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名稱與作者
別稱《春秋》
元人雜劇通常每個劇本都有題目正名，或兩句或四句，用以概括劇情，確定劇本名稱。就位置而言，有的放在劇作開頭，有的則放在劇本的末尾?！段鲙洝肥怯晌灞径徽劢M成的連本戲，除每本有四句題目正名外，有些刊本還在全劇之前或全劇之后有“總目”四句：
張君瑞巧做東床婿
法本師住持南禪地
老夫人開宴北堂春
崔鶯鶯待月西廂記
元雜劇的慣例是以題目正名的末句作為全劇的劇名?！段鲙洝返娜洞搡L鶯待月西廂記》則是摘取總目末句而成，《西廂記》乃是其簡稱。
《西廂記》第三本第二折寫鶯鶯讓紅娘傳書與張生，書簡乃是四句五言詩：“待月西廂下，迎風戶半開。隔墻花影動，疑是玉人來?！边@四句詩源自元稹的《鶯鶯傳》，題名為《明月三五夜》?！段鲙洝返娜洞搡L鶯待月西廂記》就是由此而來。所謂“西廂者，普救寺之西偏屋也”，為崔鶯鶯路經河中府借居普救寺之臨時寓所，也是崔張愛情故事的發(fā)生地，故以其命名?！坝洝北緛硎怯涗?、記載的意思，也指記載、描寫事物的書籍或文章，并常用做書名或篇名，如《史記》、《桃花源記》、《岳陽樓記》等?！段鲙洝芬鄬俅死?。值得注意的是，與《西廂記》同時的劇作，只有極少數是以“記”作為劇名的，如白樸的《董秀英花月東墻記》、鄭廷玉的《布袋和尚忍字記》、李行道的《包待制智勘灰闌記》等。但是到了元末明初，許多劇本尤其是篇幅較長的雜劇和南戲，如楊景賢的《西游記》、高明的《琵琶記》以及歷來被稱為元末明初“四大傳奇”的《荊釵記》、《殺狗記》、《白兔記》、《幽閨記》等，劇名中都嵌入“記”字。此后，以“記”字命名幾乎成了明傳奇的一種固定模式，劇名中不稱“××記”的反而少見。由此可見《西廂記》劇名對后來的影響，《西廂記》可以說是長篇戲曲以“記”標目的先河。
《西廂記》的名字早已家喻戶曉，婦孺皆知，但是對于《西廂記》又別稱“春秋”或“崔氏春秋”，卻是許多讀者和觀眾所不熟悉的。實際上這種稱謂早自元代《西廂記》問世不久，就已經出現(xiàn)了。
元劇作家宮天挺（鐘嗣成《錄鬼簿》列為“方今已亡名公才人”之首）《范張雞黍》雜劇第一折里，有如下一段曲白：
國子監(jiān)里助教的尚書是他故人，秘書監(jiān)里著作的參政是他丈人，翰林院應舉的是左丞相舍人。（帶云）且莫說什么好文章，（唱）則《春秋》不知怎的發(fā)。（王仲略云）春秋這的是莊稼種田之事，春種夏鋤，秋收冬藏，咱秀才每管他做什么？（正末云）不是這等說，是讀書的《春秋》。（王仲略云）小生不曾讀《春秋》，敢是《西廂記》？
上述文字據《元曲選》本，《元刊古今雜劇三十種》本、《雍熙樂府》有曲詞無說白，脈望館校息機子《古今雜劇選》本、《古今名劇合選·酹江集》本曲白與此大同小異?？梢?，元時人們已稱《西廂記》為《春秋》了。
明代成化七年（1471）北京魯氏刊本《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收有《西廂記十詠》，其中第二支曲子詠作者，曾言及《西廂》“號《春秋》”。
明代嘉靖年間刊刻的《雍熙樂府》（卷十九）輯錄了〔小桃紅〕百首歌詠《西廂》故事的散曲《摘翠百詠小春秋》，又名《西廂百詠》?！鞍僭佇〈呵铩迸c“西廂百詠”是同義語，“摘翠意謂摘取全部之精粹，‘小春秋’謂‘小西廂’耳”。
明代號稱“嘉靖八才子”之一、傳奇《寶劍記》的作者李開先，在他所撰的《詞謔》一書有如下一段記載：
尹太學士直輿中望見書鋪帖有《崔氏春秋》，笑曰：“吾止知《呂氏春秋》，乃崔氏亦有《春秋》乎？”亟買一冊，至家讀之，始知為崔氏鶯鶯事。……又一事亦甚可笑。一貢士過關，把關指揮止之曰：“據汝舉止，不似讀書人?！币騿栔魏谓?，答以《春秋》；復問《春秋》首句，答以“春王正月”。指揮罵曰：“《春秋》首句乃‘游藝中原’，尚然不知，果是詐偽要冒渡關津者。”責十下而遣之。
“游藝中原”是《西廂記》第一折第一句曲詞。把關將士對作為儒家經典的《春秋》一無所知，卻熟知《春秋》即《西廂記》，而且對其曲詞居然能成誦，可見其流傳之廣，影響之大。文中所言尹直，字正言，號謇齋，生于明宣德二年（1427），景泰五年（1454）進士，成化二十二年（1486）為翰林學士兵部尚書，正德六年（1511）卒。由此可見，早在正德以前，《西廂記》不僅被稱為《春秋》，而且被稱作《崔氏春秋》。以后，萬歷八年（1580）程巨源為徐士范刊本《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作序時，便題之為《崔氏春秋·序》。屠峻所作《西廂記》續(xù)書亦稱之為《崔氏春秋補傳》。
關于《西廂記》的作者，歷來說法不一。明正德嘉靖前后有人以為關漢卿作。如果說《西廂記》別稱《崔氏春秋》是以作品主人公命名的話，那么也有人依據雜劇的作者將《西廂記》稱之為《關氏春秋》的。張雄飛于嘉靖三十六年（1557）所撰《董解元西廂記·序》即稱《西廂記》為《關氏春秋》：
《西廂記》者，金董解元所著也，辭最古雅，為后世北曲之祖。迨元關漢卿、王實甫諸名家作者，莫不宗焉。蓋金元立國，并在幽燕之區(qū)，去河洛不遙，而音韻近之，故當此之時，北曲大行于世，猶唐之有詩、宋之有詞、各擅一時之圣，其勢使然也?！蛾P氏春秋》，世所故有，余既校而刻之矣。而“董記”號為最古，尤不可少者……
正如稱《西廂記》為“王西廂”是為了同“董西廂”相區(qū)別一樣，稱《西廂記》為“關氏春秋”也是為了同其他人所作或所解的“春秋”相區(qū)別。
此外，也有據文學作品的性質稱《西廂記》為《游戲春秋》的。任訥《曲海揚波》卷三引劉豁安云：
有斥《西廂》為“淫書”、“情書”者，其然與否，余如游、夏于魯史焉。惟美為之章，則余敢贊辭無他。即紅娘之拒張生折，夫人于包含辯護之中，有義中詞嚴之慨。平心論之，允稱《游戲春秋》。
