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jié)　臺閣文學思想之一特點:傳圣賢之道與鳴國家之盛

雖經過短暫的“靖難之役”的破壞，但洪武以來數十年的恢復生息，經濟已經有所發(fā)展。永樂至洪熙間，社會比較安定，這也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條件。王直在《凝翠樓詩序》中描述其時北京之情形:“松江殷志學，居北京之澄清坊，適當通衢廣市之中。凡尊官貴人，騶呼出入相屬，而往來富商巨賈，挾貲以貿鬻者，足相躡于路。豐堂邃館，長筵廣席，歡笑之嘩相聞也。其車馬之盛，裘服之麗，意氣之雄高，與夫川陸所產百貨之珍，飲食玩好諸物之奇，燕姬趙女聲音容色之姝妙，茍可以眩目爽口而蕩惑乎心意者，無不有也?！?sup>在《送曾學士詩序》中也說:“太祖皇帝既安定之，承以太宗之圣，深仁厚澤，洽于天下，五六十年之間，人物生息，所在繁滋，以至于今，蓋太平極盛之時也?！?sup>唐文鳳《清江鎮(zhèn)》詩描寫當時江西清江商業(yè)之繁榮:“鎮(zhèn)市清江上，居民棟宇連。淮鹽堆客肆，廣貨集商船。草色春迷地，波光暖浸天。凌晨征棹發(fā)，萬灶起炊煙?！?sup>此種安定之環(huán)境，亦成為深受程、朱理學薰陶之士人創(chuàng)作頌美文學之因由。王洪在為胡儼的詩集作序時說:“圣明混一四海，肇復先王之制，興禮立學，以風厲學者，至于今五十余年之間，政教之隆，并乎三代;年谷豐稔，民物滋殖……文學之士，莫不各奮所長，揄揚盛德，鋪張洪休，洋洋乎雅頌之音盈于朝廷，而達于天下?！?sup>王直也提及此一點。他在為楊榮文集作序時，說:“國朝既定海宇，萬邦協和，地平天成，陰陽順序，純厚清淑之氣鐘于人，于是英偉豪杰之士相繼而出，既以其學贊經綸，興事功，而致雍熙之治矣，復發(fā)為文章，敷闡洪猷，藻飾治具，以鳴太平之盛。自洪武至永樂，蓋文明極盛之時也。”綱常名教一統思想導引下的士人，文學獨抒性靈、感悟人生、藝術追求的特質在他們的視野中，已退居于次要的地位;而它的輔助政教的功能則成為主要的目的。傳圣賢之道、鳴國家之盛、頌美功德、發(fā)為治世之音于是成為文學思想發(fā)展的主流。

楊士奇(1365—1444)在為曾棨撰寫的墓碑銘中說:

天之生才，甚難也。然高明強毅、弘博奇?zhèn)?、智能勇略之士，世未嘗乏用，惟文章者不易得。夫探造化之珔，征帝王之法，通古今之賾，渟滀融會而后出之，上焉者發(fā)揮性道，修正人紀，此圣賢之事，不可幾及。次焉者推明義理，紀述功德，作為風雅，以鳴國家之盛，司馬遷、相如、揚雄、班固、韓、柳、歐、蘇作者之事，然亦代不數人焉，信乎其難也。

圣賢不易達到，他為士人樹立的理想就是頌美功德以鳴國家之盛。楊士奇多次論及文當有益于政教，《胡延平詩序》:

詩雖先生余事，而明白正大之言，寬裕和平之氣，忠厚惻怛之心，蹈乎仁義而輔乎世教，皆其所存所由者之發(fā)也。昔朱子論詩必本于性情言行，以極乎修齊治平之道，詩道其大矣哉!

永樂七年他對時為太子的朱高熾說:

如殿下于明道玩經之余，欲娛意于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獨文詞高簡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無益之詞，不足為也。

他把作詩看作是俗儒之事:“儒者鮮不作詩，然儒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儒。為人主尤當致辨于此?！?sup>對文學實際是持一種貶抑的態(tài)度。他的功用說更清楚地表述在《玉雪齋詩集序》中:

《詩》以理性情而約諸正，而推之可以考見王政之得失，治道之盛衰。三百十一篇自公卿大夫下至匹夫匹婦皆有作，小而《兔罝》、《羔羊》之詠，大而《行葦》、《既醉》之賦，皆足以見王道之極盛;至于《葛藟》、《碩鼠》之興，則有可為世道慨者矣?！籼煜聼o事，生民乂安，以其和平易直之心，發(fā)而為治世之音，則未有加于唐貞觀、開元之際也。

他們的理想的詩文，就是治世之音。黃福(1367—1440)也有類似論述，《楊大理文集序》:

文章在天地間不可一日而不存也。文章存則道存，文章熄則道熄。前輩以為載道之器，誠為確論?！瓧罟杂缀脤W能文……若夫歌頌治平，贊揚功德，以及諷詠人物，道達事情，又皆和平而不乖戾，深厚而不淺俚，大得作詞章之意。視彼荒唐抑郁之文，矜諛淫放之句而不近乎道德者，霄壤不侔矣。

黃福自己的詩文均質木無所可取，跟他對于文的看法是一致的

楊榮(1371—1440)也是一位主張鳴盛世之治的作者。在《重游東郭草亭詩序》中說:

洪惟圣天子在上，治道日隆，輔弼侍從之臣仰峻德，承宏休，得以優(yōu)游暇豫，登臨玩賞而歲復歲，誠可謂幸矣。意之所適，言之不足而詠歌之，皆發(fā)乎性情之正，足以使后之人識盛世氣象者，顧不在是歟!

