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志傳》非羅貫中所作

長期以來，學(xué)術(shù)界普遍認(rèn)為，元末明初的偉大作家羅貫中除創(chuàng)作了《三國演義》之外，還完成了《隋唐兩朝志傳》《殘?zhí)莆宕费萘x傳》等小說（如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中國科學(xué)院文學(xué)研究所編寫的《中國文學(xué)史》、游國恩等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xué)史》，近年來馬積高、黃鈞先生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xué)史》等，均如此記載）。我在以往的著述中亦沿襲這一說法。然而，自1996年以來，由于先后校點《隋唐兩朝志傳》和《殘?zhí)莆宕费萘x傳》（巴蜀書社出版），通過反復(fù)細(xì)讀，我修正了自己的觀點，認(rèn)為二書皆非羅貫中所作。這里僅就前者加以考辨。

一

首先談?wù)剷?。今見此書的最早刻本為萬歷己未（四十七年，1619）金閶（今蘇州）龔紹山刊本，卷首有署名“西蜀楊慎”的《隋唐史傳序》，次為署名“三山林瀚”的《隋唐志傳敘》，正文各卷卷端及大多數(shù)卷末題《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史傳》，唯第一卷卷末題《鐫楊升庵批點隋唐兩朝志傳》，版心則題《隋唐志傳》。按照傳統(tǒng)著錄方法，書名當(dāng)作《隋唐兩朝史傳》；而據(jù)林瀚序及版心題名，則宜稱《隋唐志傳》。相比而言，《隋唐志傳》這一書名更為通用。所以，在今后的研究中，似不應(yīng)再稱之為《隋唐兩朝志傳》。

中國古代小說研究界之所以普遍認(rèn)為《隋唐志傳》乃羅貫中所作，主要根據(jù)是：此書卷端題署為“東原貫中羅本編輯，西蜀升庵楊慎批評”，署名“林瀚”的序又稱此書“實亦羅氏原本”。由于材料的難得和對羅貫中的尊崇，人們寧可相信其真，而不愿懷疑其偽，至多認(rèn)為今存之本系林瀚據(jù)羅貫中原本改編而成，但仍大體保留了原本的面貌。加之過去受條件限制，相當(dāng)多的研究者并未目睹此書，往往只是彼此相沿，人云亦云，遂使這一看法似乎牢不可破了。但是，科學(xué)研究畢竟不能被好惡感情左右，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無論我們對羅貫中多么熱愛，只要認(rèn)真研究作品的實際，便不得不承認(rèn)，此書確非羅貫中所作。

二

通觀《隋唐志傳》（簡稱《隋唐》），一個非常明顯的事實是：書中許多情節(jié)、語句與《三國演義》雷同。例如：《隋唐》第四回寫“大業(yè)八年……六月朔，黑氣千余丈，飛入太極殿。秋七月，有虹光于玉堂，原函山岸，盡皆崩裂。種種不祥，非止一端。”與嘉靖元年（1522）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以下簡稱“嘉靖本”）第一回寫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氣十余丈，飛入溫德殿中……”幾乎一模一樣；《隋唐》第五回寫李密逃難，往父執(zhí)游太和家投宿，游太和因家無美味，殺其妻以食李密，與嘉靖本第三十七回劉安殺其妻以食劉備相似；《隋唐》第七回寫李密火燒裴仁基一節(jié)，與嘉靖本第七十八回諸葛亮火燒博望相似；《隋唐》第八回寫鄭颋說裴仁基歸降李密，與嘉靖本第六回李肅說呂布相似；同回寫李密求賢，與嘉靖本第二十回曹操求賢相似；《隋唐》第十三回寫李世民攻武關(guān)，與嘉靖本第二百三十一回鐘會攻南鄭相似；同回寫李世民攻中渭關(guān)，與嘉靖本鐘會攻陽安關(guān)相似；《隋唐》第十四回寫唐軍逼近長樂宮，隋朝長樂宮留守呂廣與其妻趙氏對語，與嘉靖本第二百三十四回馬邈與其妻李氏對語相似；《隋唐》第十五回寫高顯道勸屈突通降唐，與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三回鄞祥（按：當(dāng)作“靳詳”）勸郝昭降蜀相似；《隋唐》第十六回寫王世充斬項釗，與嘉靖本第一百三十八回曹洪斬任夔相似；同回寫丘瑞向王世充請戰(zhàn)，與嘉靖本同回張郃向曹洪請戰(zhàn)相似；《隋唐》第二十回寫宇文化及命部將董康弒少帝楊浩，與嘉靖本第七回董卓命李儒弒少帝相似（董康、李儒均“帶武士十人，來殺少帝”）；《隋唐》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回寫竇建德至深澤攻魏刀兒，關(guān)壽殺魏刀兒，獻(xiàn)城與竇建德，竇建德反命斬之，與嘉靖本第一百五回至一百六回寫魏延殺韓玄，獻(xiàn)長沙，孔明反欲斬之相似；《隋唐》第二十六回寫宇文化及與李神通交戰(zhàn)，與嘉靖本第一百六回寫孫權(quán)與張遼交戰(zhàn)相似；《隋唐》第三十二回寫馮仲行向徐云請兵迎戰(zhàn)李密，大敗而回，謀士王良請斬之，“徐云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與嘉靖本第十四回寫蔡瑁迎戰(zhàn)孫策大敗，蒯良請斬之，“劉表以新娶其妹，不肯加刑”幾乎沒有區(qū)別；《隋唐》第三十五回寫秦瓊殺王玄恕先鋒周武，與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趙云殺夏侯楙先鋒韓德相似……這類情況，簡直不勝枚舉。

