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jié)　臺閣文學思想之又一特點:提倡和平溫厚之文風

與詩文有益于政教、應該鳴國家之盛的主張相一致的，是他們追求一種和平溫厚的文風。此一種之文風，首要是表現(xiàn)性情之正?！罢保呛嫌谥伊x，不偏激，溫厚和平。

自永樂至正統(tǒng)，倡導和平溫厚文風為文壇之一普遍現(xiàn)象，幾乎是人人言和平溫厚。他們也講詩之抒情，但所抒之情有一明確之約定，就是“性情之正”。楊士奇對此一問題有如下論述:

古今以詩名者多矣，然三百篇后得風人之旨者，獨推陶靖節(jié)，由其沖和雅澹，得性情之正，若無意于詩，而千古能詩者卒莫過焉。

古詩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詠，以感發(fā)人心，何有所謂法律哉!……律詩始盛于開元、天寶之際，當時如王、孟、岑、韋諸作者，猶皆雍容蕭散，有余味可諷詠也。若雄深渾厚，有行云流水之勢、冠冕佩玉之風，流出胸次，從容自然，而皆由乎性情之正，不局于法律，亦不越乎法律之外，所謂從心所欲不踰矩，為詩之圣者，其杜少陵乎!厥后作者代出……皆無復性情之正矣。

他是從杜的忠君觀念來理解性情之正的。

他為虞謙的文集作序說:

今大理卿京口虞公……其《玉雪齋集》古近體總若干首，皆思致清遠，而典麗婉約，一塵不滓，如玉井芙蕖，天然奇質，神采高潔;又如行吳越間名山秀水，而天光云影使人應接不暇者，而皆得夫性情之正。

他論杜甫，也稱“其學博而識高，才大而思遠，雄深閎偉，渾涵精詣，天機妙用，而一由于性情之正”。他論金幼孜，稱“其學該博，文章和平寬厚，類其德性”。他評沈度，稱:“為文章尚興致，平淡雅則，不為浮靡?！?sup>“雅則”也是正。平淡雅則，猶言平和雅正。

楊榮也有相似論述:

君子之于詩，貴適性情之正而已。蓋人生穹壤間，喜愉憂郁，安佚困窮，其事非一也，凡有感于其中，往往于詩焉發(fā)之。茍非出于性情之正，其得謂之善于詩者哉!

王直(1379—1462)序梁潛《泊庵先生文集》，謂:“蓋先生之文，溫厚和平，而豪壯迭宕之勢寓焉?！?sup>《跋文會錄后》亦稱:

士君子遭文明之世，處清華之地，當閑暇之日，而成會合之娛，宜也;會而形于言，以歌太平，詠圣德，明意氣之諧暢，發(fā)性情之淳和，又宜也。

他們聚會賦詩，凡所追求，皆為和平之音?！额}對雨詩后》:“右《對雨》詩并序，皆當時之杰作也。文明之盛，賢才之多，意氣之諧合，情性之和平，于此可見矣。”他在《虞邵庵注杜工部律詩序》中論杜詩，謂其:“粹然出于性情之正。”其序蕭宗魯三體詩，稱:“夫言者心之聲，而詩則聲之成文者也。心所感有邪正，則言之發(fā)者有是非，非涵養(yǎng)之正，學問之充，才識之超卓，有未易能也?！?sup>這是說，心有邪正，性情亦有邪正。而性情之正出于涵養(yǎng)。

永樂七年姚廣孝(1335—1418)在為韓弈的詩集作序時說:

文之至精者為詩。詩之作，雖不用經(jīng)書語，不讀經(jīng)書，不知義理者，弗能作也。茍作之，則空疏膚近，鄙陋惡俗，不足入于大人先生宗工秀士之目矣。故凡作詩者，必讀經(jīng)書為然，何哉?詩乃吟詠性情，其意止乎禮義，不讀經(jīng)書，昧于義理，必不合乎其作也?！m才氣不同，志趣有異，至其樂于吟詠，皆出乎自然而得其性情之正者也。

梁潛(1366—1418)也有這方面的論述，《雅南集序》稱:

詩以道性情，而得乎性情之正者，嘗少也?三百篇風雅之盛，足以見王者之澤。及其變也，王澤微矣。然其憂悲歡娛哀怨之發(fā)，詠歌之際，猶能使人動蕩感激，豈非其澤入人之深者，久猶未泯耶?

