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費厄潑賴”引發(fā)爭議

林語堂在新中國成立后至20世紀80年代一直被歷史塵埃淹沒，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由于魯迅的雜文《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文中點名批評了林語堂。由于受“左”的影響，魯迅也被抬到了嚇人的高度，魯迅批評的人也就成了“敵人”。不提便罷，提也是當做“反動”人物，或資產(chǎn)階級的反動文人看待。林語堂因受到魯迅的批評，自然也成了“反動”文人。

其實，當時的事情是：1925年10月，孫伏園寫了一篇文章《語絲的文體》發(fā)表在《語絲》第52期上。此文是寫給周作人的一封信，主要是探討了《語絲》刊物上的散文文體問題，后來周作人也寫了一篇《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發(fā)表在《語絲》第54期上。同期也刊發(fā)了林語堂寫的《語絲的體裁》。孫伏園在文章中引用了林語堂曾說過的話：“林語堂先生主張擴大范圍，連政治社會種種大小問題一概都要評論，這話初看起來似乎主張略改語絲的體例，我看實際不然。語絲同人對于政治問題的淡漠，只限于那種膚淺的紅臉打進黑臉打出的政治問題，至于那種替政治問題做背景的思想學術言論等等問題還是比別人格外留意的。說得加重一點倒是語絲同人最熱心于談政治，那種紅臉打進做一條評論，黑臉打出再做一條評論的才真淡漠于談政治呢?！敝茏魅嗽趶托胖?，提到了林語堂“必談政治”的意見，說《語絲》并沒有規(guī)定“不談政治”，只是大家都不是以政治為職業(yè)而已。周作人說：“這都依了個人的趣味隨意酌定，沒有什么一定的規(guī)律。除了政黨的政論以外，大家都要說什么都是隨意，唯一的條件是大膽與誠意，或如洋紳士所高唱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自信比賽得過任何紳士與學者，這只需看前回的大蟲事件便可明了，我們非紳士之手段與態(tài)度比紳士們要‘正’得多多?！敝茏魅说奈恼掳l(fā)表后，林語堂作了《插論語絲的文體——穩(wěn)健、罵人及費厄潑賴》刊在《語絲》第57期上。林語堂在文章中發(fā)揮了周作人《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一文的精神，要求寫文章重在寫出自己的主見。在林語堂看來，“凡是誠意的思想，只要是自己的，都是偏論，‘偏見’。若怕講偏的人，我們可以決定那人的思想沒有可研究的價值；沒有‘偏見’的人也就根本沒有同我們談話的資格了。因為他所談的‘公論’都是一種他人的議論調和而成的……”林語堂與周作人一樣，都是看重《語絲》“不用別人的錢，不說別人的話”。林語堂說到論戰(zhàn)的態(tài)度，那就是要“費厄潑賴”。他說：“再有一件就是豈明所謂‘費厄潑賴’。此種‘費厄潑賴’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也只好努力鼓勵，中國‘潑賴’的精神就很少，更談不到‘費厄’，唯有時所謂不肯‘下井投石’即帶有此義，罵人的人卻不可沒有這一樣的條件，能罵人，也須能挨罵。且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再攻擊其個人。”他在文章后的附記里寫道：“又豈明文中所謂不‘打落水狗’及‘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卑劣，雖然我不是紳士，卻也有我的體統(tǒng)和身份’也正足以補充‘費厄潑賴’的意義?！蔽哪┨貏e強調：“‘費厄潑賴’原來是豈明的意思?！?/p>

