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辛格研究綜述

長期以來，辛格的創(chuàng)作一直受到國際文學批評界的關(guān)注，這既是因為他獲得了文學創(chuàng)作領(lǐng)域最高的榮譽，更是因為他作品中所具有的獨特的創(chuàng)作思想和高超的敘事技巧。

從已經(jīng)收集和檢索到的文獻來看，國外對辛格的研究主要分為三類。第一類主要介紹辛格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歷程，揭示辛格創(chuàng)作的現(xiàn)實生活背景，如簡·哈達(Janet Hadda)編寫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一生的故事》(Isaac Bashevis Singer: A Life, 1997)。該書詳細記錄了辛格生活和創(chuàng)作中的點點滴滴，深入解讀了驅(qū)使辛格進行文學創(chuàng)作的外部動因。哈達在談到自己的寫作初衷時說道，“我的寫作受到兩個目的的驅(qū)使。首先，我想要用編年的方式記錄巴什維斯的生活和創(chuàng)作過程……我的第二個目的是要刻畫辛格成長的文化環(huán)境……”(Hadda, xi ii)這本書以非常翔實的資料、細膩的筆觸，展示了辛格豐富的內(nèi)心世界，尤其是那些不為人知的情感：無助、困惑和絕望。同時，這本書的作者還深刻地分析和解剖了滋養(yǎng)辛格和無數(shù)猶太作家的東歐猶太傳統(tǒng)文化，為讀者理解培育辛格的文化土壤提供了有力的幫助。

另一位學者依蘭·斯蒂文斯(Ilan Stavans)受美國圖書館(The Library of America)之托，編輯了一本概要介紹辛格生活和工作的書《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相冊》(Isaac Bashevis Singer: An Album, 2004)，以剪影的方式展現(xiàn)了辛格一生中最重要的歷史階段。該書的一個主要功能是作為美國圖書館編輯出版的三卷本辛格短篇小說集的背景材料，幫助讀者了解辛格的創(chuàng)作環(huán)境和創(chuàng)作動力。書中插入了大量辛格的生平照片和手稿影印件，同時附有美國圖書館的出版商組織的一次圓桌論壇的討論記錄。除此之外，保羅·克瑞什(Paul Kresh)撰寫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西86大街的魔術(shù)師》(Isaac Bashevis Singer: The Magician of West 86th Street, 1979)，瑪西亞·艾倫塔克(Marcia Al lentuck)編寫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成就》(The Achievement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68)等等都產(chǎn)生了重要的影響。

第二類文獻是辛格的談話錄。這類文獻中較有影響的是辛格與理查·伯金(Richard Burgin)的談話記錄。伯金在1976年與辛格相識，此后便對他產(chǎn)生了濃厚的興趣，不僅閱讀所有辛格的作品，而且多次拜訪辛格，用錄音的方式記錄了他們之間大部分的談話。談話內(nèi)容收錄在《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訪談錄》(Conversations with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85)，內(nèi)容分為14個部分，包含了辛格對人類自身命運的理解，對美國的看法，以及對猶太歷史、文學和宗教的關(guān)系等方面的認識等等。伯金認為這本訪談錄可以消除很多人對辛格的誤解，為大家展示一個原汁原味的辛格。

這本書的主題是辛格的性格和他認識改造世界的方式。盡管辛格認為作家應當謹慎小心，盡量避免讓別人去分析他，我還是要提醒本書的讀者注意一點，那就是辛格是一位非常誠實的人，只是因為他創(chuàng)造了一個深邃、生動而且充滿矛盾的世界，并且在這個世界里生活和思考，他的這種誠實顯得并不“簡單”。 ⁽⁶⁾

另一部較有影響的談話錄編撰者是格蕾絲·法雷爾(Grace Farrell)，她收錄了25年間辛格24個重要的訪談，其中包括作者本人的2篇訪談。法雷爾試圖通過這本訪談錄展示辛格對他個人作品的創(chuàng)作本質(zhì)、倫理根源、魔鬼信仰等問題的解答，讓更多的讀者了解辛格的創(chuàng)作思想，加深對其作品的理解。

