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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課 重章疊唱:《詩經(jīng)》與音樂的關系

詩經(jīng)八堂課 作者:劉冬穎


第三課 重章疊唱:《詩經(jīng)》與音樂的關系

《詩經(jīng)》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基礎,而且在音樂上也曾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是我國古代最珍貴的藝術遺產(chǎn)之一。詩、樂、舞自古三位一體,《禮記·樂記》云:“金石絲竹,樂之器也。詩,言其志也;歌,詠其聲也;舞,動其容也。三者本于心,然后樂器從之?!薄赌印す掀芬惭裕骸罢b詩三百,弦詩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體現(xiàn)了詩、樂、舞渾然一體的面貌。詩歌作為音樂的三個基本要素之一,音樂的審美特征必然進入《詩經(jīng)》,使《詩經(jīng)》具有音樂性。《詩經(jīng)》中的詩句,同時也是樂舞的唱辭。雖然遠古的旋律和舞姿早已失傳,但從《詩經(jīng)》的字里行間和考古發(fā)現(xiàn)的眾多樂器,我們還是可以想見當時的音樂觀念。在當時人看來,音樂對社會風氣、對人的道德修養(yǎng)具有潛移默化的作用。詩樂一體的共生關系,讓我們在考察《詩經(jīng)》中的詩篇時,不能不關注當時音樂觀念的轉變。

小雅·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寫宴飲的詩篇在二《雅》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凸出了周人的禮樂精神?!对娊?jīng)》中的宴飲詩所歌頌的不是花天酒地、縱情享樂的生活,而是謙恭揖讓、從容守禮的道德風范以及賓主之間和諧融洽的關系?!缎⊙拧ぢ锅Q》是《詩經(jīng)》的“四始”詩之一,就是古人在宴會上所唱的歌。開頭以呦呦的鹿鳴起興,十分和諧悅耳,營造了一個熱烈而又和諧的氛圍,如果是君臣之間的宴會,那種本已存在的拘謹和緊張的關系,馬上就會寬松下來。詩中的人物是那樣的溫文爾雅,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那樣的和諧融洽,本來森嚴的等級早已沉浸在寧靜與和平之中,從而把人際關系和人情味表現(xiàn)得更加富于詩的魅力。

《鹿鳴》是先秦禮儀場合演奏最多的詩篇之一,《儀禮·鄉(xiāng)飲酒禮》和《燕禮》都規(guī)定了宴享時“工歌《鹿鳴》”,表達友好的情誼。演奏的時候,堂上彈瑟而歌與堂下笙樂吹奏交替進行,所奏的雅樂和禮有著同樣的政治功用,表明等級的尊嚴,制造和美雅正的氛圍。

因為集中彰顯了《詩經(jīng)》的禮樂精神,后代舉行鄉(xiāng)飲酒禮、燕禮時,也將《鹿鳴》作為樂歌。東漢末年曹操還把此詩的前四句直接引用在他的《短歌行》中,以表達求賢若渴的心情。及至唐宋,科舉考試后舉行的宴會上,也歌唱《鹿鳴》之章,稱為“鹿鳴宴”。代代傳唱的《鹿鳴》,充分體現(xiàn)了《詩經(jīng)》的音樂性,并凸顯了《詩經(jīng)》禮樂思想之核心——“中和之美”。

一 詩樂合一——《詩經(jīng)》的音樂性

錢鍾書在《談藝錄·詩樂離合,文體遞變》一節(jié)里說:“先民草昧,詞章未有專門。于是聲歌雅頌,施之于祭祀、軍旅、昏媾、宴會,以收興觀群怨之效。”(中華書局1996年版,第38頁)在原始社會中,詩樂不但是主要的藝術形式,也是政治、軍事、宗教、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梢姡姷漠a(chǎn)生最初是由于社會生活和禮儀中的音樂和舞蹈的需要,它本身沒有獨立的文學生命?!妒酚洝た鬃邮兰摇分休d:“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蓖瑯诱f明了那時的詩是樂舞的一部分。在《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竹書》中,有七支竹簡記載了40種詩的篇名和演奏詩曲吟唱的音高,被命名為《詩樂》。這從考古實物上證明了,詩本是音樂的組成部分,詩句就是樂曲的詞,每一篇詩都有其特定的音高,并不是隨意用任何音調都可以自由地演唱。從中也可以推知當時詩樂合一的情況。

