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研究現(xiàn)狀

國外翻譯學界對于葛浩文的研究極少。筆者在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EBSCO Research Database、JSTOR、劍橋（Cambridge）電子期刊數(shù)據(jù)庫及牛津（Oxford）電子期刊數(shù)據(jù)庫等數(shù)據(jù)庫中檢索，查得的資料極少。具體查詢結果如下：

（1）ProQuest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為關鍵詞，并含“translation”，進行高級檢索，選擇“學術期刊”為檢索范圍，共檢索得108個結果，除葛浩文譯作、書訊、對某部著作的書評、對葛浩文編著（如《哥倫比亞現(xiàn)代中國文學選集》）的評論、葛浩文本人撰寫的論文之外，只檢索得相關論文一篇，即陸敬思（Christopher Lupke）發(fā)表于《今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011年第2期的“Hankering after Sovereign Images”。文中，陸敬思介紹了葛浩文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翻譯，并評價道：“不可思議的是，葛浩文擁有一種一以貫之的文學‘變色龍’的能力，不僅能把中文作品駕輕就熟地譯成英文，更能靈氣十足地抓住作品的原汁原味?！?sup>[1]

（2）EBSCO Research Library：以“Howard Goldblatt”為關鍵詞，搜索范圍為全文，剔除前述無關資訊后，只搜索到相關論文一篇，即斯科特·海勒（Scott Heller）2000年9月8日發(fā)表于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上的“A Translation Boom for Chinese Fiction”。文章主要介紹國外翻譯界對中國文學翻譯作品的譯介，其中僅提及葛浩文的翻譯生涯，列舉其作品，并沒有對其譯作進行評價。

（3）JSTOR數(shù)據(jù)庫、劍橋電子期刊數(shù)據(jù)庫及牛津電子期刊數(shù)據(jù)庫的檢索未發(fā)現(xiàn)有價值文獻。

由此可見，國外對于葛浩文的翻譯相關研究寥寥無幾，幾乎無借鑒意義。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中國翻譯學界對葛浩文的研究則熱鬧許多。根據(jù)筆者在中國知網(wǎng)上的搜索記錄（以“葛浩文”為主題，并含“翻譯”），對葛浩文的翻譯最早進行研究的國內論文（此處提到的論文，僅指中國知網(wǎng)收錄的正式出版期刊上發(fā)表的論文），是張耀平發(fā)表于《中國翻譯》2005年第2期的《拿漢語讀，用英文寫——說說葛浩文的翻譯》。其后，自2005年至2009年共有論文8篇，2010年6篇，2011年10篇。2012年，亦即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一年，對莫言的研究帶動了對葛浩文的關注，搜索的結果增加到了16篇，到了2016年，這個數(shù)字激增到了104篇?？梢?，對葛浩文及其翻譯作品的研究熱情，正在逐年升溫。而且這一熱情正有愈來愈烈的趨勢：自2005年1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同一搜索結果已經(jīng)達到546篇。

國內翻譯界對葛浩文的研究集中在葛浩文翻譯觀、翻譯策略等方面。

最早對葛浩文的翻譯進行研究的張耀平（2005）認為：葛浩文于譯事用工勤勉，不僅翻譯得快，而且質量高。近年來，莫言、李銳等中國作家逐漸在西方世界獲得聲譽，無疑得益于他的勞動。張耀平的文中還通過葛浩文的口介紹了葛浩文的翻譯觀：“誠如意大利諺語所說，‘翻譯即背叛’，誠如斯泰納（George Steiner）所說，‘百分之九十的翻譯都是不完備的’，但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是翻譯的性質使然?！瓋煞N語言之間不存在一一對應的關系，有時候原文大于譯文，原文中的內涵在譯文中得不到充分的表現(xiàn)，也有時候則是譯文大于原文，原文意思進入譯文后可以得到更為豐富的表述?！睆堃降恼撐闹攸c討論了葛浩文的翻譯觀，并引用具體譯例分析了他的翻譯風格。