他是說，只有性情之正，才能感人深，也才能具深遠之影響，即使世道衰敗，具性情之正的詩，也能感人深。他稱贊陳子威的詩:“端重衍裕，其旨遠，其情深，沨沨乎和平之音也，何其美哉!……要之，得其氣之和平，惟夫杰然豪達之士、舉天下之物不足以累其中者能之也?！?sup>永樂七年，他與胡廣等人于中秋之夜聚于北京城南，分韻賦詩，他為序。在序中他說他們的詩:“諷其和平要妙之音，有以知夫遭逢至治之樂，諗其勁正高邁之氣，有以明夫培植養(yǎng)育之功，是皆平時蓄之于中，隨所感而發(fā)之于此也，豈非盛哉!”也是作于永樂七年的《春闈倡和詩序》也說到他們的倡和詩皆和平溫厚:“相與倡和，為詩凡三百余首。藹乎歡悅之情，發(fā)于樽俎笑談之末，而沖乎和平溫厚之氣，動于典則儀度之中……外事不膠其心而內(nèi)懷自暢，則雖片時之暇，情之所適，不得不于詩焉發(fā)之，以其思之深，趣之遠，有以然也?！?sup>他們這群人，有大量的倡和活動，倡和詩均如此處所說和平溫厚。這一點我們將在下面談到。

金幼孜(1368—1431)在《吟室記》中論性情之正，稱:

大抵詩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古之人于吟詠，必皆本于性情之正，沛然出乎肺腑。故其哀樂悲憤之形于辭者，不求其工，而自然天真呈露，意趣深到，雖千載而下，猶能使人感發(fā)而興起，何其至哉……吟室，蓋俊民所居……有園池魚鳥之閑適，觸目興懷，即物起興，皆可發(fā)而為詩。其必有得于性情之正，而非世之流連光景、徒事于風花雪月為藻繪涂抹者之比矣。

在吟室所賦詩，明言是因煙霞泉石之蕭爽、園池魚鳥之閑適而發(fā)，本來就是流連光景，而要求在此類流連光景的題材中不要徒事風月，而要有得于性情之正，總把一切抒情加進了道德內(nèi)容，使感情得到道德的約束。在《書南雅集后》中，他更把抒情與政治聯(lián)系起來:

余觀天下文章，莫難于詩。詩發(fā)乎情，止乎禮義。其辭氣雍容而意趣深長者，必太平治世之音?！赌涎拧罚巳疥愔龠M甫因其所作以為號也。仲進力學好古，而尤工于詩，所為古今體、五七言，各臻其妙。辭氣之間，雍容不迫而悠然有深遠之趣，其太平治世之音與!且詩于政治之得失，所關甚大。仲進常為宜陽、韓城二縣丞，復知江山，皆有善政以及于人。察其音之平和，則其施于政者可得而知矣。

性情之正、平和之趣，被看作行善政之一種反映。

王英(1376—1450)也講詩應該出于性情之正:

詩本于性情，發(fā)為聲音而形于咨嗟詠嘆焉，有美惡邪正，以示勸誡。敦彝倫，興孝敬，厚風俗，莫先乎詩。是故孝子之于親也，《南陔》、《白華》，其辭雖亡;而蓼莪、屺岵之章，猶可諷詠，言約而明，肆而深，悲而不怨，可以觀感興起，詩之謂乎!后世不然，亡風雅之音，失性情之正，肆靡麗之辭，憂思之至，則噍殺憤怨;喜樂之至，則放逸淫辟，于風何助焉!

他對于后世之詩的貶抑，就是因為“失性情之正”。在《李紹白訣別詩序》中也有類似的言說:“后世作者雖多，樂則放，哀則傷慘，貧賤則怨怒，至死則呼號怨憤，其言非出于正，辭雖工麗，其何足以感動于人哉!”

