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重的時刻——馬禮遜與柏格理

我們都希望進入神的天堂，但在此刻，我們就可以與他同在天堂。與他同在的意義是：如他一般地慈愛，如他一般地助人，如他一般地給予，如他一般地服務(wù)，如他一般地拯救，24小時都與他同在，在他苦難的化身中接觸他。

——特瑞薩修女

一　彼將進入異族的國土

馬禮遜去中國傳教——眷戀塵世的家園——天朝既熟悉又陌生——令人向往也令人恐懼

1807年1月最后一天的下午^[1]，倫敦東郊格雷夫桑碼頭，馬禮遜告別親友與倫敦傳教會的同事，登船駛向泰晤士河口。暮色降臨，遠處教堂的尖頂與鐘樓漸漸隱去，在故鄉(xiāng)的屋頂下，還有一兩點溫暖的亮光，為他送行。

馬禮遜將去中國傳教。那些年里，去中國像是去另一個星球。他將穿越大西洋與印度洋，那是世界上最危險也最有誘惑力的大洋。漫長的航程里，把自己交給兇險莫測的大海，波濤擊碎生命，像擊碎一朵浪花。他將在陌生甚至充滿敵意的中國異教徒中生活，各種傳聞都證明，中華帝國是不歡迎基督徒的，在中國的英國商人，也不歡迎傳教士。他將像囚徒或逃犯一樣，經(jīng)驗孤獨、疾病、勞累、猜忌、迫害，甚至死亡。

上帝的孩子為什么眷戀塵世的家園？馬禮遜在日記中寫道：“我愛生我、至今仍然養(yǎng)我的祖國?！彼?，“從今以后，可能再也不可能活著見到祖國的土地了”。啟程后的第一個夜晚最痛苦，他“哭得很厲害”，“在思想上感到無所依托”，只能靠“讀《圣經(jīng)》和仰望上帝以尋求支持”。^[2]進入異邦傳教，早已不系掛生死，最大的苦難是孤獨。除了上帝之外，沒有人與他同行。馬禮遜曾期望蘇格蘭青年威廉·勃朗以及自己在倫敦霍克斯頓神學(xué)院的至交同學(xué)可羅尼，能夠與他同去中國傳教，倫敦傳教會也在積極為他物色伴侶，但最終他還是一個人，獨自前往。生活在信仰中，就不會孤獨，可是，孤獨是無邊的，信仰是否有極限？

馬禮遜乘坐的“雷米敦茨號”在紐約港靠岸。短暫停留美國，讓馬禮遜感到溫暖。但此時的他，已經(jīng)沉靜堅定了許多。離開紐約的時候，同船前去印度傳教的戈登牧師激動地話別，淚流滿面。馬禮遜卻一言不發(fā)，神情肅穆，空曠的目光凝視著天邊。當時的《紐約觀察報》發(fā)表了“馬禮遜博士訪美紀事”，描繪道別的場景：“馬禮遜話不多，也不激動，他像屹立在碼頭上的一尊莊嚴的塑像，看來他腦中充滿了思考，只是無法全盤托出。他心中唯一所想的是與上帝在一起，對他周圍的送行的人視若無睹。”^[3]

徹底出世的人，才能做成入世的大事。真愛決絕，但談何容易？那一刻，站在碼頭上的莊嚴與節(jié)制，需要莫大的努力。船沿著東海岸向南航行，啟程10天以后，就看不到美國的土地了。他在日記中表白，離別是極度的痛苦。從紐約到廣州，將近4個月的旅程，馬禮遜在船上讀《圣經(jīng)》、學(xué)中文、為水手們布道，并且不斷地寫日記，給每一位親人朋友寫信。盡管這些信件很少能到收信人手里，更少能得到回音。

寫信是慰藉孤獨的方式。馬禮遜所乘坐的美國商船“三叉戟”號在大洋上漂流了將近4個月。臨近好望角的那兩周航程，遇上了可怕的風暴。當年葡萄牙若昂二世的巴托羅繆·狄亞斯船長，也正是在這里，一場狂野的風暴之后，望見蔚藍的洋面上浮現(xiàn)出一道山巒起伏的白色海岸。繞過好望角后的航程，平靜了許多。跟在船尾的信天翁不見了，前方海面上出現(xiàn)飛魚。夏日里印度洋溫潤的西南季風，送他到南中國海。接近中國了，他開始想象到達廣州后的種種場景。天朝是一個讓他感到熟悉親近，又疏遠甚至恐懼的地方。

他不是不熟悉中國。從小就在家中的瓷器上，看到中國山水與人物的圖畫。中國像是一個點綴著夢幻般的寶塔與亭閣、垂柳與飛鳥的童話世界。那里有精美的瓷器、絲綢、嫩黃的生姜、清香的茶，還有假山、亭榭、溪水、池塘的園林，菊花開在白塔畔，雀巢筑在古枝上，牽?；ù蟮孟裎蓓敚耧w鷹。那里不僅有奇異的植物，還有各種各樣奇異的動物，大山深處呼風喚雨的怪龍，田野里美麗的飛鳥鼓起雨虹般絢麗的翅膀。中國人都矮小精巧，穿著高高的靴子，戴著高高的帽子，長著高高的顴骨，留著長長的指甲、長長的胡子、長長的辮子，他們都穿著五顏六色的鮮麗的衣裳，彼此的長相幾乎一模一樣。

中國也是一個分外現(xiàn)實的世界。英國人的日常生活已經(jīng)離不開茶，那“神奇的東方樹葉”就來自中國。倫敦城里有許多茶園，春和景明的時候，社會顯要，名門淑女，都在那里消磨時光。英國人喝茶已經(jīng)有一個多世紀的歷史了，如今在大多數(shù)英國家庭里，都有喝下午茶的習(xí)慣，那是英國家庭感受生活溫馨與精雅的時刻。^[4]美麗的英格蘭，還有中國的瓷器、絲綢、漆器，半個世紀前流行過一段“中式園林”熱，皇家建筑師威廉·錢伯斯爵士建造的孔夫子堂與佛塔，成為倫敦丘園的一景。中國總讓人聯(lián)想到一種帶有東方情調(diào)的、精致的，甚至奢侈的生活風格。

然而，中國又很陌生，甚至有些恐怖。那是個異教國家。有著難以接近的、不近人情的、專橫暴虐的政府，和不計其數(shù)的生活在物質(zhì)與道德貧困中的人民。10多年前馬戛爾尼勛爵被喬治三世委任為“特命全權(quán)大使”出使中國，一位使團成員這樣描述他們的出使經(jīng)歷：“我們的整個故事只有三句話：我們進入北京時像乞丐；在那里居留時像囚犯；離開時則像小偷?！?sup >[5]那是大英帝國的恥辱，英國社會為此鬧得沸沸揚揚，輿論熱潮持續(xù)了10年。使團成員紛紛出版他們的日記、見聞錄，描繪的天朝帝國，像是一個破敗的、怪誕的、遙遠而模糊的，同時讓人感到誘惑與恐怖的龐然大物，人民生活“在最為卑鄙的暴政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懼之中”。暴政不僅扭曲了人們的心靈，甚至扭曲了中國人的體型。他們終日弓著腰，駝著背，一副奴顏媚骨，“他們天生就膽小怕事、溫順被動，加上嚴刑酷法的摧殘，就更加冷漠、麻木甚至殘忍……”^[6]這段話出自使團總管約翰·巴羅的《中國旅行記》，這部書出版于1804年，暢銷一時；那年，正好馬禮遜向倫敦傳教會提出申請去海外傳教，倫敦傳教會決定派他去中國。

“彼將進入異族的國土，將在萬事中經(jīng)歷禍福?！边h處已經(jīng)望見了中國海岸。將近8個月的漫長旅程就要結(jié)束了。往往越是快到目的地，就越讓人難以等待。澳門的教堂鐘樓與紅瓦屋頂，掩映在蔥蘢綠樹間，已經(jīng)看得清楚。但海面出奇的平靜，沒有風，帆松弛，船無法移動。馬禮遜有些不安，甚至激動。馬禮遜想起那些在荒遠年代里為蒙昧人開教的先驅(qū)們，想到主的吩咐：“我己立你為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極?！贝K于在廣州靠岸，馬禮遜在日記中記下：“那集結(jié)在岸邊的多艘貨船裝卸的喧鬧聲，河上數(shù)百艘民船來往穿梭時有上千船民的大喊大叫聲，都令我的情緒極度亢奮?！?sup >[7]

二　在萬事中經(jīng)歷禍福

初到廣州舉步維艱——英國人的冷漠與美國人的熱情——三項任務(wù)：學(xué)漢語、編字典、譯《圣經(jīng)》——為誰服務(wù)：上帝、國王、財神——貿(mào)易、征服、傳教三位一體的擴張

馬禮遜選了一個最為敏感的季節(jié)來到廣州。

十三行的英國商人們一邊大張旗鼓地做事，販運印度的鴉片、英國的毛織品，收購茶葉、瓷器、絲綢、藥材；一邊小心翼翼地做人，生怕惹惱了廣州的官府與北京的朝廷。茶葉與鴉片貿(mào)易實在太重要了，直接影響到大英帝國的財政與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可是，中華帝國卻始終未能在制度上保障這種貿(mào)易。官吏的私利、皇帝的喜怒，隨時都可能改變局勢。商人們必須萬分小心。尤其是在英法戰(zhàn)爭期間，拿破侖皇帝的軍隊封鎖了英國與歐洲的貿(mào)易，大英帝國就更離不開東方貿(mào)易了。就在馬禮遜到達廣州前一年，英王喬治還遣使來廣州，卑辭厚禮，希望仁慈威武、享四海承平之福的天朝大皇帝，能夠照顧到英國商人在華的利益。同時，也捎帶說了許多法國的壞話。^[8]

馬禮遜到廣州，憑著美國國務(wù)卿給美國商行大班的介紹信，住進了美國商行。英國商館是十三行最大的商館，但他們不接待他們的同胞，就像他們當初拒絕馬禮遜搭乘東印度公司的商船前往中國一樣。跟中國做生意的英國商人都知道中國禁教，惹怒了朝廷，英國人和他們的商品會被統(tǒng)統(tǒng)地掃蕩到大海里去。英屬東印度公司董事會曾經(jīng)形成決議，認為用公司的船運送傳教士到東方，是一件異想天開、荒唐愚蠢、極端危險、有百害而無一益的事，應(yīng)該絕對禁止。在馬禮遜看來，這是英國商人的墮落，他們在東方待久了，“腦袋已經(jīng)徹底東方化”，只想金錢與享樂，忘記了基督教真理。

美國人似乎更有基督教熱情。他們在紐約、費城熱情地接待馬禮遜，安排馬禮遜乘美國商船，船長布力民先生聽說馬禮遜要去中國傳教，還慷慨地免了他的船票。如今，又是美國商館暫時收留了馬禮遜。青春的美國與世故的英國不同。這個由一批狂熱的清教徒創(chuàng)立的國家，時刻感覺自己是上帝的選民，肩負著在地上建設(shè)天堂的神圣使命。近代以來到中國的西方傳教士，有一半以上來自美國。奇妙的是，同樣是盎格魯—撒克遜人建立的國家，對中華帝國的熱情卻不一樣，英國人感興趣的是錢袋，美國人感興趣的是靈魂。當時美國與中國的貿(mào)易規(guī)模很小，十三行里十三個商館，有英國的、美國的、丹麥的、瑞典的、荷蘭的、西班牙的、法國的，數(shù)美國的最小。^[9]

馬禮遜初到廣州，舉步維艱，不但不敢公開傳教，甚至不能公開露面。天朝除了從事貿(mào)易的“夷商”外，根本不允許其他人駐留廣州，而廣州又是中華帝國唯一向“外夷”開放的口岸。馬禮遜聘請中國教師教他中文，這位可憐人來時還裝作是補鞋的，或者帶著毒藥，準備一旦官府拿人就自盡。清朝官府嚴禁外國人學(xué)中文，更不允許中國人教外國人中文。鴉片戰(zhàn)爭前十三行的洋人在中國，像關(guān)在動物園里的珍稀動物。清政府對他們的活動有嚴格的規(guī)定。比如說，不許私帶婦女與槍械進商館，不許隨意與廣州城里的中國人交往買賣，不許在館外過夜，不許在珠江上劃船宴樂，不許直接拜訪官府……當然，他們被嚴格限制的同時也被嚴格保護。官府派兵把守商館的出入口，嚴防當?shù)氐闹袊蓑}擾這些“番鬼”。亨特說：“在世界各地，再也沒有一個地方當局，對外國人的人身安全比這里更加重視了?！?sup >[10]而商館里的商人們，花天酒地，過得像王子。

馬禮遜則感覺自己像乞丐或囚徒。他不適應(yīng)廣州的氣候，溽熱的天氣幾乎使他無法閱讀。倫敦傳教會給他的經(jīng)費也不夠。馬禮遜在日記中記載，1808年4月1日那天，他早餐只吃了一片面包，喝了一杯茶，晚上吃了一小塊牛肉加米飯。因為沒有錢，他已經(jīng)嚴重營養(yǎng)不良，虛弱、頭暈。生活上入不敷出，事業(yè)上一籌莫展。他把自己關(guān)在房間里讀《圣經(jīng)》、寫信，用功學(xué)中文，但傳教的事卻無從開始。不僅中國人不聽他的福音，連商館里的英國人、美國人，都不理會他。他曾邀請他們到他那里做集體禮拜，被拒絕了。商人們警告他不要在商館里從事宗教活動，否則麻煩無窮。半年過去了，馬禮遜感到絕望，有時甚至希望縮短自己前往天國的路程。塵世的圣功太艱苦。他經(jīng)常頭痛，身體虛弱到極點，在自己的房間里行走都困難了。