如此多的雷同之處，是否由于《隋唐》與《三國》出于同一作者之手，作者為圖省事而重復(fù)搬用類似情節(jié)？是由于《隋唐》寫作在前，《三國》襲用其情節(jié)，還是由于《三國》寫作在前，《隋唐》加以抄襲？應(yīng)當(dāng)說，對于兩書均為虛構(gòu)的情節(jié)，確實難以徑直判斷誰先誰后。不過，既然二書均為歷史演義小說，我們可以在其相似情節(jié)中，考查那些有史實依據(jù)的情節(jié)，即可判斷誰為首創(chuàng)，誰為抄襲。例如，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第一回寫光和元年“六月朔，黑氣十余丈，飛入溫德殿中；秋七月，有虹見于玉堂?！眮碓从凇逗鬂h書·靈帝紀(jì)》及注引《東觀記》；而《隋唐》第四回的類似情節(jié)，在《隋書·煬帝紀(jì)》中卻找不到蹤跡，顯系抄襲《三國》，其中“黑氣千余丈”“千”系“十”之抄誤，“有虹光于玉堂”“光”系“見”之抄誤。又如，嘉靖本第二百三十一回寫鐘會伐蜀，命許儀率軍在前開道治路，攻南鄭時，鐘會馬蹄被陷，幾乎被蜀將所殺，于是怒而斬許儀，來源于《三國志·魏書·鐘會傳》；而《隋唐》第十三回寫李世民攻武關(guān)的類似情節(jié)，在新舊《唐書》的《太宗紀(jì)》中均無蹤影，顯系抄襲《三國》。再如，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三回寫鄞詳勸郝昭降蜀，來源于《三國志·魏書·明帝紀(jì)》注引《魏略》；而《隋唐》第十五回寫高顯道勸屈突通降唐的類似情節(jié)，在新舊《唐書》的《屈突通傳》中卻并無記載，顯系抄襲《三國》。再如，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寫諸葛亮首次北伐時，魏延獻(xiàn)由子午谷奇襲長安之計，來源于《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注引《魏略》；而《隋唐》第三十四回寫李密由金墉城攻王世充，王伯當(dāng)獻(xiàn)由羅漢嶺奇襲洛陽的類似情節(jié)，在《隋書》、新舊《唐書》的《李密傳》中均無其事，亦系抄襲《三國》。反之，《隋唐》中來源于史實的情節(jié)被《三國》襲用的情況，我們卻找不到一例。像這種來源于史實的情節(jié)，必須受基本史實的制約，史實不可重復(fù)，這類情節(jié)也就只宜用于特定題材的作品，而不能簡單搬用于其他作品；即使其他作品想要借用這類情節(jié)，也應(yīng)當(dāng)改造化用，否則便是生硬的抄襲，便會出現(xiàn)這樣那樣的紕漏。這不像某些虛構(gòu)的情節(jié)，特別是那些程式化的描寫、詠贊，并不具備特別的規(guī)定性，不同的作品可以互相模仿，甚至反復(fù)搬用。由此可見，是《隋唐》抄襲了《三國》。那么，能否把這解釋為同一作者寫作在后的作品因襲了寫作在前的作品呢？不能。作者自我因襲的情況確實存在，但那主要是因襲自己用熟了的或比較得意的寫作手法、技巧、細(xì)節(jié)、語句，或人人可用的“套子”，而不會一而再、再而三地照抄取自特定史籍，用于特定作品的情節(jié)。只有那些拙劣的模仿者，才會不顧來自史實的情節(jié)的特殊性和情節(jié)的彼此關(guān)聯(lián)，不顧抄襲造成的漏洞，一抄了事。因此，我們可以斷定，《隋唐志傳》成書至少是在嘉靖本《三國志通俗演義》刊刻之后，可能晚至隆慶、萬歷年間，絕非羅貫中所作。