黃淮(1367—1449)論杜甫，稱“其鋪敘時政，發(fā)人之所難言，使當時風俗世故瞭然如指諸掌;忠君愛國之意，常拳拳于聲嗟氣嘆之中，而所以得夫性情之正者，蓋合乎三百篇之遺意也”。在《清華集序》中，他也提到詩的性情之正:“詩原夫本心之正而充之以氣，資之以學，濟之以才，斯可謂之能賦者矣?！?sup>本心之正，亦指性情之正而言，不過他在性情之正上又要求充之以氣。

何以在永樂之后的近五十年間那么多人提倡性情之正，提倡和平溫厚的文風，這與其時奉程、朱理學為立身處世之準則有關。修持道德，約束自然情性，使之合于綱常名教之規(guī)范，此一種之風尚與修《五經(jīng)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為一完整之文化政策之產(chǎn)物。此時之文學思想觀念，都可以在《五經(jīng)四書大全》和《性理大全》中找到來源?！端臅笕ご髮W或問》講正心，是指收其放心。放心，就是心起邪思妄念。正心，就是要去掉情欲利害之私，去掉邪思妄念，以回歸其本然之正。楊士奇?zhèn)兲岢郧橹枷朐搭^在此。《四書大全·中庸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贬尅爸泻汀狈Q，中，是未發(fā)之時，此心虛明;和，是此心已發(fā)，喜怒哀樂各有所當。就是說，人心應物而動，動之則應節(jié)，感情的發(fā)抒應有度，不能過份，這才合于理?！缎岳泶笕肪矶耪撔岳恚熳诱f:“性是人之所受，情是性之用?！币套诱撔郧檎f:“情者，性之動也，要歸之于正而已?！睔w之于正，也是去私欲，情有所感，要有節(jié)制，不要過度。楊士奇?zhèn)兲岢男郧橹?，也是這個意思，感情要有節(jié)制，要合于理，要受道德的約束。

這個時期的文風當然也受到朝廷倡導的影響。永樂十八年，楊士奇等隨侍皇太子過滁州，遂登瑯琊山，尋歐陽修醉翁亭舊址?；侍訉畹日f:“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他非常喜歡歐陽修的文章，以為三代以下，只有歐陽修有雍容和平氣象。

我們看這個時期主要的詩文創(chuàng)作傾向，除了以理為主，講政教之用，就是用理學觀念約束感情，使之不溫不火，和平溫厚;少有激昂慷慨，少有大喜大悲，少有深情纏綿。文大體明白曉暢，直敘其事，間發(fā)議論，少有辭采修飾，甚少抒情性，也少語言之美。詩除應制之外，還有數(shù)量不少的倡和詩。此一時段永樂、洪熙、宣德三位皇帝都喜歡作詩，也都作不好詩，而喜歡詞臣們應和。詞臣們之間聚會不少，倡和也多，此類倡和詩是“作”出來的，而非確實有情要抒，大多也就平淡無味。這里要說的是他們那些在“性情之正”引導下的大量詩作，感情似乎總是淡化下來再寫。永樂十二年九月，楊士奇因事下獄，在獄中有《非所秋夕寄示康甥》詩:“五十無聞將六十，不才孤負寵恩深。惟應一片清秋月，解照平生報主心。”此次下獄，本非他的過錯?；侍优伤c黃淮等迎接自北京歸來的永樂皇帝，迎接遲延，他是替皇太子受過。詩的感情卻表述得平和雅正，絲毫沒有怨屈之意。曾棨(1372—1432)是一位文思敏捷，很有才氣的人，很得永樂皇帝的賞識，曾奉制寫梅花百詠，從不同角度說梅花，大底無甚深意，為湊成九十九首，亦不無牽強處。最后一首《紙帳梅》:

試裁云繭護冬溫，夢入羅浮欲斷魂。別意每懷山下路，歸心猶戀水邊村。鴛鴦每睡花香透，翡翠幽棲墨跡存。淡影疏枝長是伴，幾看梁月照黃昏。

從紙帳之畫梅轉入羅浮之梅，又回到月照紙帳，如是而已，無甚感情波浪。他又寫有《香奩十詠》，原是仿效香奩體，但又不敢將男女之情大膽寫出。他明確說此組詩的寫作準則是:“以寫夫綠窗深院之中，矜其容色，寓其情思?！薄吧w庶幾思而不失其正，感而不至于淫?！?sup>想寫而不敢大膽寫，終回歸于正。其實，曾棨是一位有濃烈感情的人，當他抑制不住感情時，他也能寫得十分動情，《過殤男偉孫墓》:

壬午年中哭汝時，至今回首轉堪悲。探環(huán)往事誰能問，埋玉重泉恨永遺。澗里云寒松寂寂，墻陰露白草離離。傷心千里南歸客，泣向西風淚兩垂。

《經(jīng)故妻婁氏墓》:

宿草寒煙一徑微，孤墳三尺對斜暉。多情已逐行云斷，薄命先隨落葉飛。燕寢香消人未老，龍門選罷客初歸，塚頭多是無花樹，縱有香魂何處依。

兩詩都流露出無限哀傷，沒有任何節(jié)制，沒有理會平和溫厚的問題。但這樣表達感情的詩，曾棨集中僅此兩首。本來他是一位有情之人，也有才情可以把詩寫得很好，何以濃郁深情之詩卻寥寥，就是因為理性約束了感情。但妻子與兒子的死亡引發(fā)不可抑制的感情沖動時，他忘了抑以“性情之正”，忘了約之以理性，而一任情之所至，因之也就帶著更多的傷感。魏驥詩亦多為理性思索、溫厚平和之作，大體表現(xiàn)一種升平滿足之感?！缎聸霆氉?“為愛新涼好，焚蘭坐夜深。圣賢千古友，義理一生心。愛月凝眸玩，耽詩著意吟。翻思候朝日，玉漏正沉沉?！?sup>這是他致仕居鄉(xiāng)后之作，他一生無論在朝還是在野，近百年間，都生活在理學的念想之中。他的753首詩所抒發(fā)的情思，都未脫離此種念想。他有51首以述懷、感懷、寫懷、書懷為題的詩，就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如:“不是皇恩賜優(yōu)詔，如何今日老林泉!”“兇荒正憶疲民困，寬恤殊知圣主心?！薄懊魅沼址晷職q月，白頭惟知頌雍熙?！薄疤接窒矎奶祉槪杖蔗院粝蜃衔?。”“圣恩欲報嗟予老，一寸丹心只自知。”“九重圣主恩殊洽，四海疲民病欲療。憂國憂家男子事，此心雖老不曾休。”“沐浴升平堅晚節(jié)，不辭衰颯保冰霜?！薄按送鈮m紛俱屏卻，嵩呼惟祝圣明君。”“感激天恩深似海，沾濡能有幾人同!”“惟念天恩無以報，不勝競惕仰蓬萊?！薄凹娂姲装l(fā)從教落，耿耿丹心未肯灰?！薄霸笭栆簧鷪D報國，私情毋但學慈烏?！薄袄铣贾缓虺跨妱?，謹効嵩呼祝圣君?！?sup>感恩之心、守持節(jié)操，他就生活在這樣的感情世界里。

由于感情的自制，由于追求平和溫厚，這時的不少詩作，既無情思，又無詞采之美，淡如清水。金幼孜的詩，如大白話，《早朝書懷》:

宵分睡正濃，忽聞雞喔喔;強起整衣冠，明星在屋角。

《風雨入朝》:

長衢浩漫漫，水深泥沒膝。京城五六月，強半風雨日。

《即事》:

五月西湖上，荷花開正濃。花開能幾日，又見摘蓮蓬。

黃福詩亦質木無文，《書懷》:

不種桑麻不養(yǎng)蠶，不將實學附空談。王侯斤兩無多少，有志男兒一柤擔。

《漫興》:

我年七十七，一生有四子:長者蠢如牛，但解桑麻理;次者名讀書，全不通經(jīng)史;三子方六歲，尚未解紙筆;四子甫三齡，日惟覓果實。生子皆如此，門戶待誰起?濟濟兩孫兒，足為目前喜。大者方十歲，在學頑無比;小者甫歲余，尚在襁褓里。大者已如此，小者難預擬。積善有余慶，前典有明紀。天道豈我欺，努力省諸己。

此時也有寫得流暢、略有文采的詩作，但深情則欠缺。四庫館臣評孫瑀的詩:“韓愈所謂‘此詩有何好?有何惡?’也。”此一評語用來評論這一時段的詩文，可稱恰當。說它是好詩，它未能使人感動，實在不能稱之為好詩;說它是壞詩，則它又還寫得明白曉暢。不好不壞，沒有生命的沖動，沒有大喜大悲，沒有大愛大恨，沒有心靈深處的震蕩;寫作的技巧雖亦熟練，但未能達到圓融流轉，未能達到無跡可求。文以序、記為主，語言雖簡潔，但敘事議論多而感情內(nèi)涵少。無論是詩還是文，這一個時段都是平庸的。根由就在程、朱理學思想觀念對于文學創(chuàng)作的約束上。而此一種之約束，是從內(nèi)心深處開始的，約束于無形。所以他們雖也說詩以道性情，出于情之自然，而這個情因了理在其中，也就不溫不火，歸之于平庸。