1808年，馬禮遜接受醫(yī)生的建議，兩度去澳門小住療養(yǎng)。而第二次澳門之行成為他傳教生活的一個轉(zhuǎn)機。首先，他在澳門認識了他第一任妻子莫頓小姐，使他孤寂的傳教道路上有了一位溫馨的伴侶；其次，他的漢語水平已經(jīng)能夠給英國商人當翻譯了，商行決定聘用他，年薪500英鎊。斯當東爵士回國，馬禮遜接替他的翻譯工作，年薪又翻了一番，1000英鎊。

如今，馬禮遜成了英國商行的職員，可以住在廣州和澳門的英國商行豪華的房子里，吃英國牛排。而那位嫁給圣徒的莫頓小姐，在一年之內(nèi)卻得了可怕的憂郁癥。她的父母弟妹在她婚后兩周就返回英國了，馬禮遜蜜月結(jié)束后也不得不回廣州赴任，留下新婚的馬禮遜夫人一人在澳門，廣州官府嚴禁“夷婦”進入商館。孤獨是現(xiàn)世生活中最可怕的疾病。馬禮遜夫人連續(xù)生了三個孩子，孤獨、恐懼、長時間的失眠折磨著她，憂郁癥已經(jīng)使她到了精神崩潰的地步，不得不帶著兩個幸存的孩子回英國療養(yǎng)。傳教士最大的敵人是孤獨，但他們還有《圣經(jīng)》與圣工支撐著。可是那些傳教士的夫人們，她們被命運拋到世界某一個陌生的角落，成為傳教士孤苦的天路歷程中的一根脆弱的拐杖，隨時都可能被折斷，拋棄在荒遠的山谷里。六年以后，馬禮遜夫人帶著兩個孩子返回澳門與丈夫團聚。再次懷孕、再次陷入憂郁癥，極度的恐懼、失眠、徹夜大汗淋漓、陣發(fā)性嘔吐，產(chǎn)前最后一陣痛苦的痙攣之后，傳教士的妻子告別了這個世界。她痛苦的子宮，成了馬禮遜第四個孩子的墳?zāi)?，而澳門陌生的山岡，是她自己的墳?zāi)埂?/p>

告別家鄉(xiāng)的時候，倫敦傳教會給馬禮遜布置了三項任務(wù)：一、努力學(xué)好中文；二、編纂一部中文字典；三、把《圣經(jīng)》譯成中文。對那個時代的英國人來說，中文像另一個世界的語言，難懂、難學(xué)，還有某種神秘感。馬戛爾尼出使中國時，在整個英國，竟然找不到可以充當使團中文翻譯的人，只好到中國聽從不懷好意的葡萄牙天主教傳教士的翻譯，那種難堪，一言難盡。英國人必須自己學(xué)會中文，編一本好的英漢字典，讓更多的人掌握中文。把《圣經(jīng)》翻譯成中文，讓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可以從自己母語中聆聽上帝的聲音。馬禮遜在英國時曾跟一位中國的天主教徒學(xué)習(xí)中文，到廣州不久，就投入編纂一部華英字典和中文文法書，并開始翻譯《圣經(jīng)·新約全書》。

馬禮遜萬里迢迢、九死一生地來到中國，是來傳教，不是為英國東印度公司做中文翻譯的。但是，不為商人們服務(wù)，馬禮遜根本無法生存，更不要說傳教。接受東印度公司的任命后，馬禮遜寫信給倫敦傳教會解釋自己這樣做的理由：一、可以留在中國，否則不論是澳門還是廣州的英國商人，都容不得他；二、借商務(wù)翻譯促進自己的中文學(xué)習(xí)，學(xué)習(xí)語言光學(xué)不練不行；三、減輕教會對他的經(jīng)濟負擔，還可以與在華的英國商人多接觸，免除誤會。

《圣經(jīng)》中說，人不能同時侍奉上帝與瑪門（財神）。馬禮遜很快就發(fā)現(xiàn)，為東印度公司服務(wù)與為上帝服務(wù)實際上是無法并行的。沮喪的時候，他在日記中寫道：“……我既要為東印度公司當譯員，又要當傳教士，這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長此以往，二者必須分開。”可是，馬禮遜終其在中國的傳教生涯，也沒有能將二者分開。

馬禮遜一邊忙于公司的事務(wù)，一邊抓緊時間翻譯《圣經(jīng)》。1814年，《新約全書》的翻譯完成，馬禮遜印刷了2000部，開始在廣州、馬六甲、檳城、新加坡等地散發(fā)。倫敦東印度公司總部緊張了，急忙下令免去馬禮遜東印度公司譯員的職務(wù)，害怕因為他冒險的傳教活動得罪了中國官府，影響到英商的在華利益。但廣州的英國商行并沒有馬上辭退他，因為他們根本無法找到合適的接替者。

馬禮遜到廣州已經(jīng)第10個年頭了，《華英字典》的第一卷出版。新來的英國傳教士米憐正在協(xié)助他翻譯《舊約全書》，《華英字典》的第二卷也將完成。馬禮遜本人對東印度公司的決定盡管有些失望，但并不痛苦。因為各有利弊。如果在廣州待不下去，他就去馬六甲或檳城。那樣也可能全身心地投入傳教工作。就在倫敦的東印度公司總部、廣州的英國商行、倫敦傳教會三方為馬禮遜的去留問題商討不決的時候，英國政府準備派另一個使團出使中國。馬禮遜被任命為英國國王特使阿美士德勛爵的中文秘書，隨同使團前往北京，覲見中國皇帝。

傳教士必須跟商人結(jié)合，否則沒有生存的基礎(chǔ)；傳教士必須跟政治結(jié)合，否則沒有發(fā)展的力量。這是歷史的條件，個人無從選擇。西方現(xiàn)代擴張，從一開始就有三重力量：商業(yè)貿(mào)易、軍事征服、基督教傳教。這三重力量，盡管有時沖突并相互排斥，但總體上相輔相成。有人研究伊比利亞人擴張的四種動力（4G）：GOLD、GOD、GUN、GLORY。黃金（GOLD）：海上貿(mào)易可以帶來巨大的財富，黃金、香料、象牙與奴隸；上帝（GOD）：海外傳教是高尚的事業(yè)，冒險的意義在于將異教世界的財富運回基督教家鄉(xiāng)，再將基督教送到異教世界；大炮（GUN）：大炮是貿(mào)易與傳教的保證，三桅三角帆葡萄牙式遠洋快船成為一座活動炮臺，可以在200碼之外擊毀各個方向的敵船，贏得了大海洋的制海權(quán)；榮耀（GLORY）：那是堂吉訶德式的騎士精神，追求榮耀，將宗教狂熱與世俗精神結(jié)合起來，創(chuàng)造出人類歷史上的奇跡。

西方現(xiàn)代擴張，貿(mào)易、征服、傳教，三位一體。荷蘭擴張、英國擴張可能缺乏伊比利亞人的騎士精神，但金錢、上帝、槍炮還是必不可少的。沒有商人們唯利是圖的冒險，傳教士不可能到東方，更沒有條件傳教，誰資助他們的旅行與在異邦生活傳教呢？沒有傳教士投身荒遠、萬死不辭，誰來安慰那些遠在異鄉(xiāng)漂泊的靈魂、讓當?shù)厝藦膬?nèi)心接受這些外來者和他們的神，變得溫順卑微？當然，最終解決問題的還是軍事征服與殖民統(tǒng)治。堅船利炮保佑那些販運美洲的白銀、非洲的奴隸、亞洲的香料與毒品的商人，和散發(fā)勸世文、準備為人洗禮、許諾敞開天堂之門的教士。

馬禮遜不得不為商人做事，也不得不為政府做事。而且后者在他看來，作為大英帝國的子民，與他傳播福音的使命幾乎同樣重要，同樣神圣。如今，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形態(tài)熏陶下，上帝的孩子同樣眷戀塵世的故土，有強烈的世俗愛國主義激情。1816年阿美士德使團訪華，英國終于可以找到自己信得過的中文翻譯了。馬禮遜作為使團秘書，先行天津照會清朝官員。遺憾的是阿美士德勛爵的遭遇，遠不如20年前的馬戛爾尼勛爵。阿美士德勛爵趕了一夜路，從通州到圓明園，又是因為不肯給皇帝磕頭，當天下午就被趕出北京。英國人三進圓明園。馬戛爾尼勛爵風光地住進了圓明園，等候去承德給乾隆皇帝祝壽；20多年后阿美士德勛爵灰頭土臉連夜趕到圓明園，可能在園內(nèi)連一頓飯都沒有吃到就被趕走了；40多年后，額爾金勛爵率領(lǐng)英軍攻占圓明園，一把火把這個皇帝的園子燒了。按照他的邏輯，只有用野蠻的方式，才能教訓(xùn)野蠻人。

送走倒霉的使團，馬禮遜又回到廣州，繼續(xù)他以前的工作：編字典、譯《圣經(jīng)》、為商館做翻譯。在寫給倫敦傳教會的報告中，他只描述他出使沿途的所見所聞，沒有加任何政治議論。許多事是迫不得已的。妥協(xié)并不等于背叛。評價傳教士，我們首先應(yīng)該做歷史與制度的考慮，然后再評論人性與道德。歷史的真正意味在于其內(nèi)在的合理性。如果馬禮遜繼續(xù)留在中國，他可能有其他選擇嗎？更何況西方傳教士在華傳教的歷史，從來如此。當年景教僧侶阿羅本及烈主教等東來大唐傳教，靠的是粟特商人的襄助。蒙元世紀里圣方濟各會修士來華，孟德·高維奴主教在北京、佩魯古人安德魯在泉州，都得到意大利商人的捐助。300年后耶穌會士到北京，不論是利瑪竇還是湯若望，都離不開在粵閩浙沿?；顒拥囊帘壤麃喩倘伺c熱衷行使“保教權(quán)”的葡萄牙、西班牙君主。如今，福音第四次浪潮涌入中華帝國，新教傳教士們還是乘著商船或兵艦到來，利用瑪門侍奉上帝，同時為商館、政府與教堂奔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馬禮遜被任命為英國商務(wù)監(jiān)督律勞卑爵士的秘書和翻譯，穿副領(lǐng)事官服，綴皇家領(lǐng)扣。馬禮遜有些得意，或許也有些無奈：“這對于一個傳教士來說是頗不尋常的，穿上一身副領(lǐng)事的官服，而不是牧師的道袍！”

三　塵世的苦難與榮耀

傳教士的成就與無奈——茶葉與鴉片污染福音之路——塵世的榮耀不過如此——在極度的痛苦中解脫

遙遠的遠方，有許多痛苦，也有幸福。

馬禮遜忍受了巨大的孤獨與勞累。妻子死了，留下的兩個孩子被送回英國。來協(xié)助他的米憐牧師和他善良的妻子，也死了。那些年到東方的傳教士，很難活過40歲。馬禮遜年輕時就有的頭痛病，越來越嚴重，發(fā)作的時候，幾乎痛不欲生。大概從北京回來不久，他的肝區(qū)也開始疼痛，同時視力急劇下降。1822年是災(zāi)難的一年。馬禮遜無法從新近喪妻的痛苦中恢復(fù)過來，又接到米憐牧師蒙召歸天的消息。夜間突然降臨的一場大火，燒盡了十三行繁華的商館，清晨的太陽照見余煙點點，廢墟一片。^[11]那年秋天，馬禮遜寫信給英國的一位夫人：“我對天意要他們離世沒有埋怨，卻因我孤苦伶仃而啜泣不止……我在中國工作已有15年了，其中有一半時候是相當孤獨的。上帝分擔了我的軟弱，賜福給我的工作……當初我并沒有想到我會活得這么久。”^[12]

經(jīng)歷苦難的人不懼怕苦難，沒有不幸的人才真正不幸。馬禮遜已經(jīng)40歲了。這位25歲到中國的英國青年，在異族的國土上辛勤工作了15年。為了神圣的事業(yè)承受巨大的孤獨與苦難的人，也將享有巨大的收獲。1819年，圣經(jīng)全部譯完，1823年印刷出版，取名《神天圣書》，線裝21卷，其中《舊約》的部分章節(jié)是由米憐牧師完成的。同一年，《華英字典》也大功告成，6大本，4595頁。當年離開英國時倫敦傳教會布置給他的三大任務(wù)，都完成了。此外，他還與米憐牧師在馬六甲創(chuàng)辦了英華書院。那位寫作《廣州“番鬼”錄》的亨特，就是在英華書院學(xué)的中文。很長一段時間以來，馬禮遜都在捫心自問，這些年在中國開教，自己究竟做了些什么？1822年年底，馬禮遜感覺有必要對自己的工作做一番總結(jié)。在那年給倫敦傳教會的年度報告中，他欣慰地寫道：

“當初倫敦傳教會決定開創(chuàng)中國的傳教事業(yè)時，英國對中文的知識，要比歐洲其他各國都要落后，而且如有人想要學(xué)習(xí)中文也得不到幫助。然而，在今天，由于倫敦傳教會派往中國的傳教士的努力，以及東印度公司的資助，英國在掌握中文知識這個領(lǐng)域里，已經(jīng)超過了所有其他的歐洲國家。”

