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謫下紅塵我心哀

郁達夫，名文，達夫是他的字。清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十一月初三，也就是1896年12月7日，他出生于浙江省富陽縣。縣城依傍著蜿蜒秀麗的富春江，自古江南多才子，天下文章數(shù)三江。才子文章應無數(shù)，從此難舍是富陽。我知道你不會記念著他的誕生，但我相信，你不敢忘記，這個名字在你的記憶中轟然作響，如長歌嘹亮。

一、前身縱不是如來　謫下紅塵也可哀^[1]

名人不見得非得有一個了不得的祖宗，眾所周知，一說嚇你一跳?！坝⑿鄄粏柍鎏帯保覀兊南热似鋵嵑苊髦?；而傳下的一句“光宗耀祖”，是對后輩們講的，意思無非是說別忘了前人栽樹這個道理。對于郁達夫家族的考證，現(xiàn)存的《宗譜》表明：“吾邑燕窩山郁氏為江南望族，受姓姬周，代有令聞。宋室南渡，節(jié)度使綿公扈駕入浙，隱居余杭，數(shù)傳至明笙公，與其昆季徙宅來蕭（今富陽附近的蕭山市——引者注），厥后胤嗣寢繁，乃更名燕窩山為郁家山，建宗祠于山麓，秦魯陽郁貢為始社?！?sup>[2]到第四世郁義安時，他帶著妻小到富陽經(jīng)商，并在縣城里的滿舟弄安家落戶（這個地方就是郁家老宅，現(xiàn)在是齊城盡知的達夫弄一號）；這樣，郁氏一族這一支，到郁達夫一輩，已是第十九世了^[3]。

家族的源遠流長是肯定無疑的了（這就從另一方面，解釋了郁家早先與蕭山孫氏訂婚，而郁達夫成名后要卜居杭州的緣由），郁家祖上的出身，據(jù)郁氏后人的一種說法，相傳為宋朝太醫(yī)院尹，在宋朝南遷時，隨宮廷來到杭州^[4]；郁達夫的母親曾對此做過通俗的注釋：“我家祖上當過宋朝皇帝的醫(yī)生那樣的大官，皇帝還說郁家后代一定要出名醫(yī)?！?sup>[5]兩相參證，我相信“相傳”和“圣旨”，雖然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打些折扣，但卻是言之有據(jù)的。郁家?guī)状嗅t(yī)，在當?shù)仡H有名氣，郁達夫的曾祖父郁品三（字寶珍），是當時富陽的中醫(yī)師，或曰儒醫(yī)^[6]。前一種稱謂標明職業(yè)（家傳），后者則說明，從事這種職業(yè)的人至少是粗通文墨。我們不知道郁品三父子是否有詩文傳世，但郁家先輩所具有的一定文化修養(yǎng)是確定無疑的^[7]。當然，即便是真龍?zhí)熳右灿姓f話不夠檢點的時候，郁家不僅出名醫(yī)，后來更出了名畫家、名詩人；而郁達夫的出現(xiàn)，則更是當權者始料不及，甚至頗為狼狽的。

郁達夫的祖父郁圣山（字仰高^[8]，1838—1868），是子承父業(yè)，亦為富陽一帶頗有名望的儒醫(yī)。接著，郁達夫的父親郁企曾（字士賢^[9]，1863—1900）也在故鄉(xiāng)行醫(yī)。所以，郁家“大致可以說儒醫(yī)是一脈家傳。從這點上說，不論大小，也算個‘書香世家’吧”^[10]。事實上，就“以農立國”的傳統(tǒng)與國情，和在當?shù)匾匀遽t(yī)一脈家傳的資歷而言，這樣的判定是無可指摘和實事求是的。（同樣，名人的產(chǎn)生，與家庭背景的名望無關，關鍵的和必要的前提，是文化素養(yǎng)的浸潤，這是滲透在骨血之中的母本基因，補是補不贏的。）

