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東方紅

七足歲那年，我才上小學。學校坐落在虎坊橋附近，叫北京第一實驗小學。父母讓我上這個學校是因為離家近——那時我家已經(jīng)從東華門搬到了天橋，從平房搬進了樓房。在1950年代，人們心中一般都認為樓房比平房好，因為樓房里有暖氣，平房沒有；樓房里有衛(wèi)生間，平房沒有。那是一座三層的小樓，層高比后來蓋的樓房高很多，據(jù)說是出自蘇聯(lián)專家的設計或者是學的蘇聯(lián)。我家在二層，是個四室一廳的單元房，但是那時住房緊張，其中走廊盡頭最靠大門的一間分給了報社的一位年輕職工住，因此他就成了我家近得不能再近的近鄰。

我家另一位近鄰是“空軍英雄”趙寶彤，他是放牛娃出身的抗美援朝志愿軍，打下過八架美國飛機。人民日報社的金鳳阿姨年輕漂亮，是采訪大英雄的小記者，兩人一見鐘情，喜結良緣。后來，像趙叔叔這樣資歷的人都成了大領導，可是趙叔叔卻沉溺于幸福的婚姻生活之中，仕途蹉跎?！拔母铩敝校[隱聽到一種說法，說他本來前程大好，可惜被資產(chǎn)階級嬌小姐給腐蝕了，因為金鳳阿姨出身資產(chǎn)階級家庭，戴著一副金絲眼鏡，小資產(chǎn)階級情調(diào)濃厚。人們不禁扼腕嘆息：可惜了這個樸實的放牛娃出身的大英雄。印象中，趙叔叔相貌英俊、和藹可親，見到我們這些小孩子總是笑瞇瞇的。我們的宿舍離陶然亭公園不遠，那時候趙叔叔總是去陶然亭釣魚，每次去都是滿載而歸，而多數(shù)人釣上半天連一條魚都釣不到。看來有的人就是心靈手巧，別人望塵莫及，這跟他能打下那么多飛機別人卻做不到是同一個道理，不服不行。后來金鳳阿姨被冤枉入獄，趙叔叔對她一往情深，成就了一段蕩氣回腸的愛情悲喜劇。

我一開始去上學是坐一個帶小房子的三輪車，就像現(xiàn)在大街上私自拉客的三輪車一樣，只不過不是電動的，是人蹬的。小小的長方形車廂有兩排座位，每排都擠了三四個孩子，那么小的空間就塞下了七八個孩子，那時候我們是多么小啊。長大些后，記得大約是從三年級開始，媽媽就給我買了學生月票，讓我獨自坐公車上學去了。我家到學校只有四站路，先坐兩站15路，再坐兩站14路，就到了校門口。那個年代社會秩序井然，從沒有人會想到孩子必須要大人接送否則會被人拐賣什么的，更不會出現(xiàn)綁票索錢的事故，因為新中國是當時世界上貧富分化最低的國家，基尼系數(shù)在0.2左右，富人富不到哪里去，窮人也窮不到哪里去，怎么會有人想到去綁票呢？綁到也要不到錢，因為大家都沒錢。有一次我把月票搞丟了，媽媽很生氣，可是不久就接到信兒，有個人撿到了我的月票，讓我去他家取。媽媽帶著我，帶上謝禮去了一個挺遠的地方，還真就給找回來了，那個年代真的是夜不閉戶、路不拾遺啊。

我的小學有個特點：它是民國時期留下來的老建筑，有尖尖的屋脊，有木制的樓梯和地板，踩上去會吱吱作響，還有古色古香的回廊。因此好幾個表現(xiàn)民國時期學校生活的影視作品都到我的小學去取外景，其中包括著名的《城南舊事》。印象中，那部小說的生活場景也是在城南虎坊橋一帶，所以我的小學是電影外景的上上之選。記得看到片中孩子們玩耍的一個帶傘形頂子的轉(zhuǎn)椅，勾起了兒時的記憶，我們也曾天天在那兒玩耍啊。