第三類文獻是有關(guān)辛格作品的評論。這類文獻數(shù)量龐大，形式多樣，較為普遍的是獨立發(fā)表在一些重要期刊雜志上的專題評論。還有一類以專著形式出現(xiàn)，是針對辛格作品的主題和創(chuàng)作技巧進行的綜合評論。1996年，格蕾絲·法雷爾收錄了大量評論辛格的文章結(jié)集出版，取名《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評論集》(Critical Essays on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96)，引起不小的反響。該書也被認為是評論辛格最全面的一部論文集，內(nèi)容不僅包括先前已經(jīng)發(fā)表的眾多名家的評論，如歐文·豪(Irving Howe)、蘇珊·桑塔格(Susan Sontag)、泰德·哈金斯(Ted Hughes)、魯斯·懷斯(Ruth R. Wisse)、萊斯利·費德勒(Leslie Fiedler)等，還包含了一些首次出版的最新研究成果，如戴維H. 赫爾茨(David H. Hirsch)對亞拉伯罕·卡汗與辛格的比較研究，阿里達·埃里森(Al ida All ison)對辛格兒童文學的研究，喬瑟夫·舍爾曼(Joseph Sherman)對辛格小說中同性主題的研究，以及南?！げ柨司S茲·貝特(Nancy Berkowitz Bate)關(guān)于辛格小說中女性人物的研究等等。這部評論專著從不同角度深入地挖掘了辛格的創(chuàng)作思想、主題模式以及文體技巧等等，為辛格研究者提供豐富而權(quán)威的文獻支持。

概括起來，這本書中有關(guān)辛格的評論大致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針對辛格的單個作品所做的書評，另一類是就辛格的整體創(chuàng)作主題和寫作技巧進行評價。在辛格的《格雷的撒旦》出版后，歐文·豪便發(fā)表文章進行積極的評價，認為辛格可以與福樓拜和屠格涅夫相媲美，并把這本書稱為“一本杰作，值得所有喜歡現(xiàn)代文學的人的關(guān)注”。(Farrell, 1996: 29)當辛格的另一部較有影響的小說《盧布林的魔術(shù)師》在1960年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后，斯坦利·愛德加·海曼(Stanley Edgar Hyman)立即發(fā)表評論，把這本書稱作是辛格“最好的著作”。事實上，他對辛格的認可遠不止此。在1964年評論《短暫的星期五和其他故事選》時，他這樣寫道，“辛格不僅僅是一位作家，他就是文學……這本書到處是驚奇和愉悅”。(36)豪和海曼等人的評價充滿了溢美之詞，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辛格在美國文學界的影響。

蘇珊·桑塔格曾就辛格作品中魔鬼和夢幻題材發(fā)表評論，認為“辛格作品中的夢魘是后經(jīng)典小說最純粹的表現(xiàn)形式”。(32)桑塔格的評價實際上代表相當一部分評論家的觀點，他們堅持認為應該將辛格歸入現(xiàn)代派作家的行列。對于辛格研究頗深的理查德·伯金(Richard Burgin)也持有類似的觀點，他將辛格的創(chuàng)作風格成為“狡猾的現(xiàn)代主義”(Sly modernism)。在伯金看來，辛格是以一種非常自然的方式來表現(xiàn)人物之間的關(guān)系，以及他們在具體社會背景下的特殊狀態(tài)，并借此來表達作者個人社會的、心理的和哲學的觀點。他認為辛格對于現(xiàn)代社會中人的生存狀態(tài)非常敏感，并且比其他作家的感知更“現(xiàn)代”。(46)

哈金斯也曾撰文對辛格的創(chuàng)作天賦大加贊譽：“詩化的想象力是辛格處理小說主題的基本策略，同時也是他的最大優(yōu)點。他的行為處處體現(xiàn)了冷靜和分析的品質(zhì)，使得他最終能夠看透一切，獲得救贖。沒有這種天賦，他可能早就和其他人一樣分裂了?！?40)萊斯利·費德勒則試圖分析辛格的美國化問題。在他看來，盡管辛格堅持用意第緒語進行原始創(chuàng)作，但毫無疑問，辛格的作品仍然是以美式英語作為載體呈現(xiàn)在讀者面前。不僅如此，他的很多小說都不可避免地選擇了他的第二故鄉(xiāng)——美國作為故事場景。(113)費德勒的觀點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大多數(shù)美國讀者和評論家，也客觀上為諸多反對辛格的評論家提供了佐證。