不過，到了郁達夫的父親郁企曾這一輩，郁家開始明顯地“運交華蓋”，而這種不走運，在郁達夫的祖父郁圣山身上已初露端倪。郁圣山生有一子（郁企曾）和一女（郁月娟^[11]），在兒女年紀尚幼時，他便去世，享年僅三十歲。當時正值“洪楊之后”，即震撼全國的太平天國運動剛剛過去不久。如果說，這次大動亂和相繼而起的血腥的大鎮(zhèn)壓，對全社會是一場浩劫的話，那么，祖父的英年早逝，對當時的郁家，是感受最直接的災難。沒有確切的資料告訴我們他去世的原因，但郁圣山身后撇下一雙不滿五歲的孤兒和一個三十歲的寡婦，卻是個確切的事實。并且，誰也未曾料到，這種不幸的家庭格局，竟然會在以后再次出現(xiàn)。

郁達夫的父親郁企曾的早年生活，無疑是由辛酸和艱難交織而成。孤兒寡母的家庭，在任何意義上的農村社會，其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地位都是低微的，這一點就是現(xiàn)在的人們，也可以從日常的知識與經(jīng)驗中相見一二。由于乃父去世時郁企曾尚在幼年，使一脈家傳醫(yī)道無從言傳身教，郁企曾由寡母戴氏（1838—1923）撫養(yǎng)成人后，雖也子承父業(yè)，但醫(yī)道與名氣相對遜色，因此，家境更是不可同日而語^[12]。所以，郁企曾首選的謀生方式是設塾授課，即從事教育工作，家傳的行醫(yī)倒成了附帶^[13]，這自然不能維持生活（古今同理論）。因此，他兼差到縣衙門做文書（案）一類的工作^[14]，而這個“兼職”，是當時郁家最主要的經(jīng)濟來源。與祖父和父親相比，郁企曾的書香氣是更為濃郁了，然而，“附帶行醫(yī)”再“兼差”，不是表明他的能力勝過先人，而是說明他的生活負擔逼得他不得不超負荷運轉以養(yǎng)家糊口。上有寡母，下有妻小，郁先生（Dr.Yu）活得越來越不容易。

郁企曾的元配是童氏（1865—1878），根據(jù)其生卒年月，可以推斷是童養(yǎng)媳，郁企曾后來續(xù)娶比他小三歲的陸氏（1866—1937），并在二十一歲時做了父親，長子郁華（字曼陀，1884—1939）出生；到次子郁浩（字養(yǎng)吾，1891—1971）降生時，他二十八歲；三十一歲時，他得了個女兒郁鳳珍（1894—1920）；兩年后，第三個兒子郁文郁達夫，來到這個現(xiàn)實人間。無論從儒醫(yī)一脈家傳還是從一個父親的角度上，郁企曾都清醒地知道他所扮演的角色和應盡的責任、義務。他身兼數(shù)職，為養(yǎng)家糊口竭心盡力。他肯定抱有要將三個兒子養(yǎng)育成人甚至重振家業(yè)，更有望子成龍的雄心壯志。第一條是起碼的，肯定無疑的。他活得不易但他愛他的孩子們，他自己吃苦受罪不少，但他絕不會放棄掙扎，不愿讓他的孩子，尤其是他最小的兒子重蹈覆轍——對他的那個最小的愛子，他以“蔭生”命名；父愛在這個字眼上一覽無遺，連他的后來做了法官的長子，后來都滿懷深情地寫詩給這個小男孩，說，“一家年少最憐君”^[15]——但他沒有來得及讀到他這倆孩子的詩文，也沒有想到多年以后，這兄弟二人的詩文廣布神州，流傳海內外，真正做到了詩人合一，光宗耀祖；他更沒有想到的是，他竟然會像他父親、孩子的祖父一樣，同遭厄運的播弄。

一家之主的郁企曾，他人生的腳步剛剛跨上一個世紀的門坎兒——他的兒子郁達夫，就是在這個世紀里，成為一個民族、這個國家的一流詩人和優(yōu)秀作家的——生活便徹底地摧垮了這個父親的身心。郁企曾，只對這個世紀之交的年頭望了一眼，便心力交瘁地告別一切，撒手人寰。

1900年，郁達夫的父親郁企曾“以病以死”^[16]，時年三十七歲。

父親不在了。

在這里，總算是悲劇的序幕結束了，此后便只是孤兒寡母的正劇的上場：

寡母戴氏，中年喪夫（三十歲），老年喪子（六十二歲）；

遺孀陸氏，中年喪夫，三十四歲；

孤哀子郁曼陀，少年喪父，十六歲；

孤哀子郁養(yǎng)吾，少年喪父，九歲；

孤哀女郁鳳珍，幼年喪父，六歲；

孤哀子郁達夫，幼年喪父，四歲。

（孤養(yǎng)女翠花同哀泣）

二、升斗微名成底事 詞人身世太凄涼^[17]