在為黃宗豫的文集作序時也說:

惟國家戡除暴亂，而開大一統文明之運，人才匯興，大音復完。自洪武迄今，鴻儒碩彥彬彬濟濟，相與詠歌太平之盛者，后先相望。

魏驥(1374—1471)也有類似論述:

文章固為儒者之一藝，然其言能本諸圣賢之道，足以扶世立教，化今傳后者，則不可無也。

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章。故士之文章，其有崇言正論、華國體而關風教，足以范后人者，則不可不傳也。洪惟圣朝自興運以來，士以文章自任，力追古作以鳴一代之盛，而不忝于宣金石、昭漢簡者，屢有其人焉。

在《可軒吟稿序》中，他對于作者隱居不仕，未能出而鳴國家之盛深感惋惜:

若先生之詩也，簡雅而峻潔，該博而純正……惜乎匿瑾藏瑜，惟棲棲林下，不及一出以鳴國家太平之盛，以盡其所負耳!

魏驥直到臨死前數日，還有詩稱:“常愧無才答盛時?！边@一代士人，鳴國家之盛確為他們內心之所守持。

陳敬宗(1377—1459)在當時備受尊崇，以品行的端方嚴正見稱于世。他也反復論及文章的政教之用?！洞笏抉R孫公文集序》稱:“大司馬孫公文集若干卷……諸體咸備，溫醇端實，雅健典則。大篇舂容，短章精潔，或如冠冕佩玉，可登廟堂，以黼黻圣治之盛;或如鐘磬柷敔，可薦郊廟，以詠贊盛德之形容;或如菽粟布帛，可以衣被生民，俾之飽德而敦化;或詞嚴義正，可勵在位之貪墨。各隨所遇而發(fā)之，蓋炳乎蔚然一代之杰作也……夫文章與政事相資，文非政事則無以著其實;政事非文，則無以傳諸后?！?sup>他這里顯然是把文章與政事完全連在一起了。幾乎完全相同的文字，他又寫在《大理少卿李公文集序》里?？梢?，此一種之思想，乃是他深思熟慮之產物。在《歸田清興倡和詩序》中，他稱贊俞櫟庵與人倡和的詩是“珠輝而玉潔，縉紳大夫屬而和者又皆金聲而玉振。三光五岳之氣鐘于太平盛世之賢士，俾發(fā)而為詠歌，揄揚國家治化之隆，與朝廷所以優(yōu)老待賢之厚，播諸四方，傳示無極，其有關于世道甚大，亦豈徒作也哉”。他所稱贊的，也仍然是鳴國家之盛。

他們提倡文與政治緊密相聯，提倡鳴國家之盛，出發(fā)點都是政治，要發(fā)出的只是治世之音;而不是個人的喜怒哀樂，不是個人的人生遭遇與人生體驗?；蛘哒f，他們把人生的喜怒哀樂、人生的遭遇與體驗，都局限在政治之內。從他們的文集看，這似乎是一個只有政教的時代。他們在這個時代里，說著忠于朝廷的話，平和安詳，一派盛世氣象。但是胡廣們的臨難茍免，楊榮“靖難”之際的馬首迎新主，我們且不論他們所遵循的綱常名教的是是非非，只就他們之此種持守之堅定性而言，他們已經有所虧欠。因之，在他們后來的行為里，雖端方安詳，但其醇正的程度也就令人生疑。僅舉其時地位最為顯赫、聲望最高的楊士奇為例，或可明了更為深層的情形?！对魇骂愨n》引《客座新聞》:“楊士奇知陳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令子迎于道，分贈黃封一壺，且侑以詩曰:‘請詢陳司業(yè)，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論者謂此詩頸聯有相臣體，而友誼之隆，見于言表?！?sup>此事記載的是楊士奇與陳敬宗的真誠友誼，詩確實寫得很真誠，而其實內心里他們則是互相猜嫉的。在陳敬宗心里，楊士奇是害他的權臣。他在《澹然居士自贊》中說:“凡人不可以太廉，廉則貪污者忌;亦不可以太公，公則欺罔者嫉;不可以太正，正則邪媚者怨;不可以太直，直則阿曲者毀?！彼f自己太廉、太公、太正、太直，所以受到“權臣”的排擠:“于是楊建安嫉余之蹇蹇，而與蹇西川快余之斥逐，尚畏朝紳議其不公，乃調南京國子司業(yè)，蓋陽尊而陰擠之也。……自古大賢君子厄于權臣，屢遭斥逐，流離轉徙以至死于貶所者何限，況區(qū)區(qū)之微眇者哉!嗟夫，權臣之勢其可畏也夫，其可懼也夫?！?sup>建安指楊榮，西川指蹇義。敬宗把自己從翰林侍講轉南京國子司業(yè)看作是被排擠的結果。黃景昉說陳敬宗之所以至南國子司業(yè)，楊士奇有其責任:“陳敬宗卒淹國學，西楊與有責焉，聞敬宗頗直指西楊過?！庇终f，羅汝敬素不滿士奇所為，士奇便薦羅巡撫寧夏。羅年已老邁，由是喪師，明是士奇故陷之死地。景昉發(fā)為感慨說:“作好惡甚矣!”從這些細小處，也可看出他們雖為其時遵奉程、朱理學的代表人物，而其實他們并非醇儒。

