作家?!坝腥酥肛熑鸬淙藳]有眼光,不懂得欣賞中國;有人批判自己的文學,說中國作品根本就還不夠獲得這個世界大獎?!?sup>在高行健和莫言獲獎之前,中國作家最應該獲得諾貝爾獎的就是魯迅了,應該說,魯迅未能獲獎是瑞典文學院的遺憾。魯迅作為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一座高峰,他的才華和擔當迄今無人企及,他是“中國的良心”。關于魯迅是否應該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還是讓我們重溫魯迅自己的說法吧:

致臺靜農

靜農兄:

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愿意如此。

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里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

或者我所便宜的,是我是中國人,靠著這“中國”兩個字罷,那么,與陳煥章在美國做《孔門理財學》而得博士無異了,自己也覺得好笑。

我覺得中國實在還沒有可得諾貝爾賞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們,誰也不給。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yōu)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以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我眼前所見的依然黑暗,有些疲倦,有些頹唐,此后能否創(chuàng)作,尚在不可知之數(shù)。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還是照舊的沒有名譽而窮之為好罷。

未名社出版物,在這里有信用,但售處似乎不多。讀書的人,多半是看時勢的,去年郭沫若書頗行,今年上半年我的書頗行,現(xiàn)在是大賣戴季陶講演錄了蔣介石的也行了一時。這里的書,要作者親到而闊才好,就如江湖上買藥膏者,必須將老虎骨頭掛在旁邊似的。

還有一些瑣事,詳寄季野信中,不贅。

迅上 九月二十五日

這封信體現(xiàn)了魯迅偉大的人格魅力,但就此說明魯迅拒絕諾貝爾文學獎是不夠嚴謹?shù)摹t斞钢皇窃诮o好友的回信里提及了對此不感興趣罷了,并不能說明瑞典文學院已經或者可能會把獎項授予魯迅。如果瑞典文學院真的把獎項授予了魯迅,依魯迅的性格,他可能真的會拒絕。當然,這只是假設。在近代百年中國文學發(fā)展史上,曾有多位作家獲得諾貝爾文學提名,但都遺憾地落選。比如林語堂、老舍、沈從文、巴金、王蒙、北島等,原因眾說紛紜。

2012年莫言代表中國作家正式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關于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原因有人指出并非因為作品的精彩,而是翻譯家的功勞。漢學家顧彬在參加學術會議或接受媒體采訪時多次提到莫言小說甚是無趣,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全靠翻譯的“美化”作用,甚至認為是葛浩文創(chuàng)造了莫言。對此,許均教授提出了不同的意見,“除了莫言的作品,葛浩文還翻譯過很多作家的作品,并不是僅憑好的翻譯就能獲獎,作品本身的魅力,其題材、敘事手法、故事結構、藝術特色、思想深度等等元素的吸引力,與讀者期待視野的契合,才能有作品價值的體現(xiàn),這才是其獲獎的關鍵因素”。顧彬有關“中國當代文學是垃圾”的言論遭到了不少學者的批評,如著名學者劉再復教授就曾撰文反駁過顧彬,他認為顧彬是一個“歐洲憤青”,喜歡“胡說八道”,“顧彬除了不知進入學術問題而熱衷于‘婦姑勃谿’的低級斗法之外,還有另一個致命絕癥,就是不尊重事實,以妄言代替分析,以泄憤代替論證”。也有人指出,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主要歸功于對莫言小說的影視改編,這種改編讓世界了解中國,讓世界關注莫言。這一觀點也頗具爭議,但是影視改編確實促進莫言小說在海外的傳播。不管怎樣,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對于中國文學的意義當然是積極的。有學者指出,“在現(xiàn)代漢語文學發(fā)展了一百年以及一批作家?guī)资甑膫€人探索努力之后,今天的中國文學已經進入了一個比較成熟的時期”。但對于莫言獲獎或中國文學與諾貝爾文學的關系,我們需要理性地看待。正如陳眾議教授所說:“莫言不是唯一優(yōu)秀的中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更不是唯一的文學標準?!?sup>誠然,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聲音在國際上逐漸被放大、被重視,中國文學走出去仍然任重道遠??上驳氖侵袊膶W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越來越高了,比如畢飛宇、蘇童、余華、張煒、嚴歌苓、張潔、王安憶等當代作家,他們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獲得了中國讀者的一致認可,在世界上也產生了廣泛的影響。