除了以上正面的評價之外，這部專著還收集了部分從反面評價辛格的評論。其中，約瑟夫·蘭迪斯(Joseph C. Landis)的論文就對辛格提出了猛烈的批評。他認為，辛格“站在主流意第緒語文學主流的外邊，徹底拒絕該主流的中心價值”(120)。蘭迪斯的評論代表了不少辛格反對者的意見，他們拒絕承認辛格的猶太作家身份，對于辛格作品中的所反映出的猶太信仰問題以及過多的性描寫極為不滿。

另外還有兩本評論專著值得一提。一本是由辛格研究者愛德華·亞歷山大(Edward Alexander)于1980年出版的，內(nèi)容主要是針對辛格的多部長篇小說如《莫思凱家族》、《盧布林的魔術(shù)師》、《奴隸》、《莊園》、《敵人：一個愛情故事》、《肖莎》等進行評論。另一本是由勞倫斯·弗里德曼(Lawrence S. Friedman)于1988年出版的，內(nèi)容編排和亞歷山大的著作接近。這類著作里的評論是相互關(guān)聯(lián)的，并且構(gòu)成了系列的研究，可以幫助辛格研究者和讀者系統(tǒng)而全面地理解辛格的創(chuàng)作思路。

在上述三類文獻之外，還有一本學術(shù)專著的影響不容忽視。該書名為《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的猶太性》(The Jewishness of Isaac Bashevis Singer,2003)，是由我國辛格研究的權(quán)威專家喬國強所著，并在英國的Peter Lang出版社公開出版。這本著作以深邃的眼光和開闊的視野，有力地闡釋了辛格充滿矛盾的現(xiàn)代性、猶太人同化過程中難以言說的苦難、大屠殺給猶太人造成的陰影及其去美國化，以及辛格如何在作品中敘說猶太性。該書體量豐富，學術(shù)性極強，是目前論述辛格猶太性最全面系統(tǒng)的一本學術(shù)論著，為辛格研究者開辟了一條充滿艱辛但卻能到達彼岸的研究路徑。

通過以上對國外辛格研究的文獻整理，我們可以初步得出一些結(jié)論。首先，國外對辛格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創(chuàng)作背景、創(chuàng)作思想、主題模式、猶太性和現(xiàn)代性等方面，基本上屬于傳統(tǒng)的文學批評范疇，其主要意圖在于揭示辛格的創(chuàng)作與社會、宗教和文化等因素之間的密切聯(lián)系。但是，這些研究的共同缺陷是將注意力過多地放在故事之外，一定程度上忽視了故事本身，沒有充分發(fā)掘故事本身的結(jié)構(gòu)之美。另外，一部分評論在內(nèi)容上相互借鑒，互相派生，頻見重疊之處。因此辛格在面對這部分老套的評論時，顯得有些不耐煩：

文學是要講一個故事或是表達情緒，在這方面并沒有太大進步。我們的知識已經(jīng)取得了長足的進步，而且仍然在不斷地進步。但是我們的情感還沒有變，文學也基本上沒有變。文學并不是科學而是藝術(shù)。一些教授和批評家想要把它變成科學，終將不會成功。(Burgin,1986：95)

辛格的這段話實際上是對部分批評家的一種抗議，反對他們對自己作品中的主題、歷史、宗教等話題進行的無休止的爭論，以及他們試圖揭示自己以及其他作家的創(chuàng)作思路和程序的做法。“文學是一種藝術(shù)”——辛格實際上是把文學作品看成是完整的藝術(shù)品，而不是任何歷史、宗教和社會力量的衍生物。在他看來，如果過多地重視文學之外的因素，而忽視了文學本身，則是一種本末倒置的做法。

在此，本書作者試圖對辛格的看法提出一點異議。事實上，文學批評與文學一直相伴而生，已經(jīng)成為文學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為文學作品的鑒賞和推廣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我們選擇、判斷和評價一部優(yōu)秀的文學作品通常都是以文學批評為準。(Klages, 2009)辛格的作品也不例外。同時，文學批評和文學作品一樣，并非完全是科學和程序，更多的是“情感”，是批評家的情緒與作家的情緒碰撞的結(jié)果。本研究針對辛格作品的形式和結(jié)構(gòu)進行研究，從廣義上來說同樣屬于文學批評的范疇。