提倡政教之用，崇尚和平敦厚的詩文風貌，此時的作者們，也以此衡量古代詩文，以此一標準評價古代的作家作品。劉球在談到他游杜甫草堂時的感受說:

然徘徊滄浪之涘、榿林籠竹之間，閱景物而誦其詩，玩其雅淡之音，而得其類伯夷者，亦足以勸己廉;沉潛其憂憤感激之詞，而得其類屈原者，亦足以隆君敬;探其陳古諷今之意，而得其類箕子者，亦足以資民治。一行而三得者，謁草堂之謂也。

這是說杜的雅淡之音、憂憤之詞和規(guī)諷之意引發(fā)他內(nèi)心的思索。杜甫的動地歌吟，杜甫的沉郁激越，被他以“性情之正”的標準，解讀為伯夷、箕子。

魏驥論詩史，稱:

夫詩自三百篇后，歷漢魏數(shù)千年來以至于今，其體裁節(jié)奏蓋不知其幾變矣，中間求其如三百篇之作，有美有刺，有勸有懲者，能幾人哉?且古人之詩，貴平易而不貴奇怪，惟在發(fā)乎情性而歸乎理義。

《講余集序》論詩:

夫詩人之詩，貴乎平易而不貴奇怪，必在本之以性情，充之以問學，發(fā)之以士氣，擴之以思致，此之謂詩。觀之三百篇與漢魏而下諸大家之作，可見已。

他之稱頌三百篇，除贊其美刺之外，就是崇尚它的平易。

陳敬宗論及詩史，亦以沖淡典則為標準，稱:

詩自三百篇以后，蘇、李變?yōu)槲逖?，而建安曹、劉諸子繼之，辭氣高古，足以羽翼六義。至晉之陶，唐之韋、柳，沖淡典則，得溫柔敦厚之遺意焉，亦足以與衛(wèi)風雅無忝矣。然自蘇、李以后，千有余年之間，作者固多，而或失綺靡，或失之巧密，無復唱嘆之遺音，可慨也!后宋晦庵朱先生以道統(tǒng)之學，上承先圣，下開后人，于訓釋經(jīng)傳之余，時時發(fā)諸詠歌，眾體悉備，而尤粹于五言。蓋出入漢、魏、陶、韋之間，而興致高遠則或過之;蘊淡薄之味于太羮元酒之中，揚淳古之音于朱弦疏越之外，誠曠代之希聲也。

他之所以肯定蘇、李、曹、劉、陶、韋、柳，因為他們的詩有沖淡典則、敦厚溫柔之遺意;肯定朱熹，是因為他的詩有淡薄的至味。他論唐詩，也推崇太羮玄酒之味，《唐詩正聲序》:

自貞觀迄于龍紀三百余年，得作者陳子昂以下若干人，五七言古律排絕若干首，其聲之舂容，有黃鐘大呂之音;體之高古，有商敦周彝之制，而其淡泊也，則又有太羮玄酒之味焉。

永樂朝文壇一件值得注意的事，就是歐陽修的受到特別的重視。這緣于其時的太子朱高熾的提倡。此事發(fā)生在永樂十八年，朱高熾過滁州，登瑯琊山，尋歐陽修遺跡醉翁亭。其時楊士奇陪同。朱對士奇說:“此醉翁亭舊址也。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敝旄邿肫綍r愛歐陽修文，“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葠燮渥嘧h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群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于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sup>他還讓臣下校讎歐陽修文集，刊刻行世，并親賜三四近臣。楊士奇的文風，就學歐陽修。六年后，當醉翁亭重修，他為作《滁州重建醉翁亭記》，還重提此事，可見他對朱高熾崇尚歐陽修的見解的重視程度。