劉氏沿襲舊說，把文學藝術稱之為“游戲”顯然是不妥的。但他卻是把《西廂記》與作為魯史的《春秋》相比并，稱之為文學中的“春秋”的。
明萬歷間金陵文秀堂刊《新刊考正全像評釋北西廂記》第一出前有《開場統(tǒng)略》，實際上就是《副末開場》。末角在念誦一首七言律詩后，有如下一段說白：
今日敷演《錦繡春秋》，看者洗耳，以聞詞氣，便見戲文始終，略言大意。
這里的《錦繡春秋》也是指稱《西廂記》，且為譽美之詞。
由于“春秋”一詞有多種涵義，對于《西廂記》為什么稱為《春秋》，前人也有各種不同的解釋。有的以為是把《西廂記》比作孔子整理修訂的編年體史書《春秋》，也有的因《春秋》寓褒貶之意而認為《西廂記》含“春秋筆法”，有的則以季節(jié)解說。明單宇《菊坡叢話》說：
《西廂記》人稱為《春秋》，或云：“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sup>
李開先的見解與此相似，他在《詞謔》一書中寫道：
《西廂記》謂之《春秋》，以會合以春，別離以秋耳；或者以為如《春秋經》筆法之嚴，妄也。
李開先駁斥了《西廂記》的筆法如孔子修《春秋》一說，而以作品所描寫的崔張愛情離合的季節(jié)加以詮釋。對于前人稱《西廂記》為《春秋》，究竟應作何種解說為確，尚可作進一步研究。但認為《西廂記》采用“春秋筆法”，有什么“微言大義”，以至認為作者“當其時必有大不得意于君臣朋友之間者，故借夫婦離合因緣以發(fā)其端。于是焉喜佳人之難得，羨張生之奇遇，比云雨之翻覆，嘆今人之如土”，顯然是臆測，是難以成立的。今天有些學者認為前人稱《西廂記》為《春秋》，是出于對《西廂記》的推崇，故而把它與儒家經典并舉，“看成像《春秋》一樣經典著作”，或者認為“也是用的所謂《春秋》筆法”，這恐怕都是難以與原意相契合的。
關于作者的幾種說法
1960年前后，國內學術界曾就《西廂記》的作者問題，展開過一場爭論。1958年楊晦在《再論關漢卿——關漢卿與〈西廂記〉問題》一文中提出《西廂記》的作者應為關漢卿。陳中凡不同意楊晦的意見，1960和1961年先后發(fā)表《關于〈西廂記〉的創(chuàng)作時代及其作者》等文章，認為王實甫雖然也作過《西廂記》，但王氏原本和今存本實非同物，王氏原本《西廂記》只不過是一部平庸粗率的作品，故不為《中原音韻》的作者周德清和《錄鬼簿》的作者鐘嗣成所注意；今傳《西廂記》則系元劇創(chuàng)作南移杭州，受到南戲影響，由元代后期作家們在王本的基礎上，不斷加工、改編而成，實為元人后期的集體創(chuàng)作。王季思與陳氏看法不同，他先后寫了《關于〈西廂記〉作者問題》和《關于〈西廂記〉作者問題的進一步探討》等論文，根據文獻記載，經過詳盡分析，肯定今本《西廂記》乃出自王實甫之手。通過反復論辯，陳氏也承認“王氏原著《西廂記》與今傳本大體一致”，從而確認《西廂記》的作者為王實甫，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見。但是事情并未完結。
1980年張庚、郭漢城主編的《中國戲曲通史》又重新提起這個問題。該書在談及《西廂記》的作者問題時寫道：“迄今所掌握的最早《西廂記》刊本，是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岳家書坊重刊印行的。這個本子，沒有標明作者姓字；但在書中所附的雜錄里，卻用了兩支〔滿庭芳〕曲子，分別嘲詠了戲的作者王實甫和關漢卿。明崇禎十二年（1639）的張深之校本，則徑稱此劇為王實甫編，關漢卿續(xù)。據此，一般認為，此劇系王實甫所作；也有人認為，其第五本，乃是關漢卿所續(xù)?！笔Y星煜對這段文字頗為重視，認為“這對《西廂記》作者問題的研究開辟了新的途徑”。他在1982年所寫的《從明刊本〈西廂記〉考證其原作者》一文中，在列舉了許多明刊本《西廂記》的題署和序跋后，做出結語說：“結論只能是王作關續(xù)?！?sup>與此同時，也有人重又提出《西廂記》的作者應為關漢卿的問題。可見，《西廂記》的作者問題，并未得到真正的徹底解決。實際上，對《西廂記》作者問題的爭論不是從現(xiàn)代才開始的，而是古已有之。對這一論爭的發(fā)展演變軌跡做一歷史考察，無疑將有助于我們對《西廂記》這一古典名劇作者的確認。
《西廂記》究系何人所作，明清以來，眾說紛紜，歸結起來，大體有四說：王實甫作，關漢卿作，關作王續(xù)，王作關續(xù)。
四種說法就其時間順序來說，以王作說為最早。現(xiàn)存著錄元人雜劇作家作品的最早文獻即元鐘嗣成于至順元年（1330）所撰的《錄鬼簿》著錄王實甫所作雜劇十四種，《西廂記》是其中之一。由于版本的不同，著錄的文字也不盡一致?！墩f集》本、孟稱舜本僅作簡名《西廂記》；天一閣本著錄簡名《西廂記》，題目“鄭太后（君）開宴北堂春”，正名“張君瑞待月西廂記”；曹楝亭本作《崔鶯鶯待月西廂記》?！朵浌聿尽穼τ谥T人合作的雜劇，皆在劇目后注明作者，如《黃粱夢》下注云：“第一折馬致遠，第二折李時中，第三折花李郎學士，第四折紅字李二。”在《西廂記》之下，并未注明王實甫作前四本，關漢卿作第五本，而《錄鬼簿》著錄關漢卿雜劇六十余種并未有《西廂記》，亦未有第五本《張君瑞慶團圝》。由此可見，其時并無關作或王作關續(xù)之說。
明初寧獻王朱權于洪武三十一年（1398）所撰的《太和正音譜》，在《群英所編雜劇》中也把《西廂記》首列在王實甫名下。他在《樂府》部分分宮別調輯錄各家曲詞時，還轉錄了《西廂記》“第三折”（即第一本第三折）〔拙魯速〕和“第十七折”（即第四本第四折）〔小絡絲娘〕二曲，皆屬王實甫作。在《古今群英樂府格勢》里，稱贊“王實甫之詞，如花間美人，鋪敘委婉，深得騷人之趣。極有佳句，若玉環(huán)之出浴華清，綠珠之采蓮洛浦”。也同《西廂記》的藝術風格相切合。朱氏之后，永樂二十年（1422）賈仲明為《錄鬼簿》補撰各家悼詞時，稱贊王實甫“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賈氏也是把《西廂記》歸之于王實甫。宣德十年（1435）刊刻的劉東生《嬌紅記》所載丘汝乘序文寫道：“元清江宋梅洞嘗著《嬌紅記》，事俚而文深，非人若能讀。余每恨不得如《崔張傳》獲王實甫易之以詞，使途人皆能知也?！鼻鹗弦舱J為描寫崔張故事的《西廂記》是出之王實甫之手。
