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經濟社會發(fā)展概況
朗塞嶺村（rnam-sres-gling）和柳村（sle'u）均位于雅魯藏布江中上游地帶。朗塞嶺村所在的山南地區(qū)，是西藏高原海拔較低的地區(qū)之一，氣候溫和多雨，雅魯藏布江沿岸農田交錯，土質肥沃，是西藏主要產糧地區(qū)之一。柳村所在的日喀則地區(qū)西部，自然條件比較惡劣，經濟發(fā)展相對滯后。民主改革以前，這兩個村莊的居民都處于封建農奴制統(tǒng)治之下，分別由領主或地方政府管轄。民主改革以來，朗塞嶺村和柳村與西藏所有的鄉(xiāng)村一樣，共同經歷了一系列的變革，社會面貌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成為西藏鄉(xiāng)村社會變遷的縮影。本章通過對兩個村莊的經濟社會發(fā)展概況進行描述，力圖展現其半個世紀以來社會變革的軌跡，以及它們各自的特點和差異，為其后各章的論述提供背景資料和支撐。[1]
第一節(jié) 朗塞嶺村
朗塞嶺村為西藏自治區(qū)山南地區(qū)（現為山南市）扎囊縣扎其鄉(xiāng)的一個行政村。民主改革以前，朗塞嶺村屬于朗塞嶺谿卡，歸貴族朗塞嶺占有。民主改革以來，朗塞嶺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經歷了巨大的變化。由于自然地理條件和歷史文化等因素的影響，盡管朗塞嶺村所在的山南地區(qū)是西藏農耕較為發(fā)達的地區(qū)，但截至2012年7月，朗塞嶺村整體還沒有擺脫貧困，實現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任務面臨較多困難和挑戰(zhàn)。
一 地理歷史人口
朗塞嶺村位于雅魯藏布江中游南岸的山谷地帶，與著名的桑耶寺隔江對望。這是一個山口洪水沖積形成的寬谷，又稱朗塞嶺溝。山谷東西南三面靠山，北面臨江，地勢較為平坦，從山上流下的泉水匯為一條小溪，向北面的江邊流去。山谷里除了朗塞嶺村，還有宗嘎村（rdzong-dkar）和門卡絨村（mon-dga'-rong）[2]，朗塞嶺村處于谷地中央。村莊3千米外臨江不遠處有拉澤公路經過，這是早在1956年就建成的拉薩通往山南的交通干線，現為101省道。村莊距離鄉(xiāng)政府所在地10千米，距離縣城31千米，距離山南地區(qū)行署所在地澤當鎮(zhèn)25千米，距離拉薩市120千米。所處地域接近山南政治文化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具有一定便利條件。
朗塞嶺村地處藏南谷地，海拔相對較低，大約為3500多米，屬高原半干旱氣候，日照充分，冬長夏短，春秋相連，冬季長且寒冷干燥，春季多風沙，夏季溫暖雨量集中，秋季低溫干旱。自然災害主要有干旱、冰雹、大風和山洪。歷史上，山南地區(qū)素有“西藏糧倉”之稱，扎囊縣經濟亦以農業(yè)為主，農牧并舉。全縣耕地集中在7條山溝中，朗塞嶺溝即是其中之一。
圖1-1 朗塞嶺村全貌（楊春宇攝于2012年7月）
朗塞嶺村在民主改革以前為朗塞嶺（20世紀60年代的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寫作囊色林）谿卡。朗塞嶺是一家古老貴族，據說最早的封文見于五世達賴喇嘛時期。朗塞嶺家居住的莊園是山南最為著名的莊園，其建筑年代不詳。[3]莊園處于村莊中心靠南，占地面積達1000多平方米，主要建筑物為高達7層（一說9層）的土、石筑成的樓房，設有起居室、臥室、經堂、拉康、護法神殿等，一樓設有織布機房，底層設有囚禁農奴的牢房。高樓旁建有矮屋，供朗生（家奴）居住，以及作為加工各類農產品的作坊和糧倉，還建有馬廄、牛圈等。莊園建筑包圍在雙重城墻內，外墻呈長方形，內墻呈方形，高約10米，四角設有碉樓。雙墻之間，開筑有寬約5米、深3米的壕溝。莊園圍墻外北側，有一片很大的場院，作為莊園的打麥場。外墻外南側，有一座風景秀麗的花果園，占地不亞于莊園圍墻內的面積。園內種植蘋果樹、桃樹、杏樹等果樹，還有許多品種的花卉，花叢中建有一個亭臺。西藏和平解放后，中共西藏工委就注意到了其獨特的文物價值和教育價值，于1959年10月提出了成立“囊色林農奴主莊園博物館”的意見：
囊色林的建筑時代較早，規(guī)模較大，主樓有七層，全部為石砌成，莊園周圍有城兩道，外為土城，內為基城，二城墻之間有壕溝，內城四角有簡陋之碉樓，莊園之后有一極大的打青稞場院，如此規(guī)模之莊園極為少見，據傳，此建筑乃為乃東王朝時期，一個王子的頗章。這一組建筑十分完整，應加保護，將來可利用此莊園，成立農奴莊園博物館，除恢復其主要生活及朗生住屋等典型房間以外，可辟室陳列剝削、壓迫農奴的展覽室。
在莊園樓上經堂中，有些塑像年代較早較好，并發(fā)現一個石刻建筑小模型，此模型當系后藏拉當寺中所藏，為明永樂年間施的印度“將木金”廟宇建筑模型中的一個，不知因何到此，將來應送還該寺。由此看來，此處可能還有其他文物，今后應加清理、登記保存。[4]
1959年，西藏部分上層分子發(fā)動叛亂，朗塞嶺莊園成為其中的一個叛亂據點。在叛亂中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中，莊園坍毀嚴重，園內所藏文物蕩然無存，莊園附屬建筑和花果園也被拆毀，只剩下殘缺不全的主樓及內外墻。為促進地方旅游業(yè)發(fā)展，扎囊縣政府于2009年投資1200萬元，組織修建朗塞嶺莊園，目前已經基本翻建完工，預計一兩年內對外開放。2011年，政府又投資768萬元，將拉澤公路至莊園的道路新鋪了柏油，并延伸6.8千米至宗嘎村。朗塞嶺莊園現為國家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圖1-2 新翻建的朗塞嶺莊園（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關于朗塞嶺名稱的由來眾說紛紜。據說扎囊縣扎唐寺所藏《噶恰》（即《扎唐寺志》）記載：遠在墀松德贊時期，墀松德贊次子被放逐于門隅地區(qū)，后來他率領門隅人打回雅魯藏布江南岸，在此修建了建筑物，稱為門卡絨（至今朗塞嶺村附近依然有門卡絨村）。五世達賴時期，門卡絨改稱朗塞嶺。朗塞嶺家的后人則認為朗塞嶺因其莊園建筑形似囊色神（毗沙門）的宮殿而得名，聳立在高樓北面的7座神塔傳說就是囊色神的塔位。[5]19世紀以后，關于朗塞嶺的記載已經十分準確。如道光十年（1830）形成的《鐵虎清冊》第20件關于扎其地區(qū)的內容說道：“貴族朗色林，除在職免差地及舊拋荒地外，應支四十二頓差?！?sup>[6]還有一篇游記記載了1920年末期的朗塞嶺莊園：
住南塞林。按南塞林，為藏南第一宦家，居樓九層，封地極廣，人民眾多，其樓之高，為藏中所罕見。樓之四周墻上有槍口，其外有壕溝，在樓下觀之，儼然一座小城。院之西，有數丈高之寶塔七座，傳聞伊家曾降生過紅教教主四次。按紅教教主為蓮花生之轉生，居紅教本寺。次日由南塞林贈茶葉炒面等，余因行途不便，僅領酥油一小塊，余均辭謝未收。[7]
正如該游記所述，朗塞嶺的莊園主里曾出過多名著名人物。包括貢嘎縣古老的多吉扎寺的兩位活佛、大學者班禪·羅桑益西和原西藏噶廈政府的噶倫等。最后一位莊園主名為班覺晉美，1947年起他在西藏政府噶廈中任孜本（四品），于是遷居拉薩，莊園遂由其表兄全知·拉旺才仁代管。[8]朗塞嶺谿卡原先分為達定、雪定、曲科定、甲熱抗定四個“定”。“定”是支差小集體，也是領主管理農奴的行政小單位。據說除了朗塞嶺谿卡，貴族朗塞嶺還占有附近的拉巴谿卡[9]、雅爾谿卡[10]和門卡絨村的一些土地。但在民主改革前，這三處土地都轉讓了出去，只剩下貴族朗塞嶺的根基谿卡——朗塞嶺谿卡。
西藏和平解放后，班覺晉美曾任西藏自治區(qū)籌備委員會的委員和常務委員。然而，此人“系親英的積極分子，在政治上他主張脫離祖國而‘獨立’。……據聞最近所謂‘人民會議’的反對組織，他是領導人之一”。[11]1959年1月4日，班覺晉美等人組織山南地區(qū)20多座大寺廟的上層代表及各宗谿頭人，在哲古等地召開叛亂會議。3月10日，西藏農奴主全面發(fā)動武裝叛亂，班覺晉美任扎囊地方“志愿軍”總指揮。3月2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發(fā)布命令，解散西藏地方政府，撤銷包括班覺晉美在內的參與叛亂人員的籌委會委員、常務委員職務。[12]
山南地區(qū)的叛亂很快就被平息，隨即開展民主改革運動。其中，扎囊從4月即開始進行農區(qū)“三反雙減”、牧區(qū)“三反兩利”和寺廟“三反三算”各項運動。5月和6月，扎囊縣人民政府和中共扎囊縣委相繼成立。6月13日，扎囊縣正式鋪開4個點，開展“三反雙減”運動。7月25日，中共扎囊縣委向上級提出報告，擬將全縣劃分為4個區(qū)，并籌劃成立各鄉(xiāng)農民協會。8月18日，扎囊縣召開了首屆一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開展“三反雙減”運動和建立農民協會，迅速培養(yǎng)了一批藏族干部。9月初，扎囊縣開始土地改革試點；9月28日，扎囊縣首屆二次農民代表大會通過《關于在全縣范圍內全面進行土地制度改革運動的決議》。全縣土地改革分三批進行，至11月上旬全部結束，體現出進展快、規(guī)模大、發(fā)展健康的特點。[13]
按照中共扎囊縣委和縣人民政府的安排，朗塞嶺谿卡屬于第一批進行土地改革的地區(qū)，即9月初開始，10月結束，次年5～7月進行復查。土改完全按照《關于在全縣范圍內全面進行土地制度改革運動的決議》的安排進行，即在“三反雙減”斗爭的基礎上，開展發(fā)動和教育群眾、查實土地和人口、劃分階級、分配土地和物資的運動。當時，朗塞嶺谿卡共有142戶611人（不含領主人口），其劃分階級情況如表1-1所示。
