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莫言作品的西詮東釋
就目前來看，莫言可以說是國外研究最多的中國當代作家，特別是在他2012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國外對其作品的翻譯、出版、研究、報道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其實，國外對莫言的研究從來就沒有冷卻過，而且覆蓋面甚廣。從主題上看，海外莫言研究涵蓋了莫言小說涉及的主要問題領(lǐng)域：歷史想象、時間、記憶，創(chuàng)傷、戰(zhàn)爭、苦難，欲望、身體、性，父權(quán)、女性、家族，電影改編……從風格和藝術(shù)手法看，狂歡、反諷、魔幻現(xiàn)實、傳統(tǒng)繼承……無不進入研究者的視野。下面我們考察一下莫言作品在東西方的詮釋，從東西方學術(shù)共同體的角度分析莫言研究的洞見和不見，探討國外的研究成果反饋到國內(nèi)時，對國內(nèi)的莫言研究所產(chǎn)生的影響，以及莫言研究在東西方學術(shù)界的互動與跨文化對話。在本章中，西方范圍內(nèi)我們以英語世界為主，兼顧法國和德國的莫言研究；東方則主要聚焦國內(nèi)學術(shù)界和日本、韓國、越南對莫言作品的詮釋，力圖在對比觀照中呈現(xiàn)莫言研究的立體性和多棱面。
第一節(jié) 莫言作品國外研究線路圖
海外的莫言研究稱得上是洋洋大觀。我們首先從“面”和“線”的維度對英語世界的莫言研究做一個總體梳理，然后從“點”的層面深入剖析莫言幾部重要作品的海內(nèi)外研究焦點。
英語世界堪稱西方莫言研究的重要舞臺，成果不僅有專著、論文集和為數(shù)甚多的博士論文，更有大量的期刊論文。下面我們以列表的形式對國外的莫言研究做一番鳥瞰。
表2.1 西方莫言研究專著及博士論文統(tǒng)計
從上表中可以看出，英語、法語、德語等西方主要語種中都有專門研究莫言的著作問世，這在中國當代作家的海外研究中是不多見的。從英語世界的博士論文來看，既有單獨研究莫言的，也有用某一主題將莫言和其他作家統(tǒng)合起來研究的，譬如剖析莫言和張賢亮、王安憶作品中的性政治，探討莫言、余華、蘇童創(chuàng)作中的異化現(xiàn)象，研究莫言、魯迅、余華、韓少功作品中的“吃人”主題，闡釋莫言、張賢亮、賈平凹小說中的男性氣質(zhì)重建，追溯莫言、魯迅、施蟄存、沈從文、王安憶小說中的傳統(tǒng)、記憶與歷史；亦有從比較的角度，將莫言和中外作家比如英國的托馬斯·哈代、中國的沈從文，放在一起加以研究的?？偟膩砜?，莫言在英語世界得到研究者較為全面的關(guān)注，而且這種研究并不是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后的跟風行為，因為從時間上來看，這些著作和博士論文多是莫言獲諾獎之前的成果，這也說明西方世界莫言研究的理性和成熟，沒有因為他獲得大獎而出現(xiàn)短時間內(nèi)的大幅波動。
相對于專著和博士論文，莫言在國外的研究成果更多地體現(xiàn)為發(fā)表在報刊上的論文，英語世界的論文列表統(tǒng)計如下。
表2.2 英語世界莫言研究期刊論文統(tǒng)計
“History（of World Literature Today），”https：//www．worldliteraturetoday．org/mission，2017-1-15．
《海外書覽》創(chuàng)刊后就將關(guān)注的目光投向當時的中國文學，而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關(guān)注在新時期以后不斷升溫。從1991年起，《今日世界文學》開始用?？?、專輯、專欄的形式集中介紹中國當代文學，余華、韓少功以及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莫言等人的作品，都在上面得到探討和研究。
《今日世界文學》對中國當代小說的飛躍性關(guān)注始于2008年，這一年北京師范大學與其探討合作的可能性，最終由雙方共同編輯的《今日世界文學》中國版——《今日中國文學》（Chinese Literature Today）于2010年創(chuàng)刊，每年兩期，在美國以英文出版、世界范圍內(nèi)發(fā)行?！白骷姨貙憽保‵eatured Author）、“作家訪談”（Author Interview）、“學人風采”（Featured Scholar）是《今日中國文學》的常設(shè)欄目，一群創(chuàng)作實績不凡的小說家，像莫言、畢飛宇、閻連科、李昂、蘇童、格非、朱天文等，在上面得到推介；一批成就斐然的中國當代文學研究者包括漢學家、海外華人學者、中國學者，如葛浩文、顧彬、王德威、葉維廉、王斑、樂黛云等，在上面得到介紹。《今日中國文學》以更多的版面、更大的力度、更廣的覆蓋，將當代小說佳作及時推向海外，讓世界同步了解中國當代小說的創(chuàng)作風貌。這份刊物不僅給英語世界的中國當代小說研究者提供了學術(shù)交流的園地，也讓喜歡中國當代小說的國外讀者循著刊物上提到的線索，去尋找想要閱讀的作品，無形中帶動了中國當代小說在英語世界的傳播。
《今日世界文學》對中國當代文學的青睞首先表現(xiàn)為設(shè)立了當代小說譯介與研究的?？?、專輯與專欄，其次表現(xiàn)為出版《今日世界文學》中國版，即《今日中國文學》。這些?？］?、專欄和中國版刊登了部分譯成英語的中國當代小說，而更多的是研究性論文。
《今日世界文學》 2000年夏季號推出莫言研究專輯，刊發(fā)了四篇研究莫言的論文?！赌缘摹瓣幱舻摹苯场罚ā癋orbidden Food：‘The Saturnicon’ of Mo Yan”）剖析了莫言小說中的“吃人”隱喻，即那些腐敗官員對普通百姓的壓制；《莫言的文學世界》（“The Literature World of Mo Yan”）論述了莫言“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恣肆汪洋的寫作姿態(tài)及形式；《土地：從父性到母性——論莫言的〈紅高粱〉和〈豐乳肥臀〉》（“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and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肯定了莫言作品的挑戰(zhàn)性：對歷史進行了與官方不同的書寫，以父親形象的缺失來質(zhì)疑毛式話語模式；《西方人眼中的莫言》（“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以《紅高粱》和《天堂蒜薹之歌》為例，探討了莫言在小說技巧上的革新。《今日世界文學》以敏銳的學術(shù)眼光，捕捉到莫言小說的獨異性和新質(zhì)素，以專輯的形式為其加冕，而莫言日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印證了《今日世界文學》的睿智與遠見。
《今日世界文學》2009年第4期為獲得該年度紐曼華語文學獎的莫言開設(shè)專欄，登載了《莫言：2009年紐曼華語文學獎得主》（“Mo Yan：Laureate of the 2009 Newman Prize for Chinese Literature”）、《一個人的六道輪回：2009年紐曼文學獎獲獎演說》（“Six Lives in Search of a Character：The 2009 Newman Prize Lecture”）、《翻譯莫言的小說讓我筋疲力盡：2009紐曼文學獎提名詞》（“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莫言小說與中國本土傳統(tǒng)》（“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幽默作家莫言》（“Mo Yan as Humorist”）等，讓莫言進一步走向世界，也讓世界進一步走近莫言。葛浩文在《翻譯莫言的小說讓我筋疲力盡》中贊賞道：“很多優(yōu)秀的作家很難一直保持高水平的創(chuàng)作，但莫言例外。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受到普遍的好評，都展現(xiàn)出新的深度和廣度，這是他卓越創(chuàng)作才華的表現(xiàn)。他的作品風格多樣，形式靈活，從寓言傳說到魔幻現(xiàn)實，從不折不扣的現(xiàn)實主義到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他的意象引人注目，他的故事令人著迷，他的人物攝人心魄。一句話，他是獨一無二的。”
劉洪濤在《莫言小說與中國本土傳統(tǒng)》中指出，中國鄉(xiāng)土文學有魯迅的啟蒙主義和沈從文的文化守成主義兩個傳統(tǒng)，莫言“融會并發(fā)展了中國鄉(xiāng)土文學的兩個傳統(tǒng)，把最具本土色彩同時又最具現(xiàn)代性的文學作品呈現(xiàn)給世界”。黃承元在《幽默作家莫言》中指出：“莫言復(fù)活了中國文學中的幽默傳統(tǒng)，這種傳統(tǒng)在現(xiàn)代中國被忽略了。他的小說描繪了個體在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的碎片化世界里富有喜劇性而又令人同情的一面，不管是底層民眾還是官僚主義者都發(fā)現(xiàn)自己處于喜劇性有時甚至是荒誕的生存狀態(tài)?！蹦浴皩⒋直膳c幽默雜糅起來，建構(gòu)出與宏大敘事不同的反敘事”。在黃承元看來，莫言的《酒國》與《生死疲勞》都不同程度地具有喜劇性的荒誕?？偟膩砜?，所刊論文對莫言作品的獨特性、莫言對中國文學傳統(tǒng)的繼承進行了深入剖解，從中可以看出莫言是一個受到民族創(chuàng)作資源滋養(yǎng)并攜帶著民族性走向世界的作家。
2010年以后，《今日中國文學》借《今日世界文學》的東風，刊登了更多研究中國當代文學的評論文章，而莫言受到特別的關(guān)注。2013年的1—2期合刊重點推出莫言和蘇童研究。2012年10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使莫言成為世界矚目的中心，《今日中國文學》給予莫言大量篇幅，刊登了莫言作品在英語世界最重要的譯者葛浩文的《莫言翻譯：眾聲中的一種聲音》（“Mo Yan in Translation：One Voice among Many”），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晚宴答謝詞》（“Nobel Prize Banquet Speech”）和《講故事的人：2012年12月7日諾貝爾文學獎演說》（“Storytellers：Nobel Lecture，December 7，2012”），張清華的《諾貝爾獎、莫言及中國當代文學》（“The Nobel Prize，Mo Yan，and Contemporary Literature in China”），《今日世界文學》執(zhí)行主任戴維斯·昂迪亞諾的《一個西方人對莫言的思考》（“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戴維斯認為莫言“是一個天才，難得的卓越小說家”。2015年第1期上發(fā)表的《中國文學的互文性解讀：以莫言作品為個案》（“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 Yan's Works as Examples”）以《生死疲勞》和《紅高粱》為例，結(jié)合莫言的諾貝爾文學獎頒獎詞，闡釋了跨文化語境下互文性解讀的必要性。該文作者陳邁平認為：“多數(shù)西方讀者由于沒有中國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和對于中國文化的記憶，無法結(jié)合其他中國文學作品對翻譯作品進行互文性解讀。而中國讀者的閱讀經(jīng)驗很容易被喚起，對莫言的小說進行聯(lián)想性解讀，因而中國讀者更能夠把作品的深層意蘊挖掘出來?！北热缛鸬渥x者在閱讀《生死疲勞》時很難會聯(lián)想到其他描寫中國農(nóng)村的小說，而實際上，土地與農(nóng)民的境遇是讀懂現(xiàn)代中國的關(guān)鍵所在。莫言的這部小說就是描寫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農(nóng)民的生活，土改、合作社、人民公社等運動在很多中國當代小說中都有描寫，像丁玲的《太陽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風驟雨》、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浩然的《艷陽天》等，“只有將莫言的《生死疲勞》放在與這些小說的參照中才能更好地理解莫言”。小說中的地主西門鬧與上述作品中的地主相比，“突破了地主形象的思維定式，沒有像以前那樣按照階級身份進行機械的劃分”。《紅高粱》也和其他描寫抗日戰(zhàn)爭的當代小說如《平原槍聲》、《鐵道游擊隊》、《敵后武工隊》等不同，那些小說里面的英雄清一色是共產(chǎn)黨員，帶有宣傳腔調(diào)，而莫言的小說根據(jù)發(fā)生在他家鄉(xiāng)的真實事件創(chuàng)作出來，沖在抗日前沿的是“普通農(nóng)民，甚至還有土匪”。這種“中國文學語境下的互文性解讀重構(gòu)了歷史，挑戰(zhàn)、質(zhì)疑了其他文本中的中國文化”。
《今日世界文學》除了登載莫言作品的研究論文外，還發(fā)表了大量的當代小說及相關(guān)研究論著的書評，從“面”的維度擴大了莫言在英語世界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新時期以來西方譯介的許多中國當代作家的作品都在《今日世界文學》上得到評論，關(guān)于莫言的書評有7篇，從數(shù)量上講最多，評論的是英譯本《紅高粱》、《酒國》、《豐乳肥臀》、《爆炸及其他小說》、《師傅越來越幽默》和法譯本《天堂蒜薹之歌》及《十三步》。這些書評對莫言的作品評價甚高，比如認為莫言的“《師傅越來越幽默》中的幾個短篇展示了作者毋庸置疑的創(chuàng)作才華……充滿了華麗、詭異的想象”。
《今日世界文學》以其給予中國文學的?？］?、專欄和大量的書評空間，成為國外傳播莫言小說的意見領(lǐng)袖之一，它以專業(yè)的權(quán)威性，引導(dǎo)著英語世界里莫言接受者的文學閱讀和文學趣味，推動著西方人對莫言小說的接受。
第二節(jié) 《紅高粱家族》：入了世界文學的版圖
莫言的作品得到了西方學者、作家的積極評價，而且早在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前就有很多贊美之語。美國學者托馬斯·英吉認為“莫言是真正的文學天才”，“是一位才華橫溢、天馬行空且花樣翻新的作家……他的每一部新作都別開生面，提升了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的審美水準”。華裔美國作家譚恩美指出：“莫言在世界文壇上占有一席之地。他塑造的人物具有震撼力，性感而又本真；他講述的故事驚人而又帶有史詩性?！?sup>“莫言的小說會打動美國讀者的心靈，就像昆德拉和加西亞·馬爾克斯的作品一樣。”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的杜邁克贊賞莫言“正越來越顯示出他作為一個真正偉大作家的潛力”?！督袢帐澜缥膶W》刊文稱莫言是“一個世界級的作家……毫不夸張地說，莫言是文學界一位真正的天才”。
莫言的知音、把他的《紅高粱》、《天堂蒜薹之歌》、《酒國》、《師傅越來越幽默》、《豐乳肥臀》、《生死疲勞》、《變》等作品譯成英文的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說，莫言的“作品具有吸引世界目光的主題和感人肺腑的意象，很容易就跨逾國界”。海外華人學者、哈佛大學的王德威認為莫言執(zhí)著于“一種丑怪荒誕的美學與史觀”，其創(chuàng)作“葷腥不忌，百味雜陳”，“從天堂到茅坑，從正史到野史，從主體到身體”，并多次撰文，對莫言的作品從長篇到短篇，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評述和研究。
法國巴黎第三大學的華人學者張寅德認為莫言受馬爾克斯《百年孤獨》中的馬孔多鎮(zhèn)和?？思{《沙多里斯》中約克納帕塔法縣的影響，借助現(xiàn)實和幻想中的故鄉(xiāng)建立起一個文學世界——山東高密東北鄉(xiāng)：“在這片混雜著多重異域色彩和氣息的土地上，在這河流、沼澤和田地交錯卻又不變的背景之上，家世傳說夾雜著村民們的當代故事鋪展開來?！?sup>張寅德指出莫言創(chuàng)作的獨特之處是“將身體、糧食和獸性用到創(chuàng)作中，并且注重肉體、身體各個感官的優(yōu)勢，引向顛覆性的、悲劇性的而又令人憂慮的怪誕”。