我們可以引用蒙土奇博士的話為證，他是著名的德國漢學(xué)家。他說：“我敢斷言，馬禮遜博士在過去10年所出版的多種中文書籍，要比過去100年來印行的天主教傳教士的著作和文章，對歐洲的學(xué)者們要有用得多。”這是他在1821年12月22日在東德萊斯頓所講的話。另外還有一位法國著名的漢學(xué)家漢慕薩在巴黎說：“馬禮遜博士編纂和出版的《華英字典》巨著，是所有其他歐洲學(xué)者難以與之比擬的?！?sup >[13]

巨大的成就是令人幸福的?，F(xiàn)世的生命還能希圖什么更大的報答呢？1823年年初，馬禮遜前往馬六甲，關(guān)照米憐去世后無人照管的英華書院。英華書院的中國青年用中文唱贊美詩，歡迎他們的校主。歌聲響起的時候，馬禮遜在激動的淚光中，仿佛看到天堂紫晶色的門廊。馬禮遜在英華書院為學(xué)生們授課，內(nèi)心充滿陽光。雨季到來的時候，他啟程返回中國。路過新加坡，他拜會了新加坡總督萊弗士，決定將英華書院遷到新加坡，組建馬來書院。馬禮遜為籌建的馬來書院捐了一大筆錢，而這筆錢原來是他為回英國度假準備的旅資。

馬禮遜終于要回家了。17年前告別家鄉(xiāng)時，他沒想到此生還能活著再見到英格蘭的土地。1823年年底，馬禮遜帶著上萬冊中文圖書和一位中國仆從，登上東印度公司的“滑鐵盧”號商船。東印度公司批準他一年半的休假并為他提供旅費，當然，不是因為他的《圣經(jīng)》翻譯與詞典編纂，而是因為他為公司效力。四個月的旅程，他在船上編寫一部《中國簡史》，英國人對中國了解太少了。怎么能對一個與個人日常生活密切相關(guān)，與大英帝國命運緊密相連的東方帝國一無所知呢？

英國莫名其妙地變成了一個喝茶的國家。“我們的生活已經(jīng)完全離不開我們的貿(mào)易與財政體系，茶來自世界的東方，糖來自西印度……”^[14]茶“曾是富人餐桌上的時尚，如今變成窮人的食糧”。1825年前后，英國每年的茶葉進口量已經(jīng)增長到3萬余擔。茶成為大多數(shù)英國人不可或缺的飲料?！安枞~貿(mào)易長時間以來一直是英國政府獲益最大的稅收來源?！瘪R禮遜出生的時候，英國政府征收的茶稅已高達120%，以后有所下調(diào)。拿破侖戰(zhàn)爭爆發(fā)后，英國為增加財政與軍費開支，再次將茶稅提到按價100%。茶稅一直是英國政府的金庫，調(diào)節(jié)茶稅幾乎成為歷屆財政大臣的點金術(shù)，這種情況一直延續(xù)到20世紀初。^[15]

茶凝結(jié)著大英帝國發(fā)展的歷史，而鴉片貿(mào)易則是大英帝國世界經(jīng)濟體系的拱頂石。^[16]一個多世紀以來，英國商人一直要用白銀采購中國茶，大英帝國“白銀外流”。乾隆皇帝回答馬戛爾尼的通商要求，天朝無所不有也無所需求，而聰明的英國商人很快就發(fā)現(xiàn)天朝沒有鴉片也需求鴉片。東印度公司在加爾各答、孟買生產(chǎn)鴉片，由私商運到粵閩沿海，1825年前后年輸入中國的鴉片已近3萬箱，貨值近2000萬元。鴉片貿(mào)易扭轉(zhuǎn)了中英貿(mào)易逆差，如今是大清帝國“白銀外流”了。鴉片貿(mào)易的巨額利潤，不僅能夠支付收購茶葉的資金，還能夠為大英帝國統(tǒng)治印度提供財政支持。鴉片貿(mào)易“是一種無往不利的生意，而且眼見著每年的需求量增加了又增加，哪里會輕易地放棄呢？”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后，賓漢上尉在《遠征中國紀實》中說了實話。^[17]

馬禮遜為英國商行做事的那些年里，英國商人正熱火朝天地販運茶葉與鴉片。為上帝服務(wù)、為金幣服務(wù)、為國王服務(wù)，而所有這些偉大的事業(yè)，又都建立在為茶葉與鴉片服務(wù)的基礎(chǔ)上。馬禮遜的中國事業(yè)的出色的繼承者、普魯士傳教士郭實臘就明白這一點。他1831年到中國，穿著中國人的衣服，說中國話，乘鴉片煙販的飛剪船，往來于中國海岸，一邊幫商人推銷鴉片，一邊幫上帝散發(fā)福音書，還自愿潛入?yún)卿翆毶揭粠?，刺探軍事情報。他的間諜結(jié)論是，如果進攻上海，清朝軍隊的抵抗絕不會超過半個小時。有人說他既像一個牧師又像一個海盜；既像一個騙子又像一個天才；既像一個慈善家又像一個無賴。從來沒有見過一個人像郭實臘那樣，把天使與魔鬼的品行，如此完美地融合在一個人身上。

馬禮遜不是不知道販運鴉片的罪惡，而是無法擺脫這種罪惡。不為英國商行做事，不靠那些大鴉片商販的資助，又如何在中國傳播福音呢？馬禮遜回英國度假的那些年，中英鴉片貿(mào)易額飛速增長。1823年鴉片的年進口量是7000余箱，到1828年，幾乎翻了一番，達到13000余箱，這還是不完全統(tǒng)計。馬禮遜在給倫敦傳教會的信中也提到販運鴉片是“一樁聲名狼藉的走私買賣”，廣州的鴉片商越來越多，社會犯罪也越來越嚴重。但是，當大鴉片商馬地臣辦《廣州志乘》請馬禮遜撰稿時，馬禮遜欣然同意，不僅為了每年300銀元的稿酬，還因為他與當時的大鴉片商販馬地臣、查頓，都是朋友，塵緣難斷。

馬禮遜塵世成就的高峰到來了。1824年3月23日下午，馬禮遜回到闊別17年的倫敦，碼頭上擠滿了迎接他的人群。當年那個憂郁、羞澀、寡言少語但志向遠大的青年神學(xué)生，如今成為大英帝國的英雄。在溫莎，馬禮遜成為英國國王的座上客，倫敦東印度公司總部設(shè)宴招待，不知是出于感激還是悔過。馬禮遜10年前已因為散發(fā)《新約全書》被公司免職，而這10年里，馬禮遜從未停止過為公司工作。馬禮遜榮歸故里，在紐卡瑟爾的幾場證道會上，竟“有數(shù)百人無法入場”。東印度公司給了他新的任命，英國皇家學(xué)會未經(jīng)他申請選舉他為會員，倫敦傳教會破例增補他為董事會董事。馬禮遜在寫給倫敦傳教會司庫的感謝信中說，自己做一個普通的傳教士已經(jīng)很滿足了。生命短暫，可以做的事并不多，他準備盡快回中國去。中國與英國之間，航路漫長，自己的健康狀況也不好，恐怕沒有機會再回來出席董事會的會議了。

塵世的榮耀，不過如此。回英國兩年的熱鬧，似乎在加倍甚至過分地補償他過去漫長的孤寂。馬禮遜每天早晨5點鐘起床，一直要工作到11點。他沒有時間跟自己久別的孩子團聚，他回到英國很快又結(jié)婚了，也沒有時間跟自己的新婚妻子團聚。連續(xù)不斷的證道會等著他，他必須匆匆忙忙地從一個城市趕到另一個城市。而最讓他難過的是，英國人只對他個人感興趣，對他介紹的中國，根本不關(guān)心。就像今天人們對待從太空歸來的宇航員，歡呼雀躍，不是因為人們渴望關(guān)于太空的知識，而是人們崇拜這個人，他去過人們?nèi)ゲ涣?、也從未想過要自己去的地方。沒有哪一間大學(xué)愿意接受馬禮遜冒險從中國帶回來的1萬多冊中文圖書，這批費了許多周折才從海關(guān)免費提回的珍貴書籍，封藏在倫敦傳教會的倉庫里無人問津。馬禮遜游說英國大學(xué)開設(shè)中文課程，而英國第一個中文講座開在牛津大學(xué)，已是半個世紀后的事。馬禮遜在英國期間參與創(chuàng)辦的語言學(xué)院，也只維持了三年。學(xué)習(xí)中文實在太難。有人感慨，“一個人要學(xué)會漢語，要有銅鑄的身體，鐵鑄的肺，橡木腦袋，蒼鷹的眼，要有圣徒的心靈，天使的記憶，麥修拉的長壽”。^[18]

新年到了。1826年1月1日是個星期天，馬禮遜在這一天寫給新夫人的信中說：“我的性格里，既有柔情，也有對工作的執(zhí)著，是兩者的一個混合體。在作戰(zhàn)的日子里，我不能待在家里當一個懦夫。上帝會幫助我，你也會鼓勵我，因為我們所擁護的神圣事業(yè)需要我們有勇往直前的表現(xiàn)。我親愛的，即使在患難和死亡中，你也要有鎮(zhèn)定的心??！”^[19]在英國度過了愉快而繁忙的兩年，1826年5月，馬禮遜帶著新婚的妻子和孩子返回中國。行前向老朋友斯當東深情地道別：這一次該說“長期的再會了。但愿我們最終能在天國再相會”。這位斯當東爵士，就是當年隨馬戛爾尼使團訪華的使團副使老斯當東的兒子。據(jù)說乾隆皇帝很喜歡這個乖巧的、學(xué)說中國話的小男孩，還賜給他一個香荷包。后來小斯當東成了澳門東印度公司的翻譯，退休回英國后，榮華富貴。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前，這位英國最早的“中國問題專家”主張開戰(zhàn)，“在中國，屈服只能導(dǎo)致恥辱，態(tài)度堅決則可以取勝”。

日子又回到從前。妻子與孩子留在澳門，馬禮遜在廣州，忙完商務(wù)后，獨坐在舊日的桌椅前，給家人親友寫信。那些年里，英國商人的鴉片走私越發(fā)紅火，中國的政治局勢日益動蕩，而上帝的福音事業(yè)，依舊沒有指望。上帝的事業(yè)是沒有失敗的，所有的成功與喜悅都在不斷的努力中。而這一切的意義都在于，不要在生命盡頭的塵土與灰燼中懊悔?！拔乙呀?jīng)為我這一代人服務(wù)過了，上帝知道我必須在何時入睡?！瘪R禮遜經(jīng)常感到體力不支，頭痛病也加劇了，1830年前后馬禮遜寫給妻子的信中，不斷提到頭痛病折磨他。馬禮遜的第二任妻子也很痛苦，第一任妻子的噩夢似乎又重演在她身上。她7年內(nèi)連續(xù)生了4個孩子，勞累、孤獨同樣擊垮了她。1833年年底，她不得不再次帶著孩子返回英國休養(yǎng)。在查頓的鴉片船上，馬禮遜悲苦地與妻小告別。但凡有一點辦法，他都不會讓她們走。這一次的別離是沒有期限的，生離將成為死別。

馬禮遜必須留下來。傳教的路，就是殉教的路。在生命的最后半年里，他焦急地盼望家人的消息。家人的返程需要4個月，平安抵達英國后寄出的家書，還需要4個月，如果一切順利，他將在8月初讀到妻子的信。廣州的夏天熱浪滾滾，夾著難熬的潮氣，夜以繼日。馬禮遜時常感到筋疲力盡。英國政府收回了東印度公司對華的貿(mào)易專利，澳門的東印度公司解散了。為其服務(wù)24年的馬禮遜，竟然沒有得到公司理應(yīng)支付的養(yǎng)老金。而他必須掙錢養(yǎng)活他在英國的妻子孩子和在中國的福音事業(yè)。

高貴的靈魂，將在極度的苦難中獲得解脫。馬禮遜幾乎每天都在給妻子寫信，這些信都寫在日記里，旅途中的親人，不可能收到這些信件。“7月18日。到今天，我和你已經(jīng)分別了整整220天了。我可以肯定地說，再過20多天，如果上帝還保留我的生命，我就可以聽到你平安抵達英國的消息了?！?sup >[20]4天以后，馬禮遜乘船從澳門去廣州，在船的甲板上過夜。那天晚上，起初是密不透風的炎熱，然后暴雨傾盆。馬禮遜病倒了?！?月27日……親愛的，我覺得非常虛弱，流淚甚多，無法克制?！?sup >[21]在馬禮遜身上，我們可以看到人類最高貴的美德、寬容、忍耐、克制……但生命到極限、痛苦到極限，總有無法克制的那一瞬間。4天以后，1834年8月1日凌晨，馬禮遜徹底告別了這個世界。上帝最終也沒有放寬他的大限，讓他等到妻子的信。

四　被污染與被陷害的福音

馬禮遜回避的問題，傳教的歷史無法回避——上帝的意志、鴉片商販與帝國遠征軍的手、傳教士的陰謀——注定日后失敗的困局

最終獲得天福的人，滿是傷痕。如今，馬禮遜牧師靜靜地躺在澳門的基督徒永久墓園里，身邊是異鄉(xiāng)的泥土，頭頂是四季的青草，天空已經(jīng)變成回憶。塵世中孤獨的努力結(jié)束了，至高無上的愛終將超越苦難，馬禮遜面對天父慈愛的面容，將如何回顧自己的一生以及與他相關(guān)的這段歷史？