早在1976年，澳大利亞華裔學(xué)者柳存仁先生在其名作《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zhèn)涡再|(zhì)》中就指出：“《隋唐志傳》在故事情節(jié)關(guān)目及用語方面，俱于《三國》倚賴甚深?！辈⑴e出《隋唐志傳》與《三國》雷同的若干情節(jié)，說明：“《隋唐志傳》所言，其為純從模擬《三國》而來，益可知矣?！钡壬鷧s認(rèn)為，這種抄襲只是證明“《隋唐兩朝志傳》之撰寫，當(dāng)在《三國》之后”，卻不能據(jù)此斷定《三國》與《隋唐》并非出于同一作家之手。他的理由是：其一，兩書之間有若干血緣性關(guān)系，《隋唐志傳》的作者“異常熟悉于《三國》情節(jié)，而能取精用弘，源源不絕，不啻自其口出。”其二，今見之《隋唐志傳》“當(dāng)有一仿佛《三國志傳》性質(zhì)之舊本為之先驅(qū)”，不能僅據(jù)今本來判斷是否羅貫中所作。因此，在文章的“結(jié)論”部分，柳先生認(rèn)為《隋唐志傳》仍可能為羅貫中的著作，“然現(xiàn)存本已經(jīng)他人竄改”。柳先生的發(fā)現(xiàn)是富有啟發(fā)意義的，但其結(jié)論則有未當(dāng)之處。首先，《隋唐志傳》的作者確實“異常熟悉于《三國》情節(jié)”，但他遠(yuǎn)遠(yuǎn)談不上“取精用弘”，而是將《三國》情節(jié)當(dāng)作“預(yù)制件”，東拉西扯，生硬搬用。這種“熟悉”，恰恰證明《隋唐志傳》成書于《三國》已經(jīng)廣泛傳播，搬用其情節(jié)已經(jīng)不費力氣的明代中后期。其次，今見之《隋唐志傳》確有可能是由某一“舊本”“竄改”而來。比如，在第八十九回之后來個“又第八十九回”，不合寫作通例，顯然不會是原作者所為。又如，書末的長方木記云：“是集自隋公楊堅于陳高宗大建十三年（按：當(dāng)作“陳宣帝太建十三年”）辛丑歲受周主禪即帝位起”；而實際上，正文并無楊堅受禪的情節(jié)，一開始便寫楊廣陰謀篡奪太子之位，很可能“舊本”原有楊堅受禪，被今本首卷的刻工刪削（全書刻工當(dāng)有數(shù)人），書坊主人不察，仍據(jù)原本寫成木記，留下改動的痕跡。但是，無論這種“竄改”有多少刪削，多少增補或改動，都無法改變此書的基本面貌，也無法改變其大量抄襲《三國》的事實。因此，即使是《隋唐志傳》的“舊本”，也不可能出于羅貫中之手，而只能是后人模仿之作。