郁企曾生前克勤克儉，身兼數(shù)職，但于郁家的清貧無異于杯水車薪。就算是行醫(yī)、做文案能掙一些散碎銀子，補貼家用，但在十九世紀末的一個中國小縣城，那日子能滋潤到哪里去？況且，說到底，他還是個私塾先生；民諺云：家有三斗糧，不做孩子王。教師嘛。

再往上，追溯到郁達夫祖父郁圣山那里，據(jù)說，郁圣山“大概收入較豐，據(jù)說，郁氏祖遺的三開間樓房的住宅，原來只有一半屬于郁圣山，另外一半屬于同族的一位孤老堂叔，到郁圣山手里才買了下來，完成了獨戶家院。中醫(yī)師大多有喜愛花木及中草藥的傳統(tǒng)習慣。郁圣山似乎更癖好些，曾在住宅前的院子里手植一株櫻桃樹，一株柚子（即文旦，當?shù)厝私邢闩荩洹烟衣淙~，植東；柚子常綠，在西。樹下各設了飼養(yǎng)金魚的大水缸?？拷萸暗碾A檐口又筑起了兩個高臺花壇，種植花卉和中草藥。經(jīng)他辛勤培植，據(jù)說當時一院綠樹成蔭，四季花草吐芳，曾是很像樣的一個儒醫(yī)家院。這些樹木水缸，到郁達夫孩提時還大體保持著，不過因無人管理已衰敗不堪”^[18]。

但郁圣山時代的這種“收入較豐”，不過是自己還過得可以的溫飽生活而已，而相對于郁氏家族歷史上的“太醫(yī)院尹”的光輝頂點，已是大大沒落了。郁圣山自己的一位堂兄弟，就因為家境不堪，在太平軍打入富陽縣城時，隨軍當兵吃糧去了，以后便下落不明^[19]。所謂好男不當兵，意思是說，一個男人但凡有條出路，決不應該走這條道兒，它與為三斗糧而屈就孩子王的境界，是五十步與百步的關系。我推測，這位當兵吃糧，“瀟灑走一回”的老堂兄，很可能就是郁圣山那位孤老堂叔的后人。由此可見，郁家在郁達夫祖父這一輩的沒落，是整體性的。而到了郁達夫父親郁企曾這一輩，光景愈發(fā)不堪。郁企曾“終其一生，除養(yǎng)活一家八口之外，只能有些微力，為家業(yè)辦成了一件事：就是把祖遺的住宅前院子的一圍竹籬笆改成了一圈低矮的磚墻——至今（約1980年左右——引者注）還完好地留存著”^[20]。

郁企曾在他的兒子郁達夫四歲前的家境經(jīng)濟狀況和階級成分，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內，被研究者們過高估計，郁氏后人則曾為廓清此事而努力。郁曼陀的女公子郁風，就針對研究者對郁達夫家庭出身所做出的“地主階級家庭”的劃分與定性，專門提出辨正^[21]；郁達夫的長子郁天民，也基本支持乃父本人所說的、相比之下的“中產(chǎn)之家”和“小資產(chǎn)階級知識分子”的家庭模式與出身階層的認定，他羅列指出，郁達夫出生時，郁家的經(jīng)濟來源有三：

