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期浪漫派（1803—1815）

一、時代背景

不可一世的拿破侖自1799年通過政變當上法國第一執(zhí)政官后，野心勃勃，對內實行軍事獨裁，對外瘋狂推行侵略和擴張政策，力圖在歐洲乃至歐洲以外地區(qū)建立法國大資產(chǎn)階級政治和經(jīng)濟上的霸權。1806年，他把德意志西部（萊茵河沿岸）和南部16個小邦國組成所謂“萊茵聯(lián)盟”，從而給“德意志民族神圣羅馬帝國”以致命的打擊。這些小邦國都正式脫離帝國，變成接受法國保護的附屬國。這樣，帝國事實上成了個有名無實的空架子，很快就土崩瓦解了。同年10月，拿破侖軍隊在耶拿和奧爾施塔特戰(zhàn)役中給普魯士—薩克森軍隊以毀滅性的打擊，緊接著，狂妄自大的拿破侖同沙皇亞歷山大一世簽訂了《提爾西特和約》（1807），使普魯士失去了半壁江山（領土縮小了一多半）。異族的統(tǒng)治和奴役，使德意志民族置身于水深火熱之中，蒙受奇恥大辱，促使民族內部各階層人民和各種社會力量奮起反抗，掀起救亡圖存的愛國運動。卡爾·馮·施泰因男爵、格哈德·馮·沙恩霍斯特、奧·奈·格奈澤瑙等改革家，先后推出了濟世安邦的舉措。與此同時，各行各業(yè)、各界人士紛紛投身救亡運動，哲學家費希特、詩人恩·莫·阿恩特、學者威廉·馮·洪堡和著名“體操之父”弗·路·雅恩就是他們中的杰出代表。德國中期浪漫派，正是在國家和民族處于危難的歷史時刻走上歷史舞臺的。

二、中期浪漫派的特點

中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與早期浪漫派作家多少有過接觸。路德維?！ぐ⑾Ｄ贰ゑT阿尼姆（Ludwig Achim von Arnim）作為著名作曲家和音樂家約翰·弗·賴夏特（Joh．Friedr．Reichardt）家的?？?，通過后者結識了蒂克等早期浪漫派作家。克萊門斯·布倫塔諾（Clemens Brentano）于1798—1800年在耶拿結識了弗·施萊格爾和蒂克等人，參加了早期浪漫派的活動，接觸到浪漫派的思想觀念。不難看出，中期浪漫派是在早期浪漫派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產(chǎn)生的，兩者在世界觀和美學思想方面自然存在某些聯(lián)系，但同時也必須看到，隨著時間的推移和社會歷史的急劇變化，兩者也存在明顯的差異，這些差異構成了中期浪漫派的顯著特點。

第一，隊伍構成上的差異。如果說早期浪漫派基本上是個理論型的隊伍，那么中期浪漫派則基本上是一路生產(chǎn)型或者創(chuàng)作型人馬，當然他們中也有學者型人物，如格雷斯和亞當·米勒。

第二，隊伍規(guī)模上的差異。早期浪漫派隊伍雖精干，但不外是“七八條槍”，而浪漫派發(fā)展到第二階段，即中期浪漫派階段，成員成倍地擴大，在社會上所起的作用，日益明顯，真可謂事業(yè)興旺發(fā)達，因此中期浪漫派也被稱為盛期浪漫派（Hochromantik）。

第三，政治熱情空前高漲。面對異族的侵略和統(tǒng)治，以及民族的危難，中期浪漫派與國內廣大知識階層一樣，格外關注時政問題，關注國家和民族的命運和前途。本著救亡圖存的精神，他們以不同的形式，或拿起槍桿子，或以筆桿代槍，投身救亡愛國運動?？巳R斯特以辦報（《柏林晚報》）、寫劇本（《赫爾曼戰(zhàn)役》）和逸事等形式投身戰(zhàn)斗。由約瑟夫·格雷斯主辦，阿尼姆、布倫塔諾和格林兄弟等協(xié)辦的《萊茵水星報》（1814—1816），被譽為抗擊拿破侖的“世界第五勢力”。神學家和古典語言學家施萊爾馬赫（1767—1845）1807年被迫離開任教的城市哈雷，遷入反抗拿破侖的中心柏林后，四處發(fā)表演說，鼓動民眾抗戰(zhàn)。弗·施萊格爾力圖以令人振奮的文告和詩歌（如《誓言》）激發(fā)同胞的斗志。以童話小說《溫亭娜》遐邇聞名的小說家兼劇作家富凱，力圖通過士兵歌曲，如《志愿的狙擊手戰(zhàn)歌》，去鼓舞戰(zhàn)士的斗志。詩人艾興多夫則一手拿槍，一手拿筆，奧地利蒂羅爾農(nóng)民揭桿而起的壯舉，激發(fā)了他的詩興，他在《致蒂羅爾人》一詩里把起義農(nóng)民稱為“偉大時代的同志”。