其次，國外對辛格作品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長篇小說上面，對于短篇小說的關(guān)注略顯不夠。目前唯一專門研究辛格短篇小說的一本專著是愛德華·亞歷山大的《艾·巴·辛格：短篇小說研究》(I. B. Singer: A Study of the Short Fiction，1990)，這本專著的創(chuàng)作初衷是為了進一步解讀歐文·豪所提出的“辛格的現(xiàn)代性”問題。亞歷山大認為，辛格的長篇小說更加關(guān)注19世紀的波蘭猶太歷史，歷史現(xiàn)實主義色彩很濃；而他的短篇小說所反映的主題更具現(xiàn)代色彩，也是他受到廣泛認可的主要原因。亞歷山大在這部專著中將辛格的英譯短篇小說進行了細致的分類，并且在分析的過程中進行積極的取舍，試圖對辛格的短篇小說進行全景式的解讀。遺憾的是，這本專著雖然覆蓋面很廣，深度卻略顯不夠，文中的討論也僅僅是圍繞創(chuàng)作主題展開，對于小說的形式和結(jié)構(gòu)則沒有太多觸及。

弗里德曼所著的《理解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Understanding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88)共分為六個章節(jié)，除去第一章的綜述外，其余四章分別論述了辛格的九部長篇小說，僅在最后一章以總評的形式論及了辛格的短篇小說。該書以1982出版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短篇小說集》為研究對象，系統(tǒng)地分析了辛格短篇小說中不變的主題：人類與上帝之間的關(guān)系。弗里德曼認為，辛格從傳統(tǒng)的猶太社區(qū)汲取道德營養(yǎng)，將人類對上帝的信念作為唯一的主線貫穿于他所有的短篇小說中。弗里德曼的這種觀點具有高度的概括性，但與亞歷山大的研究相比，卻顯得過于籠統(tǒng)，也一定程度上忽視了辛格在作品中隨處可見的對猶太人生存現(xiàn)狀的關(guān)切之情。

在單一作品的評論方面，阿爾弗瑞德·卡津(Alfred Kazin)針對《傻瓜吉姆佩爾》評論較為深入獨到?？ń蚋叨仍u價了辛格高超的創(chuàng)作技巧，認為辛格受到猶太正統(tǒng)教育的滋養(yǎng)，植根于東歐猶太社區(qū)，因而創(chuàng)作出如此杰作。小說中的“傻瓜”形象本身就是一個典型的猶太傳奇式人物，一個在紛亂的世界里承受一定認知的人物?！凹放鍫柺仟q太人的傻瓜：一個永遠單純天真的傻瓜，一個明知自己被愚弄卻為了別人犧牲尊嚴的傻瓜。”(Kazin, 1996: 61)卡津從宗教、傳統(tǒng)、文學以及美學角度對這部作品贊譽有加，對辛格的剖析也很有見地。盡管在文章結(jié)尾處將辛格與霍桑相比較略顯牽強，但這篇評論仍難掩其參考價值。

除此之外，理查德·伯金和格蕾絲·法雷爾在論述辛格的現(xiàn)代性及其作品“隱藏的上帝”時，都分別論及了多篇短篇小說。伯金以《老有所愛》(Old Love)和《旅游巴士》(The Bus)兩部短篇小說為例，充分論證了辛格在“傳統(tǒng)”外衣包裹下那不易察覺的“現(xiàn)代性”。(Farrell, 1996)法雷爾則以《孤身一人》(Alone)、《羽毛的皇冠》(A Crown of Feathers)等小說闡釋了辛格作品中魔鬼的勝利、上帝的隱藏和人類的彷徨無助。在他看來，辛格筆下的“魔鬼”實際上代表的是一種非理性的力量，是真實存在并對我們的生活產(chǎn)生積極影響的一種力量，不應該被輕易忽視。而代表正義力量的“上帝”同樣真實存在，但卻總是不在人類面前顯現(xiàn)，因而造成了人類目前的生存困境。(Farrell, 1996)這兩位辛格研究的專家都以其獨到的視角剖析了辛格作品的主題和特征，并且都較多地關(guān)注了辛格的短篇小說。不僅如此，兩人還都分別論述了辛格短篇小說的敘事技巧。伯金在文中深入闡釋人類的“無知”狀態(tài)時，從修辭的角度論及了“巴士”的象征意義，將其視作“人類欲望、意識、尋求現(xiàn)實并逃離現(xiàn)實”的一種象征。(50)而法雷爾則分析了小說《孤身一人》中的敘事視角，提出正是因為采用了第一人稱視角，才使得小說中“那熟悉的邁阿密海灘與主人公自我之間的分裂”顯露無遺。