“第一是父親郁企曾的薪俸（即工資）兼行醫(yī)收入；第二是祖遺的一部半‘莊書’收入?！f書’本來是一種民間管理田賦的制度，晚清時代曾在江南普遍實行。每個縣按行政區(qū)域分成若干莊（與今日的鄉(xiāng)相似），莊內的田、地、山、塘、宅等的所有權登記冊籍由民間專戶保管、這種冊籍就稱為‘莊書’，保管的專戶就稱為‘莊書人家’。莊書人家除保管冊籍外，還經(jīng)營所有權買賣過戶，向政府申報各戶稅賦及其變更等事項。辦理這些事項，都可以向當事人收取手續(xù)費。買賣田地較多的大戶、中戶，出入莊書人家，經(jīng)常就餐留宿，有的還橫榻吸煙——當日風行一時的鴉片。莊書人家每年秋收之后就要向各大、中戶收取所謂‘秋風谷’若干斗、擔，按戶不等，形成慣例。因此，‘莊書’不僅具有一定的行政特權，還是一種頗有收入的財產(chǎn)形式，并且可以買賣轉讓。各莊有貧富之別，莊書的價格亦大有高低。甚至可以把一個莊的‘莊書’一分為二，分成兩個不完全相等的半部莊書來買賣轉讓……莊書人家的特點是人來客往多，而愈是來往客多，開支當然增大，出息卻愈好。郁家這一部半‘莊書’，雖屬于一般的中等莊，但據(jù)說每年收來的‘秋豐谷’也可以供全家的半年口糧。第三是祖遺的十余畝田產(chǎn)，自家種了六畝左右補口糧，農忙時請些短工幫助；還有一半左右，因十分貧瘠而出租，收入不多。在當時富陽這個小縣城里，‘大多數(shù)百姓’，‘即無恒產(chǎn)，又無恒業(yè)’，這個家庭，雖比地主大戶不足，但比下有余，可以稱得上‘中產(chǎn)之家’了。莊書人家，可進出衙門戶房，何況，據(jù)說郁家上代還做過皇帝醫(yī)官，當然也不妨自稱為‘鄉(xiāng)紳’?！?sup>[22]

“自稱”還是“指稱”，“地主”還是“鄉(xiāng)紳”，這些名稱一旦與事實比較起來，便并不顯得如何重要。重要的是郁達夫四歲時，土地的主人郁企曾因勞累過度，“以病以死”于三十七歲的壯年，這是最要命的^[23]。它對當時的郁家來說，無異于泰山傾頹。父親的去世，除了意味著家庭的主要依靠和第一個經(jīng)濟來源不復存在外，也意味著其他兩個經(jīng)濟來源的萎縮和難以為繼。生活水平、經(jīng)濟能力和與此相關的社會地位，由號稱“中戶”急轉直下，“沒落”之說恐怕難以名其困頓，雪上加霜方能窮其本相。郁企曾死后第二年，他唯一的女兒，七歲的郁鳳珍，因生活困難，只能送給鄉(xiāng)下人家去做童養(yǎng)媳。悲劇的特性之一就是歷史重演。當年，郁圣山三十歲時棄世，身后是三十歲的寡婦戴氏和年僅五歲的孤兒郁企曾，以及更幼小的孤女郁月娟，真所謂妻尚年輕，子不成丁，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其辛酸與艱難可想而知。因此，郁家的蹇滯并非于茲為烈，實在是在昔已然。在郁企曾成年后，迎娶陸氏的當年除夕，婆婆戴氏送給這對小夫妻的，除了幾句吉利話，就是全家的收支債務與些微現(xiàn)款。從此后，戴氏不再過問家事，以吃齋念佛寄托身心，直至老其天年^[24]。

所以，在郁企曾和他父親一樣，于中年下世之后，郁達夫容身的家庭，實際上是兩代寡婦、祖孫老幼七口啼饑相守的貧寒之家。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尤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農村社會中，這個家庭和他的成員的社會地位和經(jīng)濟地位，無疑是低下的和潦倒的，處于被欺凌和被壓迫的卑賤處境?！扒f書”收入由于請他人代辦，收入大減；賴以維持家用的田戶口糧，由于受到孤兒寡婦人家所必然遭受到的盜賣和竊取、侵占而入不敷出?！安坏饺辏椭皇Ｏ伦》咳g，薄田六畝和純收入銳減的一部半莊書了?！?sup>[25]郁達夫曾就這種悲苦的狀況描述道：“只有孤兒寡婦的人家，受鄰居親戚們的一點欺凌，是免不了的；凡是我們家里的田地被盜賣了，堆在鄉(xiāng)下的租谷等被竊去了或祖墳山的墳樹被砍了的時候，母親去爭奪不轉來，最后的出氣，就只是在父親像前的一場痛哭^[26]?！?/p>

當時，郁達夫的長兄郁曼陀和二兄郁養(yǎng)吾，雖已長大但都在外讀書求學，而且他們不能，也無力顧及家計。因此，寡母陸氏便自然而然地成為這個弱者之家的支柱與靈魂：“一家全靠賢能的母親艱辛維持，既要張羅莊書人家的人來客往和種田事務，秋后又要拋頭露面親自下鄉(xiāng)去收取‘秋豐谷’。長兄、二兄已開始上學讀書，家庭開支增加了。白天她還要設法在住宅的小弄口鋪個攤，經(jīng)營些小本買賣；夜晚油燈下又要為成衣（鋪）、典當鋪做些針線活，賺點計件加工鈿?！?sup>[27]