我們班有四十多個同學，從小學一年級到六年級，除了個別插班生，大家一起待了六年。我看到過一個描寫兒時友誼的電影的評論，其中有句話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說：人一生真正的朋友都是十二歲以前交到的?？赡苤挥性谔煺鏌o邪的年齡人們才能有僅僅出于好感的朋友，年長之后都會有其他因素摻入之意吧。我雖然沒有從小學同學中交到什么終身的朋友，但是大家的關系是非常純潔非常融洽的，五十多歲那年全班還聚會了一次，來了三十多人。雖然早已物是人非，但是大家仍能有那種親密無間的感覺?？上В捎隰[出了一位神經(jīng)有點兒問題的同學向另一位同學借錢的尷尬事，大家就沒有再聚會過了。

我從來都是好學生、乖孩子，學習對我來說從來不是一件困難的事情?？赡苓@點有遺傳因素——我爸爸小時候上學也從來都是第一名。他四歲死了父親，是伯伯養(yǎng)活他的。他們家是貧農(nóng)，伯伯為了供他上學竟然不讓自己的親生兒子上學。一個是因為爸爸的確念書念得好，是個念書的“材料”，另一個原因是伯伯這人心太好了，一個農(nóng)村的貧苦農(nóng)民能有這樣的境界真是難能可貴。所以爸爸一進城就把伯伯從老家接了來，一直供養(yǎng)他到去世?！伴L兄如父”這句古話在我伯伯那里完全是真事。爸爸對他尊崇備至，他是當之無愧的。

1959年，我上小學

1962年，我和父母

說是遺傳好還有證據(jù)，那就是我的哥哥姐姐以及他們的小孩也都個個是出類拔萃之輩。大姐二姐全上哈爾濱軍工，二姐的分數(shù)可以上清華，可她卻選擇了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因為當時青年都想獻身國防工業(yè)；二姐參加中學生數(shù)學競賽曾代表獲獎者講話，登了報紙；哥哥中學得金質(zhì)獎章，那可必須是全五分的，有一個四分都不成；哥哥的女兒十四歲上清華，十八歲考取美國杜克大學，小小年紀已經(jīng)在霍普金斯大學當老師了；姐姐的兒子也是實驗中學的優(yōu)秀生，學校要保送他上清華，他嫌專業(yè)不好，自己去考上清華計算機系。

我這輩子由于趕上“文革”，沒有正規(guī)考過什么試，所以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程度究竟如何。感覺上似乎我智力的極限從來沒有受到過真正的挑戰(zhàn)，從沒覺得什么東西難得學不會。由于我們小學是師范大學的附屬小學，所以有時會有實驗性質(zhì)的來自北師大的測驗。有一次，全班參加一個算術測驗，跟平時上課測驗不一樣的是這個卷子設計的題量特別大，是根本做不完的，只是要求我們能做多少做多少。我交卷時感覺不太好，因為沒有做完，這在我的考試史上還是第一次。過了些日子，我已經(jīng)忘記了這次考試，可是后來突然間，當著全班同學的面，我得到了來自師范大學的一根鉛筆的獎勵，說我是那次測驗的第一名，也是唯一的獲獎者。我的虛榮心得到了一次意外的滿足。

我很少被人當作高干子弟，自己也不覺得自己是什么高干子弟。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篇針砭中國“太子黨”的文章，把我稱為“太子黨”，心中著實納悶。如果我也算“太子黨”的話，中國的“太子”“太妹”就要從以千計改為以萬計了。在我心中，能不能算作“太子黨”的標準是能不能僅靠祖蔭存活于世，如果不能，還是要靠自己的勞作，就不能算。父母給我們兄弟姐妹四人留下的遺產(chǎn)總共只有三四萬塊錢，給我留下的房產(chǎn)只有四十平方米，靠這點財產(chǎn)根本無法存活于世，所以我覺得自己實在算不上什么“太子黨”。