當年倫敦傳教會派馬禮遜往中國開教，馬禮遜個人的熱情多于倫敦傳教會的信心。不論是英國教會還是世俗社會，似乎都對往中國傳教不抱什么希望也不想投入什么精力。25年過去了，馬禮遜在寫給傳教會的《中國開教25周年報告》中曾歷數(shù)中國差會的成就：翻譯《圣經(jīng)》、編纂字典、寫勸世文、設(shè)立書院與印刷所、辦報刊，美國教會派來了傳教士裨治文、衛(wèi)三畏，中國教徒梁發(fā)也被按立為傳道人……但是，非常遺憾，25年間，中國差會施洗的入教者，卻只有10人，平均將近3年才發(fā)展1人入教，而10人中只有3位中國人！記得離開美國時到港口送行的美國記者問他，“馬禮遜先生，你真的期望能使偉大的中華帝國改變崇拜偶像的觀念嗎？”馬禮遜堅定地回答：“先生，我不能夠。但我認定上帝能夠?！笨墒?，上帝怎么才能夠呢？世俗歷史的問題依舊是，在這個有眾多的人口、悠久的歷史、多元的信仰、濃厚的世俗精神、只知道聽命于官吏與皇帝的中華帝國，上帝又能做什么？

如何紀念這個人，如何反思與他相關(guān)的這段歷史？個人可能付出巨大的努力，卻沒有任何收效，因為巨大的恩典已經(jīng)在努力的過程中了。神圣的信仰關(guān)乎道德上的堅定與勇敢，卻不論成敗。馬禮遜在傳教事業(yè)上的收效微乎其微。他寄希望于上帝的奇跡出現(xiàn)，到那時，中國的大門將向基督教洞開，讓進神的光明。作為一位基督徒，他的努力與犧牲在人格上是令人感動的，但作為傳教士的圣工，卻遠未完成，而且，注定日后失敗的困局已經(jīng)出現(xiàn)。傳教士不借西方現(xiàn)代資本主義擴張大潮，不可能東來，而乘這種擴張大潮，又將自己葬送在世俗權(quán)力的沖突中，最終像歷史潮汐激蕩起的浪花，化為無力的泡沫。

上帝將借助誰的手，實現(xiàn)他的意志呢？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傳教士們曾竊望軍艦與大炮將為上帝打開天朝的大門，馬禮遜的兒子馬儒翰熱心為英軍奔走，從廣州到南京；美國傳教士雅裨理隨英軍一同進入廈門，發(fā)現(xiàn)自己如此自由地出入中國的土地，獲得這么多便利，實在是“上帝的恩賜”。戰(zhàn)爭結(jié)束，美國傳教士裨治文萬分激動，他看到了從未有過的機會：“中國政府的態(tài)度和整個舉止，改變多么大??！中國與其余世界的關(guān)系，又改變多么大?。≡谌A外國人的處境和狀況，改變又有多么大?。★@而易見，一場偉大的革命已經(jīng)開始……上帝的旨意將獲得推行，而不再受到阻撓?！?sup >[22]

傳教士未免大喜過望。中國的改變一時還不像裨治文熱切期望的那么大。政客與商人們總是最后想到上帝的利益?！赌暇l約》規(guī)定開放“五口”貿(mào)易，西方人享有“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但不論《南京條約》還是續(xù)簽的《中英五口通商章程》，都沒有涉及傳教問題。兩年后中美簽訂《望廈條約》，條約第十七款準許洋人在五口議定的界址內(nèi)租賃民房或土地建立醫(yī)館、禮拜堂或墳?zāi)?，基督教在華傳教似乎被模糊地默許，但并沒有得到保護。傳教士依舊還得偷偷摸摸潛入內(nèi)地傳教，而且各地教案不斷。裨治文曾促使美國駐華特使提出修約，增補中國朝廷允許基督教在中國境內(nèi)自由傳教的條款，結(jié)果未能如愿。當年協(xié)助美國特使顧盛訂立中美《望廈條約》的美國傳教士伯駕，由于個人的努力與作為美國國務(wù)卿的侄女婿的特殊身份，如今已經(jīng)進入政界，成為美國駐華外交代表，力主“采取強硬手段”修約，并建議華盛頓，如果北京不配合，法國可以占領(lǐng)高麗，英國占領(lǐng)舟山，美國占領(lǐng)臺灣！奇妙的是，上帝的福音使者竟然表現(xiàn)得比世俗政客更暴虐兇險。美國政府沒有聽從傳教士的建議。

上帝的意志是通過鴉片商販與帝國遠征軍的手實現(xiàn)的。和平條件下修約無法進行，最后還是戰(zhàn)爭解決問題。早在第一次鴉片戰(zhàn)爭前裨治文就在《中國叢報》上明確表示過他相信只有用大炮才能對付這個“高傲、半開化、專橫的政府”。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中美天津條約》中美方擬定第二十九款為“宗教容忍條款”，中方堅持不允，美方特使也曾打算放棄，但傳教士們堅持，他們相信黃金與大炮的威力，這是一個機會。衛(wèi)三畏與丁韙良商議將該條款改為：“耶穌圣教，又名天主教，原為勸人行善，凡欲人施諸己者，亦如是施于人。嗣后所有安分傳教習(xí)教之人，當一體矜恤保護，不可欺侮凌虐；凡有遵照教規(guī)安分傳習(xí)者，他人毋得騷擾。”這樣行文，清廷接受了，《中美天津條約》中終于出現(xiàn)了傳教保護條款。裨治文迫不及待地寫信給自己母校神學(xué)生：“你們來吧，快點來吧，愈快愈好。你們到教堂去，到牧師家里去，到海外傳教團體那里去，對他們說：‘請派遣我們’，‘請派遣我們到中國去?！?sup >[23]

數(shù)鈔票與扣動扳機的手，實現(xiàn)了上帝的意志，此外，還有傳教士的陰謀?！吨杏⑻旖驐l約》照搬《中美天津條約》中相應(yīng)條款（第八款），《中法天津條約》則更進一步，其中第九款明確規(guī)定：“凡入內(nèi)地傳教之人，地方官務(wù)必厚待保護。凡中國人愿信奉天主教而循規(guī)蹈矩者，毫無查禁，皆免懲治?！贝撕?，法國又強迫清朝簽訂《中法續(xù)約》（《中法北京條約》），其中第六款寫“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于是西方各國又依照“最惠國待遇”原則自動享有上述權(quán)利。值得注意的是，在這一條款訂立的過程中，清朝官員與法國特使都上了傳教士的當。該條約的法文本中并沒有這句話，完全是負責將法文本翻譯成中文本的法國傳教士狄拉瑪擅自加上的。

教會的傳教事業(yè)不得不依靠世俗經(jīng)濟與國家力量才能生存發(fā)展。美國同孚行老板奧立芬有“對華傳教之父”的美稱，從裨治文、雅裨理開始，20年間搭乘他的商船前往中國的傳教士有50人次之多。商業(yè)資本資助傳教，傳教士也為商人服務(wù)。起初只是傳教士們在一定限度內(nèi)為在華商業(yè)機構(gòu)服務(wù)，這從馬禮遜時代就已經(jīng)開始了，后來發(fā)展到傳教士本人成為商人。美國傳教士晏瑪太在上海經(jīng)營地產(chǎn)，成為十里洋場的闊佬，自己到歐洲日本度假，在煙臺避暑，揮金如土，同時也捐款給教會，只是捐款者的身份令人生疑。教會的傳教事業(yè)為世俗貿(mào)易服務(wù)，也為擴張政治服務(wù)，條約時代中西世俗關(guān)系中處處都有傳教士們活躍的身影，他們充當翻譯、秘書、顧問甚至間諜，他們可能一時兼顧政務(wù)，也可能像伯駕、林樂知、李提摩太那樣，最終落為政客。教會的傳教事業(yè)也不得不依靠國家力量才能生存發(fā)展，條約保護傳教士在華傳教的利益，但這種保護往往出不了朝廷與官府。教案頻起的年代里，還要靠政府的特使與軍隊的炮艦保護傳教士的利益。

基督教傳教事業(yè)與西方現(xiàn)代資本主義擴張密不可分，為此“塵緣”所興，也為此“塵緣”所累。鴉片戰(zhàn)爭前中華帝國禁教的主要是朝廷，鴉片戰(zhàn)爭后中華帝國排教的主要是民間。民間排教，有政教方面的原因，也有經(jīng)濟方面的原因。首先，基督教傳教沖擊了中國傳統(tǒng)的禮教秩序，儒家倫理以孝為本，而基督教只敬上帝，不孝父母，所謂“數(shù)典忘宗”、“棄倫滅理”；其次，基督教傳教沖擊了現(xiàn)實政治秩序，洋教士享有“治外法權(quán)”和“領(lǐng)事裁判權(quán)”，他們扶植愚民、干涉詞訟、蔑視朝廷；最后，基督教傳教沖擊了既定的民間經(jīng)濟秩序，教會購買土地，收攏教民，造成新的財富與權(quán)力階層，與民間宗法地主對抗，民間積怨?jié)u深。晚清民教沖突大小不斷、接二連三，半個世紀間教案達400多起，最終釀成“義和團事件”。

西方現(xiàn)代擴張最初成就了基督教傳教事業(yè)，最終也陷害了基督教傳教事業(yè)。這可能是當年胸懷壯志來中國傳教的馬禮遜沒有預(yù)料到的，或者預(yù)感到，卻不愿意細想甚至不敢細想的。馬禮遜受聘為東印度公司譯員，已經(jīng)意識到侍奉上帝與侍奉瑪門（財神）“二者是不可兼得的，長此以往，二者必須分開”。后來，廣州的一位英國鴉片商販覺悟到應(yīng)該放棄鴉片走私，寫信給馬禮遜：“我思考愈多，愈是使我相信，向中國走私鴉片是與基督教福音里的道德觀念完全違背的。接受福音是我唯一應(yīng)當走的道路，走私鴉片是完全錯誤的?！邑M能一手拿著生命之糧，另一只手拿著鴉片同時給中國人呢？”^[24]馬禮遜時在英國，正值塵世榮耀的頂峰，似乎沒有回信，他有意無意地回避了一個根本的問題：福音使者與鴉片商販的雙重身份是否可以、是否有可能徹底毀掉上帝的事業(yè)？

世俗的鴉片貿(mào)易與戰(zhàn)爭，將毀掉神圣的福音事業(yè)。這種危險已經(jīng)很明顯了。10多年后晏瑪太到中國，發(fā)現(xiàn)中國人仇教的原因很簡單：“他們說，‘外國人把鴉片帶入我們的國家，毒死我們成千上萬的人，并把所有階層的人都弄窮了。這鴉片引起了戰(zhàn)爭，使我們許多人被殺害。現(xiàn)在他們竟然要來教給我們一個新的宗教。讓他們先去教導(dǎo)他們自己的百姓吧?！?sup >[25]天朝百姓敵意太重，傳教士人數(shù)太少。戴德生明確意識到這種危險，甚至試圖與西方擴張的世俗力量劃清界限，在他為“中華內(nèi)地會”制定的《實踐守則》中明確規(guī)定，傳教士在華如有與中國百姓沖突，不得依靠英國或中國政府的保護，不得使用西方人在華享有的特權(quán)，因為傳教士只能依靠神的幫助，不能依靠人的幫助，傳教是屬靈的，不是世俗的。^[26]

傳教是屬靈的，不是世俗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意識到這一點，而且，即使意識到了，也無法做得到，因為教會組織本身就是世俗性的。作為個人心靈領(lǐng)悟內(nèi)容的基督教教義是神圣的，但作為集體組織的基督教教會卻是世俗的，它深陷于現(xiàn)實社會結(jié)構(gòu)中，其組織形式、行為方式甚至與世俗黨派社團差不多。尤其是在現(xiàn)代民族—國家政治體系與資本主義社會秩序中，強大的世俗力量滲透到教會的方方面面，甚至教會也直接參與到世俗政治經(jīng)濟與文化事務(wù)中。在這種格局下，傳教士們往往福音事業(yè)的收獲很小，世俗事功的收獲較大，鴉片戰(zhàn)爭后忙于政務(wù)與醫(yī)務(wù)的伯駕，開始在自己的醫(yī)局里公開傳教做禮拜，來來往往的人不少，真心研究教義的卻不多，三年多的時間里，竟沒有一個人領(lǐng)洗入教。傳教士們懷念基督降生最初那些年的傳教盛舉，無比惋惜，似乎世間人的心靈都封閉了。地理大發(fā)現(xiàn)與資本主義擴張本應(yīng)讓基督教會收獲數(shù)不清的靈魂，世間只有一個上帝一種信仰的時代馬上就要降臨了。事實上從新世界到舊大陸，基督教的收獲微薄。真正的問題不是人的心靈變了，而是基督教變了。