第四，工作重心轉向民間文學。如果說早期浪漫派的代表人物主要著力于理論革命與創(chuàng)新，那么中期浪漫派則更多著眼于民間文學，引導人民大眾關注本民族的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從而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為抵抗戰(zhàn)爭作精神上的準備。

中期浪漫派成員眾多，活動地盤也多，他們主要分散在海德堡、德累斯頓、柏林和維也納等地，浪漫派成員在這些城市里，形成了中期浪漫派的“派中之派”。

三、海德堡浪漫派（1805—1808）

海德堡浪漫派孕育了路德維?！ぐ⑾Ｄ贰ゑT·阿尼姆（1781—1831）和克萊門斯·布倫塔諾（1778—1842），他們兩人大學時代便結下友誼，兩人在萊茵河之旅（1802年6月）期間，曾經(jīng)制訂了編纂出版一部古老民歌集的計劃。布倫塔諾和阿尼姆先后于1804年和1805年來到海德堡，在這里以他們?yōu)楹诵模芸煨纬闪艘粋€以搜集、研究和普及民歌和德國古代文藝為己任的小圈子，俗稱海德堡浪漫派。其成員包括約瑟夫·格雷斯、亞當·米勒、扎哈利亞斯·維爾納和年輕的艾興多夫。艾興多夫是法學系的學生，他在1807—1808年間聆聽過格雷斯授課。另外，格林兄弟也可歸入該派之列，這不僅因為他們兩人搜集整理的《兒童與家庭童話》，俗稱《格林童話》，是在海德堡浪漫派的影響和啟迪下，從1806年起在海德堡搜集記錄下來的，而且兄弟兩人也是該派刊物《隱士報》的撰稿人，與海德堡浪漫派人士過從甚密。

1．《隱士報》（Zeitung für Einsiedler, 1808）

《隱士報》是海德堡浪漫派的刊物，由阿尼姆和布倫塔諾合辦，這是他們兩人繼《男童的神奇號角》后又一次重大“協(xié)作”。細心的讀者不難發(fā)現(xiàn)，《雅典娜神殿》與《隱士報》雖說都是浪漫派的刊物，但兩者在辦報方針等一系列問題上存在明顯的差異。在辦報原則上，前者強調協(xié)作精神，小集體主義原則，文章概不署名，后者放棄這一原則，主張文責自負。在發(fā)行對象上，前者面向少數(shù)知識精英，后者面向廣大讀者。在內容與形式方面，前者偏重理論，偏重哲理性內容和斷片形式，后者內容五花八門，形式不拘，既有創(chuàng)作詩文，也有改寫或翻譯的中世紀史詩；既有文學史評論，也有翻譯作品，東方文藝導讀；既有幽默、諷刺小品，也有戲劇選錄，等等。在作者隊伍構成上，前者實行關門主義，就是說稿件由施萊格爾兄弟以及少數(shù)幾個摯友包辦，拒絕接納社會名流參與合作；后者實行開門辦報，因而作者群體中人才濟濟，除了阿尼姆和布倫塔諾外，還有貝蒂娜、格雷斯、讓·保爾、施萊格爾兄弟、格林兄弟、狂飆突進作家弗·米勒以及1804年前后作為施瓦本浪漫派作家嶄露頭角的烏蘭德、克爾納、富凱和畫家龍格等。不過，《雅典娜神殿》（1798—1800）與《隱士報》（1808.04.10—08.30）有一點是一致的：它們全都“短命”，前者的發(fā)行期比后者略長，后者?？瘯r印行了一本圖書，名為《安慰孤獨》（Tr?st—Einsamkeit），內附一篇諷刺性的告別演說—《致尊敬的讀者》。

在德意志民族蒙受異族統(tǒng)治和奴役，處于水深火熱形勢下的時候，浪漫派適時地改變了航向，遵照啟蒙思想家赫爾德和“狂飆突進運動”開創(chuàng)的重視民歌搜集的傳統(tǒng)，按照“歷史法學派”創(chuàng)始人薩維尼發(fā)揚“民族才智”思想的指引，德國浪漫派把注意力和工作重心轉向民間文學的搜集、整理和研究上。在他們看來，民間文學是高居于一切文學種類和體裁的，搜集、整理、出版古代民間文藝，不僅是為了發(fā)掘、搶救古代文化寶藏，免遭歷史的湮沒，同時也是為了讓長久被分裂的民眾看到民族統(tǒng)一時代的燦爛文化，以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把各階層人民的力量匯聚成抗擊異族侵略和占領的洪流。在搜集、整理、出版古代民間文學方面，阿尼姆和布倫塔諾以他們的《男童的神奇號角》、格雷斯以他的《德意志民間故事》、格林兄弟以他們的《兒童與家庭童話》，作出了杰出的貢獻，成為輝煌的榜樣。