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莫言不僅利用了“國家意識形態(tài)”，也利用了“市場”。他“把主流作家如趙樹理或浩然的好的、進步的農(nóng)民形象整個顛倒過來，把農(nóng)村構(gòu)想成一場噩夢”。但他又很注意度的把握，“把大量愛國主義混入到愛情、戰(zhàn)爭和痛飲燒酒的情節(jié)中去，從而完全站在了‘公眾意見’這邊”。而“暴力”將莫言的小說“和市場聯(lián)系起來”。
上述僅是西方世界對莫言及其作品評論的滄海一粟，而在西方人對莫言乃至中國當代文學的認知與接受中，《紅高粱家族》起著開路先鋒的作用。這部小說1986年發(fā)表之后就在國內(nèi)備受關(guān)注，1993年譯成英文出版后香飄海外，被國外權(quán)威文學期刊《今日世界文學》評為“1993年全球最佳小說”，2001年入選該雜志評選的75年中40部世界頂尖文學名著。
《紅高粱家族》英譯本推出當年就有很多評論?！都~約時報書評周刊》、《出版者周刊》、《圖書館學刊》、《當下歷史》（Current History）、《遠東經(jīng)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書單》（The Booklist）、《紐約》（New York）等紛紛登載評論文章。翌年，《今日世界文學》刊登了杜邁克的評論文章。《紐約時報書評周刊》上的文章稱莫言的這部小說把“把高密東北鄉(xiāng)安全地放到了世界文學的版圖之上”，托馬斯·英吉則稱贊“莫言以其獨特的個人風格與審美原則，力圖為中國文學在世界文學中尋找落腳點”?？梢哉f，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揚起了我國當代文學特別是新時期以后文學海外之旅的勁帆。以今天的眼光看，這部小說堪稱中國當代文學“走出去”的領(lǐng)航者和典范，至今依然深受海外讀者和研究者的青睞。
從西方對《紅高粱家族》的研究和評論來看，焦點詞匯是“原創(chuàng)性”、“顛覆性”、“革新性”等。莫言對歷史的獨特敘寫，對土匪、日本侵略兵不落窠臼的塑造，對現(xiàn)代技巧的出色運用，為許多西方論者所津津樂道。
托馬斯·英吉認為，莫言在這部小說中“顛覆了歷史即真實這一概念”，“將歷史變?yōu)閭髡f”。華盛頓大學教授柏右銘指出，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排斥了“民族英雄主義”歷史敘述，而且他的這篇論文被收入美國高校使用甚廣的教材《哥倫比亞現(xiàn)代東亞文學史》。這一研究傾向在德語文化圈里也得到共鳴。在著名漢學家、維也納大學的蘇珊娜看來，莫言的一個重要貢獻在于提出了對歷史進行反思進而重新敘寫的可能性。她認為中國當代小說中的歷史敘事多是基于官方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而莫言的《紅高粱》表現(xiàn)出從民間視角書寫不同于官方歷史的努力。
還有論者對《紅高粱》中余占鰲這個土匪兼民族英雄形象懷有濃厚的興趣，認為莫言刷新了昔日的抗日英雄形象。土匪作為一個群體具有復(fù)雜矛盾的特征，一方面他們是暴力的化身，危害一方平安；另一方面，來自社會底層又使他們具有除惡揚善的本能。因而，在中國作家筆下，土匪一直是多面的，但總體來看帶有更多妖魔化色彩，如《林海雪原》、《烏龍山剿匪記》中的土匪奸淫搶掠，沒有人性，令人痛恨，是惡魔的化身。誠然，為了建立起英雄傳統(tǒng)，弘揚樂觀主義精神，鼓舞人們的士氣，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有理由這樣刻畫土匪，但造成的結(jié)果是土匪在歷史上的真實形象被遮蔽了。而關(guān)于抗日英雄，官方的文學史和歷史給我們提供的是這樣的形象：他們堅毅頑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真正的脊梁。但論者強調(diào)，我們也不應(yīng)忘記那些土匪，他們出于民族大義，以不羈的行為和品格，承擔起抵抗日本侵略者的責任，詮釋著俠義的內(nèi)涵。莫言《紅高粱》里面的余占鰲就是這樣有著俠肝義膽的土匪英雄，他敢愛敢恨，疾惡如仇，活得坦坦蕩蕩。余占鰲之所以受到讀者喜愛，不僅因為他愛著已為人婦的戴鳳蓮，殺死她患有麻風病的丈夫，而且還因為他頑強地抵抗日本侵略者。在國民黨官兵背信棄義的情況下，余占鰲盡管明顯處于弱勢，卻依然向日軍發(fā)起進攻，直到拼盡最后一個人。儒家文化的大一統(tǒng)地位固化了我們對民族英雄的定位和認知：他們無一不是通體光亮、高大完美的形象，而莫言“在《紅高粱》中表達了自己對抗日英雄的理解”。莫言認為這是一場全體中國人都置身其中的戰(zhàn)爭，每一個都應(yīng)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既然這是愛國思想的體現(xiàn)，在文學作品中就不應(yīng)有任何人為的限制，而應(yīng)該還原歷史真相，也就是說像余占鰲這樣的土匪也能成為抗日英雄。英國漢學家貝思飛（Phil Billingsley）對此有非常深刻的認識，在他看來，不管是否給老百姓帶來好處，土匪所干的通常是反抗壓迫者的暴力行為。而在戰(zhàn)爭時期，難以用完美來苛求一個人。對一個土匪來說，他即便是僅有一次維護百姓的行為，也可以算得上是英雄，哪怕是一時的英雄。
莫言不僅在《紅高粱》中重新看待土匪形象，還對“日本鬼子”進行了人性化的描寫，這也被論者視為“極為罕見”的現(xiàn)象。當對幾名死去的日本士兵進行閹割并把他們的尸體丟進河里時，《紅高粱家族》里面有這樣的描繪：“這些也許是善良的、也許是漂亮的，但基本上都是年輕力壯的日本士兵?！?sup>針對這一描寫，托馬斯·英吉指出，莫言“對日本人進行了人性化和普泛化的處理，賦予他們合乎情理的性格和行為”，而其他的中國當代作家傾向于妖魔化這個群體。這也就是后來莫言總結(jié)的創(chuàng)作原則之一：把壞人當好人寫。他認為文學作品不應(yīng)一味塑造臉譜化的壞人形象，對壞人也要懷有憐憫之心，寫出他們的七情六欲，寫出壞人身上的光亮，寫出好人身上的陰影，這樣才能刻畫出獨一無二的“這一個”。
在西方研究者看來，《紅高粱》不僅在內(nèi)容上具有顛覆性，在手法上也極富原創(chuàng)性。“莫言創(chuàng)新性技巧的一個顯著特征是他對敘述視角的完全原創(chuàng)性利用?！?sup>這部小說的開頭非常出彩：從孫子的視角娓娓道來爺爺奶奶的故事。托馬斯·英吉更進一步指出：“不論是托爾斯泰恢宏磅礴的《戰(zhàn)爭與和平》，還是瑪格麗特·米切爾不無浪漫色彩的《飄》，史詩性的小說大多按時間的線性發(fā)展敘事，但《紅高粱》卻反其道而行之，在時間之流里來回穿梭，讓讀者自己對事件進行合理的排序……讓讀者自己組合故事……這是一種非?，F(xiàn)代的敘事技巧?！?sup>同樣，戴維斯也認為，“《紅高粱》是對敘事視角的出色運用，小說的敘述者以‘我爺爺’、‘我奶奶’的口吻講述故事，而他不可能知道爺爺奶奶在高粱地里發(fā)生的愛情故事……這是對人物、情節(jié)的大膽試驗，令人想起西方后現(xiàn)代主義作家唐納德·巴塞爾姆和約翰·巴思”?？傊?，在西方研究者看來，莫言的《紅高粱》在敘事方式上是對之前中國文壇的極大突破，是對西方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切近，而在主題表達和人物塑造上又不像西方文學那樣虛無縹緲?！都t高粱》像一枚炸彈，炸開了中國當代文學走向世界的突破口，讓世界對中國當代文學刮目相看。
西方對《紅高粱》的評價和研究雖然主要聚焦其顛覆性、原創(chuàng)性，但熟悉中國文學的海外華人學者仍然看到了顛覆之下的繼承與延續(xù)。他們對《紅高粱》的探討穿透表象，深入到肌理，從文學史的嬗變之流中發(fā)現(xiàn)了變中的不變。我們下面以呂彤鄰的《〈紅高粱〉：超越中的局限》一文為例加以說明。
呂彤鄰首先肯定了莫言小說的突破與創(chuàng)新?！都t高粱》之前的當代小說創(chuàng)作主要遵循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原則，即文學作品要真實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弘揚主流意識形態(tài)。而《紅高粱》猶如橫空出世，“在意識形態(tài)、話語運用、敘事結(jié)構(gòu)上都與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品有很大不同。莫言把亡命徒和通奸者塑造成抗日英雄，是對既往抗日戰(zhàn)爭中英雄形象的突破。而且在這部作品中，超自然主義占很大比重，游離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的基本框架”。但呂彤鄰很快筆鋒一轉(zhuǎn)，指出小說中“我爺爺”和“我奶奶”的關(guān)系是對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和社會制度的蔑視，“巧妙地承認了共產(chǎn)黨的階級斗爭遺產(chǎn)”。隨之用大量的篇幅論述了《紅高粱》所體現(xiàn)的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遺產(chǎn)。
呂彤鄰認為：“中國共產(chǎn)黨發(fā)起的婦女解放運動鼓勵中國作家塑造出叛逆、獨立、敢作敢為的女性形象?！?sup>《青春之歌》中的女學生林道靜、《紅旗譜》中的農(nóng)村女孩春蘭、《紅巖》中的職業(yè)革命者江姐、《苦菜花》中參加革命的娟子、《新兒女英雄傳》中的家庭婦女小梅等，都是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中常見的性格堅強、直言不諱、蔑視傳統(tǒng)的女性。她們努力掙脫儒家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束縛，走進革命隊伍，參加社會活動?！都t高粱》中“我奶奶”的“特立獨行”也顛覆了儒家倫理。作為女兒，她反對父親給她包辦的婚姻；作為妻子，她拿鋒利的剪刀威脅，不讓麻風病丈夫近身，還與殺害自己丈夫的男人相好?！拔夷棠獭睂嶋H上違反了儒家倫理強加給女性的“三從四德”，從這方面來說，莫言筆下這位“個性解放的先驅(qū)”就像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中那些參加革命活動的姐妹。
但是這些女性既被作家賦予了一定的獨立自主意識，又受到某些規(guī)約和限制，體現(xiàn)了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中女性獨立概念本質(zhì)上的矛盾性。為了體現(xiàn)新社會的優(yōu)越性，舊社會里受壓迫的婦女要獨立，要解放，但“女性只有依靠共產(chǎn)黨的領(lǐng)導(dǎo)才能發(fā)出自己的聲音。也就是說，女性出離舊社會的獨立態(tài)度必須受到黨的紀律的約束。莫言對性‘自由’女性的塑造，繼承了五四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中獨立女性的雙重性：《紅高粱》中奶奶表面上享有的自由必須受到男性權(quán)力的嚴格限制”。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女主人公雖然是自己選擇愛人或丈夫，但她們愛情或婚姻的正當性需要用其愛人的革命事業(yè)來賦予?！犊嗖嘶ā分芯曜訍凵狭四贻p有為的革命者姜永泉，因為姜永泉不但引導(dǎo)她走上革命道路，同時還是她的領(lǐng)導(dǎo)?！都t高粱》中奶奶選擇爺爺做情人時雖然沒有考慮任何道德價值觀念，但奶奶臨死前的一段個人主義表白卻頗似娟子的革命口號：“天，什么叫貞節(jié)？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惡？你一直沒有告訴過我，我只有按著我自己的想法去辦，我愛幸福，我愛力量，我愛美，我的身體是我的，我為自己做主，我不怕罪，不怕罰，我不怕進你的十八層地獄。”奶奶和娟子都不是自我宣言的主體，而是充當了革命事業(yè)或個性解放的代言人。“娟子愛姜永泉是因為他代表著革命事業(yè)，奶奶愛余占鰲是因為他是男性權(quán)力和力量的化身。”在《紅高粱》中，女性的個性解放是基于男性的力量，其主體必須是男性，因而奶奶也就淪為粗糲的男性力量展示其威權(quán)的對象。爺爺余占鰲通過暴力征服了奶奶的身體，以顯示其不可侵犯的男性權(quán)力。當然，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品中的男主人公不需要用暴力征服他的伴侶，崇高的革命事業(yè)就是女主人公對他忠貞不渝的保證。《紅旗譜》中，農(nóng)村姑娘春蘭對因從事革命活動而被判處無期徒刑的運濤癡心不移；《青春之歌》中林道靜在革命情人盧嘉川死去很多年后，仍然不能忘卻對他的懷戀。在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小說中，女性必須讓自己的情欲服從于革命的需要，“她們的愛情是對共產(chǎn)主義宣道者的虔誠獻身”，“所謂的女性獨立其實是共產(chǎn)黨用來推翻舊社會的一個武器”。既然是一件武器，那就要小心看管?！都t高粱》中的奶奶雖然被說成“個性解放的先驅(qū)”，追求獨立的典范，但實際上她的解放一直受到男性權(quán)力和暴力的嚴格保護和約束，是有限度的。余占鰲用毋庸置疑的蠻力占有她，而她也半推半就地順從。為了忠誠于這個強壯的男人，她默許余占鰲殺死她的丈夫和公公。從根本上來說，她的想法只有在符合余占鰲這個男性權(quán)威的想法時，她才能成為一個“個性解放”的女人。因而，呂彤鄰認為：“無論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文學作品中的女性，還是莫言《紅高粱》中的奶奶，都被視為工具性的?！痹谇罢吣抢铮皨D女的獨立是一件受到嚴格控制的武器，被用來對付革命的敵人以及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在后者之中，“奶奶所謂的性自由要么是她女性魅力的無害點綴，要么被用來挑戰(zhàn)清教徒式的性行為”。盡管莫言和社會主義現(xiàn)實主義作家都試圖拒絕中國傳統(tǒng)的父權(quán)制，力圖給女性提供一個追求獨立的空間，但他們給予女性的自由是有限度的，男性仍然是女性的主導(dǎo)者和保護神，女性獲得的也只是規(guī)約下的自由與獨立。
考慮到中國當代文學在世界文學中的非中心地位，西方對《紅高粱》的研究還是成果豐碩的。而在國內(nèi)，《紅高粱》（《紅高粱家族》）更是莫言研究的一個重要熱點。據(jù)統(tǒng)計，中篇小說《紅高粱》發(fā)表的當年，就有近二十篇評論文章出現(xiàn)在各類報刊上。之后，《紅高粱家族》成了莫言研究中繞不開的話題，結(jié)出了漫天遍野的“紅高粱”之果。那么與國外的《紅高粱》研究相比，國內(nèi)的研究有哪些“共相”？又有哪些高見和新論？下面我們從國內(nèi)浩瀚的《紅高粱》及《紅高粱家族》研究中采擷部分果實，以求在對比中更好地觀照中西“紅高粱”研究的互識、互證、互補、互鑒。
西方的《紅高粱》研究與國內(nèi)的“共相”首先是對正統(tǒng)歷史的改寫、對傳統(tǒng)抗日小說程式的背離、對既有紅色經(jīng)典的突破。雷達認為，莫言的“紅高粱”系列小說提供了一種與以往革命戰(zhàn)爭題材迥異的歷史，讓讀者置身于一種有呼吸有靈性的歷史之中，翻開了當代戰(zhàn)爭文學“把歷史主體化、心靈化的一頁”。張清華持類似的看法，指出在《紅高粱家族》里面，“歷史的主體實現(xiàn)了‘降解’，原來的‘中心’與‘邊緣’實現(xiàn)了一個位置的互換，‘江小腳’率領(lǐng)的抗日正規(guī)部隊‘膠高大隊’被擠到了邊緣配角的位置，而紅高粱地里一半是土匪、一半是英雄的酒徒余占鰲卻成了真正的主角”。這和西方評論界認為《紅高粱》將歷史變?yōu)閭髡f、拆解了官方的歷史敘事，異曲同工，正可謂“東學西學”“心理攸同”。國內(nèi)的研究進而深入《紅高粱家族》對傳統(tǒng)抗日小說敘事模式的突破。以往的抗日小說主要凸顯中國共產(chǎn)黨的作用，而在《紅高粱家族》里面：“余占鰲的鐵板會為戴鳳蓮出大殯而遭到了共產(chǎn)黨膠高大隊的襲擊，而在兩敗俱傷之際又遭到了國民黨冷支隊的襲擊，因而鐵板會與膠高大隊這一對冤家立即自動聯(lián)合起來對付國民黨冷支隊。最后，日本鬼子來了，這三支中國人的隊伍又一起聯(lián)合起來對付日本人?！?sup>這就是中國人的國族意識和種族觀念。民族內(nèi)部可以有不同意見，甚至會刀兵相見，但在外敵入侵的危急關(guān)頭，同胞之間會放下武器，擱置爭端，槍口一致對外。抵抗異族入侵是每一個公民的責任，國、共、匪在關(guān)鍵時刻拋卻成見，從民族、國家的高度聯(lián)合起來，維護中華民族的安全。這是歷史的真實，是不應(yīng)該被遮蔽的真相，《紅高粱家族》正是較早揭示這一真相的文學作品。正如論者所言，莫言的“抗日故事突破了‘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歷史敘述的規(guī)范，解構(gòu)了‘革命歷史題材’的政治意識形態(tài)神話”。