表1-1 民主改革時期朗塞嶺谿卡階級劃分情況統(tǒng)計
從表1-1可知，該谿卡農奴主及其代理人占總戶數的5.64%，農奴占總戶數的75.35%，奴隸（含家奴）占19.01%。這反映中共中央及西藏工委對西藏社會的判斷是準確的，制訂的土地改革方案是符合實際的。這樣劃分階級，“依靠的力量達到百分之七十五左右，團結的面達到百分之二十左右，打擊的面只在百分之五以下，而這百分之五以內還有一部分愛國進步朋友，需要爭取團結也是可以爭取團結的力量，依靠、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力量來對付百分之五以下的最反動的、叛亂的農奴主和農奴主代理人，那是極為有利的”[14]。
經過民主改革，徹底推翻了封建農奴制度，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權。朗塞嶺村和宗嘎村組成朗塞嶺鄉(xiāng)，成立了鄉(xiāng)農民協會，歸屬扎其區(qū)管轄。1959年10月，互助組也開始在這里發(fā)展起來，全鄉(xiāng)組織了17個互助組，共196家農戶參加，占應入組戶數的97%。[15]
民主改革以來的半個多世紀里，朗塞嶺的行政建制隨著時代的變遷而變化。1962年，成立了朗塞嶺鄉(xiāng)黨支部，歸扎其區(qū)委管轄。1968年，成立朗塞嶺人民公社，仍包括朗塞嶺村和宗嘎村，歸扎其區(qū)革命委員會管轄。截至1980年6月上旬，全公社人口數量及其構成如表1-2。[16]
表1-2 1980年朗塞嶺公社人口統(tǒng)計
1980年4月，西藏自治區(qū)黨委書記陰法唐帶領工作組到扎囊縣開展聯產承包責任制試點。當年5月，開始在全縣推廣聯產承包責任制。1984年，全縣32個人民公社改為鄉(xiāng)人民政府，朗塞嶺恢復鄉(xiāng)建制，歸扎其區(qū)委管轄。1987～1988年，扎囊縣將全縣5個區(qū)、32個鄉(xiāng)陸續(xù)撤并為11個鄉(xiāng)，147個生產隊合并為63個村委會。朗塞嶺鄉(xiāng)與門卡絨鄉(xiāng)合并為朗塞嶺鄉(xiāng)，轄朗塞嶺村、門卡絨村和宗嘎村。表1-3為1989年全鄉(xiāng)人口統(tǒng)計情況。[17]
表1-3 1989年朗塞嶺鄉(xiāng)人口統(tǒng)計
1999年，扎囊縣又對各鄉(xiāng)鎮(zhèn)行政區(qū)劃進行調整，將全縣11個鄉(xiāng)合并為3鄉(xiāng)2鎮(zhèn)，下轄294個自然村65個行政村。朗塞嶺鄉(xiāng)與扎其鄉(xiāng)、民主鄉(xiāng)合并為扎其鄉(xiāng)，朗塞嶺成為其下轄的一個行政村至今。[18]
目前，朗塞嶺村共有3個組。截至2011年底，全村有161戶779人，全部為藏族。其中：男性310人，女性469人，80歲以上老人14人，有一定技能的47人，在讀大學生33人、高中生35人、初中生26人、小學生62人（見表1-4）。
表1-4 2011年朗塞嶺村戶數人口基本情況統(tǒng)計
二 土地和經濟活動
朗塞嶺村以農業(yè)生產為主，兼營牧業(yè)?？楇珰谑莻鹘y(tǒng)的家庭手工業(yè)。作物品種以青稞、小麥和豌豆為主，也產油菜籽、蘿卜、圓根、土豆和黃麻。此外，這里的居民還在農田之間和村旁宅隅種植林木和桃、梨、蘋果、海棠等果樹。尤其是莊園旁邊領主的花果園里，樹木花草更為繁茂。
民主改革前，朗塞嶺谿卡共有耕地1521克18哲[19]，全部分布在山谷里，如果按照生活在谿卡的人口計算，人均耕地面積近2.5克。然而，這些耕地全由班覺晉美為主的領主所占有。該領主的封文寫著：“山、水、草的主權都歸囊色林?！逼渲?，班覺晉美直接占有1190克8哲土地，占全谿卡土地總數的78.53%。全谿卡的山坡、水源和荒地，也歸其所有。谿卡的農奴必須承擔相應的差役和賦稅，才能使用小片差地、租地或“協”地。[20]
谿卡山谷兩側和谷底后山是淺草牧場，谷口的亂石灘地和農田間的空隙地與流經山谷的溪畔兩側，也是畜牧的場所。據統(tǒng)計，1958年全谿卡共有各種牛701頭（其中領主占有184頭），綿羊和山羊3299只（其中領主占有200只），馬、騾、驢241匹（其中領主占有22匹）。民主改革前的幾十年里，不少人被迫外逃，造成谿卡勞動力不足，農奴們負擔的差役更加沉重。許多人為了交差，借錢借糧，陷進了債務的深坑，以致傾家蕩產。據統(tǒng)計，民主改革前共有62戶農奴欠債，占本階層戶數的87.32%，平均每戶欠債折合青稞超過352克（注：藏克，下同）。[21]
經過民主改革，西藏徹底推翻了封建農奴制度。參加叛亂的農奴主班覺晉美及其4家代理人的財產被沒收；其余未叛代理人的財產則進行了贖買。中等和富裕農奴的土地得到保留；無地和少地的農奴，每人至少分到1克15哲土地，還分到耕牛、犁鏵、騾馬、牛羊、衣物和家具等生產工具和生活用品，很多單身農奴組成了家庭。廣大農奴擺脫了人身依附、烏拉差役和高利貸的束縛，開始走上社會主義的發(fā)展道路。[22]根據地方史志記載，1960～1967年互助合作時期，扎囊縣農牧民以換工方式進行互助勞動。人民公社時期，實行集體勞動，按勞分配，改革開放后鼓勵發(fā)展家庭農副業(yè)。人民公社的收益分配以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進行，社員平時勞動按日記分，全勞力日工分10分，半勞力5～6分等。秋后分配實物、年終決算以全生產隊農牧林一并計算收入。總收入扣除稅金、辦公費、干部補貼等支出和種子、飼料以及公積金和公益金。社員分配除以全隊全年總勞動日數，算出每個勞動日的價值。勞動日價值乘以各戶的勞動日數為各戶的全年總收入。各戶總收入減去所分口糧和副產品等實物折款合計后為各戶凈收入。在糧食分配上實行按人均口糧和工分糧結合的辦法?；究诩Z每人每年12.5克左右，工分糧按比例確定，其總數除以總工分為每個工分應分的工分糧。副產品按人和牲畜平均分配，所分糧食和副產品等實物均按規(guī)定價格計算。1980年國家開始免征農業(yè)稅后，分配上不再扣除稅金。公積金用于擴大再生產，公益金用于社員福利。糧油等實物和現金分配的多少、高低與產量和收入成正比例。[23]
1984年中央召開第二次西藏工作會后，實行“兩個歸戶”政策，以家庭為單位進行生產經營，收入均歸農戶自己所有，農牧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根據扎其區(qū)委和區(qū)公所1986年4月的調查，當時的朗塞嶺鄉(xiāng)（下轄朗塞嶺村和宗嘎村）共有217戶1186人，其生活水平分為六類（見表1-5）。[24]
表1-5 1986年朗塞嶺鄉(xiāng)群眾生活水平統(tǒng)計
從表1-5可以看出，下等戶及最困難戶數量達107戶528人，占總戶數的49.30%，比例是很大的。根據調查材料的描述，他們住房條件一般，每年6月就開始缺糧，最困難戶既缺錢又缺糧，生活狀況很差。這其中的原因除了缺乏勞力、不會經營以及家底薄以外，最主要的原因是當地連續(xù)幾年歉收。
根據相關統(tǒng)計，民主改革前朗塞嶺的糧食產量平均克產7克，1960年達到12.8克，1961年遭災減少到10.1克，1962年提高到13.14克。[25]不過，當時的調查沒有說明糧食品種。到了1989年，該村冬小麥畝產約15.6克，青稞畝產約8.1克，小麥產量提高顯著。當年，朗塞嶺村居民人均糧食收入19.26克，比20世紀70年代扎囊縣人均12.5克的水平有較大提高；同時，村民還獲得一定的現金收入（參見表1-6和表1-7）。[26]
表1-6 1989年朗塞嶺村農業(yè)產量統(tǒng)計
表1-7 1989年朗塞嶺村收益及分配統(tǒng)計
據統(tǒng)計，1958年朗塞嶺共有各種牛701頭（其中領主占有184頭），綿羊和山羊3299只（其中領主占有200只），馬、騾、驢241匹（其中領主占有22匹）。[27]其后朗塞嶺村的牲畜總數大體維持在此水平，主要在于畜牧條件的限制（參見表1-8）。
表1-8 1989年朗塞嶺村牲畜存欄統(tǒng)計
續(xù)表
改革開放以后，朗塞嶺村的經濟結構逐漸得到調整，副業(yè)在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斷提高，特別是外出打工成為主要的現金來源。扎囊縣是有名的氆氌之鄉(xiāng)，朗塞嶺村的居民農閑時多自織自染氆氌，每戶每年可制作一兩條或三五條，每條約11抻（抻為雙臂展開的長度），每件無袖女裝約需8抻。質量好的氆氌每條可賣2000元左右，差的不到1000元。村里還有幾個人從事木工、縫紉等手工藝行業(yè)，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從事建筑業(yè)、修路和服務業(yè)等（參見表1-9和表1-10）。
表1-9 1989年朗塞嶺村副業(yè)收入統(tǒng)計
表1-10 1989年朗塞嶺村主要生產生活用品統(tǒng)計
扎囊縣屬于半干旱地區(qū)，農業(yè)生產受到旱災嚴重影響。民主改革以前，全縣只有歷史上留下的七溝七渠，包括朗塞嶺水渠。這些水渠由當地民眾集資共同修建，主要用于農田灌溉及其水磨、人畜飲水。朗塞嶺村雖然鄰江，但是因為地勢高，長期以來無法利用江水提灌。相反，雅魯藏布江河灘上的泥沙卻被大風吹上來，年復一年，靠近江邊的土地變成了寸草不生的沙丘，朗塞嶺溝耕地面積逐漸減少。2000年，扎囊縣開始實施較大規(guī)模的扶貧搬遷工作，計劃在朗塞嶺靠近101省道的地段分兩年進行200戶（包括錯那縣60戶）搬遷工程。2001年，自治區(qū)投入扶貧搬遷資金361萬元，共建住房148套，將扎囊、錯那兩縣的特困戶相繼遷移至此，其中也包括朗塞嶺的一些貧困戶，組成德吉新村（建制村），仍屬扎其鄉(xiāng)管轄。[28]為了解決搬遷移民的生產生活問題，使其脫貧過上小康生活，政府同時在朗塞嶺進行包括生態(tài)建設和扶貧開發(fā)在內的農業(yè)綜合開發(fā)。2000年，投資1787.51萬元，建成了朗塞嶺提灌站。工程包括：35千伏輸電線路4公里，35千伏變電站2座，一級泵站裝機450千瓦，揚程17.06米，提水1.15平方米/秒，二級泵站裝機375千瓦，揚程29.25米，提水0.37平方米/秒，總干渠全長3.3公里，一級東干渠全長2.6公里，二級東干渠全長4.8公里，二級西干渠全場2.6公里，四條干渠總控灌面積1.92萬畝。[29]之后的幾年中，又累計投資數千萬元，建設了2500畝草場、6000畝生態(tài)林，治理沙灘1100畝。2011年上半年，又完成各種造林52052.1萬畝。[30]