(83)國內(nèi)對辛格的關(guān)注和研究總體上來說數(shù)量較多，除大量公開發(fā)表的評論文章之外，還有部分研究專著。目前國內(nèi)在辛格研究方面較有影響的專家當屬上海外國語大學的喬國強先生。喬先生多年來一直致力于美國猶太文學的研究，歸國后完成專著《美國猶太文學》(2008)；同年底，另一力作《辛格研究》問世。除此之外，喬先生還在《外國文學研究》、《當代外國文學》等重要刊物上發(fā)表一系列研究辛格的論文，如《批評家筆下的辛格》、《辛格筆下的女性》、《同化：一種苦澀的流亡——析“同化”主題在辛格作品中的表現(xiàn)》等，在學界引起了不小的反響，也帶動了不少年輕的學者投入到辛格的研究中去。在年輕的學者當中，較為出色的當屬四川大學的博士畢業(yè)生傅曉微，她早在1998年就在《外國文學評論》上發(fā)表論文《辛格“民族憂煎情節(jié)”探析》，此后一直致力于辛格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研究文獻，并于2005年順利完成博士論文《艾·巴·辛格創(chuàng)作思想及其對中國文壇的影響》。另有幾篇碩士論文也以辛格作為研究對象，如湖南師范大學王建強的《信仰的召喚：雅夏的精神困惑與自我救贖》，吉林大學王革的《漂泊的靈魂 失意的棲居——由辛格的小說看美國猶太小說的文化內(nèi)涵》，以及蘇州大學戎曉云的《固守與超越——辛格創(chuàng)作與猶太傳統(tǒng)文化關(guān)系分析》等等。據(jù)喬國強先生統(tǒng)計⁽⁷⁾，自1979年以來，大約有48篇文章介紹或討論了辛格的創(chuàng)作，內(nèi)容主要涉及辛格作品的主題模式、寫作風格和民族情結(jié)等。喬先生因此認為，我國對辛格的研究尚處于起步階段，研究的視野和角度還非常有限。2006年之后，又有約12篇文章針對辛格的小說進行評論，內(nèi)容也主要涉及辛格的宗教情結(jié)、創(chuàng)作技巧和主題人物等。

相較國外的辛格研究而言，國內(nèi)針對辛格短篇小說的研究在數(shù)量上略顯突出。1984年共發(fā)表兩篇論述辛格短篇小說的論文，即郁誠煒的《辛格短篇小說的結(jié)尾藝術(shù)》、尹岳斌的《辛格短篇小說淺析》。郁誠煒運用中國傳統(tǒng)的文論術(shù)語，高度概括了辛格短篇小說中結(jié)尾藝術(shù)各種表現(xiàn)，有力論證了結(jié)尾在烘托主題、表現(xiàn)人物方面的重要作用。該文語言優(yōu)美，思路流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評論佳作。尹岳斌在他的文章中同樣論及了辛格短篇小說的結(jié)構(gòu)藝術(shù)。他提出，辛格喜歡采用“講故事”的方式展開故事，其短篇小說的巧妙構(gòu)思和完整結(jié)構(gòu)并無固定模式，而是根據(jù)內(nèi)容的需要而不斷變化的。(尹岳斌，1984)這兩篇論文是國內(nèi)辛格短篇小說研究的先驅(qū)之作，也是本書論述辛格結(jié)構(gòu)藝術(shù)部分的重要參考。遺憾的是，此后并無論及辛格短篇小說敘事結(jié)構(gòu)的力作出現(xiàn)。

