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在武漢植物研究所的日子

初到武漢植物研究所

武漢植物研究所的前身是1958年1月創(chuàng)辦的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園，首任主任是陳封懷。

陳封懷是中國植物園創(chuàng)始人之一。陳封懷祖籍江西省修水縣，曾祖父陳寶箴，被曾國藩稱為“海內奇士”，曾任湖南巡撫，提倡振興，與譚嗣同、梁啟超等創(chuàng)設時務學堂、算學堂、湘報館、南學會、武備學堂等；祖父陳三立，進士，授吏部主事，“戊戌變法”后與父同時被革職，后潛心詩文，為同光體詩派代表人物，近代江西詩派的領袖；父親陳衡恪，曾東渡日本留學，為民初國畫大師，著有《中國繪畫史》等。

陳封懷曾就讀于金陵大學、東南大學，1934年考入英國愛丁堡皇家植物園，1936年歸國，歷任廬山植物園主任、中正大學園藝系教授、江西省農業(yè)科學研究所副所長、中國科學院南京中山植物園副主任、武漢植物園主任、華南植物園主任、華南植物研究所所長等職。他為武漢植物所的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當時的武漢植物研究所交通條件并不是很便利，每隔一個小時才有一輛59路公交車開往市區(qū)，晚上七點之后，就再無公交車光臨。好在武漢植物所風景優(yōu)美，又坐落在東湖之濱，和著名學府武漢大學遙遙相對。幽靜的環(huán)境遠離了塵世的喧囂，正是搞研究的好地方，這才稍稍安撫了初到這里的研究員們。

鐘揚學的是無線電電子學專業(yè)，來到植物研究所工作讓他覺得和自己的專業(yè)有些“不對口”。當時，中國科學院下屬研究生物學方面的十幾個研究所都配備了計算機，而全國上下，懂計算機的人才又很稀缺。鐘揚這一批和計算機專業(yè)掛鉤的大學畢業(yè)生就被引進到各個研究所，以發(fā)揮他們的作用。

這讓少年就已“成名”的鐘揚有些心意難平。從兒時的天才盡顯到考上中國科學大學少年班，事事都很精通的鐘揚眼光不止于此，他的才能仿佛受到了壓制。他那顆想繼續(xù)考研深造的心一直都沒有變過，他認為，在武漢植物所的日子是個沉淀的過程。

和鐘揚有著同樣想法的不止一人。鐘揚的夫人張曉艷回憶說：

“當年我們有三個人到武漢植物所報到，當時是先住在招待所。在去招待所的路上，第一次碰到鐘揚和另外一個已經(jīng)分配過來的人，那人是學日語的。后來，因為大家的家都不在武漢，基本上吃啊住啊玩啊，都在單位里頭。我們住的地方，也在植物所的園子里，所以，很快也就都彼此熟悉了。同時因為我是女生，學日語的也是女生。我覺得當時其實大家都想離開武漢植物所，至少我是特別不安心的，離家特別遠。他剛分到武漢植物所，說是維護植物所的電腦系統(tǒng)，其實系統(tǒng)根本就談不上，只有一臺很土的電腦。說老實話，那個時候我們都不穩(wěn)定，我家在西安，我因為畢業(yè)以后沒有分到西安，就老打算著回西安。他肯定也不甘心只是維護電腦，不甘于在植物所就做那事，在找機會，就會有很多思考。那時，所里陸續(xù)分配來的外地大學生比較多，大家都不穩(wěn)定，植物所的條件也不好，交通又不便，一個小時一班車，下午五點鐘就沒車了，等于跟在農村沒太大差別?！?/p>

張曉艷畢業(yè)于北京林業(yè)大學園林植物專業(yè)。由于張曉艷的家在陜西西安，所以在還未畢業(yè)時，她的工作方向就已經(jīng)確定——回家鄉(xiāng)到父母身邊。張曉艷的系主任這個想法得知，很是為她惋惜。西安能給張曉艷提供工作的，是一個基層的幾乎無科研條件的單位，而張曉艷自身的科研能力又很強，去這樣一個單位，國家不僅會少一名科研人員，對張曉艷來說，也很難施展身手。系主任就將武漢植物研究所——中國植物研究的重鎮(zhèn)，推薦給張曉艷。張曉艷雖然還是有些動搖，但為了不辜負學校的器重之情，最后還是選擇去了武漢植物研究所。