盡管修建了朗塞嶺提灌站，然而現有水資源依然無法滿足人畜飲水問題，灌溉及人畜飲水安全已經成為朗塞嶺村的典型問題。在距離村莊2575米處的山上，有幾個水源豐富的泉眼，流出來的水由宗嘎村和朗塞嶺村共用，以前修有簡單的水渠，2005年左右修建了水泥的水渠，但是依然有不少地方出現嚴重的滲水、漏水、堵塞現象，不僅未能滿足村莊土地的灌溉要求，而且浪費了水資源。為避免用水矛盾，兩村制定了用水規(guī)則，即6個組（宗嘎村也分3組）輪流使用，按小時灌溉，有管水員監(jiān)管。如發(fā)生矛盾，就要進行調解。2012年上半年，當地一直沒有下雨。播種時泉水流量不足，村民就從井里打水和從江里提灌。為了更好地利用山上的泉水，朗塞嶺駐村工作組向上級打了報告，申請資金145250元，希望建造一座蓄水池和6個取水點，以解決當地居民生產生活用水。[31]
截至2012年1月，朗塞嶺村耕地總面積為1828.94畝，人均耕地2.35畝。2011年，全村種植糧食作物1828畝，以小麥為主，青稞較少，約200畝。小麥和青稞里套種一些土豆、油菜等，其中，土豆數十畝，油菜500多畝。此外，村民也種植苜蓿，有412.16畝。還有人種植一些豌豆。根據訪談，當年糧食（小麥及青稞）畝產在250～280斤。如一組云丹家有耕地10.2畝，當年收獲小麥2576斤、青稞504斤、油菜360斤、土豆560斤；二組邊旦家有耕地10.2畝，當年收獲小麥980斤、青稞168斤、油菜240斤、土豆336斤；三組嘎瑪家有耕地9.99畝，當年收獲小麥1620斤、青稞560斤、油菜168斤、土豆840斤。在生產力方面，除了傳統(tǒng)的農具以外，耕作的機械化程度也有提高，截至2012年6月，全村共有播種機10臺，收割機7臺，拖拉機（也可犁地）113臺，揚場機及脫粒機合計40臺。不過，近山居住的村民（以三組為主）的耕地大多呈階梯形分布，面積小無法實現機械化耕種，同時這些耕地還嚴重缺乏灌溉設施，因此影響了糧食產量的提高。
牧業(yè)是朗塞嶺村居民生計的組成部分，是提供肉食、畜力和皮毛的主要來源。截至2012年1月，全村共有草場面積33336.4畝（2222.4公頃），其中：冬春草場4667.10畝（311.14公頃），夏秋草場28669.30畝（1911.29公頃）。有牲畜合計8569.70只（折合為綿羊單位，1只牛折5只綿羊），戶均23.22頭（只）。按人頭劃草場人均草場面積25.63畝；按牲畜劃草場畜均草場面積1.56畝（見表1-11）。[32]
表1-11 2011年朗塞嶺村牛、羊蓄養(yǎng)基本情況統(tǒng)計
總的來說，朗塞嶺村的草場面積不能滿足全村人口發(fā)展畜牧業(yè)的需要，限制了全村牛、羊畜養(yǎng)的數量。因此，村民們大多是白天將牛羊趕到草場放牧，晚上再趕回村里圈著。全村專業(yè)牧戶僅有3戶，出生于1964年的二組村民達珍就是其中一戶，她告訴我們：[33]
我父母住在一組，1歲多時我被過繼到姨媽家。姨媽姨父原來給莊園附近的一家名叫扎西堅贊的貴族干活，是扎西家的朗生，住在主人分給的一間小屋里，主要做扎西家地里的農活和家里的粗活，每頓飯只有一小碗糌粑。民主改革后，他們在集體里趕驢車、運送青稞等。我5歲時到村小上學，但只學了3個月，姨父姨媽開始為生產隊放牧，我就隨他們上山游牧，每年只下山一次，每次在村里住三四天，一是將牛羊及奶制品交給生產隊，二是從隊里領取上山的糧食和其他必需品。實行家庭聯產承包時，姨父姨媽把集體的牲畜賒賬購買過來，包括20多頭牦牛和27頭奶牛，折價1.9萬元。我丈夫是姨父的侄子，13歲時來投靠姨父，后來我們就結婚了。姨父姨媽年老體衰后回村定居，我們夫妻倆帶著大女兒繼續(xù)在山上游牧，小女兒則在村里隨外公外婆生活學習。2003年我們一家4口分到了7畝土地，我父母幫助耕種了4年多，收獲都留給我們。一般情況下，可收獲青稞五六百斤、小麥八九百斤、土豆三四百斤，油菜也有一些。后來我們自己管理了，平時在山上放牧，農忙季節(jié)下山種地。現在，我們家有牦牛20頭、奶牛13頭、肉牛34頭、牛犢2頭、綿羊14只，主要供自家食用，2011年生產酥油80多斤、奶渣40多斤，賣了七八斤奶渣，每斤13元，也送一些給親戚；宰殺了2頭老奶牛，出售了1頭奶牛（收入2500元）和1頭牦牛（收入4000元）。我們很少出售畜產品和農產品，所以每年的現金收入大約只有1.5萬元左右，既要用于生活必需品的消費，又要購買化肥、農藥等，現金積蓄很少。
朗塞嶺村在雅魯藏布江南岸，以前江邊沒有樹木，只是沙灘。20世紀80年代開始植樹造林，村集體也購買樹苗在江邊種植柳樹等?；I資方式為村集體向村民出售集體林木，所得收入用于購買樹苗，再集體種植在沙灘上。目前，江邊的樹木已經成林，村民可以按照規(guī)定在林子里撿拾柴火。朗塞嶺村林地面積尚無確切統(tǒng)計，每年村民都在植樹造林，面積也在變化，雅魯藏布江邊的林地歸周圍4個村莊共有，屬于集體經濟，樹木每四年砍伐一次，每次可賣2萬多元；每年均可修剪一些樹枝，如出售可獲三五千元，也可用于蓋房頂；每三年每戶人家可分約一拖拉機木材，需自己去撿拾。原來莊園的花果園大約有8畝，現由村里的一個殘疾人及低保戶承包，園子里種植了蘋果梨樹、桃樹等，承包金交給村里的教學點。一些村民在自家院子和房子周圍也種植少量果樹，大多為蘋果梨樹和桃樹，由于缺水，果樹數量都不多，大多為一兩棵或三五棵而已。
圖1-3 朗塞嶺村的古核桃樹（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改革開放以后，朗塞嶺村的經濟結構逐漸得到調整，副業(yè)在居民家庭收入中的比例不斷提高，特別是外出打工成為主要的現金來源。扎囊縣是有名的氆氌之鄉(xiāng)，朗塞嶺村的居民農閑時多自織自染氆氌，每戶每年可制作一兩條或三五條，每條約11抻（抻為雙臂展開的長度），每件無袖女裝約需8抻。質量好的氆氌每條可賣2000元左右，差的不到1000元。村里還有幾個人從事木工、縫紉等手工藝行業(yè)，一些村民外出打工從事建筑業(yè)、修路和服務業(yè)等。以前村里沒有農產品加工企業(yè)，2012年村里投資7.2萬元，購置了4臺機器，在兩間公房（約80平方米）內開辦糧油加工企業(yè)，由村民承包，約定每年交村里5500元。該糧油加工部于2012年6月正式營業(yè)。
圖1-4 朗塞嶺村民家織的氆氌（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根據1989年的統(tǒng)計，全村有27戶居民蓋了新房；而2012年7月的調查發(fā)現，全村居民住房均有不同程度改善，許多人家蓋起了二層藏式樓房。進入21世紀以后，2011年，全村有超過40%的家庭現金收入達到5000元以上（見表1-12）。[34]
表1-12 2011年朗塞嶺村村民現金收入情況統(tǒng)計表
圖1-5 朗塞嶺村民居（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通過對20世紀60年代初、80年代末和21世紀10年代初材料的對比，我們可以看到朗塞嶺村的經濟變遷是顯著的，生產力水平有較大提高，人民生活有明顯改善。但是隨著經濟社會的發(fā)展，朗塞嶺受到自身條件限制的矛盾越來越突出，2011年全村總收入117萬元，人均只有1500元左右，仍然屬于貧困地區(qū)。經濟結構單一、特色農產品缺乏、增收渠道狹窄、勞動力不足、基礎設施較差等，成為朗塞嶺村難以脫貧致富的重要原因。根據朗塞嶺村駐村工作隊的調查，全村除了18戶人家，其他各戶均表示存在不同程度的生活困難（參見表1-13）。[35]
表1-13 村民生活困難情況
續(xù)表
必須指出，2011年朗塞嶺村居民所反映的生活困難情況，與1986年的類別和標準有著很大的不同。1986年有一半左右的居民還沒有解決溫飽，2011年則基本不存在這樣的問題，當然，缺乏現金收入依然是大多數居民面臨的生活難題，這也是朗塞嶺村未來經濟發(fā)展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三 村莊治理與公共服務
民主改革前，西藏廣大農村處于封建農奴制度統(tǒng)治下，人民群眾沒有參與村莊治理的權利，這種狀況在民主改革后發(fā)生了徹底的改變。民主改革期間，朗塞嶺村就培養(yǎng)了一批積極分子和基層骨干，并于1959年10月土改結束時發(fā)展了兩名黨員。此后，基層黨組織及村莊管理機構逐步發(fā)展起來?，F在的朗塞嶺村黨支部和村委會的辦公場所設在朗塞嶺莊園東側不遠處的一棟二層藏式建筑中。
通過對一組居民次仁措姆的訪談，我們對朗塞嶺村的社會治理發(fā)展歷程有了一個側面的了解。次仁措姆是朗塞嶺的傳奇人物，我們剛一到村子，就聽到村委會的干部不斷提起她。她曾經擔任村領導30多年，親身經歷了村莊的發(fā)展與變遷。她告訴我們：