林語堂的文章發(fā)表后，魯迅立即寫了《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fā)表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魯迅說：“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卻很想有所議論?！濒斞噶⒄摰钠瘘c是對“落水狗”應持什么態(tài)度：是不可打，或者應該打，還是像林語堂所主張的那樣“對于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呢？魯迅舉了辛亥革命時期王金發(fā)對敵人實行寬容的結果是反被殺害一事為例，說明“不打落水狗，反被咬了”。王金發(fā)(1883-1915)，浙江嵊縣人。浙東洪門會黨平陽黨的首領，后加入光復會。辛亥革命后任紹興軍政分府都督，“二次革命”后于1915年7月被袁世凱的走狗浙江都督朱瑞殺害于杭州。魯迅分析了不打落水狗的原因：一是無力打，二是比例錯。就后一原因來說又有兩種情況：“一是誤將塌臺人物和落水狗齊觀，二是不辨塌臺人物又有好有壞，于是視同一律，結果反成縱惡?！濒斞钢赋觯骸疤扔腥艘毡槭┬小M厄潑賴’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俟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后。但現(xiàn)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看清對手。而且還要有等差，即‘費厄’必視對手之如何而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為人也則幫之，喂狗也則不管之，為壞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濒斞刚J為“費厄潑賴”精神，“我們當然是要的，然而尚早”。魯迅所擔心的是“保護壞人”，其結果是不可想象的。魯迅的文章實際上是對林語堂觀點的批評。因為魯迅從1923年開始與弟弟周作人感情破裂，不再來往，所以在文章中只點了林語堂的名，而未提周作人。要講寬容，不打“落水狗”，這可以說是周作人、林語堂共同的認識。

魯迅的文章發(fā)表后，林語堂馬上畫了一幅《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的漫畫，登載《京報副刊》上，表示了贊同魯迅的意見。林語堂一會兒主張不打落水狗，一會兒又贊成打落水狗，不免引起一些人的非議。為此，他寫了《討狗檄文》、《打狗釋疑》，作了解釋。在“三·一八”之前，林語堂就寫有一篇《泛論赤化與喪家之狗——紀念孫中山逝世周年》的文章，把早期革命思想提到一個從未有過的高度。《討狗檄文》聲言：“我們是絕對不妥洽的，與政府妥洽的人妥洽即同于與政府妥洽?！彼f：“我們打狗運動應自今日起，使北京的叭兒狗，老黃狗，螺獅狗，笨狗，及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養(yǎng)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數(shù)殲滅。此后再來講打倒軍閥。”《打狗釋疑》是對侯兆麟一封來信的回復，重申對魯迅忠告的信服。文章一開始就說：“狗之該打，世人類皆同意。弟前說勿打落水狗的話，后來又畫魯迅先生打落水狗圖，致使我一位朋友很不愿意?，F(xiàn)在隔彼時已是兩三個月了，而事實之經(jīng)過使我益發(fā)信仰魯迅先生‘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從而打之’之話。”

魯迅、林語堂等人當時的筆戰(zhàn)對象很明確，主要是指支持章士釗、楊蔭榆的現(xiàn)代評論派，因此，林語堂的漫畫發(fā)表后，陳西瀅等人極為不高興。陳西瀅在《致志摩》一文中說：“說起畫像，忽然想起了本月二十三日《京報副刊》里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看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胡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現(xiàn)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陳西瀅說的雖有人身攻擊之嫌，但也不能否認魯迅的確是當時政府(教育部)的官員身份。

應該說，林語堂與魯迅的關系不如與周作人的關系密切。林語堂與周作人相識較早，又同是北大的教授，據(jù)《周作人日記》記載，1923年11月3日，周作人和耀辰、鳳舉等十人晚宴，林語堂是其中之一。林語堂與魯迅的交往比與周作人的交往晚了兩年多，魯迅的《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發(fā)表后，兩人才親密起來。這說明，林語堂與魯迅的相識相交是從文字上開始的。林語堂不僅對魯迅的文章未進行任何分辯，而且在他把那篇文章收入《剪拂集》時，把題目《插論語絲的文體——穩(wěn)健、罵人及費厄潑賴》改為《論語絲文體》，并把“‘費厄潑賴’原來是豈明的意思”的附記也刪去了，因周氏兄弟失和，無法對話，所以林語堂獨自一人擔起了提出“費厄潑賴”這一暫時不宜在中國實行的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