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漢代樂制與獻賦之風(fēng)

漢人論賦，傳承《詩》義，如《漢書·藝文志》云“春秋之后，周道寖壞，聘問歌詠不行于列國，學(xué)詩之士逸在布衣，而賢人失志之賦作”，意謂詩樂之教衰而失志之賦出。從“詩”之用到“賦”之用，即孔子所說“誦詩三百，使于四方”的行人用詩以施德教的行為和思想寖衰后，賢人而作失志之賦，以抒發(fā)諷諫怨誹之情。這一問題的前提是春秋以降禮樂制度的崩壞，而至漢武帝朝“崇禮官，考文章”，無論是立樂府制度，還是行天子郊祀之禮，以及樂師采樂，賦家獻賦，都是對頹敗已久的禮樂制度的重構(gòu)。因為戰(zhàn)國亂世，秦世不文，而漢初“文、景之間，禮官肄業(yè)而已”，直到“武帝定郊祀之禮”(《漢書·禮樂志》)，才真正建立起漢天子的禮制和樂制。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秦與漢初已有“樂府”，而史家仍說武帝“乃立樂府”，采詩作樂與獻納辭賦已被融入同一歷史空間。西漢武、宣之世“獻賦”風(fēng)行亦非孤立現(xiàn)象，也不僅限于文學(xué)侍從，如班固《兩都賦序》所言“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钻?、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明乎此，才能對司馬相如早年“會景帝不好辭賦”而客游梁與武帝讀其《子虛賦》而贊嘆“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史記·司馬相如列傳》)，結(jié)果招為文學(xué)侍從的史實得到正解。從這一層面看辭賦繼楚而興漢且作為一代文學(xué)的崛起，不僅在于文學(xué)自身的發(fā)展，而且有著制度化的意義。

漢代建制，是傳秦政而興楚風(fēng)，秦政包含樂府制度，楚風(fēng)則主要表現(xiàn)在辭賦文學(xué)。而樂府制度與辭賦創(chuàng)作的關(guān)系究竟如何，以及認識其間內(nèi)含的雅樂與新聲的問題，還是應(yīng)該落實于漢代樂制的建立與變遷。

秦漢時代“樂府”的建立，是樂制史上一重要階段。秦代樂制，已立“太樂”與“樂府”兩個系統(tǒng)，前者掌之“奉?！?，掌宗廟禮儀，屬官有“太樂”、“太祝”等；后者掌之“少府”，屬官有“樂府令、丞”等。秦立樂府，曾改造周樂“大武”為“五行”，改造“房中”為“壽人”，其傳承周朝樂制功能，應(yīng)屬無疑，但其立“樂府”本身，則為新制，主要在于職掌宮廷內(nèi)樂，有娛樂功用。漢承秦制，如漢初叔孫通定“朝樂”、“廟樂”，漢惠帝命樂府令夏侯寬定“安世樂”等，都說明了秦代與漢初政府都已用行政的手段推行詩樂的社會政治教化。在漢武帝之前，漢代樂制傳承秦制，一是“太樂”系，由外廷太常執(zhí)掌的宗廟典禮，乃官方音樂，屬前朝流傳下來的雅頌古樂，是雅樂系統(tǒng)；一是“樂府”系，由內(nèi)廷少府執(zhí)掌供帝王宮廷的活動，故以楚聲鄉(xiāng)音和新造之樂為主，要在取悅帝王與貴族，屬新聲系統(tǒng)。所以宋人王應(yīng)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卷八引呂氏曰：“太樂令丞所職，雅樂也；樂府所職，鄭、衛(wèi)之樂也。”既然漢承秦制而設(shè)樂府，史書何以言武帝“立樂府”？研究者或主“始立說”，或主“擴建說”，頗有爭議。其實從《漢書》的《禮樂志》、《藝文志》及《武帝紀》的有關(guān)記載來看，我以為最明顯的是“改制”問題?！稘h書·武帝紀》贊曰：“興太學(xué)，修郊祀，改正朔，定歷數(shù)，協(xié)音律，作詩樂，建封襢，禮百神，紹周后，號令文章，煥焉可述。”就樂府制度而言，武帝的改制亦體現(xiàn)在諸如興郊祀之禮、立采詩制度、置協(xié)律都尉、造為詩賦、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擴建上林樂府、定百官制度等方面。倘對武帝與“立樂府”相關(guān)的改制行為作些梳理，有幾點宜為注意：