我今年69歲，出生在山南的澤當鎮(zhèn)，五六歲時成為孤兒。8歲那年，我投奔父親在朗塞嶺的親戚。1959年民主改革后，村子里建了小學，我就上學了，當時已經十六七歲。這個學校是初小，我讀了3年就畢業(yè)了。然后去扎其區(qū)委書記家做了6年的保姆。這個書記是內地來的軍人，會一點藏語。他們一家都對我很好，后來書記的妻子和孩子要回內地，想帶我走，我不敢去太遠的地方，也留戀家鄉(xiāng)，就回到村里了。從1969年開始，我在村里先后擔任隊長、婦女主任等職務。1972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2月，擔任朗塞嶺鄉(xiāng)黨支部副書記，一直到1987年。1987年撤區(qū)并鄉(xiāng)，我回到村里，擔任朗塞嶺村黨支部書記，一直到2008年。2008年改選時，還有不少人投我票，但是我已經64歲了，身體也不好，所以堅持不當了。我參加過西藏第五次黨代會，我當老師的大女兒也參加過西藏第十五次黨代會。
次仁措姆為何能夠連續(xù)幾十年擔任村領導？她說，自己性格外向甚至有點潑辣，敢說敢做，大家都服她。但僅僅是這樣一個因素嗎？顯然不是。次仁措姆能夠參與村莊事務管理近40年，與她早年的教育和經歷有密切關系。在藏區(qū)，四五十年前讀過書的女性是極少的，即使是男性也不多。我們在村子里，聽到不少關于次仁措姆的議論，但是很少非議多是敬佩?，F在，次仁措姆還負責扶助鄰居。這家鄰居由四兄妹組成，年齡從30多歲到50多歲，均為遺傳性智力障礙。次仁措姆扶助他們，不僅是出于一個共產黨員的責任和義務，也是出于她的善良和愛心。
圖1-6 朗塞嶺村黨支部在村委會院內舉行黨員日活動（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截至2012年6月底，朗塞嶺村共有黨員32名。黨支部書記為男性，今年49歲，初中文化程度，年津貼6000多元；副支書也是男性，52歲，初中文化程度，年津貼3497元。還有一名委員，也是男性。目前，村黨支部每年黨員活動經費為1850元，村委會每年可獲得下撥的辦公經費1050元（見表1-14）。
表1-14 2011年朗塞嶺村黨建、團建基本情況
朗塞嶺村委會是2009年改選的，當時有選舉權的人數是500多人。村子沒有集體債務，村委會按照要求財務公開。在修建道路、水利等基礎設施時，多由上級政府撥款，村民各家出工。近年的公共設施建設，主要是2006年修建村委會辦公用房，以及打水井。此外的開支還包括：收取水電費時，要從集體經費中給予一些勞務報償。拉化肥，或是到鄉(xiāng)衛(wèi)生院及縣醫(yī)院看病，也可從集體經費中報銷租車費用。
圖1-7 朗塞嶺村黨支部和村委會辦公處（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民主改革以后，朗塞嶺村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才逐步開展。尤其是近年來，隨著政府投資力度的加快，朗塞嶺村的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建設得到很大發(fā)展，道路、水電、教育、衛(wèi)生、文化及社會保障等條件不斷改善（見表1-15）。
表1-15 2011年朗塞嶺村公共基礎設施基本情況統(tǒng)計
2011年，扎囊縣政府投資，將101省道通往朗塞嶺村中心（村委會及朗塞嶺莊園）的道路改為柏油路面，朗塞嶺村的交通狀況大為改觀。不過，全村居民居住較為分散，除了靠近村委會的二組，通往一組和三組的道路仍然是砂石路，崎嶇難行，夏季山洪暴發(fā)沖毀道路現象嚴重，經常造成村民雨季無法外出的窘境。
圖1-8 朗塞嶺村新修建的柏油路（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截至2012年7月，全村實現通電、通廣播電視。當地電價為0.5～0.6元/度，村民則享受一定照顧，按0.48元/度購買，不足部分上調。村莊移動通信信號全覆蓋，95%的居民擁有通信設備。村莊沒有郵政機構和設施，生態(tài)環(huán)境保持相對穩(wěn)定。全村93.2%的村民家中已通水，村民生活用水主要來自山上的泉水，由于條件所限，村里還沒有對飲用水進行集中凈化處理，而且人畜飲水沒有完全分開。在公共衛(wèi)生方面，沒有建設公共污水排放管道，生活污水也沒有處理。不過，村里修建了一個垃圾場，集中焚燒生活垃圾，村莊各處安置了9個垃圾桶以回收垃圾。2007～2011年，在上級部門的支持下，約有140戶村民修建了沼氣池，由于受到使用技術以及原料不足影響，沼氣的使用普遍存在火苗過弱問題，因此，目前大多數村民家中的沼氣池已經廢棄，沼氣溫室則用來種植蔬菜。
朗塞嶺村于1960年開始有公辦小學，1975～1994年改為教學點，只有1～3年級。1994～2002年，朗塞嶺小學升級為完全小學，包括1～6年級，學生最多時有100多人，教職工達19個。2002～2010年又恢復為教學點，只有一年級和二年級，2010年后只剩下一年級，同時增設學前班。截至2012年4月，全村青少年、兒童就學率達到100%（除新生兒、殘疾人外）（見表1-16）。
表1-16 2011年朗塞嶺村學生、技能人員基本情況統(tǒng)計
圖1-9 朗塞嶺教學點（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公共衛(wèi)生服務得到很大發(fā)展。扎囊縣是先心病高發(fā)區(qū)，也是疫情大縣，主要有鼠疫、腮腺炎、細菌性痢疾，近年來控制得不錯，2011年法定傳染病9例，發(fā)病率為441.4/10萬。2011年，扎囊縣醫(yī)療衛(wèi)生系統(tǒng)做了一項出色的工作，即為20350名農牧民建立健全健康檔案，占全縣農牧民人口的60%以上，在全區(qū)處于領先。個人檔案都儲存在磁卡中，刷卡即可顯示個人信息，僧尼同樣也建立健全了健康檔案，西藏衛(wèi)視“今日西藏”欄目曾對比進行過專題報道。扎囊縣是全區(qū)率先做起來的，而且做得好，計劃至2012年底建檔率要達到80%。朗塞嶺村目前設有一個衛(wèi)生室，有村醫(yī)一名，可接收一般的常見病診治。由于村莊離扎囊縣城及原山南地區(qū)首府澤當鎮(zhèn)不算太遠，如今交通條件大為改善，如有重癥村民都能及時送至那里的醫(yī)院救治。
農村社會保障制度逐步完善。截至2011年底，全村161戶村民全部參加了新型合作醫(yī)療，161戶人家均有人參加社會養(yǎng)老保險。全村有17戶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有五保戶17戶。村里設置有敬老院一座（扎其鄉(xiāng)敬老院），有3位工作人員，負責照顧來自朗塞嶺村和扎其鄉(xiāng)其他村子的12位老人。截至2012年4月，朗塞嶺村實現農牧民安居工程141戶，達到87%；待業(yè)青年就業(yè)率達到70%，部分人因家庭原因或身體因素無法找到合適的就業(yè)崗位。近年來，朗塞嶺村獲得了一些救助，包括生活用品，如高壓鍋、手電筒等，基本每戶都可分到，還給32戶居民發(fā)放了彩電。2011年，朗塞嶺村共獲得國家救助總額9萬元，均為災害救助款項。
第二節(jié) 柳村
柳村為西藏自治區(qū)日喀則地區(qū)（現為日喀則市）拉孜縣柳鄉(xiāng)的一個行政村。民主改革以前，柳村是柳谿卡的主體，主要歸后藏的扎什倫布寺所有。民主改革以來，柳村的經濟社會發(fā)展同樣經歷了巨大的變化，同時也體現出與朗塞嶺村不同的特點和差異?？傮w來說，當地的自然條件比較惡劣，經濟社會發(fā)展受到嚴重制約，全村人口貧困現象比較突出，需要政府和社會給予更多的關注和支持。
一 地理歷史人口
柳村位于雅魯藏布江中上游地區(qū)，處于拉孜縣東部，東鄰薩迦縣吉定鎮(zhèn)，南靠薩迦縣城，西連熱薩鄉(xiāng)，北接扎西崗鄉(xiāng)，距離縣城72千米，距離日喀則78千米，海拔大約4000米，在拉孜縣內屬于海拔稍低的地方。柳村下轄4個自然村。從麥雄普曲河上游向下、自南向北依次是柳普（sle-phu）（85戶、844畝田地）；查嘎（gra-kha）（130戶）、薩貝（sa-spe）（80戶），兩組共有田地2350畝；以及在熱曲河北岸臺地上的雜（rdza）8戶人家。
圖1-10 柳村柳普組及查嘎組全貌（楊春宇攝于2012年7月）
民主改革以來，柳鄉(xiāng)政府及學校、衛(wèi)生室（所）、派出所等公共服務機構一直設在柳村的查嘎。這里距離318國道（即定日公路）大約3千米。進入21世紀以后，隨著扶貧、移民等項目的開展，柳村部分人口搬遷到318國道旁，形成新區(qū)的薩貝組。新區(qū)里修建了鄉(xiāng)政府、學校、衛(wèi)生院等建筑，2006年以后鄉(xiāng)政府和學校、衛(wèi)生院也搬到了新區(qū)。
圖1-11 318國道旁的柳村移民新區(qū)——薩貝組（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柳村屬于高原半干旱農牧氣候區(qū)。每年日照時數2800小時，每年平均氣溫6～7.3℃，最高氣溫14.5～16.3℃，最低氣溫-19.6℃，平均無霜期約為120天左右。雨季集中在每年的7～9月，占全年降水量的80%，年降水量230.2～355.1毫米。而10月至次年4月為旱季，年均蒸發(fā)量為1440毫米，最大凍土層厚度為80厘米，平均風速3米/秒。主要的自然災害有干旱、冰雹、霜凍、洪水、雪災、蟲災等。
1959年以前，柳村屬于柳谿卡。柳谿卡是后藏重要谿卡之一，原來管轄的范圍很大，除了如今的柳村之外，還包括今春門村[36]、吾木宗村等一些地方的土地及帕如牧場。歷史上，柳谿卡歸扎什倫布寺所有，亦即后藏政府所有，大約在1898年劃歸九世班禪家族管轄。20世紀30年代九世班禪避走內地期間，西藏噶廈政府接管了柳谿卡，但在1939年前后重新劃歸扎什倫布寺管轄。因此，與西藏大多數谿卡性質不同，柳谿卡是政府谿卡，一般情況下委托谿本進行管理。在柳普河谷較為寬闊的地帶，建有谿本居住的二層樓房一座，共有大小房屋近30間，房屋旁還建有幾百平方米的林卡。一直到20世紀50年代末的民主改革時，這棟樓房都還保護得比較完好。不過，谿本很少居住在柳谿卡里，而是另派代理人進行管理。代理人之下又設有兩個根布，配合代理人的工作。根布通常由富裕差巴擔任，其職責是為政府收取各種實物差，攤派外差烏拉。他們不僅可以低租耕種一定面積的土地，還可免除大部分差徭，甚至可以領取到一定數量的工資。民主改革前，柳谿卡的谿本是代娃夏·旺秋加喔，他是扎什倫布寺的喇嘛，擔任柳谿卡的谿本達21年之久。[37]
