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經(jīng)學語境下的言、文傳統(tǒng)

自漢武帝時“立五經(jīng)博士”，漢代學術構建具有獨尊意義的經(jīng)學語境，而漢人賦論又嘗將經(jīng)學語境與“言”的實用傳統(tǒng)結合，形成對新興文體賦創(chuàng)作的批評氛圍。因為在文學史上，辭賦標志了由單語述意到偶詞排文的轉變，這也是賦家成為第一代文人的原因。而漢人賦論，正是處于由言而文之交變過程中出現(xiàn)的理論化的思考，其中內(nèi)涵“言”與“文”兩大傳統(tǒng)的交互與差異。

關于言與文，清人阮元有《文言說》一篇推述孔子作《文言》之意，其中有云：

孔子于乾坤之言，自名曰文，此千古文章之祖也。為文章者，不務協(xié)音以成韻，修詞以達遠，使人易誦易記。而惟以單行之語，縱橫恣肆，動輒千言萬字，不知此乃古人所謂直言之言，論難之語，非言之有文者也。

而言與文的區(qū)別究在何處？阮文中有注語作以下闡釋：

《說文》曰：“詞，意內(nèi)言外也?！鄙w詞亦言也，非文也?！段难浴吩唬骸靶揶o立其誠?！薄墩f文》曰：“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為文。不得以詞即文也。

正因修飾言詞而為文，阮氏又謂：“凡偶皆文也。于物兩色相偶而交錯之，乃得名曰文。”就漢賦的創(chuàng)作而言，由西(漢)而東(漢)，也有多單詞為意到多對偶為文的變化，即由口誦向文詞的演進，然從詞之修飾為文而論，楚漢辭賦又是早期文人化創(chuàng)作以修辭為藝術的代表。所以后世針對辭賦為代表的“崇尚修辭”傳統(tǒng)，往往并不討論言與文之本源，而嘗歸之于“言”質致用而“辭”文浮虛的評判。如汪應辰說：“古之學者，非有意于為文也。其于天下之義理……從容而自得，其發(fā)于文字言語也?！?sup>出于六經(jīng)之文，皆有感而發(fā)，故“自其發(fā)見者而言，不以文為本”，所以論文的價值，在于“所謂文者，所以序乎言者也”，而當文詞掩其言意，即遭到從本源意義上的批評。比如唐瑑《唯室集序》云：“予嘗謂古之圣賢未始為文，其見于語言者，皆以明斯道也，故曰辭達而已。后世文勝質，學者以文字相矜耀，世亦以是重之，故摛章繪句，駢四儷六，競為浮華之文，而去道日遠矣。”這種言、文對立而以“道”衡“文”的觀念，正內(nèi)含著由“言”而“文”的發(fā)展史跡，楚漢辭賦是此變化的創(chuàng)作體現(xiàn)，漢人賦論又是緣此而來之文學批評觀的初始成形。

翻檢漢人賦論，雖或有對賦家“麗以則”和“辯麗可喜”的正面評價，亦內(nèi)含了對“麗詞”的接受和贊同，但其批評主流則顯然是與賦家崇尚麗詞之創(chuàng)作相矛盾的尚儉致用思想。以早期的史傳評賦為例，《史記·司馬相如列傳》“太史公曰”指出：

《春秋》推見至隱，《易》本隱之以顯，《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所以言雖外殊，其合德一也。相如雖多虛辭濫說，然其要歸引之節(jié)儉，此與《詩》之風諫何異。

繼后，揚雄以為賦家尚詞如“霧縠之組麗”，是“女工之蠹也”(《法言·吾子》)；班固《漢志·詩賦略》認為“其后宋玉、唐勒，漢興枚乘、司馬相如，下及揚子云，競為侈麗閎衍之詞，沒其風諭之義”；王符批評“賦頌之徒，茍為饒辯屈蹇之辭……長不誠之言”(《潛夫論·務本》)等，皆一脈相承，實質是以言代文的批評。而從文學創(chuàng)作的意義來看，由先秦六經(jīng)重在說其意的“言”到楚漢賦家重在偶其詞的“文”，關鍵在文章“修辭”藝術的發(fā)展。

中國古代文學的發(fā)端，要在抒情與修辭，其功用則在教化與娛樂。區(qū)別而論，六經(jīng)中如《詩》、《書》中的抒情與修辭，多屬“言”的范疇，所以更重教化之用，而鮮娛樂之詞。而文學發(fā)展到漢賦(尤其是漢大賦)，創(chuàng)作題材的拓展，修辭藝術的發(fā)展，特別是作為描繪性文體的形成，使先秦時代的實用之“言”轉向繁縟汪穢之“文”，這也是有人提出文學自覺在漢賦時代的原因之一。對此，只要我們閱讀漢大賦初成期的枚乘《七發(fā)》與司馬相如的《上林賦》，如前者有關廣陵觀濤情景的描寫，后者對天子上林苑游獵之情節(jié)的鋪排，與前此的《詩》、《書》，乃至楚騷相比，可以清晰地看到文風的轉變與文辭的發(fā)展。葛洪《抱樸子·鈞世第三十》認為：“《毛詩》者，華彩之辭也，然不及《上林》、《羽獵》、《二京》、《三都》之汪博富也?！舴蚓阏搶m室，而奚斯路寢(按：指《魯頌·宮》)之頌，何如王生之賦靈光乎。同說游獵，而《叔畋》、《盧鈴》(按：指《鄭風·大叔于田》、《齊風·盧令》)之詩，何如相如之言上林乎。并美祭祀，而《清廟》、《云漢》之辭，何如郭氏《南郊》(按：指郭璞《南郊賦》)之艷乎。等稱征伐，而《出軍(車)》、《六月》之作，何如陳琳《武軍》之壯乎?！边@不僅僅是詩與賦的比較，更為重要的是突出了賦之興盛在文學史上的意義。由此再看漢代賦家的創(chuàng)作與批評，一方面他們受文學思潮的驅動，編織賦文的錦繡篇章，一方面又囿于當時的經(jīng)學語境，以“六經(jīng)”之言為準的，評價辭賦的創(chuàng)作，自然出現(xiàn)既“慕賦”而又“悔賦”的矛盾心態(tài)。揚雄早年“慕”相如賦而為“四賦”(文)，晚年又仿《論語》(言)而撰《法言》，中多批評“詞人之賦”的言論，這正是以“言”評“文”的典型，枘鑿難入，在所不免。而這種處言的傳統(tǒng)與文的傳統(tǒng)衍化交變過程中賦家尷尬的創(chuàng)作及思想處境，也正是漢代賦論產(chǎn)生的重要文學背景。

1. 引見阮?！段墓P考》，《叢書集成初編》本，商務印書館1936年版，第1—2頁。
2. 汪應辰《文定集》卷九《徐壽卿集序》，《叢書集成》本，商務印書館1935年版，第98頁。
3. 郝經(jīng)《陵川集》卷二〇《文弊解》，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92冊，第221頁。
4. 呂南公《灌園集》卷一一《與汪秘校論文書》，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123冊，第113頁。
5. 參見龔克昌《漢賦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文史哲》198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