《詩經(jīng)》保存了先秦音樂的大量原始材料,共提到了29種之多(又有說為32種)的樂器,按制造材料可分為——

屬于土石制器的有:缶、塤、磬等,是所用材料最為常見、制作工藝最為簡單的樂器。

屬于金屬制器的有:鐘、鏞、鉦等。《詩經(jīng)》成書最晚止于春秋中期,由此可知,當時提煉并加工金屬的技術已經(jīng)相當成熟了。

屬于竹制器的有:笙、簫、管、簧、篪等。

屬于木制器的有:圉等。

屬于綜合制器的有:琴、瑟、鼓、賁、應、田等。琴、瑟是用金屬弦和竹木制成的弦樂器。從時間上看,它們在成篇較早的《周頌》中沒有出現(xiàn),可知其制作工藝要復雜一些,只有在人們的生產(chǎn)水平達到一定高度時,才可能被制造出來。除琴、瑟外的鼓、賁、應、田等,都是以木竹和動物皮革制造的,可見古人已將提煉金屬與加工動物皮革的工藝運用到樂器制作中來,從而使樂器制作技術大為發(fā)展。(寧勝克《〈詩經(jīng)〉中26種樂器的文化解讀》,《江西社會科學》,2007年5月)

《詩經(jīng)》中的三百零五篇詩,是按《風》《雅》《頌》三大部分來編排的。《風》《雅》《頌》三部分的劃分,除依據(jù)內容不同外,就是依據(jù)音樂的不同。《風》是相對于“王畿”(周王朝直接統(tǒng)治地區(qū))而言的、帶有地方色彩的音樂,十五《國風》就是十五個地方的土風歌謠;雅是“王畿”之樂,“雅”又有“正”的意思,當時把王畿之樂看作是正聲,即典范的音樂;《頌》則是專門用于宗廟祭祀的音樂。

《詩經(jīng)》與音樂的關系,不僅表現(xiàn)在《風》《雅》《頌》的樂調不同上,也表現(xiàn)在詩歌語言的形式上:

首先,《詩經(jīng)》以四言齊句為主,兼以雜言,正是與當時音樂的韻律相符合的?!敖^大多數(shù)的西周鐘都是雙音鐘”(馬承源《中國青銅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284頁),自然會形成雙拍式的節(jié)奏。而雙拍式的節(jié)奏,又很自然地會組成四拍式單元。這樣,周代音樂的節(jié)奏,就很容易和《詩經(jīng)》的句式結構(即歌詞的節(jié)奏)相和諧。樂調的重復是為了宣泄情感,《詩經(jīng)》眾多詩篇中的重章疊句正是體現(xiàn)了這一點。楊蔭瀏在評論《詩經(jīng)》篇章結構和句式時,認為樂歌曲式大體可分為十類,而整齊與重復是其一致特點(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人民音樂出版社2001年版,第57頁),使得詩章具有一種和諧的旋律,朗朗上口。