柳谿卡所有權屬于扎什倫布寺，因此它的土地和束縛在土地上的農奴也都屬于后藏政府。根據20世紀60年代的調查，1958年柳谿卡共有領主1戶、差巴66戶、堆窮3戶，另外還有一些長工、朗生、僧尼等。其中，除了個別農奴分屬于前藏貴族杜素、熱薩等其他領主（因為這些農奴原籍在那里，由于躲差、躲債而逃亡到柳，或是因婚嫁來柳，他們雖然定居在柳，但是人身關系依然在原來的屬主那里），以及一些從其他地方雇來的長工和僧尼外，絕大多數農奴都屬于柳谿卡的所有者——扎什倫布寺。其人口構成見表1-17。
表1-17 1958年柳谿卡人口構成統(tǒng)計
民主改革以前，柳谿卡的農奴要為領主支應烏拉差，即負擔勞役和實物地租稅。其中，差巴既要支內差，即向自己的直屬領主交納實物、負擔勞役；又要支外差，即向地方政府支烏拉差。管理者按照差崗地面積大小，對農民差巴攤派烏拉差；對牧民差巴的攤派則按照牛羊數量來計算，每3年重新計算一次，支差種類與農奴有所區(qū)別。由于差役賦稅沉重，柳谿卡的農奴多次展開與谿本及其代理人的斗爭。例如，九世班禪家族管理柳谿卡期間，曾由藏軍軍官龍覺康薩·尼瑪登珠任谿本，前后5年。他不斷增加柳谿卡農奴的差役，逼迫他們花大量時間去耕種谿卡的自營地，差巴們不堪剝削，集體赴日喀則的尼瑪登珠家中抗議，尼瑪登珠害怕他們去扎什倫布寺告狀，只好答應減差。后來又有一個叫香·日岸巴的任柳谿卡谿本達五六年之久，他依仗裙帶關系，增加了一些新差役，并任意處罰百姓，激起了強烈的民憤。農奴們聯合起來到扎什倫布寺抗議，要求班禪親自接見他們。斗爭持續(xù)了3年，終于迫使班禪家族撤換了日岸巴，并明文減去一些烏拉差。[38]
1951年，西藏實現和平解放。1959年下半年，西藏開始進行民主改革，同年12月，將原彭措林宗、拉孜宗和柳、西嘎、扎西崗、若作四個谿卡合并為拉孜縣，成立了縣人民政府，隸屬日喀則地區(qū)管轄?？h政府駐地最初設在拉孜雪（現拉孜鎮(zhèn)），1968年7月遷至曲下區(qū)（現曲下鎮(zhèn)）。拉孜縣設立后，全縣分為6個區(qū)。其中，以柳谿卡為中心成立了柳區(qū)，下轄孜龍、柳、熱薩、宗白、帕如五個鄉(xiāng)。柳鄉(xiāng)所轄包括今柳村和春門村。民主改革時期，柳鄉(xiāng)也開展了土地改革等一系列活動，社會制度發(fā)生徹底變化（參見表1-18）。[39]
表1-18 1964年柳鄉(xiāng)人口社會階層劃分情況統(tǒng)計
土地改革之后不久，西藏農牧民就開展了建立互助組的活動。柳鄉(xiāng)群眾也組織了不同類型的農民合作組織（見表1-19）。
表1-19 20世紀60年代柳鄉(xiāng)人口和農業(yè)生產組織統(tǒng)計
1965年，中共中央決定于西藏自治區(qū)成立之時，結合社會主義改造，在西藏進行人民公社試點，實行公社、生產隊兩級所有，隊為基礎，保留自留地、自留畜等。柳鄉(xiāng)的行政建制由此改為柳公社，歸柳區(qū)管轄。柳公社下分4個生產隊，一般稱為一隊、二隊、三隊、四隊。根據相關資料記載，1971年之前，柳區(qū)所轄的5個公社（即柳、孜龍、帕如、熱薩、宗白）共有單干戶33戶295人，其中柳公社沒有單干戶。[40]
20世紀80年代中期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西藏的人民公社逐步撤銷，全面恢復鄉(xiāng)的建制。柳公社改為柳鄉(xiāng)，原先的一隊、二隊、三隊、四隊改為柳、吾木宗、孜龍、西嘎四個行政村。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春門從柳村脫離出去，單獨成為一個行政村。該村位于柳鄉(xiāng)西南山溝，距鄉(xiāng)政府10千米，距離柳村查嘎自然組也有幾公里，平均海拔4300米。由于地理環(huán)境和氣候的限制，基本上是靠天吃飯。一旦發(fā)生較大的自然災害，如干旱、冰雹、洪災等，群眾的生產生活將更加困難，因災致貧、因災返貧的現象比較嚴重。春門分立出去后，柳村群眾的人均收入水平相應提高（參見表1-20）。
目前，柳村共有4個村民小組，亦即由查嘎、柳普、雜三個自然村（組）和新區(qū)的薩貝組的居民組成，查嘎是柳鄉(xiāng)自然條件相對較好的自然村，距離318國道邊的鄉(xiāng)政府約2.8千米，人口較為密集，村委會亦設在那里，柳普和雜則相對偏僻。
表1-20 1990年柳鄉(xiāng)農村組織和人口情況統(tǒng)計
截至2012年6月，全村共有居民297戶1453人，全部是藏族。其中：男性700多人，女性比男性多數十人；60歲以上老人60多人。查嘎自然村人口最為密集，有130戶人家（參見表1-21）。
表1-21 柳村戶數人口基本情況統(tǒng)計（2012年6月）
二 土地和經濟活動
歷史上，柳村居民經濟活動以農業(yè)為主，牧業(yè)占有一定比重。其土地屬于沙壤土，土壤保水保肥性差，土壤較貧瘠。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以及氣候惡劣，整體土壤有機質含量低，土質差，適應種植的作物品種單一，主要農作物有青稞、小麥、豌豆、馬鈴薯等。動物資源主要有牦牛、綿羊、山羊等；野生動物有狐貍、藏雪雞、斑鳩等。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是后藏重要谿卡之一，雖然歷經變動，其所管轄的范圍與其他谿卡相比可謂不小。根據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調查，當時柳谿卡管轄的范圍如表1-22所示。[41]
表1-22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管轄范圍統(tǒng)計
根據當時的調查，柳谿卡大約有3400克[42]耕地，人均5克，其中谿卡自營地占765克，余下的2600克為農奴使用的差地，分成差崗，由差巴以支差為條件耕種。全部耕地以中等年景計算，產量共計23800克。[43]柳谿卡的水利條件不算太差，每年組織維修水渠達12次。因此，耕地按土質、水利等條件分為上、中、下三等，中下等的一般摻雜有較多沙石乃至石塊（見表1-23）。[44]
表1-23 1958年柳谿卡耕地分類情況統(tǒng)計
谿卡居民多數兼養(yǎng)牛、羊、驢、馬等牲畜，除馬、驢和部分牛作為役畜外，大多數人家都畜養(yǎng)奶牛、山羊和綿羊，以收取肉、奶、酥油和羊毛供日常生活所需，少數富戶擁有較大的畜群，也是極重要的生產收入。全谿卡各類牲畜數量統(tǒng)計如表1-24。[45]
表1-24 民主改革前柳谿卡各類牲畜統(tǒng)計
除此之外，谿卡里還有8戶居民以手工業(yè)為生，其中5戶是鐵匠，基本不耕種土地。其他的則為兼營手工業(yè)和副業(yè)，種類包括銀匠、銅匠、木工、裁縫、屠宰、榨油、碾磨等。紡織則是家家戶戶都做的副業(yè)，既制作家人穿用的毛織物，也有為他人加工的。
由于柳谿卡土地較為貧瘠，加之差役繁重，農奴生活十分貧苦，借貸現象嚴重。對此，20世紀50～60年代的調查資料有著較為詳細的記錄。[46]民主改革時期，農奴們獲得了人身自由，分到了土地、房屋、牲畜、農具等生產生活資料，組織了生產互助組，勞動生產力得到一定提高。表1-25～表1-27為20世紀60年代柳鄉(xiāng)農牧業(yè)生產情況。
表1-25 1964年冬柳鄉(xiāng)農業(yè)生產情況統(tǒng)計表
表1-26 1964年冬柳鄉(xiāng)牧業(yè)生產情況統(tǒng)計表
民主改革以前，柳谿卡除了谿本居住的莊園旁有林卡外，其他地方的樹木極少。而從表1-27可以看出，僅1967年柳鄉(xiāng)植樹造林就達2000多株。生產方式也有改變，包括開墾荒地、水利建設、農肥使用、推廣新式農具，等等。由于柳谿卡的范圍比柳鄉(xiāng)大，故表1-26所反映的柳鄉(xiāng)牲畜總數量不及表1-24所顯示的柳谿卡牲畜數量多。
圖1-12 柳村查嘎組民居院內的林卡（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根據相關資料，柳鄉(xiāng)大約于20世紀70年代初期成立了人民公社，屬柳區(qū)管轄。當時，柳區(qū)所轄的5個公社（即柳、孜龍、帕如、熱薩、宗白）共有單干戶33戶295人，其中柳公社沒有單干戶。[47]表1-28～表1-34為20世紀70～80年代人民公社時期柳公社生產情況。
從表1-32可以看出，20世紀80年代中期，柳公社的畜牧業(yè)生產比較突出，1985年牲畜存欄達到了7315頭（只），數量超過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統(tǒng)計。此外，這一時期當地農民外出務工增加，外出務工收入逐漸成為村民家庭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之后，柳公社恢復為柳鄉(xiāng)，表1-35～表1-37為1990年柳鄉(xiāng)生產情況。
表1-27 1967年柳鄉(xiāng)生產情況統(tǒng)計表
表1-28 柳公社入社時土地與牲畜統(tǒng)計表
表1-29 柳公社入社時農具統(tǒng)計
表1-30 20世紀70年代初期柳公社農牧業(yè)生產基本情況表