其次，與西方評論中認為余占鰲這一土匪兼英雄形象是對既有抗日英雄形象的突破相一致，國內(nèi)研究中對《紅高粱家族》中男主人公余占鰲的多面性進行了富有深度的剖析，認為他“將獸性與野性、匪性與人性或理性與英雄氣質(zhì)等多樣不可統(tǒng)一的東西統(tǒng)一在一起”，“既充滿著獸性又充滿著人性、既人道又反人道”，集“追求個人幸福、愛情的體力勞動者余占鰲、殺人越貨的土匪余占鰲、精忠報國的抗日英雄余占鰲”于一身。余占鰲身上同時閃爍著“匪氣、俠氣與正氣”，是一個“壞事做盡、好事做絕”的土匪，更是一個具有正義感的英雄。他骨子里有一股“威武不屈的豪放之氣……講求俠肝義膽……無論他與冷支隊還是江大隊存有何種政治成見，一旦大敵當前卻能深明大義，同仇敵愾，攜手殺敵”。正是這種民族大義使他“帶領(lǐng)鄉(xiāng)親們用最原始的自衛(wèi)武器，上演了一出出驚天地、泣鬼神的悲壯故事”。國內(nèi)學者對余占鰲的深剖厚描比西方研究者更加多維、立體，更加全面、客觀，從余占鰲土匪兼英雄的雙面性，深入“英雄、土匪、搶劫、殺人、強奸與抗日”、“既超脫又世俗、既英雄好漢又王八蛋”的多維性。
再者，與西方對《紅高粱》超越中的繼承研究相類，國內(nèi)的研究也從突破與創(chuàng)新中窺見了小說中傳統(tǒng)倫理的影子。譬如在余占鰲、戴鳳蓮、戀兒的三角關(guān)系中，“余占鰲對兩個女性形象看似不合禮法的性與愛之所以能夠被人們接受，在于作者從側(cè)面找到了‘酒神精神’、‘生命的強力’與傳統(tǒng)倫理道德的契合點”。余占鰲對戴鳳蓮的占有帶有英雄救美、除惡扶弱的意味。戴鳳蓮端莊秀麗，還有一雙迷人的小腳，而她的麻風病丈夫單扁郎卻茍延殘喘，令人恐懼。相比之下，余占鰲健康強壯，渾身洋溢著陽剛之氣。戴鳳蓮與余占鰲，一個美麗性感卻身困魔掌，求救無門；一個雄武霸氣，有力挽狂瀾的魄力。相對于單扁郎，余占鰲具有道德上的優(yōu)勢，他與戴鳳蓮不合禮法的情愛也讓讀者懷有英雄救美、成就美滿情緣的期待。
余占鰲與戀兒的偷情關(guān)系也因戀兒死在日本侵略者的手下而獲得倫理道德上的合理性。由于戴鳳蓮容不下戀兒在自己眼皮底下和余占鰲相好，余占鰲只好把戀兒母女送到鄰村。但在戀兒遭到日本鬼子蹂躪時余占鰲沒能及時趕到保護，導(dǎo)致戀兒母女悲慘死去。中國傳統(tǒng)的道義觀是民族與國家層面的問題重于個人生活、情感中的問題?！霸居嗾荐椗c戀兒的關(guān)系在戴鳳蓮面前并沒有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因為遭受日軍的強暴，女兒也死于侵略者之手，戀兒成了‘民族’或‘國家’意義上可憐的犧牲品，其‘第三者’身份此時顯得無足輕重，民族大義遮蓋了家庭倫理?！薄叭咧g的關(guān)系不僅遵從著自古以來民族國家層面在倫理道德體系中的優(yōu)先地位，并且一夫二妻的狀態(tài)，呼應(yīng)著古代才子佳人小說中‘三人從此之后，相敬相愛，百分和美’的老路。”突破與限度是東方和西方《紅高粱》研究中的交疊之處，也是一個創(chuàng)新性作家對傳統(tǒng)的回望與不自覺的思維定式。
西方《紅高粱》研究中少有提及而國內(nèi)研究中多有論及的是《紅高粱家族》中“種”的退化和對力的張揚。雷達在中篇小說《紅高粱》發(fā)表之后就指出莫言發(fā)現(xiàn)了某些人在和平環(huán)境中追求安逸享樂，導(dǎo)致精神上委頓、柔弱化的現(xiàn)象，由此產(chǎn)生了關(guān)于“種”的強化和復(fù)活的焦灼感。楊守森在《魔鬼與天使》中探討了“種”的退化問題。趙歌東提出《紅高粱》中祖父余占鰲、祖母戴鳳蓮，父親豆官和“我”家族三代人，演繹了一個“種”的退化的生命寓言。
國內(nèi)《紅高粱家族》研究中對“種”的退化的憂慮和20世紀80年代我國社會生活和影視文學中出現(xiàn)的“尋找男子漢”這一文化現(xiàn)象有關(guān)。當時，尋找男子漢、呼喚陽剛之氣成為一種時代風氣。而引起這一現(xiàn)象的原因和80年代前期改革開放后從境外引進的一批電影有很大關(guān)系。日本電影《追捕》、法國電影《佐羅》、美國電影《第一滴血》和電視劇《加里森敢死隊》，再加上香港電影《少林寺》、《英雄本色》以及電視劇《霍元甲》、《上海灘》等，掀起一陣又一陣熱映、熱播狂潮。高倉健、佐羅等成為一代少女心目中的白馬王子，也是男兒心目中的偶像英雄。《霍元甲》用血肉之軀練就高超技藝揚我國威的壯舉，讓億萬國人熱血沸騰。這些英雄在觀眾心中雜糅、疊合成一個個光彩照人、魅力十足的陽剛男性形象，導(dǎo)致20世紀80年代前期和中期，似乎整個中國社會都在呼喚、議論、崇尚硬漢形象。
文學創(chuàng)作也呼應(yīng)這一潮流?！案母镂膶W”塑造了一批披荊斬棘的開路先鋒，他們是頂天立地的硬漢，充滿理想主義激情，以堅韌不拔的意志，承擔起國家發(fā)展、民族富強的重擔?！瓣杽傊莱蔀?0世紀80年代主要的美學傾向”，甚至“整個社會都在崇尚這種性格”。莫言的《紅高粱家族》從另一個方面呼喚新時代的硬漢，期待百廢待興的中國盡快“雄起”。從這個層面上看，對陽剛男性形象的美學追求隱性地參與到民族國家崛起的話語建構(gòu)之中，對“種”的退化的憂思即是對硬漢形象的呼喚。
國內(nèi)《紅高粱家族》研究中，與對“種”的退化相關(guān)聯(lián)的是對力量的推崇、對生命力的歌頌。楊守森教授指出莫言在慨嘆“種”的退化的同時，借助余占鰲形象張揚起一面強力追求的旗幟，激蕩起一股振奮生命的活力。李掖平教授認為《紅高粱家族》通過“我爺爺”、“我奶奶”的故事，“張揚著輝煌燦爛的力之美”，釋放出“生命能量、生命元氣和生命活力”。對力的推崇是西方研究中顧視不足的，東方研究的“洞見”映照出西方研究的“不見”。一位西方研究者說出了其中的部分原因。理解異國文學作品需要相關(guān)的背景知識，而這位學者認為：“復(fù)雜的背景知識在西方人的《紅高粱》書評、《紅高粱》評論以及相關(guān)的文學批評中難以見到。他們的研究集中在美學層面，對作品人物和敘事手法進行分析，有時也關(guān)注文學理論，西方的文學評論家們幾乎不會想到要結(jié)合中國的時代背景來分析中國文學作品。因而他們對《紅高粱》的研究不夠深入和富有成效，即使學識淵博的評論家也難免就作品論作品。這不是某個西方學者的問題，而是反映了西方研究者長期以來沒有結(jié)合相關(guān)歷史文化背景，來剖析中國文學作品的習慣?！?sup>既有的知識視野、文化結(jié)構(gòu)、閱讀經(jīng)驗影響著對文學作品特別是異域文學作品的解讀與研究，所謂仁山智水，所謂“洞見”、“不見”，一定程度上是“先在視野”所致。
第三節(jié) 《天堂蒜薹之歌》：中國農(nóng)民的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
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發(fā)表于1988年，1995年由葛浩文翻譯成英語出版。英譯本一面世就引起西方學術(shù)界的關(guān)注，出版當年就在美國的《紐約時報書評周刊》、《紐約時報》、《圖書館學刊》、《柯克斯評論》、《紐約客》、《出版者周刊》，英國的《泰晤士報文學副刊》、《旁觀者》、《新政治家和社會》等重量級刊物上出現(xiàn)了十多篇評論文章。 這些書評文章從題目上就可以看西方人關(guān)注的焦點：《時代的書：你幾乎能觸摸到的中國農(nóng)民的“二十二條軍規(guī)”》（“Books of the Times，A Rural Chinese ‘Catch-22’ You Can Almost Smell”）、《苦澀的收獲》（“Bitter Harvest—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地方性的悲劇》（“Local Tragedies —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憤怒村民的反抗》（“Revolting Tales of Revolting Villages — 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天堂蒜薹之歌》講述農(nóng)民“多收了三五斗”的悲劇。農(nóng)民在鄉(xiāng)政府的號召下大面積種植蒜薹，希望能賺些錢過上寬裕的日子。然而在豐收了之后，鄉(xiāng)政府一方面禁止農(nóng)民把過剩的蒜薹賣給外來收購者，另一方面又壓低價格，任意征稅，并在供銷社冷庫存滿了以后，不再收購更多的蒜薹。農(nóng)民滿懷希望、辛辛苦苦種出來的蒜薹眼看就要爛在地里，情急之下向政府討說法，可縣長卻避而不見。于是，憤怒的農(nóng)民沖進縣長辦公室，用砸東西來發(fā)泄怨氣，結(jié)果警察逮捕了帶頭鬧事的人和隨大流卷入其中的農(nóng)民。熟悉現(xiàn)代經(jīng)典作品《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的美國讀者從《天堂蒜薹之歌》中窺見了中國農(nóng)民相似的處境：就像《第二十二條軍規(guī)》中那位可以任意提高飛行次數(shù)的美國空軍上?？ㄋ箍ㄌ匾粯?，某些腐敗的中國地方政府官員也對農(nóng)民言而無信，置百姓的切身利益于不顧。西方讀者從《天堂蒜薹之歌》中讀出的是對中國農(nóng)民這一弱勢群體的同情。
英語世界對《天堂蒜薹之歌》的評論總體來說很高。比如認為“它是20世紀中國小說中形象地再現(xiàn)農(nóng)民生活復(fù)雜性的最具想象力和藝術(shù)造詣的作品之一”，“在這部作品中，莫言或許比任何一位寫作農(nóng)村題材的20世紀中國作家更加系統(tǒng)深入地進入到中國農(nóng)民的內(nèi)心，引導(dǎo)我們感受農(nóng)民的感情，理解他們的生活”?！皞€人性格、公共道德、國家與地方的政治經(jīng)濟關(guān)系、自我與社會的沖突，以及傳統(tǒng)和現(xiàn)代性的對立與和諧等各個方面，都在這種世俗而動人的敘事中得到深刻地探討?！?sup>“這部小說傳達出這樣一種強烈的意識：農(nóng)民深受某些腐敗政府官員的欺壓。” “人性中的貪婪和墮落依然是莫言小說的主旋律?！?sup>但西方的評論者并沒有止于批判，而是看到了莫言小說批判中的建構(gòu)。莫言“對人性的貪婪與墮落進行了刻畫，卻不乏希望”，他“以極大的爆發(fā)力和同情心，高揚了重壓之下人類精神中的閃光點”?！八男≌f依然活力迸發(fā)，永遠不會掉進黑暗。農(nóng)民階層作為中國的脊梁被激怒甚至表現(xiàn)出冷酷的一面，然而，在表面之下還有一塊渴望救贖的頑強之石?！?sup> “不管他的觀點如何悲觀，莫言總會刻畫一些良心未泯的人——一位實誠的士兵，或一位沒有私心的官員——從而給人以希望之光?！薄霸凇短焯盟廪分琛分?，作者以諸如民間幽默、笑話和喜劇故事一類的元素來沖淡作品本身的凝重氛圍?！?sup>也就是說，西方人認識到，莫言揭出問題的目的是要改進和糾偏，不是為批判而批判。天堂縣政府某些人官僚主義思想嚴重，亂收費、亂罰款現(xiàn)象時有發(fā)生，鄉(xiāng)鎮(zhèn)及縣的領(lǐng)導(dǎo)沒有及時疏導(dǎo)群眾，沒能真正站在他們的立場上考慮問題。但這畢竟是少數(shù)官員和政府工作人員所為，是局部現(xiàn)象，也是政府致力于改進的地方。對于處在最基層的農(nóng)民，西方評論者在深表同情的同時，也警醒他們反思：要以合法手段謀求解決問題之道，激怒之下以非常手段向政府施加壓力，不但無助于解決實際問題，還會讓自己觸犯法律。
西方讀者對《天堂蒜薹之歌》懷有的希望之光還表現(xiàn)在一些美國讀者在看過該小說的英文版以后，基于對中國的舊有印象，驚訝于這樣的作品中國政府還能允許出版。從這件事上，他們知道中國發(fā)生了變化，對批評性作品的寬容度提高了。因而，他們認識到，雖然小說反映的問題在中國依然存在，但這樣的小說能夠出版，說明中國社會在進步，希望之光在閃爍。
西方對《天堂蒜薹之歌》的接受中還有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這就是該小說在內(nèi)容、名稱與異國接受上同美國小說《憤怒的葡萄》的潛在關(guān)聯(lián)。莫言的這部小說在1993年再版時更名為《憤怒的蒜薹》，令人想起美國作家斯坦貝克的《憤怒的葡萄》。在斯坦貝克的小說中，美國中部地區(qū)的農(nóng)民在經(jīng)濟大蕭條中失去自己的土地無以為生，于是結(jié)伴長途跋涉來到加州謀生。而大批饑民的涌入引起當?shù)厝说目只牛麄儽划斪髁髅?，遭受歧視甚至辱罵，警察粗暴地驅(qū)趕他們，農(nóng)場主壓低工資，把他們當牲口一樣看待?！稇嵟钠咸选?939年在美國出版，1941年就有了中譯本。1949年以后，這部小說在大陸受到推崇，多次再版，原因自然是該小說揭露了美國社會的陰暗面。《天堂蒜薹之歌》英譯本1995年在美國出版后，一些評論文章稱其為中國版的《憤怒的葡萄》，農(nóng)民階層所受到的不公正對待無疑是將這兩部作品聯(lián)系在一起的原因。中美之間的這種接受互動頗有意味，也許彼此都在希望對方的社會能夠更加公正地對待弱勢群體。
西方對《天堂蒜薹之歌》的評論中也提到中國舊制度殘余帶來的“換親”悲劇。小說中金菊的父母為了讓兒子娶上媳婦，拿女兒換親，而且是三家轉(zhuǎn)親。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換親”現(xiàn)象在某些貧窮閉塞的地區(qū)依然存在，多是犧牲女兒的幸福成全兒子傳宗接代的“家族大義”。在有著婚姻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傳統(tǒng)的中國，換親在人們眼里只是一種陋習，大家雖然對被換親的女孩唏噓感嘆，但也見怪不怪。而在視婚姻自由為天賦人權(quán)，視愛情具有至高無上魅力的西方，“換親”是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是對人身權(quán)利的干涉，是令人不可思議的習俗。因而，西方人對高馬和金菊這對有情人不能成為眷屬，而最終雙雙死去的悲劇結(jié)局寄予無限同情，同情的背后隱含著對中國愚昧、落后的評判。
與《天堂蒜薹之歌》譯成英語出版后在西方世界立即引起關(guān)注不同，這部小說在國內(nèi)出版后很長一段時間都沒有引起文壇足夠的關(guān)注和重視。莫言在和王堯的對話中說：“出版以后，無聲無息的，一篇評論文章也沒有?！?sup>直到近幾年，對《天堂蒜薹之歌》的研究才有所回暖，但探討居多的是該小說的英文翻譯問題。王學謙、邵麗坤對于該小說出版后沒有得到廣泛關(guān)注這一問題進行了研究，認為“在當時的歷史氛圍中，除了‘農(nóng)民暴動’這種題材上的令人棘手之外，其他各種文學力量、潮流也都不利于《蒜薹》價值的生成和傳播”。《天堂蒜薹之歌》出版之時，先鋒小說正盛，“探索實驗類型的小說受到更多人的青睞和關(guān)注”。連《人民日報》這樣莊重的報紙，連馮驥才、劉心武這樣鐘情于現(xiàn)實、執(zhí)著于文化的作家也都饒有興味地探討實驗小說，呼吁小說試驗。在整個文壇倡導(dǎo)探索、試驗的大潮下，莫言突然拋出《天堂蒜薹之歌》這樣寫實性的“社會問題小說”，不僅不合時宜，而且讓人感到是創(chuàng)作上的倒退，況且莫言當時也是實驗小說創(chuàng)作中的一員，發(fā)表過《紅蝗》、《歡樂》這樣追尋時代創(chuàng)作新潮的作品。他后來回憶道：“我猛地在《紅蝗》、《歡樂》之后寫了這么一篇，他們感覺我這一步也倒退得實在太大了，幾乎沒人來評價?！?sup>時代的創(chuàng)作潮流能夠成就一部作品，也可能埋沒一部作品?！短焯盟廪分琛芬虺霭娴臅r機不相宜，評論界一片寂然，因而，這部作品在很長一段時間內(nèi)默默無聞。但好的作品不會永遠沉寂，《天堂蒜薹之歌》近幾年來又重新回到國內(nèi)研究者的視界之內(nèi)。
從國內(nèi)的研究來看，“介入現(xiàn)實”、“以藝術(shù)的方式進行現(xiàn)實批判”，“強烈的批判精神”是《天堂蒜薹之歌》解析的重點，這也是國內(nèi)外研究相通的地方。但國外的研究突出“官逼民反”后農(nóng)民作為弱者的犧牲品地位，對他們寄予極大同情的背后是對政府利用權(quán)力壓制百姓的批判，而這才是他們基于意識形態(tài)批評的“醉翁之意”。國內(nèi)的評論則從總體與局部、主觀動機與客觀結(jié)果多維度地探討蒜薹事件爆發(fā)的原因和其所暴露出來的問題，并在當前依法治國的時代背景下，剖析《天堂蒜薹之歌》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意義。