一是樂府屬內(nèi)廷少府，淵源于周代“內(nèi)府”，武帝強化“樂府”的功用與其削弱“相權(quán)”而重用“內(nèi)朝”(中朝)官員的行為相關(guān)，與中央集權(quán)政治的建立是統(tǒng)一的。

二是以“樂府”定“郊祀之禮”，是漢代興“天子禮”而顯現(xiàn)大一統(tǒng)政治的表征，而侍奉皇帝行禮的為內(nèi)廷少府系統(tǒng)與郎官系統(tǒng)的官員。

三是班固《兩都賦序》所說“外興樂府協(xié)律之事”，指的是武帝興郊祀禮與祠太一于長安城外甘泉宮，《漢書·禮樂志》記載“內(nèi)有掖庭材人，外有上林樂府”，說明甘泉宮苑正與上林苑囿連為一體，這既是武帝擴展樂府制度與職能的表現(xiàn)，也是內(nèi)朝權(quán)力外拓的證明。

四是立“采詩”制度，再次將樂教與詩教維系，是武帝朝尊儒術(shù)與崇禮官的結(jié)果。

而上述諸端，皆是與漢代宮廷大賦的造作亦即獻賦之風(fēng)的形成切切相關(guān)的。

首先從漢賦的作家身份考察，大多屬于內(nèi)朝官系的郎官，其主要職能就是在皇帝身邊隨侍行禮，造為詩賦。茲據(jù)《漢書》與《后漢書》所載，列武帝朝以來主要賦家身份如次：

司馬相如：“以貲為郎，事孝景帝”，后奏賦武帝，“天子以為郎”，為“中郎將”。

枚皋：受寵于武帝，“拜為郎”，而“上有所感，輒使賦之”。

東方朔：待詔金馬門，后為“常侍郎”，“遷太中大夫給事中”。

吾丘壽王：“遷侍中中郎”，免官后“復(fù)召為郎”。

王褒：待詔金馬門，“后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褒往祀焉”。

劉向：“以父德任為輦郎”。

劉歆：成帝時“為黃門郎”。

揚雄：成帝時“待詔承明之庭”，因“奏《羽獵賦》，除為郎，給事黃門”。

桓譚：譚父成帝時為太樂令，譚因父官至郎中。

杜篤：曾為郡文學(xué)掾，后為車騎將軍馬防從事郎中。

班固：官蘭臺令史，“遷為郎”。

傅毅：“肅宗博召文學(xué)之士，以毅為蘭臺令史，拜郎中”。

馬融：初“拜為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后復(fù)拜議郎”。

李尤：和帝時，侍中賈逵薦尤“有相如、揚雄之風(fēng)”，召詣東觀，受詔作賦。

張衡：“征拜郎中”，任太史令、侍中，出為河間相。

王逸：“為校書郎”，后遷侍中。

崔寔：桓帝時為郎。

黃香：“初除郎中”，累遷尚書令，后為魏郡太守。

蘇順：晚乃仕，“拜郎中”。

皇甫規(guī)：先后為郎中、中郎將、議郎等。

張奐：舉賢良，擢為議郎。

劉梁：特召入拜尚書郎。

蔡邕：靈帝時為郎，后為侍御史、尚書、左中郎將。

據(jù)瞿蛻園《歷代官制概述》記述：“漢代有一種無職務(wù)，無官署，無員額的官名……直接與皇帝親近。郎是殿廷侍從的意思，其任務(wù)是護衛(wèi)、陪從、隨時建議、備顧問及差遣?！?sup>郎本古廊字，即皇帝廊下的宿衛(wèi)侍從，屬中朝官?！稘h書·劉輔傳》注引孟康曰：“中朝，內(nèi)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后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标愔侔驳日J為：“中朝是指黃門之內(nèi)的禁中?！谐儆杉庸俸吐毠俳M合構(gòu)成?！?sup>中朝官在武帝時及以后的興盛，為漢制一大變革。而武帝朝中朝侍從的來源有二：首先是收羅當時的縱橫家為侍從，使?jié)h初藩國瓦解后其賓客流入中朝。《漢書·嚴助傳》：“武帝善助對，由是獨擢助為中大夫。后得朱買臣、吾丘壽王、司馬相如、主父偃、徐樂、嚴安、東方朔、枚皋、膠倉、終軍、嚴蔥奇等，并在左右。……上令助等與大臣辯論，中外相應(yīng)以義理之文，大臣數(shù)詘?！睅煿旁唬骸爸兄^天子之賓客，若嚴助之輩也。外謂公卿大夫也。”由此可見，這些縱橫才智口辯之士引入中朝，參與廷議，已成為武帝削弱相權(quán)、鉗制公卿的重要政治工具。其次就是與縱橫家相關(guān)聯(lián)的文學(xué)侍從。對此，錢穆在復(fù)述上引《漢書·嚴助傳》所言諸家受武帝寵信史實后，認為：

