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小說家寫不好散文

當(dāng)然也有例外，比如魯迅和沈從文，比如張愛玲和王小波，還有史鐵生和遲子建。

原本這只是我自己一個模糊的感覺，后來看到美國散文家E.B.懷特的一段話，才發(fā)現(xiàn)自己的感覺似乎找到了答案。

這段話是這么說的：“散文家是自我解放的人，靠著孩子般的信念支撐著，即他所考慮的每一件事情，發(fā)生在他身上的每一件事情，都具有普遍性的意義。他是個完全享受其工作的家伙，就像帶著鳥出門遛彎的人們一樣自得其樂。散文家的每一次新的旅程，每一個新的嘗試，都不同于上一次，將他領(lǐng)入新的國度。這給他帶來了歡樂。只有先天以自我為中心的人才會大膽魯莽，并持之以恒地寫散文?！?/p>

有的科學(xué)家甚至是散文家，比如帕斯卡和愛因斯坦，還有那位可愛的奧地利動物行為學(xué)家洛倫茲，如果他們沒有“孩子般的信念”，他們就不會把自己那煩瑣的飼養(yǎng)日記絮絮叨叨地寫下來，他們從來沒有想到要往里面放一點情語或景語，但到了最后，所有的“實驗報告”都成了最真最美的情語和景語。

有的小說家實際上是散文家，比如卡爾維諾和米蘭·昆德拉，還有英倫才子阿蘭·德波頓。不單是說他們的語言哲學(xué)含量高，而是他們對于“憑借一己之力獲得普遍性意義”的自信，他們悠然地寫著自己經(jīng)歷過的或是想象出的旅程，那么淡定和從容，不講究什么敘事技巧，不刻意設(shè)置敘事高潮，而是享受著私人的經(jīng)歷和私人的想象，持之以恒。

這恰恰是將世界作為一個整體來加以思考，當(dāng)然是通過尋常的一角凸顯出來。只不過這一角經(jīng)過了自己心中澎湃的詩意的燭照，最大限度地直面世界，不讓任何人事或任何想法成為自己與世界之間的“第三者”。

不要妄圖成為集體意志的代言人，甚至不要想去討好集體意志（無論是大眾的或者是小眾的，連小眾的也不成）。讓大眾或小眾看到了開頭，就猜到了結(jié)尾。這樣的散文從頭至尾都是“我”，但你可以輕易地把所有的“我”都換成“我們”。這也使我想到，我自己在寫所有的時評文字時為什么會底氣不足，要自作多情地以復(fù)數(shù)“我們”來發(fā)聲，尤其是以“我們”來批判或辯駁，因為我不敢“以自我為中心”，我不夠自信地認(rèn)為“中心”在別處，在某個群情洶涌的地方，或在某個閃爍著真理之光的經(jīng)典之中，于是，我就在“我們”背后失去了自我，并離中心和真理越來越遠(yuǎn)……是啊，當(dāng)我寫著這樣的時評時，我想著去解放大眾，但到了文章結(jié)尾，我才知道連自己都不是一個“自我解放的人”。

也不要妄圖去說一個討巧的故事。把故事說好，那是一流小說家的任務(wù)，與散文家無關(guān)。你的故事就是你過去經(jīng)歷的事，你的心事就是你現(xiàn)在經(jīng)歷的事，寫出它們就好。別去圓滑地、造作地寫它們，更別妄圖讓它們成為刺激所有人、愉悅所有人的通殺故事，也別想著從民族記憶、歷史記憶中取出一些素材加以生硬地改造，或想著使自己的通殺故事成為日后的民族記憶、歷史記憶的一部分。其實，這些都是媚俗，都是矯情。你只需要忠實地寫出自己的“每一個新的旅程，每一個新的嘗試”就好，這些旅程和嘗試或即刻蒸發(fā)在字里行間，或頑強(qiáng)地留下自己的印記，那已經(jīng)是它們自己的宿命了。你只要相信：每一次真誠的個人寫作，其實都在冥冥之中叩響了民族記憶和歷史記憶的大門，正如每一條誠實而辛勤的小溪，最終都會匯入大海。

為什么李娟天生有信念和詩意，因為她是一個天生的少女哲學(xué)家。

而當(dāng)李娟被市場招安之后，信念和詩意就消失了，因為她變成了為一種風(fēng)格寫作，為一塊沃土（新疆）寫作，為“我們”寫作。而她原本是為自己寫作。那曾經(jīng)在寫作中逐漸清晰的自我，又逐漸模糊了。

所以，散文家活該受窮，他或她就應(yīng)該是一位衣著寒酸的遛鳥的大爺，就應(yīng)該是在昏暗的燈下剪著窗花的大娘——他們是否已經(jīng)得著了快樂，已不屑再向人提起。

2010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