由上可見，從《西廂記》問世到明初宣德年間一百四十年左右的時間里，《西廂記》毫無疑義地被肯定為王實甫作。此后，許多有識之士，在眾說不一的情況下，仍力主《西廂記》為王實甫作，且把《西廂記》五本都歸之王實甫名下。嘉靖十九年（1540）刊高儒《百川書志》將“《西廂記》五卷”著錄為“元王實甫著”；嘉隆間何良?。?506—1573）認為“《西廂記》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皆為王實甫作；萬歷四十三、四十四年（1615、1616）臧晉叔刻《元曲選》，卷首所載《元曲論》也將《西廂記》系之于王實甫名下，且標明為“五本”，在《元曲選·序》中也提及“《西廂》五劇”、“《西廂》二十一折”。很明顯，他們是把《西廂記》作為一個整體而屬于王實甫的。正如姚燮在《今樂考證》中所說：“五本之說，則《西廂》本有二十折，但未指后四折為關氏續(xù)耳?！鼻宄?，毛西河《論定西廂記》也認為“《西廂》果屬王作”。
其次是關漢卿作與關作王續(xù)說。前文曾提及成化七年（1471）北京金臺魯氏刊本《新編題西廂記詠十二月賽駐云飛》曾收有《西廂記十詠》，其中開頭兩支曲子曾詠及作者：
〔駐云飛〕漢卿文能，編作《西廂》曲調精。燈下搜才性，靜坐添余幸。嗏，廣覽圣群經，議皆明。徵羽宮商，腔譜新清令，翰墨詞章來訴成。
〔駐云飛〕王家增修，補足《西廂》音韻周。后把詞章輳，意味都參透。嗏，風月至今留，號《春秋》。詠月嘲風，湖海傳揚后，錦繡心胸世未休。
此套曲子的作者不詳，其書既云“新編”，其曲寫作年代當在書成（成化七年）之前不久。曲中言《西廂》為漢卿所編，“王家增修補足”，雖未明指“王家”為誰人，但從后來一些同類散曲中“王家”皆指王實甫而言，此處亦當系指王實甫無疑。這是迄今所見最早的一則有關《西廂記》為關作王續(xù)說的記載?？梢?，王作關續(xù)是在成化初年前后才出現(xiàn)的。與上述〔駐云飛〕二曲稱譽關王二氏編補《西廂記》相反，明弘治十一年（1498）北京金臺岳家《新刊奇妙全相注釋西廂記》卷首引錄了幾首〔滿庭芳〕曲，對《西廂記》作者極力加以貶斥，其中有“漢卿不高，不明性理，專弄風騷。平白地褒貶出村和俏，賣弄才學”和“王家好忙，沽名吊（釣）譽，續(xù)短添長。別人肉貼在你腮頰上，賣狗懸羊”的句子。兩者雖然對《西廂記》的作者褒貶不同，但認為《西廂記》為關作王續(xù)則是一致的。此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刊刻的《雍熙樂府》載有無名氏“〔滿庭芳〕西廂十詠”也說《西廂記》為關漢卿作王實甫續(xù)，并贊美“多才漢卿，廣知故事，洞曉新聲。移宮換羽真堪聽，義理兼明。一句句包藏著媚景，一篇篇醞釀出深情”，“聰明實甫，胸藏錦繡，口吐璣珠。清新樂府真無數，壓盡其余。翻騰就尤云殢雨，顯豁出寄柬傳書”?！队何鯓犯匪铡段鲙仭房须m較成化間〔駐云飛〕與弘治間〔滿庭芳〕為晚，但就其創(chuàng)作時間而言，當為一時之作。
大約在關作王續(xù)說產生的同時，也出現(xiàn)了關漢卿作的傳說。正德八年（1513）刊刻的都穆《南濠詩話》寫道：
近時北詞以《西廂記》為首，俗傳作于關漢卿，或以為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予閱《點鬼簿》，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實甫，元大都人，所編傳奇，有《芙蓉亭》、《雙蕖怨》等，與《西廂記》凡十種，然惟《西廂》盛行于時。
從都穆這段文字可以看出《西廂記》“作于關漢卿”和“漢卿不竟其詞，王實甫足之”的兩種說法，當時是同時并存的。都穆還十分清楚地說明，這兩種說法不過是“俗傳”和“以為”而已，實際上并沒有確鑿的根據。他正是感到傳說無據而查閱了《錄鬼簿》，并根據《錄鬼簿》的記載重新提出《西廂記》“乃王實甫作，非漢卿也”，否定了關作或關作王續(xù)說。
盡管早在正德年間，當關作或關作王續(xù)說出現(xiàn)僅僅四五十年時間，都穆就作了如此明確的闡述，但仍未能引起人們的足夠重視，此后仍有人以《西廂記》為關作或關作王續(xù)。嘉靖二十年（1541）金陵富樂院妓女劉麗華《口傳古本西廂記·題辭》云：“董解元、關漢卿輩，盡反其事，為《西廂》傳奇，大抵寫萬古不平之憤，亦發(fā)明崔氏本情，非果忘張生者耳?！?sup>將《西廂記》屬于關。張羽嘉靖三十六年所寫的《董解元西廂記·序》即稱《西廂記》為“關氏春秋”。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世貞所撰《藝苑卮言》亦載“《西廂》久傳為關漢卿作”。嘉隆后海陵黃嘉惠刻董解元《西廂記》仍認為《西廂記》為關漢卿所作。萬歷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序》也說《西廂記》的作者“皆以為關漢卿，而不知有實甫”。萬歷十七年（1589）汪道昆《水滸傳敘》也提到“關漢卿崔張雜劇”?？梢娙f歷初年有人仍以為《西廂記》為關氏所作。清乾隆間葉堂所編《納書楹曲譜補遺》卷四《時劇》及《太古傳宗》所附《時劇新譜》卷上，都收有《崔鶯鶯》〔山坡羊〕、〔掛枝兒〕二曲，也以為關漢卿“編成”了《西廂記》。姚華《菉猗室曲話》曾推斷此二曲與《雍熙樂府》所載“〔滿庭芳〕、〔小桃紅〕殆為一時之作”。如果此說可信，可以說明《西廂記》為關作或關作王續(xù)說，比較集中地盛行于成化至萬歷初年這一百年左右的時間里。