對于這樣一位身逢不幸，但卻堅強、勤勞的女性身上所體現(xiàn)出的品德，僅僅用無私和偉大的母愛來解釋和涵蓋，恐怕會是狹隘的、片面的，但對于郁達夫而言，他的感覺與體驗卻是生的痛苦、人的悲哀：“兒時的記憶，誰也在說，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回憶，卻盡是些空洞。第一，我所經(jīng)驗到的最初的感覺，便是饑餓，對于饑餓的恐怖，到現(xiàn)在還在緊逼著我?！?sup>[28]所謂人生，人的意義與價值以及與此相關聯(lián)的一切，恐怕只有在獲得最基本的生存條件和權利，并得到最起碼的保障之后才能言說。因此，郁達夫對人生的悲劇性的判定與觀念，絕非如某些人所指摘的那樣，純粹是天性傷感頹廢并刻意表現(xiàn)?！爸泵鎽K淡的人生”，曾經(jīng)付出的代價和必須承受的苦痛，以及由此而產(chǎn)生的慘烈的認知體驗，非個中人焉能置喙妄議？

三、猶憶青燈秋雨夜 虛堂含淚看兄吟^[29]

幸福的作家都在同一個模式下衍生，不幸的作家各有隱痛。這種區(qū)別完全可以體現(xiàn)和演繹在他們各自的作品中，其人生觀、藝術觀和創(chuàng)作風格都囊括其中，讓人一目了然。讓-保爾·薩特（Jean-Paul Sartre，1905—1980）兩歲時死了父親，寡母帶著他寄居娘家，飽嘗辛酸和屈辱。五十年后，這位著名作家憤憤不平地寫道：

世界上沒有好父親，這是規(guī)律。不要埋怨男人，該埋怨的應該是已經(jīng)腐朽的父子關系。做愛，自然妙不可言；但要是生孩子那就是天大的不應該了！……我身后留下的是一個年輕的死人，他沒有來得及當我的父親，而今天卻可以當我的兒子了……^[30]

沒有人記得他是否曾愛過我，是否曾抱過我，是否曾用他那明亮的眼睛（今天已化為烏有）看過自己兒子?？傊?，這都是已經(jīng)逝去的愛的痛苦。他這個父親對我來說甚至連個影子也談不上，甚至也不是一種目光；他和我只不過在同一個地球上呆過罷了，如此而已……^[31]

我的運氣在于我是一個死人的兒子：一個死者生前曾射出的幾滴精子，這是產(chǎn)生一個孩子的常規(guī)條件^[32]。

這樣冷酷大膽的表述，在中國文學上，似乎只有三國時代的孔融能與之比肩，他曾用瓶與物來解釋母子關系，并因此以“非孝”之名被當權者所殺。中西古今對家庭中父母子女關系闡述的異同，更多的是屬于社會學、倫理學和教育心理學所關心的范疇，它們與文學領域重合的一點在于：父母一方的早逝（非完全家庭生活），會對一個未來的作家造成怎樣的傷害，并一直影響著他的人生觀與世界觀，左右著他的情感狀態(tài)和心理模式的塑定及其藝術表達。薩特沒有使用“悲劇的出生”這個字眼，但郁達夫卻用它來做“自傳”第一章的題目?？梢?，文化與種族上的差異，并不意味著郁達夫與薩特在對自己出生及其悲劇性的認識與判定上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兒童最初是通過父母與家庭來感知認識人與人類社會的。父母雙方對兒童的影響，在整體和總體上應該是均衡的，雖然，在某個階段或領域內，如氣質、智力、情感上有所不同或偏重。失去任何一方，都將造成子女心靈世界和情感世界的殘缺，而這種殘缺，是在后天無法得到彌補的。心理學研究認為，在缺少父親的家庭中長大的男性兒童，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將演變?yōu)閮煞N類型性格的男人：一種是女性化，由于過多地受到母性的愛撫或渴望這種愛撫，并產(chǎn)生強烈的和自始至終的戀感，造成了他性格脆弱，情感豐富而細膩，自戀自卑情結為其主要的和最常見的心理形態(tài)；一種是絕對男性化，由于過早地承擔父親去世、其形象消失而形成的、在家庭與社會生活與環(huán)境中所扮演角色的空缺的義務與責任，從而使兒童的心理素質和生活能力遠遠地高于同齡人；然而，這并不意味著他們缺乏從母親那里接受的情愛，并不意味著他們的心理和感情缺乏前一種類型的兒童所特有的那種脆弱和細膩。不，事實并非完全如此。一種極端的形態(tài)被更深地掩飾和更粗獷地表現(xiàn)，以至放大出來。他們的堅韌、勇猛、豪放和強悍，無一不是掩飾的手段與體現(xiàn)形態(tài)^[33]。從這個意義上講，他們個性心理素質中包含著的積極因素，要絕對多于前一類型的兒童。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作家的個性心理構成中，郁達夫與魯迅分別屬于這兩種類型的代表。前者的傷感與自卑眾所周知，后者則以“熱到發(fā)冷的愛”著稱于世——他們受到我們同等的尊崇與熱愛。