由于《隋唐志傳》大量地、機械地抄襲《三國演義》，因而常常露出破綻，造成某些窒礙不通、自相矛盾和荒唐可笑之處。例一：第五回寫李密逃難，往其父結(jié)拜兄弟游太和家投宿，有“太和拜謝，謂密曰”一句，此處“拜謝”無所指，使全句難以理解。究其原因，這應(yīng)是由于《隋唐》抄襲《三國》所致。嘉靖本第八回寫到陳宮義釋曹操，隨操出走，同到呂伯奢家投宿，伯奢問：“賢侄如何到此？”曹操告知經(jīng)過，并說：“今番不是陳縣令，已粉骨碎身矣。”伯奢拜謝陳宮曰：“小侄若非使君，曹氏滅門矣?！薄端逄啤返木帉懻哒瞻岽斯?jié)，僅小作改動，卻忘了其中并無一個類似陳宮的角色，因而出現(xiàn)上述不通之句。例二：第七回寫李密火燒裴仁基之后，“麗泉有詩為證”，其中頸聯(lián)“不智仁基夸勇力，故教李密有威風(fēng)”“不智”“故教”二語不對，第七句“真涌驚破隋臣膽”不通。這也是抄襲《三國》而又粗枝大葉造成的問題。查嘉靖本第七十八回，寫諸葛亮火燒博望后，“史官有詩曰”云云，其頸聯(lián)是：“不致夏侯夸勇力，故教諸葛顯威風(fēng)”“不致”與“故教”正好相對；第七句為“直須驚碎曹瞞膽”，亦文從字順。《隋唐》的編寫者照抄此詩，因“智”與“致”音同而抄錯，又因“真涌”與“直須”形近而抄錯，造成不通。例三：第八回寫李密求賢，裴仁基推薦秦瓊，秦瓊到后，對裴仁基說：“公之鄉(xiāng)中，有一賢士，何不請來相助？”所薦乃程咬金。然而，裴仁基系河?xùn)|聞喜（今山西聞喜東）人，程咬金則系濟州東阿（今山東東阿西南）人，稱他們?yōu)橥l(xiāng)，豈非笑話？問題又出在《隋唐》抄襲《三國》上。嘉靖本第二十回寫曹操求賢，荀彧推薦程昱，程昱到后，對荀彧說：“公之鄉(xiāng)中，有一大賢，何不請來以助明公乎？”所薦乃郭嘉。按荀彧系潁川潁陰（今河南許昌）人，郭嘉系潁川陽翟（今河南禹縣）人，二人同郡，可稱同鄉(xiāng)?！端逄啤凡患铀妓鞯爻u此節(jié)，卻不查一查裴仁基、程咬金的籍貫，造成明顯漏洞。例四：第十六回寫秦瓊與隋將丘瑞交戰(zhàn)，丘瑞敗退天渠寨，堅守不出，秦瓊挑戰(zhàn)不成，便每日飲酒，醉后便“坐于山前辱罵丘瑞”。李密派來打聽的使者回報李密，“說叔寶飲酒，恐失軍機”。李密卻笑稱這是秦瓊賺丘瑞之計，并命程知節(jié)送酒到秦瓊寨中助之。秦瓊?cè)桥鹑?，誘其下山劫寨，大敗之，奪其天渠寨，派人報捷?！袄蠲艽笙玻街丨傦嬀剖怯?，只要賺丘瑞下山?！边@與上文李密明知秦瓊用計的敘述自相矛盾。這仍是抄襲《三國》出現(xiàn)的漏洞。嘉靖本第一百三十九回《瓦口張飛戰(zhàn)張郃》寫張郃敗退宕渠寨，堅守不出，張飛挑戰(zhàn)不成，便每日飲酒，醉后便“坐于山前辱罵張郃”。劉備使者回報，“說張飛飲酒，恐失軍機”。劉備大驚，孔明卻笑稱這是張飛賺張郃之計，并命魏延送酒到張飛寨中助之。