二、諾貝爾文學在中國的翻譯、教學與研究

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在中國的翻譯研究近年來取得了不錯的成績。自20世紀諾貝爾文學獎設立以來,幾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都會被翻譯為中文。一百多年以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作品在中國也備受歡迎,推動了中國文學的現(xiàn)代化進程。經由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的翻譯與研究,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距離也在不斷縮短?!坝捎谥袊膶W自從向世界開放以來,就一直把文學的世界性當作自己的一個遠大的目標,并不斷地在向世界靠攏,試圖與之擁抱和接軌,在一般中國讀者和文學研究者眼里,能夠被看作是世界文學的作品必定是優(yōu)秀的經典作品,同時它又必須有眾多的讀者?!?sup>

迄今為止,在所有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中,歐洲作家超過百分之八十,且這些作家都是用英語等歐洲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來自英語國家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者及其作品在中國的外國文學研究史上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其作品被國內學者從各種不同角度進行探討?!?sup>通過翻譯為中文,中國讀者才得以閱讀這些作品。因此,關于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的翻譯也成為我國外國文學研究的重要議題?!胺g工作是中外交流的一座橋梁。這座橋梁的質量好壞直接影響到中外交流的廣度、深度以及精神的契合度。”可以看出,翻譯工作對于中國讀者了解和閱讀外國諾貝爾文學作品至關重要?!胺g的作用得到了大大的彰顯,沒有翻譯的中介,一些文學作品充其量只能在其他文化和文學傳統(tǒng)中處于‘死亡’或‘邊緣化’的狀態(tài)。同樣,一些本來僅具有民族/國別影響的文學作品經過翻譯的中介將產生世界性的知名度和影響,因而在另一些文化語境中獲得持續(xù)的生命或來世生命?!?sup>

中國翻譯外國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主要有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上世紀初期,伴隨著新文化運動的展開,外國諾貝爾獲獎作家比如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等的作品在中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第二個階段是改革開放以來,外國文學作品尤其是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大量涌入中國,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推動作用;第三階段是新世紀以來,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很快被翻譯為不同版本出版發(fā)行,甚至一些熱門候選作家的作品早已在中國出版發(fā)行了很多年,這些作品在中國獲得了較好的市場銷量。

新世紀以來,我國高校中文系在開設“外國文學史”課程時,把20世紀西方文學單列為一門課程,作為外國文學史的補充,或者開設有關20世紀西方文學專題的選修課。與此同時,也出版了一系列20世紀西方文學的教材?!爱斘覀兠鎸?shù)量極其龐大的20世紀西方文學的時候,文學史就是整個文學教材的核心構成,其作用就是幫助我們挑選、閱讀和學習那些最有價值的文學文本。”如吳元邁教授主編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史》五卷本(鳳凰出版社、譯林出版社2004年版)、聶珍釗教授主編的《20世紀西方文學》(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劉建軍教授主編的《20世紀西方文學》(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鄭克魯教授主編的《20世紀外國文學史》(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蔣承勇教授主編的《20世紀歐美文學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等等,這些教材都非常重視對諾貝爾獲獎作家作品的介紹。20世紀西方文學流派紛繁,各種類型的文學作品回應了20世紀的時代命題:“20世紀的西方文學,是由傳統(tǒng)向現(xiàn)代轉型并走向新的歷史發(fā)展進程的文學。作為對當代現(xiàn)實不斷發(fā)展的反映和表現(xiàn)的產物,它不僅深受時代文化精神的影響,同時也深刻地表現(xiàn)和反映了獨具特色的20世紀文化特征”。作為20世紀西方文學的精華,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自然是20世紀西方文學靚麗的風景線。諾貝爾文學在中國的教學同樣是外國文學教學中的熱門課程,國內不少高校紛紛開設諸如“諾貝爾文學史話”、“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研究”、“諾貝爾文學專題研究”、“諾貝爾文學得主作品解讀”等通識課或選修課。