有學者在研究中指出，某些基層政府在引導(dǎo)農(nóng)民致富時，沒有全面考察市場就盲目推行，結(jié)果導(dǎo)致“多收了三五斗”的傷農(nóng)事件。再加上個別干部的腐敗作風，引發(fā)了群眾性的事件。但應(yīng)該說，“基層政府引導(dǎo)農(nóng)民致富無可厚非，很多地方也不乏成功的范例，關(guān)鍵是他們沒有預(yù)見到實施后的問題，也沒有做好后續(xù)的服務(wù)，惠農(nóng)事件反而成了傷農(nóng)事件”。不能以局部問題、某些不良的后果遮蔽總體上的成效和政策實施者惠農(nóng)富民的初衷，亦不能以一些地方村鎮(zhèn)的成功來掩蓋存在的問題。揭出問題，以引起療救的注意，這是作家莫言和國內(nèi)評論者所秉持的基本立場和態(tài)度。
毋庸諱言，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天堂縣”政府對于普通百姓具有至高無上的權(quán)威?！霸跊_擊政府之前，‘天堂縣’的蒜農(nóng)承擔著各個機關(guān)的各種不合理稅費，卻敢怒不敢言?！倍谒廪肥录l(fā)后，“暴力機關(guān)迅速反應(yīng)，用更加高壓的手段將帶頭肇事者緝拿歸案”。在《天堂蒜薹之歌》中，官方的權(quán)力被大大地濫用了。村主任高金角對村民具有無上權(quán)威，他和高羊之間一個發(fā)號施令，一個點頭哈腰，呵斥、等級代替了鄉(xiāng)親間親切、平等的交流。鄉(xiāng)黨委書記的車子將方四叔撞死，方家人去鄉(xiāng)政府討要說法，當官的沒人出來理會，只派一個小小的助理將他們打發(fā)。在小說中，“官方話語處于獨白的霸氣地位”，它“居高臨下”、“盛氣凌人、不容置疑、生硬威嚴，令人不寒而栗”。因而，“天堂縣”亟須對權(quán)力進行監(jiān)督和制約?！爸挥薪⒘艘粋€完整的監(jiān)督機制，積極推進依法治國建設(shè)，政府才能高效廉潔，民眾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證”，類似的“蒜薹事件”也才不會繼續(xù)發(fā)生。
《天堂蒜薹之歌》中的農(nóng)民在國外研究者眼里是“不平等的社會體系的犧牲品”，而在中國研究者筆下則是復(fù)雜多面的?！八麄冇凶约旱膬?yōu)點，也有不可原諒的弱點。他們勤勞、善良、淳樸、老實，但他們對異端卻極端仇視，他們自私、無情、目光短淺、貪圖小便宜。方家兄弟很勤勞、堅韌，但對自己的父母與妹妹毫無情義。高羊雖然對基層官員的欺壓不滿，但他不想反抗，他是想借著別人的反抗得利?！?sup>中國學者對中國農(nóng)民的認識要比國外研究者深刻、全面得多，他們不僅受到濫用職權(quán)者的欺壓，自身也帶有這一階層從歷史深處走來的沉疴。他們?nèi)狈Ρ匾闹R，不懂法，怕見官。比如，方四嬸的丈夫明明是被鄉(xiāng)黨委書記撞死的，卻求告無門，最后被一個小小的助理糊弄欺騙，丈夫也只能成為孤野冤魂。
再比如把男女像拴螞蚱一樣拴在一起的換親。方四叔為了給身有殘疾的大兒子娶媳婦，就讓女兒金菊換親，嫁給四十多歲的、她根本不愛的男人，犧牲女兒的幸福來成全兒子的婚姻。金菊和高馬兩情相悅，年紀相當，卻得不到方家的同意，也不得到其他人的理解、同情和支持。在鄉(xiāng)鄰看來，金菊和那位大她很多的男人的婚配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是合乎鄉(xiāng)村習俗的，做女兒的應(yīng)該聽從父母之命。而金菊和高馬之間的真心相愛在他們看來是敗壞社會風氣，應(yīng)該受到譴責甚至懲罰。農(nóng)民不僅受到那些腐敗的、濫用職權(quán)的官員的欺壓，也自己給自己套上習俗成見的枷鎖。高馬敢于反抗縣政府工作人員的刁難，但無力反抗方家人因他和金菊私奔而對他的拳打腳踢。農(nóng)民身上傳統(tǒng)習俗的規(guī)約讓他陷入無物之陣，無力反抗，也找不到反抗的對象。在中國批評家眼里，“天堂縣”的農(nóng)民不僅無助、無力、無奈，同時也無知、自私、怯懦，不是西方評論者筆下的“扁平人物”，而是福斯特所說的“圓形人物”，是雜色的存在。
對于《天堂蒜薹之歌》急就章式的寫作也在國內(nèi)外評論中時有提及。美國評論者托馬斯·英吉描述道：“1987年，地方政府號召高密東北鄉(xiāng)的農(nóng)民大量種蒜，但在供遠大于求之后，政府又決定不予收購，由此引發(fā)了一連串的悲劇……這部小說是根據(jù)發(fā)生在莫言家鄉(xiāng)山東省的真實事件寫成的。據(jù)說他對這件事情非常義憤，僅用了一個多月的時間就完成了創(chuàng)作?！?sup>國內(nèi)的研究對此也多有提及?！爱斔吹綀蠹埳蠄蟮郎綎|蒼山縣損害農(nóng)民利益并導(dǎo)致農(nóng)民奮起反抗的‘蒜薹事件’的時候，不平則鳴的靈感噴涌而來，不由自主地中斷手中的家族小說和先鋒小說的創(chuàng)作，用 35 天時間迅速完成了 《蒜薹》的創(chuàng)作”。“《天堂蒜薹之歌》是莫言以發(fā)生于中國山東的‘蒜薹事件’為原型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1987年山東蒼山縣數(shù)千農(nóng)民響應(yīng)縣政府的號召大量種植蒜薹，結(jié)果蒜薹全部滯銷，縣政府官員反應(yīng)遲緩，憂心如焚的農(nóng)民自發(fā)聚集起來，釀成了震驚一時的‘蒜薹事件’。得知這一消息之后，莫言擱置了正在寫作的《紅高粱》續(xù)集，用短短35天時間創(chuàng)作了《天堂蒜薹之歌》這部為農(nóng)民‘鳴不平的急就章’?！?sup>這一方面說明莫言有著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另一方面也說明他有著令人稱道的創(chuàng)造性才華。據(jù)莫言自己講：“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來，文學終于漸漸地擺脫了沉重的政治枷鎖的束縛，贏得了自己相對獨立的地位。但也許是基于對沉重的歷史的恐懼和反感，當時的年輕作家，大都不屑于近距離地反映現(xiàn)實生活，而是把筆觸伸向遙遠的過去，盡量地淡化作品的時代背景。大家基本上都感到纖細的脖頸難以承受‘人類靈魂工程師’的桂冠，瘦弱的肩膀難以擔當‘人民群眾代言人’的重擔。創(chuàng)作是個性化的勞動，是作家內(nèi)心痛苦的宣泄，這樣的認識，一時幾乎成為大家的共識。如果誰還妄圖用作家的身份干預(yù)政治、幻想著用文學作品療治社會弊病，大概會成為被嘲笑的對象。但就在這樣的情況下，我還是寫了這部為農(nóng)民鳴不平的急就章?！?sup>“為農(nóng)民鳴不平”是他寫這部小說的初衷和目的。當時類似天堂蒜薹這樣的事件在全國各地并不罕見，而多數(shù)事件僅止于新聞報道，很快淹沒在了人們的記憶里，缺乏深度剖解，起不到持久的警示作用。莫言“將剛剛發(fā)生的社會重大事件轉(zhuǎn)化為結(jié)構(gòu)完整、蘊涵豐潤的長篇小說”，極大地拓展了人們對這類事件的關(guān)注度，并借助文學作品得到深廣傳播?！盀檗r(nóng)民鳴不平”讓他放下手中正創(chuàng)作的小說，“為農(nóng)民鳴不平”讓他冒著有可能被嘲笑的風險，埋頭于這部小說的創(chuàng)作。正如莫言后來所總結(jié)的，他是以一個老百姓的姿態(tài)在寫作，沒有知識分子的優(yōu)越感，沒有啟蒙者的居高臨下，沒有權(quán)力附庸者的威嚴驕縱，而是把自己降低到和普通百姓完全平等的位置，想他們所想，聽他們所聽，感他們所感，說出普通百姓的心聲，體驗他們內(nèi)心深處的痛苦，經(jīng)歷他們生活中的磨難。
在極短的時間內(nèi)寫出這樣一部厚重的作品，莫言的創(chuàng)造性才華一展無遺，這一點也得到國內(nèi)外學術(shù)界的首肯。海外的評論說：“小說選取一個一般人不愿觸動的題材，即1987年的蒜薹過剩，莫言把這個事件點石成金?！?sup>“莫言具有小說家的卓越眼光，他將令人難以置信的事件描繪得栩栩如生?！?sup> 國內(nèi)的研究更是對這部小說結(jié)構(gòu)上的獨具匠心贊不絕口。張學軍分析說：“小說從敘述者、《群眾日報》上的文章和瞎子張扣的唱詞三個角度對蒜薹事件進行了全方位的敘述，這三個角度分別代表了精英、官方和民間的立場，同時也構(gòu)成了三個敘述文本。這三個文本分別屬于小說敘述文體、新聞文體和政論文體、民間說唱的韻文文體。多種文體被組合在一個敘事結(jié)構(gòu)中，構(gòu)成一部跨文體的小說?！?sup>王學謙、邵麗坤評論道：“他顛倒時空、變化視角，不斷中斷事件敘事的過程，在事件連綿起伏的山脈上進行多點爆破，使之分裂成一座座或高或低形態(tài)各異的孤立山峰，然后再把它們進行不規(guī)則的組合，把它們從事件因果邏輯的鏈條中分離出來。”之后再讓“座座相對獨立的山峰變成結(jié)構(gòu)小說的板塊，變成一座舞臺，讓不同性格的農(nóng)民及其悲慘命運成為敘事的重點”。張文諾總結(jié)為：“小說的結(jié)構(gòu)復(fù)雜、模糊，各個細枝末節(jié)相互關(guān)聯(lián)，形成了交替、糾纏、多頭、變幻、立體、多視角的態(tài)勢，眾聲喧嘩，多音共鳴。”“每個人物的故事都是不完整的、不可預(yù)見的，又必須通過其他人物的敘述或回憶來補充完整，這樣的敘述技巧增加了讀者的期待視野，既讓人感到支離破碎、山重水復(fù)，又讓人感到余音裊裊、柳暗花明?！?sup>
《天堂蒜薹之歌》結(jié)構(gòu)上的創(chuàng)新讓這個貼近現(xiàn)實的故事披上了現(xiàn)代性的外衣，用現(xiàn)代性的創(chuàng)作技巧講述現(xiàn)實生活中發(fā)生的事件，展現(xiàn)出一個左右勾連、前后糾纏的生活空間，揭示了農(nóng)村社會生活和個人生活的復(fù)雜樣態(tài)。
在世界文學史上，不乏急就章成為經(jīng)典的例子。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據(jù)說在四周內(nèi)完成，是歌德所有小說中創(chuàng)作用時最短的。該書出版當年就在萊比錫書展上成為暢銷書，掀起了一陣“維特旋風”，成為歌德被同時代的人閱讀最多的一部作品，到今天已成為無可爭辯的經(jīng)典。英國詩人柯勒律治的名篇《忽必烈汗》是睡夢中所賦。據(jù)說柯勒律治曾用鴉片來緩解風濕病帶來的痛苦。1797年的夏天，他因病幽居在英國鄉(xiāng)間的農(nóng)舍里。一天，他因感覺不適服用了鴉片，坐在椅中閱讀英國地理學家帕切斯的東方游記?？吕章芍卧谧x罷關(guān)于“忽必烈汗敕命在此處營造豪華宮殿，并開辟御苑，將方圓三十里沃土俱囊括在四周墻垣之內(nèi)”
一段后，藥力攻心，酣然入睡，沉睡了三個多小時，夢中賦詩二三百行，醒來時還依稀記得全詩，于是急忙奮筆追憶。剛寫下四五十行，忽然一個生意人來訪，客人一個小時離去后他再次提筆追憶時，夢中所賦的其余詩句卻飄然已逝，柯勒律治幾次試圖補續(xù)，無奈總不滿意，只好就此戛然而止。這個離奇的夢境成就了一首世界名詩，至今依然被世界各國讀者誦讀。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目前已有了英語、法語、德語、韓語等譯本，這部小說在世界范圍內(nèi)的傳播使其正在走向經(jīng)典。
第四節(jié) 《豐乳肥臀》：眾說紛紜中的意義延伸
《豐乳肥臀》是莫言極為厚重的一部作品，也是他本人非?？粗氐囊徊啃≌f。他曾在很多場合重復(fù)說過這樣一句話：“你可以不看我所有的作品，但你如果要了解我，就應(yīng)該看我的《豐乳肥臀》。”莫言認為，該小說集中表達了他對生命、歷史、鄉(xiāng)土等問題的思考，是他文學世界里一塊沉甸甸的基石，沒有這塊基石，他的文學世界就會傾塌?！敦S乳肥臀》自問世以來一直廣受關(guān)注，研究者從母親原型探源，到采用新歷史主義、結(jié)構(gòu)主義、解構(gòu)主義、東方主義等理論，進行了多角度的審視與詮釋，小說的意義在眾聲喧嘩中不斷得到豐富、增值、拓展、延伸。讀者反應(yīng)、批評理論告訴我們，好的作品中大都隱含著召喚結(jié)構(gòu)，呼喚讀者去填補意義空白，將不確定的地方具體化?！敦S乳肥臀》正是在國內(nèi)外不斷的解讀與闡釋中得到意義的延展，彰顯出其經(jīng)典性的品質(zhì)。
《豐乳肥臀》2004年由美國漢學家葛浩文譯成英語出版，出版當年就在《出版者周刊》、《柯克斯評論》、《圖書館學刊》、《書單》等刊物上有書評出現(xiàn)，認為該小說“引人入勝”，“非常值得一讀”；“是一部充滿野心的小說”，“極富挑戰(zhàn)性，灰暗的場景緊緊攫住了讀者的心”。翌年，又有深層解析的文章在《今日世界文學》、《紐約客》、《看世界》（WorldView）、《時代周刊》亞洲版（Time International [Asia ed．]）等上面發(fā)表。Fu Binbin指出：“在莫言已出版的小說中，《豐乳肥臀》毫無疑問是在主題和視野上最有野心的”，“從最崇高到最怪誕，小說盡情地展示了母性的力量”，“讀者讀到的是一個頑強堅韌的女性形象”。美國作家約翰·厄普代克評價道：“莫言的小說試圖以一個不屈不撓的女性形象囊括1900年以來中國的主要歷史”，里面有“大量蘊含深刻的隱喻”，“稱得上是一種相當有野心的追求”。美國學者查爾斯·R．拉森對莫言及其《豐乳肥臀》給予高度評價：“在我看來，中國當代小說家中沒有人能比得上莫言，他的小說比其他作家更勝一籌，因為他關(guān)注底層人的生活，賦予他們毋庸置疑的英雄主義色彩?！薄靶≌f中的母親毫無疑問是吃苦耐勞的大地女神，值得人們尊敬，她是生活中的力量之源，是經(jīng)受了磨難的幸存者?！?sup>唐納德·莫里森探討了《豐乳肥臀》所表現(xiàn)的清代以來中國女性角色地位的改變，她們像男人一樣，撐起頭頂上的天空。
其實，在《豐乳肥臀》譯成英語之前，西方已有深入研究該小說的論文出現(xiàn)。曾以莫言為研究對象撰寫博士論文的陳穎（Shelley W．Shan）2000年在《今日世界文學》上發(fā)表了《從父性到母性：論莫言的〈紅高粱〉與〈豐乳肥臀〉》一文，詳細分析了《豐乳肥臀》中的母親形象、父親形象和對“乳”的物化處理。陳穎對小說中的母親給予高度評價：“母親是里面最重要的形象，這個有著豐乳肥臀的女性遮蔽了小說中所有男性的光芒，把高密東北鄉(xiāng)變成一個母性的世界?！?sup>《豐乳肥臀》中的其他女性也都個個性格鮮明，而相比之下，“那些在中國傳統(tǒng)社會中居于主導(dǎo)地位的男性，卻成為嘲諷的對象”，“不僅男主角上官金童一輩子迷戀女人的乳房，他名義上的父親和祖父也像馬戲團的小丑一樣”，陳穎還引用彼得·布魯克斯的觀點闡釋了被物化的身體對于歷史的承載。彼得·布魯克斯曾說：“描寫身體是不同時代文學作品的重要特征。但是寫作時專注身體則是要賦予它一定的象征意義。”《豐乳肥臀》這一書名在陳穎看來顯示了莫言要把身體融入他的歷史書寫，“利用身體來講述歷史，同時也講述歷史中的身體”。也就是說，莫言小說中對乳房的大書特書不僅是要表現(xiàn)母親和小說中其他女性身體上遭受到的蹂躪，而且賦予其歷史蘊含?！叭榉浚鳛樯眢w的一部分，不再是乳房本身，而是作家莫言重構(gòu)歷史的對象和媒介。”陳穎通過將《豐乳肥臀》和《紅高粱》做對比觀照，認為“從《紅高粱》中‘我爺爺’喝酒，到《豐乳肥臀》中上官金童喝奶，莫言的人物實際上代表了他對歷史的質(zhì)疑和嘲諷，也就是他認為的‘種’的退化”。“長大的上官金童是他那個時代的典型代表——權(quán)力和政治長期壓抑下的畸形兒。所以說，這個人物具有歷史、文化、社會、政治層面的多重意義，他體現(xiàn)了莫言對于中國的過去、現(xiàn)在和未來的看法?！?sup>
埃默里大學教授蔡蓉從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中中國自我與西方他者的復(fù)雜關(guān)系來分析莫言的《豐乳肥臀》。她首先梳理了百年來中國對待外國他者的矛盾心態(tài)?！白?840年遭受西方列強入侵以來，中國對待外國他者的態(tài)度就是復(fù)雜矛盾的……現(xiàn)代以來，它既被視為給中國帶來恥辱的入侵者，也被看作進步力量的代表。西方的啟蒙哲學及先進的科學知識能夠推動中國姍姍來遲的現(xiàn)代化進程。因而，中國人對西方他者是敬畏與恐懼并存，效仿與排斥兼具?！?sup>《豐乳肥臀》中由于母親上官魯氏私通的對象中有一位是外國人，因而就具有了中國自我與外國他者之間復(fù)雜對抗的意味。對跨種族性行為的強烈敏感背后，隱含的是對中國自我的焦慮。蔡蓉認為，莫言在《豐乳肥臀》里面“對本土與異域的表述，應(yīng)該被視為中國現(xiàn)代化傳統(tǒng)的一部分”。中國的知識分子曾鐘情于以歐美為代表的西方世界，提供各種方案來學習、利用西方他者。張之洞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康有為、譚嗣同等激進的改革派贊同在強調(diào)中國傳統(tǒng)價值觀的前提下，引進西方的科學與技術(shù)。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在目睹了形形色色的改革失敗后，對儒家傳統(tǒng)失去信心，甚至將之視為中國走向現(xiàn)代化的絆腳石，倡導(dǎo)進行根本性的變革，用西方的啟蒙思想來代替儒家思想。可以說，中國自我和外國他者的糾葛從來就沒有遠離過中國人的意識。到了20世紀80年代中期，這一糾葛重新凸顯出來，因為此時中國的知識分子面臨著改革時代加快中國現(xiàn)代化建設(shè)步伐的緊迫任務(wù)。