有一次，父親的老同事李莊伯伯說過這么句話：咱們這種人到外地還算個人物，在北京就是用籮筐裝的。我覺得他說的是句老實話。最可笑的是，比我們還小的一幫孩子湊在一起愛比誰的爸爸官兒大。到了“文革”的時候，大官小官都戴高帽游街，孩子們的攀比之心仍舊不減。有一天哥哥一個朋友到我家串門，他對我媽媽吹牛說：我爸爸的高帽上面還有穗兒呢，那誰誰他爸的就沒有。為此，我們大家笑了很久，可以入選我家的典故冊了。

我們班有幾位高干子弟，雖然我父親這樣的行政十級在外地恐怕也要算高干了（過去有個約定俗成的說法，行政十三級以上就算高干），但是比起我們班上的那幾位就完全算不上高。比如，我們班同學里有譚震林的兒子譚曉光；有彭真的兒子傅亮；有平杰三的女兒平燕妮；有張霖之的兒子張景渝；有賈廷三的兒子賈小洪……小時候大家沒有什么官階大小的觀念，都是好同學和小朋友。記得有一次譚小光他們一幫同學放學要上我家去玩兒，我就高高興興地帶他們?nèi)チ恕＠щy時期，同學中傳出平燕妮用富強粉饅頭喂小兔的事情，大家都很氣憤，她因此很長時間入不了少先隊。她現(xiàn)在見到我還說：要不是你當初幫助我，我入不了少先隊。我當時是少先隊的中隊長或者大隊長，總之，一直是乖乖女、好學生來著。

我的小學和中學同學中都有一些真正的“太子黨”，國家領導人那個級別的，他們有的時候會吹噓自己住在某個只有高干才能住，一般人住不進去的院子里，或者自己到某個隱匿在小胡同里的外表不顯眼但是一般人進不去的俱樂部去玩兒。我不得不承認，小時候心里有點兒醋醋的，有點兒羨慕，有點兒嫉妒，但是也只是一閃而過，覺得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別人都進不去就很值得羨慕嗎？一個人的墳墓別人還進不去呢，也值得羨慕嗎？可要說自己一點兒都不在意這些事情，也有點兒拔高自己了。比如，家里安了電話，父母在暑假帶我們兄妹去北戴河，我心里還是暗暗有點兒得意的，這在當時算一點兒小小的特權。

到“文革”時，那幾位“太子黨”家里全都出了事，有被批斗的、被監(jiān)禁的，有自殺的，最慘的一個同學，父親被造反派活活打死了。我父親雖然也被斗爭了，但是沒有那么慘烈，我心里原來有過的那點兒羨慕和嫉妒全都變成了同情。我記得那個父親被打死的男孩叫張景渝，他父親是煤炭部長張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位被打死的高干，聽說周總理為此發(fā)了很大的火。張景渝是一個沉默寡言的孩子，高高的，瘦瘦的，眼神清澈，心地單純。他還是那么幼小稚嫩，怎么承受父親被人活活打死的慘痛呢？

也許正因為父母這種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地位，我從小就下決心去尋覓自己獨特的人生，誰也不靠，就靠自己，就憑著自己的興趣。我想經(jīng)歷美好的愛情，想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最好自己的謀生手段恰恰同時又是自己最喜歡做的事情。對于成功我都很少想。究竟什么叫成功呢？父母算是成功人士嗎？所有的成功人士不是還都有比他們更成功的人嗎？那么他們算不算成功呢？成功真的有那么重要嗎？