張飛激怒張郃，誘其下山劫寨，大敗之，奪其寨柵，派人報捷?！靶麓笙?，方知益德飲酒是計，只要誘張郃下山?！薄端逄啤芬嗖揭嘹叺卣粘斯?jié)，卻沒有給李密身邊安排一個孔明式的人物，讓李密一人同時發(fā)揮劉備、孔明兩個角色的作用，導(dǎo)致自相矛盾。例五：仍是第十六回，寫丘瑞連敗，退守鞏北關(guān)，設(shè)伏挑戰(zhàn)，秦瓊部將夏琦出戰(zhàn)，丘瑞略戰(zhàn)便退，夏琦追之，“丘瑞后面，刺殺夏琦于馬下?！贝司滹@然有毛病，而毛病來自《隋唐》對《三國》的抄襲。嘉靖本第一百三十九回寫張郃敗退瓦口關(guān)，設(shè)伏挑戰(zhàn)，張飛部將雷銅出戰(zhàn)，張郃略戰(zhàn)便退，雷銅追之，張郃伏兵殺出，截斷退路，“張郃復(fù)回，刺雷銅于馬下?！薄端逄啤烦u此節(jié)，卻因“后面”與“復(fù)回”形近而抄錯，露出破綻。例六：上文已經(jīng)談到，《隋唐》第二十三至二十四回寫關(guān)壽殺魏刀兒后，竇建德反欲斬之一節(jié)，系抄襲嘉靖本第一百五至一百六回魏延殺韓玄后，孔明反欲斬之一節(jié)。然而，《三國》虛構(gòu)這一情節(jié)，是為了給后面的孔明“遺計斬魏延”埋下伏筆；而《隋唐》在抄襲這一節(jié)之前，明明已經(jīng)敘述竇建德在深澤城外當(dāng)眾宣布：“有能將刀兒綁下城者，官封極品，鎮(zhèn)守其城?！边@就造成了前后矛盾。這樣一來，竇建德便成了一個出爾反爾，濫殺有功之臣的小人。例七：第三十五回寫桓素向王玄恕獻(xiàn)計，設(shè)伏包圍秦瓊，兩軍對陣時，桓素出戰(zhàn)秦瓊，“戰(zhàn)不三合，遂便走入陣。”此處“遂”字顯得拗口，與全句頗不協(xié)調(diào)，這又是《隋唐》抄襲《三國》所致。嘉靖本第一百八十三回寫程武向夏侯楙獻(xiàn)計，設(shè)伏包圍趙云，次日，兩軍對陣，魏將潘遂出戰(zhàn)趙云，“戰(zhàn)不三合，遂撥馬便走?！薄端逄啤钒嵊眠@一情節(jié)，卻未將此句中的“（潘）遂”相應(yīng)改為“（桓）素”，露出了抄襲的馬腳。例八：第三十五回寫王世充設(shè)計誘敵，命令部將徐成、林士浩：若李密軍分前后趕來，“汝可分軍兩頭：士浩引一半軍去當(dāng)后隊，徐成引一半軍去當(dāng)前面?；剀婍氁閼?zhàn)?！本渲小盎剀姟倍植煌ǎ@仍然來源于《隋唐》對《三國》的抄襲。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七回寫諸葛亮設(shè)計誘敵，命令王平、張翼：若司馬懿軍分前后趕來，“卻分兵兩頭：張翼引一軍擋住后隊，王平引一軍截其前隊。兩軍須要死戰(zhàn)?！薄端逄啤芬u用此節(jié)，卻將“兩軍”抄成“回軍”，留下了抄襲的痕跡。類似例證，還可舉出許多。這表明，《隋唐志傳》不僅不是羅貫中的作品，而且成書相當(dāng)草率。