此外，弘治本及熊龍峰本、劉龍?zhí)锉尽段鲙洝范驾d有〔八聲甘州〕“天生眷姻”套曲，其〔煞尾〕云：
董解元古詞章，關漢卿新腔韻，參訂《西廂》的本。晚進王生多議論，把《圍棋》增。
有人以此為據，也認為《西廂記》為關漢卿作王實甫續(xù)。然而，這里所謂“王生”并未指明為實甫?！秶濉纺耸且扎L紅對弈為內容的一折雜劇，故事大意是寫月下聯(lián)吟之后，鶯鶯與紅娘在后花園下圍棋遣悶，張生聞棋聲逾墻偷看，將棋局驚散。這一關目為《西廂記》原本所未有，乃是增補《西廂記》第一本第三折之作。這一折雜劇的作者“晚進王生”并不姓王，而是詹時雨的別署。詹時雨，元末明初人，無名氏（一說賈仲明）《錄鬼簿續(xù)編》詹時雨名下，有如下一段文字：
隨父宦游福建，因而家焉。為人沉靜寡言，才思敏捷，樂府極多，有《補西廂弈棋》，并“銀杏花凋殘鴨腳黃”諸〔南呂〕，行于世。
這里的《補西廂弈棋》就是〔八聲甘州〕“天生眷姻”套曲〔煞尾〕所說的《圍棋》，作者顯然即是詹時雨。詹時雨托名“晚進王生”是出于對先輩王實甫的崇敬，從中也可以窺見王實甫及其所著《西廂記》在當時的影響。因此，根據〔八聲甘州〕“天生眷姻”〔煞尾〕一曲，斷定《西廂記》為關作王續(xù)是不能成立的。
此外，在關作說出現(xiàn)之后，也曾有過關漢卿作董珪續(xù)之說。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修的《祁州志》卷八《紀事》“關漢卿故里”條載：
漢卿，元時祁之伍仁村人也。高才博學而艱于遇，因取《會真記》作《西廂》以寄憤。脫稿未完而死，棺中每作哭涕之聲。狀元董君章（珪）往吊，異之，乃檢遺稿，得《西廂記》十六出。曰：“所以哭者，為此耳。吾為子續(xù)之。”攜出，而哭聲遂息，續(xù)后四出以行于世。
此則材料的出現(xiàn)，已距作者生時近五百年，州志的編者亦自言“無稽”，且為神話式的傳說，實不足據。在有關《西廂記》作者的諸多說法中，以此說出現(xiàn)最晚、影響最小，見于記載的也僅此一例。
最后是王作關續(xù)說。與關作王續(xù)說相反，在嘉靖末年又出現(xiàn)了王實甫作關漢卿續(xù)說。此說最早見于王世貞的《藝苑卮言》和顧玄緯的《增編會真記雜錄·序》。嘉靖三十七年（1558）王氏所撰《藝苑卮言》云：
《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邇來乃有以為王實夫者，謂：“至郵亭夢而止?！庇衷疲骸爸痢淘铺?，黃花地’而止，此后乃漢卿所補也?！背跻詾楹檬抡邆髦?，及閱《太和正音譜》，王實夫十三本，以《西廂》為首，漢卿六十一首，不載《西廂》，則亦可據。第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裙染榴花，睡損胭脂皺；紐結丁香，掩過芙蓉扣；線脫珍珠，淚濕香羅袖；楊柳眉顰，人比黃花瘦?！笨≌Z亦不減前。
從上述記載中，可以看出王作關續(xù)說是在關作說“久傳”之后王氏寫作《藝苑卮言》前不久才出現(xiàn)的，而且說法本身又很不一致，一說王作至《草橋驚夢》而止，一說至“碧云天，黃花地”而止。王氏起初曾對此說有所懷疑，以為好事者妄傳，不肯置信。及至查閱《太和正音譜》，本應依據王實甫名下載有《西廂》而關漢卿名下不載《西廂》的著錄，確認《西廂》為王實甫作，而否定王作關續(xù)的虛妄傳說，但是，他并沒有這樣做，相反，他卻相信了這種傳說，并且進而稱贊關漢卿所補〔商調〕、〔集賢賓〕及〔掛金索〕二曲“俊語亦不減前”。王世貞是當時文壇領袖人物，由于王世貞在文壇上的地位和聲望，《藝苑卮言》所載王作關補說對后世頗有影響，許多人不加詳察誤信了這種傳說，于是王作關續(xù)說便大為興盛，直至清末民初，成為持續(xù)時間最長，影響最大的一種說法。
與王世貞大約同時，顧玄緯嘉靖四十一年（1562）所作《增編會真記雜錄序》說：
余獨怪夫金元晚代，肇填曲子，故校士
題崔張事。時董學士、關院尹輩，矉美元《記》而記之，悉署其
曰《西廂》，其嘲風弄月之思、釘壁投梭之態(tài)，咸自《會真》始。
樂府者流，知《西廂》作于關、董，而不知《錄鬼簿》疏云王實甫作。豈實甫、漢卿俱家大都而遂誤邪？抑關本有別行者邪？今董《記》已刻之吳門，惟王四大出（按即本）外，或稱關補……
顧玄緯與都穆相似，根據《錄鬼簿》的記載，而反駁當時流傳的關作說。從他“惟王四大出外，或稱關補”的記載中，可以看出，在嘉靖末年關作說流行的同時，已出現(xiàn)了王作關補之說。這與王世貞的記載是一致的。萬歷以后，王作關續(xù)說漸趨主宰地位。萬歷八年（1580）徐士范《重刻西廂記·序》寫道：
元王實甫始以繡腸創(chuàng)為艷詞，而《西廂記》始膾炙人口。然皆以為關漢卿而不知有實甫?！w《西廂記》自《草橋驚夢》以前作于實甫，而其后則漢卿續(xù)成之者。
徐士范刊本《西廂記》卷首所載程巨源《崔氏春秋·序》的說法亦同：
余閱《太和正音譜》載《西廂記》撰自王實甫，然至郵亭夢而止，其后則關漢卿為之補成者也。
徐士范和程巨源雖然摒棄了關作說而認為王實甫撰，但卻采用了王世貞《藝苑卮言》所載王實甫撰“至郵亭夢而止……其后乃漢卿所補”的說法，使王作關續(xù)說得到進一步發(fā)展。
此后，王驥德對王作關續(xù)說曾有所懷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里寫道：