對葛浩文的翻譯觀進行研究的文軍等學者2007年在《外語教學》上發(fā)表了《葛浩文翻譯觀探究》一文。該文分析了葛浩文的翻譯觀：①對原文和譯文的忠實；②翻譯是一種跨文化交流活動；③翻譯又是一種背叛和重寫。結論中，文軍等作者指出：雖然葛浩文認為翻譯是一種背叛和重寫，但忠實仍然是他自己翻譯實踐的第一準則，并且主張在不同情境之下，靈活運用不同的翻譯方法，使得譯文既傳達了原文的形和神，又易于目標語讀者的理解。

2009年，靳秀瑩在《重慶交通大學學報》上發(fā)表文章，討論葛浩文的翻譯觀。她認為葛浩文是把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作品介紹到西方世界的最積極、最有成就的翻譯家。他在豐富的翻譯實踐中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譯學見解，即翻譯要促進文化交流，譯者應“精”于譯事、“慎”于譯事、“樂”于譯事，翻譯是忠實與創(chuàng)造的統(tǒng)一。

2012年，《廣東第二師范學院學報》上發(fā)表的余東《變通意識與國粹心態(tài)——葛浩文的文學翻譯觀解讀》一文，討論了葛浩文翻譯文本中的變通。2013年，侯羽、朱虹在《燕山大學學報》上發(fā)文《葛浩文為讀者負責的翻譯思想探究——以〈駱駝祥子〉英譯為例》，探究了其為讀者負責的翻譯思想，以《駱駝祥子》英譯為例從四方面展示了該思想在文本層面上的具體體現(xiàn)。

葛浩文本人對自己的翻譯觀念是如何闡釋的呢？2011年，葛浩文夫婦翻譯的《魔咒鋼琴》被上海電影集團搬上銀幕。同年6月14日，《文匯報》發(fā)表了一篇訪談《葛浩文：沒有翻譯，我就不能生活》。文中，葛浩文簡短描述了他的翻譯觀：沒有什么翻譯的技巧，也沒有直譯或者意譯的理論?！拔曳g每一部作品的方式方法都不一樣，而且我是個翻譯家，不是作者。原著本身就是我的‘指南針’，我只能跟著它去走，不能用固定的方式來翻譯那么多部不同的作品，否則《河岸》里面的人物說的話翻譯出來，就跟《狼圖騰》里面的主人公說話一樣了，那是要不得的！”文章說，對嚴復先生所倡導的翻譯講求“信、達、雅”，葛浩文很贊同。他覺得，三者缺一不可，尤其是“雅”。因為翻譯不是給作者看，也不是給譯者看，而是給讀者看，即讀者的需要才是最重要的。做到了“信”、做到了“達”，最關鍵也是最難的還是要做到“雅”——讓讀者讀懂作品，能夠發(fā)現(xiàn)其精髓，不要因為語言產(chǎn)生障礙。

對葛浩文翻譯策略的研究俯拾皆是。2010年，胡安江在《中國翻譯》上發(fā)表《中國文學“走出去”之譯者模式及翻譯策略研究——以美國漢學家葛浩文為例》，討論了葛浩文的翻譯策略，并以葛浩文為例提出中國文學要想“走出去”，必須重新思考譯者模式。文章中，作者評價了葛浩文的中文天賦和對中國文學特殊的情結，把葛浩文的翻譯選擇原則總結為“快樂原則”和“讀者意識”。

2012年，《譯林》第4期上，鄭貞等發(fā)表的《〈米〉中敘事化意象的翻譯研究》，從敘事化角度討論葛浩文翻譯的《米》。2013年，張璇、王斌在《語文學刊》第2期上刊文《以〈紅高粱家族〉為例淺談認知圖式對翻譯的啟示》，以葛浩文翻譯的《紅高粱家族》為例，結合認知圖式理論，從圖式重合、圖式?jīng)_突、圖式互缺這三個方面分析翻譯策略的選擇。