作為20世紀西方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諾貝爾獲獎作家作品研究也是20世紀西方文學研究不得不關注的內容。我國學者圍繞著此話題的研究主要有如下議題:其一,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生平與創(chuàng)作研究;其二,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多維解讀;其三,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跨學科、跨媒介研究;其四,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翻譯研究;其五,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品影視改編研究等。新世紀以來,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作品研究在中國呈現(xiàn)多元化趨勢,不僅因為諾貝爾文學作家作品的豐富性和復雜性,更重要的是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家作品研究的“跨文化”趨勢?!爸Z貝爾文學獎以‘獎’為矛,戳破各民族的文化屏障,打通各種語言的障礙,把各大洲的文學精神集中在一個平臺上,把既不屬于同一個國家,又不屬于同一個民族的在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文化體系、不同寫作方式和不同價值觀念下創(chuàng)作的作家及他們的作品帶入同一片文學園地,使各民族文學在相互碰撞中交流與溝通,僅從這一點看,它對跨文化的文學交流是有貢獻的。”值得注意的是,諾貝爾文學獲獎作家很多都具有“跨文化”的身份,其作品的書寫也是“跨文化”的,這也是諾貝爾文學獎備受關注的原因之一。

三、《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的作品選擇

自1901年設立諾貝爾文學獎以來,截至2016年已經有超過一百多人榮膺該獎,每年頒布諾貝爾文學獎的日子也是全世界文學愛好者的“文學年”。有趣的是,每年諾貝爾文學獎頒布前幾個月,各大博彩公司就會開出賭盤,羅列可能摘取桂冠的作家名單,彩民根據(jù)賠率榜單押寶。“由于諾貝爾文學獎評委會從不向外界公布候選名單,而諾貝爾本人在遺囑中所屬意的得獎作品的‘理想主義傾向’又缺乏明晰的判斷標準,因此該獎多年來一直頗受西方博彩業(yè)的青睞”。新世紀以來,進入賠率榜單而至今未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諸如日本作家村上村樹(Haruki Murakami)、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Philip Roth)、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挪威作家喬恩·弗斯(Jon Fosse)、中國作家北島等,這些作家確實在世界上擁有眾多讀者,影響廣泛。當然,自諾貝爾文學獎開始頒布以來,在全世界產生影響的作家大部分都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也有一些讓人意想不到的“黑馬”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比如前英國首溫斯頓·丘吉爾(Winston Churchill),夸張一點說,丘吉爾獲得諾貝爾文學獎是諾獎史上的丑聞。不管丘吉爾在當時如何被瑞典人備受推崇,但是時至今日,還有多少人對丘吉爾的文學貢獻津津樂道呢?相反,20世紀錯失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諸如,同時期的西方著名作家諸如,列夫·托爾斯泰(Lev Tolstoy)、亨利克·易卜生(Henrik Ibsen)、托馬斯·哈代(Thomas Hardy)、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安東·契科夫(Anton Chekhov)、弗蘭茲·卡夫卡(Franz Kafka)、詹姆斯·喬伊斯(James Joyce)、豪爾赫·博爾赫斯(Jorge Borges)、弗拉基米爾·納博科夫(Vladimir Nabokov)、伊塔洛·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埃茲拉·龐德(Ezra Pound)、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阿蘭·羅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戴維·勞倫斯(David Lawrence)、艾德琳·弗吉尼亞·伍爾芙(Adeline Virginia Woolf)等等。當然,遺憾也是一種美麗。

《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為何冠名百年?這是一個概數(shù),“百年”并不是僅僅選擇“一百年”的作家,更不是選擇一百年以內的所有作家。在20世紀,每隔一段時間選擇1至2位在中國產生影響廣泛的作家,而新世紀重點選擇了在中國廣受好評的7位作家。此外“諾貝爾文學經典”也是一個特指,特指獲得諾貝爾文學大獎的作家作品,顧名思義,“諾貝爾文學”自然是指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文學。本教材選擇了在中國產生廣泛影響的十八位作家,他們分別是:

印度作家羅賓德拉納特·泰戈爾(Rabindranath Tagore),作為東方文明的傳播者,泰戈爾用孟加拉語創(chuàng)作,給世界各地的民族作家以極大的鼓勵,泰戈爾在中國也是備受關注,于191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法國作家羅曼·羅蘭(Romain Rolland),羅曼·羅蘭進入中國一開始以一個思想家的身份引起中國學者的關注,其作品風靡全球之時正值中國民族解放運動如火如荼進行,因此羅曼·羅蘭作品中的俠義精神、獨立精神迎合了我國民族解放運動的需要,羅曼·羅蘭在中國上世紀上半葉的青年一代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羅曼·羅蘭于191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愛爾蘭作家威廉·巴特勒·葉芝(William Butler Yeats),作為民族詩人,葉芝詩歌和戲劇創(chuàng)作都在為愛爾蘭民族解放運動添磚加瓦,同樣在中國深受歡迎,另外,葉芝的詩歌“當你老了”也成為中國人膾炙人口的作品,影響一代又一代的讀者,葉芝于192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作家尤金·奧尼爾(Eugene O'Neill),在奧尼爾之前,美國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戲劇,只有劇場,享有“美國戲劇之父”的奧尼爾,其創(chuàng)作不僅注入了美國生活場景,更是實現(xiàn)了對自古希臘戲劇以來的回應,奧尼爾對中國現(xiàn)代戲劇的發(fā)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他于193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作家威廉·??思{(William Faulkner),作為四大意識流小說家之一,其他3人未能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唯獨??思{獲此殊榮,??思{作品中對于美國南方莊園文化在工業(yè)文化的侵蝕下所暴露的問題給予深刻揭露,??思{作品在中國擁有廣泛的認可度,深受60后、70后讀者的喜歡,他于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作家歐內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作為一個戰(zhàn)地記者,海明威因為提出“冰山理論”而深受中國讀者喜愛,當然海明威私生活比較混亂,中國讀者對海明威生平關注不多,主要還是集中在作品的解讀上,他于195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法國作家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作為存在主義哲學大師,薩特在中國深受歡迎是因為他作品中的存在主義思想,“他人就是地獄”讓中國讀者感同身受,薩特于196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日本作家川端康成(Kawabata Yasunari),作為書寫日本敘事傳統(tǒng)的作家,川端康成是在中國產生影響最大的日本作家,比起村上村樹對年輕一代的吸引力,川端康成卻是“老少通吃”,其作品中表現(xiàn)的“物哀”傳統(tǒng)深受中國讀者的歡迎,川端康成于1968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美國作家索爾·貝婁(Saul Bellow),作為一個猶太作家,貝婁作品中的“美國性”和“猶太性”都是中國讀者喜歡的理由之一,貝婁不僅是一個講故事的高手,更是一位把各種文化沖突融入到作品中的心理分析大師,貝婁于197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哥倫比亞作家加夫列爾·加西亞·馬爾克斯(Gabriel Garcia Marquez),作為魔化現(xiàn)實主義的代表作家,馬爾克斯作品中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給中國讀者一種特別的閱讀體驗。雖然是南美洲的傳奇表達,中國讀者對此并不陌生,中國的志怪小說,尤其是各種“神仙”類電視劇的普及,讓中國讀者對馬爾克斯的作品接受起來并不困難。當然,中國讀者除了喜歡《百年孤獨》以外,還喜歡《霍亂時期的愛情》,馬爾克斯于198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托妮·莫里森(Toni Morrison),作為第一個獲得諾貝爾文學大獎的美國非裔女作家,莫里森作品在中國有著較高的知名度,莫里森不是那些舉著反種族歧視大旗的作家,莫里森正視族裔沖突背后的深層次原因,她于199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維·蘇·奈保爾(Vidiadhar Surajprasad Naipaul),作為享有“加勒比海文學之父”的南美洲作家,奈保爾是印度裔移民的后代,成長于加勒比島國,在英國接受西方教育,因此他身體里流淌著婆羅門教文化、加勒比海洋文化和歐洲大陸的西方文化的“血液”,他被當作“跨文化”研究的典型,奈保爾作品在中國同樣有著較高的知名度,他于2001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

約翰·馬克斯韋爾·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作為歐洲白人移民非洲的后裔,南非作家?guī)烨凶髌分械奈幕瘺_突、種族沖突、地域沖突非常突出,他的作品《恥》及由此改編的電影都在中國備受歡迎??梢哉f,庫切作品讓歐洲人重新思考歐洲與非洲的關系,尤其在今天歐洲普遍面臨種族沖突的現(xiàn)實語境下,庫切于2003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哈羅德·品特(Harold Pinter),作為荒誕派大師,荒誕派戲劇在西方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貝克特、尤內斯庫等作品讓這一流派名揚天下。哈羅德·品特繼續(xù)荒誕派戲劇的傳統(tǒng),充分展示現(xiàn)代戲劇“重思辨而輕行動”的藝術特征,并摘取了諾獎,實屬不易,他于2005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費利特·奧爾罕·帕慕克(Ferit Orhan Pamuk),作為土耳其作家,帕默克作品中的東方和西方特色格外引人注目,土耳其是一個十分特別的國家,“脫亞入歐”讓這個國家一度迷失了自我,帕默克正是站在一個歷史主義的高度,深刻地揭露土耳其面臨的選擇問題。帕默克是土耳其值得驕傲的民族作家,他于2006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英國作家多麗絲·萊辛(Doris Lessing),萊辛在88歲高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在諾獎史上比較少見。作為一個多產的英國女作家,萊辛的創(chuàng)作涉及小說、詩歌、戲劇等領域,當然其小說影響最大,萊辛曲折的人生經歷和豐富的閱歷使得其作品深入人心,廣受好評,她于2007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中國作家莫言,瑞典文學院認為他的作品有魔幻現(xiàn)實主義的特征,但是需要說明的是,莫言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魔幻現(xiàn)實主義作家,但莫言是一個會講故事的“老炮”,盡管有時候“炮”得太過。莫言無疑是當代中國最具有影響力的作家之一,相信莫言會跳出“榮譽”的陷阱,潛心創(chuàng)作,推出更加深刻、更具影響力的作品,莫言于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四、作為通識課程的《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