第二,風、雅、頌的樂調不同,也使得這三類詩歌在語言形式上有巨大的差別?!吨茼灐防锏脑?,幾乎都以單章的形式出現(xiàn),詩句有相當數(shù)量都不整齊,詞語古奧?!抖Y記·樂記》云:“大樂必易,大禮必簡?!庇衷唬骸啊肚鍙R》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嘆,有遺音者矣?!庇纱丝芍?,像《周頌·清廟》這樣的詩之所以單章而又簡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宗廟音樂本身所追求的風格就是簡單、遲緩、凝重、肅穆。而《雅》詩作為朝廷的正樂,承擔著與宗廟音樂不同的藝術功能,它或述民族歷史,或記國家大事,或談政教得失,或寫朝廷儀典,篇幅宏大、語言典雅、章法整齊,就必然成為雅樂對于詩歌語言的基本要求?!讹L》詩的章法和語言近似于現(xiàn)在的流行歌曲,其章節(jié)數(shù)較少,每一章的篇幅也較短?!讹L》詩的句子參差錯落、輕靈活潑,所用詞匯通俗明了。《風》《雅》《頌》在語言形式上的這種區(qū)別,音樂在里面所起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詩經(jīng)》記錄下來的這些歌,曾被列為當時上層社會教育的主要科目。《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錄了吳公子季札在魯國觀周樂這一史實。季札生于吳國,在當時那是文化偏陋之地,但他卻有很高的詩樂修養(yǎng),對中原各地的音樂一一給予評點,對雅頌之聲、前代樂舞也能各陳其是,其水平之高讓人吃驚。這說明,季札自小也是受過良好詩樂教育的。地處偏僻的吳國尚且如此,中原各國對于詩樂的重視就可想而知了。

孔子說:“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保ā墩撜Z·泰伯》)意思是說:讀詩使我振奮,學禮使我立足于社會,音樂使我自身修養(yǎng)得以完成。這里,孔子重點指出《詩經(jīng)》對人的振奮作用,禮對于人的立身作用,以及音樂對人修養(yǎng)品格的作用?!墩撜Z正義》指出:“此章記人立身成德之法也?!睆倪@句話中,我們可以看出,孔子認為在一個人的人格修養(yǎng)中,音樂是關鍵,是完成人格修養(yǎng)的最高層次。一個人的人生修養(yǎng)是從詩歌開始,以禮為依據(jù),而由音樂來完成的。詩、禮、樂在此渾然一體,凝練成厚重典雅而不失翩翩風度的君子人格。這正是歷代儒家理想的禮樂精神,中國文人的精神風貌正是在這種禮樂精神的源頭活水中完滿起來。

二 “中和之美”——《詩經(jīng)》的禮樂思想

《詩經(jīng)》對西周、春秋時代生活的描述是方方面面的,所表達的情緒也幾乎涵蓋了人類所有的情懷。但儒家為宣揚自己學說的需要,從中提煉出了“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和之美,由于儒家在中國古代史上的特殊地位,這種中和之美漸漸就成了《詩經(jīng)》的審美代言。

在西周的禮樂制度下,《詩》樂是作為雅樂的基本文化載體而存在的,廟堂祭典、宴享鄉(xiāng)飲、使聘盟會等活動都會使用《詩》樂?!吨芏Y·春官·大師》說,古代樂器大致分作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種質料,稱“八音”;以后人們又按演奏方式分作打擊樂器、吹奏樂器和彈弦樂器三大類,以打擊樂器為最尊,稱“廟尊之樂”或“鐘鼓之樂”,即所說的“金石之聲”?!对娊?jīng)》中的樂器可按演奏方法分作——

打擊樂器:鐘、鼓、缶、磬、鏞、鉦等。

彈撥樂器:琴、瑟等。

吹奏樂器:簧、笙、塤、簫、管等。(寧勝克《〈詩經(jīng)〉中26種樂器的文化解讀》)

打擊樂器是比較容易演奏的一類,數(shù)量是三類中最多的。禮書和《詩經(jīng)》中提到的宗周時期的樂器,主要是以鐘、鼓、磬為主的打擊樂(楊蔭瀏《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41頁),“金石之聲”是宗周雅樂的主體。從出土材料看,西周樂器以青銅打擊樂器——鐘為代表。[劉寶才、錢遜、周蘇平主編《中國歷史》(先秦卷),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頁]西周的墓葬和窖藏發(fā)掘大都只見鐘磬而不見絲弦樂器出現(xiàn)。金石之聲比較疏緩規(guī)整,是以四分之四的拍子為基本節(jié)奏的,其特點是以齊奏為主,曲調簡單,節(jié)拍緩慢。(劉再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簡述》,人民音樂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頁)