是諸人者，或誦詩書，通儒術(shù)?；蛄?xí)申商，近刑名?；蚍v橫，效蘇張。雖學(xué)術(shù)有不同，要皆駁雜不醇，而盡長于辭賦。蓋皆文學(xué)之士也。武帝兼好此數(shù)人者，亦在其文學(xué)辭賦。故武帝外廷所立博士，雖獨尊經(jīng)術(shù)，而內(nèi)廷所用侍從，則盡貴辭賦。

考漢賦之源，是遠承戰(zhàn)國楚廷，近取藩國賓客，所以漢初吳、楚諸國賦家之作，實為戰(zhàn)國縱橫之殘夢，而賦與縱橫家的關(guān)聯(lián)，諸多學(xué)者已有論述。問題是漢初藩國縱橫家和賦家在武帝時流入中朝，根柢在“改制”，所以賦家兼有參政與娛戲的雙重功能，已將辭賦創(chuàng)作與政治制度緊密結(jié)合在一起。

由于郎官與樂府同屬內(nèi)廷少府系，所以多身職郎官之賦家的獻賦與樂官的采詩同屬漢武帝“改制”過程中構(gòu)建禮樂制度的文化行為。而賦家造作辭賦，也因內(nèi)廷語言文學(xué)侍從的身份，突出表現(xiàn)在隨侍帝王行禮作樂而獻賦。其獻賦形式又往往是“待詔”而作，即受詔而撰寫成如劇本般的賦文，然后呈獻皇帝，或自誦述，或他人演誦，起到紀事明功、贊禮修德及取娛釋懷等作用。如《漢書·司馬相如傳》載“上讀《子虛賦》而善之”及相如獻“天子游獵之賦”、獻《大人賦》的情形，《漢書·揚雄傳》引雄《自序》記述作“四賦”經(jīng)過等，都是賦家隨侍行禮、待詔獻賦的典型記述。而在《漢書·王褒傳》中，記載了王褒“之太子宮虞侍太子，朝夕誦讀奇文及所自造作。疾平復(fù)，乃歸。太子喜褒所為《甘泉》及《洞簫頌》，令后宮貴人左右皆誦讀之”，可見漢代奏獻之賦，有或自誦，或由他人演誦的特征。

從內(nèi)朝郎官隨行侍禮、受詔獻賦這一史實，可知漢代獻賦盛行，正是武、宣之世崇禮官、尊儒術(shù)，“進用英雋，議立明堂，制禮服，以興太平”(《漢書·禮樂志》)的新事物。而這也與漢儒為新朝大一統(tǒng)政治構(gòu)建天子禮樂制度緊密聯(lián)系。所以從學(xué)術(shù)背景來看，簡宗梧曾在《漢代賦家與儒家之淵源》中從史志著錄考察了二者間的關(guān)系，并以西漢為例，得出“儒家泰半兼賦家，而賦家兼為諸子十家者，幾乎全是儒家”的結(jié)論。據(jù)《漢書·藝文志》中既在賦家又在諸子列名的共十家，其中九家為儒：