重視歐陽修，只是此時崇古理念之一表現(xiàn)。他們重視詩三百，重視漢魏六朝詩，普遍地推崇盛唐詩人。楊士奇對于李白、杜甫、王維、孟浩然、高適、岑參、韋應物極贊賞，稱:“諸君子清粹典則，天趣自然。讀其詩者，有以見唐之治盛。于此而后之言詩道者，亦曰莫盛于此也?！?sup>

重政教之用，崇尚平和溫厚，在論及文體的演變與文學的發(fā)展時就分正變。這方面的代表是吳訥的《文章辨體序說》。彭時為《文章辨體序說》作序，稱:

天地以精英之氣賦于人，而人鐘是氣也，養(yǎng)之全，充之盛，至于彪炳閎肆而不可遏，往往因感而發(fā)，以宣造化之機，述人情物理之宜，達禮樂刑政之具，而文章興焉。三代以下，名能文章者眾矣。其有補于世教，可與天地同悠久者，代不數(shù)人，人不數(shù)篇，可不精擇而慎傳之歟!……海虞吳先生有見于此，謂文辭宜以體制為先。因錄古今之文入正體者，始于古歌謠辭，終于祭文，釐為五十卷;其有變體者若四六、律詩、詞曲者，別為外集五卷附其后;名曰《文章辨體》。辨體云者，每體自為一類，每類各著序題，原制作之意而辨析精確，一本于先儒成說，使數(shù)千載文體之正變高下，一覽可以具見，是蓋有以備《正宗》之所未備而益加精焉者也。

彭時的序只是說吳訥將文學史上的文體分正變，是看其是否有補于世教。吳訥在此書的《凡例》中把他分正變的標準說得更為明確，主要是兩條。他說:

作文以關世教為主。上虞劉氏有云:“《詩》三百篇，有美有刺，圣人固已垂戒于前矣。后人纂輯，當本《二南》、《雅》、《頌》為則?！苯褚榔溲浴７参霓o必擇辭理兼?zhèn)?、切于世用者取?其有可為法戒而辭未精，或辭甚工而理未瑩，然無害于世教者，間亦收入;至若悖理傷教、及涉淫放怪僻者，雖工弗錄。

但雖有關世教，而類于經(jīng)訓場屋之說也不錄。他說:“命辭固以明理為本。然自濂洛關閩諸子闡明理學之后，凡性命道德之言，雖孔門弟子所未聞者，后生學子，皆得誦習;若不顧文辭題意，概以場屋經(jīng)訓性理之說，施諸詩賦及贈送雜作之中，是豈謂之善學也哉?故西山真氏前后《文章正宗》，凡《太極圖說》及《易傳序》、《東西銘》、《擊壤詩》等作，皆不復錄。今亦遵其意云。”他在《凡例》里，說明他是如何分正變的:

四六為古文之變;律賦為古賦之變;律詩雜體為古詩之變;詞曲為古樂府之變。

他說他之所以輯錄變體，是“以備眾體，且以著文辭世變云”。他的正變之說，在分體中有進一步的論述。他分文體為59種，每一種文體的前面，都有一小序，在小序中論各體的特點。他的分體承繼傳統(tǒng)文體論的一些分法，而更為瑣碎;也繼承了傳統(tǒng)文體論對于文體辨析缺乏明確義界的弱點。關于他辨體的問題，我們且不去論說。我們要論說的，是他在小序中有關正變的論述。

他的正變理論并不明晰。在編寫體例上他把律詩(也包括詞曲與四六)稱為變體，而將古體稱為正體。但在各體的小序里，他區(qū)別正變還有如下的標準:

在編寫體例中納入正體的，在具體論述中他又從正體中分出變體，如“古詩”，他說符合詩六義的只是三百篇和漢魏的蘇、李、曹、劉;“晉宋以下，世道日變，而詩道亦從而變矣。”“傳”體在體例中亦列入正體，但他認為正體中也有變體:“若退之《毛穎傳》，迂齋謂其以文滑稽，而又變體之變者乎?！薄坝洝斌w在體例中也列入正體，但他認為其中也包含有變體:

記之文，《文選》弗載。后之作者，固以韓退之《畫記》、柳子厚游山諸記為體之正。然觀韓之《燕喜亭記》，亦微載議論于中。至柳之記《新堂》、《鐵爐步》，則議論之辭多矣。迨至歐、蘇而后，始專有以論議為記者，宜乎后山諸老以是為言也。大抵記者，蓋所以備不忘。……敘事之后，略作議論以結之，此為正體。至若范文正公之記嚴祠，歐陽文忠公之記晝錦堂，蘇東坡之記山房藏書，張文潛之記進學齋，晦翁之作《婺源書閣記》，雖專尚議論，然其言足以垂世而立教，弗害其為體之變也。