時任武漢植物研究所所長的胡鴻鈞，將初來這里的研究員的情緒都看在眼里。他擔心人才留不住，這對研究所來說，是一個大難題。而鐘揚所展現(xiàn)的才能，正是胡鴻鈞所欣賞的。如若能留下這個人才，日后定能有所作為。

胡鴻鈞找到鐘揚，和他促膝長談。在聽了鐘揚肯留在植物研究所工作的擔保后，胡鴻鈞一顆懸著的心算是落了下來。

鐘揚有出了名的好文筆好口才，1984年11月至1985年12月，他擔任了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團總支宣傳委員一職。植物所有自己的刊物《武漢植物學研究》，這本刊物的排版印刷，鐘揚都要親力親為，力求做到最好。不管是設計圖案，還是設計文化衫，他都頗富創(chuàng)意，給人眼前一亮之感。

除此之外，他還調動所里的年輕人，在工作之余打排球，增添一些生活上的樂趣。有時候，他還會在同事們工作疲勞時，教大家打橋牌。說相聲、講故事更是他的拿手好戲。所里的同事都被鐘揚身上的熱情和活力所感染，工作氛圍也變得輕松起來。

所里有個年輕人叫王有為，有音樂特長，會作曲，而鐘揚會作詞，他們經(jīng)常合作完成一首歌的創(chuàng)作。雖然鐘揚唱歌被王有為調侃有些“五音不全”，但他絲毫不在意。甚至在出國回來后，還給王有為帶了音樂磁帶。這件事令王有為至今感動不已。

鐘揚在植物所里也沒放棄他的愛好。利用業(yè)余時間，撰寫了《要做時間的主人》一文，收入由許春耘編著的《少年大學生談學習》一書，1984年12月由安徽少年兒童出版社出版。

鐘揚并不甘心只掌握一些電子學方面的知識，于他而言，這在植物研究所里并無太大用武之地。而同時來植物所的還有兩個人，一個是來自北京林業(yè)大學的張曉艷，負責植物研究；還有一個是日語學專業(yè)的同學，在圖書情報室。這三人中，專業(yè)最對口的莫過于張曉艷了。冥冥之中，鐘揚接觸植物學，便有了一個現(xiàn)成的人選，這也是他們緣分的開始。

張曉艷來到植物研究所后，分到主要研究荷花的課題組，組長是黃國振。而素有“千湖之省”的湖北，荷花種植條件得天獨厚，這給張曉艷研究荷花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每天，張曉艷的工作就是研究荷花的品種，以及荷花的這一品種是由哪兩個品種雜交的，區(qū)分差異性，記錄數(shù)據(jù)，并把它們進行分類。

不僅如此，植物所還交代給張曉艷一個任務——帶領鐘揚進入植物學的大門。自此，鐘揚就跟著張曉艷學習一些植物學方面的知識。鐘揚看到張曉艷總是翻一些植物學的書，他自己又對植物學生出了許多的興趣，就提出了將信息學與植物學進行交叉研究的建議。

鐘揚看到張曉艷在進行荷花分類時工作比較煩瑣：傳統(tǒng)的分類，就像檢索表，是按某一個特征定類別，先分成兩類，然后再往下分。如果一開始就錯了，那后面的正確率就打折扣了。

鐘揚覺得可以用數(shù)量分類的方法，以避免一些人為因素的差錯。有的是數(shù)量性狀，比如，花的直徑大小，它是一個數(shù)量性的；有的是定性的，就用1和0來表示。

一開始鐘揚認為這是可以用計算機做的。張曉艷就把人工測量的數(shù)據(jù)送到鐘揚所在的計算機室進行比較分析。開始做的時候，他們感覺并不是很好，做出來的結果也不太對，后來張曉艷發(fā)現(xiàn)，鐘揚用計算機運算所出現(xiàn)的問題是因為鐘揚對植物的理解不夠。