音樂的舒緩和諧,必然造成《詩經(jīng)》文辭的和諧。其相諧配的詩歌也是四言齊句,很少變化?!把艠贰钡母柙~,《詩經(jīng)》中保留了一部分,如《周頌》的《時邁》《我將》《賚》《酌》《般》《桓》《武》篇原來就是《大武》樂章的歌辭。(姚小鷗《詩經(jīng)三頌與先秦禮樂文化》,北京廣播學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63頁)《上海博物館藏楚竹書》中的《孔子詩論》論“訟”,曰:“訟,平德也,多言后。其樂安而遲,……其思深而遠,至矣!”辭文是說《頌》不僅是西周王室宗廟祭祀的樂曲,而且也有樂歌相和,且樂曲節(jié)奏安和而緩慢。

什么是“和”?《說文》解為“相應也”。禮樂文明的精髓正是“和”?!对娊?jīng)》中的雅、頌之詩正是“和”的頌歌。以其中寫宴飲的詩篇為例,宴飲詩是按禮的要求寫宴飲,卻更強調和突出“德”?!缎⊙拧ふ柯丁穼懸癸嫸怀鲑澝馈傲畹隆薄ⅰ傲顑x”,即品德涵養(yǎng)、行動風度之美。《大雅·行葦》寫祭畢宴父兄耆老和競射,從詩中洋溢著的和樂安詳氣氛,反映出作者對于謙恭誠敬之德的肯定。再來看《詩經(jīng)·小雅》的首篇《鹿鳴》:

呦呦鹿鳴,食野之蘋。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鹿鳴》是先秦禮儀場合演奏最多的詩篇之一,《左傳·襄公四年》載魯國公卿叔孫穆子去晉國,晉侯設享禮招待他,樂器演奏《肆夏》三章,樂工演唱《文王》等三曲,穆叔皆不答,而當歌《鹿鳴》之三,他方三拜。人問他為何,答曰:“《鹿鳴》,君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薄秲x禮注疏》卷九中《燕禮》及《鄉(xiāng)飲酒禮》都規(guī)定了宴享時“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鄭玄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端哪怠?,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燕禮》是君宴臣下及嘉賓之禮,而《鄉(xiāng)飲酒禮》是鄉(xiāng)人以時會聚飲酒之禮。由此可見,《鹿鳴》樂在當時的應用范圍是極廣的。

正因為《詩經(jīng)》充滿了中和之美,是禮樂的最佳載體,我們的祖先把《詩經(jīng)》作為六經(jīng)之首,并探索出一整套通過學詩、唱詩、寫詩來進行青少年啟蒙教育和成年人修養(yǎng)身心的卓有成效的方法,這就是“詩教”。

“詩教”一詞,出自儒家經(jīng)典《禮記·經(jīng)解》,原文是這樣的:

孔子曰:“入其國,其教可知也。其為人也,溫柔敦厚,《詩》教也?!?/p>

“詩教”的核心就是溫柔敦厚,能夠恰到好處地讓真摯的情感在禮儀的范圍內安放。如,在表現(xiàn)文王與民同樂的《大雅·靈臺》中,寫到王公貴族與民眾百姓一起,在靈臺、靈沼之處盡情歡樂的祥和太平景象時,著力描寫了當時演奏音樂的情況:“虡業(yè)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具有遠見卓識的統(tǒng)治者以音樂的方式娛樂人民,表達自己的治國理想,進而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是禮樂文明的一個重要方面??梢哉f,“中和之美”是建立在禮樂的基礎之上的。儒家鐘愛音樂,正是因為在音樂中見到先代的禮制和君子人格。儒家對“中和之美”繼承并發(fā)揚,提出“詩教”的理念,作為塑造理想人格的重要手段。

