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儒者之經(jīng)與文人之賦

在漢賦與樂制相關的文化結構中，漢代尊儒重禮的學術思潮為其更廣遠的文學背景，其影響于賦論，則是儒學與文學的關系，具體而論，又是經(jīng)與賦的問題。

漢武帝“罷黜百家，表彰六經(jīng)”，是他崇禮尊儒、托古改制政治的反映，而賦家獻賦，或宣上德，或通諷喻，也是產(chǎn)生于這樣的文化背景。只是在“經(jīng)”之用與“賦”之用這一問題上，產(chǎn)生了沖突與矛盾。因為漢人嘗以《詩》為諫書，以《春秋》斷獄，以《禹貢》治河，表現(xiàn)了政治的實用精神；而賦家的功用受制于文學體裁，所以往往掩蓋于華詞之下，自然受到經(jīng)學家的菲薄與批評。這一現(xiàn)象反映于漢人賦論，揚雄的“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區(qū)分及對賦“欲諷反勸”的批評，最為典型。這種經(jīng)、賦沖突論一直延續(xù)到唐、宋科舉取士考經(jīng)義或辭賦之爭，如北宋時王安石批評“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茍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取材》)，認為“先除去聲病對偶之文，使學者得以專意經(jīng)義”(《乞改科條制》)。而針對熙寧罷詩賦章句之學而專取經(jīng)義，蘇軾則持經(jīng)、賦互補觀作反批評云：“得人之道，在于知人，知人之法，在于責實?！蕴破瘢栽娰x為名臣者，不可勝數(shù)，何負于天下，而必欲廢之？”(《議學校貢舉狀》)即為一例。其實，從更廣遠的文化背景來看，經(jīng)、賦沖突只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實質(zhì)上統(tǒng)屬于漢代以禮樂制度為中心的尚文之教。

古之禮樂制度，統(tǒng)合文教范疇，如周朝“大司徒”為教職，行“十二教”，有“祀禮教敬”、“陽禮教讓”、“陰禮教親”、“樂禮教和”(《周禮·地官·大司徒》)等。周天子朝廷“保氏”之教，首在“六藝”，即“禮樂射御書數(shù)”。而作為對應“保氏”之教的諸侯國主掌教職的“儒者”，在“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的情形下，成為“六藝”的傳承者，亦即孔子施教“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論語·泰伯》)。而從詩教的延展看賦體之興，又有兩點值得關注：一是詩教傳統(tǒng)，一是修辭藝術。關于前者，如前述由“賦詩言志”到“賢人失志之賦”再到漢代“崇禮官，考文章”、“立樂府”而行獻賦之制，前人顯然是將賦創(chuàng)作納入詩樂之教范疇的，這也是賦家每鋪陳體物、夸張述事后均歸于“諷諫”，曲終奏雅的道理。古人稱“升高能賦”為“九能”之一，漢人歸賦于“詩”統(tǒng)，如《漢書·藝文志》以“詩賦”同“略”，意義在確立賦體文學發(fā)生之初即內(nèi)涵的“經(jīng)義”傳統(tǒng)。當然，作為賦體的完形，又在“鋪采摛文”，以擅長描繪而顯示其修辭的藝術。對此，我們又須追溯“辭”的意義。在先秦典籍中，“辭”字內(nèi)涵“文詞”之義，具體運用則在“訴訟”、“祭?！焙汀捌竼枴比矫妗Ｈ纭渡袝涡獭贰懊裰畞y，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此“訟辭”之例；《周禮·春官·宗伯》“大祝，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祈福祥，求永貞”，此“祝辭”之例；《周禮·秋官·司寇》有大行人之職：“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遍存，三歲遍俯，五歲遍省，七歲屬象胥，諭言語，協(xié)辭命”，此即“聘辭”(辭命)。探究諸“辭”應用的根本，在于說服對方，故重情理辭藻，關鍵在“文辭”。《易·乾·文言》：“子曰：君子進德修業(yè)。忠信，所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yè)也?！倍彘T禮樂之教，極重文辭的功用?！墩撜Z·憲問》載：“子曰：為命(辭命)，裨諶草創(chuàng)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chǎn)潤色之?！痹诖恕笆ト酥橐姾蹀o”的重“辭”氛圍中，好辭之風在戰(zhàn)國楚地尤盛。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就反復推述“陳辭”之義：“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歷茲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結微情以陳辭兮，矯以遺夫美人”；“不畢辭而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屈原的“陳辭”雖主要表現(xiàn)于規(guī)諫楚王與自我辯護，但在人世間“哀而無告”的境遇中，他的“陳辭”方式與心態(tài)則與祈神祝辭相通，《離騷》主要以“女媭勸告”、“靈氛占卜”、“巫咸降神”三情節(jié)構篇，實為古老楚國的祭祝神喻的回響。而漢賦是“受命于詩人，而拓宇于楚辭”(劉勰《文心雕龍·詮賦》)，就其尚辭而言，又是楚辭的嗣響與發(fā)揚。所以前人謂“賦者，古詩之流也。義取鋪張，詞歸鴻麗，馬卿揚云，稱盛軌焉”；其體現(xiàn)于漢人賦論，則如揚雄以為“辭莫麗于相如”而仿之，并謂“長卿之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答桓譚書》)。同時也因賦尚辭而掩其義，所以前人又針對班固所述“賦者古詩之流”而發(fā)論云“賦言鋪也，意主華贍”，故異于詩；其體現(xiàn)于漢人賦論，則如王充評述揚、馬賦“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論衡·定賢》)。