對此，張曉艷回憶道：

“就是說它的這個性狀，比如桿的長和短，可能差好幾十米，但這個并不是特別重要?；ǖ男誀钆c葉和莖等營養(yǎng)器官的差別相比，權重會大一些。所以，這要加多少權重呢？這就涉及如何理解它定性的形狀。雖然0和1只差1，那個高度差別可能一個是120，一個是85，表面上差了那么多，但哪個應該權重更大呢？另外這個數(shù)據(jù)和那個數(shù)據(jù)也不一樣，數(shù)據(jù)的本身所反映的性質是不一樣的。所以，后來我就說，你這個理解不行。因為他就是根據(jù)我們以前采樣的數(shù)據(jù)來做的，我采完了交給他，他就不太理解那個數(shù)據(jù)是怎么回事?！?/p>

鐘揚找資料的時候發(fā)現(xiàn)，這個學科在當時是比較新的，因此他慢慢開始做比較研究。但研究必須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張曉艷提醒鐘揚，每一個數(shù)據(jù)背后，是一個活生生的生命，而不是一個冷冰冰的數(shù)字。后來張曉燕要求鐘揚清晨和她一起去采集荷花的各項數(shù)據(jù)，就這樣，鐘揚逐步對數(shù)據(jù)背后的意義有了深入的理解，再做出來的模型就會好很多。

1985年9月，鐘揚與張曉艷合作撰寫了第一篇科研論文《荷花品種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于1987年發(fā)表于《武漢植物學研究》第5卷第1期。這是鐘揚科研生涯中的第一篇論文，也是中國將數(shù)學分類法應用于植物學中的一個先例，為荷花分類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1988年，這篇論文獲得了湖北省優(yōu)秀論文獎。

同時，鐘揚擔任了湖北省植物學會秘書。秘書這個工作很繁雜，但鐘揚卻做得很好，深得領導和同事的信任。他很喜歡和人打交道，再繁難的人際關系，在他這里，都變得簡單而又輕松。

湖北省植物學會召開代表大會暨學術會議，鐘揚作為青年代表之一作大會報告，并被推薦參加全國植物學代表大會。同年9月，鐘揚、劉家清撰寫的《人才管理的系統(tǒng)分析——兼論滾動的作用》在昆明中國科學院第五次科研管理學術討論會上宣讀。

1985年11月，鐘揚、劉家清撰寫的《淺析青年科技人才的流動問題》在廣州科學院首屆青年工作研討會上進行交流。

有了心儀的對象

鐘揚在和植物的親密接觸中，漸漸愛上了這一專業(yè)。尤其是在研究所里看到了關于獼猴桃的資料后，對植物的研究熱情更是大增。而獼猴桃這一種質資源，也是武漢植物研究所的重點研究項目。

鐘揚翻閱了大量的資料后發(fā)現(xiàn)，是1904年一位新西蘭女教師從中國湖北宜昌市夷陵區(qū)霧渡河鎮(zhèn)帶走20多根野生獼猴桃枝條，回到她自己國家后便培植這一植物，并最終培育成功。獼猴桃含有豐富的維生素，可以補充人體缺乏的維生素，因此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愛。而新西蘭就是憑借從中國帶回去的這一種質資源，培植出了獼猴桃，并售往世界各地。鐘揚由此注意到我國對植物物種的不重視，同時更加堅定了他將要下大力氣研究植物學的決心。后來鐘揚在出席新西蘭國家生物資源會議時，他還特地聲明獼猴桃這一種質資源出自中國。

1986年5月，二十二歲的鐘揚撰寫的《協(xié)同理論及其在生態(tài)學中的應用》在武漢全國首屆數(shù)理生態(tài)學學術討論會上進行交流。同時，鐘揚開始在刊物上大量發(fā)表論文，比如：鐘揚、何芳良撰寫的《植物群落演替過程的預測模型》刊登于《預測》1986年第6期；鐘揚、張曉艷撰寫的《荷花品種的模糊聚類分析》刊登于《華中農業(yè)大學學報》第5卷第4期；鐘揚撰寫的《電子計算機在植物學中的應用》發(fā)表于《武漢植物學研究》第4卷第3期，該文曾在1986年召開的湖北省暨武漢市植物學會學術年會上宣讀。

自此，鐘揚的生物學研究開始走向正軌，同時，他與張曉艷的感情也在慢慢升溫。當時，北京的中科院植物研究所有一個基金課題項目，需要進行合作研究，武漢植物研究所就派張曉艷前去參加。而上海也需要張曉艷前去參與工作，自此，張曉艷就奔波于北京植物研究所和上海植生所，在武漢的時間很短。也是在1986年，鐘揚去武漢大學旁聽生物學相關的課程。