三 禮崩樂壞——詩樂的“新聲”

從西周末年開始,隨著王室的衰微和諸侯的崛起,周王室天子壟斷禮樂的局面不復返了。在魯國季孫氏專權的時代,魯國宮廷的樂舞百工都變成了他們自己的私家樂隊,《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記載,那年秋天魯國將為先君魯襄公舉行禘祭之禮,而儀式上只有兩個舞人跳舞,大部分舞人都跑到季平子家助興去了。在《論語·八佾》篇中,孔子談到季氏,說:“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古代舞蹈奏樂,八個人為一行,這一行叫一佾。八佾是八行,即是有六十四人的歌舞樂隊,這是只有天子才有資格欣賞的舞蹈,季氏是大夫,應用四佾,即三十二人的歌舞樂隊。季氏這樣做,是包含著明顯的僭越不臣之心的。所以,孔子對他的行為才大加痛斥。

在《論語》中,孔子還曾數(shù)次痛斥了“鄭聲淫”,有“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論語·陽貨》)之嘆。這“鄭聲”就是指違背周禮和周代文藝思想的“新聲”。《樂記》中魏文侯向子夏詢問古樂和新樂的區(qū)別,子夏的闡述極為詳盡:

魏文侯問于子夏曰:“吾端冕而聽古樂,則惟恐臥;聽鄭衛(wèi)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對曰:“今夫古樂,進旅退旅,和正以廣;弦匏笙簧,會守拊鼓;始奏以文,復亂以武;治亂以相,訊疾以雅;君子于是語,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樂之發(fā)也。今夫新樂,進俯退俯,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yōu)、侏儒,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fā)也。今君之所問者樂也,所好者音也。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

新樂在內容和形式上與雅樂有很大的不同,具有更大的娛樂性。這種“新聲”主要是用弦樂器來演奏的。弦樂器的出現(xiàn),標志著器樂藝術的發(fā)展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與金石之聲的雅樂體系不同,管弦絲竹之聲屬于民間興起的俗樂體系,它的興起和流行是與春秋戰(zhàn)國時期民間市俗生活分不開的。琴和瑟都是主要的弦樂器,古人將二者相諧和演奏,總是能彈奏出令人心蕩神移的聲響?!扒偕谩笔菍Ψ蚱薅鲪邸⑶楦泻椭C的描述?!对娊?jīng)》中以琴瑟寫男女之情的詩很多:《關雎》中的君子,對他所輾轉反側思念的淑女,是想以“琴瑟友之”;《常棣》篇歌頌家庭成員間的親密情感,也說“妻子好合,如鼓瑟琴”。《鄭風·女曰雞鳴》:“琴瑟在御,莫不靜好。”亦成為千載而下人們形容或祝愿夫婦和美時常用的句子。

傳說琴為神農(nóng)所作,瑟乃伏羲創(chuàng)制。琴音細、悠、潤,瑟聲厚、空、沉,二者既各自為調,又彼此唱和,成就圓滿。所以在演奏中總是結伴而出,其音協(xié)和動聽、委婉飄綿,活潑而不失規(guī)整。琴和瑟在當時的生活中是十分重要的,《鄘風·定之方中》即用詩的語言,向我們講述了在營建城邑的同時,人們還種植上各種樹木:“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狈N植的目的,則是為了“爰伐琴瑟”??梢娗佟⑸头课菀粯?,也是當時人生活的必需品。這樣演奏靈活、聲調優(yōu)美的弦樂器,受到了人民群眾的廣泛喜愛。