2．《男童的神奇號角》（Des Knaben Wunderhorn, Alte deutsche Lieder, 1805/1808）

阿尼姆和布倫塔諾在1802年萊茵河之旅期間，萌生了合編一部古代民歌集的念頭。從那時起，兩人通力合作，各自發(fā)揮自己的專長，阿尼姆作為思想家和理論家，在集子的政治思想傾向和愛國主義精神發(fā)揚方面發(fā)揮主導作用，布倫塔諾則擔負起組織工作的重任，他孜孜不倦地搜集資料，通過發(fā)通告、私人通信等方式，建立起一個遍布全德意志的撰稿人和“民歌之友”的網(wǎng)絡。他們搜集到自16世紀以來數(shù)百年間的豐富文獻資料、典籍（包括歌曲集、古代工匠詩歌、書刊、編年史、傳單、布道書、方言詞典等），經(jīng)過阿尼姆和布倫塔諾多年的勤奮篩選、加工，《男童的神奇號角》第一卷于1805年問世，第二卷和第三卷于1808年問世。

《男童的神奇號角》是阿尼姆和布倫塔諾頭一個重要的“協(xié)作工程”。阿尼姆和布倫塔諾不僅是摯友、親密合作者，兩人還是親戚，阿尼姆是布倫塔諾的妹夫。按照浪漫派所謂“協(xié)作詩”、“協(xié)作哲學”的精神，這個“協(xié)作工程”原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分彼此的聯(lián)袂合作項目。有意思的是，自從著名浪漫派女作家，阿尼姆的妻子貝蒂娜，把《男童的神奇號角》收錄進《阿尼姆全集》以后，這部詩歌集便被后人當作阿尼姆的作品。

《男童的神奇號角》是德國第一部大型民歌集，收入民歌700多首。其實，從體裁上看，所收入的并非都是純粹的古代民歌，其中既有敘事歌謠、敘事詩，也有17世紀作家的詩歌，甚至還有編者改編和創(chuàng)作的詩歌。就是說，歌集內除了民間流傳下來的所謂“自然詩”（Naturpoesie）外，還有文人墨客創(chuàng)作的所謂“藝術詩”（Kunstpoesie）。所收錄的作品，編者在編輯加工時，如遇必要，對文字和韻律作了改動，內容上也作了刪改或增添。

《男童的神奇號角》題材廣泛，既有愛情歌曲，也有宗教歌曲；既有反映下層勞動人民真實生活，抒發(fā)其喜怒哀樂之情的民歌，也有訴說社會和民族苦難的歌曲，等等，種類繁多。民歌集中的主角或者說歌手，也是形形色色：有四處漫游的樂師、雇傭兵，學徒期滿的工匠，處于漫游學習期的大學生，尋找未婚妻的獵人，也有四處漂泊的流浪漢、乞丐、強盜，倚門賣笑的煙花女子。

如上所述，《男童的神奇號角》是一部把所謂“自然詩”與“藝術詩”混合編纂而成的民歌集，它的出版在社會上引起了不同的反響。一方面，它受到許多同時代人的熱情贊譽，稱它為喚起民族意識的覺醒做出了貢獻；另一方面，它在浪漫派內部和外部遭遇雙重指責，可謂陷入“腹背受敵”、內外夾擊的困境。在內部，起來發(fā)難的是格林兄弟和弗·施萊格爾，尤其是雅各布·格林。這種發(fā)難，從格林兄弟方面來說，涉及一個美學問題，在他們看來，應該把“自然詩”與“藝術詩”嚴格區(qū)分開來?！赌型纳衿嫣柦恰肪幷咭浴白匀辉姟?、“藝術詩”混編的“主觀主義現(xiàn)代化”的編輯方法，使古代詩歌的“歷史個性和真實性”產(chǎn)生了“異化”。施萊格爾兄弟則從一種知識精英，脫離人民群眾的立場出發(fā)，把《男童的神奇號角》的民歌貶為“賤民歌曲”（P?bellieder）。如果說格林兄弟和施萊格爾兄弟的批評是私下的議論，那么詩人兼翻譯家的福斯（Johann Heinrich VoB, 1751—1826）則站在后期啟蒙運動的立場，猛烈抨擊了這部歌集，公開誹謗《男童的神奇號角》是“故意篡改”“甚至把粗制濫造的東西硬塞進去”，使之成了一部雜七雜八、下流猥褻、平庸乏味的街頭流行小調的大雜燴。與此同時，它也博得一些名流的認可和稱贊，如詩人歌德非常熱情友好地為這部歌集寫了一篇評論，他還指出福斯的立場是“僵化”的。當然歌德也看出了這部歌集的一些缺點和毛病，他特別告誡讀者要提防書中那些渲染封建僧侶思想意識的傾向。但他首先強調的是民歌的意義，贊揚了編者的功績。詩人海涅在他的《論浪漫派》（1835）中，對《男童的神奇號角》贊不絕口，他說：“這本書我是贊不勝贊的。它包含著德意志精神最迷人、最可愛的花卉。誰要想從一個可愛的側面認識德意志民族，請讀讀這些民歌?！?sup>