張曉艷屬于古典型美女，當時植物所里追求張曉艷的人不在少數(shù)。鐘揚意識到要與張曉艷暫別一段時間，就經(jīng)常跟張曉艷書信往來。也是在這時，他開始展開了對張曉艷的追求。

據(jù)張曉艷回憶：

“那時候，我和他差不多兩三天就通一封信，當時我在上海植生所，來信都放在門衛(wèi)室，門衛(wèi)室有個玻璃窗戶，所以那些來信放在那里，一目了然。因為鐘揚寫給我的信特別多，那個門衛(wèi)就知道了我。有一次，我原來大學的系主任陳俊宇老師——他也是第一個工程院院士，他一直很關心我的成長，當年分配的時候，也是他把我分到武漢植物所的。他大概到上海來寫書什么的，不知道他從哪兒聽說我在上海，但不知道我具體在哪個單位，只知道在中科院系統(tǒng)——但中科院在上海有很多研究所。他當時都七十歲了，他就和他夫人挨個到研究所去找，去問。他前面已經(jīng)問過好幾個所了，如細胞所、生化所、有機所等，結果問到我所在的單位時，門衛(wèi)馬上說他知道這個人，說她就在我們這里。陳老師就是這樣找到我的，就因為鐘揚寫給我的信特別多，給門衛(wèi)留下了深刻印象?！?/p>

鐘揚在上學期間沒有談過戀愛，也是因為年紀比較小。當時喜歡鐘揚的也大有人在。有一次，在長江文藝出版社當編輯的一個女同學托黃梵聯(lián)系鐘揚，請求黃梵幫她跟鐘揚牽個線。黃梵不知如何做戀愛的思想工作，只得給鐘揚寫信，告知了這一情況。但鐘揚立馬回絕了那個女同學的好意。之后，女同學還想確定一下鐘揚的心意，去武漢植物研究所找鐘揚，并給他帶了一些自己編的文學書籍。但看到鐘揚身邊已經(jīng)有張曉艷的陪伴了，也就斷了這個念頭。

或許是吃了鐘揚的“閉門羹”，女同學打算出國。得知這個消息以后，鐘揚還是約好友黃梵一起，給這個女同學餞了行。

后來張曉艷還收到了這位女同學的來信，信中說：

首先為你祝福，祝福你遇到了能給你帶來幸福和愛的真誠朋友、知音。同時，你對他的愛也能被他所接受，這就足夠了。你們會很幸福。當然，你碰到了一些矛盾，比如不能和父母在一起共享天倫之樂，雖然我沒碰到過這些問題，但我認為你的選擇是對的，真正的愛能戰(zhàn)勝一切……

這也讓張曉艷下定了和鐘揚結婚的決心。

雖然不需要回到西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們還是遇到了來自家庭的一些阻力。關于這一點，鐘揚給中科大少年班同學的信中有所提及：瓏瓏：您好！

中秋節(jié)一過就收到您的來信，得知近況。

近一個月忙碌不堪，把一篇文章完成后，寄交《園藝學報》。然后是組織一個大型峰會及團的工作瑣事?，F(xiàn)在總算告一段落了，準備好好休息幾天。

克迪赴京前給我一信，告不能在漢逗留，甚是惋惜，當然以后機會尚多。您在京開會期間已見過他，我似乎也在電視新聞中看到過這次會議的消息，一定收獲不小吧。出國之事，目前我認識的幾個人也有些不順，政策及其他原因所致，只能再等機會，您說是嗎？

我近來于生活及個人方面有點無暇他顧。小張現(xiàn)在上海（植物生理所）工作，只能靠來鴻去雁，另外，至今我們與家長方面都在僵持。另一方面，我們所正在評定職稱，我已越級申報助研，不知分院及所方能否破格。在這點上，我記得您曾說過：拼命地干活，出東西，往領導面前一放，看他怎么辦，的確如此！去年至今，已寫成十余篇東西，據(jù)評有幾篇略有份量，在申報助研人中尚屬領先。但在中國對事不可期望太高，這也是畢業(yè)以后屢次碰壁而得到的一定教訓，無論這件事是否成功，對我明年原定的考研究生計劃都是一個“否定”。