隨著“禮崩樂壞”出現(xiàn)的“新聲”,是來自桑間濮上的世俗之樂。正因為其接近民間市俗生活,才比金石之聲更為豐富生動、活潑輕盈,一開始就產(chǎn)生了前所未有的生命活力,漸漸取代了金石打擊之聲的雅樂,自下而上為越來越多的人欣賞、陶醉。它不再是先王寓政教、通倫理的工具,或禮的無關痛癢的附庸,而是情動于中而形于聲的產(chǎn)物,是人們真實感受的自然流露。它婉轉動聽,能感動人心,給人以藝術享受。至戰(zhàn)國初年,“新聲”蔚為大觀,喜好“新聲”已成為社會風習?!睹献印ち夯萃跸隆分旋R宣王更是明言:“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边@些事實都表明,只有新鮮活潑、具有真實人情味的“新聲”,才能適應人們變化了的欣賞趣味。

四 賦詩言志——《詩經(jīng)》音樂性的消失

詩樂合一時,詩從屬于樂。詩沒有獨立性與靈活性可言,只是作為一種凝定在音樂旋律上的語言符號,與樂舞一起服務于典禮儀式,束縛了《詩三百》在更大范圍內的運用。春秋之后,在禮崩樂壞的文化思潮中,賦《詩》引《詩》之風興起,《詩三百》開始脫離樂的羈絆,服務于政治外交。從音樂上的以聲為用,發(fā)展到語言上的以義為用,這種文化角色的變遷,反映了詩學觀念上的巨大革命。《詩經(jīng)》因此對中國文化具有更為重要的意義。

隨著時代的發(fā)展,“新樂”的流行,《詩》的音樂性也就逐漸消失了。春秋時期,禮崩樂壞,雅樂體系衰落,管弦之樂的“新聲”盛行,它創(chuàng)造出的音樂美感使得欣賞者脫離《詩》各篇的辭義內容而獨立欣賞音樂,《詩》樂不再只是唯一的聲音愉悅對象了。顧頡剛曾推論:“戰(zhàn)國時音樂就脫離了歌詩而獨立?!保欘R剛《〈詩經(jīng)〉在春秋戰(zhàn)國間的地位》,《古史辨》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4頁)樂舞和《詩》分家,《詩》的辭義功能更重要了,人們對《詩》的思辨、抽象意義更感興趣,《詩經(jīng)》被大量地“斷章取義”,用于賦《詩》言志?!对姟返囊魳坊臼菍儆诠艠返?,古樂的不景氣,使《詩》有了擺脫音樂性的可能。文學史上,春秋戰(zhàn)國時期詩歌從《詩經(jīng)》的四言發(fā)展到楚辭的七言、《荀子》中的說唱鼓詞《成相》篇,句式逐漸擺脫齊言規(guī)整而趨于參差不一,正是與雅樂到新樂的藝術轉變有關。

雅樂衰落帶來《詩》樂衰落;《詩》樂衰落帶來了詩與樂的分家。這也就給《詩》在更大范圍內的運用提供了可能和方便?!墩撜Z》的有關《詩三百》的記載反映了在它成書前后的那個時期詩的音樂成分逐漸喪失的信息。如孔子或其他人的引《詩》,是《左傳》所載的引《詩》傳統(tǒng)的繼承,并帶有道德化的傾向;又如,孔子引導弟子學《詩》的內容也不再僅僅局限于音樂。這些內容大抵透露了《詩三百》在春秋戰(zhàn)國時代逐漸喪失音樂因素而重視詩詞義的歷史進程,“三百篇”成為書面上的歌詞?!对娊?jīng)》逐步被納入了儒家的經(jīng)典體系,背負起沉重的教化使命,讓人忽視了對其音樂審美觀念的認識,而只偏重于對文字義理的闡發(fā)?!对娊?jīng)》中的詩篇從音樂旋律中的語言符號,到曲調逐漸亡佚,成為一種純粹的詩歌形式,變成權威性經(jīng)典。