《男童的神奇號角》盡管存在一些缺陷，但它是德國浪漫派的一部重要作品，它的重要性和意義是多方面的：首先，它為德意志民族搶救了一份寶貴文化遺產(chǎn)，使它們免遭歷史的湮沒；其次，當?shù)乱庵久褡逄幵诒划愖迩致院团鄣膰乐貧v史關頭，它讓人們意識到德意志民族歷史上輝煌的文化成就，從而促進了民族意識的覺醒，培養(yǎng)了人民群眾的愛國主義情感；再次，它的豐富內容和形式給當時和后代的德國詩人，例如艾興多夫、烏蘭德、默里克、海涅、施托姆等提供了很好的借鑒，對德國19世紀詩歌的發(fā)展起到了積極的促進作用。

3．《德國民間故事書》（Die teutschen Volksbücher, 1807）

格雷斯（Joseph von G?rres, 1776—1848）編纂的這部故事書，也屬于海德堡浪漫派的重要文學成就之一。格雷斯1806—1808年在海德堡當私人教師，受阿尼姆和布倫塔諾的影響，對古代民間文藝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布倫塔諾的私人圖書館為他的研究提供了方便。格雷斯耗費很多精力編寫這部六卷本的巨著，其目的主要不是為了深入探索古代民間文藝問題，而是為了對民眾進行民族文化教育，讓他們了解古代民間文藝，從而喚起民眾的民族文化史意識。這一文學形式在啟蒙運動時期曾經(jīng)遭到忽視，幾乎被世人遺忘。

格雷斯在《德國民間故事書》中介紹了古代49位代表人物的作品，包括史詩、傳奇故事、旅行記、短篇論文等，他對其中的每部作品都作了內容陳述、文學評價，以及與同類題材作品的比較等。

這部《德國民間故事書》問世以后，人們對它的評價也是見仁見智，毀譽參半。不僅蒂克、讓·保爾等對它沒有好感，就是海德堡浪漫派圈內的人，對它也頗有微詞。但它卻博得奧·威·施萊格爾和歌德等人的賞識。格雷斯除了搜集、研究、出版《德國民間故事書》外，還編寫了《亞細亞神話史》（1810）和《古代德國民歌金曲》（1817）等書。

4．《格林童話》（Kinder und Hausm?rchen, 1812—1815）

《格林童話》是一部令德國浪漫派享譽世界的作品，也是德國浪漫派對世界文化所作的一個偉大貢獻。《格林童話》是在阿尼姆和布倫塔諾的影響下，受到《男童的神奇號角》的啟迪而產(chǎn)生的。格林兄弟1802年前后曾經(jīng)在馬爾堡師從“歷史法學派”創(chuàng)始人薩維尼攻讀法律，通過薩維尼結識了他的妻舅布倫塔諾，接著又通過布論塔諾結識了阿尼姆。在這兩位中期浪漫派代表人物的影響下，格林兄弟對本民族古代民間文藝產(chǎn)生了濃厚興趣，決定放棄大有前途的法學專業(yè)，與海德堡浪漫派諸公一起獻身民間文藝研究。大約自1806年春天起，兄弟倆便著手為阿尼姆、布倫塔諾主持的《男童的神奇號角》搜集民歌。早在1805年12月17日，阿尼姆便在《帝國日報》（Reichsanzeiger）上發(fā)表文章，公開號召對德國民歌感興趣的同好，為繼續(xù)出版《男童的神奇號角》開展搜集合作。格林兄弟在為海德堡浪漫派朋友們的《男童的神奇號角》提交了他們搜集的民歌以后，便于1807年初著手搜集民間童話，以拯救這類有被歷史湮沒危險的文學形式。兄弟倆原先并沒有以自己的名義出版童話集的計劃，倒是布倫塔諾早在1805年就有了這樣的打算，格林兄弟遵照他的要求，無私地把自己搜集的資料提供出來。阿尼姆在一次訪問卡塞爾市的時候，當時格林兄弟正在那里生活和工作，便鼓勵他們以自己的名義，把這些童話印成書籍。

在搜集民間童話過程中，格林兄弟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文藝觀，形成了對民間文藝，特別是民間童話的看法。在他們看來，傳說和童話雖然同屬民間文藝之列，但兩者地位不可同日而語，童話是“最高層次的詩歌藝術”。1815年，雅各布·格林對兩者又作了一個形象的比喻，他說“童話好比是鮮花，傳說好比是草木”。在所謂的“自然詩”中，或者說，在民間文學中，童話對兄弟倆格外富有吸引力，他們堅信，這一體裁中保存著古老的自然詩和古老神話傳說的痕跡，讀者可借助童話開辟一條返回自己先民生活時代的道路。