這一點至關重要，因這一點實關系到他們鳴國家之盛的主張，關系到他們的詩文的感情深度。

1. 王直《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抑庵文集》卷四。
3. 唐文鳳《梧岡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 王洪《胡祭酒詩集序》，《毅齋集》卷五，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建安楊公文集序》，《抑庵文集》卷六。
6. 楊士奇，江西泰和人，名寓，號榖軒，以字行。十五歲出教里塾，十六歲出教家塾;二十五歲至武昌，先后就館于齊讓賓、陳士良、蕭安正家塾。建文二年，經翰林修撰王原采薦赴部，建文三年奉旨送翰林修書。建文四年，朱棣入南京，急召士奇視草，即日改翰林修撰。永樂五年，升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永樂十五年升翰林院學士;永樂十九年升左春坊大學士授奉議大夫;洪熙元年，兼兵部尚書;正統三年，進光祿大夫柱國少師;正統九年卒，享年八十，歷事四朝，任首輔達三十年之久，在其時的政局與文壇中，都有甚高之地位。
7. 《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贈嘉議大夫禮部左侍郎曾公墓碑銘》，《東里文集》卷十四，頁199，中華書局1998年版。
8. 《東里文集》卷四，頁46。
9. 《圣諭錄》卷中，《東里文集·東里別集》，頁394，中華書局1998年版。
10. 同上注。
11. 《東里文集》卷五，頁63。
12. 黃福，字如錫，號后樂翁，昌邑人。洪武十七年領鄉(xiāng)薦，入太學，歷金吾前衛(wèi)經歷，出判項城、清源二縣主簿，超拜工部右侍郎。永樂元年，拜工部尚書。永樂三年，改北京刑部尚書;四年，坐事下詔獄。不久復職，督安南軍餉，以尚書掌布政、按察二司事，在交阯十九年。洪熙元年，召還，督工獻陵。宣德元年，再使交阯，敗歸，仍為工部尚書，旋調行在戶部。宣德七年秋，調南京戶部，八年，兼掌南京兵部，十年，參贊南京守備機務。正統五年正月卒，年七十八。有《黃忠宣公文集》十三卷，《別集》六卷。(陳璉《黃福傳》，王鑰《黃福傳》，《明史》卷一百五十四《黃福傳》)
13. 黃福《黃忠宣公文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14. 楊榮，初名子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二年進士?！熬鸽y之役”，朱棣入南京，榮迎謁于馬首，因之受到到賞識，為修撰，改名榮。時方開內閣，與解縉、胡靖、黃淮、胡儼、金幼孜、楊士奇同受召，入閣預機密。數次從永樂皇帝北征。永樂十四年，進翰林學士;十六年，掌翰林院事;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仁宗即位，進太常卿，正統三年，進少師。正統五年卒，贈太師。榮歷事四朝，恩榮備至。曾說:“事君有體，進諫有方，以悻直取禍，我不為也?！睆倪@話里，我們也可了解他何以與方孝孺?zhèn)冇凇熬鸽y之役”時有完全不同的表現。
15. 楊榮《文敏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16. 《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
17. 魏驥，字仲房，號南齋，九十八歲時又改號平齋。蕭山人。永樂三年舉人，以進士副榜授松江訓導;十七年升南京太常寺博士。宣德元年升行在考功員外郎，轉南京太常寺少卿;正統三年，召試行在吏部左侍郎，正統十三年，任南京吏部尚書，景泰元年，以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于成化七年，享年九十八。著有《理學要義》、《南齋前后集》二十卷、《摘稿》十卷。
18. 《孫尚書文集序》，《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弘治十一年洪鐘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孫尚書指孫瑀，他任兵部尚書在景泰三年。魏驥此序，當作于景泰三年。此時他已是七十九高齡。他的思想與永樂、宣德、正統時期并無變化。
19. 魏驥《陳祭酒文集序》，《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20. 魏驥《可軒吟稿序》，《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21. 陳敬宗，字光世，號澹然居士，慈溪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與修《明太祖實錄》成，授刑部主事;十二年改翰林侍讀。宣德二年任南京國子司業(yè)，十年升祭酒;景泰元年致仕;天順三年卒，享年八十三。有《澹然集》十八卷。
22. 《大司馬孫公文集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23. 《歸田唱和詩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
24. 《元明事類鈔》卷十四。
25. 《澹然先生文集》卷首。
26. 黃景昉《國史唯疑》卷二，頁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