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制度視界與漢宮廷賦

漢宮廷賦的崛興，標志了賦由楚臣的“賢人失志”到漢廷的“體國經(jīng)野”的變化，并形成了以宮廷賦為主體的散體大賦的創(chuàng)作傳統(tǒng)。元人祝堯為相如《子虛》、《上林》兩賦作“題解”時云：“鋪敘之賦。固將進士大夫于臺閣……須將此兩賦及揚子云《甘泉》、《河東》、《羽獵》、《長楊》，班孟堅《兩都》，潘安仁《籍田》，李太白《明堂》、《大獵》，宋子京《圜丘》，張文潛《大禮慶成》等賦并看……一掃山林草野之氣習，全仿冠冕佩玉之步驟?！?sup>此從歷代宮廷賦的共同特征著眼，以明其臺閣文章的雅正風格，其中關注到相如賦的肇始意義，見解亦頗精到。如前所述，漢宮廷賦與漢代制度具有互動的關聯(lián)，其于文學意義之外，也具有歷史的、文獻的價值。倘從制度的視界考察漢宮廷賦的發(fā)生與發(fā)展，有幾個問題值得闡發(fā)。

第一個問題是制度催生宮廷賦的創(chuàng)作。由于武帝朝奉行文化大一統(tǒng)政策，制度亦由區(qū)域向宮廷轉移，而伴隨這一制度變遷的文學創(chuàng)作，最典型的就是司馬相如的“天子游獵”之賦及樂府祭詩《郊祀歌》。而漢賦中有關郊祀、巡狩、籍田、輿服、養(yǎng)老、婚俗、文教諸端的描繪，又無不維系于相關制度的形成與確立。作為文學侍從的宮廷賦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很多是直接伴生于制度而來。如《漢書·揚雄傳》引雄《自序》記述其于成帝時作“四賦”的經(jīng)歷：

上方郊祠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以求繼嗣，召雄待詔承明之庭。正月，從上甘泉，還奏《甘泉賦》以風?！x成奏之，天子異焉。其三月，將祭后土，上乃帥群臣橫大河、湊汾陰。既祭，行游介山，回安邑，顧龍門，覽鹽池，登歷觀，陟西岳以望八荒，跡殷、周之虛，眇然以思唐虞之風。雄以為臨川羨魚不如歸而結網(wǎng)，還上《河東賦》以勸?！涫掠皤C，雄從……聊以《校獵賦》以風。……明年，上將大夸胡人以多禽獸……親臨觀焉。是時，農(nóng)民不得收斂。雄從至射熊館，還上《長楊賦》，聊以筆墨之成文章，故藉翰林以為主人，子墨為客卿以風。

這是賦家待詔獻賦的典型記錄，盡管作者于賦中寄寓了諷意，以合“風人之旨”，然其辭賦創(chuàng)作本身，顯然是由制度催生的。

漢制重禮，禮制首重“吉禮”，故對天子郊祀祭典，賦家兼有紀事與歌頌之功能。如紀事者，《漢舊儀》：“皇帝祭天……上甘泉通天臺，高三十丈。”王褒《甘泉賦》：“十分未升其一，增惶懼而目眩。若播岸而臨坑，登木末以窺泉?！贝藢懠漓搿疤弧敝?。又，《續(xù)漢志·禮儀上》：“進熟獻，太祝送，旋，皆就燎位，宰祝舉火燔柴，火然，天子再拜，興，有司告事畢也?！睋P雄《甘泉賦》：“于是欽祡宗祈，燎熏皇天，招繇泰一。舉洪頤，樹靈旗，樵蒸焜上。配藜四施。東燭滄海，西耀流沙，北幽都，南煬丹厓?！贝藢懠罆r禋祀、權火諸法。緣于漢人好仙道，自武帝以后尤盛，故祭祀之禮多以神靈之符瑞擬狀政治之祥瑞，其于宮廷賦中反映多多。如班固《東都賦》“故下人號而上訴，上帝懷而降監(jiān)，乃致命乎圣皇。于是圣皇乃握乾符，闡坤珍，披皇圖，稽帝文”，以祥瑞狀大漢之德；桓譚《仙賦》“仙道既成，神靈攸迎，乃驂駕青龍，赤騰為歷；躇玄厲之嶊嶵，有似乎鸞鳳之翔飛”，以祥瑞擬諸仙境；馮衍《顯志賦》“躍青龍于滄海兮，豢白虎于金山。鑿巖石而為室兮，托高陽以養(yǎng)仙。神雀翔于鴻崖兮，玄武潛于嬰冥”，以漢祭四方之神的祥瑞擬狀高遠志向。這些描寫反映漢禮雖或隱或顯，然派生于漢代制度則毫無疑問。