二人生同時，居同里，或后先踵成不可考。特其詞較然兩手……《卮言》又謂：“或言郵亭夢止，或言至‘碧云天’止?！眲t不知元劇體必四折，記中明列五大折（按即本），折必四套，“碧云天”斷屬第四折（本）四套之一無疑。又實甫之記，本始董解元，董詞終鄭恒觸階，而實甫顧闕之以待之補？所不可解耳。
王驥德從元劇特有的體例著眼，認為元劇每本必四折，“碧云天”屬第四本第三折，王實甫作《西廂》絕不可能到此為止。他又依據《西廂記》是改編《董西廂》而來，《董西廂》既然以“鄭恒觸階”終結，而王實甫又何必“闕之以待漢卿之補”？他的批駁和質問是有理有力的，實際上是對王作關續(xù)說的否定。因此，他在論及《西廂記》時皆歸之于王實甫。他校注的《古本西廂記》仍署名為“元大都王實甫編”，并于第五本卷首注明：“此卷徐士范本直署元關漢卿撰，今無確證，姑仍舊?！蓖跏现卫砬鷮W謹嚴，對第五本雖有疑惑，仍依“古本”作王實甫編，不肯輕易信從他人。但是，他卻從另外一個角度，即藝術風格的不同而有所懷疑。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自序》中說：
舊傳是記為關漢卿氏所作，邇始有歸之實甫者，則涵虛子之《正音譜》故臚列在也。獨世謂漢卿續(xù)成其后，未見確證，然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兩君子他作，實甫以描寫，而漢卿以雕鏤。描寫者遠攝風神，而雕鏤者深次骨貌。
王驥德以為《西廂記》前四本與第五本的藝術風格有所不同，雖未明言，實際上是認為并不排除有王作關續(xù)的可能性。
與王驥德這種看法相似，以不同的風格為依據推斷第五本為續(xù)書的還有胡應麟、徐復祚、槃薖碩人、凌濛初等。胡應麟在《少室山房筆叢·莊岳委談》中寫道：
今王實甫《西廂記》為傳奇冠，……關漢卿自有《城南柳》、《緋衣夢》、《竇娥冤》諸雜劇，聲調絕與鄭恒問答語類，郵亭夢后，或當是其所補。雖字字本色，藻麗神俊大不及王。
胡應麟認為前四本“藻麗神俊”，第五本“字字本色”，第五本“鄭恒問答語”與關漢卿諸劇“聲調”相類，從而推斷第五本為關氏所補。徐復祚也以筆力的不同而確認后四出為關氏所補。他在《三家村老委談》中說：
《西廂》后四出，定為關漢卿所補，其筆力迥出二手，且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疊出，至于“馬戶尸巾”云云，則真馬戶尸巾矣！……丹丘評漢卿曰：“觀其詞語，乃在可上可下之間；蓋所以取者，初為雜劇之始，故卓以前列?！?sup>
則王、關之聲價，在當時已自有低昂矣。徐復祚認為第五本筆力不及前四本，并以涵虛子評關漢卿為據，推斷后四出“定為關漢卿所補”。槃薖碩人與徐復祚的說法相近，稱“兄實甫而弟漢卿”，認為“王之曲無可改”，“關所續(xù)后四折其曲多鄙陋蕪穢，不整不韻”。即凌濛初也認為前四本與第五本風格不同，“自是二手”，但卻對貶斥后四折者持異議。他在《西廂記·凡例十則》中寫道：
但細味實甫別本，如《麗春堂》、《芙蓉亭》頗與前四本氣韻相似，大約都冶纖麗；至漢卿諸本則老筆紛披，時見本色。此第五本亦然，與前自是二手。俗眸見其稍質便謂續(xù)本不及前，此不知觀曲者也。
凌濛初認為前四本與王實甫別本“氣韻相似”，后一本與關漢卿諸本風格相近，因而依據《點鬼簿》和周憲王本“以前四本屬王，后一本屬關”。此外，如蔣一葵的《堯山堂外紀》、陳邦泰的《重校北西廂記》、屠隆校正的《新刊合并王實甫西廂記》、李楩的《西廂記考據》、“青藤道人”序的《元本批點畫意北西廂》、張深之的《正北西廂秘本》、閔齊伋的《會真六幻》本《西廂記》、李廷謨的《北西廂》、祁彪佳的《遠山堂劇品》、封岳的《詳校元本西廂記》、卓珂月的《新西廂·序》、李調元的《雨村曲話》、焦循的《劇說》、梁廷楠的《曲話》及《曲?？偰刻嵋返?，直至近人王國維、吳梅、王季烈、劉世珩、魯迅等皆相沿襲以《西廂記》為王作關續(xù)。直到解放后，經過深入地討論和翔實的考證，王實甫作說才又漸居主宰地位。
實際上，稱《西廂記》為關作或關作王續(xù)、王作關續(xù)，前人已指出，多無確證，只不過是傳說和臆測而已?！朵浌聿尽?、《太和正音譜》是今天所見著錄雜劇作家與作品的最早文獻，距離元劇作家及其作品產生的時代較近，因而其可靠性較大。前人論證《西廂記》為王實甫作多據此。今天最早記載《西廂記》為關作或關作王續(xù)說的《南濠詩話》，作者就是根據《點鬼簿》論定為王實甫作而否定了關漢卿作的說法。其后，自王世貞始，許多人也引述了《錄鬼簿》和《太和正音譜》的著錄肯定為王實甫作，但又保留了關漢卿作的說法，于是形成了王作關續(xù)說。主張王作關續(xù)的人，他們的說法口氣多游移不定，根據又各不相同，而且往往是相互矛盾的。如對第五本，如前所述大約就有三種看法：一種認為“俊語亦不減前”（王世貞）；另一種認為“其曲多鄙陋穢蕪，不整不韻”（槃薖碩人），“雅語、俗語、措大語、白撰語層見疊出”（徐復祚）；再一種認為“老筆紛披”（凌濛初），“不用詞藻，事事白描”（吳梅、王季烈），“字字本色”（胡應麟）。就作品風格而言，關漢卿與王實甫的區(qū)別，正如王驥德和凌濛初所說，“實甫以描寫，漢卿以雕鏤”；“實甫……都冶纖麗”，“漢卿諸本……時見本色”。關漢卿所作，工于刻畫人世而短于寫景言情，而《西廂記》所長正在于描摹眼前景物狀寫兒女情腸，不僅前四本如此，后一本亦然。第五本雖然寫景言情較少，但從第一折〔集賢賓〕、〔逍遙樂〕、〔掛金索〕、〔金菊花〕、〔醋葫蘆〕諸曲，寫兒女相思情態(tài)，仍獨擅勝場，曲辭也綺麗多彩。其風格與前四本及王實甫他作《販茶船》、《芙蓉亭》等均相同，可知乃出一人之手。胡應麟、王驥德、徐復祚、凌濛初等以王、關劇作風格不同而外加于《西廂記》，謂第五本“與前自是二手”、“其筆力迥出二手”、“淄澠涇渭之辨，殊自不廢”的推斷是沒有根據的。至于有人以涵虛子評關漢卿語作為根據，認為關漢卿“乃可上可下之才”，“聲價”不如王實甫，而《西廂記》第五本又不如前四本，所以定為關漢卿所補，這種推論更是站不住腳的。