盡管在20世紀 80年代人們崇尚西化，但十年后國內(nèi)發(fā)生的巨大變化和國際政治的動蕩讓人們不得不審慎地對待這一西化浪潮。20世紀90年代國內(nèi)出現(xiàn)了新民族主義思潮，國人產(chǎn)生一種強烈的民族自豪感。中國的經(jīng)濟快速發(fā)展，中國的國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的地位日益提高，這一切都有效地建立起國人的自信心，而對西化浪潮產(chǎn)生強烈的抵制情緒。莫言的《豐乳肥臀》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許多學者喜歡將《豐乳肥臀》與《紅高粱》聯(lián)系起來探討，這兩部作品都探討了“種”的問題，都涉及“私生子”意象?！都t高粱》雖然哀嘆“種”的退化，但凸顯的是男性氣質(zhì)，呼喚的是“種”的雄起，祖先和子孫之間有一道分明的界線：“我爺爺”和純色的紅高粱代表著光輝的過去，充滿男性的魅力，而敘述者“我”和雜交的紅高粱象征著男性祛魅的現(xiàn)在。但《豐乳肥臀》中的私通與《紅高粱》中不同的是，上官魯氏與之交合的男人中有一位是外國人——瑞典牧師馬洛亞，生出的孩子是帶有外國血統(tǒng)的金發(fā)、碧眼、白皮膚的上官金童。研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美籍華裔學者梅儀慈指出，《紅高粱》“探討的是知識分子自我與農(nóng)民他者的關(guān)系，從家庭角度來看，可以轉(zhuǎn)換成個體層面的問題，有著濃厚的家庭氛圍”，是國族內(nèi)部問題。而《豐乳肥臀》探討的是跨種族的男女關(guān)系，小說中瑞典牧師與上官魯氏不合禮法的性關(guān)系代表著異域的入侵，僭越婚姻的雙方是中國自我與外國他者。因而，“評論家們探討的《紅高粱》的主題——男女性關(guān)系、對后代生命力的憂慮，在《豐乳肥臀》中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含義”。
“種”在中國傳統(tǒng)的夫權(quán)文化中強調(diào)男性的威權(quán)和生命力，《豐乳肥臀》中外國通奸者的卷入賦予“種”以男人的威權(quán)和男性氣質(zhì)之外的跨種族內(nèi)涵，使得男性氣質(zhì)和性行為具有了新的動態(tài)復(fù)雜性。在這里，“種”的問題超越了家庭和個體經(jīng)驗，具有了外來者侵犯的歷史蘊含。上官魯氏和馬洛亞的私通從隱喻層面看，暴露出中國知識分子對于異域他者和本土自我的矛盾心態(tài)：上官魯氏與外國人私通而生育出她期盼已久的男孩是對中國父性權(quán)威的嘲弄。而且，“這不僅是上官家族的問題，還延伸到集體和國族的層面”。丈夫以及與她私通的各色中國男人都無法讓上官魯氏懷上男孩，這是缺乏民族活力的顯現(xiàn)。而馬洛亞輕而易舉地就讓上官魯氏懷上龍鳳胎，說明外國他者具有優(yōu)勢地位。這個事件從隱喻層面上講，是外國他者有能力幫助改變中國的狀況，但從作品后面的情節(jié)發(fā)展來看，外來者的這一行為遭到中國人的強烈反對。這種反對從對中國母親和外國父親的懲罰、對西方宗教圣像的陌生化描寫、對母親與本民族及異族男人所生孩子的身心健全與否，可以明顯地感受出來。
母親上官魯氏由于和外國牧師通奸而遭到懲罰，被五個鳥槍隊員奸污，“因為她的行為是對國人男性氣質(zhì)的蔑視和侮辱”。與母親私通的牧師馬洛亞被膠東抗日別動隊的“黑驢鳥槍隊”稱為“猴子”，這種動物化的稱謂是要剝奪他作為父親的權(quán)利，將他視為一個他者而不屑一顧。口頭的侮辱之后就是身體的暴力。鳥槍隊員當著馬洛亞的面蹂躪母親，馬洛亞試圖阻攔，結(jié)果被一槍打中腿部。目睹曾經(jīng)與之有過肌膚之親的上官魯氏被鳥槍隊員輪番蹂躪，馬洛亞拖著被打成蜂窩狀的雙腿爬到鐘樓上，從上面跳了下來，落地后腦漿迸裂?！敖柚鈬赣H的慘死和母親被國人蹂躪，本土的父性權(quán)威和尊嚴被重新召回?！?sup>盡管外國人馬洛亞由于帶給上官家渴望已久的男丁而不得不承認他的活力和強大，但他的異域權(quán)力受到了作者的質(zhì)疑。
《豐乳肥臀》所隱喻的對西方他者的焦慮和排斥還可以從小說中以中國人的視角，對基督圣像的異化式描寫反映出來?！敦S乳肥臀》的開頭這樣寫道：“在光滑整潔的宇宙中，數(shù)不清的天體穿梭般運行著。它們閃爍著溫馨的粉紅色光芒，有的呈乳房狀，有的是屁股形……目睹著這偉大的和諧，馬洛亞牧師熱淚盈眶地高呼著：‘至高無上的上帝，只有你，唯有你！’”至高無上的上帝創(chuàng)造出的“偉大的和諧”竟然呈現(xiàn)出乳房和屁股的形狀，西方人信仰的宗教的神圣性無形中被解構(gòu)了。接下來小說對圣母子、天使、耶穌基督的描寫更是對西方人宗教信仰的嘲弄?！榜R洛亞牧師靜靜地躺在炕上，看到一道明亮的紅光照耀在圣母瑪利亞粉紅色的乳房上和她懷抱著的光腚圣子肉嘟嘟的臉上。因為去年夏季房屋漏雨，這張掛在土墻上的油畫留下了一團團焦黃的水漬，圣母和圣子的臉上，都呈現(xiàn)出侏儒般癡呆兇狠的表情?！?sup>西方人眼中圣潔、安詳?shù)默斃麃喓退蓯鄣膬鹤釉谶@里臉上露出的卻是“侏儒般癡呆兇狠”的表情，異域崇奉的神靈無法給中國人帶來安靜、祥和，相反，卻是一副令人生厭的形象。西方的天使和替世人受難的救世主耶穌在中國人眼里同樣滑稽不堪：“馬牧師住房的后門一開，便直接進入教堂。墻上懸掛著一些因為年久而喪失了色彩的油畫，畫上畫著一些光屁股的小孩，他們都生著肉翅膀，胖得像紅皮大地瓜，后來我才知道，他們的名字叫天使。教堂盡頭，是一個磚砌的臺子，臺子上吊著一個用沉重堅硬的棗木雕成的光腚男人，由于雕刻技術(shù)太差，或者由于棗木質(zhì)地太硬，所以這吊著的男人基本上不像人。后來我知道這根棗木就是我們的基督耶穌?！?sup>小說后面還描寫這位天主耶穌身上落滿了“灰塵和鳥糞”。救人于苦難的天使、替世人受難的耶穌在西方文化里受到人們高山般的崇仰，是人類在苦難中的皈依，而在莫言異域視角的陌生化處理下，其精神和信仰層面的神性不復(fù)存在，凸顯的是世俗化的身體。在中國人眼里，西方的天使是“光屁股的小孩”，“胖得像紅皮大地瓜”；而十字架上受難的耶穌是一個“不像人”的“光腚男人”。他們被從神壇上拉下來，成了俗不可耐的凡夫俗子。
《豐乳肥臀》中對西方文明的戲謔還可以從母親的孩子們身心健全與否感受出來。由于丈夫沒有生育能力，“母親”的孩子都是野種，但女兒們的私生身份很容易就被忽略了。上官家沒有去管女孩們的生身父親是誰，就欣然接納了她們。村里人也沒有對此有過任何疑問，因為她們的父親都是中國男人，她們的出生“沒有對本土父親的權(quán)威構(gòu)成威脅”。這些有著中國父親的女孩們個個身體健康，像她們的母親一樣有著“豐乳肥臀”和旺盛的原始生命力，自主選擇男人，而且一旦認定了就奮不顧身地追隨，不管意中人是抗日軍、爆炸隊、共產(chǎn)黨，還是投降派、國民黨、土匪，都緊追不舍，哪怕付出生命的代價也在所不惜。而上官金童就不一樣了?！氨就僚撕屯鈬腥怂酵ㄉ龅暮⒆訁s沒那么容易被接受，因為這件事所包含的意義已經(jīng)超出了國族的范圍?！?sup>母親與牧師的性僭越被置放到外國他者與中國自我的語境下進行審視，借外國男人的“種”生出的孩子成為無法正常成長的怪胎，上官金童不僅一輩子吊在女人的奶頭上，而且始終無法成為一個真正的男人，性活力的缺乏剝奪了這位外國他者的后代繼續(xù)繁衍后代的可能性?！敖鹜行詺赓|(zhì)的缺乏不僅消解了外國父親之前對于中國男性的勝利，而且阻斷了外國男性氣質(zhì)繼續(xù)發(fā)揮威力的可能。”更進一步說，否定私生子的男性氣質(zhì)和走向成熟的能力不僅質(zhì)疑了他的外國血統(tǒng)，而且質(zhì)疑了他的出生本身?！敦S乳肥臀》實際上是在借他者的雄性能力述說自我的焦慮，這種焦慮最終在召回中國男性的尊嚴、壓抑有外國血統(tǒng)的私生子的男性氣質(zhì)中得到緩解。
《豐乳肥臀》在國外的評價盡管不乏眾聲喧嘩，但國內(nèi)的喧嘩聲浪更高，參與者更眾，音調(diào)更駁雜，經(jīng)歷了幾乎一邊倒的批評——作者被迫以個人名義聲明停止出版——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的暢銷——冷靜、理性的審視等不同階段。《豐乳肥臀》一度成為一個事件，成為文學界熱議的話題，也給作家本人帶來了“辱”—“寵”—“不驚”的跌宕起伏的情感體驗。
莫言的《豐乳肥臀》中文版于1995年出版，當年10月獲得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評獎委員會由徐懷中、汪曾祺、謝冕、李銳、蘇童、王干、劉震云組成，授獎評語是：“《豐乳肥臀》是一部在淺直名稱下的豐厚性作品，莫言以一貫的執(zhí)著和激情敘述了近百年來中國社會的歷史進程，深刻地表達了生命對苦難的記憶，具有深邃的歷史縱深感。文風時出規(guī)范，情感誠摯嚴肅，是一部風格鮮明的優(yōu)秀之作。小說篇名在一些讀者中可能會引起歧義，但并不影響小說本身的內(nèi)涵?！?sup>小說的篇名引起了評委們的關(guān)注。評委會主任徐懷中指出：“書名似欠莊重，然作者刻意在追求一種喻義，因此在我看來不是不能接受的?！痹u委會委員謝冕認為：“題名嫌淺露，是美中不足。”但總的來說，他們認為瑕不掩瑜：“《豐乳肥臀》是一道藝術(shù)想象的巨流……五十萬言一瀉而下，輝映出了北方大地近一個世紀的歷史風云。苦難重重的戰(zhàn)爭年代，寫得尤為真切凝重，發(fā)人深思。”“這篇小說在歷史的縱深感、內(nèi)容的涵括性，以及展現(xiàn)生活的豐富性方面，標志著莫言創(chuàng)作的新高度。”雖然《豐乳肥臀》一問世就斬獲“大家·紅河文學獎”，但并沒有立刻得到評論者的認可，隨之而來的是鋪天蓋地的批評性話語。1996年發(fā)表了十多篇評論《豐乳肥臀》的文章，但主調(diào)是批評，這些批評的嚴厲程度從論文題目的用詞上可以窺見一斑。比如“性變態(tài)視角”，“平庸之作”，“《豐乳肥臀》的文學史價值質(zhì)疑”，“歪曲歷史，丑化現(xiàn)實”，“《豐乳肥臀》關(guān)于歷史的錯誤描寫”，“歷史不能胡亂涂抹”等。這些批評文章主要著眼于小說的題目和思想政治傾向，并未深入挖掘《豐乳肥臀》所蘊含的對現(xiàn)實社會弊病的反諷。盡管如此，莫言仍然受到巨大的壓力，被迫違心地給出版社寫信，要求停止出版該小說，已經(jīng)印刷出來的封存銷毀。受此事牽連，莫言本人無奈地從部隊轉(zhuǎn)業(yè)，黯然結(jié)束了自己21年的軍旅生涯。
但是在2012年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后，多年前遭非議的《豐乳肥臀》開始暢銷。據(jù)國內(nèi)的一份暢銷書排行榜顯示，在2012年11月份虛構(gòu)類暢銷書排行榜中，莫言作品包攬了榜單前10的位置，而《豐乳肥臀》僅次于《蛙》位列第二。這與20世紀 90年代對北京市進行的“被訪者最反感的書”的調(diào)查結(jié)果形成強烈的反差，當時《豐乳肥臀》作為“被訪者最反感的書”而榜上有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尤其是瑞典文學院諾獎委員會主席瓦斯特伯格在授獎詞中對《豐乳肥臀》的特別提及令這部小說不僅在國內(nèi)反響熱烈，在國外也引起新一輪的關(guān)注。不僅英文版的《豐乳肥臀》銷售量與圖書館收藏量大增，俄文版在莫言獲諾獎后兩個月出版，西班牙語版、日語版等也或重印或再版。
近年來，國內(nèi)評論界對《豐乳肥臀》的關(guān)注有上升趨勢，但并沒有因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以及諾獎授獎詞中對該小說的特別提及而一片贊揚，眾聲喧嘩依然是《豐乳肥臀》評論中的基調(diào)。梳理近年來的研究論文發(fā)現(xiàn)，這些研究呈現(xiàn)出這樣幾個趨向：一是從新歷史主義的角度回應(yīng)之前的政治—歷史批評；二是對小說中母親形象的復(fù)雜性進行闡說；三是從東方主義的視角對莫言的寫作策略進行批評性審視。
早在對《豐乳肥臀》頗多指責的1997年，金衡山就從“新歷史小說”的視角，探討莫言對待歷史的態(tài)度，認為從小說反映的歷史真實與否來指責莫言“歪曲歷史”、“胡亂涂抹”歷史，對一個作家來說并不公正。金衡山指出：“‘新歷史小說’作家的一個共同寫作傾向表現(xiàn)在他們消解歷史的行為和態(tài)度上。”“那些‘新歷史小說’作家們感興趣的不是歷史事件本身，而是歷史這樣一種‘虛的空間’。在這個空間里他們注入奇妙的個人經(jīng)驗，使歷史充滿各種各樣可觀的故事。而這些故事則往往偏離歷史的真實性范疇。在這些‘新歷史小說’中，歷史降低為第二位，起一種神秘的、不可確定的背景的作用，突出的是那些與這個背景或多或少有點關(guān)系的虛構(gòu)故事。由此，歷史成了一種他們可以把玩的東西，失去了‘本真’的意義。這樣做的目的不僅僅是消解了歷史，更主要的是顛覆或淡化了構(gòu)成歷史這個概念的意識形態(tài)傾向?！?sup>在金衡山看來，莫言的《豐乳肥臀》也表現(xiàn)出對歷史的顛覆或消解傾向，他對小說中的兩種對抗力量——革命的、先進的、新生的力量與封建的、落后的、反動的力量，采取了與傳統(tǒng)不同的描寫方式，“拆除了它們間的對立關(guān)系”，顛覆了代表這兩種力量的人物“在傳統(tǒng)語境里已然形成的那種對立式關(guān)系”，但是顛覆并不是莫言的最終目的，其要旨在于“消解或淡化這種對立關(guān)系所指向和反映的關(guān)于歷史發(fā)展的某種意識形態(tài)概念和歷史的本真意義概念……歷史的發(fā)展與其說是不同力量間的斗爭的結(jié)果，還不如說是人性的展示和保持的結(jié)果”。
近期發(fā)表的侯業(yè)智的論文同樣從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角度探討莫言的《豐乳肥臀》。他從莫言的歷史觀“小說家并不負責再現(xiàn)歷史也不可能再現(xiàn)歷史”出發(fā)，認為可將莫言的《豐乳肥臀》視為20世紀90年代“新歷史主義小說”的范本，“作者沒有從政治—歷史的視角出發(fā)去建構(gòu)宏大敘事的模式，而是以‘我’母親的苦難史和九個兒女的命運為線索書寫了一部人類心靈的受難史，歷史的正義性被解構(gòu)，僅成為母親受難的背景”。也就是說，莫言筆下的歷史只是他頭腦中幻化出來的以歷史之名言說人物苦難經(jīng)歷的一種方式，而從“這個角度出發(fā)理解《豐乳肥臀》，我們或許不會再囿于政治的視角而質(zhì)疑作者本不存在的‘思想政治傾向’了”。這既是對多年前囿于歷史事實而苛責《豐乳肥臀》的回應(yīng)，也指出了該小說的價值所在，這就是“著眼于苦難，運用新歷史主義的手法，解構(gòu)歷史的合法性，立足民間立場，著力表現(xiàn)底層民眾的苦難與抗爭”。
同樣是著眼于歷史，趙勇從過去創(chuàng)作中所形成的兩極思維定式和情感定勢出發(fā)，探討莫言對現(xiàn)實歷史批判的根源。在趙勇看來，莫言筆下有兩種歷史，一是記憶歷史，二是現(xiàn)實歷史。緬懷記憶歷史時莫言“激情蕩漾、心潮澎湃”，直面現(xiàn)實歷史時莫言“始而悒郁憂傷、終而義憤填膺”。莫言所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歷史決定了他的創(chuàng)作生涯中浮動著一條批判的主線。從有記憶開始，莫言看到的就是中國當代歷史上的“大躍進”、三年困難時期、十年“文革”動蕩，還有伴隨改革開放出現(xiàn)的迷亂浮躁、欲望泛濫、野心膨脹。因而，在他的現(xiàn)實歷史中，“積淀的更多是苦難、丑惡、辛酸和不幸，這使他打量世界時帶上了一種冷峻、挑剔、陰郁、憤怒、嘲諷的目光”，對現(xiàn)實歷史采取的主要是一種批判的眼光。但這并不是說莫言對這個世界缺乏愛與肯定，因為“當一個人恨著、批判著、否定著的時候，正因為他有所愛、有所高揚、有所捍衛(wèi)、也有所肯定”。對莫言來說，批判是表象，愛是深沉的內(nèi)在。
國內(nèi)的研究者除了從新歷史主義角度對《豐乳肥臀》進行詮釋外，還對小說中的母親上官魯氏進行了多重分析。有的認為“莫言把母親描繪成一位承載苦難、命運多舛的民間女神”，她“對每個孩子的愛是均等的、沒有階級區(qū)別，沒有理由、沒有區(qū)分”，在她身上體現(xiàn)了“中國女性所遭受的苦難以及母親的偉大與寬容”。但莫言對于母親的描寫分明突破了以往臉譜化的形象，母親不再是扁平化的慈愛、奉獻、偉大的化身，而是一個優(yōu)良品性和缺憾同樣鮮明的人物。一方面，她“慈愛、善良、寬容”，“重情重義”，“富有反抗精神、勇敢、大膽”；另一方面，她也“自私、偏心”，“心理扭曲”，“放蕩”。她經(jīng)受了不公，承受了苦難，但她不任由不公和苦難把她吞噬。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她學會了以牙還牙，以惡制惡，以暴制暴。這樣一個遭人詬病又令人唏噓同情進而肅然起敬的母親形象，是莫言貢獻給洋洋大觀之母親形象中獨特的“這一個”。