第二個問題是圍繞漢代制度產(chǎn)生的一些文學熱點，同樣清晰地表現(xiàn)于宮廷賦的創(chuàng)作?？梢哉f，賦家作品中所反映的漢代制度，如前述郊祀、校獵、都城、宮室等，就是漢宮廷賦圍繞制度建設產(chǎn)生的一系列熱點問題。比如漢代皇帝親自主持的軍事禮儀制度，有、大閱、校獵等，其中校獵有兩義：一是游戲性質，一是軍事演習。而其反映于宮廷賦，又分兩類，一是大賦中皆有校獵的描寫，如相如《上林》、揚雄《長楊》、班固《兩都》、張衡《二京》、枚乘《七發(fā)》、傅毅《七激》等；一是以其名題，如揚雄《校獵》、王粲《羽獵》、曹丕《校獵》等。而自相如《上林賦》中描寫天子校獵禮，后繼者不絕，顯然成為漢賦一大熱點，其中對其制度、儀式、思想，均有寫照。譬如行校獵禮的地點，或在上林苑，如相如《上林賦》“蹶石闕，歷封巒。過鵲，望露寒。下棠梨，息宜春。西馳宣曲，濯鹢牛首。登龍臺，掩細柳”；或在長楊榭，如班固《西都賦》“于是天子乃登屬玉之館，歷長楊之榭，覽山川之體勢，觀三軍之殺獲”；或在廣成苑，如馬融《廣成頌》“方涉冬節(jié)，農(nóng)事間隙，宜幸廣成，覽原隰，觀宿麥，勸收藏，因講武校獵”；或在平樂觀，如李尤《平樂觀賦》“習禁武以講捷，厭不羈之遐鄰”等。

漢宮廷賦的一些熱點描寫，亦多緣于漢制度的變遷和爭議。如甘泉祭祀“太一”問題，自武帝信方士言以“太一”為尊神，其地位嘗置于郊祭之上，歷昭、宣、元三朝，直至成帝仍有行廢，并引起三次論爭。第一次是在建始元年(前32年)，匡衡等人認為郊祀天地在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不合古制，應遷長安南北郊，其結果是建始二年“罷雍五畤。辛巳，上始郊祀長安南北郊”(《漢書·成帝紀》)。第二次是永始元年(前16年)，劉向主張恢復甘泉泰畤、汾陰后土之祀，受此影響的是贊成恢復古禮的揚雄于元延二年(前11年)相繼上《甘泉》、《河東》兩賦“以諷”，這既屬制度決定了賦家的創(chuàng)作內容，也表明了揚雄倡導古制，反對成帝因“求嗣”而恢復祭祀“太一”于甘泉的做法。而第三次論爭則是綏和二年(前8年)成帝采納谷永的建議，再次將祭祀天地的大禮轉回長安南北郊，其結果亦與揚雄作賦主張一致。與此相類，東漢京都賦的興起，也是制度的變遷與論爭而產(chǎn)生的創(chuàng)作熱點。東漢興國，定都洛陽，與西漢初定都長安，構成漢世東、西兩京史實。然在光武帝劉秀定洛之前，漢皇已有遷都之例，如漢初高祖初定洛陽后依劉敬說遷長安，兩漢之際更始帝自洛陽遷長安，所以當光武帝定都洛陽而又親幸舊都修葺宮室時，引起山東權貴的“翕然狐疑，意圣朝之西都，懼關門之反拒”(《后漢書·杜篤傳》)，以致“西土耆老，咸懷怨思，冀上之眷顧，而盛稱長安舊制，有陋洛邑之議”(班固《兩都賦序》)。正是在此歷史背景下，杜篤創(chuàng)制了《論都賦》，表明其主張西遷長安的思想，同時也開啟了延續(xù)數(shù)朝的京都賦創(chuàng)作熱潮。雖然劉秀未曾西遷，但遷都與否的爭議在明、章兩朝被不斷提起，于是也就出現(xiàn)了一系列反對西遷而贊美東都的賦作，如傅毅的《反都賦》、《洛都賦》，崔骃的《反都賦》，班固的《兩都賦》以及張衡的《二京賦》。雖然這些賦是緣于遷都之議的史實而產(chǎn)生的文學熱點，但作為文學的創(chuàng)作，又有著不拘于史實的超越性，如班、張巨制對兩京各種制度文化差異的描述，比史書的記載更為真切、詳密而生動。特別是由東漢制度引發(fā)的京都賦創(chuàng)作，成為歷朝“盛世作賦”的典范，并成就了歷千年而不絕的宮廷賦創(chuàng)作傳統(tǒng)與正宗地位。