那時候所有的父母都是低工資，也從不會給孩子零花錢，所以過年過節(jié)，老師鼓勵我們手繪賀卡送給同學，我至今保留著當年同學送給我的手繪賀卡。傅亮送我的是一張薄如蟬翼的對折起來的紙，紙的一半粗枝大葉地畫著一個穿冰鞋、戴頭盔、手持冰球棍的男孩，另一半折過來，上面在男孩的頭部開了一個圓洞，這是那時賀卡的標準做法；平燕妮送我的是她用彩色蠟筆畫的一個娃娃的上半身，沿著娃娃臉也開了一個圓洞，不過她用的是一種很厚的卡片紙，所以顯得比傅亮的更像模像樣。誰要是收到王明明手繪的賀卡，那可就非同小可了。他現(xiàn)在是著名畫家，中國畫院的院長，每張畫價值幾十萬了。前些時，我聽平燕妮說，她從同學那兒淘到了王明明送的賀卡，可惜只是寥寥幾筆的一只大蘿卜，加之他那時候才七八歲，雖然是他的親筆真跡，恐怕也不值什么錢。

小學老師中印象比較深的是自然老師，那是一位中年婦女，留齊耳短發(fā)，長得很敦厚的樣子。她講課時喜歡在課本之外聊些家常，比如我至今還記得她講自己當初上寄宿學校的時候，有時會在臨街的宿舍樓窗戶上探出身子，把錢用一個系著長繩子的吊籃吊下去，小販會收起錢把好吃的放在籃子里再吊上去。一定是她在講到杠桿原理那類知識時順便講到的。因為很生動，所以記住了。她有一次不知怎的告訴大家“不要忍尿”，有尿必須尿，如果忍尿就會得病。同學們?yōu)榇诵α诉@個老師好長時間，因為她居然在課堂上講到了如此不登大雅之堂的事情。

我們的小學是非常好的小學，所以老師個個都是身懷絕技的。記得有一位數(shù)學老師，是個歲數(shù)挺大、其貌不揚的老頭子，他的絕活兒是在黑板上畫圓，講數(shù)學常常需要畫圓，他用粉筆在黑板上隨手一畫，就是一個標準的圓形，絕對不會在哪里凹進去或者凸出來。他的板書也都是圓乎乎的，非常順眼，像美術字。

五六年級時，大家都接近了青春期，有的女同學已經(jīng)開始月經(jīng)初潮，一上體育課，總有兩三個女生因為特殊情況不能參加。她們究竟出什么問題了，我當時半懂不懂，若明若暗，只是覺得她們有點兒神神秘秘的樣子。在三四年級，親密無間的男女同學開始“分男女界限”，就是互相都不說話了，還有就是班里給許多同學“配了對兒”，誰誰跟誰誰是一對兒，誰誰跟誰誰又是一對兒。有個漂亮女生被傳為“花心兒”，有五個男生是她的“花瓣兒”，全都指名道姓，還有同學課間在黑板上畫了示意圖，那個女生的名字和五個男生的名字分別寫在花心兒和花瓣兒上。我因為一直有點兒正兒八經(jīng)，又極度羞澀，所以很少有此類傳聞。傳聞中最不堪的是，有個男同學愛盯著女生的屁股傻看，記得當時似懂非懂，不知道為什么會有這樣的事。我應當屬于情欲比較晚熟的類型。

1964年，我們五年級，學校歌詠隊要調(diào)一批人參加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的演出，我被挑上了。那個演出的地點是人民大會堂。大會堂第一條橫向過道前的十幾排座位都是我們這些伴唱的小學生，唱的是《我們是共產(chǎn)主義接班人》，二聲部，我唱的是第一聲部。當時覺得第二聲部是比較難唱的，因為完全不成個調(diào)調(diào)兒，只是為了配和聲。但是，當兩個聲部合在一起時，當和聲出來時，歌聲突然變得無比動聽，這奇妙的變化使我終生對音樂產(chǎn)生一種神秘的崇拜，只覺得它是天上才有，世間所無的一種奇妙事物。