當前,我國高等教育迎來了重要改革時期,其中有關通識教育的改革被提上日程,國內重要大學尤其是研究型大學紛紛推出各種類型的通識教育,旨在為大學生人才培養(yǎng)打下重要的通識基礎。圍繞著通識教育的改革,主要有如下幾個重要的問題:成立通識教育委員會、開設一定數(shù)量的通識課程、通識課程教師遴選、通識課課時設計與選課時間、學生選修通識課程的要求、通識課程的經費投入、通識課程的管理與驗收等,這些問題都是目前我國通識課程改革繞不開的問題。與過去基礎課程不同的是,通識課程面向全校學生選擇,打通所有專業(yè)的障礙,實現(xiàn)對學生的全覆蓋,學生也可以根據(jù)自己的選擇在所有通識課程中選擇一定數(shù)量學分的課程。新世紀以來,通識教育改革成為我國高校改革的重要議題。隨著大學生就業(yè)“跨界”選擇的現(xiàn)象越來越明顯,不少大學生畢業(yè)之后并未選擇與自己大學所學的專業(yè)相近或相關的崗位就業(yè),這一方面是學生的選擇權的問題,另一方面也是社會需要綜合型人才的趨勢使然,當然就業(yè)壓力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同時,在互聯(lián)網和大數(shù)據(jù)時代,大學畢業(yè)生并未選擇與自己本專業(yè)相關的行業(yè)也是因為互聯(lián)網和大數(shù)據(jù)對各行各業(yè)的影響所造成的,這樣的趨勢也是時代的必然。這就要求今天的大學生擁有互聯(lián)網思維和大數(shù)據(jù)思維,在新的時代語境下,通識教育的作用就更加明顯。換句話說,在新的時代語境下,一個大學畢業(yè)生綜合素養(yǎng)諸如情商的高低決定了這個學生對社會需求的理解。

通識教育在研究型大學的課程設置中占據(jù)著重要的地位,比如美國哈佛大學、耶魯大學等名校,紛紛開設形式多樣的通識教育,為研究型學生的人才培養(yǎng)奠定了重要的基礎。比如哈佛大學的通識課程共分為八大板塊:審美與詮釋理解、文化與信仰、實證與數(shù)學推理、倫理推理、生命系統(tǒng)的科學、物理宇宙的科學、世界中的諸社會和置身世界的美國等,其中涉及外國文學類課程放在“置身世界的美國”的模塊里,這八大板塊的共同目標有四個方面:“為學生有效的公民參與做準備”、“使學生通過學習藝術、觀念和價值觀傳統(tǒng),更好地認識自我作為這個傳統(tǒng)的產物和參與者的角色”、“培養(yǎng)學生批判性地、建設性地應對改變的能力”、“增進學生對于自己言行的道德標準維度的理解”。目前哈佛大學通識課程的改革被世界各地的大學當作范本來研究,哈佛大學通識課程的改革更注重專業(yè)以外的課程設置,這樣能為專業(yè)課程的學習帶來新的靈感?!叭魏涡问降耐ㄗR教育都具有的一項利器就是,其有能力聘用頂尖的教授來給本科生開設在其專業(yè)領域之外的課程。按照這個標準來衡量的話,核心課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一方面,它激發(fā)起了許多院系教員愿意為其專業(yè)領域之外的學生講授他們的課程的熱情,從而完成了這一壯舉。另一方面,它創(chuàng)立了一套治理框架,在這個框架內,不同專業(yè)領域的教員可以合作來補充、審查和評價新的課程提議。”