基督教傳教事業(yè)被他們所處的時代與社會陷害了，也被他們所屬的教會陷害了。西方傳教、中國排教，關(guān)鍵都在于教會自身糾纏于塵世的利害中，為其利所驅(qū)使、為其害所牽制。啟蒙哲學(xué)家培爾曾經(jīng)反思資本主義擴張初期基督教傳教挫敗的原因：基督教原是一種慈祥溫柔、有耐性的宗教，如今卻變得冷酷、血腥、殺氣騰騰，長期養(yǎng)成自我保護、無限擴張的習(xí)性，對任何反抗慣以刀劍相向。這樣，“它難道還有什么權(quán)力指望接受上帝曾經(jīng)應(yīng)許賜予原始教會的平靜、堅忍、溫和的福音嗎？”^[27]義和團暴動期間，被困的傳教士曾電報美國政府請求出兵為他們“報仇”，謝衛(wèi)樓為這種嗜血的復(fù)仇辯護，他說基督教是反對個人復(fù)仇的，但并不反對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復(fù)仇，尤其是對一個半開化的野蠻國家復(fù)仇，那是“正義的，也是必要的”。^[28]八國聯(lián)軍攻陷北京，傳教士們紛紛穿上軍裝拿起槍，參與到討伐與搶劫的隊伍中，美國傳教士梅子明與法國傳教士在外出征討時因搶奪贓物發(fā)生沖突，被聯(lián)軍司令瓦德西解除了翻譯職務(wù)。丁韙良回國在紐約港上岸的時候，身上還挎著一桿長槍。替他搬行李的男孩好奇地問他從哪里打獵回來，他回答“從亞洲，大海的那一邊”，打的是“鬣狗”?！镑喙贰保╤yenas）這個詞在英語中還有另一個意思，指兇殘、陰險、貪婪的人。^[29]

世俗的墮落與仇恨，可能將徹底毀掉神圣的福音事業(yè)。馬禮遜個人回避的問題，傳教的歷史無法回避。

五　圣恩無聲地降臨

柏格理到中國——福音事業(yè)令人絕望——為苦難、弱者、慈愛而來——不忍美好的事物斷送在愚昧與專橫中

馬禮遜牧師去世已經(jīng)半個世紀了，鴉片與大炮為福音打開了中華帝國的大門，讓進的不是神圣的基督精神，而是世俗的基督教會。此時，基督教的入華福音事業(yè)，不是更有希望，而是更令人絕望。任何事業(yè)，如果格局扭曲，方向錯誤，規(guī)模越大行動越快，失敗也就越慘痛。虔誠的基督徒本應(yīng)把上帝之城當作自己的家園，但現(xiàn)代民族—國家情結(jié)卻使這些傳教士無限眷戀自己塵世的故土，奔走于世俗商務(wù)政務(wù)間；在世間代表神圣的教會，本應(yīng)是上帝的仆從，卻因為它結(jié)構(gòu)上的世俗性，在強勢國家與資本主義經(jīng)濟體系面前，最終淪落為世俗權(quán)利的工具。這是現(xiàn)代歷史結(jié)構(gòu)注定的，卷入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大潮的基督教傳教事業(yè)，是否可能有其他選擇？或者根本就別無選擇！

遙遠的中華帝國發(fā)生的一切，在更遙遠的西方世界，幾乎無人知曉。越來越多的青年，聽從內(nèi)心神圣的召喚，準備去中國傳教。起初英國社會與教會，似乎對中國教務(wù)不感興趣也沒有信心，戴德生創(chuàng)辦“中華內(nèi)地會”時，這種局面有所改變。1886年，戴德生計劃招募100名傳教士到中國，同時募集10000英鎊捐款，結(jié)果報名的傳教士達600多人，而募捐輕而易舉就突破10000鎊。也正是在這一年，一位家在英國邊遠的康沃爾郡的青年，決定辭去他塵世的公職，當一名為上帝傳播福音的傳教士。此時，誰也沒有想到，這位名叫塞繆爾·柏格理的瘦弱青年，日后在遙遠云貴高原的石門坎，建立了“海外天國”，成為衛(wèi)理公會的五大使徒之一。

人生中有蒙召與內(nèi)省的時刻，可能徹底改變一個人的命運。柏格理曾以優(yōu)異的成績通過了大英帝國的文官考試，成為一名收入甚豐的政府公務(wù)員，生活正在坦途上。然而，個體現(xiàn)世的幸福，很容易落入擔憂與恐慌、空虛與厭倦，這是一種動物性的幸福，出現(xiàn)的時候不可靠，持續(xù)到永久又不可能。人只有在向往神性中才能獲得終極的幸福。把自己的一生投入到某一項神圣的事業(yè)中去，生命是上帝賜予的，還將它還給上帝。心中圣恩的降臨，往往是悄無聲息的，像夜間飄落的雪花，不知不覺改變了世界與自我，清晨起來，天地內(nèi)心，一片素白。柏格理選擇了傳教士的生活，去遙遠的中國。

柏格理到中國的時候，境遇已與80年前馬禮遜不同了。馬禮遜當年只身一人，隱居在廣州十三行的商館里，不能公開自己的教士身份。如今，已經(jīng)有上千傳教士，活躍在中華帝國各省，柏格理不僅能夠名正言順地以傳教士的身份到中國，還可以深入中國腹地與邊遠地區(qū)，深入中國的草根階層。柏格理在上海進了專門為傳教士設(shè)立的漢語學(xué)校。在那里，柏格理換上中國裝，留起辮子，半年培訓(xùn)結(jié)束后，起程去云南，在荒遠的西南大山深處，有指派給他的傳教點——昭通小城。只有在那荒遠貧困的地方，在那些匍匐在帝國底層，在極度的貧困、疲倦、痛苦中生活的下層百姓之間，才最有可能實現(xiàn)基督教的圣恩。

心懷神圣理想的人，站在塵世的堤岸上縱身一躍，本希望凌空飛翔，卻落入世俗的深淵，誰又能長出天使的翅膀？基督教入華傳教事業(yè)，盡管在規(guī)模上有很大的發(fā)展，但已明顯陷入困局?；浇探虝氖浪咨鐣?，使傳教活動必然而自覺地參與到世俗社會的權(quán)利結(jié)構(gòu)中，從而改變了基督教的性質(zhì)?；浇淌强嚯y的宗教，如今卻樂得享受的特權(quán)；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如今卻成為強者的恩施；基督教是慈愛的宗教，如今卻轉(zhuǎn)向憎惡的立場。馬禮遜牧師開創(chuàng)的中國福音事業(yè)，正在西方現(xiàn)代世俗文明的陷阱中墮落。在這個時刻，圣徒出現(xiàn)，代表的不是一種方向，而是大勢衰退之下的例外。

在苦難中安身，上帝的孩子在塵世中沒有其他家園。1888年，柏格理和他的同伴邰慕廉牧師，住進昭通城后街的一座普通的漢族宅院里。這個地處滇東北大山深處的小城，不僅離故鄉(xiāng)英國很遠，甚至離他們所在的中華帝國也很遠。痛苦與孤獨中才有愛，才有真正的溫和而堅忍的基督精神。從上海到云南，漫長的旅程是一次歷險，沿途盜賊土匪出沒，疾病奪去了旅伴的生命，長江三峽地段的險灘，幾乎要了所有人的命。翻過最后一道山梁看到平壩遠處灰黑色的昭通城時，他們甚至恍惚感覺自己到達的不是一個塵世的傳教點，而是通往天堂的驛站。在這里，在他們中間，在苦難深處，在謙遜的努力與忍耐之后，福音將最終降臨。

基督教是苦難的宗教，但許多傳教士們卻生活在苦難之外，住在租界洋樓或親王府上的傳教士，如何為上帝拯救生靈？神圣的愛不僅是同情，還意味著置身于苦難之中。傳教士們可以開醫(yī)館、辦學(xué)校，救死扶傷、開愚啟蒙，但苦難與不幸仍是他人的，自己未必身處其中，愛只體現(xiàn)為社會化的施舍與恩典，甚至其中可能還有自我實現(xiàn)與自我滿足的欲望。而真正的神圣的愛，是讓他人的苦難融化到自身的靈肉中，無法超越也無法擺脫，沒有過去也沒有未來，基督的愛就是親身忍受苦難的方式。

基督的愛只有在身受的孤獨與苦難中才能煥發(fā)出天使的光芒。那些顯赫的傳教士卻擁有越來越多的享樂的特權(quán)，這是傳教士的墮落，根本上背離了基督精神。在昭通這座荒遠的小城里，柏格理與邰慕廉像是一對天外怪人。晚上他們在搖曳的燭光下讀經(jīng)，經(jīng)書的文字柔軟彎曲，連綿不斷，像水波或螞蟻爬過塵土的足跡。白天，他們走上街頭，敲著一面銅鑼，招呼路人，宣講教義。柏格理曾經(jīng)很得意，自己找到了敲鑼布道的辦法?？墒?，在小城的中國人看來，敲家伙過街吆喝，不是賣狗皮膏藥大力丸的，就是剃頭磨刀的?？傆幸换锖⒆痈谒麄兩砗?，一路喊“洋鬼子”，路過的人以贊許的眼光看這幫孩子。大人們好奇地圍觀，也不是因為對上帝的福音感興趣，而是對他們的長相與漢語感興趣。柏格理的傳記作者甘鐸理明白，那是因為中國人喜歡湊熱鬧，喜歡聽外國人講漢語，那是一種天朝上國臣民自我榮耀的虛妄的娛樂。洋人講得結(jié)結(jié)巴巴，很讓人得意，看洋人笨得可笑；洋人講得流暢了，更讓人欣喜，連洋人都學(xué)漢語了，大清國還了得。

基督教是弱者的宗教，世間的虛妄與迫害，只能忍耐。傳教士應(yīng)該具有一種高貴的、超自然的品德，謙遜、忍耐、努力、無私地愛，這一點很少人能做得到。那些傳教士從商船或兵艦上下來，身后是列強與官府的支持，手中擁有財富與權(quán)利，衣食交游，多在達官貴人、洋商特使之間，對中國百姓來說，他們不僅是外人，而且是大人，有種族與階級的雙重隔膜，怎么能相信他們的說教？柏格理在昭通百姓間生活，看上去像他們一樣孤貧無助，除了內(nèi)心強大的信仰。昭通生活最初的兩年過去了，柏格理講道、散發(fā)勸世文，為當?shù)氐陌傩罩尾?，卻沒有人因他而信教。傳教中最難的是寬容與信念。寬容是雙向的：一方寬容到允許外來宗教自由傳教；另一方寬容到容忍人們不信教但依舊真誠地愛他們；信念也是雙向的：一方相信人們終將選擇純正的信仰通往至善；另一方相信純正的信仰終將以愛的方式感化心靈。1890年的最后一天，他在日記中寫道：“12月31日：據(jù)我所知，本年度沒有一個靈魂獲得拯救。但是在今年結(jié)束時我比年初懷著更大的希望?！?sup >[30]

基督教是慈愛的宗教，神圣的愛總與難以拯救的苦難相關(guān)。柏格理在昭通城里傳教的最初10年，幾乎沒有什么收獲。只是他們在中國人那里的名聲似乎好了些。不是因為他們宣講福音，而是因為他們會看病。城里城外，有人生病，有人吞鴉片自殺，大家都會來請他們。連迫害甚至準備殺害他的人，他也給予真誠的幫助?；浇桃笕藗冊谝粋€充滿邪惡和不公、痛苦和恐懼的世界里有擔當負責任地生活，其中真諦在于承受苦難與愛他人。

愛他人意味著愛他人的一切并愛一切他人，《圣經(jīng)》中說上帝讓太陽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的人。臨近世紀末的那兩年里，有關(guān)帝國遙遠的東北方鬧拳亂、殺鬼子燒洋樓的消息，也傳到這西南部的大山里。昭通城里有些人蠢蠢欲動，準備對柏格理下手。柏格理僥幸躲過一次謀殺，原諒了刺殺他的兇手?；降膼凼墙^對的，倘若不是愛一切人，那就給世界留下了恨的空間；倘若不是無條件地愛他人，那么愛他人的真實意義就可能是愛自己。

只在孤獨無助的人群里，在難以慰藉的不幸與無法拔除的苦難深處，在無私的慈愛與憐憫中，神圣的愛才能放出光彩。可是，傳教士們發(fā)起的中國教務(wù)，總有太多的世俗性，讓上帝的事業(yè)糾纏在塵世無端的動亂中。1834年馬禮遜在廣州逝世，這一年在省城參加科舉考試的廣東花縣秀才洪秀全，得到跟從馬禮遜傳教的梁發(fā)寫的一本福音小冊子，名叫《規(guī)時良言》。科舉落第，這位鄉(xiāng)村秀才大病一場。病中夢到一位黃發(fā)黑衣的老人，坐在莊嚴燦爛的寶座上。9年以后，洪秀全偶然讀起那本塵封的福音小冊子，竟然發(fā)現(xiàn)自己當年夢中所見異象，原來正是《圣經(jīng)》所言。那位黃發(fā)黑衣的老者，就是天父耶和華。他還夢到過一個中年男子，據(jù)說是他的胞弟耶穌。基督教多少跟隨后發(fā)生的那場革命相關(guān)，太平天國運動自金田舉事后，橫掃南中國。起初傳教士們還感到歡欣鼓舞，那位曾為洪秀全傳道的美國傳教士羅孝全，滿懷希望到天京投奔天王，一年后卻倉皇逃往上海，說起太平天國痛心疾首。他發(fā)現(xiàn)洪秀全完全是個瘋子，太平天國運動是褻瀆上帝的叛亂。