表1-31 1985年柳公社農作物種植情況半年統(tǒng)計表
表1-32 1985年柳公社畜牧業(yè)半年情況
表1-33 1985年柳公社農業(yè)生產基本情況半年統(tǒng)計表
表1-34 1985年上半年柳公社副業(yè)收入情況
表1-35 1990年柳鄉(xiāng)農作物及其副產品產量統(tǒng)計表
表1-36 1990年柳鄉(xiāng)牧業(yè)生產情況表
表1-37 1990年柳鄉(xiāng)林業(yè)生產情況
1988年以前，春門和柳普是柳村比較貧困的自然村，春門獨立為村后，柳村的經濟水平相應提高。然而，由于整個村子處于半坡上，土層較薄，沙石較多，不利于農業(yè)機械的推行。坡地草產量少，草質差，鼠害及草場退化、沙化嚴重，可利用草場面積逐年減少，草畜矛盾增加。故此，長期以來柳村經濟發(fā)展遲緩，村民生活一直得不到有效改善，2010年人均收入2580元。2010年，柳村所屬的柳鄉(xiāng)被列為日喀則地區(qū)2008～2010年西藏自治區(qū)實施整鄉(xiāng)推進項目的10個鄉(xiāng)之一。
截至2012年6月，柳村共有耕地面積3348畝，可灌溉面積2391畝。柳鄉(xiāng)沿著國道有林地3000多畝，其中柳村957畝，但是幾乎沒有果樹。全村有牧草地15萬畝，2011年3月承包到戶，30%的草場是按照人口來分，70%的草場按照牲畜數量來分配。2000年，國家無償征用柳村的3畝土地建造太陽能電廠，2011年又退回給村子，已經承包到戶。
目前，柳村的主要農作物為青稞、小麥、豌豆，蔬菜主要為土豆、蘿卜等。2011年，全村種植青稞1853畝，小麥109畝，土豆、蘿卜和其他蔬菜549畝；糧食產量613.11萬噸，蔬菜產量162.22萬噸。經濟作物主要為油菜籽，2011年種植630畝，產量117.25萬噸；另種植苜蓿草207畝。當年，全村農業(yè)收入為152.26萬元。
2011年，全村養(yǎng)殖奶牛265頭，每戶至少1頭；肉牛72頭，牦牛154頭，驢271頭，犏牛87頭；山羊4273只，綿羊2755只；其他家禽185只。全村畜牧收入為2.36萬元。
圖1-13 柳村查嘎組居民放牧途中（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近年來，柳村經濟活動除了農業(yè)生產外，外出務工成為村民現金收入的主要來源。特別是318國道的修復，給柳村群眾創(chuàng)造了務工機會。2011年，全村勞務收入為135.10萬元，幾乎與農業(yè)收入相當。
柳村沒有市場，村民自辦的小賣部有十余家。村里無農產品加工企業(yè)，有一戶人家從事焊接加工。目前，村里還沒有生產合作組織。以滿足家庭需要的農副產品加工各家均有，特別是傳統(tǒng)的毛紡織業(yè)，閑暇時間大多都在進行。
三 村莊治理與公共服務
長期以來，柳村的查嘎自然村作為柳鄉(xiāng)政府所在地，村莊治理和公共服務在全鄉(xiāng)中發(fā)展較好。2006年后，隨著鄉(xiāng)政府、衛(wèi)生院、學校、派出所等機構遷往318國道旁的新區(qū)，柳村不再擁有全鄉(xiāng)行政中心的熱鬧與便利。原來的鄉(xiāng)政府駐地，轉而成為柳村村委會的辦公場所，同時，村醫(yī)務室也設立在同一場院里，包括辦公室1間、會議室2間、多媒體室1間、農家書屋1間、衛(wèi)生室2間。
圖1-14 柳村黨支部辦公處（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2011年10月，日喀則地區(qū)第一高中駐村工作隊進駐柳村，對柳村的村莊治理與公共服務建設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該工作隊圍繞“創(chuàng)先爭優(yōu)，強基礎，惠民生活動”，開展基層建設年活動。一是加強基層組織建設，提高村黨支部的執(zhí)政能力。首先，利用村兩委換屆選舉時機，深入村民中開展調研，走訪了解村情民意，使村兩委選舉按組織和群眾意圖實現，加強了班子隊伍建設。其次，著力抓好黨員隊伍建設，對支部委員進行分工，無職務黨員進行協作，使每個黨員都有事可做，同時開展組織生活和專題學習，以提高黨員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強了黨支部的執(zhí)政能力。二是建立和完善各項規(guī)章制度，加強組織建設。包括投入3200多元制作宣傳欄，幫助制定和完善村黨支部工作職責、村委會工作職責、財務管理制度、財務公開制度、依法治村工作規(guī)則等。三是及時開展村務公開，加強民主管理。駐村開展工作以來，堅持一個季度公布一次財務收入情況，做到村級財務收支清楚，債權、債務明晰。[48]
截至2012年6月，柳村有黨員26人，其中男性23人，女性3人。村黨支部第一書記由大學生村官兼任。這是一個23歲的藏族小伙子，老家在日喀則，2011年9月到任。村黨支部的另一名支書現年53歲，是柳村人，男性，小學文化程度，入黨4年。村支書原來的工資標準是每年4000元，據說2012年提高到每年5740元，但是截至7月還沒有落實到位。現任村委會主任50歲，男性，初中文化程度，中共黨員，工資標準與村支書相同。年底工作考核合格后，他們均可獲得1394元的獎勵。其他村干部2012年的基本報酬是2870元/年，業(yè)績考核合格可獲獎勵697元。村干部每兩年可參加一次體檢，補貼金額是300元。
柳村近年開展的公共事務主要包括修建道路和村委會。查嘎自然村通往318國道的道路狀況原來很差，2011年，日喀則地區(qū)第一高中駐柳村工作隊從10萬元的啟動資金中，投入近5萬元，組織群眾撬開山崖、搭建路壩、開溝引渠，修建了一條長450米、寬4米的村道，各戶以出工為主，出工少的則出資，每戶出工按工分計算，年底時則折合為金額。這條道路的修建，大大方便了村民生活。駐村工作隊還投入價值7.5萬元的石料，由村民出工，對村委會進行硬化整治，使村委會辦公活動場所的環(huán)境得到顯著改善。
此外，還開展了小型農田水利基本建設、小水塘、植樹造林等公共事務活動。由于每年山洪暴發(fā)都會沖毀耕地，柳村群眾對修筑攔洪壩的要求強烈。駐村工作隊于是墊資8.4015萬元，修建了總長183米的攔洪護塘、護田堤壩，不僅防止水土流失，提高抵御洪水災害能力，以消除因洪水沖毀而每年減少四五畝耕地面積的隱患，而且對于保護水塘正常運轉，確保本村主產區(qū)近1500畝農田灌溉得到長遠的有效保證，進而使該村289戶1375名群眾從中受益。同時，駐村工作隊又投入3.1萬元，對堵塞滲漏情況嚴重的邊瑪水塘進行清淤改建，預計可以解決500多畝農田灌溉難的問題；向上級部門爭取到價值1.125萬元的水泥管道，對柳普自然組上端泥石流區(qū)域的灌溉水渠進行改造。[49]
表1-38 2012年柳村公共基礎設施基本情況統(tǒng)計
目前，柳村的道路為沙石路面。自來水部分覆蓋，有200戶居民可以飲用。飲用水來源為山上的泉水，雖然沒有經過集中凈化處理，但在拉孜縣有關單位的幫助下，查嘎自然組已經較好地解決了安全飲水方面的問題。柳普自然組60戶也于2004年落實了安全飲水項目，但由于設備出現故障，自來水水管以及設備需要維修，截至2012年7月仍未能解決安全飲水問題。村莊無污水排放管道。查嘎自然村有一條山上雨水流下自然形成的小溪或小水溝，村民在此浣洗衣物，牲畜也在此飲水。灌溉用水為地表水，山上修建了3個較大的蓄水池，小的蓄水池則多些。村莊實行垃圾集中堆放，然后進行焚燒處理，但是只有一個垃圾填埋場。駐村工作隊計劃申請縣環(huán)保局提供更多的垃圾箱以及在規(guī)定的地點開挖垃圾處理點，在本村內招收垃圾處理專職人員，為他們提供生活補貼。
村莊電力基本全覆蓋，只有兩戶牧民無法使用。這兩戶在村子里有房子，但因承包了草場，因此常年在山上放牧。電價每度0.5元。固定電話或移動電話基本每家都有。廣播電視也部分覆蓋，截至2012年7月有112戶人家可以收看有線電視，有40戶人家接通廣播。柳村原來實施過沼氣池項目，有41戶人家修建了沼氣池，由于氣少，許多人家已經廢棄，只有部分家庭仍然在使用。柳村有一名初級農業(yè)技術人員，是縣農牧局派來的，月工資4000多元。
柳村的學校教育是民主改革以后才發(fā)展起來的。2012年以前，查嘎一直是全鄉(xiāng)教育中心。鄉(xiāng)政府搬遷到新區(qū)以后，在那里修建了新校址，柳鄉(xiāng)中心小學搬遷過去后，原先的校舍就用于開辦學前班，學制一年，有2名公辦老師，他們是原來鄉(xiāng)中心小學的老師，因臨近退休，故而留在村中教學前班，開設課程門類還不齊全。我們在學校調研時，看到這個學前班大約有20多名學生，均為走讀，因為沒有廚師，所以無法提供午餐。這些學生基本都是查嘎組居民的子女，新區(qū)的中心小學沒有設立學前班，所以那里居民的子女還不能享受學前教育。柳鄉(xiāng)沒有中學，當地居民子女需要到縣城或日喀則就讀初中和高中。
圖1-15 柳村學前班學生在上課（方素梅攝于2012年7月）
柳鄉(xiāng)的醫(yī)療機構原先也是設立在查嘎自然村，村民就醫(yī)十分方便，但是設施較為簡陋，一般只是給村民開些常用藥和打針。2006年，鄉(xiāng)衛(wèi)生所搬遷到新區(qū)鄉(xiāng)政府旁的新址，并更名為柳鄉(xiāng)衛(wèi)生院，設施條件大為改善，醫(yī)生業(yè)務水平也有提高。鄉(xiāng)衛(wèi)生所搬走后，柳村建立了村醫(yī)務室，辦公地點就設在鄉(xiāng)衛(wèi)生所舊址，共2間房。醫(yī)務室有村醫(yī)2名，分別為31歲和26歲，均為男性。他們都參加過專業(yè)培訓，可以治療感冒等常見病，或是進行藥物注射等。