格林兄弟對民間文藝，特別是對童話的高度重視和關注，受到赫爾德（1744—1803）的影響和啟發(fā)，這位頗具影響的“狂飆突進”文藝理論家、思想家，多年致力于民歌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對德國民歌的研究發(fā)展作出了重大貢獻。在赫爾德之前，民歌曾被貶為枯燥乏味的東西。赫爾德贊揚它是民眾喜聞樂見的文藝形式，他的整理和研究使這一體裁身價倍增，被譽為“最高層次的詩歌藝術”。

在格林兄弟看來，“自然詩”保存在民間，保存在民眾的口頭上，人們通過民間廣泛流傳的東西，可以接近詩歌的“源泉”?；谶@樣的認識，他們把搜集工作的重點，放在民間廣為流傳的作品方面，兄弟倆深入下層民眾，走訪“打工仔”、士兵、牧羊人、老大爺、老大媽、保姆，把他們口述的故事記錄下來。在編輯加工方面，格林兄弟十分強調忠于原作，務求原汁原味。這不是說，他們把筆錄下來的資料，原封不動地發(fā)表，而是也利用編者享有的權利，在文字上進行加工潤色，以保持全部童話風格的統(tǒng)一。兄弟倆反復表示，他們對原作不會添枝加葉，更不會加以改編，甚至塞進個人的“私貨”，以此表明他們在編輯加工上，不同于他們的派友阿尼姆和布倫塔諾的做法。但是此后的文藝學研究成果表明，一些被格林兄弟證實為德國童話的東西，并非地道的“德國貨”，而是以意大利人斯特拉帕羅拉和法國詩人佩羅作品為素材改編的。

自1816年起，雅各布·格林單獨負責這部童話的出版事務，他不斷地對童話的文字進行修改潤色，使它們的風格日臻完善，經(jīng)過數(shù)十年的努力，終于形成一種優(yōu)美、標準的童話風格。1857年，童話集推出最后一版，共收入216篇。它們反映了勞動民眾豐富的想象力，善良的心靈和高度的智慧，表達了他們樸素的倫理道德觀念和美好愿望。

《格林童話》具有通俗易懂、純樸自然、風趣幽默等風格和優(yōu)點。其中許多都是家喻戶曉的名篇，諸如：《灰姑娘》《白雪公主》《藍燈》《小紅帽》《勇敢的小裁縫》和《不來梅的樂師》，等等?！陡窳滞挕肥歉窳中值艿膫魇乐?，屬于世界文化瑰寶之列，它是青少年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糧，哺育了一代又一代少年兒童的成長，自問世以來，不斷再版，至今已被譯成大約70種文字。

四、德累斯頓：中期浪漫派的另一個活動地盤（1806—1809）

1806年，年輕的哲學家，經(jīng)濟學家和社會科學家亞當·米勒（Adam Müller, 1779—1829）從南普魯士遷到與法國結盟的薩克森首府德累斯頓，除任家庭教師外，主要從事學術講座。在1806年作的《論德意志科學與文學講座》（1806/1807年發(fā)行兩版）里，他繼續(xù)闡明1804年業(yè)已創(chuàng)立的關于對立及其消除的學說。兩年后，他與剛從法軍俘虜營中釋放出來的克萊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 1777—1811）合辦《太陽神》（Ph?bus，1808）藝術期刊。他的理論成了該刊物的靈魂。他提出的“統(tǒng)一性只能存在于多樣性中”，“而多樣性只能存在于統(tǒng)一性中”等思想決定了《太陽神》的辦刊方針。根據(jù)方針，形式不同、藝術觀點各異乃至對立的藝術作品，只要本身有特色，都可被《太陽神》采納。各種文藝流派的代表人物和社會名流，包括詩人歌德，作家維蘭德，政論家卡爾·奧古斯特·伯蒂格，史學家約翰內斯·馮·米勒，作家讓·保爾、弗·施萊格爾和蒂克，都被邀請參與合作。期刊上發(fā)表的作品，除諾瓦利斯的詩，富凱的小說和自然哲學家G．H·舒伯特的講座選錄外，主要是亞當·米勒的文學評論與美學講座，克萊斯特的劇本選刊與短篇小說。