五 弦歌不輟——歷史上的《詩經(jīng)》吟唱

在中國歷史上,因為被奉為經(jīng)典,一直把《詩經(jīng)》音樂當作“雅樂”的代言。當周王室衰微,出現(xiàn)了“季氏八佾舞于庭”和“三家者以《雍》徹”(《論語·八佾》)等諸侯僭越的局面時,尊卑分明的禮樂制度被沖破??鬃由罡幸魳返牧拢ㄖ泻挽笥剐⒂眩⒘x(興道諷誦言語)與《詩》所傳達的思無邪、君子德、夫婦禮、倫常序,對于解民慍、啟民智的重要性。他也看到,過去《詩》樂是以鐘鼓管弦樂隊配合樂舞進行表演的,這樣復雜龐大的演奏形式普通民眾很難實踐。而琴、瑟取材于生活中易獲取的桐樹、梓樹,琴弦產(chǎn)生于家家可制的蠶絲,不僅具有簡單易獲取的特質,琴、瑟本身音域、音色頗具表現(xiàn)力,也能將反映百姓廣泛社會生活交往的《詩》旨表達出來。因而,孔子厘定《詩》三百,“皆弦歌之”(《史記·孔子世家》),使本來屬于貴族禮樂范疇的《詩》樂,可以家弦戶誦,走進百姓的生活。孔子立私學,實現(xiàn)了《詩》樂“移風易俗”的普及教化。禮樂是他一生實踐的理想??组T弟子更是禮樂的踐行者,子游、子夏、閔子騫等都在禮樂傳播上了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雖然歷史的塵煙消散了《詩》樂,孔子弦歌《詩》三百的曲調也早已失傳,但是孔子極力推廣的“《詩》樂之教”的精神,卻流傳下來,作為一種禮樂符號而延續(xù)。漢朝末年,曹操平定劉表,得漢朝雅樂郎杜夔,請他傳授古樂。杜夔已年老,只記得《鹿鳴》《騶虞》《文王》《伐檀》等四篇的唱法。漢代的歌《詩》曲調,晉以后又無傳者。但之后的歷朝歷代,都有為歌《詩》新譜之曲。唐代設“鹿鳴宴”,地方官宴請新科舉人,即沿襲了前代弦歌《鹿鳴》的禮制。此后,鹿鳴宴在唐至清代的科舉和教育文化體系中延續(xù)了一千多年。弦歌《鹿鳴》及鄉(xiāng)飲酒禮中的《詩經(jīng)》吟唱,因契合了統(tǒng)治者以明經(jīng)科考吸納人才和以歌《詩》的浸潤教化之用,重新煥發(fā)了生命力。[任夢一《弦歌〈詩經(jīng)〉的禮樂傳承》,《光明日報》(文史哲周刊·文學遺產(chǎn)),2017年12月18日]

盡管《詩經(jīng)》時代真正歌吟的樂調沒有在歷史上流傳下來,但是各朝各代多有新編的《詩經(jīng)》吟唱音樂流傳。傳世的歌《詩》樂譜如下:

(1)宋代《風雅十二詩譜》和《瑟譜》。這是現(xiàn)存最早的歌《詩》樂譜,源自唐開元年間“鄉(xiāng)飲酒禮”儀式中所用的“風雅十二詩譜”,原載宋朝朱熹的《儀禮經(jīng)傳通解》中,宋末元初人熊朋來的《瑟譜》亦有轉錄,兩者大同小異,可能各有所本。