此外，關于王作止于“碧云天”或“草橋驚夢”的說法，王驥德早已指出其非是?！段鲙洝繁居凇抖鲙?，“草橋驚夢”以后，尚有“寄贈”、“爭婚”以至“團圓”等情節(jié)，《西廂記》不可能到此為止。況且，《西廂記》五本，每本均有〔絡絲娘煞尾〕一曲，“繳前啟后，以為關鎖”作為承上啟下的紐帶。第四本〔絡絲娘煞尾〕“都則為一官半職，阻隔得千山萬水”，以及最后一句唱詞“除紙筆代喉舌，千種相思對誰說”，都表明劇情未完，乃是開啟下本《泥金捷報》、《尺素緘愁》及《衣錦還鄉(xiāng)》的先聲，斷不能不止而止。
綜上所述，幾百年來雖然關于《西廂記》作者有過種種爭論，但歸根結底應歸之于王實甫。這應是確定無疑的。
王實甫，名德信，大都（今北京）人。生卒年與生平事跡不詳，他的創(chuàng)作活動大約是在元成宗元貞、大德年間（1295—1307），正是元雜劇鼎盛時期。明初戲曲家賈仲明在增補《錄鬼簿》時，寫了一首〔凌波仙〕詞追悼他：“風月營密匝匝列旌旗，鶯花寨明颩颩排劍戟，翠紅鄉(xiāng)雄糾糾施謀智。作詞章，風韻美，士林中等輩伏低，新雜劇，舊傳奇，《西廂記》天下奪魁。”這里所說的“風月營”、“鶯花寨”、“翠紅鄉(xiāng)”都是指元代官妓聚居的場所，也就是演出雜劇的勾欄?？梢娡鯇嵏κ莻€沉淪下層與民間藝人為伍的落拓文人，是個放浪形骸、不為封建禮法拘束的知識分子，同時也是個有才華孚眾望的作家；《西廂記》則是出類拔萃、首屈一指的作品。他創(chuàng)作的雜劇據《錄鬼簿》著錄有十四種，今天完整保留下來的全本，除《西廂記》外，只有《破窯記》和《麗春堂》兩種。殘存的有《販茶船》和《芙蓉亭》各一折曲文。其他如《于公高門》、《明達賣子》、《七步成章》、《多月亭》、《進梅諫》、《麗春園》、《陸績懷橘》、《雙渠怨》、《嬌紅記》都已失傳。此外，還有散曲一支小令、兩個套數和一個殘?zhí)?，今存?/p>
元曲“四大家”與王實甫
元泰定元年（1324）周德清所撰《中原音韻·序》里有如下一段話：
樂府之盛，之備，之難，莫如今時。其盛，則自搢紳及閭閻歌詠者眾。其備，則自關、鄭、白、馬一新制作，韻共守自然之音，字能通天下之語，字暢語俊，韻促音調；觀其所述，曰忠，曰孝，有補于世。其難，則有六字三韻，“忽聽、一聲、猛驚”是也。
這就是后來所稱元曲“四大家”的緣起。元代是我國戲曲發(fā)展、繁榮、昌盛的時代，作家輩出，燦若群星，僅《錄鬼簿》所載就有作家152人。在眾多的作家中僅舉四人為代表，這無疑是極大的推崇。此后，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始終沒有變化，一直沿襲至今。但是，對于“四大家”究竟應包括哪些人，以及對他們該作如何評價，明清以來卻有著激烈的爭論，尤其是“四大家”中是否含《西廂記》作者王實甫，更是引起許多人的不平。
明周憲王朱有燉，宣德九年（1434）在其所撰《繼母大賢》雜劇序言中曾寫道：
予觀近代文人才士，若喬夢符、馬致遠、宮大用、王實甫之輩，皆其天才俊逸，文學富贍，故作傳奇清新可喜，又其關目詳細，用韻穩(wěn)當，音律和暢，對偶整齊，韻少重復，為識者□?！蕿閭髌?，當若此數人，始可與之言樂府矣。
朱有燉這里所說元代著名作家雖然也是四位，但與周德清所述卻顯然不同。盡管朱氏將王實甫名列其中，但卻把關漢卿和白樸摒棄在外，喬夢符和宮大用反而被納入。喬、宮的雜劇創(chuàng)作雖有一定成就，卻不能與關、白相提并論，更不能超越其上。由于這一提法不夠全面公允，所以未引起后來戲曲評論家的重視。
何良俊在《四友齋叢說》不僅承繼了周德清關、鄭、白、馬之說，而且第一次明確地采用元曲“四大家”的提法，并竭力推崇鄭光祖，王實甫不僅不被包括在“四大家”之內，反而極力加以貶斥。他說：
元人樂府稱馬東籬、鄭德輝、關漢卿、白仁甫為四大家。馬之詞老健而乏姿媚，關之詞激勵而少蘊藉，白頗簡淡，所欠者俊語，當以鄭為第一。
何良俊論曲以“蘊藉”、“簡淡”為上，力詆語詞的濃艷，有“濃鹽赤醬”之喻。他認為“鄭詞淡而凈，王詞濃而蕪”。他肯定鄭光祖曲詞“蘊藉有趣”、“語不著色相，情意獨至”，“清麗流便，語入本色，然殊不秾郁”。對于王實甫雖然也稱贊其“才情富麗，真詞家之雄”，認為《西廂》其妙處亦不可掩，但從總體上，卻認為“《西廂》全帶脂粉”，“首尾五卷，曲二十一套，終始不出一‘情’字，亦何怪其意之蕪颣耶”！有些質樸淺顯曉暢易懂的語句也被指責為“語意皆露，殊無蘊藉”，“全不成語”。
何良俊的看法，得到沈德符的贊同。他在《顧曲雜言》中寫道：
《西廂》到底不過描寫情感，余觀此劇，盡有高出其上者，世人未曾遍觀，逐隊吠聲，咤為絕唱，真井蛙之見耳。
何良俊曾認為，《西廂記》同所唱的時曲一樣，不過是“情詞”，“元人之詞，往往有出于其上者”。沈德符的這一段話，不過是何說的轉述和翻版而已。他在“四大家”的排列順序上，也將鄭光祖列為首位，并且進一步作了發(fā)揮，認為“元人以鄭、馬、關、白為四大家而不及王實甫，有以也”。
何良俊的主張盡管得到沈德符的贊同，卻遭到許多人的反對。首先表示異議的是王世貞。他在《藝苑卮言》中說：
何元朗極稱鄭德輝《梅香》、《倩女離魂》、《王粲登樓》，以為出《西廂》之上?！二V梅香》雖有佳處，而中多陳腐措大語，且套數、出沒、賓白，全剽《西廂》。《王粲登樓》事實可笑。毋亦厭常喜新之歟？
王世貞對《西廂記》極為贊賞，認為“北曲故當以《西廂》為壓卷”。他指出何良俊褒鄭抑王的傾向，乃是犯了“厭常喜新之病”，鄭光祖諸作不僅不在《西廂》之上，相反《梅香》卻是剽竊《西廂》而來。梁廷楠在《曲話》中對王氏此說作了進一步發(fā)揮，他指出：“《梅香》如一本小西廂，前后關目、插科、打諢，皆一一照本模擬?！辈⑴e出情節(jié)關目相同者二十例，認為這是對《西廂記》的有意模仿，而“不得謂無心之偶合”。此外，他還列舉《梅香》引經據典的曲詞及以“四書語入曲”的句例，指出：“如此等類，直是一幅策論，豈復成聲律耶！又況其出自閨閣兒女之口也？”這是對何元朗所謂“鄭詞淡而凈”的有力駁斥。