作為通識教育重要的組成部分,文學經典(包括中國文學經典和外國文學經典)對于大學生人文精神素養(yǎng)的培養(yǎng)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文學作品要成為經典,必然要經過時間的檢驗,需要由讀者來閱讀定義。在20世紀外國文學作品中,很多通俗作品經過時間的檢驗逐漸形成經典,比如《飄》(Gone with the Wind,1925)、《了不起的蓋茨比》(The Great Gatsby,1925)等作品經過幾十年時間的“洗禮”,如今已成為西方文學經典?!拔膶W經典的形成過程就是文學的經典化過程,也就是文學的歷史化過程。任何文學作品只有經過時間的淘洗和歷史的檢驗才能成為經典。文學經典化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同時也是一個重構的過程。就文學而言,經典化過程就是重構過程?!?sup>每個時期都有每個時期的文學經典,這些文學經典都在回答該時期的時代問題。

自改革開放以來,在西方理論的影響下,我國學者針對各個時期的文學經典展開研究,然而由于言必稱西方,中國文學成為了西方文學理論的注腳,中國學術在西方理論的沖擊下喪失了自己的學術話語權。盡管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但是在學術批評領域卻患上了學術研究的“失語癥”。曹順慶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就指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壇,為什么沒有自己的理論,沒有自己的聲音?其基本原因在于我們患上了嚴重的失語癥。我們根本沒有一套自己的文論話語,一套自己特有的表達、溝通、解讀的學術規(guī)則?!?sup>二十多年以來,中國文學研究的“失語癥”問題成為一個頗具爭議的熱點問題,連季羨林先生都參與討論并寄語后人:“中國文論家必須改弦更張,先徹底擺脫西方文論的枷鎖,回歸自我,仔細檢查、闡釋我們幾千年來使用的傳統(tǒng)的術語,在這個基礎上建構我們自己的話語體系”。如果一味跟著西方學界“亦步亦趨”,那么無疑中西學術的平等對話就不可能實現(xiàn)。“盡管西方新的文學批評方法對于我國的文學批評的影響和貢獻有目共睹,但是我國在接受和運用西方批評方法過程中出現(xiàn)的問題也暴露無遺,這就是全盤接受西方理論而無自己的建樹以及理論脫離實際,認為這就是導致我們不能與西方學術界進行平等對話的原因?!?sup>

直到新世紀以來這一現(xiàn)象才得以扭轉,由中國學者所倡導的文學倫理學批評改變了這一現(xiàn)狀,增強了中國學術研究的話語權,加速了中國文學走出去的進程。中國學者對我國文學研究領域長期以來“失語”的反思恰恰是推動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本土孕育而生的內部動因;而文學倫理學批評產生的外部原因涉及跨學科知識的融合背景與研究理論的發(fā)展基礎。聶珍釗教授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對西方倫理批評的重構,一方面體現(xiàn)在文學倫理學批評的學術觀點,這些學術觀點是批評實踐的前提;另一方面文學倫理學批評提出了一整套可操作的批評術語。在理論構建的過程中,聶珍釗教授針對目前文學理論中有些“貌似正確”的觀點進行了辨析,并提出了與之完全不同的觀點,有的觀點甚至是顛覆性的。要知道,提出此類會產生爭議的觀點是需要勇氣的,也是需要理由的。對于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研究策略而言,文學倫理學批評所提出的重要學術觀點不可不提及,這些觀點既是理論體系的組成部分,也是批評實踐的前提。

其一,文學表達論。針對“文學起源于勞動”等觀點提出文學表達論,文學起源于勞動混淆了生產方式與勞動本身,事實上,根據(jù)文學倫理學批評,文學的產生源于人類倫理表達的需要,文學創(chuàng)作的原動力來源于人類共享道德經驗的渴望。其二,文學文本論。針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提出文學文本論,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種觀點混淆了語言同文字的區(qū)別,忽視了作為文學存在的文本基礎,只有由文字符號構成的文本才能成為文學的基本載體。其三,文學物質論。針對“文學是審美的意識形態(tài)”提出文學物質論,文學是意識形態(tài)這種觀點忽視文學是一種物質存在,口頭文學實際上是口頭表演,屬于表演藝術,而文學以文本為載體,是以具體的物質文本形式存在的,因此文學在本質上是一種物質形態(tài)而不是意識形態(tài)。其四,文學教誨論。針對“文學是審美的藝術”提出文學教誨論,文學是審美的藝術這種觀點混淆了審美主體和審美客體的區(qū)別,文學是審美的對象,文學本身不能審美,只有人才能擁有審美的能力和體驗。文學從起源上說其目的和功用不是為了審美,而是為了道德教誨,因此文學的基本功能是教誨功能,審美活動是實現(xiàn)文學教誨功能的途徑。