很希望今年還有機會到江浙一趟。您還有機會過來嗎？此時正是桂花飄香季節(jié)，這番景象真是令人陶醉其中……如有適合的機會，就請人給您家?guī)抗鸹ㄗ选?/p>

順致研安！

鐘揚

1986.9.20.武漢

鐘揚有了心儀的對象，他很快帶著張曉艷到南京去找好友黃梵，向黃梵借了兩輛自行車出游。黃梵問鐘揚為何鐘情于張曉艷，鐘揚認為，張曉艷不僅漂亮，而且熱愛科研、事業(yè)心重，心思又很單純，這樣的女孩兒，對他來說，有著強烈的吸引力。

家庭事業(yè)兩不誤

鐘揚的戀愛結出了碩果，他的學術研究也是蒸蒸日上。

由于科研工作的杰出成就，1986年底，鐘揚在中國武漢植物研究所破格獲批助理研究員的職稱。同時，鐘揚帶領研究所的工作人員成立了水生植物室，把計算機技術應用到植物學的分類研究中，張曉艷也到了水生植物室，協(xié)同鐘揚一起做研究。

這一時期，鐘揚的研究成果不斷：

他撰寫的《計算機輔助三維重建技術及其應用》（摘要）入編中國科學院武漢分院首屆青年生物學工作者學術討論會《論文摘要匯編》；

和黃德世、馬建新合作撰寫的《研究所效益及若干環(huán)境因素的數(shù)量分析》在武漢中國科學院第7次科研管理學術討論會上交流，并編入討論會論文集；

獨立撰寫的《相聚在武漢》發(fā)表于《中國科大校友通訊》1987年第4期第2版；

和張曉艷合作撰寫的《荷花品種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刊登于《武漢植物學研究》1987年第5卷第1期，該文還獲得了1988年湖北省優(yōu)秀論文獎；

1987年，鐘揚參加了湖北植物學會、中國植物學會；

1988年2月，鐘揚撰寫的《縮短無成果的學習階段——介紹〈科學研究的藝術〉和〈發(fā)現(xiàn)的種子〉》發(fā)表于《書刊導報》1988年2月25日第2版。

同時，鐘揚也沒有耽誤自己的生物學課程的學習。他在武漢大學旁聽了陳家寬的《普通生態(tài)學》，當時陳家寬剛到武漢大學，在讀博士。而鐘揚這一聽就是兩年。

陳家寬是武漢大學的生物學、生態(tài)學教授，他對鐘揚這位“旁聽生”印象極深，而且兩人很談得來。并且，陳家寬的博士論文，就是和鐘揚一起合作的。冬天冷，陳家寬就跟鐘揚待在植物所的招待所里，裹著棉絮做研究。陳家寬博士論文的計算、系統(tǒng)發(fā)育學的研究、數(shù)據(jù)分析，都是在武漢植物研究所完成的。

鐘揚學習十分認真，記性好，又愛鉆研，因此很快就掌握了植物學的相關知識，在認植物方面也超過了科班出身的張曉艷。

1988年3月，二十三歲的鐘揚與張曉艷在武漢登記結婚。

說起來，這里面還有一個小插曲。在開結婚證明的時候，鐘揚采取的是先斬后奏的方式。據(jù)張曉艷回憶：

“我那時再從上?；氐轿錆h植物所的時候，他這邊已經(jīng)把結婚證明開了。我還在云里霧里，還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已經(jīng)辦完了。他說，‘辦完事了，我們好安心做科研?！@種大事雙方應該都考慮下，但他不這樣理解，他想的是，我肯定會這樣的。我說，‘也不對呀，這證明應該是我自己開，你怎么幫我開了？’他的理由是，他代我開完證明，我就不用牽掛此事了，我們結婚以后，就可以安心做事了。我當時確實顧慮比較多，是因為我在家也是獨生女，考慮到以后負擔比較重；再一個，當時我天天想著回家，因為我爸我媽當時在西安。他老是說我成熟得特別晚，說我也沒有那種雄心壯志，而是隨遇而安的，沒有特別多的想法，比較簡單。我當時也說，‘我們都是獨子，父母將來年齡大了，以后的負擔太重了?！f，‘你幸虧是嫁到我們家來了，看我爸媽對你多好，把你當女兒一樣。你要是到別的人家，還有好多妯娌，或者小姑子，你根本搞不定的?！艺f，‘我又不跟人家計較，又不跟人家生氣，還會有什么？’他說，‘你不跟人家計較，人家要跟你計較，還不夠你麻煩的嗎？’”