傳教者有割不斷的世俗情結(jié)，受教者有理不清的俗世心態(tài)。奇怪的是，同樣是中國民間運動，太平天國起義，反偶像，拜上帝；義和拳起事，則是要反上帝，拜偶像?；浇滔萑胧浪咨鐣睿呀?jīng)卷入政治旋渦中心。中國帝制時代晚期兩場大的革命，竟然都跟基督教傳教相關(guān)。山東曹州府的幾個亡命草民入室盜竊，殺了德國傳教士。德國出兵占領(lǐng)膠州。朝廷迫于洋人的壓力，鎮(zhèn)壓鄉(xiāng)民。奈何民不畏死，星火燎原，眼見鄉(xiāng)野草民舞刀弄棍、練拳念咒，毀教堂、殺洋人、嘯聚尋釁，不可收拾，一直涌進北京。朝廷不思進取，小民不識大體，洋人不講道理。最后是八國聯(lián)軍暴侵，義和團一哄而散，慈禧太后倉皇西奔。如果不是洋人們怕分贓不均，滿清帝國當時氣數(shù)就盡了。義和拳事變傳到遙遠的滇東北，已經(jīng)沒有什么威力。柏格理虛驚一場。中國的許多事都是令人不可思議的。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使鴉片貿(mào)易與基督教傳教合法化，西方人不僅可以自由販賣“洋藥”，還可以自由傳播“洋教”。“洋禍”從海疆之憂，釀成心腹之患。奇怪的是，觸犯中國社會的，最初不是洋藥，而是洋教。鴉片殺人毀家亡國，朝廷無能為力，百姓無動于衷；基督教教人崇信真愛，卻惹怒了民間百姓與士大夫階層，一時排教仇教，舉國洶洶。

美好的事物將葬送在愚昧與專橫中，而沖突一旦開始，就無法挽回。義和團暴動很快就過去了，留下的是深遠的歷史影響。洋人、朝廷、百姓之間的裂痕已經(jīng)無法彌合，半個世紀后中國改天換地的革命，在那一刻已經(jīng)注定。^[31]基督教400年在中國沒有做到的事，馬克思主義40年就完成了；慈愛沒有成就的事，仇恨做成了。在那場革命風暴中，福音之樹被連根拔起，傳教士一個多世紀在華艱苦努力，成果瞬間蕩然無存。反思這段遭遇，真正的問題還是：乘西方資本主義擴張大潮東漸的基督教，本是苦難的宗教，卻由享福者帶來；本是弱者的宗教，卻由逞強者帶來；本是慈愛的宗教，卻由憎惡者帶來。西方現(xiàn)代世俗資本主義文明的力量太強大了，它已經(jīng)改變了基督教的精神。

歷史中最大的危險并不來自外在的力量，而是產(chǎn)生自自我內(nèi)心的幻覺，被自身虛假的東西出賣，才是最致命的。從西方擴張的大視野看，基督紀元的第二個一千年的歷史就是十字軍東征的持續(xù)性歷史，特征有所不同：前五百年的十字軍東征，世俗社會力量整合到神圣教會結(jié)構(gòu)中；后五百年十字軍東征，神圣教會的力量整合到世俗社會結(jié)構(gòu)中。現(xiàn)代基督教傳教，是在現(xiàn)代西方世俗資本主義文明的體制與精神結(jié)構(gòu)中進行的。我們前面一直分析世俗制度對傳教事業(yè)的規(guī)訓(xùn)，下面將更多地關(guān)注世俗文明的精神影響。現(xiàn)代西方的傳教士，同時信仰基督教與啟蒙哲學(xué)，但在基督教中丟棄了慈愛，在啟蒙哲學(xué)中丟棄了寬容。他們內(nèi)心所依持的，很少是基督的慈愛與忍耐，更多是現(xiàn)代技術(shù)文明的霸權(quán)。這一點，當事人意識不到，后來人反省不夠。

誰在中國葬送了上帝的福音事業(yè)，誰又有能力挽救它？柏格理在昭通傳教所辛勤工作，已經(jīng)是第16個年頭了。他的孤獨與勇敢，可以感動上帝，卻無法感動小城里的中國人。柏格理有些失望。然而，大概從1904年夏天開始，出現(xiàn)了一些奇怪的事。首先是4位來自大山深處的“大花苗”漢子，來昭通拜訪這個洋教士。他們背著燕麥炒面，跋涉300多公里艱難的山路，見到柏格理時，他們的要求竟然如此令人吃驚：要這位洋教士教他們讀書！整個夏天，不斷有山里的客人來昭通拜訪柏格理，而且人數(shù)越來越多。昭通城里甚至都出現(xiàn)了謠言，說這位洋鬼子勾結(jié)苗人準備叛亂。好在庚子拳變之后，朝廷注意保護洋人。然而，世俗權(quán)力可以壓制百姓不排教，卻不可以強制人們信教。正如洛克指出的：“真正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動力，只在于內(nèi)在的心靈里的確信，沒有這種確信，信仰就不成其為信仰……悟性的本質(zhì)就在于，它不可能因外力的原因而被迫去信仰任何東西。”^[32]

深山里來的花苗漢子，給了柏格理新的希望?，F(xiàn)代基督教入華傳教，已經(jīng)三個世紀了。起初他們走的是“上層路線”，從宮廷貴族與文人士大夫開始，利瑪竇那一代耶穌會士都幻想過先讓中國皇帝信教，然后全中國的百姓也就在皇帝的一紙詔書下皈依上帝了，結(jié)果是皇帝禁教。鴉片戰(zhàn)爭后西方傳教士大多走的是“下層路線”，從鄉(xiāng)村與城市中的下層百姓入手，結(jié)果導(dǎo)致民間排教，義和團運動起自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最深厚的地區(qū)。中英《煙臺條約》簽訂后，戴德生發(fā)起的“前進運動”，開啟了傳教的“邊遠路線”。傳教士們發(fā)現(xiàn)，在西南西北邊遠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傳教，比在中國中東部發(fā)達的漢地更容易。他們輕率解釋的原因是漢人在異教中侵蝕太久了，邊遠少數(shù)民族的心靈則因荒蠻而純凈?？蓪嶋H的意義傳教士們并沒有認真思考，在混亂原始的心靈中接受一種成熟有序的信仰，遠比用一種成熟的信仰取代另一種成熟的信仰容易，改變信仰不僅意味著改變觀念，還要相應(yīng)改變生活方式，這是一個相當痛苦的經(jīng)歷。傳教士們?nèi)狈Φ牟皇切叛龅膱远ㄅc行動的能力，而是理性的寬容和理解的能力。

六　通往天堂的石門坎

大山深處的希望與溫暖——愛一切他人并愛他人的一切——愛與正義的關(guān)系——寂靜尋常中完成的奇跡——那是塵世中離天堂最近的地方

那年年底，竟然有400多位苗人兄弟從山寨趕來，與柏格理一起過圣誕節(jié)。1904年的平安夜里，眾人感謝上帝的聲音在寂靜的遠山中響起，天空所有的星星都亮了。此刻，柏格理意識到，他屬于這些來自大山深處的人們，他必須到他們中去。苗人兄弟自發(fā)的信仰熱情，讓他看到基督教入華前所未有的希望。柏格理開始頻繁地下鄉(xiāng)布道。從官寨土目安慧生那里，他討到一塊地。當?shù)厝税堰@塊有溪水流過，草木蔥蘢，天然的巖石形成級級臺階的谷地，稱為“石門坎”。苗民們每人捐助100個銅板，在柏格理的指揮下，動工在石門坎修建教堂、學(xué)校，還有一座小泥屋。

柏格理終于找到了塵世間為福音遮風避雨的地方。他告別生活了17年的昭通城，帶著妻子、孩子，搬進“石門坎”的那座小泥屋。不久，石門坎的學(xué)校與教堂落成。1905年9月，清廷上諭所有鄉(xiāng)會試與各省歲、科考試悉令停止，廢除了中國歷史上延續(xù)了1300年的科舉制度；兩個月后，千里之外、大山深處的石門坎學(xué)校，在柏格理牧師的主持下開學(xué)了。遠近趕來的苗族兄弟姐妹，不分老少，站在學(xué)堂前的小山坡上，聽柏格理牧師布道。深秋的早晨，已經(jīng)有些輕寒，但在苦難、冷漠、疲倦中生活了許多世紀的人們，從牧師悠遠的聲音中，感到希望與溫暖。他們和他們的子弟，將在這所學(xué)校里，免費學(xué)習(xí)漢語、英語、算術(shù)、體育。簡陋的學(xué)校吸引了四面八方的學(xué)生，威縣、鎮(zhèn)雄、楚雄，甚至遠至紅河，都有人投奔石門坎。柏格理從家鄉(xiāng)英國和循道公會廣泛募集辦學(xué)經(jīng)費，不出5年，石門坎小學(xué)校相繼建成了宿舍、禮堂、足球場和游泳池，還有一幢有著煙囪和壁爐、可容納200多人的寬敞教學(xué)樓。

愛他人，就愛一切他人、他人的一切。只有在愛他人中，我們才能體會到神圣的愛，這種愛創(chuàng)造了我們自己以及我們所有的同類，好人與歹人，善行與惡事；愛他人，就愛他人所處的世界，因為神圣的愛創(chuàng)造了所有生靈所屬的這個世界，包括其中所有的幸福與不幸、正義與暴行。柏格理在“石門坎”的苗人兄弟間傳教的經(jīng)歷，可以讓人體會到傳教的真正意義。首先，真正的信仰產(chǎn)生自心靈的渴望，花苗漢子可以跋山涉水去聆聽福音，貧困的苗族山民可以自發(fā)捐助修建教堂學(xué)校，迎來并安頓他們的牧師。信仰不可以強制，否則，傳教士們一相情愿的傳教熱情，即使真誠也是危險而可怕的，其中甚至可能滋生出鄙視、強制甚至仇恨與虐殺的因素，這就從根本上違背了基督教真諦。其次，傳教者與受教者的關(guān)系必須是公正的，這種關(guān)系要求一種神圣的、高貴的、超自然的品性。在現(xiàn)實關(guān)系中，施教者往往具有權(quán)力上的優(yōu)勢，而受教者則相對處于劣勢狀態(tài)，這就要求施教者保持一種平等謙遜寬容的心態(tài)，愛他人是無條件的；而受教者，既要充滿感激之情，又要保持人的尊嚴，無所屈從也無所反抗。施恩于人，必須尊重受恩者的尊嚴；受恩于人，必要感恩并贈人。施恩者與受恩者在圣潔的愛中是互惠的。

只有正義與愛達到絕對統(tǒng)一時，傳教才能將慈愛與感激統(tǒng)一起來?；浇膛c啟蒙哲學(xué)都沒有解決愛與正義之間的關(guān)系問題?；浇探塘x主張無條件地愛他人，在愛他人與正義之間沒有做任何區(qū)別，極端的問題就是放棄正義。既然世間發(fā)生的一切都是上帝的意志，那么一位真正的基督徒就應(yīng)該無條件地、絕對地愛這一切?；酵降闹t卑意味著既然一切苦難與不公都是天意，那么人的抗拒是沒有意義的；既然消除苦難與不公同樣是天意，那么個人的努力也是沒有助益的。啟蒙哲學(xué)追求絕對的正義，極端的問題就是放棄愛。既然世界的原則是理性與正義，那么所有的人都應(yīng)該無條件地、絕對地尊奉理性與正義，任何人的抗拒都沒有意義；既然理性與公正是絕對的、主宰一切，個人在理性公正原則下的一切努力都是可以接受的。

在基督教神學(xué)與啟蒙哲學(xué)塑造的傳教士身上，我們看到正義與愛的精神經(jīng)常出現(xiàn)分裂。但柏格理是幸運的，那些到他簡陋的小教堂來的苗族兄弟姐妹，是把他當作他們的父兄看待的。每個禮拜日，都有從四鄉(xiāng)十幾個村寨趕來的成百上千名聽眾，他們等待在小教堂外，準備聆聽柏格理為他們布道。他們一批一批地進來，擁擠而有序地站在那里，唱贊美詩的時候，每一個人臉上都洋溢著肅穆的歡喜。柏格理為第一批教徒施洗，那是個初冬的星期日早晨，雨雪交加，寒冷的天氣與泥濘的道路并沒有阻擋數(shù)千名信眾從十里八鄉(xiāng)趕來，聚集在小教堂外。姑娘們已經(jīng)換下在路上弄臟的衣服，穿戴起她們最漂亮的服飾，什么時候人才能為神圣而美麗？小教堂的禮拜持續(xù)了整整一天，有24名男子領(lǐng)洗。暮色降臨，在潮濕刺骨的寒風中全體人齊聲唱起“這是充滿熱血的源泉”，柏格理感到無比的激動與溫暖。為了這一天，他等了20年。

驚天動地的奇跡，往往是在寂靜尋常中完成的。苗族人本來是沒有文字的。柏格理同精通英文的漢族教徒李斯提文、苗族教徒楊雅各、張武一道，以拉丁字母為基礎(chǔ)，從苗族服裝上美麗的花紋中獲得字形的靈感，創(chuàng)制了拼音化的、簡明易學(xué)的苗文。石門坎的小學(xué)校里，開始教授苗文。苗族人終于有了自己的文字。有人驚奇柏格理的語言天賦。柏格理說，一切都很自然，因為他是英國康沃爾郡人，康沃爾人的英語發(fā)音很古老，與苗語有很多相近之處?；蛟S他們都還保存著巴別塔事件之前的記憶。這種奇跡也不僅是柏格理一人完成的。柏格理創(chuàng)立苗文的時候，他的同胞傅立葉牧師在傈僳人聚居的滇西地區(qū)傳教，也創(chuàng)造了一種簡易的傈僳文字，后來庫克夫婦在怒江大峽谷的里吾底村傳教時，用新創(chuàng)的傈僳文翻譯出《新約全書》和《頌主歌曲集》。