還有研究者以小說中的大量細節(jié)，說明《豐乳肥臀》是一部用“東方主義”策略寫出來的小說。認為小說里面“從野蠻的生存空間到肉體上的牲畜化”，凸顯了“中國人愚昧和野蠻的根性”；“道德情感與倫理的野蠻、獸性化”使得“整個的上官家族就像是個罵、恨、報復(fù)和相互間殘殺的連環(huán)”；還有“人不如畜生以及怪異的東方情調(diào)”……論者最終得出的結(jié)論是：“《豐乳肥臀》是一部失真、虛夸的小說，作者在寫作中為了更好地滿足域外讀者的審美需求，對事件的敘述角度、場景的刻畫和人物的描寫、塑造等方面都做出了策略性的調(diào)整，從而使這部號稱民族史詩的小說顯示出致命的偏頗?！?sup>“見仁見智”這個老套的詞用在對《豐乳肥臀》的闡釋上卻恰如其分，對于它的眾聲喧嘩還會持續(xù)下去，其意義也會繼續(xù)延伸下去。
第五節(jié) 莫言小說的國外解讀偏好
同樣是閱讀、研究莫言的作品，由于問題意識和研究立場不同，國外的關(guān)注重心和研究角度與國內(nèi)的學者相比，有明顯不同。下面我們對這些不同做一探討。
首先，聯(lián)系、對應(yīng)自身文學傳統(tǒng)中熟悉的作家作品來解讀莫言小說是西方讀者的一大閱讀定勢。之所以如此，是因為西方讀者傾向于把不熟悉的變?yōu)槭煜さ?，把相對陌生的中國當代文學融進熟悉的西方文學框架之中，尋找一種熟悉感和認同感，以喚醒他們記憶深處的某些情感，抑或印證他們對中國的某些想象。
美國知名期刊《今日世界文學》雜志社的戴維斯-昂蒂亞諾認為莫言的“《紅高粱家族》是托爾斯泰式的鴻篇巨制……西方讀者包括我在內(nèi)認為它在視野上堪與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馬佐夫兄弟》或《罪與罰》相媲美”。美國學者艾麗絲·H．G．菲利普斯也不無贊賞地說：“《紅高粱家族》……有著加西亞·馬爾克斯作品的震撼力和豐富內(nèi)涵，情節(jié)跌宕起伏，場景瑰麗多姿?！?sup>對于《酒國》，英譯者葛浩文評價道：“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風格對中國社會的某些方面進行了批評和諷刺?！?sup>美國學者托馬斯·英吉評價《酒國》的虛構(gòu)技巧“或許只有勞倫斯·斯特恩的《項狄傳》才能與之相提并論，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可與豪爾赫·路易斯·博爾赫斯的小說相媲美”。作家莫言以漫不經(jīng)心地筆調(diào)引出丁鉤兒調(diào)查紅燒嬰兒這一駭人聽聞的消息，“讓人聯(lián)想起英國經(jīng)典諷刺作品——喬納森·斯威夫特的《一個小小的建議》，該小說不無嘲諷地提出解決愛爾蘭饑荒的建議，即煮食多余的嬰兒”。譯成英文的小說集《師傅越來越幽默》在西方讀者看來，“創(chuàng)造了一系列富有想象力的、像卡夫卡的人變甲蟲那樣的意象”。
《檀香刑》譯成德語出版后，德國奧格斯堡大學語言中心主任漢斯約克·比斯勒-米勒在奧格斯堡“莫言作品朗誦會”的歡迎詞中說：“作為德國讀者，我當然會馬上把這本小說和正直的強盜﹑殺人犯米夏歇爾·科哈斯的故事做一比較。但是，在克萊斯特的小說里，叛亂者懷有分外堅定的正義感，他最終既得到了人性的滿足，又受到了公正的處罰。他在臨終之時和世界、和社會秩序達成了和解。孫丙遭遇不幸，并非因為他放縱美德。對他的處罰并不公正，他至死也未能和統(tǒng)治極權(quán)達成和解……在貓腔藝人孫丙的故事中，公正世界、公正的社會秩序的神話被無情地摧毀?！?sup>《檀香刑》也令他想起耶穌殉道的故事：“孫丙的殉難史和苦難史是偉大的基督殉教敘事的世俗版本……上帝之子的苦難史以笑劇形式重現(xiàn)于凡人之子孫丙的苦難史中。因為孫丙的犧牲并未換來世人的解脫，反而讓更多人送命?！倍皩O丙的替身，勇敢的乞丐小山子之死和基督殉教有更大的可比性”。他“對生活沒有奢望，愿意舍己救人”。在漢斯約克·比斯勒-米勒看來，“小山子就像人類社會的基石，仿佛受到了天主教神秘學家多瑪斯·耿稗思的啟示”。但總的來看，“莫言的小說滿紙瘡痍，卻沒有強大的彼岸救贖”。甚至在莫言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評語中也不乏這種聯(lián)想和對照：“莫言將幻想和現(xiàn)實、歷史和社會結(jié)合起來，在作品中創(chuàng)造了一個堪比福克納和馬爾克斯的復(fù)雜世界，同時又在中國傳統(tǒng)文學和口述傳統(tǒng)中尋找到一個出發(fā)點?！?sup>西方讀者借自己熟悉的作家作品來理解莫言的小說，將東西方文學融合起來閱讀，顯示了東西方文學之間互識、互證、互察、互鑒的互動認知。
西方讀者在接受中國當代文學時有兩種思維定式：一是求同，尋求與自己的文學相類的東西，追求不同文學之間的互證、互識；二是求異，尋求一種全新的、同自己的文化習俗迥異的東西，追求東西方文化的互補。這兩者當中，求同是認知的起點，是接受的基礎(chǔ)，是一種文學傳統(tǒng)的讀者接受另一種與之截然不同的文學時必然會有的反應(yīng)。這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何以西方人在解讀莫言的小說時喜歡同西方的文學作品相比照，力圖把莫言的作品納入西方文學認識框架的原因。
其次，國外讀者在解讀莫言的作品時存在著脫離中國歷史文化語境的想象性解讀現(xiàn)象。中西方解讀文學作品的方法并不完全一致。在我國，孟子提出的“知人論世”是長期以來廣泛使用的解讀文學作品的方法，即在闡釋文學作品時要了解作者和作品所處的時代背景，因為作者的生活經(jīng)歷、思想觀念、文學修養(yǎng)、個性氣質(zhì)等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作品的生成。同時，一定時期的文化風尚、社會政治經(jīng)濟面貌等也會直接、間接地作用于作品，因而把握住時代的脈搏，就找到了理解作品的鑰匙。這種解讀文學作品的方式力求還原歷史語境和作家寫作時的心境，但鑒于西方讀者對中國的歷史演進和社會發(fā)展缺乏足夠的了解，他們在詮釋莫言的作品時難免會顯現(xiàn)出脫離中國歷史文化語境的想象性解讀。
以西方對《紅高粱家族》的解讀為例。該小說的內(nèi)容發(fā)生在抗日戰(zhàn)爭期間，這是日本侵略中國、慘無人道地殺害中國人的黑暗時期，這一時期，饑餓、貧困、苦難對中國人來說如影隨形。因而，理解該小說要結(jié)合1937—1945年發(fā)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日本侵華事件。但“這些復(fù)雜的背景知識在西方人的《紅高粱》書評、《紅高粱》評論……難以見到……他們的研究集中在美學層面……西方的文學評論家?guī)缀醪粫氲揭Y(jié)合中國的歷史背景來分析中國文學作品……西方研究者長期以來沒有結(jié)合相關(guān)歷史文化背景，來剖析中國文學作品的習慣”。在這種思維習慣支配下，《紅高粱》中的“我奶奶”被解讀為“個性解放的先驅(qū)”，“具有男人一般追求個性自由的意志”。在西方理念觀照之下，東方故事中的個性解放意識被極力凸顯，而特定時代背景下中國女性“掙扎圖存的弱勢受難者、深重壓迫下的奮起反抗者”形象卻被湮沒了。
但西方這種鑒于對中國歷史文化、社會發(fā)展知識的缺乏而導(dǎo)致的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想象性解讀是否就意味著缺乏價值？我們結(jié)合美國漢學家宇文所安的闡釋來進行分析。他以李商隱《夜雨寄北》中的詩句“何當共剪西窗燭，卻話巴山夜雨時”為例，說明誤讀特別是外國人對中國文學的誤讀有著積極的價值。他指出：“很多人都認為這首詩是李商隱寫給他的妻子的，但如果李商隱是在四川寫這首詩的，那么他的妻子應(yīng)該已經(jīng)去世了……但這首詩有著很長的閱讀歷史，一讀到這首詩就想到他和他妻子，覺得格外感人。這樣的解讀，從作者生平來看是錯誤的，歷史知識也是錯誤的，但不能否認這是很感人的解讀，這樣的誤讀是很有意思的誤讀。”宇文所安進一步指出：“一個傳統(tǒng)要繼續(xù)繁衍下去，一定要有新的解讀、新的闡釋注入新的活力，否則這個傳統(tǒng)就死了?！?sup>同時，也不要對外國人的解讀帶有偏見，認為他們不可能真正理解中國的文學作品。中國人不也一直在研究托爾斯泰、莎士比亞這樣的西方經(jīng)典作家嗎？而且“莎士比亞的研究最早不是從英國，而是從德國開始的，所以有時候，文學是要離開自己的故鄉(xiāng)然后再回去才能重新活起來”。
無論是本族人還是外國人，要想真正有效地解讀一部文學作品，需要既還原又超越小說中的具體歷史語境。閱讀是一個過程，是當下和過去對話的過程，是讀者的知識結(jié)構(gòu)、文學素養(yǎng)與產(chǎn)生于特定歷史時期的文學作品交流的過程，僅還原歷史語境是不夠的，還需要讀者在“知人論世”的基礎(chǔ)上“以意逆志”，即運用自身的知識體系，與作品碰撞出主體新穎獨特的見解。上文提到的《今日世界文學》的戴維斯-昂蒂亞諾在認識到很多西方人對《紅高粱家族》的解讀疏離社會歷史語境后，說出了自己的理解：“作為西方讀者，我認為這部小說的主旨……體現(xiàn)了高粱地與人的身體之間的聯(lián)系。《紅高粱家族》揭示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的侵華戰(zhàn)爭對中國人生命和尊嚴的毀滅與踐踏，黎民百姓無法逃離野蠻的殺戮和戰(zhàn)爭帶來的水深火熱……武裝力量抵抗日本侵略者失敗后，普通百姓成為日軍的靶子，被燒死、踢死、刺死甚至被剝皮、肢解?！薄澳运坪跏且f明人的身體之所以遭受慘無人道的折磨、凌辱和摧殘，是由于文化的無力、政府的無能。事實上，莫言創(chuàng)造了一種否定性的崇高，在這種崇高中，人的身體扮演著文化的功能，承受文化和公共意識不能承擔的生命之重?！?sup>戴維斯-昂蒂亞諾對《紅高粱家族》的解讀既兼顧了小說故事發(fā)生的具體歷史語境，又沒有囿于這一語境，而是利用自己作為西方學者的不同眼光，為《紅高粱家族》詮釋注入新的活力，讓《紅高粱家族》離開自己的故鄉(xiāng)后又在異鄉(xiāng)“活”了起來。
再次，把莫言的作品作為了解中國的一扇窗口，從社會學的角度對其進行解讀也是國外讀者和研究者的一大偏好。不少外國學者都覺得，通過中國的小說研究中國，比通過純粹的社會學材料更加真實。譬如葛浩文說道：“現(xiàn)在，美國讀者更注重眼前的、當代的、改革發(fā)展中的中國。除了看報紙上的報道，他們更希望了解文學家怎么看中國社會?！?sup>這種傾向可以說一直貫穿于西方對中國當代小說的解讀，莫言的作品也不例外。只不過20世紀80年代之前更為突出，90年代以后有所淡化，但仍然沒有完全擺脫這一解讀偏好。
《酒國》翻譯成英語出版后被解讀為“對中國當代社會的尖銳批評……莫言以拉伯雷式的風格對中國社會的某些方面進行了批評和諷刺”?！稁煾翟絹碓接哪贰爸v述的是中國過去20年來發(fā)生的事情”，《生死疲勞》“如史詩般壯麗，橫跨1950年到2000年這段被稱為中國改革時代的歷史時期。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作品更像一段史料記錄，它帶領(lǐng)讀者進行了一次跨越歷史時空的旅行”。《蛙》“是一部源于作家自身經(jīng)歷的現(xiàn)實主義小說，審視了中國備受爭議的獨生子女政策”?！白鳛閮H有的幾部觸及敏感的計劃生育政策的文學作品，《蛙》成為媒體追蹤的熱點，被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生育紀實和生育史?！?sup>“莫言豐沛的想象力聚焦中國丑陋的社會現(xiàn)實……揭示了獨生子女政策中野蠻的一面?！?sup>
文學有獨立于社會的美學特征，緣何西方人對莫言作品乃至整個中國當代文學的解讀彌漫著擺脫不掉的材料學情結(jié)？這和歐美漢學（海外中國學）的起源有關(guān)。西方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屬于漢學研究的一部分，而“漢學”在歐美的發(fā)展，從19世紀開始，與資本主義在亞洲的擴張同時并行，因此經(jīng)濟因素是驅(qū)動“漢學”研究并促使其不斷發(fā)展的重要動因。拿美國來說，長期以來中國研究和教學實際上是美國國家安全部的分支，是其情報所和策略庫。在冷戰(zhàn)時期，地域研究、東亞研究資助的重要來源是美國國家安全部，現(xiàn)在雖然東亞各國都對美國大學的地域研究有所捐款，但來自美國政府的資助仍然十分重要。從這個層面來說，西方對待中國當代文學有一種功利主義的態(tài)度，其突出表現(xiàn)就是不由自主地從材料學的角度看待中國當代文學。
最后，西方人在解讀莫言乃至整個中國當代文學作品時，刻意突出所具有的或可能具有的意識形態(tài)內(nèi)涵?；谝庾R形態(tài)的不同，西方世界慣于從政治角度解讀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雖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解讀定勢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發(fā)生了變化，出現(xiàn)從政治向藝術(shù)的審美轉(zhuǎn)變，但不能指望西方會完全放棄政治維度的審視而進行純粹的審美閱讀。
從政治性解讀來看，西方讀者強調(diào)中國當代文學的政治色彩，渲染作者的政治身份，挖掘小說的政治內(nèi)涵。被譽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首席翻譯家的葛浩文曾這樣說：“美國人喜歡唱反調(diào)的作品。”這一認識可推而廣之，運用于整個西方世界。美國漢學家史景遷曾撰寫長文評論莫言的《生死疲勞》，稱該小說“是一部對歷史進行忠實反映的政治性長劇”。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后，西方世界對他中國體制內(nèi)作家的身份甚或政治姿態(tài)都有諸多非議。對“莫言”這一筆名從政治層面大加渲染，對莫言抄寫《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盡情發(fā)揮，試圖讓政治凌駕于文學之上，以政治視野議論文學事件。
莫言的海外接受偏好警醒我們要以冷靜、客觀的態(tài)度對待中國當代文學海外接受中的諸種解讀偏好。既不能忽視國外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言說，也不要夸大其重要性；既不要因其夸贊而自戀、自大，也不能因其批評而激憤、自卑，“中國文學在海外輸出過程中受到的歡迎、冷落、誤讀，都應(yīng)成為提高自身的動力”，在致力于讓國內(nèi)外的評論形成有效對話的同時，堅持中國本土評論的主體地位，正如有學者所言：“判斷當代文學的權(quán)威性標準應(yīng)首先從母語讀者的心中生長出來。”
-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Nominating Statement for the 2009 Newman Prize，” World Literature Today，83.4（2009）．
- Liu Hongtao and Haiyan Lee，“Mo Yan's Fiction and the Chinese Nativist Literary Tradition，” World Literature Today，83.4（2009）．
- Alexander C．Y．Huang and Howard Goldblatt，“Mo Yan as Humorist，” World Literature Today，83.4（2009）．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2（2013）．
- Chen Maiping，“The Intertextual Reading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Mo Yan's Works as Examples，” Chinese Literature Today，5.1（2015）．
- Jeffrey C．Kinkley，“China—Red Sorghum：A Novel of China by Mo Yan，Howard Goldblatt，”World Literature Today，68.2（1994）．