因為武漢植物所不缺房子，鐘揚和張曉艷一結婚，植物所就分了一套房子給他們。鐘揚和張曉艷的喜糖，令武漢植物所的科研人員的印象很深。那個時代比較儉樸，喜糖一般都是裝在一個塑料袋內，用訂書機釘起來，每人送一包。而他們是用訂書機把兩袋釘在一起，每人送兩包喜糖。因為他們就是看重大家的交情，想讓每個人都感受到他們的喜悅之情。

鐘揚父親鐘美鳴，原來在黃岡地區(qū)教育局工作，由于工作變動，調到了武漢，自此，鐘揚父母就一直住在了武漢。鐘揚和張曉艷結婚后，能經(jīng)?；厝タ赐麄兊母改?。但張曉艷比鐘揚回去得更為頻繁，她和婆婆王彩燕的關系非常好，她說：

“鐘揚還在武漢植物所的時候，就經(jīng)常不回家，待在所里頭。他爸他媽周末打電話，希望我們周末回去，他就讓我回去做個代表。他也不常回去，還是我回去得多一些。鐘揚父母跟我父母也沒有任何隔膜，這在很多家庭中比較少見，可能價值觀都比較一致，都比較好說話。我爸我媽以前跟他爸他媽也在一起待過，而且他爸他媽特別希望我爸我媽跟他們待在一起。這是很少見的?！?/p>

鐘美鳴和王彩燕將張曉艷看作自己的親生女兒般，很是疼愛。

鐘揚對待科研非常認真。鐘揚從事的領域叫植物數(shù)量分類，他正是和張曉艷合作研究以后，通過查閱大量資料，才意識到這個領域可以成為他的一項事業(yè)。當時介入這項研究的人很少，是一個很新的領域。國內沒有人研究，是個空白。所以，他的第一本書《數(shù)量分類學》，就是填補這一空白的。

鐘揚寫這本書的時候，他和張曉艷剛結婚，有一套兩居室的房子，其中一個房間，滿地都是他寫的稿紙。那時都是用手寫的，最多可以用復寫紙復寫一下。如果這篇寫錯了字，或有個什么錯誤，那給出版社的稿子就得重抄一遍。后來，光糨糊就用了不少，有時張曉艷也幫他粘一粘——就是摳一個洞，然后粘一個字上去。手改是沒有問題的，但是不能亂。稿紙寫得滿滿當當?shù)?，常沒地方改，滿滿的一大節(jié)只能從中間加進去一條。有時一個字寫錯了，他們就剪一個方格貼上去。

在這塊學術領地，鐘揚那時做得很好。二十多歲的年紀，基本上在國內這個領域開辟了一個新天地。

學術科研大發(fā)展

在接下來的日子里，鐘揚和研究所的同事們合作撰寫了大量的研究論文，主要是用計算機技術來給植物進行分類研究，其中包括：《生態(tài)系統(tǒng)演替過程的數(shù)學模型》《圖論中國慈姑屬數(shù)量在分類研究中的應用》《植物栽培區(qū)劃的模糊數(shù)學模型——以橄欖油為例》《植物生殖的定量細胞學研究進展》《荷花品種綜合評選的數(shù)學模型》《湖北樟屬的數(shù)量化學分類研究》《中國慈姑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居群間性狀受異的譜分析模型》《計算機輔助三維重建技術及其應用》等重要文章。

這一時期，因為科研需要，學術能力突出，鐘揚也參加了不少學術會議：

1988年，鐘揚擔任了湖北植物學會常務副理事長，他與合作者何芳良出席了沈陽應用生態(tài)所組織的“青年生物數(shù)學”會議；

1989年4月8日，鐘揚出席了在中國科學院武漢植物研究所召開的武漢市植物學會1989年學術年會；

同年10月，鐘揚、陳家寬、鄔洪才、李偉等撰寫的《中國慈姑屬系統(tǒng)發(fā)育的研究（英文摘要）》入編日本京都第4屆國際植物物種生物學術討論會論文集；同時，H.T.Cliford、鐘揚撰寫的《浸水條件下禾本科種子發(fā)芽力的分類學意義》發(fā)表于《種子雜志》1989年第5期。