王世貞在《藝苑卮言》中雖然也引述了周德清關于元曲四大家的論述，但是他在論及元曲的發(fā)展時并未局限于“四大家”。他指出：
曲者，詞之變?！T君貫酸齋、馬東籬、王實甫、關漢卿、張可久、喬夢符、鄭德輝、宮大用、白仁甫輩，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所謂“宋詞、元曲”，殆不虛也。
王世貞論述元曲代表作家，并未把王實甫排除在外，而是將他與關、馬、白、鄭并提，認為他們“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以故遂擅一代之長”。經過他們的共同創(chuàng)造，才使元曲得以同宋詞相媲美。王世貞的看法是公允的，因而得到許多人的贊同和呼應。
程巨源在《崔氏春秋·序》中，本王世貞說，將王實甫與關漢卿并稱，對其所作《西廂記》作了充分的肯定，而對何元朗貶低《西廂記》的言論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批駁。他說：
二公皆勝國名手，咸富才情，兼喜音律。今觀其所記，艷詞麗句先后互出，離情幽思哀樂相仍，遂擅一代之長，為雜劇絕唱良不虛也，而談者以此奇繁歌疊奏，語意重復，始終不出一“情”；又以露圭著跡調脂弄粉病之。夫事關閨闈，自應秾艷；情重怨曠，寧廢三思；大雅之罪人，新聲之吉士也。遂使終場歌演，魂絕色飛，奏諸弦索，療饑忘倦，可謂詞曲之《關雎》，梨園之虞夏矣。以微瑕而颣全璧，寧不冤也?！徽Z有之：“情辭易工。蓋人生于情，所謂‘愚夫愚婦可以與知者’?！苯裨~人無慮數百十而二公為最；二公之填詞無慮數十種而此記為最。奏演既多，世皆快睹，豈非以其情哉！《西廂》之美則愛，愛則傳也。
程巨源將王實甫與關漢卿同稱“勝國名手”，以之為元代“詞人”之“最”；稱贊《西廂記》“擅一代之長，為雜劇絕唱”，比之為“詞曲之《關雎》，梨園之虞夏”，認為《西廂記》“美”而博得觀眾的“愛”，由于愛則得到廣泛的流傳。程巨源于《西廂記》的贊揚及其對何元朗的駁斥，表明他對貶低王實甫的強烈不滿。
與程巨源相同，王驥德也對何元朗貶斥《西廂記》為“調脂弄粉”的說法表示異議。他在《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中說：
《西廂》……其質本香奩金荃之遺，語自不得不麗。何元朗《四友齋叢說》至訾為“全帶脂粉”，然則必銅將軍持鐵綽板唱“大江東去”而始可耶！
在《曲律》一書中，他又寫道：
《西廂》組艷，《琵琶》修質，其體固然。何元朗并訾之，以為“《西廂》全帶脂粉，《琵琶》專弄學問，殊寡本色”。夫本色尚有勝二氏者哉？過矣。
王驥德認為《西廂記》詞語艷麗與本色兼?zhèn)?，而曲辭的艷麗乃是由作品的內容所決定的。何元朗非難《西廂》“全帶脂粉”，“其本色語少”，未免過于苛刻，失之偏頗。王驥德曾經校注過《西廂記》，對《西廂記》有較全面深入的研究，對王實甫在元代曲壇的地位和貢獻有較公正的評價。正是在此基礎上，他對元曲“四大家”的傳統(tǒng)說法提出質疑。他說：
世稱曲手，必曰關、鄭、白、馬，顧不及王，要非定論。
王驥德的看法與沈德符的意見是截然相反的。他認為王實甫應與關、鄭、白、馬一樣，同被列為元曲大家，“世稱曲手”“顧不及王”是不公平的。但是，王驥德也有矯枉過正的地方。他曾經說過：“四人漢卿稍殺一等。第之，當曰王、馬、鄭、白?！?sup>王驥德論曲“以婉麗俏俊為上”。他過分地推崇王實甫和馬致遠，將王實甫比作李白，馬致遠比作杜甫，而對語主本色當行的元劇奠基人關漢卿卻加以貶低，將其由元曲“四大家”之首而排除在“四大家”之外，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是極不公正的。
與王驥德略有不同，胡應麟所持態(tài)度則比較審慎客觀。他認為關漢卿雖然“字字本色”但“藻麗神俊大不及王”，元時“所推關下即鄭”，“王實甫……聲價本出關、鄭、白、馬下”，可能是因“元世習尚頗殊”，“元人以此當行”。對于元曲“四大家”和王實甫究竟如何評定，他主張“公論百年后定”，需要經過歷史和時間的檢驗。
此后，許多人在論及元曲大家時，都將王實甫與關、馬、白、鄭并提。吳興祚在為毛西河《論定西廂記》作序時寫道：
元……所傳遺劇，如東籬、漢卿、德輝、仁甫彬彬稱盛，然欲如《西廂》之經文緯質，出風入雅，粹然一歸于美善，仍亦罕有。
吳興祚給予《西廂記》以高度評價，將它與元曲“四大家”的作品并譽，既稱頌了王實甫的功績，又肯定了關、馬、白、鄭的地位，評定是確當的。楊恩壽《詞余叢話》引張度西語，也是將實甫、東籬、漢卿并稱。近人王國維在《錄曲余談》中也將王實甫與“四大家”并列。他說：
士大夫之作雜劇者，唯白蘭谷（樸）耳。此外雜劇大家，如關、王、馬、鄭等皆名位不著，在士人與倡優(yōu)之間，故其文字誠有獨絕千古者……
盡管關、王、馬、鄭與白樸的出身和社會地位不同，王國維仍贊其為“雜劇大家”，并肯定其文字“獨絕千古”。
《西廂記》是元劇的瑰寶，是元雜劇的代表作，王實甫以其規(guī)模宏制的巨著，為元劇的發(fā)展作出了杰出的貢獻。他與關、馬、白、鄭等人一起，奠定了元劇發(fā)展的基礎，他們的作品共同構成了元代劇壇萬紫千紅的局面，標志著元劇發(fā)展的高峰。因此論及元劇代表作家，應將關、王、馬、白、鄭并列，只舉關、馬、白、鄭為“四大家”而將王實甫排除在元劇大家之外，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元劇發(fā)展的歷史實際的。