簡樸與平易中的奇跡，更令人感動。那些年在中國，有許多辦教育的顯赫的傳教士。比如說，美國長老會的傳教士丁韙良，出任大清朝同文館總教習(xí)25年，被皇帝授予三品頂戴，后來又任京師大學(xué)堂總教習(xí)，晉二品頂戴，風光一時。還有著名的李提摩太，從一開始就走“上層路線”。百日維新的時候，充任光緒皇帝的御前顧問。八國聯(lián)軍之后，創(chuàng)辦山西大學(xué)堂。1902年加頭品頂戴，賜二等雙龍金星，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哪位傳教士在中國有過如此呼風喚雨的經(jīng)歷。然而，這一切，離大山深處的柏格理牧師都很遙遠。柏格理牧師依舊行走在山間小道，從一個山寨到另一個山寨，巡回布道。教務(wù)是圣潔的，必須崇敬而謹慎地履行。那是從世俗通往神圣的最直接的道路。并不是所有從事教務(wù)的人，都能接近上帝。更多時候，由于人性的墮落，散漫與輕率、傲慢與貪欲、褊狹與仇恨，在履行教務(wù)的同時，也制造罪惡。教務(wù)非常敏感而又特別純凈，細微的疏忽與不經(jīng)意的懶惰，都可能葬送它的使命。

美麗的石門坎，那是柏格理在塵世中找到的離天堂最近的地方，也是他塵世之旅最后的家園。柏格理離開英國已經(jīng)20年了。多少個幸福的夜晚，松枝點燃篝火，映出一團團明亮的黃色，人們坐在山坡的草地上，聽柏格理牧師講授福音與算術(shù)。唱完贊美詩后，充滿信念與感激的人們離去，空氣中還飄著松煙的余香。愛并不是一種感情或激情，而是一種生活原則，一種在日常生活的細微處中時刻實踐的原則。柏格理躺在堅硬不平的鋪板上，想到故鄉(xiāng)親人，千山之外，滄海自由，塵世的一切越來越遙遠；石門坎是離天堂最近的地方，在黑暗的群山之上，在耀眼的繁星之間，主的懷抱卻如此親近。

天國太遙遠，現(xiàn)世中人，誰都不曾到達；天國也很親近，誰都可以隨意想象，愛越深，想象則越具體越強烈。虔誠地愛這個塵世的萬物，沒有絲毫貪欲，將美當作世間唯一的合目的性，有時候比愛天國更難，因為其中充滿了苦難與不堪。柏格理在離別英國20年后，首次回英國度假。在家鄉(xiāng)的一年里，哪怕在與親人團聚的幸福時刻，也沒有忘記他那遙遠的大山之中的石門坎。田野里的蕎麥花盛開著，成熟的蕎麥已經(jīng)顯出誘人的黃褐色。遠處是層層疊疊的翠綠，間或高聳起幾棵橡樹，然后就是湛藍的天空，白云像開放在夢幻中的玉蘭花。柏格理牧師再次告別英國，很快回到石門坎，人們又會在狹窄的山間小路上碰見這位穿著苗族服裝的洋教士，用地道的苗話說“老哥得罪了”。

柏格理生命最后的10年在石門坎度過。這10年間，中華帝國發(fā)生了許多事。他的那些朋友們都分外活躍。丁韙良牧師已經(jīng)80歲了，還四處演講，穿梭于北京與上海之間。在上海的一次基督教大會上，他說：“我贊成基督教國家應(yīng)有重兵駐在中國，否則我們基督教徒就不可能在這里開會。”80歲生日那天，60多人為他祝壽，美國總統(tǒng)還專門送了他一面錦旗，表彰他在中國的業(yè)績。創(chuàng)辦中西書院、主編《萬國公報》的林樂知牧師，此時把自己主要的精力轉(zhuǎn)移到寫政論文章上。他認為中國唯一的出路，就在于英國能夠下決心，將中國徹底變成殖民地，像印度那樣。70大壽那年，他也有幸受到美國總統(tǒng)的接見。辛亥革命成功，大清帝國瞬間分崩離析。李提摩太一直反對中國革命。1896年在倫敦、1900年在橫濱，李提摩太兩次勸說孫中山放棄革命。后來孫中山把臨時大總統(tǒng)的位置讓給袁世凱，李提摩太說，這是孫中山“一生中所采取的最明智的一個舉動”。

傳教士們已在世俗是非中陷得太深，誰知道他們究竟是為天國服務(wù)，還是為現(xiàn)世國家服務(wù)？到底是福音使者，還是現(xiàn)代世俗文明的使者？宗教本身是圣潔的，但陷在塵世中，難免有光榮與恥辱的兩面，正像是保羅·蒂利希說的：　“宗教展示了人類精神生活的深層，使之從日常生活的塵囂和世俗瑣事的嘈雜中顯露出來。宗教向我們提供了對一種神圣之物的體驗，這種神圣之物是觸摸不到的，令人敬畏的，是終極的意義和最后勇氣的源泉。這是宗教的光榮。但在宗教的光榮之側(cè)，橫陳著宗教的恥辱。宗教使自身成為終極領(lǐng)域并且鄙視世俗領(lǐng)域，使它的神話、教義、儀式和戒律都成為終極標準，并迫害那些不屈從于它的人。這種宗教忘記了，它自身的存在是人與自己的真實存在悲劇性分裂的結(jié)果，忘記了它自身的危機?！?sup >[33]

在那個動蕩的時代里，傳教士過于激動，很容易忘記自己是上帝的仆人，熱衷于充當總統(tǒng)或皇帝的政客。瘦小的柏格理與他們不同。他很謙卑、渺小，在上帝的目光下，哪個生命不是塵埃？柏格理坐在山寨苗人的黑暗的小屋里，與他們一同祈禱，他感到幸福；看到肆虐的疾病、殘暴的土目折磨苗族兄弟，他感到痛苦；無奈一些陋俗依舊流行在苗人生活中，他感到擔憂。一個人的力量實在有限，但必須努力。

真正的信仰，教我們?nèi)绾卧谝粋€充滿痛苦與恐懼、匱乏與不公的世界里，負責任地、謙卑而高貴地生活。柏格理帶領(lǐng)當?shù)孛缛?，用鐵釬鐵錘打開石門，開辟了通往昭通、畢節(jié)等地的道路，從此在這條道路上響起了馬幫的鈴聲。1911年，中華民國建立，柏格理將石門坎小學(xué)改名為“石門坎光華小學(xué)”，紀念“光復(fù)中華”。每天清晨，學(xué)校旗桿上都會升起中華民國的五色旗，紅、黃、藍、白、黑五種顏色代表漢、滿、蒙、回、藏五個民族，五族共和。柏格理覺得還有些遺憾，專門發(fā)電報給外交部長伍廷芳，建議國旗上應(yīng)該有一種顏色給西南少數(shù)民族：“西南各族同居中華領(lǐng)土之上，亦應(yīng)有一色標記列為國旗之上?！笔T坎是通往天堂的門坎，也是通往世界的門坎。

一個人可能自以為為上帝的事業(yè)奔走，呼風喚雨，但他的褊狹、傲慢、偽善、仇恨卻使他永遠流落在基督的天國之外；一個人也可能沒有宏大的志向與驚天動地的作為，卻因為慈愛與公正，忍受巨大的孤獨與痛苦，默默無聞地服務(wù)，從而生活在基督精神的光明中。一切的一切，關(guān)鍵還在保持內(nèi)心的堅定與平靜，在謙遜中努力，于生活的細微處，履行神圣的愛的義務(wù)。多少年后，特瑞薩修女說：“我們都希望進入神的天堂，但在此刻，我們就可以與他同在天堂。與他同在的意義是：如他一般地慈愛，如他一般地助人，如他一般地給予，如他一般地服務(wù)，如他一般地拯救，24小時都與他同在，在他苦難的化身中接觸他?！?sup >[34]

七　有誰在世間某處哭

虔信者相信積極的人生——關(guān)于傳教士的困惑：個人品格與歷史罪惡——啟蒙哲學(xué)與基督教倫理的沖突——“我們?nèi)祟惖膼酆屠斫獾哪芰κ俏⒉蛔愕赖摹薄跉v史絕望的盡頭悲劇超越

拔除生命的痛苦與不公，需要一點一點地努力，從細微處做起，在孤獨與寂寞中，在不斷降臨的災(zāi)禍中。什么是真正的基督精神？真正的基督精神在于一種超世俗功利、超自然品性的信念：盡管對所有的生靈，死亡將收服生命；對所有的歷史，邪惡與苦難不斷重復(fù)；對所有的社會，不公與背叛比比皆是，但是虔誠的信仰者依舊相信積極的人生，相信生命將獲得永恒、相信幸福終將來臨、相信愛將戰(zhàn)勝恨，相信所有的人，都將得到救贖。因為個人生命在神的身影上可以看到自身的意義，上帝愛他人，為他人擔當苦難、謀求幸福，卻從不計較得失，這是我們與神的契約，為他人生活，終將使自我得到拯救?！暗玫缴膶⒁獑适槲覇适?，將要得到生命。”（《馬太福音》）

1915年夏天，石門坎光華小學(xué)臨近期末考試，山區(qū)里再次流行起傷寒熱。多少個世紀以來，這種病已經(jīng)奪取無數(shù)人的生命。又有人病倒了，在照顧生病的學(xué)生與老師時，柏格理也被傳染到。在持續(xù)不斷的高燒與難以忍受的陣痛之后，柏格理終于平靜地合上了雙眼，那是1915年9月15日，生命就這樣完成了，在他塵世最后一天的日記里，人們讀道：“昨夜和今晨都在下大暴雨。學(xué)校里的孩子們已經(jīng)開始了他們的考試?！?sup >[35]

學(xué)校里的孩子們又開始了他們的考試，學(xué)校里的孩子們又開始了他們的新學(xué)期。“人竟宿于石門，神將賜以木鐸?！卑馗窭砟翈煹哪贡?，立在萬山之中的石門坎，掩埋尸骨的地方，青草生長，被雨水滋潤著。當?shù)氐拿缱逍置脗冇懈Ａ?，他們永遠地留住了他，在自己故鄉(xiāng)的泥土里。20年后，一位中國偉人路過這里，寫下了豪情萬丈的詩句：“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痹趥ト搜劾?，十萬烏蒙大山，只是“泥丸”；石門坎，只是“泥丸”中的一點塵埃。

人在塵埃中生死，短暫的時刻里，靠什么創(chuàng)造奇跡？理性與信仰、個人品德或歷史機遇？從馬禮遜到柏格理，基督教入華傳教的這段歷史，經(jīng)常讓我們這些局外之人、后世之人，感到困惑不解?；浇探塘x是美好的，教會卻為什么可能制造邪惡？中國心靈并不缺乏良知，中國人卻為什么拒絕基督的善信？從盛唐開始，基督教入華傳教四次浪潮，每一次都落得敗局，馬禮遜開啟的這一次傳教熱潮，為什么重蹈覆轍？那些九死一生來華傳教，將尸骨拋在異鄉(xiāng)的傳教士，在歷史的變焦鏡頭下，忽兒高尚忽兒卑鄙，形象的差異為何如此之大？遠距離看歷史，這些傳教士的行為多有陰暗不堪之處，幾乎成為西方列強擴張的爪牙；近距離看個人，這些傳教士的品格又經(jīng)常是可敬可愛的，他們大多虔誠、努力、友愛、奉獻……如何在歷史理性與信仰倫理意義間理解評價他們？

首先的問題是，基督教入華傳教，是在西方現(xiàn)代文明擴張的格局中進行的。在具體的歷史過程中，它起初受益于這種格局，中途受累于這種格局，最終受害于這種格局。沒有新航路的開辟、資本主義擴張、商業(yè)的資助、政治的支持，傳教士們不可能入華傳教。而一旦具備了這些條件，傳教事業(yè)又必須付出代價，為鴉片貿(mào)易服務(wù)，為侵華戰(zhàn)爭服務(wù)，即使不讓民族國家的利益高于天國的利益，也讓二者糾纏在一起，無法拆分，榮則共榮，毀則俱毀?！皠e了，司徒雷登”，送走的不是當年在杭州傳教的傳教士，而是在南京的美國駐華大使。歷史的意義在于它是一種超歷史的、絕對而強大的實體，任何個人都無能為力、微不足道，甚至可能成為它的犧牲品。柏格理從昭通搬到石門坎后不久，司徒雷登從杭州的傳教點遷往金陵神學(xué)院。他對當時“傳教士濫用其所謂的幕后支持者政府的世俗權(quán)力”感到擔憂，這樣不僅使教會的工作不夠神圣，也使中國教徒不夠虔誠，“入教并非出自真心”，而更重要的是，世俗權(quán)利的沖突還有可能葬送傳教事業(yè)。^[36]關(guān)鍵是沒有人可以改變這一切，這是歷史的意志。