柳村以前是扎什倫布寺的谿卡，供奉著扎什倫布寺，因此他們朝拜的寺廟主要是扎什倫布寺，以及薩迦寺等。除此之外，在村子附近的山溝里，原先有一個興龍寺，也是村民朝拜的寺廟，由于交通不便，村民難以進山，近年在大家的呼吁下，向上級申請獲得了一些經費，正在將該寺搬遷到公路邊。柳村附近沒有神山，有的村民到較遠的地方朝拜神山，如岡底斯山神山。在柳村，有一個拉康、一個白塔，建設與維護費用由群眾集資。平時的宗教活動主要在這兩個地方進行。
柳村有文化底蘊非常濃厚的傳統(tǒng)藏戲和令巴（拉孜堆諧），正在申請加入國家二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名錄。村里有藏戲團，成員13～15人，每年活動3～4次。除了在村里表演，也應邀到日喀則和其他縣演出。柳村有一個圖書室，計劃于2012年底在村委會院內修建一個體育健身場所。
柳村沒有敬老院，計劃修建一個老年活動中心。當地藏族有孝順的傳統(tǒng)，老人都由家庭贍養(yǎng)。全村只有2個五保戶，由政府發(fā)放五保金。平時老人都在村里的白塔轉經，也幫助照看孫輩，或是做些力所能及的農活或家務。村里的7個孤寡老人都有親戚照顧，他們一般是自己居住，親戚時常來照看，并幫助耕種土地。老人不愿去敬老院，即使是五保戶也不愿意去，可能與觀念或風俗有關。
全村297戶人家都參加了新型農村合作醫(yī)療，80%的家庭參加了農村社會養(yǎng)老保險。58戶人家享受農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這里災害還是比較頻繁的，2011年柳村就遭受水災，雖然對房屋損害不大，但是河沿的農田被沖毀不少，受災面積超過1畝的農戶都獲得了國家補貼，村里還有幾只牛羊被水沖走。
第三節(jié) 居民問卷數據分析
一 問卷對象基本情況
課題組于2012年6～7月在朗塞嶺村和柳村開展田野回訪期間，共完成居民問卷96份。經整理錄入后，主要使用統(tǒng)計軟件SPSS加以分析?；厩闆r見表1-39。
受訪對象中，藏族占86.5%；男女比例為51∶49；24～30歲受訪者占5.6%，31～40歲受訪者占8.9%，41～50歲受訪者占25.6%，51～60歲受訪者比例最高為32.2%，61～89歲的老年受訪者占27.8%；就家庭規(guī)模而言，1～3人的家庭占15.9%，4～7人的受訪家庭比例最高為55.7%，8人以上的家庭占28.4%；語言方面，使用藏語的受訪者占95.4%，使用漢語的受訪者比例為23.0%；宗教信仰方面，全部受訪者信仰佛教，其中1.1%特別指明了藏傳佛教；宗族方面，大姓受訪者占24.5%，中姓受訪者占34%，小姓受訪者占比最多41.5%；政治面貌上，中共黨員占19.5%；現任職務上，68.3%的受訪者無職務；就業(yè)方面，在家務農比例最高為82.2%，外出打工的受訪者占11.1%。以上為受訪者群體的基本特征。
表1-39 受訪對象基本情況
二 家庭日常生活狀況
（一）房屋與居住情況
房屋與居住情況反映了居民生活的基本情況。在房屋面積方面，受訪者中家庭住房面積112～200平方米的比例最高，達41.1%；100平方米以下的受訪者占19.2%；也有5.5%的受訪對象住房面積達到1000平方米以上。在房屋結構方面，藏族傳統(tǒng)的磚（石）木結構比例最高（78.3%），鋼筋混凝土住房比例最低為7.6%。在建造費用方面，37.8%的受訪者建造房屋花費了3.1萬～6萬元，36.6%的受訪者花費3萬元及以下，13.4%的受訪者花費6.1萬～10萬元，還有6.1%的受訪者花費在20萬元以上。在建造費用構成方面，71.88%的受訪者有借款，平均借款2.6萬元；28.13%的受訪者享受了各種形式的國家資助，平均金額為1.2萬元。
表1-40 房屋與居住情況
（二）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
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反映了居民日常生活的水平。根據表1-41，受訪者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通過彩色電視機、影碟機、洗衣機、固定電話、手機、電腦、摩托車等大件消費品進行的測量。其中，84.8%的受訪者擁有1臺彩色電視機，91.4%的受訪者擁有1臺影碟機，49位受訪者家庭擁有固定電話，61位受訪者擁有手機，44位受訪者擁有摩托車。
表1-41 耐用消費品擁有情況
（三）主要生活設施
主要生活設施決定了居民日常生活的基本面貌，是生活水平和生活便利程度的標志。下面將從飲用水設施、取暖設施、衛(wèi)生設施等方面進行描述。
飲用水設施方面，自來水在93個樣本當中覆蓋率達到95.7%；65%的受訪者表示不存在飲水問題，基本解決了飲水困難問題。就主要水源來看，自來水比重最高達到54.1%；江河湖水次之為21.2%；淺井水與泉水也較為重要。其中非自來水水源距離居民家庭大多集中在0.1～0.5千米（40%）和1～1.5千米（26.7%）、2～5千米（26.7%）之間，但有個別受訪者距離水源較遠。
表1-42 飲用水設施
在青藏高原地區(qū)，取暖設施是最為重要的生活設施之一。據統(tǒng)計，炊事能源按照受訪者的提及率，其重要性依次為：牛糞（34.4%）、柴草（30.7%）、煤氣/天然氣（14.3%）、太陽能（7.9%）、電（7.4%）等。家庭取暖設施主要采用的是爐子，受訪者提及率達到89.6%；同時需要注意到6%的受訪者表示沒有取暖設施，這應該引起重視。問卷中主要以“家庭廁所類型”來測量衛(wèi)生設施條件，旱廁是主要的家庭廁所類型（98.8%）。
表1-43 取暖及衛(wèi)生設施
（四）收入和支出情況
問卷從收入及來源、支出及方向兩個大的方面調查了當地居民家庭收支的基本情況，以了解當地家庭經濟狀況。全部受訪者全年總收入的均值為11935.28元，其中工資性收入、第三產業(yè)收入、家庭經營收入是主要的收入來源。就支出來看，生活消費和家庭生產經營是主要的開支方向；教育支出、醫(yī)療保健消費支出、食品消費現金支出、衣著消費支出是花費較高的領域。
表1-44 收入和支出情況
續(xù)表
三 生產經營活動情況
（一）土地使用情況
據調查，受訪者戶均經營耕地面積14.58畝，戶均實際經營的牧草地面積1519.17畝（存在部分樣本的極大值影響）。耕地主要來源于從戶籍所在村集體承包，面積與實際經營耕地面積接近。租入、包入、轉入耕地現象明顯，存在農業(yè)經營大戶，受訪者表示租入土地主要是為了擴大生產經營；租出、包出、轉出耕地面積較小，不突出，主要是因為“勞動力少，種不過來”。
表1-45 土地使用情況
（二）農作物種植與播種情況
根據上文的分析，農業(yè)仍然是當地的主要產業(yè)，就農作物種植與播種面積情況來看。青稞與小麥種植較為普遍，產量差距不大。但是青稞作為傳統(tǒng)作物似乎更為普遍，種植面積與上文的戶均耕地面積接近；農業(yè)大戶主要種植小麥，表現為小麥的種植面積均值達到69.59畝，遠高于戶均耕地面積。
表1-46 農作物種植與播種面積情況
（三）農業(yè)技術應用情況
根據有效樣本情況，機器耕種、機器播種、機電灌溉和機器收割采用比例較高。除機器耕種外，其他農業(yè)技術采用率均低于30%，有較大提升空間。噴灌、滴灌滲灌等精細化農業(yè)技術更為鮮見。
表1-47 農業(yè)技術應用情況
（四）畜禽養(yǎng)殖情況
畜禽養(yǎng)殖數量的調查顯示，奶牛（這里受訪對象指的應該是牦牛）的養(yǎng)殖最為普遍，82位受訪者有養(yǎng)殖，平均養(yǎng)殖2.28頭；其次為綿羊，平均養(yǎng)殖15.72只，均值最高；54位受訪者養(yǎng)殖肉牛，平均2.74頭?？梢?，奶用或肉用牛養(yǎng)殖最為普遍，而羊類（山羊、綿羊）的戶均養(yǎng)殖規(guī)模較大。
表1-48 畜禽養(yǎng)殖情況
四 教育與醫(yī)療
（一）教育情況
根據以上有關家庭支出的研究，子女教育是當地居民主要的支出之一。同時也是社會發(fā)展的重要保障。據統(tǒng)計，如表1-49所示，家庭平均子女數量為3.13人，其中6～14周歲，或九年義務教育在學子女數量1.57人。42.5%的受訪者表示曾經因為子女教育借債，主要渠道是通過親戚朋友，其次是銀行。
表1-49 教育情況
（二）輟學情況
輟學情況過去較為突出，32.3%的受訪者表示有子女輟學（含退學、失學、休學）的情況，構成當地教育發(fā)展的重要障礙。據受訪者意見，男性（60.0%）輟學的比例高于女性（40.0%）。25歲（10.9%）、30歲（9.1%）、22歲（9.1%）子女的輟學情況較為突出，22歲以下（大學本科以下學齡）輟學提及率不高，顯示輟學問題得到了逐步解決。輟學類型中，依比例分別是初中未畢業(yè)（含考取未上）38.0%，小學未畢業(yè)34.0%，適齡未上學且不打算上學20.0%。從輟學原因來看，家庭經濟困難最為突出（57.4%），其他原因包括家中勞力不足（14.8%），小孩不愿學（11.1%）。
表1-50 輟學情況
續(xù)表
續(xù)表
（三）醫(yī)療衛(wèi)生情況
醫(yī)療衛(wèi)生是民生事業(yè)的重要內容，關系民眾生活水平和社會心態(tài)，對于社會發(fā)展具有重要意義。根據表1-51中的數據，受訪者家中有慢性病患者的比例達到38.54%，其中有兩位患者的比例近10%。正常情況下年均醫(yī)療支出多在2000元以下，其中1000元及以下占67.57%，1000元至2000元占21.62%。而近五年家庭成員患大病或重傷的受訪者樣本量達到52，在全部受訪對象中占50%左右，需要引起重視。受訪對象大病或重傷主要在縣醫(yī)院治療（52.17%），其次是區(qū)內縣級以上醫(yī)院（19.57%），但也有17.39%的受訪者在家未接受治療。大病也帶來醫(yī)療費用的上升，3000～5000元提及率達到15.91%，5001～10000元為20.45%，1萬元以上達到22.73%。對于當地居民提高生活帶來很大壓力。