五、柏林（中期）浪漫派（1809/1810—1815）

海德堡浪漫派解體后，阿尼姆、布倫塔諾和艾興多夫于1810年前后移居柏林，與此同時，亞當·米勒和克萊斯特不約而同地分別從德累斯頓出發(fā)，繞道布拉格和維也納來到柏林。這時的普魯士正在掀起改革興邦熱潮，而以亞當·米勒和阿尼姆為代表的浪漫派作家，卻暴露了他們的保守傾向。他們力圖借助克萊斯特主辦的《柏林晚報》（Berliner Abendbl?tter，1810—1811）把自己變成反對派新聞代言人，對抗普魯士首相卡爾·馮·哈登貝格（1750—1822）推行的經(jīng)濟和行政改革。阿尼姆拋出一個自下而上組建“自由等級制國家”的計劃，與此同時，他與亞當·米勒于1811年初聯(lián)袂創(chuàng)建了一個社團，名為“基督教德意志聚餐會”（Christlich Deutsche Tischgesellschaft）。這是一個由彼此不相識的名人組成的商討法律事務的組織，它實際上是“一種等級議會制的雛形”，其成員除貴族和高級官吏外，還有布倫塔諾、沙米索、艾興多夫、費希特、富凱和克萊斯特等人。按規(guī)定，婦女和猶太人被拒之門外，當時的婦女由于社會地位低下，無法跨越這個組織的門坎；猶太人之所以遭到排斥，并非出于種族的原因，而是因為他們被認為是“晚期啟蒙運動市儈”的化身，而浪漫派對資產(chǎn)階級市儈是恨之入骨的。

作為一個滿懷民族主義愛國激情的作家，克萊斯特在《赫爾曼戰(zhàn)役》（1808）這出戲中，以古代史實為依據(jù)，描寫了日耳曼民族英雄赫爾曼抗擊羅馬占領軍的故事，借此來激勵德意志的人民大眾反抗拿破侖的占領。他還力圖把《柏林晚報》辦成愛國主義的宣傳陣地，他在該報上發(fā)表了許多散文，特別是饒有趣味的軼事，受到讀者的青睞和好評，在激發(fā)民眾愛國主義情懷方面發(fā)揮了特殊的作用。

克萊斯特原指望把《柏林晚報》辦成自己安身立命的刊物，嚴酷的現(xiàn)實卻導致了他幻想的破滅，克賴斯特陷入深深的社會矛盾之中無法自拔：一方面，他想用自己的報紙效忠于普魯市政府；另一方面，他又無法擺脫以亞當·米勒為代表的保守勢力的左右，在亞當·米勒的影響下，《柏林晚報》對普魯士改革家施泰因和哈登貝格的抨擊越來越猛烈，結果被普魯士當局取締。最后，克萊斯特由于經(jīng)濟拮據(jù)，對政府干預自己的新聞工作感到憤懣，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亦未能引起讀者共鳴，因而對社會產(chǎn)生了怨恨情緒，看不到出路，遂自殺身亡，年僅34歲。

柏林浪漫派的文學創(chuàng)作取得了頗為豐富的成果?？巳R斯特雖然生命短暫，卻在戲劇方面創(chuàng)作了《破甕記》《赫爾曼戰(zhàn)役》和《洪堡親王》等；在小說方面創(chuàng)作了《馬販子米夏埃爾·科爾哈斯》《O侯爵夫人》《圣多明各的婚約》和《智利地震》等；在逸事方面創(chuàng)作了諸如《近期普魯士戰(zhàn)爭逸事》《尷尬的市政府》和《酗酒者和柏林鐘》等，為德國文學留下一筆豐富而寶貴的遺產(chǎn)。阿尼姆除中篇小說《埃及的伊莎貝拉》（1812）之外，還創(chuàng)作了一部所謂“時代小說”—《女伯爵多洛蕾斯》（1810），它繼承了早期浪漫派開創(chuàng)的打破藝術門類界限的傳統(tǒng)，把傳奇故事、志異小說、神話、逸事、戲劇、詩歌，乃至布道詞等不同體裁的作品混編在一起，這是一部地地道道浪漫派風格的作品，問世后受到古典作家歌德的質疑和批駁。他那部未完成的歷史小說《皇冠守護者》（第一卷，1817；第二卷，1854）描繪了馬克西米安皇帝時代色彩斑斕的文化史圖景，是德國歷史小說的雛形。艾興多夫的長篇游記《預料和現(xiàn)實》（1815）寫一個貴族青年的成長過程，作品情節(jié)簡單，卻富有情趣。艾興多夫這部小說創(chuàng)作于1810—1812年間，作者在維也納逗留期間，由多羅苔婭·施萊格爾協(xié)助修改完成。小說家、劇作家富凱（Baron de la Friedrich Fouque，1777—1843）遵照奧·威·施萊格爾的建議，在創(chuàng)作上多取材于日耳曼傳說，常以理想化的騎士作為作品的主人公，他把《尼伯龍人的傳說》改編成戲劇三部曲《北方英雄》（1808—1810）。他還寫了10多部騎士小說，其中以三卷本的《魔戒》（1813）最負盛名，他那部描寫水妖與騎士戀愛故事的藝術童話小說《溫亭娜》，1913年由徐志摩譯成漢語，名為《渦堤孩》，是其傳世之作，還被他的好友霍夫曼和A·羅爾青改編成了歌劇。富凱最有影響的作品多產(chǎn)生于1806—1815年間，他是當時最負盛名，最有影響的浪漫派作家。詩人海涅在他的《論浪漫派》一書中稱他為浪漫派作家中唯一能打動人心的敘事詩人。