鑒于鐘揚出色的研究成績，這一年，他獲湖北省“新長征突擊手標兵”稱號。

1990年4月26日，二十六歲的鐘揚向黨組織遞交了入黨申請書；9月，赴蘇聯(lián)科學院遺傳研究所訪問。此后，鐘揚便陸陸續(xù)續(xù)參加過好幾次出國訪問交流。

10月，鐘揚和陳家寬、黃德世編寫的《數(shù)量分類的方法與程序》由武漢大學出版社出版。該書是介紹數(shù)量分類學方法的入門書，主要內容為數(shù)量分類的基本概念和常用方法，例如系統(tǒng)聚類、圖論聚類、主要成分分析以及一些正在發(fā)展中的方法，如模糊聚類和數(shù)量分值分析等。這是鐘揚在數(shù)量分類上取得的有益成果，也是中國植物學研究中推廣最早的原創(chuàng)著作。這對當時進行植物研究的科研人員來說，非常適用。

這一年，鐘揚與他人合作發(fā)表了三篇論文，分別是《睡蓮目的數(shù)量分支分類學研究》《世界慈姑屬植物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計算機輔助分支分析：方法和程序》。大量的研究成果，使得鐘揚被中國植物學會授予“優(yōu)秀青年植物學工作者”稱號。

鐘揚與張曉艷在研究中取得一定成果的同時，他并未忘記給妻子張曉艷制造一些浪漫。有一次，張曉艷過生日，正好趕上了圣誕節(jié)。而鐘揚這時正在北京出差，鐘揚就突然跟張曉艷說讓她訂張票來北京。張曉艷很疑惑，還以為出了什么事。但到了之后才發(fā)現(xiàn)，鐘揚已經(jīng)訂了一個涉外賓館，還帶著張曉艷去吃了一頓“大餐”——漢堡。國內當時是不過圣誕節(jié)的，但他們在涉外的一些場合中，感受到了圣誕節(jié)的氣氛。這讓張曉艷感到新鮮的同時也很感動。這個看似外表粗獷的男人，實有細膩的內心。

不僅如此，鐘揚在自身成長的同時，也注重培植新人，這也與結緣于武漢大學的陳家寬有關。陳家寬在武漢植物研究所里做相關研究，鐘揚在協(xié)助的同時，還有一個小助手就是李偉。李偉學的是生態(tài)學專業(yè)，通過陳家寬的引薦，結識了鐘揚。鐘揚對其影響非常大。李偉的本科論文、碩士論文都是在鐘揚的幫助下完成的。他本人對鐘揚十分欽佩，他認為，一個不是“科班”出身的人，對生物學竟有如此獨到深刻的見解，并能將學科交叉運用，是很了不起的。這無疑讓這個年輕人愿意留在鐘揚身邊跟隨學習。所以，李偉一畢業(yè)，就選擇了武漢植物研究所。在研究所工作期間，李偉與鐘揚、陳家寬合作研究出了不少成果。不只是陳家寬和李偉，武漢大學孫祥鐘的團隊都與鐘揚有著密切的合作，這與鐘揚自身對科學的敏銳和熱情有關，更與鐘揚掌握的先進的分類方法密不可分。

1991年，鐘揚相繼與陳家寬、孫祥鐘、何景彪、黃德世等人合作發(fā)表了多篇論文，包括《海菜花屬的分支學研究》和《矮慈姑居群的數(shù)量分類研究》等?！逗２嘶▽俚姆种W研究》后來被列入國家自然科學基金資助項目。同年6月，二十七歲的鐘揚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成為一名光榮的中國共產黨黨員。

此時，鐘揚還和同事李偉到湖北省第三大湖斧頭湖開展水生植被調查，并合編了《水生植被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一書，由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發(fā)行，陳家寬為這本書寫了序言。這本書編譯了有關水生植被研究理論與方法的綜述與專論共10篇，并系統(tǒng)介紹了該領域的研究進展和發(fā)展趨勢，附錄有關我國內陸水生植被研究概況的專題綜述。除此之外，鐘揚關于水生植被研究的論文還有《我國內陸水生植被研究概況》《斧頭湖水生植物考察》《湖北斧頭湖湖濱濕地水田碎米薺群落的定量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