其次，在西方現(xiàn)代文明擴張的格局中進行的基督教入華傳教事業(yè)，不僅影響到其歷史過程，還影響到其精神結(jié)構(gòu)。這一層次的問題很少有人反思。當年馬禮遜回答美國記者說“上帝能夠”的時候，他是相信上帝的意志將實現(xiàn)于歷史，個人只能領(lǐng)悟其力量并默默地遵循。而事實證明，改變世界的是世俗的人，用他們的黃金與大炮。這已經(jīng)不是基督教神學(xué)的道理，而是啟蒙哲學(xué)的道理。人成為自律的人，他將通過理性的規(guī)劃與文明的建設(shè)在歷史中達到至福。在上帝中心的歷史中，人只能謙卑地愛；但在人中心的歷史中，人只會高傲地愛。在上帝中心的歷史中，神的維度從他人展開，所有的人都一樣地謙卑；每個人都面向他人生活，愛他人是通往神圣的道路；個人的責任都是不可替代的，必須擔負起世界的公正并為他人的痛苦負責。在人中心的歷史中，神的維度從自我展開，一部分人高傲，一部分人謙卑，愛他人表現(xiàn)為自我完善的施舍與強制。人道主義的基督教信仰，過分強調(diào)自我的價值與正直，就可能對他人構(gòu)成強制與暴力，他人最終成為自我中心的道德完善的工具。

現(xiàn)代啟蒙人道主義改造了原始基督教倫理，造成傳教的倫理困境?；浇虃惱淼母⒃谒伺c責任這兩個概念上，要求人們在一個充滿邪惡和不公、痛苦和恐懼的世界里有擔當負責任地生活，真諦在于承受苦難與愛他人。在現(xiàn)代傳教士身上，我們看到個人承受孤獨與苦難的勇氣和力量，同時也發(fā)現(xiàn)他們在世俗的啟蒙精神影響下實踐愛他人的神圣原則時制造的某種倫理困境。這一困境產(chǎn)生自自我實現(xiàn)與他人需求之間的矛盾。尊崇上帝的道路就是尊重他人的道路，完善與救贖應(yīng)該以愛他人為前提，而愛他人又必須以平等的態(tài)度、尊重他人的需求與他人的權(quán)利和價值為前提。如果沒有尊重與寬容的前提，就沒有愛了。我們在現(xiàn)代傳教士身上看到某種“罕見的精神力量”，他們相信自我實現(xiàn)的愛，相信基督的信仰將拯救在黑暗中沉淪的人們，相信公正是這個世界上的最高原則，相信人的自由是可以完善的。然而，我們同時也看到這種精神力量的破壞性。人類的危險與災(zāi)難，經(jīng)常產(chǎn)生自人對善與正義或絕對真理的信念。真誠的人經(jīng)常是最危險的動物，他們總是把自己堅信的善與真理強加給他人。拯救他人改造社會必須以愛的力量通過和平的手段實現(xiàn)，任何強迫與侵略最終都是以暴易暴。正義意味著誰也沒有權(quán)力強制他人，不管是傷害還是恩惠。

信仰的心理與倫理困境是難以超越的。因為真正的問題在于，一個真誠的人，如果相信自己掌握了真理與愛，生活在光明中，就不能容忍別人在黑暗與愚昧中墮落，就可能導(dǎo)致自我中心的信仰強制；如果寬容其他人其他的信仰或無信仰的存在，就意味著不負責任，也就不夠真誠。寬容是有條件的妥協(xié)還是無條件的妥協(xié)？或許信仰只需要確立自身的真理就可以了，因為每種信仰對自身而言都是正統(tǒng)的，而對其他信仰而言都是謬誤或異端?？墒?，在無限延伸的危險的相對性中，何處可以安置真理？后現(xiàn)代主義靠解構(gòu)真理發(fā)泄緩解心中的絕望與恐慌，試圖在文化相對與多元精神結(jié)構(gòu)基礎(chǔ)上建立真正的對話關(guān)系?？墒?，人類的愛與理解是那么脆弱。湯恩比用他漫長的一生研究人類不同文明的歷史，但寫在他一生最后一篇論文的最后一段話中的，竟是這樣的句子：“我正在黑暗中探索，我們?nèi)祟惖膼酆屠斫獾哪芰κ俏⒉蛔愕赖?。?sup >[37]

反思基督教入華傳教的成敗，不僅是反思歷史或宗教史的問題，同時也是反思信仰倫理與人性的問題?，F(xiàn)代基督教傳教士們在西方世俗文明擴張的大潮中傳播福音，在基督教神學(xué)與啟蒙哲學(xué)的精神感召下，完成了許多俗世的功德，卻將神圣的事業(yè)導(dǎo)入歧途。在他們的一部分人身上，我們看到的意義不僅是歷史的，還有悲劇的。簡單地描述歷史過程與個人經(jīng)歷、輕率地肯定或否定，在知識上不夠理智嚴謹，在道德上不負責任。每一個個人都是歷史的囚徒，個人身陷大歷史的結(jié)構(gòu)意志中，無論多么真誠努力，都無法逃避毀滅。他們并未放棄行動，而是不管如何行動都難免失敗；他們“并未釀成自己的罪過，而是‘落入’罪過之中”。^[38]

神借助人之手在人間建立天堂，最終可能只是空想。或許重要的不是歷史中的成敗，而是人們對美好事物的紀念與向往，那是價值的意義。人們依舊懷念柏格理和他出色的繼任者們，在石門坎，這個塵埃之地，建立了教堂、小學(xué)、中學(xué)、孤兒院、麻風病院、藥房、墾殖事業(yè)部，石門坎成為“西南苗族最高文化區(qū)”和川黔滇苗族教育中心。1911年開始，每年的端午節(jié)，石門坎都要舉行體育運動會、歌舞賽會，1932年第21屆石門坎運動會，有來自貴州、云南、湖南、四川100多支運動隊參加。石門坎學(xué)校最拿手的體育項目是足球，新中國第一支國家足球隊中，就有來自石門坎的隊員?？谷諔?zhàn)爭爆發(fā)，有8位石門坎青年參軍到前線，教徒張斐然將新四軍的《挺進報》帶回石門坎，后來成為當?shù)氐谝粋€苗族共產(chǎn)黨員。柏格理身后30年間，石門坎走出了3個博士、1個碩士和100多個本科大學(xué)生。1926年，苗族歷史上第一位醫(yī)學(xué)大學(xué)生吳性純從華西協(xié)和大學(xué)醫(yī)學(xué)院畢業(yè)回到石門坎，建立了一所“平民醫(yī)院”；碩士朱煥章畢業(yè)后，回到石門坎創(chuàng)辦石門坎中學(xué)，新中國成立后，任貴州省教育廳副廳長；張有倫博士、張超倫博士，也回到石門坎教書行醫(yī)，張超倫博士后來擔任過新中國貴州省第一任衛(wèi)生廳廳長。

曾經(jīng)美麗的石門坎，是上世紀上半葉中國西南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離天堂與世界最近的地方。然而，世俗之手艱難地成就的一切，世俗之手也將輕率地毀滅。1948年的大地震，1968年的“大革命”，天災(zāi)人禍，如今我們已經(jīng)找不到當年石門坎的美麗與興盛，當年那漂亮的小洋樓不見了，當年的醫(yī)院、麻風病院、孤兒院、敬老院、農(nóng)科實驗站、足球場、游泳池也不見了，連當年石門坎四周山巒上層層疊疊翠綠與山間清澈的潺潺的溪水都不見了。如今石門坎到處是禿嶺、深坑、丟棄的垃圾，浙江、四川和云南的商人們來開礦，運礦車不分晝夜地喧囂。而石門坎的孩子們上初中高中，要到百里之外的地方?？蓱z的人子，你的歷史中為什么充滿如此之多的愚蠢、混亂、貪婪、暴虐？

哪里是柏格理牧師的石門坎？柏格理的一生是一段耀眼的奇跡，最終卻像流星，消逝在世界歷史的黑暗里；柏格理所有的現(xiàn)世功德，都變成寂靜中的回憶，愿意記起就記起，愿意忘記就忘記。然而，有一種傷痛可能傷害到靈魂，具有徹底的否定性，讓人從此背負起靈魂的印記，不得不記起，也不可能忘記。那是在歷史絕望的盡頭，悲劇超越的意義。柏格理和他的繼承者們，他們的努力與愛，留給這個輕率冷酷的世界的，可能并不是美好的事物，或關(guān)于美好的事物的留戀與信念，而是孤獨、無奈，某種深痛，甚至絕望：

此刻，有誰在世間某處哭，

無緣無故地在世間哭，

在哭我。

此刻，有誰在夜間某處笑，

無緣無故地在夜間笑，

在笑我。

此刻，有誰在世上某處走，

無緣無故地在世上走，

走向我。

此刻，有誰在世間某處死，

無緣無故地在世間死，

望著我。

——里爾克《嚴重的時刻》^[39]

【注釋】

[1]有關(guān)馬禮遜離開英國的日期，有兩種說法，一說是1807年1月31日，馬禮遜在倫敦東郊格雷夫桑登船，見[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顧長聲譯，廣西師范大學(xué)出版社2004年版，第29頁。另一說為1807年1月8日，《馬禮遜傳》，顧長聲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頁。

[2][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31、32頁。

[3][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顧長聲譯，第36頁。

[4]Agnes Repplier，To Think of Tea！，Boston and New York：Houghton Mifflin Company，1932，p.109

[5]有關(guān)馬戛爾尼出使中國的經(jīng)歷，見[法]佩雷菲特《停滯的帝國——兩個世界的撞擊》，王國卿等譯，三聯(lián)書店1993年版，引文見該書第340頁。

[6]J.Barrow，Travels in China，London：T.Cadell and W.Davies，1806，p.160.

[7][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38頁。

[8]參見束世澂《中英外交史》，萬有文庫本，商務(wù)印書館1940年版，第11—12頁。

[9]有關(guān)十三行商館的情況，參見[美]威廉·C.亨特《廣州“番鬼”錄》，馮樹鐵、駱幼玲譯，廣東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10][美]威廉·C.亨特：《廣州“番鬼”錄》，第19頁。

[11]著名的廣州十三行商館，由珠江岸邊幾十棟三層洋樓構(gòu)成，繁華一時。1822年11月2日夜晚一場大火，燒毀了所有的建筑。商館很快在原址上重建，恢復(fù)往日的規(guī)模。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英軍炮轟廣州城，十三行商館再次被毀。

[12][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195-196頁。

[13][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202—203頁。

[14]Sidney W.Mintz，Sweetness and Power，Penguin Books，1985，p.115.

[15]有關(guān)英國茶稅狀況，可參見All About Tea，“Chapter 7 History of the British in Tea”，pp.124—127。

[16]有關(guān)鴉片貿(mào)易構(gòu)成大英帝國財政基礎(chǔ)的論述，參見Carl A.Trocki，Opiun，Empire and the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1999。

[17]J.Elliot Bingham，Henry Colburn，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London，1843，Vol.I，p.1.

[18]參見Nigel Cameron，Barbarians and Mandarins：Thirteen Centuries of Western Travelers in China，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316。麥修拉為古希臘傳說中的長壽者，類似中國的彭祖。

[19][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247—248頁。

[20][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300頁。

[21]同上書，第302頁。

[22]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年版，第34頁。

[23]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第40頁。

[24][英]馬禮遜夫人編：《馬禮遜回憶錄》，第212頁。

[25]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第132頁。

[26][英]戴存義夫婦：《戴德生傳》，胡宣明譯，香港證道出版社1984年版，第258頁。

[27]有關(guān)培爾《歷史批判辭典》中的宗教寬容思想介紹，可見《西方著名哲學(xué)家評傳》，第四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鄭文彬撰《培爾》。

[28]J.K Fairbank，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4，pp.274—275.

[29]W.A.P.Martin，The Siege in Peking：China Against the World，New York：Fleming H.Revell Company，1900，p.7.

[30][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國》，東人達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483頁。另，有關(guān)柏格理的事跡均見此書，恕不詳注。

[31]參見周寧《風起東西洋》，團結(jié)出版社2005年版，第四章“扶清滅洋：懸在中西之間的雙刃劍”。

[32][英]洛克：《論宗教寬容》，吳云貴譯，商務(wù)印書館1982年版，第6頁。

[33][美]保羅·蒂利希：《文化神學(xué)》，陳新權(quán)、王平譯，工人出版社1988年版，第9頁。

[34]特瑞薩修女的這段話見特瑞薩修女《活著就是愛》，王麗萍譯，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97—98頁。這段話在網(wǎng)上流傳，翻譯更有韻味，特引用網(wǎng)上的譯文http://cq.netsh.com/bbs/758341/html/table_26935104. html。

[35][英]柏格理等：《在未知的中國》，東人達等譯，云南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790頁。

[36][美]約翰·司徒雷登：《在華五十年——司徒雷登回憶錄》，程宗家譯，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32—33頁。

[37][英]阿諾德·湯恩比：《一個歷史學(xué)家的宗教觀》，晏可佳、張龍華譯，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46頁。

[38]劉小楓主編：《人類困境中的審美精神——哲人、詩人論美文選》，東方出版中心1994年版，第308頁。語出自舍勒文《論悲劇性現(xiàn)象》，論者認為，悲劇性事件包含著歷史性，悲劇英雄的失敗與罪過不是因為其自覺選擇的結(jié)果，而是因為其無從選擇，一切災(zāi)難與罪過都在他的“選擇范圍之內(nèi)”，自己置身其中，無法逃避，最終只能以自我的犧牲獲得價值的超越。

[39]該詩有綠原的譯本與陳敬容的譯本，本人采用陳敬容譯本，見臧棣編《里爾克詩選》，中國文學(xué)出版社1996年版，第10頁，引用時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