- Jeffrey C．Kinkley，“The Republic of Wine by Mo Yan，Howard Goldblatt，”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Binbin Fu，“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by Mo Yan，Howard Goldblatt，” World Literature Today，79.3/4（2005）．
- Fatima Wu，“China—Explosions and Other Stories by Mo Yan，Janice Wickeri，Duncan Hewitt，”World Literature Today，66.3（1992）．
- Timothy C．Wong， “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 by Mo Yan，Howard Goldblatt，” World Literature Today，76.2（2002）．
- Bettina L．Knapp，“La mélopée de l’al paradisiaque by Mo Yan，Chantal Chen-Andro，” 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1（2）．
- Bettina L．Knapp，“Les treize pas by Mo Yan，Sylvie Gentil，”World Literature Today，1995（4）．
- Timothy C．Wong，“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World Literature Today，2002（2），p.118．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Mo Yan，The Republic of Wine：A Novel，trans．Howard Goldblatt，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0，back cover．
- Mo Yan，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trans．Howard Goldblatt，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1，back cover．
- Michael S．Duke，“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in Ellen Widmer，David Der-wei Wang 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392．
- Mo Yan，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trans．Howard Goldblatt，New York：Arcade Publishing，2004，back cover．
- Mo Yan，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trans．Howard Goldblatt，London：Methuen，2006，p．v．
- David Der-wei Wang and Michael Berry，“The Literary World of Mo Yan，”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Ibid．
- 張寅德：《莫言小說中的怪誕》，收入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83頁。
- 張寅德：《莫言小說中的怪誕》，收入錢林森編《法國漢學家論中國文學——現(xiàn)當代文學》，北京：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2009年，第285頁。
- [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5頁。
- [德]顧彬：《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范勁等譯，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346頁。
- 指1977—2001年。
- 參見前文英語世界莫言研究期刊論文統(tǒng)計列表。
- Wilborn Hampton，“Anarchy and Plain Bad Luck，”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Apr 18，1993．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Yomi Braester，“Mo Yan and Red Sorghum，”in Joshua S．Mostow ed．，The Columbia Companion to Modern East Asian Literature，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3，p.542．
- Susanne Weigelin Schwiedrzik，“Producing Cultural Memory in the PRC On the Role of Historiography，Literature and Film in the Context of Writing China's 20th Century History，”pap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of Asia Scholars（ICAS3）Singapore，August 19 to 22，2003．
- Huang Chuanbo，“On Mo Yan's War Ideas：Based on Red Sorghum，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Asian Social Science，6.5（2010）．
- Huang Chuanbo，“On Mo Yan's War Ideas：Based on Red Sorghum，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Asian Social Science，6.5（2010）．
- See Phil Billingsley，Bandit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15-40．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當代世界出版社，2004年，第118頁。
- Michael S．Duke，“The Unchanging Image of the Japanese in Modem Chinese Literature，”in Kinya Tsuruta ed．，The Walls Within：Images of Westerners in Japan and Images of the Japanese Abroad，Vancouver：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l989，p.336．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Ibid．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2（2013）．
- Lü Tonglin，“Red Sorghum：Limits of Transgressio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51-74．
- Ibid．，p.52．
- Ibid．，p.54．
- Ibid．，p.55．
- Lü Tonglin，“Red Sorghum：Limits of Transgressio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6．
- 莫言：《紅高粱家族》，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7年，第64頁。
- Lü Tonglin，“Red Sorghum：Limits of Transgressio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57．
- Lü Tonglin，“Red Sorghum：Limits of Transgression，”Misogyny，Cultural Nihilism and Oppositional Politics：Contemporary Chinese Experimental Fi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5，pp.60—61．
- Ibid．，p.62．
- 雷達：《歷史的靈魂與靈魂的歷史——論“紅高粱”系列小說的藝術(shù)獨創(chuàng)性》，《昆侖》，1987年第1期。
- 張清華：《莫言與新歷史主義文學思潮——以〈紅高粱家族〉、〈豐乳肥臀〉、〈檀香刑〉為例》，《海南師范學院學報》，2005年第2期。
- 陳默：《莫言：這也是一種文化——評〈紅高粱〉、〈高粱酒〉、〈高粱殯〉》，《當代文藝探索》，1987年第4期。
- 曠新年：《莫言的〈紅高粱〉 與“新歷史小說”》，《杭州師范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第4期。
- 陳默：《莫言：這也是一種文化——評〈紅高粱〉、〈高粱酒〉、〈高粱殯〉》，《當代文藝探索》，1987年第4期。
- 宋劍華：《知識分子的民間想象——論莫言〈紅高粱家族〉故事敘事的文本意義》，《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 宋劍華：《知識分子的民間想象——論莫言〈紅高粱家族〉故事敘事的文本意義》，《廣東社會科學》，2009年第2期。
- 劉詩宇：《當代文學史視閾中的〈紅高粱家族〉》，《小說評論》，2017年第1期。
- 劉詩宇：《當代文學史視閾中的〈紅高粱家族〉》，《小說評論》，2017年第1期。
- 雷達：《游魂的復(fù)活——評〈紅高粱〉》，《文藝學習》，1986年第1期。
- 收入賀立華、楊守森等：《怪才莫言》，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 趙歌東：《“種的退化”與莫言早期小說的生命意識》，《齊魯學刊》，2005年第4期。
- 曹文軒：《中國八十年代文學現(xiàn)象研究》，北京：作家出版社，2003年，第270—271頁。
- 楊守森：《魔鬼與天使》，收入賀立華、楊守森等《怪才莫言》，石家莊：花山文藝出版社，1992年。
- 李掖平：《激情·狂放·魔幻·詭奇——重讀莫言小說〈紅高粱家族〉》，《山東文學》，2012年第11期。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2（2013）．
- 主要有：Tobin Harshaw，“The Garlic Ballads，” 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Jul 30，1995．Richard Bernstein，“Books of the Times，A Rural Chinese ‘Catch-22’ You Can Almost Smell，”New York Times，June 12，1995．Anonymous，“Recommended Reading—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New Yorker，71.19（1995）．Debbie Bogenschutz，“Fiction—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Library Journal，120.6（1995）．Anonymous，“The Garlic Ballads，”Kirkus Reviews，5（Mar 1，1995）．Sybil S．Steinberg，“Fiction—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Publishers Weekly，242.8（1995）．Ruth Pavey，“Bitter Harvest—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New Statesman ＆ Society，8.360（1995）．Katherine Gerson，“Revolting Tales of Revolting Villag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The Spectator，275.8723（1995）．Mary Ellen Sullivan，“General Fiction—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Booklist，91.16（1995）．Delia Davin，“Local Tragedi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4830（Oct 27，1995）．Michael S．Duke，“Worse Than a Tiger，”The World ＆ I，10.11（1995）．
- Michael S．Duke，“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70．中文引文參見[英]杜邁可：《論〈天堂蒜薹之歌〉》，季進、王娟娟譯，《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 6期。
- Delia Davin，“Local Tragedi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4830 Oct 27，1995．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Ibid．
- Anonymous，“The Garlic Ballads，”Kirkus Reviews，5（Mar 1，1995）．
- Richard Bernstein，“Books of the Times，A Rural Chinese ‘Catch-22’ You Can Almost Smell，”New York Times，June 12，1995．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Ellen Sullivan，“General Fiction—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The Booklist，91.16（Apr 15，1995）．
- Ruth Pavey，“Bitter Harvest—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New Statesman ＆ Society，8.360（Jul 7，1995）．
