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賦作為“一代文學(xué)”，在于新賦體的完型。與此相關(guān)，漢人的賦論則為我國古代最早的文學(xué)批評，因為漢人將《詩》三百篇歸屬經(jīng)學(xué)，而針對最早有署名的文人創(chuàng)作的辭賦，其理論批評才具有相對獨立的文學(xué)意義。關(guān)于漢代賦論，前賢研討文字多限于對其思想與藝術(shù)的評述，而我則擬從文學(xué)傳統(tǒng)的視角對漢人賦論創(chuàng)生的文學(xué)背景進行考述，以揭示其矛盾性與典范性，在歸復(fù)其面貌及發(fā)掘其內(nèi)涵的同時，期望對文學(xué)史的研究提供一點新思考。

一、漢人賦用論和諷與勸的矛盾

賦家是繼無名氏《詩》三百篇后興起的第一代文人，古人對文學(xué)的批評首先是以辭賦創(chuàng)作為鵠的，這就是漢人的賦論。

漢代賦論主要出自當代賦家與史家筆下。賦家的論述如《西京雜記》所載盛覽問作賦，司馬相如有“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zhì)，一經(jīng)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跡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于內(nèi)，不可得而傳”的說法，被視為賦論開山。也因這段討論賦藝的話在漢代似無嗣響，所以學(xué)界又有后人假托之說。賦家論賦，至西漢末揚雄始盛，其說具有漢代賦論的典范意義，繼后，東漢班固、傅毅、張衡、王逸、蔡邕等皆有賦論，大體不出揚雄與班固的論述范圍。漢代史家論賦以司馬遷與班固為代表，前者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對傳主賦作本事的記錄，后者如《漢書·藝文志·詩賦略》有關(guān)賦的淵源與分類的言述，代表了史傳批評的特征。從漢代史家和賦家的賦論，我們可以看到其批評對象主要是“楚辭”和當代賦(漢賦)，內(nèi)含了“賦源”、“賦史”、“賦用”與“賦藝”諸端，其中也提出了若干理論批評范疇，如賦的“諷諫說”、“俳優(yōu)說”、“虛詞濫說”等。倘若勘究漢人賦論之本，我認為關(guān)鍵是賦的功用問題，亦即“賦用論”。

試以“賦源于詩”這一命題為例。在漢代最明確的表述是《漢書·藝文志》所引《傳》曰“不歌而誦謂之賦，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與班固《兩都賦序》所述“賦者，古詩之流也”。如果我們仔細閱讀這兩段話的內(nèi)容，就不難看到漢人所說的是“賦做什么”(賦用)，而非“賦是什么”(賦體)?！安桓瓒b”指的是“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諭其志”，乃至“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古詩之流”也是指“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功用。這一觀點到魏晉時期就發(fā)生了變化，賦與詩的關(guān)系由文用論轉(zhuǎn)向文體論。如晉人皇甫謐《三都賦序》對上述兩段話的闡發(fā)是“古人稱‘不歌而頌謂之賦’。然則賦也者，所以因物造端，敷弘體理，欲人不能加也。引而申之，故文必極美；觸類而長之，故辭必盡麗。然則美麗之文，賦之作也”與“孔子采萬國之風(fēng)，正雅頌之名，集而謂之詩。詩人之作，雜有賦體。子夏序《詩》曰：‘一曰風(fēng)，二曰賦。’故知‘賦者古詩之流’也”。所謂賦“文必極美”、詩“雜有賦體”，已與漢人賦論大相徑庭。

漢代賦論思想根柢在“賦用”，這也就導(dǎo)致了賦論與賦作的矛盾，即一方面強調(diào)賦的“諷諫”作用，一方面又大量寫作閎衍博麗的詞章。比如張衡寫《二京賦》，極盡鋪陳之能事，但他的創(chuàng)作意圖，卻在針對“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而汲取的“卒無補于風(fēng)規(guī)，只以昭其愆尤”(《東京賦》)的教訓(xùn)。這一矛盾在揚雄賦論中有突出體現(xiàn)，他在慕司馬相如“麗辭”而作“四賦”后，又提出對賦“諷諫”作用的反思。據(jù)揚雄《法言·吾子》記述：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倍矶?，曰：“壯夫不為也?！被蛟唬骸百x可以諷乎？”曰：“諷乎!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勸也?！被蛟唬骸办F縠之組麗?！痹唬骸芭ぶ家??！?/p>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曰：“必也，淫?！薄耙瑒t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兩段文字，四問四答，皆以“諷”為中心。但揚雄論賦又不完全排斥弘麗風(fēng)格，如《漢書》本傳載揚雄《自序》謂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雄心壯之，每作賦，常擬之以為式”，且如上述“孔門用賦”，視“相如入室”，顯然是褒揚。可是當麗詞削弱了諷諫，他又多次批評相如賦“欲諷反勸”，所謂“文麗用寡，長卿也”(《法言·君子》)。

漢人重視賦用，其賦論本身也存在矛盾。如冠名班固的《漢書·藝文志》(草于二劉，成于班氏)與《兩都賦序》的說法就有不同。前者論賦史則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矣。大儒孫卿及楚臣屈原離讒憂國，皆作賦以風(fēng)，咸有惻隱古詩之義。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fēng)諭之義?！逼刭x的諷諫作用。后者論漢賦則云：“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nèi)設(shè)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yè)。……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蛞允阆虑槎ㄖS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庇种匾曎x的“頌揚”之功。

如何看待漢人賦論中“諷”與“勸”、“功用”與“麗辭”的矛盾，還應(yīng)放在文學(xué)發(fā)展的大背景中去認識其價值和意義。

1. 葛洪《西京雜記》，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12頁。
2. 參見周勛初《司馬相如賦論質(zhì)疑》，《文史哲》1990年第5期。
3. 詳見《漢書·揚雄傳》所載揚雄《自序》語，中華書局1962年版，第3515頁。按：“四賦”指揚雄所撰《甘泉》、《長楊》、《羽獵》、《河?xù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