同時,文學倫理學批評在批評實踐過程中,強調客觀公正地分析和研究歷史上的文學和文學現(xiàn)象,而不主張用我們今天的倫理觀念與道德標準去批評歷史上的文學;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不排斥其他批評方法,而是積極吸收、容納與借鑒其他批評方法,補充和完善文學倫理學批評方法;文學倫理學批評有著積極的現(xiàn)實意義,即文學倫理學批評堅守文學的道德責任,堅守文學的倫理使命。此外,在批評實踐過程中,文學倫理學批評倡導回到倫理現(xiàn)場,注重文學作品中的倫理環(huán)境;注重文本細讀,抓住文本細節(jié)闡釋倫理主題?!皬囊陨吓u術語的闡釋與具體運用來看,在中國批評語境中提出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無論是在學理上還是方法論上,都對美國的倫理批評進行了實質性的大膽重構和體系上的進一步完善?!?sup>文學倫理學批評在中國從興起走向繁榮的過程中,一個重要的標志就是聶珍釗教授《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的出版,體現(xiàn)了中國學者從理論探討走向構建一種文學研究的新范式。該書一經出版便在國內外產生廣泛影響,不僅中外學者紛紛撰文給予高度評價,而且出版之后迅速獲得大量學者、研究生的學術引用。

劉建軍教授的論文《文學倫理學批評: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構建》對《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給予了高度的評價:“該書作者聶珍釗教授,作為中國的文學倫理學批評的發(fā)起者、提倡者和領軍人物,懷著強烈的歷史和社會責任感以及解決現(xiàn)實問題的使命意識,以敏銳的學術眼光、扎實的學術功力和探索創(chuàng)新精神,開創(chuàng)了這一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領域并做出了較大的學術貢獻?!?sup>吳笛教授也撰文指出:“入選國家哲學社會科學成果文庫的新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則為經典的價值發(fā)現(xiàn)提供了一條理想的也是不可忽略的途徑,也為衡量經典的標準樹立了一個重要的價值尺度,即文學作品的倫理價值尺度?!?sup>因此,文學經典之所以得以形成并流傳下來,主要是因為文學經典作品中恒古不變的倫理價值?!拔膶W經典的價值在于其倫理價值,其藝術審美只是其倫理價值的一種延伸,或是實現(xiàn)其倫理價值的形式或途徑。因此,文學是否成為經典是由其倫理價值所決定的?!?sup>

文學經典的閱讀對大學生有何意義?根據(jù)文學倫理學批評,閱讀文學經典最基本的意義就是教誨意義,因為文學的基本功能是教誨功能。“文學的教誨是讀者在閱讀文學的審美過程中實現(xiàn)的?!妥x者而言,審美就是文學教誨價值的發(fā)現(xiàn)和實現(xiàn)。審美并不是文學的功能,而是為文學的教誨功能服務的,是文學教誨功能實現(xiàn)的方法與途徑。因此,文學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為人類提供娛樂,而在于為人類提供從倫理角度認識社會和生活的道德范例,為人類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提供道德警示,為人類的自我完善提供道德經?!?sup>大學生閱讀文學經典能夠從中獲得倫理教誨和道德啟示,所謂“腹有詩書氣自華”就是強調一個人閱讀對于一個人氣質、行為的影響,潛移默化,深入內心?!敖逃诟旧鲜顷P于人的靈魂的事業(yè),也就是要讓人性趨于更完善,使人格趨于更完美,進而使人生更富有價值與意義。……在當今人才競爭日趨激烈的社會里,在專業(yè)知識和技能不分高下的情況下,個人的文化素質和人文素養(yǎng)就成為競爭的核心要素?!?sup>