六、維也納浪漫派（1808—1815）

主要涉及施萊格爾兄弟，特別是弗·施萊格爾，他于1808—1815年間在維也納的活動，構成了維也納浪漫派活動史的重要篇章。

奧·威·施萊格爾在早期浪漫派解體后，曾經(jīng)在柏林擔任過家庭教師，經(jīng)詩人歌德推薦，從1804年起開始陪伴法國著名女作家斯塔爾夫人在德國和歐洲旅游觀光。作為一名出色的文藝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奧·威·施萊格爾寫過許多出色的評論，在他眾多的著述中，最值得稱道的是他在柏林逗留期間所作的《論文學與藝術》（1801—1804），以及1808年在維也納作的《論戲劇藝術與文學》（3卷本，1809—1811）。

早期浪漫派解體后，弗·施萊格爾先后在巴黎和科隆謀生，因沒有固定職業(yè)，時常為經(jīng)濟拮據(jù)所困擾。其胞兄奧·威·施萊格爾因在維也納舉辦文學史講座，在社會上產(chǎn)生了轟動效應，于是便利用自己的威望，為其胞弟在維也納謀得一份職薪兼顧的工作—任卡爾大公爵參謀部屬下的皇家軍隊宮廷秘書。此前弗·施萊格爾以《印度人的語言和智慧》（1808）的研究，在德國創(chuàng)建了印度語言文化學和比較語言學；之后，他在《海德堡年鑒》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評論文章，其中的《〈歌德作品（1—4卷）〉評論》，屬于德國浪漫派文藝批評最重要的成就之列。

1809年春天，弗·施萊格爾肩負創(chuàng)辦一份奧地利報紙的使命來到維也納，這時正逢法國與奧地利之間爆發(fā)戰(zhàn)爭，弗·施萊格爾隨即卷入了卡爾大公爵統(tǒng)帥的奧地利征戰(zhàn)，他跟隨卡爾大公爵和施塔迪翁伯爵首相的作戰(zhàn)司令部，參加了抵抗法蘭西的戰(zhàn)爭，戰(zhàn)爭失敗后，又跟隨部隊撤退往匈牙利。返回維也納以后，弗·施萊格爾于1810年創(chuàng)辦了梅特涅時代居于主導地位的報紙《奧地利觀察者》（Der ?sterreichische Beodachter，1810—1832），他本人主管《副刊》的小品文部分，很少參與報紙政治部分的事務。1810年2—5月，他向部分高層貴族和地位顯赫的聽眾，作了一系列歷史講座，闡明他對帝制歷史任務的看法，講演稿于1811年以《論近代史》專著形式出版。對查理五世的論述，是其中最精彩的一章，后來這部著作被譯成多種語言。弗·施萊格爾來維也納之前，在波恩逗留期間，曾對近代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從而奠定了他作為歷史學家的地位。德國學術界認為，他的《論近代史》之所以取得驚人的成功，得益于他那流暢的文筆和吸引人的風格。的確，弗·施萊格爾非常重視修辭學（Rhetorik），他在《雅典娜神殿》第116則斷片里說過，所謂“漸進的包羅萬象的詩”，務必把詩歌、哲學和修辭學結合起來，而把各種不同的詩歌體裁連接起來，把詩歌、哲學和修辭學連接在一起，乃是浪漫派的使命。

1812—1813年間，歐洲各國人民正在奮起反抗拿破侖的侵略戰(zhàn)爭，與法國入侵者進行生死決戰(zhàn)，這時的弗·施萊格爾在維也納發(fā)行了一份重要刊物，名為《德意志博物館》（Deutsches Museum）。他為該雜志確立的主旨是：用愛國的，完全德意志的精神去觀察歷史、哲學、藝術和文學，促進它們的繼續(xù)發(fā)展。弗·施萊格爾在邀請讓·保爾合作時表示：凡是真正德意志精神的，就歡迎；凡是令敵人高興或者向敵人獻媚的，就排斥。《德意志博物館》因其強烈而鮮明的愛國主義基調而被同時代人視為德意志反抗異族侵略的刊物，成為德國文化史上具有文獻性質的雜志。弗·施萊格爾重視體裁和題材的多樣性，雜志不僅刊載如《尼伯龍人之歌》《埃達》這樣的古代文藝作品，北方詩藝、語言史、文藝批評諸方面的評論文章和論文；同時還發(fā)表隨筆、旅游通訊、農(nóng)業(yè)通訊、詩歌、新的“浪漫戲”和愛國主義戲劇，等等。施萊格爾非常重視搜羅各方面的精英參與合作，其中包括奧·威·施萊格爾、亞當·米勒、格林兄弟、作家讓·保爾、畫家弗·米勒、劇作家扎哈里亞斯·維爾納、小說家德·拉·莫特·富凱、語言學家和藝術理論家威廉·馮·洪堡、法國女作家斯塔爾夫人、學者約瑟夫·格雷斯、詩人兼劇作家特奧多爾·克爾納和詩人馬蒂亞斯·克勞迪烏斯等。施萊格爾創(chuàng)辦《德意志博物館》的根本目的，是實現(xiàn)他的包羅萬象的“民族教育”綱領，實際情況表明，《德意志博物館》的影響遠遠超越了奧地利的界限，成為施萊格爾這個時期最具影響力和最令人敬佩的刊物，它是中期浪漫派繼《隱士報》之后最有代表性的雜志。在弗·施萊格爾創(chuàng)辦的幾份重要雜志中，如果說《雅典娜神殿》具有世界主義傾向，《歐羅巴》具有歐洲愛國主義傾向，那么《德意志博物館》則表現(xiàn)了對本民族文學傳統(tǒng)的重視，這是德國浪漫派自海德堡時期以來形成的傳統(tǒng)。