朱熹《儀禮經(jīng)傳通解》收錄了南宋所傳《風雅十二詩譜》的雅樂樂譜,用律呂字譜記寫,是傳世最早的《詩經(jīng)》樂譜。熊朋來(1246~1323)的《瑟譜》,是以瑟為伴奏樂器用于歌唱《詩經(jīng)》的樂譜專書,其中的“詩舊譜”即采自《風雅十二詩譜》,收錄歌唱《詩經(jīng)》的唐朝舊譜12首,分別是《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與朱熹所記相同。其中的“詩新譜”是熊朋來自己創(chuàng)作的歌詩新譜,他用律呂字譜與工尺譜并列譜配,一字一音,依燕樂二十八調系統(tǒng)的音階調式創(chuàng)作,運用旋律、調式的多種變化表達其內容,包括《詩經(jīng)》中《騶虞》《淇奧》《考盤》《黍離》《緇衣》《伐檀》《蒹葭》《衡門》《七月》《菁菁者莪》《鶴鳴》《白駒》《文王》《抑》《崧高》《烝民》《》17篇。熊朋來為了取得較好的音樂效果,在編曲上比較注重多變,但有的作品,如《七月》,他把每段歌詞都配上不同的宮調,說明與某月某事相關而選用相應的宮調,形成頻繁的轉調,被很多音樂史專家認為是不足取的,不是真正的古代雅樂模式。但“詩新譜”所載各曲,作為對古代音樂家的創(chuàng)作實踐的研究,仍然是具有一定學術價值的資料。

(2)明代朱載堉《樂律全書·鄉(xiāng)飲詩樂譜》。該書完整描述、展現(xiàn)了鄉(xiāng)飲酒禮和鄉(xiāng)射禮的儀式、排場、樂器、人員等細節(jié),并記錄了鄉(xiāng)飲酒禮歌《詩》的樂譜。其中《小雅》原有6篇笙詩,有目無辭,朱載堉亦悉數(shù)度曲填詞。

(3)明代《魏氏樂譜》。收錄明末流傳于宮廷中的一些古代歌曲或擬古歌曲的譜集,其卷5收錄歌《詩》樂譜18首。

(4)清代《欽定詩經(jīng)樂譜全書》。清高宗乾隆皇帝命永瑢等編纂,依先秦古樂重制《詩》樂三百,為《詩經(jīng)》全部篇目譜制新曲,并笙詩6首,詩樂共311篇,收錄于《四庫全書》。《律呂正義后編》載其時宮廷帝后賀宴三大節(jié)慶時“和韶樂”,更是以琴瑟、鐘鼓、塤笙等器樂再現(xiàn)雅樂盛況,達到了禮樂集成的巔峰。

除此之外,歷代古琴譜中也散落有一些《詩經(jīng)》吟唱的樂譜,如《東皋琴譜》《枯木禪琴譜》《自遠堂琴譜》等亦傳《詩》譜。古代朝鮮將《風雅十二詩譜》用于朝會之樂,后又據(jù)朱載堉譜編成《詩樂和聲》一書;日本也多有傳唱《詩經(jīng)》篇目的樂譜流傳;近代以來如《琴學叢書》著者楊宗稷等琴家,也進行了弦歌《詩經(jīng)》的弘揚和復興工作。

《詩經(jīng)》不僅奠定了中國古代現(xiàn)實主義文學的基礎,而且也對中國傳統(tǒng)民族民間音樂的形成與發(fā)展產(chǎn)生過巨大的影響,其所開創(chuàng)的融匯了文學主張和禮樂思想的“詩教”,更是中華民族寶貴的精神財富?!对娊?jīng)》吟唱代代相傳、常出新聲,為中華民族“溫柔敦厚”、詩禮相承的民族特色構建,做出了重要貢獻。

  1. 呦呦(yōu):鹿的叫聲。
  2. 蘋:藾蒿,葉青色,莖似箸而輕脆,始生香,可生食。
  3. 簧:笙上的簧片。笙是用幾根有簧片的竹管、一根吹氣管裝在斗子上做成的。
  4. 承筐:指奉上禮品。將:送,獻。
  5. 周行(háng):大道,引申為大道理。
  6. 蒿:又叫青蒿、香蒿,菊科植物。
  7. 德音:美好的品德聲譽。孔:很。
  8. 視:同“示”。恌(tiāo):同“佻”,輕佻。
  9. 則:法則,楷模,在這作動詞。
  10. 旨:甘美。
  11. 式:語助詞。燕:同“宴”。敖:同“遨”,嬉游。
  12. 芩(qín):草名,蒿類植物。
  13. 湛(dān):喜樂盡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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