由經(jīng)、賦的沖突看辭章與功用的矛盾，又依歸于賦家的生存處境，即文學侍從與儒者雙重身份。如前所述獻賦與樂府的關系，屬內(nèi)廷“新聲”系統(tǒng)，且漢代賦家生存處境多為文學侍從，所以娛戲帝王為其必須的創(chuàng)作功能。但同時又不能忽略另一事實，即從學術劃分來看，由于漢大賦興盛于漢廷崇禮重儒的時代，所以賦家又多繼先儒傳統(tǒng)，描寫禮事，宣揚王道。與此相應，漢代賦家獻賦不僅在制度上出于制禮作樂的需要，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同樣體現(xiàn)了儒家的禮樂思想，其所不同者只是將舊儒禮樂觀與帝國政治相結合。班固《西都賦》云：“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彼燥@示了漢人尊帝都、倡禮樂與崇王道的關系。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東周以降諸侯強盛，霸業(yè)行世，故孔子有“尊王攘夷”之倡；然由戰(zhàn)國紛爭到秦漢一統(tǒng)，中國整體文化格局形成，所賴實為霸道。直到漢武帝時董仲舒上策，以“春秋大一統(tǒng)”相號召，提倡“獨尊儒術”，始將“霸業(yè)”融入“王道”。與學者思想一致，賦家是繼戰(zhàn)國諸子衰歇后興起的另一知識群體，他們在強盛現(xiàn)實的感召與專制帝國的迫壓下，通過“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的方式，顯現(xiàn)其“體國經(jīng)野”與“勤政恤民”的雙重作用。也正如此，漢賦家描寫天子游獵，在宣揚其武功的同時，無不旨歸于儉德尚農(nóng)、行仁恤民的理念。比如相如《上林賦》寫天子游獵盛事后，即歸于“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涂”；揚雄《長楊賦》寫漢帝田獵之禮，亦歸勤民思想，所謂“使農(nóng)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至于宣揚文治，尤為賦家所重。如班固《東都賦》“仁圣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張衡《東京賦》亦謂“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充分說明禮亂而行逆敗亡、禮備而德興國治的道理。因為賦家所作體現(xiàn)王道政治，兼有娛戲功能，以致漢宣帝論賦有云：“辭賦大者與古詩同義，小者辯麗可喜。”(《漢書·嚴朱吾丘主父徐嚴終王賈傳》)同樣，當賦以華美之詞掩蓋了儒者經(jīng)世思想時，就會招致批評，揚雄的“悔賦”如此，張衡批評“相如壯上林之觀，揚雄騁羽獵之辭……卒無補于風規(guī)，只以昭其愆尤”(《東京賦》)，也是出此心態(tài)。

于是，從儒者詩教精神與賦家尚辭風貌，我們看到了經(jīng)義與詞采的內(nèi)在沖突，提升而論，即文與質(zhì)的矛盾?？梢哉f，漢代賦論是最初將文與質(zhì)的討論落實到文學文本的。試觀幾則漢人賦論語：

或問：“君子尚辭乎？”曰：“君子事之為尚。事勝辭則伉，辭勝事則賦，事辭稱則經(jīng)。”(揚雄《法言·吾子》)

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揚雄《法言·修身》)

文質(zhì)修者謂之君子，有質(zhì)而無文，謂之易野。(劉向《說苑·修文》)

以敏于賦頌為弘麗之文為賢乎？……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于彌為崇實之化。(王充《論衡·定賢篇》)

在關注文與質(zhì)的矛盾時，人們嘗忽略這是一個問題兩個方面，也就是說沒有中國古代禮樂制度尚文的傳統(tǒng)，也就不存在與“文”相對的“質(zhì)”，強調(diào)“質(zhì)”其實就是提倡有用之文。這種矛盾的統(tǒng)一在賦域有鮮明的體現(xiàn)。漢人尚禮制，立“樂府”，興“太學”，博士論經(jīng)，作家獻賦，正處同一文化氛圍，其意在復興禮樂制度下的尚文傳統(tǒng)。所以作賦獻納本身就內(nèi)涵經(jīng)義思想，只因賦創(chuàng)作的尚辭現(xiàn)實，又招致后世“假象過大，則與類相遠。逸辭過壯，則與事相違。辯言過理，則與義相失。麗靡過美，則與情相?！?sup>的批評，這也源于漢代賦論的文質(zhì)副稱思想。

1. 《周禮·天官·大宰》孔穎達疏：“儒以道得民者，諸侯師氏以下，又置一保氏之官。不與天子保氏同名，故號曰儒?！眳⒁娬绿住秶收摵狻ぴ濉?。
2. 《毛詩·鄘風·定之方中傳》：“故建邦能命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族能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君子能此九者，可謂有德音，可以為大夫也?！?/li>
3. 阮芝生等編《本朝館閣賦·凡例》，困學齋刊本。
4. 朱珔《然松閣賦詩合鈔序》，《金陵叢書》本。
5. 摯虞《文章流別論》，嚴可均輯《全晉文》卷七七，中華書局1958年版，第190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