在辛格短篇小說研究中較為突出的是圍繞主題和人物進行的評論。1987年徐忠仁的《評<市場街的斯賓諾莎>和<老來戀>》，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剖析了兩部作品中的人物特征、現(xiàn)實意義和寫作風格。這篇文章不僅觀點有新意，論述有深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進行了創(chuàng)新，對于后來的學者產(chǎn)生了一定的影響。穿越20世紀整個90年代后直到21世紀的2004年，齊宏偉采用類似的比較方法，將辛格短篇小說中的“傻瓜吉姆佩爾”和魯迅筆下的“阿Q”以及余華筆下的“傻子”形象進行比較，將比較研究的對象延伸至不同國界的作品。齊宏偉比較了三種“傻子”之間的不同之處，并且在文章結(jié)尾處富有深意地提出：“魯迅的啟蒙，余華的人道，辛格的圣愚，從不同層次折射寫作叩問生存的偉大意義”，在中外不同時期的作家之間建立起人文精神層面的聯(lián)系。(齊宏偉，2004：61)2006年，劉素娟和樊星發(fā)表《猶太文化精神與中國文化精神相通的證明——<傻瓜吉姆佩爾>與<許三觀買血記>的比較》，再次采用比較研究的方法將中外兩部短篇小說進行比較，揭示兩部作品在主題模式、人物形象方面的相似之處，并由此探討猶太民族與中華民族在文化精神上的相通之處。

從以上的分析不難發(fā)現(xiàn)，國內(nèi)的研究較多地集中在辛格的幾篇代表作上。2003年熊修春發(fā)表《美籍猶太作家辛格筆下的愚者意蘊》、2006年王明霞發(fā)表《“智者”還是“愚人”——簡析艾薩克·辛格的<傻瓜吉姆佩爾>》，再次論及“傻瓜吉姆佩爾”。同年，陸建德發(fā)表論文《為了靈魂的純潔——讀辛格短篇小說有感》，再次評論了《市場街的斯賓諾莎》等小說。

另有一部分學者則試圖從其他不同的角度對辛格的短篇小說進行剖析。馬曉娜在2006年撰寫題為《試論辛格短篇小說中奇異題材的深層意蘊》中，對辛格短篇小說中的魔鬼和精靈這類奇異題材進行梳理，并試圖挖掘其中深刻的文化內(nèi)涵和意蘊。劉國枝和劉衛(wèi)(1998)、孫珍(2006)、李紅梅(2010)則分別從宗教信仰的角度，剖析辛格在短篇小說中透射出的宗教意識，揭示其作品所具有的特殊意義。

在所有企圖解釋辛格短篇小說創(chuàng)作動機的評論中，有兩篇文章不得不提。一是喬國強所撰的《斯賓諾莎對辛格創(chuàng)作的影響》一文，二是吳長青發(fā)表的題為《被遺忘的意識——辛格短篇小說論》。喬國強主要是從闡釋斯賓諾莎的理論思想出發(fā)，深入剖析辛格對斯賓諾莎思想的吸收和揚棄，進而揭示辛格如何借助斯賓諾莎的理論展現(xiàn)猶太人在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之間的尷尬處境。吳長青則以散論的形式、詩化的語言，評述辛格短篇小說中蘊藏的非理性的以及不可知的力量，意圖揭示辛格創(chuàng)作動機中“被遺忘的意識”。

總體上說，國內(nèi)對辛格短篇小說的研究表現(xiàn)出濃厚的興趣，研究的成果也從不同側(cè)面展示了辛格短篇小說中主題、人物和動機等因素。但是這些研究仍然表現(xiàn)出兩方面的不足：一是研究方法比較單一。大部分的研究都集中于作品的主題模式、宗教信仰、民族情結(jié)等方面，對于作品的結(jié)構(gòu)安排和敘事技巧則很少觸及。另一方面，研究對象的選擇有限。多數(shù)的研究僅限于辛格的幾篇代表作，研究的廣度明顯不夠。

針對以上國內(nèi)外對辛格研究的梳理，本書計劃從辛格的短篇小說入手，從敘事學的角度展開研究，意圖揭示辛格短篇小說的敘事技巧。希望這項研究工作能夠為目前的辛格研究提供一點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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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自辛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段傳勇譯。

(2)引自辛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段傳勇譯。

(3)引自辛格《諾貝爾文學獎獲獎演說》，段傳勇譯。

(4)引自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黑烏譯。

(5)引自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諾貝爾文學獎授獎詞》，黑烏譯。

(6)參見Singer和Burgin所編的《艾薩克·巴什維斯·辛格訪談錄》的Introductory note。

(7)參見喬國強所著《辛格研究》。該書出版于2008年，所統(tǒng)計科研成果截止到200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