我們的討論，并非是要得出一個“兒童只有在首先取得喪失父親成為孤兒的資格之后，才有可能成為一個作家”的結論。實際上，同是創(chuàng)造社的主要作家，郭沫若、張資平等人，就沒有與郁達夫相同的家庭背景，即孤兒寡母式的家庭組合，但這并沒有妨礙他們成為文學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需要指出和強調的是，郁達夫與他們的不同之處在于，他的特殊的家庭環(huán)境與背景，對他成為詩人和作家，有著特殊的影響和意義（而這種特殊，對每個真正的作家、藝術家來說，只是一定程度上的共同或相通之處）。

對父親的死，在郁達夫心底，似乎并沒有薩特那樣的憤怒，更談不上那樣尖刻的指責。對于父親，郁達夫也幾乎談不上什么印象。確切地說，父親與父親的死對他來說，只存在一個意象，這個意象使他感受到人生的底色，印象是哀婉凄涼的，色澤是濃重壓抑的。事隔二十年后，郁達夫在“自述詩”中，大致復制和表述了這種感受：“人言先父喪亡日，小子膏肓疾正深。猶憶青燈秋雨夜，虛堂含淚看兄吟?！?sup>[34]

郁達夫沒有責備父親的意思，絲毫沒有。相反，他在字里行間透露出這樣的負疚：父親的去世，作為兒子，他要負一定的責任。（這與西方的“原罪”意識有著不同之處。）而且，郁達夫與薩特，雖然都無奈地上了作為作家的人生第一課，但他們的課堂環(huán)境卻各有特色。郁達夫寫道：“我還長不到十二個月，就因營養(yǎng)的不良患起腸胃病來了。一病年余，由衰弱而發(fā)熱，由發(fā)熱而痙攣；家中上下，竟被一條小生命而累得精疲力盡；到了我出生后的第三年的春夏之交，父親也因此以病以死；在這里總算是悲劇的序幕結束了?！?sup>[35]

關鍵不在于郁達夫對自己出生持有這樣的判定，而在于他對于這個悲劇場面的認可與接受（在它的背后則是無邊的空虛：“兒時的回憶，誰也在說，是最完美的一章，但我的記憶，卻盡是些空洞?！?sup>[36]），它源于作家、藝術家的自覺意識。我們常說的作家、藝術家要反映現(xiàn)實人生，替勞苦大眾奔走呼號說三道四，不過是內容和形式的一個組成部分而已。作家直接面對的則是生命意識與人生體悟，就像教徒要面向上帝一樣。他們承認他的存在，更多的是對他的不在現(xiàn)實生活中存在表示認可與接受，“上帝是不能顯現(xiàn)在人群中的”，不是嗎？

父親不在了?！氨涞拿┪堇锪粝碌碾r兒們，誰來照管，誰來喂著這一家？”“你會是她們的父親，你又會是她們的媽媽？”^[37]幾個孤兒在亡父的靈位前淚如雨下，最小的孤兒是他，一個未來的詩人，一個未來的作家。人生在世，總是要吃飽肚子才行，不幸的是，這個人成年之后感覺依然是“饑餓”^[38]；人生下來，總是該認識父母的，不幸的是，這個孩子親情的天空，有一半是塌陷的。這就是這個后來成為詩人和作家的孩子，人生的頭兩節(jié)課程。