- 此據張深之本。詳見本書《體例·題目正名與總目》。
- 隔，《鶯鶯傳》與《董西廂》作“拂”。
- 天一閣本《錄鬼簿》著錄《西廂記》，題目“鄭太后（君）開宴北堂春”，正名“張君瑞待月西廂記”，楊朝英《太平樂府》卷六所收孫季昌作《集雜劇名詠情》〔滾繡球〕曲有“西廂待月張君瑞”句，與眾不同。
- 金圣嘆《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卷一。
- 另見傅惜華編《西廂說唱集》。
- 任訥《曲諧》。又祁彪佳《遠山堂劇品》和《傳奇匯考標目》著錄有無名氏《小春秋》（南五折）一本，不知是否與《西廂》有關？待考。
- 此書今無傳本，萬歷三十年（1602）徐編《徐氏紅雨樓書目》曾著錄。祁彪佳《遠山堂劇品》列入“雅品”，注為“北四折”，其品語曰：“傳情者，須在想象間，故別離之境，每多于合歡。實甫之以《驚夢》終《西廂》，不欲境之盡也；至漢卿補五曲，已虞其盡矣；田叔再補《出閣》、《催妝》、《迎奩》、《歸寧》四曲，俱是合歡之境，故曲雖逼元人之神，而情致終遜于譜離別者?！?/li>
- 參見金圣嘆《貫華堂第六才子書西廂記》。
- 單宇，字時泰，號菊坡，正統(tǒng)四年（1439）進士，《明史》有傳。
- 又明刊《西廂記考》引戲曲家梅鼎祚語：“《西廂記》人稱為《春秋》，蓋曲止有春秋而無冬夏，故名?！闭Z氣則更加肯定。
- 李贄《焚書·雜說》。
- 《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3期。
- 《江海學刊》1960年2期，《光明日報》1961年1月29日、4月30日、10月22日。
- 《文匯報》1961年3月29日，《光明日報》1961年7月9日。
- 見《明刊本西廂記研究》。
- 另見藍凡《〈西廂記〉第五本非王實甫所作》（《復旦學報》1983年4期）、蔡運長《〈西廂記〉第五本不是王實甫之作》（《戲曲藝術》1988年4期）。
- 吳金夫《〈西廂記〉應為關漢卿所作》（《西北大學學報》1985年4期）。
- 見《四友齋叢說》。
- 弘治本《西廂記》附錄原無標題，《雍熙樂府》題作《西廂十詠》，劉龍?zhí)锉尽段鲙洝奉}作《打破西廂八嘲》，詠“王家”一首題為“王實甫”。
- 都穆（1458—1525），字玄敬，吳縣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
- “點鬼簿”劉世珩《西廂記考據》引作“錄鬼簿”?！饵c鬼簿》即為《錄鬼簿》。參見本書《附論·〈點鬼簿〉與〈錄鬼簿〉》。
- 見王驥德《新校注古本西廂記》卷六。
- 劉龍?zhí)锉绢}為《西廂別調》。
- 詳見本書《續(xù)書與改作·增補本》。
- 王世貞《藝苑卮言》初成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隆慶六年（1572）最后定稿。
- 陳泰《重校西廂記·總評》、蔣一葵《堯山堂外紀》、李調元《雨村曲話》、梁廷楠《曲話》等皆轉錄了王氏此語?！队甏迩挕?、《曲話》所述與《藝苑卮言》原文有出入。
- 王世貞《藝苑卮言》又云：“賀方回〔浣溪紗〕有云：‘淡黃楊柳帶棲鴉?！P漢卿演作四句云：‘不近喧嘩，嫩綠池塘藏睡鴨。自然幽雅，淡黃楊柳帶棲鴉?！喑鲇谒{，無妨并美?！彼段鲙洝非~為第三本第三折〔駐馬聽〕曲。據此，王氏似又將前四本屬關，與其王作及“漢卿所補”說相矛盾。這可能是王氏無意中沿襲“《西廂》久傳為關漢卿撰”舊說之誤。蔣一葵《堯山堂外紀》照錄王氏原文，李調元《雨村曲話》轉述此語則將關漢卿改作王實甫。
- 胡應麟還將王實甫誤作王和卿，“以先關卒，故《西廂記》未成而關續(xù)之耶”。起鳳館主人曹以杜在《元本出相北西廂》卷首所載《新校北西廂記·考》中也沿襲此誤。這又一次表明王作關續(xù)說并無根據，不過是推測而已。
- 徐氏所引語與《太和正音譜》原文略有不同。
- 見槃薖碩人《增改定本西廂記·序》及《凡例》。
- 周憲王本《西廂記》今未見傳本，此書是否存在過，學術界有爭論。
- 梁廷楠曾對王作關續(xù)說有所懷疑，認為“漢卿所撰曲多至六十余本，其目不載《西廂》，且續(xù)本多鄙陋不倫之句，尤可疑也”。但他仍稱“王實甫作《西廂記》，關漢卿續(xù)之”。并將其作為“一曲而數人合作者”的例證。
- 見《顧曲麈談》、《螾廬曲談》。
- 毛奇齡《論定西廂記》。
- 天一閣本《錄鬼簿》原作“德名信”，學術界一般認為系“名德信”的倒置，亦有認為是“名信德”之顛倒者。
- 《全元散曲》王德信名下載有《〔商調·集賢賓〕退隱》套曲，從曲詞中可知作者曾做過官，后來退隱還家（“想著那紅塵黃閣昔年羞，到如今白發(fā)青衫此地游，樂桑榆酬詩共酒”），而且生活頗為富足閑適（“有微資堪贍赒，有園林堪縱游”），至少活到六十歲（“百年期六分甘到手，數支干周遍又從頭”）。此套曲《雍熙樂府》不署撰人，《北宮詞紀》署王實甫作。但從曲中所述作者身世處境來看，與賈仲明悼詞所言出入很大，也與大多數元劇名家不同。此曲究竟是否為王實甫作，尚需進一步查考。
- 李調元《雨村曲話》轉述王世貞此語時，曾認為“貫酸齋、張可久、宮大用只工小令，不及馬、王、關、喬、鄭、白遠甚，未可同年語也”。但是他仍是將王實甫與馬、關、鄭、白并重的。劉熙載的《藝概》也據王世貞說將上述九人作為“北曲名家”之“尤者”。但劉氏似將王實甫與王和卿誤為一人。
- 《曲律·雜論上》。
- 《新校注古本西廂記·考》。
- 《曲律·雜論下》。
- 明萬歷以后，有些人由于以為《西廂記》第五本為關漢卿所續(xù)，就認為關不及王，這也是一種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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