除了對葛浩文翻譯觀、翻譯策略的研究稍多之外，對翻譯模式的研究相對較少。2012年《中國翻譯》第1期上，發(fā)表了香港嶺南大學李文靜對葛浩文夫婦的訪談錄。兩人在訪談中介紹了自己的翻譯模式。在提到翻譯中對中國文化成分的處理時，夫婦倆各自談到了自己的觀點。此外，兩位譯者還對出版商、譯文編輯與譯者之間既有斗爭又有妥協(xié)的關系進行了解說。文章認為：一篇譯文的最終形成是各方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文字的選擇之下暗藏的可能是譯者、作者和編輯之間的爭議和妥協(xié)，但現(xiàn)實中譯者卻被迫承受了許多不公平的責難。

對葛浩文的翻譯風格進行研究的論文并不多見。2012年，黃立波等在《外語研究》第5期上發(fā)表論文：《譯者風格的語料庫考察——以葛浩文英譯現(xiàn)當代中國小說為例》，文章首次從語料庫的角度考察葛浩文的翻譯風格。黃立波等以考察“譯者風格”的方法論為依據(jù)，考察葛浩文翻譯現(xiàn)當代中國小說的譯者風格，并以另一位翻譯家戴乃迭的翻譯作品作為參照，探索兩位譯者的翻譯風格差異。結果表明：利用類符形符比、平均句長等語料庫基礎統(tǒng)計數(shù)據(jù)并不能夠有效地區(qū)分出不同譯者的翻譯風格，這些統(tǒng)計結果顯示的規(guī)律更像是翻譯文本所表現(xiàn)出的一種共性。黃立波等提出，譯者風格可以分為“S-型”和“T-型”兩種，“S-型”是譯者針對源語的特定語言現(xiàn)象采取的統(tǒng)一對策，“T-型”則是譯者下意識語言選擇的結果，兩者均表現(xiàn)為某個譯者所有翻譯文本中的規(guī)律性語言模式。黃立波的這篇文章對單純用語料庫考察譯者風格的可行性提出了質疑。

2013年，邵璐發(fā)表《莫言英譯者葛浩文翻譯中的“忠實”與“偽忠實”》一文（《中國翻譯》第3期）。該文以莫言作品中最受西方讀者歡迎的《生死疲勞》英譯本為個案研究對象，探究譯者葛浩文的個人文體風格?！渡榔凇返挠⒆g本對莫言在西方受到廣泛認可并獲得諾獎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邵璐認為，該英譯本并非如學界和媒體所說的那樣“精確”或“忠實”，而是通過刪減文化負載信息來降低目標文本在目標語言文化中的受阻性，使用“偽忠實”譯法凸顯中國文化和語言特質，從而傳達源文本的異國風情。

同年，邵璐在《外語教學》第2期上發(fā)表的《莫言〈生死疲勞〉英譯中隱義明示法的運用：翻譯文體學視角》一文，從文體學角度對《生死疲勞》在中西方讀者群中遭受內冷外熱的情況做出回答，并指出，“明示”是《生死疲勞》葛浩文英譯本中一個明顯的文體特征。

此外，邵璐還發(fā)表了《翻譯中的“敘事世界”——析莫言〈生死疲勞〉葛浩文英譯本》（《外語與外語教學》2013年第2期），文章從經(jīng)典敘事學角度，對莫言《生死疲勞》葛浩文英譯本獲得成功的深層原因進行剖析。

綜上所述，筆者發(fā)現(xiàn)，對葛浩文翻譯作品的研究多集中在對其個別譯本、翻譯策略和翻譯觀的研究上或對某一部譯作的考察上，而對葛浩文的整體翻譯風格的研究和考察及對其翻譯風格的追根溯源較少且不全面。近幾年來有越來越多的翻譯研究者開始運用語料庫進行研究，但是，建立葛浩文譯本語料庫，同時將語料庫定量研究和傳統(tǒng)定性研究結合，對葛浩文的翻譯風格進行考察則并不多見。這也是本書選取語料庫這種方法對葛浩文翻譯風格進行較全面探究的原因之一。

[1]The uncanny aspect of Howard Goldblatt's example, by contrast, is his consistent ability to play the part of the literary chameleon, not simply rendering Chinese works into English well, but exhausting his creative powers to capture the true flavor of the orig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