本來我想以平和的心態(tài)，寫寫郁達夫的這段童年背景，但就是這么幾頁文字，卻整整耗去我兩個長夜，一涂再抹。黎明前的黑暗中，憑窗遠眺，我承認我的筆力太弱，竟難以透過靈帳前那裊裊煙氣，仔細審視那幾個侍奉在亡父棺木前的孤兒，尤其是那個未來的詩人，后來的作家。也許，是由于他的年紀過分幼小，使我不能讀懂他的面容和眼神；也許，是我的心緒苦于所謂理性的思索，使我不能分辨出他情感之海中匯入的那條淚河。不，也許，他根本還不懂得到底為何哭泣，只是被親人們的悲慟所震懾。不然，他為什么要說，青燈雨夜，只記得兩個哥哥，坐守靈幃，徹夜吟哦？

請繞過我，正視他自己的筆墨。

[1] 郁達夫：《自述詩（十八首）》之二，《郁達夫文集》，花城出版社、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版，第10卷，第140頁。

[2] 轉引自蔣增福：《郁達夫及其家族女性》，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3] 轉引自蔣增福：《郁達夫及其家族女性》，浙江文藝出版社1993年版，第4—5頁。

[4] 郁云：《郁達夫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第3頁。

[5]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6]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7] 儒學與中醫(yī)是相通相關的，而“古代許多名醫(yī)最初皆儒士……修文習道”，見付笑萍：《論儒學對傳統(tǒng)醫(yī)學的影響》，《中州學刊》1994年第6期，第125頁。

[8] 郁圣山和郁企曾的名與字，同是郁氏后人，但其記載不一，詳見郁云《郁達夫傳》第187頁；于聽《郁達夫風雨說》，第47頁。案：于聽是郁達夫長子郁天民的筆名；關于乃祖的名諱，吾從舊而從其長子之說。

[9] 郁圣山和郁企曾的名與字，同是郁氏后人，但其記載不一，詳見郁云《郁達夫傳》第187頁；于聽《郁達夫風雨說》，第47頁。案：于聽是郁達夫長子郁天民的筆名；關于乃祖的名諱，吾從舊而從其長子之說。

[10]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11] 她成年后，下嫁于張?zhí)m生，二人的生卒年月均不得而知。

[12]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13] 郁風：《郁達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時期》，《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五輯，第133頁。

[14] 郁風：《郁達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時期》，《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五輯，第133頁。

[15] 郁曼陀：《酬達夫弟原韻》，《郁曼陀陳碧岑詩抄》，學林出版社1983年版，第70頁。

[16]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

[17] 郁達夫：《和馮白樺〈重至五羊城〉》，《郁達夫文集》，第10卷，第256頁。

[18]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19] 郁云：《郁達夫傳》，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頁，第3頁。

[20]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21] 郁風：《郁達夫的出生家庭和他的少年時期》，《新文學史料》，1979年第五輯，第133頁。

[22]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23] 但對這一點，后來的那些苛烈的批評家卻和土地的主人一樣，對此撒手不管了——后者是心有余而力不存。

[24]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25]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26]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

[27] 于聽：《郁達夫風雨說》，浙江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47頁，第48頁，第48—49頁，第50頁。

[28]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

[29] 郁達夫：《自述詩（十八首）》之五，《郁達夫文集》，第10卷，第142頁。

[30] [法]薩特：《我的自傳》，張放譯，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第15頁，第17頁。

[31] [法]薩特：《我的自傳》，張放譯，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第15頁，第17頁。

[32] [法]薩特：《我的自傳》，張放譯，漓江出版社1990年版，第13頁，第15頁，第17頁。

[33] 這一觀點形成于數(shù)年前，它完全得益于華東師范大學教育系講師、學齡前兒童研究專家胡玉華博士的指教，特此申明。

[34] 郁達夫：《自述詩（十八首）》之五，《郁達夫文集》，第10卷，第142頁。

[35]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

[36]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

[37] [捷克斯洛伐克]彼·貝茲魯奇：《瑪麗奇卡·瑪格冬諾娃》，《詩刊》1980年第4期。

[38] 郁達夫：《悲劇的出生——自傳之一》，《郁達夫文集》，第3卷，第353頁，第356頁，第35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