這段話有些繞彎，他的意思是說:“記”的正體，是記事而略發(fā)議論;如果專尚議論，那就是變體。但是變體如果其言具有教化的意義，那也無害其為變體。

與上一點相聯(lián)系，他歸入變體的文體中，有合于六義的，他也認為是體之正?！奥稍姟痹隗w例中歸入變體，但其中也有正變:“大抵律詩拘于定體，固弗若古體之高遠，然對偶音律，亦文辭之不可廢者。故學之者當以子美為宗。其命辭用事，聯(lián)對聲律，須取溫厚和平不失六義之正者為矜式。若換句拗體、粗豪險怪者，斯皆律體之變，非學者所先也。”這是說，雖為變體，但具溫厚和平之風貌、且合于六義者，也是體之正。反之，則是變體中之變者。

從他的這些辨析中，我們知道了他的辨體有兩個層面的問題。一個層面，是他以是否講求聲律區(qū)分正變。一個層面，是正變中又分正變。正體中有變體，如上面所引古詩、傳體、記體的例子。變體中有正體，合于六義，具溫厚和平風貌的為變中之正;反之，則為變中之變，如上舉律詩的例子。

吳訥的文章辨體，概念較為模糊，沒有高棅以聲律興象文辭理致辨體的理論全面。但是，我們?nèi)匀豢梢钥吹剿谋骟w理論與其時重政教之用、重溫厚和平文風的文學思想潮流的關系。他的理論是其時文學思想潮流在文體論上的反映。