第三個問題是制度作用于宮廷賦，也影響了賦家的創(chuàng)作思想與文學觀念。簡要地說，這種影響比較突出地表現(xiàn)于三個字：一曰“麗”。西漢末賦家揚雄論賦，區(qū)分“詩人之賦”與“辭人之賦”的“麗則”與“麗淫”(《法言·吾子》)，褒貶之間，對漢宮廷賦之“麗”則是承認并肯定的。這也是其后曹丕說“詩賦欲麗”(《典論·論文》)的理論源頭。然考查漢賦之麗，又與制度相關，尤其與漢代的禮制建設密切聯(lián)系。因為儒家倡禮，不忌繁文縟節(jié)，所謂“郁郁乎文哉”，況且賦家對大漢天子禮的全方位描繪，更是繁縟摹畫，以壯麗為美。劉勰《文心雕龍·時序》說“孝武崇儒，潤色鴻業(yè)；禮樂爭輝，辭藻競騖”，明示漢宮廷賦之繁富博麗與禮樂制度的關系，言簡意賅。二曰“實”。制度是具有功利性的，在漢代，無論是京都的建置、官儀的制定，或是禮儀禮典的功能，都具有明顯的功利目的，其反映于宮廷賦，就是崇尚實用的觀念。這表現(xiàn)于賦創(chuàng)作，如揚雄《長楊賦》的“逮至圣文，隨風乘流，方垂意于至寧，躬服節(jié)儉，綈衣不敝，革鞜不穿，大廈不居，木器無文。于是后宮賤瑇瑁而疏珠璣，卻翡翠之飾，除雕瑑之巧，惡麗靡而不近，斥芬芳而不御，抑止絲竹晏衍之樂，憎聞鄭、衛(wèi)幼眇之聲，是以玉衡正而太階平也”，是通過對奢侈的批判而表達其崇實思想。同樣，漢人對賦家創(chuàng)作的批評，也多出于尚實的觀念。如王充批評揚、馬賦“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雖文如錦繡，深如河漢，民不覺知是非之分，無益于彌為崇實之化”(《論衡·定賢》)，即以應用文的實用性來要求賦家的。雖然，揚雄的“悔賦”也是處于“文麗”而“用寡”的矛盾心境，東漢賦家接受西漢賦多“虛辭濫說”的教訓而于賦之描寫更趨于求實，但“尚實”與“博麗”在某種程度上受制于制度的建設，則是一致的。三曰“中”。制度是社會的鋪展，也是人倫的約束，其作用于以描繪性為主要特征的宮廷賦，嘗出現(xiàn)尚“實”與尚“麗”的矛盾，而其間起調節(jié)作用的正是漢代禮制倡導的“執(zhí)中”原則，這也是揚雄賦論的“麗則”思想。比如揚雄作《校獵賦》，對天子校獵禮的描寫可謂閎衍博麗，然觀《漢書·揚雄傳》引雄《自序》。謂其創(chuàng)作動因，則是：

昔在二帝三王，宮館臺榭沼池苑囿林麓藪澤財足以奉郊廟，御賓客，充庖廚而已，不奪百姓膏腴谷土桑柘之地。女有余布，男有余粟，國家殷富，上下交足，故甘露零其庭，醴泉流其唐，鳳皇巢其樹，黃龍游其沼，麒麟臻其囿，神爵棲其林。昔者禹任益虞而上下和，草木茂；成湯好田而天下用足；文王囿百里，民以為尚??；齊宣王囿四十里，民以為大：裕民之與奪民也。武帝廣開上林……雖頗割其三垂以贍齊民，然至羽獵田車戎馬器械儲偫禁御所營，尚泰奢麗夸詡，非堯、舜、成湯、文王三驅之意也。又恐后世復修前好，不折中以泉臺，故聊因《校獵賦》以風。這種以侈靡之文倡節(jié)儉，通過對禮儀制度的繁富描摹再歸于“執(zhí)中”思想，應該是漢宮廷賦家創(chuàng)作的共有特征，揚雄的《自序》，只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賦作為一種文體在漢代的崛起，天生是一矛盾的集合體，它一方面承續(xù)《詩》的“風人之旨”，所謂“受命于詩人”；一方面其本質又是修辭的藝術，亦即“極聲貌以窮文”，“寫物圖貌，蔚似雕畫”(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所以漢宮廷賦，常于歌頌中暗含諷喻，變諍臣的直諫而為文采斑斕的“譎諫”，其源于制度，又欲改造制度，結果諷喻的內容被掩蓋于華麗的詞藻與神奇的描繪之下，“欲諷反諛”、“勸百諷一”，成為宮廷賦家的共有心態(tài)與尷尬處境。

1. 祝堯《古賦辨體》卷三《兩漢體上》，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66冊，第750頁。
2. 《三輔黃圖》卷四引《漢舊儀》：“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yǎng)百獸，天子秋冬射獵取之?！?/li>
3. 《三輔黃圖》卷五：“長楊榭，在長楊宮。秋冬較獵其下，命武士搏射禽獸，天子登此以觀焉?！?/li>
4. 《后漢書·光武十王列傳》：“延熹六年，車駕幸廣成校獵。”
5. 《續(xù)漢志·禮儀中》注引蔡邕說：“見客平樂，饗衛(wèi)士，瑰偉壯觀也。”
6. 詳見《史記·劉敬列傳》。又，《史記·高祖本紀》載，高祖“欲長都洛陽，齊人劉敬說，及留侯勸上入都關中，高祖是日駕，入都關中”。
7. 《論語·八佾》載孔子論三代禮：“周監(jiān)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li>
8. 揚雄“悔賦”語見《法言·吾子篇》：“或問吾子少而好賦？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庇郑瑫毒悠罚骸拔柠愑霉验L卿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