由于《隋唐志傳》不加分析地抄襲《三國演義》，有時還導(dǎo)致作品在是非褒貶立場上的混亂。例如：裴仁基本非作品貶斥的人物，但第八回寫鄭颋向李密表示愿去說其歸降時，竟照抄《三國》中李肅對呂布的評價，說裴仁基“勇而無謀，見利忘義”，這就歪曲了裴仁基的形象。又如：第三十五至三十六回寫王世充智敗李密，完全模仿《三國》中《孔明智敗司馬懿》一節(jié)（嘉靖本第一百九十七回，《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第九十九回）；但此處將為人陰狠狡詐的王世充比作諸葛亮，顯然與作品其他地方對王世充的貶抑相矛盾。對諸葛亮極為尊崇，思想傾向鮮明的羅貫中無論如何是不會這樣作的。

需要說明的是，上面將《隋唐志傳》與嘉靖元年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進行對照分析，只是因為嘉靖元年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今知最早的《三國》刊本，而且容易看到。實際上，《隋唐志傳》究竟抄襲的是哪一種《三國》版本，還是一個尚待深入研究的問題。比如，上面舉到的《隋唐》抄襲《三國》的第一例中，“原函山岸，盡皆崩裂”一語，“原函”二字，嘉靖元年本《三國》作“五原”（來自《后漢書·靈帝紀(jì)》光和六年），而嘉靖二十七年（1548）葉逢春刊本《新刊通俗演義三國志史傳》（簡稱“葉逢春本”）則作“原函”。由此可見，《隋唐》抄襲的不是嘉靖元年本，而是葉逢春本或由它派生的版本。這就是說，《隋唐志傳》最早也只能出現(xiàn)在嘉靖二十七年以后的一段時間里。

另外，《隋唐志傳》附錄的《君臣姓氏》中，有關(guān)大臣籍貫、職官的錯誤極多。特別是《附錄各部將官姓氏》，其中一些隸屬關(guān)系錯誤簡直莫名其妙。如將與瓦崗軍毫無關(guān)系的楊玄感、張金稱列為翟讓部下，將唐文宗、唐武宗時的大宦官仇士良列為宇文化及部下，將唐玄宗時手握大權(quán)的楊國忠、高力士、唐肅宗時權(quán)傾天下的宦官李輔國列為唐玄宗即位以前便已被殺的武三思部下；尤為可笑者，將獨孤盛列為趙行樞部下，實則獨孤盛官任右屯衛(wèi)將軍，位在趙行樞之上（趙乃虎牙郎將），趙行樞與司馬德戡等謀誅隋煬帝，獨孤盛拒戰(zhàn)而死，豈可算作趙行樞部下？這又告訴我們，《隋唐志傳》的作者水平頗低，編纂時相當(dāng)馬虎。

孫楷第先生在《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認(rèn)為，《隋唐志傳》“似與熊書同出于羅貫中《小秦王詞話》（按：“熊書”指熊大木所著《唐書志傳》；《小秦王詞話》當(dāng)作《大唐秦王詞話》，今存晚明諸圣鄰改編本）……且即此書九十一回以前觀之，其規(guī)模間架，亦猶是羅貫中詞話之舊?！湓鎏萍臼?，當(dāng)即萬歷間書賈所為?！睂O先生稱《隋唐志傳》出自《大唐秦王詞話》，根據(jù)不足；但認(rèn)為全書成于萬歷年間，則是很有可能的。

三

既然《隋唐志傳》成書于嘉靖二十七年（1548）以后乃至隆慶、萬歷年間，那么，署名林瀚的《隋唐志傳敘》便可判斷其真?zhèn)瘟?。林瀚卒于正德十四年?519），當(dāng)然不可能在嘉靖二十七年以后參與《隋唐志傳》的編寫或改編，此序也就只能是后人托名之作了。孫楷第先生在《日本東京所見小說書目》中也早已指出：“此楊慎評本《隋唐志傳》號為林瀚編次者……所載瀚序，蓋依托耳?！?/p>

至于署名楊慎的《隋唐史傳序》，內(nèi)容浮泛，見識平庸，不似出自升庵之手。我為此特地請教過楊慎研究專家王文才先生，他在所著《楊慎學(xué)譜》一書中指出，從楊慎的思想觀點、語言風(fēng)格以至字體等方面來看，此文決非其所作。而所謂“楊慎批評”，更是觀點陳腐，文字粗疏。兩相對照，可見序和批評皆非楊慎所作，而是萬歷年間刊刻時書商或其雇傭的淺薄文人的手筆。

（原載《明清小說研究》1997年第4期）

1. 原載《香港中文大學(xué)中國文化研究所學(xué)報》第8卷第1期，收入柳存仁著《和風(fēng)堂讀書記》下冊（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亦收入劉世德編《中國古代小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2. 我同意王文才先生的判斷，唯刻本“楊序”手書字體與楊慎本人字體不同，倒不一定作為判定此序為偽托的理由（若序文為真，刻本字體也可能出自他人之手，而與原作者字體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