1. 楊士奇《畦樂詩集序》，梁蘭《畦樂詩集》卷首，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 楊士奇《杜律虞注序》，《東里集續(xù)集》卷十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 《玉雪齋詩集序》，《東里文集》卷五，頁63，中華書局1998年版。
4. 《讀杜愚得序》，《東里集續(xù)集》卷十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5.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贈榮祿大夫少保謚文靖金公墓志銘》，《東里文集》卷之二十，頁299。
6. 《沈學士墓表》，《東里文集》卷之十六，頁228。
7. 《省愆集序》，《文敏集》卷十一，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8. 王直，字行儉，泰和人。永樂二年進士，改庶吉士，與曾棨等二十八人同讀書文淵閣;五年擢為編修;二十二年任右春坊左庶子。正統(tǒng)元年，為詹事府少詹事兼侍讀學士。正統(tǒng)三年，進禮部侍郎，八年，升吏部尚書。景泰元年，加太子少傅;三年加太子太師。天順元年致仕，六年卒，享年八十四。有《抑庵集》。
9. 《泊庵先生文集序》，梁潛《泊庵先生文集》卷首，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清初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
10.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三。
11. 《抑庵文集后集》卷三十六。
12. 《抑庵文集后集》卷十一。
13. 王直《蕭宗魯和三體詩序》，《抑庵文集后集》卷十六。
14. 姚廣孝，名道行，字斯道，長洲人。曾為僧，成祖即帝位，授僧錄司左善世。永樂二年拜資善大夫、太子少師，復其姓，賜名廣孝。十六年卒，享年八十四。
15. 姚廣孝《韓山人詩集序》，韓弈《韓山人詩集》卷首，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清抄本，書目文獻出版社。
16. 梁潛，字用之，泰和人。洪武二十九年舉人，三十年授蒼溪訓導，三十一年，除四會知縣，授承事郎;建文元年，改陽江，又改陽春知縣;永樂元年，預修太祖實錄，授翰林修撰;五年，以本官兼右春坊右贊善，進儒林郎;十六年下獄，被殺。有《泊庵集》。
17. 《泊庵先生文集》卷五。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景印清初刻本。
18. 《陳子威詩集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19. 《中秋宴集詩序》，《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20. 《泊庵先生文集》卷七。
21. 金幼孜，名善，以字行，新淦人，建文二年進士，授戶科給事中，成祖即位，改翰林檢討，與解縉、楊士奇等七人入直預機務;永樂五年，升右諭德兼侍講;永樂十四年任翰林學士;十八年進文淵閣大學士;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太子朱高熾即帝位，拜戶部右侍郎兼文淵閣大學士，尋加太子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進戶部尚書，宣德六年卒，享年六十四。有《春秋直指》、《北征錄》、《金文靖公集》。
22. 《吟室記》，《金文靖集》卷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23. 《書南雅集后》，《金文靖集》卷十。
24. 王英，字時彥，號泉波，金溪人。永樂二年進士，選庶吉士;五年，授翰林院修撰;十四年，轉侍讀;永樂二十二年進侍講學士;洪熙元年，進右春坊大學士;宣德元年，進少詹事兼侍講學士;正統(tǒng)三年，任禮部左侍郎;十三年進南京禮部尚書;景泰元年卒，享年七十五。存《王文安公詩文集》。
25. 《涂先生遺詩序》，《王文安公詩文集》，轉引自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頁552，而改正其標點。
26. 轉引自吳文治主編《明詩話全編》頁552，而改正其標點。
27. 黃淮，字宗豫，永嘉人。洪武三十年進士。成祖即位，由侍書改中書舍人，與解縉、楊士奇等受召，入閣預機密;永樂五年進右春坊大學士，十二年下詔獄，在獄十年;仁宗即位復官，尋擢通政使兼武英殿大學士，洪熙元年，加少保、戶部尚書，兼大學士如故;正統(tǒng)十四年卒。
28. 《讀杜愚得后序》，《黃文簡公介庵集》卷十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29. 同上書，同上卷。
30.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頁2231。
31. 《非所秋夕寄示康甥》二首之二，《東里集·詩集》卷三，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2. 曾棨，字子啟，永豐人。永樂二年進士，選為庶吉士，送文淵閣讀書;五年，轉翰林侍講;十六年，升侍讀學士;洪熙元年，進右春坊大學士仍兼侍讀;宣德二年，升少詹事。宣德七年卒。
33. 《應制百詠詩》，《刻曾西墅先生集》卷二，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34. 曾棨《香奩十詠跋》，《巢睫集》卷三，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影印成化七年張綱刻本，書目文獻出版社版。
35. 均見《刻曾西墅先生集》卷四。
36. 魏驥《新涼獨坐》，《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八。
37. 《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依次為《冬深風雨中睡覺書懷》，卷九;《景泰丙子小至，夜坐不寐，寫懷》，卷九;《丙子除夕書懷》，卷九;《寫懷》，卷九;《寫懷七月十三日》，卷九;《歲暮書懷》，卷九;《述懷八月初三病起作》，卷十;《述懷》，卷十;《閑居述懷，喜年將百歲，奉詔進階一品，且值水患，禾黍無恙》，卷十;《乙酉元日寫懷，是日立春》，卷十;《閑居述懷》，卷十;《歲暮雪中寫懷，寄兒完》，卷十;《丁亥除夕寫懷》，卷十。
38. 均見《金文靖集》卷五。
39. 《黃忠宣公文集》卷十一，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40. 《黃忠宣公文集》卷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本。
41. 《謁少陵杜先生草堂記》，《兩溪文集》卷四，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42. 魏驥《可軒吟稿序》，《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43. 魏驥《講余集》，《南齋先生魏文靖公摘稿》卷五。
44. 《晦庵先生五言詩鈔序》，《澹然先生文集》卷四，四庫存目叢書本
45. 同上書，同上卷。
46. 《明太宗實錄》卷二百三十，頁2231。
47. 《玉雪齋詩集序》，《東里文集》卷之五，頁63，中華書局1998年版。
48. 吳訥《文章辨體序說》卷首，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
49. 這五十九體是:古歌謠辭、古賦、樂府、古詩、諭告、璽書、批答、詔、冊、制、誥、制冊、表、露布、論諫、奏疏、議、彈文、檄、書、記、序、論、說、解、辨、原、戒、題跋、雜著、箴、銘、頌、贊、七體、問對、傳、行狀、謚法、謚議、碑、墓碑、墓碣、墓表、墓志、墓記、埋銘、誄辭、哀辭、祭文、連珠、判、律賦、律詩、排律、絕句、聯(lián)句詩、雜體詩、近代曲辭。
50. 《文章辨體序說》頁41—42。
51. 《文章辨體序說》頁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