五、《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的編寫結構

《百年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由六個部分組成:第一個部分,文獻綜述。為什么要在一部通識課教材中設置文獻綜述?任何學術研究都不是憑空產生的,對于大學生而言,選修一門課程不僅意味著獲得一定的學分,更重要的是能否從中獲得專業(yè)素養(yǎng)以外的啟發(fā)。在教學實踐中,通常要求學生撰寫一定字數(shù)的文獻綜述。然而,不少大學生所撰寫的文獻綜述存在諸多問題,如格式不規(guī)范,不懂得選擇文獻,對文獻未進行分類、加工和處理等等。當然也會收到個別學生在網上復制的文獻綜述。因此,《諾貝爾文學經典賞析》在每章前面增加5千至1萬字的文獻綜述,就是為了給學生一個示范,好的文獻綜述能給我們提供更多的信息,通過文獻綜述,我們能知道別人都研究了什么,有哪些問題可以繼續(xù)深入研究,或者哪些問題未曾有過討論等?!皩W術研究而言,文獻綜述就像是路標,它可以幫助讀者識別研究的起源與進程,告訴讀者哪些作品是未來研究最重要的根源。重溫前人所做的研究,可以使研究者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研究什么、可以研究什么?!?sup>

第二部分是作品賞析,每一個作家選擇其重要的代表作五部,每一個作家選擇五部(篇),17個作家共計85部(篇),信息量大,供學生了解和閱讀。在對每個作品的介紹中,重點強化三點:該作品的主要內容、創(chuàng)作特征和文學價值。第三部分是思考題:針對前面所提及的作家作品,思考一些涉及文學創(chuàng)作、作品風格、藝術特征等方面的學術問題,這些問題的設置主要是為了促進大學生積極地思考相關學術問題,尤其是漢語言文學的本科生,這些問題可以幫助學生更好地選擇相關的畢業(yè)論文選題。第四部分是學術觀點,根據(jù)所選擇的作家及作品,選擇前人研究成果中的觀點,這些公開發(fā)表的學術觀點,有助于大學生了解相關研究的前沿動態(tài)。第五部分是拓展閱讀,為了更進一步促進學生深入了解相關作家作品的研究,增加了拓展閱讀,由相關研究專著和研究論文組成,這些重要文獻對深入研究相關作家有參考價值。

  1. 張建麗:“中國人有諾貝爾獎情結嗎?”,《外國文學》,1997年第5期,第16頁。
  2. 傅光明:“中國作家的諾貝爾文學情結”,《長江學術》,2008年第1期,第143頁。
  3. 劉姝赟,姜紅明:“論《靈山》與中國人的諾貝爾文學獎情結”,《探索與爭鳴》,2003年第1期,第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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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魯迅:《魯迅全集》第12卷—書信(1927—1933),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第73——74頁。
  6. 許方,許均:“翻譯與創(chuàng)作——許均教授談莫言獲獎及其作品的翻譯”,《小說評論》,2013年第2期,第7頁。
  7. 劉再復:“駁顧彬”,《當代作家評論》,2013年第6期,第23頁。
  8. 陳曉明,唐韻:“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意義”,《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季刊),2013年第2期,第29頁。
  9. 陳眾議:“評莫言”,《東吳學術》,2013年第1期,第10頁。
  10. 王寧:“世界文學與中國”,《中國比較文學》,2010年第4期,第15頁。
  11. 張順生,卞婷:“英語國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及其作品在中國的研究狀況(1984—2013)”,《山東外語教學》,2016年第1期,第76頁。
  12. 時世平:“諾貝爾文學獎作品翻譯出版的質量危機與診斷”,《出版科學》,2011年第6期,第54頁。
  13. 王寧:“諾貝爾文學獎、世界文學與中國當代文學”,《當代作家評論》,2015年第6期,第9頁。
  14. 聶珍釗:“關于建設20世紀西方文學史教材的研究”,《浙江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4期,第18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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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 曹盛盛,王曉陽:“哈佛大學通識課程改革及其運行管理服務體系研究”,《中國高教研究》,2015年第5期,第34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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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6. 劉建軍:“文學倫理學批評:中國特色的學術話語建構”,《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17頁。
  27. 吳笛:“追尋斯芬克斯因子的理想平衡——評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外國文學研究》,2014年第4期,第20頁。
  28.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2頁。
  29. 聶珍釗:《文學倫理學批評導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第14頁。
  30. 蔣承勇,云慧霞:“大學語文教學與大學生人文素養(yǎng)培育”,《中國大學教學》,2013年第2期,第54——55頁。
  31. 李梟鷹:“文獻綜述:學術創(chuàng)新的基石”,《學位與研究生教育》,2011年第9期,第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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