- 莫言、王堯：《莫言 王堯?qū)υ掍洝?，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 138 頁。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莫言、王堯：《莫言 王堯?qū)υ掍洝罚K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38頁。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張學軍：《〈天堂蒜薹之歌〉的敘事結(jié)構(gòu)》，《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 張文諾：《20 世紀80年代中國農(nóng)村的個人化書寫——再讀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 杜程：《權(quán)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 張文諾：《20 世紀80年代中國農(nóng)村的個人化書寫——再讀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 杜程：《權(quán)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 Michael S．Duke，“Past，Present，and Future in Mo Yan's Fiction of the 1980s，”in Ellen Widmer and David Der-wei Wang eds．，From May Fourth to June Fourth：Fiction and Film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p.43—70．中文引文參見[英]杜邁可：《論〈天堂蒜薹之歌〉》，季進、王娟娟譯，《當代作家評論》，2006年第 6期。
- 張文諾：《20 世紀80年代中國農(nóng)村的個人化書寫——再讀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杜程：《權(quán)力視野下的〈天堂蒜薹之歌〉》，《四川職業(yè)技術(shù)學院學報》，2015年第4期。
- 莫言：《〈天堂蒜薹之歌〉新版后記》，《天堂蒜薹之歌》，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第330頁。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Anonymous，“The Garlic Ballads，”Kirkus Reviews，5（Mar 1，1995）．
- Katherine Gerson，“Revolting Tales of Revolting Villages—The Garlic Ballads by Mo Yan，”The Spectator，275.8723（Sep 16，1995）．
- 張學軍：《〈天堂蒜薹之歌〉的敘事結(jié)構(gòu)》，《山東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3期。
- 王學謙、邵麗坤：《莫言〈天堂蒜薹之歌〉的藝術(shù)價值》，《社會科學戰(zhàn)線》，2014年第9期。
- 張文諾：《20 世紀80年代中國農(nóng)村的個人化書寫——再讀莫言的長篇小說〈天堂蒜薹之歌〉》，《延安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年第4期。
- 姜智芹：《西鏡東像：姜智芹教授講中西文學形象學》，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年，第140頁。
- 莫言、王堯：《莫言 王堯?qū)υ掍洝?，蘇州：蘇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第182頁。
- Anonymous，“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Publishers Weekly，251.47（2004）．
- Anonymous，“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Kirkus Reviews，19（Oct 1，2004）．
- Allison Block，“Big Breasts ＆ Wide Hips，”The Booklist，101.6（2004）．
- Binbin Fu，“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World Literature Today，79.3/4（2005）．
- John Updike，“Bitter Bamboo：Two Novels from China，”The New Yorker，81.12（2005）．
- Charles R．Larson，“Mother China：Big Breasts ＆ Wide Hips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WorldView，18.3（2005）．
- Donald Morrison，“Holding Up Half the Sky：Mo Yan's Big Breasts and Wide Hips Celebrates the Role of Women in China Since the Qing Dynasty，”Time International，Asia edition，165.7（2005）．
- Shelley W．Chan，“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World Literature Today， 74.3（2000）．
- Ibid．
- Peter Brooks，Body Work：Objects of Desire in Modern Narrative，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3，p.1．
- Shelley W．Chan，“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Rong Cai，“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Mother，F(xiàn)ather，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 Large Breasts and Full Hips，”Modern China，29.1（2003），p.108．
- Ibid．，p.109．
- Yi-tsi Mei Feuerwerker，Ideology，Power，Text，and the Peasant “Other”in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Stanford，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14．
- Rong Cai，“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Mother，F(xiàn)ather，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 Large Breasts and Full Hips，”Modern China，29.1（2003），p.115．
- Rong Cai，“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Mother，F(xiàn)ather，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 Large Breasts and Full Hips，”Modern China，29.1（2003），p.118．
- Ibid．，p.122．
- Ibid．
- 莫言：《豐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5頁。
- 莫言：《豐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5頁。
- 莫言：《豐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1996年，第77—78頁。
- 莫言：《豐乳肥臀》，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年，第77頁。
- Rong Cai，“Problematizing the Foreign Other：Mother，F(xiàn)ather，and the Bastard in Mo Yan's Large Breasts and Full Hips，”Modern China，29.1（2003）．
- Ibid．，p.119．
- Ibid．，p.133．
- 《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大家》，1996年第1期。
- 《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大家》，1996年第1期。
- 《首屆“大家·紅河文學獎”》，《大家》，1996年第1期。
- 彭荊風：《〈豐乳肥臀〉——性變態(tài)視角》，《文學自由談》，1996年第2期。
- 樓觀云：《令人遺憾的平庸之作——也談莫言的〈豐乳肥臀〉》，《當代文壇》，1996年第3期。
- 唐韌：《百年屈辱，百年荒唐——〈豐乳肥臀〉的文學史價值質(zhì)疑》，《文藝爭鳴》，1996年第3期。
- 陶琬：《歪曲歷史，丑化現(xiàn)實——評小說〈豐乳肥臀〉》，《中流》，1996年第7期。
- 汪德榮：《淺談〈豐乳肥臀〉關(guān)于歷史的錯誤描寫》，《中流》，1996年第7期。
- 牛玉華：《歷史不能胡涂亂抹》，《中流》，1996年第10期。
- “莫言作品包攬11月暢銷書榜單前十”，中國經(jīng)濟網(wǎng)，2012年12月14日，網(wǎng)址：http：//www．ce．cn/culture/gd/201212/14/t20121214_23942590．shtml。
- 康曉光等：《中國人讀書透視》，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60 頁。
- 金衡山：《影響和匯合——〈豐乳肥臀〉的解構(gòu)主義解讀》，《國外文學》，1997年第1期。
- 金衡山：《影響和匯合——〈豐乳肥臀〉的解構(gòu)主義解讀》，《國外文學》，1997年第1期。
- 金衡山：《影響和匯合——〈豐乳肥臀〉的解構(gòu)主義解讀》，《國外文學》，1997年第1期。
- 莫言：《我的〈豐乳肥臀〉——2000年3月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演講》，楊守森、賀立華主編《莫言研究三十年》（中），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19頁。
- 侯業(yè)智：《莫言〈豐乳肥臀〉再解讀》，《小說評論》，2015年第6期。
- 侯業(yè)智：《莫言〈豐乳肥臀〉再解讀》，《小說評論》，2015年第6期。
- 侯業(yè)智：《莫言〈豐乳肥臀〉再解讀》，《小說評論》，2015年第6期。
- 趙勇：《莫言的兩極——解讀〈豐乳肥臀〉》，《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
- 趙勇：《莫言的兩極——解讀〈豐乳肥臀〉》，《文藝理論研究》，2013年第1期。
- 李仕華：《〈豐乳肥臀〉與文學媚世》，《湖北社會科學》，2015年第8期。
- 廖四平、喬昕：《“向死而生”——論〈豐乳肥臀〉中的上官魯氏》，《湘潭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6年第2期。
- 姜玉琴：《〈豐乳肥臀〉中的“東方主義”寫作策略》，《南方文壇》，2015年第3期。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2，2013．
- Alice H．G． Phillips，“On China-Red Sorghum：A Novel of China by Mo Yan and Translated by Howard Goldblatt，”Current History，92.575（1993）．
-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World Literature Today，83.4（2009）．
- M．Thomas Inge，“Mo Yan through Western Eye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Ibid．
- Jeff Zaleski，“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Publishers Weekly，248.29（2001）．
- 海因里?！ゑT·克萊斯特是德國劇作家、小說作家、詩人，《米夏歇爾·科哈斯》是他有名的中篇小說。
- [德]漢斯約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與刑罰》，廖迅譯，《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
- [德]漢斯約克·比斯勒-米勒：《和善先生與刑罰》，廖迅譯，《當代作家評論》，2010年第2期。
-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2012：Mo Yan，”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literature/laureates/2012/bio-bibl．html，2017-07-05．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 2（2013）．
- Shelley Wing Chan，“From Fatherland to Motherland，On Mo Yan's Red Sorghum ＆ Big Breasts and Full Hips，”World Literature Today，74.3（2000）．
- 宋曉英：《論英美文學評論對莫言女性形象的誤讀》，《貴州社會科學》，2015年第1期。
- 王寅：《“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 王寅：《“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 王寅：《“如果美國人懂一點唐詩……”》，《南方周末》，2007年4月5日。
- Robert Con Davis-Undiano，“A Westerner's Reflection on Mo Yan，”Chinese Literature Today，3.1/2（2013）．
- 羅嶼：《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diào)的作品》，《新世紀周刊》，2008年第10期。
- Howard Goldblatt，“Mo Yan's Novels Are Wearing Me Out，”World Literature Today，83.4（2009）．
- Jeff Zaleski，“Shifu，You'll Do Anything For a Laugh，”Publishers Weekly，248.29（2001）．
- Jonathan Spence，“Born Agai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y 4，2008．
- Carol Haggas，“Frog，”The Booklist，111.6（2014）．
- Chen Qian，“Frog，”Chinese Literature Today，2.2（2012）．
- Tash Aw，“Frog by Mo Yan，”FT．com，Nov 14，2014．
- 羅嶼：《葛浩文：美國人喜歡唱反調(diào)的作品》，《新世紀周刊》，2008年第10期。
- Jonathan Spence，“Born Again，”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May 4，2008．
- 胡少卿、王婧：《海外傳播需擺正心態(tài)》，《人民日報》，2014年5月6日。
- 胡少卿、王婧：《海外傳播需擺正心態(tài)》，《人民日報》，2014年5月6日。
鄂公網(wǎng)安備 42010302001612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