賦家　　　　　　　　　　　　儒家

賈誼賦七篇　　　　　　　　　賈誼五十八篇

太常蓼侯孔臧賦二十篇　　　　太常蓼侯孔臧十篇

吾丘壽王賦十五篇　　　　　　吾丘壽王六篇

倪寬賦二篇　　　　　　　　　倪寬九篇

劉向賦三十三篇　　　　　　　劉向所序六十七篇

陸賈賦三篇　　　　　　　　　陸賈二十三篇

朱建賦二篇　　　　　　　　　平原君七篇。朱建也

嚴助賦三十五篇　　　　　　　莊助四篇

揚雄賦十二篇　　　　　　　　揚雄所序三十八篇

與此相應(yīng)，漢代賦家獻賦不僅在制度上出于制禮作樂的需要，在創(chuàng)作思想上同樣體現(xiàn)了儒家的禮樂思想，其所不同者只是將舊儒禮樂觀與帝國政治相結(jié)合。班固《西都賦》云：“博我以皇道，弘我以漢京?！彼燥@示了漢人尊帝都、倡禮樂與崇王道的關(guān)系。從歷史的發(fā)展來看，東周以降諸侯強盛，霸業(yè)行世，故孔子有“尊王攘夷”之倡；然由戰(zhàn)國紛爭到秦漢一統(tǒng)，中國統(tǒng)一文化格局的形成，所賴實為霸道。直到漢武帝時董仲舒上策，以“春秋大一統(tǒng)”相號召，提倡“獨尊儒術(shù)”，始將“霸業(yè)”融入“王道”。與學(xué)者思想一致，賦家是繼戰(zhàn)國諸子衰歇后興起的另一知識群體，他們在強盛現(xiàn)實的感召與專制帝國的迫壓下，通過“抒下情”與“宣上德”的方式，顯現(xiàn)其“體國經(jīng)野”與“勤政恤民”的雙重作用。也正如此，漢賦家描寫天子游獵，在宣揚其武功的同時，無不旨歸于儉德行仁的理念。區(qū)別而論，西漢賦家倡王道多緣“亡秦”教訓(xùn)，東漢賦家崇禮制更重“新莽”僭越事件。前者如相如《上林賦》寫天子游獵盛事后，即歸于“游于六藝之囿，馳騖乎仁義之涂”；揚雄《長楊賦》寫漢帝田獵之禮，亦歸勤民思想，所謂“使農(nóng)不輟耰，工不下機，婚姻以時，男女莫違，出愷悌，行簡易，矜劬勞，休力役，見百年，存孤弱”。后者如班固《東都賦》言述“王莽作逆，漢祚中缺；天人致誅，六合相滅。……建武之元，天地革命，四海之內(nèi)，更造夫婦，肇有父子，君臣初建，人倫實始……仁圣之事既該，而帝王之道備矣”；張衡《東京賦》亦謂“我世祖忿之，乃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充分說明禮亂而行逆敗亡，禮備而德興國治的道理。同樣，漢賦家每作必通諷喻，這也與儒家“詩教”觀相契，然賦家或頌德、或諷喻的功能，則因與漢代樂制的關(guān)系，而同樂府的功能也是統(tǒng)一的。

1. 《漢書·百官公卿表》：“奉常，秦官，掌宗廟禮儀，有丞。景帝中六年更名太常。屬官有太樂、太祝、太宰、太史、太卜、太醫(yī)六令丞，又均官、都水兩長丞?！薄锻ǖ洹ぢ毠倨摺贰疤Ｇ洹毕隆疤珮肥稹睏l：“秦漢奉常屬官有太樂令、丞?！?/li>
2. 《漢書·百官公卿表》：“少府，秦官，掌山海池澤之稅，以給共養(yǎng)，有六丞。屬官有尚書、符節(jié)、太醫(yī)、太官、湯官、導(dǎo)官、樂府、若盧、考工室……十六官令丞。”《通典·職官七》“太常卿”下“太樂署”條：“少府屬官，并有樂府令、丞?！?/li>
3. 瞿蛻園《歷代官制概述》，引自黃本驥《歷代職官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3頁。
4. 陳仲安、王素《漢唐職官制度研究》，中華書局1993年版，第17頁。
5. 錢穆《秦漢史》，第451頁。
6. 章學(xué)誠《校讎通義·漢志詩賦第十五》：“古之賦家者流，原本詩騷，出入戰(zhàn)國諸子。……恢廓聲勢，蘇張縱橫之體也?！卑矗捍速x本縱橫說法較早者，后傳其說者甚多。如章太炎《國故論衡·辨詩》：“縱橫者，賦之本。古者誦詩三百，足以專對，七國之際，行人胥附，折沖于尊俎間，其說恢張譎宇，抽繹無窮，解散賦體，易人心志。”劉師培《論文雜記》：“有寫懷之賦，有騁辭之賦，有闡理之賦……騁詞之賦，其源出于縱橫家?！?/li>
7. 漢賦家或有不屬內(nèi)朝郎官者，但亦多在禮職，如太常孔臧、大鴻臚馮衍即是。
8. 簡宗梧《漢賦源流與價值之商榷》，文史哲出版社1980年版，第118、119頁。
9. 《文選》卷三張衡《東京賦》李善注：“共工，霸天下者，以喻王莽也?！?/l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