在德意志和歐洲各國人民抗擊拿破侖的歲月里，弗·施萊格爾在維也納還曾致力于他那部最著名、最重要的文藝學論著《古今文學史》的寫作，從1812年起，他一邊寫作，一邊在維也納舉行商業(yè)性講座。1814年年末，他的講稿編成兩卷，以書的形式出版。施萊格爾研究專家恩斯特·貝勒（Ernst Behler）教授指出：雖然說該書有致梅特涅的獻辭，但從內容上看，它“突破了任何時事政治、宗教信仰或者其他實用主義的框框”，施萊格爾自己把這部文學史形容為“一幅歐洲最奇特的諸民族的畫卷”，“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這些講稿的發(fā)表，標志著一個文學史撰寫的新時代”。著名歐洲文藝批評史家勒內·韋勒克（Rene Wellek）提到奧·威·施萊格爾的《論戲劇藝術與文學》時，稱施萊格爾兄弟是一流的文學史家，他們在寬闊的基礎上，以淵博的學識，從歷史的相互關系上闡述一種包羅萬象的文學史觀念。

自1813年4月起，弗·施萊格爾受奧地利首相梅特涅委托，為未來的德意志聯(lián)邦起草一部憲法，以便在維也納會議期間供所謂的“德意志委員會”進行討論。他在向維也納會議提供的憲法草案中，提出了在德國建立邦聯(lián)制國家的構想和“重建古老帝國”的想法。后來人們在改革家馮·施泰因的遺物中，發(fā)現(xiàn)了他的一個憲法草案，這表明弗·施萊格爾在維也納會議期間所代表的利益，與這位男爵所代表的利益幾乎是一致的。維也納會議期間，弗·施萊格爾還在《漢堡超黨派通訊員》（歐洲幾家大報之一）上發(fā)表一系列文章，對維也納會議談判要點表明個人態(tài)度，闡明奧地利的觀點。弗·施萊格爾奉命起草《憲法草案》，但這并不表明他是梅特涅的應聲蟲。實際上，他是要借助撰寫《憲法草案》和在報刊上發(fā)表文章的機會，闡明并宣傳自己的思想。

梅特涅對弗·施萊格爾在維也納會議上所作的貢獻表示滿意，考慮到這位浪漫派作家在文學界的聲望和影響，遂任命他為奧地利駐法蘭克福公使館參贊。1815年11月底，弗·施萊格爾抵達法蘭克福，在聯(lián)邦議院發(fā)揮其寫作專長。除此之外，弗·施萊格爾還為《漢堡超黨派通訊員》和科塔（Johann Friedrich Cotta）的《大眾報》（Allgemeine Zeitung）撰寫了一系列文章，捍衛(wèi)奧地利的反普魯士立場。與此同時，他還與教皇極權主義的教會首領們來往密切，招致了奧地利當局的不滿，于1818年被調回維也納，從此結束了他的政治生涯。

1. ［德］海因里希·海涅：《論浪漫派》，張玉書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122頁。
2. ［意］喬萬尼·弗朗切斯科·斯特拉帕羅拉（Giovanni Francesco Straparola, 1480—1557），意大利最早的一部民間故事集《愉快的夜晚》（1550—1553）的作者，其中收錄了75篇故事，包括《美人和野獸》《靴子里的貓》等，后來成為莎士比亞、莫里哀等人創(chuàng)作的素材。
3. ［法］夏爾·佩羅（Charles Perrault, 1628—1703），法國詩人、童話故事作家。著有童話集《鵝媽媽的故事或寓有道德教訓的往日的故事》，其中錄有《小紅帽》《睡美人》《靴子里的貓》和《藍胡子》等作品。
4. 參見［德］恩斯特·貝勒：《弗·施萊格爾》，李伯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82—97頁。
5. ［德］恩斯特·貝勒：《弗·施萊格爾》，李伯杰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1991年版，第145頁。
6. 轉引自Ernst Behler：Friedrich Schlegel．In：Deutsche Dichter der Romantik, ihr Leben und Werk．Hrsg．von Benno von Wiese, Erich Schmidt Verlag, 1983, S.2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