表1-51 醫(yī)療衛(wèi)生情況
續(xù)表
從以上問卷數據的分析，可以大致了解當前朗塞嶺村和柳村居民生產生活的一般情況。由于各種因素的限定，課題組無法進行較大數量的問卷訪談，因此，在本節(jié)亦未采取分村的方法進行分析。在下面各章的內容中，我們將對朗塞嶺村和柳村半個多世紀以來的變遷，進行較為全面的描述和討論，以期通過兩個村莊的案例，客觀反映當代西藏鄉(xiāng)村經濟社會的發(fā)展和新貌。
[1]本章資料和數據除特別注明的外，均來自課題組實地調研的訪談及問卷統(tǒng)計，以及朗塞嶺村和柳村黨支部、村委會、駐村工作隊提供的各類文件和資料。
[2]門卡絨（mon-dga'-rong）系藏語音譯，在不同時期的材料中又寫成孟嘎如等，本書一律寫為門卡絨。
[3]一些報道說朗塞嶺莊園是西藏歷史上最早的莊園，始建于吐蕃王朝晚期，并于帕竹王朝時期形成現在的規(guī)模。參見張曉明、崔士鑫、李文健《西藏朗賽嶺莊園：昔日貴族莊園 今朝百姓家園》，中國西藏新聞網，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4]《關于扎囊縣幾處文物保護場所的說明》，轉引自郭克范《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199頁。
[5]神塔現今已不存在。
[6]格桑卓嘎、洛桑堅贊、伊蘇編譯《鐵虎清冊》，中國藏學出版社，1991，第129頁。
[7]段克興：《西藏奇異志》，商務印書館，1931，第79頁。
[8]參見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5頁。
[9]即今日的宗嘎村。
[10]即今日的挖藏村。
[11]《西藏人物簡介》，內部參考材料，鉛印本，第95～97頁，似為1952年底或1953年初西藏軍區(qū)編寫。轉引自郭克范《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12頁。
[12]郭克范：《扎囊縣民主改革時期檔案整理與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第12～13、18頁。
[13]中共扎那縣委員會：《在扎那縣第三次農民代表會議上關于民主改革運動的總結報告》，1959年11月17日，文件藏扎囊縣檔案館，手抄稿。
[14]《關于土改方案的幾點說明》（1959年9月29日），扎囊縣檔案館所藏西藏工委擴大會議文件之三十二，打印稿。
[15]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6頁。
[16]根據《扎期區(qū)朗色嶺、充堆人口統(tǒng)計表》制作，中共扎囊縣委檔案館檔案，西藏自治區(qū)扎朗縣扎期區(qū)委民政類，全宗號XW42，案卷號35。
[17]數據來自《朗塞嶺鄉(xiāng)一九八九年國民經濟統(tǒng)計年報表》，中共扎囊縣委檔案館檔案，朗塞嶺鄉(xiāng)人民政府綜合類，全宗號XW42，案卷號129。
[18]參見扎囊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扎囊縣志》（初審稿）第二篇“行政建置”第二章“行政區(qū)劃”，2011年11月印制。
[19]西藏計量單位。用于計算容量時，有普、哲、克等幾種。6普等于1哲，20哲為1克，1克約相當于國際單位制中的14千克。用于計算土地計量時，有普、哲、克、托幾種，“普”指能播撒1普青稞種子的土地；“哲”指能播撒1哲青稞種子的土地；“克”指能播撒1克青稞種子的土地（平均約合1市畝）；“托”指一頭耕牛一天所能耕的土地，約3～5克。參見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2～93頁。
[20]關于民主改革前朗塞嶺谿卡各階級階層土地占有及使用情況，詳見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02～104頁。
[21]參見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4頁、97～98頁、105～123頁。
[22]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4頁。
[23]扎囊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扎囊縣志》（初審稿），2011年11月印制，第150～151頁。
[24]扎其區(qū)委、扎其區(qū)公所：《關于朗色嶺鄉(xiāng)生活調查的情況報告》，1986年4月11日。中共扎囊縣委檔案館檔案，朗塞嶺鄉(xiāng)人民政府綜合類，全宗號XW42，案卷號129。
[25]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135頁。
[26]根據《朗塞嶺鄉(xiāng)一九八九年國民經濟統(tǒng)計年報表》制作，中共扎囊縣委檔案館檔案，朗塞嶺鄉(xiāng)人民政府綜合類，全宗號XW42，案卷號129。以下關于1989年的相關統(tǒng)計，均來源于此件材料。
[27]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二），民族出版社，2009，第94～98頁、105頁。
[28]參見張曉明、崔士鑫、李文健《西藏朗賽嶺莊園：昔日貴族莊園 今朝百姓家園》，中國西藏新聞網，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29]扎囊縣地方志辦公室編《扎囊縣志》（初審稿），2011年11月印制，第189頁。
[30]張曉明、崔士鑫、李文?。骸段鞑乩寿悗X莊園：昔日貴族莊園 今朝百姓家園》，中國西藏新聞網，http：//www.tibet.cn/bxrj/index/201109/t20110913_1133736.htm，2011年9月11日。
[31]扎囊縣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隊：《自治區(qū)創(chuàng)先爭優(yōu)強基惠民活動駐扎囊縣朗塞嶺村調研報告》，2011年10月23日。
[32]扎囊縣草場承包辦公室制《朗塞林村草場劃分明細表》，2012年1月4日。
[33]本書個案訪談資料均于2012年6～7月實地調研期間獲得，在此不一一注明訪談者、翻譯、訪談地點及訪談日期。絕大部分引用的訪談資料，可見“附錄一：典型訪談個案”。
[34]資料來源于扎囊縣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隊《自治區(qū)創(chuàng)先爭優(yōu)強基惠民活動駐扎囊縣朗塞嶺村調研報告》，2011年10月23日。
[35]資料來源于扎囊縣衛(wèi)生系統(tǒng)工作隊《自治區(qū)創(chuàng)先爭優(yōu)強基惠民活動駐扎囊縣朗塞嶺村調研報告》，2011年10月23日。
[36]藏語音譯，或寫為赤門。
[37]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187頁。
[38]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8～189頁。
[39]資料來源于《柳區(qū)各鄉(xiāng)基本情況統(tǒng)計表》（1964年），資料藏于中共拉孜縣委檔案館。課題組在該館查閱檔案時，所需資料均由該館負責人員代為復印，因而遺漏了卷宗號。本章以下所引該館檔案資料來源情況相同，不再一一說明。
[40]《柳區(qū)單干戶農牧業(yè)生產情況統(tǒng)計表》（1972年1月），資料藏于中共拉孜縣委檔案館。
[41]此表根據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第185頁相關數據制作?！皪彙睘楫數囟攘繂挝?，原著和修訂者均沒有進行注釋和說明。
[42]西藏度量單位，應同朗塞嶺谿卡使用的“克”，柳谿卡調查組根據發(fā)音寫為“
”，本書統(tǒng)一改為“克”，下同。
[43]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頁。
[44]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93頁。
[45]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185頁。
[46]參見西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編輯組編、《中國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資料叢刊》修訂編輯委員會《藏族社會歷史調查》（五），民族出版社，2009，第85～388頁。
[47]《柳區(qū)單干戶農牧業(yè)生產情況統(tǒng)計表》（1972年1月），資料藏于中共拉孜縣委檔案館。
[48]《日喀則地區(qū)一高駐拉孜縣柳鄉(xiāng)柳村工作隊工作總結》，2012年6月15日。
[49]《日喀則地區(qū)一高駐拉孜縣柳鄉(xiāng)柳村工作隊工作總結》，2012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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