那段時間，只要一有演出，我們就來到人民大會堂，換裝化妝，然后坐在臺下把《東方紅》從頭到尾看一遍，因為我們的歌在接近結尾處。所以，在看了不知多少遍之后，對于所有的章節(jié)都耳熟能詳了，甚至到了倒背如流的程度。記得王昆唱的《工會歌》，記得《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黃洋界上炮聲隆》《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十送紅軍》《過雪山草地》《紅軍到陜北》《游擊隊之歌》《大刀向鬼子們的頭上砍去》《百萬雄師過大江》《解放區(qū)的天是晴朗的天》《全世界無產(chǎn)者聯(lián)合起來》。有一次，毛主席率眾領導來看《東方紅》，坐在走道后面那排的正中，那是我第一次近距離見到他，我們?nèi)颊酒饋砥疵仡^看，離他大約也就十幾米遠。

后來有一天，說是毛主席接見全體演員并合影。我們被帶到一個大廳，估計是宴會廳，已經(jīng)擺了一圈階梯式的合影臺，據(jù)說演員共三千多人，我們坐地下第一排，第二排站地下，從第三排往后站在階梯臺子上。等了一陣，領導們來了。記得周總理說：告訴大家一個好消息，我們的原子彈爆炸成功了。全場歡聲雷動，大人們?nèi)技訕O了，可是我當時一點兒也不知道原子彈是什么，它的爆炸成功對于中國的意義是什么，只感覺到是件天大的好事，也被周圍大人的狂熱情緒所感染，跟著鼓掌歡呼。那次合影后來每人發(fā)了一份，不是相紙，而是印在畫報紙上，卷成一個直徑一寸的紙卷，打開有一米長。我在其中找到了自己——別人都是正面相，我是側(cè)面相，我正歪頭往毛主席那邊看呢。

事有湊巧，1965年小升初的語文考試作文題目是“做毛主席的好孩子”，我寫的就是接受接見的事，結果這篇作文被登在了《中國少年報》上，成為那一年的范文。這是我的文字第一次變?yōu)殂U字，那年我十三歲。還記得《少年報》那篇文章的結尾處畫了一個小男孩，可能是我的名字讓人雌雄莫辨吧。結果有好多小朋友給我寫信來，有個小男孩寫信來說：我想要一個乒乓球拍子，你能送我一個嗎？信我當然都沒回，只是自己樂了半天。后來，為了這篇作文我還受到教育當局的召見。其中一個老師問起我父母的工作，我回答說“他們是《人民日報》的”，老師應聲說道：怪不得呢。當時這話讓我很吃驚，很費思量，不明白我的作文和父母的工作有什么關系，因為他們從來沒有關注或輔導過我寫作文。長大了我才明白了二者之間的邏輯關系——原來父母的工作與寫作有關呀。

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生長的年代，出身的重要性漸漸顯現(xiàn)。我們合唱團的孩子們大多數(shù)都被選入大型音樂史詩《東方紅》的伴唱團，但是合唱團一個唱歌很好也長得很漂亮的女生卻沒有被選中去參加演出，大家議論紛紛，據(jù)說是因為她“家庭出身不好”。從那時起，我們有了“家庭出身”的概念，這對于我們這些十來歲的孩子來說是一個帶著神秘色彩的概念。我們從那時開始接觸社會的殘酷和不公正。它在我們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第一道陰影。

在1965年前后，社會上的政治氣氛漸漸開始變得狂熱起來，大約是從學雷鋒開始的。一開始只有雷鋒一個時尚榜樣，后來就多起來，什么王杰、歐陽海、麥賢德之類，大家全都從中具體感受到什么叫作“英雄輩出”，幾乎每年都有新的英雄偶像被推出，有的是學習毛著的積極分子，也有救火救人犧牲的英模人物。記得那時候，小學生都到處跑著學雷鋒。有一次，我們?nèi)嗤瑢W到西單商場學雷鋒，呼啦啦去了一幫半大孩子，商場方面也不知拿我們怎么辦，結果有的同學被派去廚房打下手，洗菜切菜；有的去站柜臺，幫助賣火燒、包子；還有的幫助商場卸貨。聽說傅亮他們幾個男孩去幫人家從卡車上卸豬肉，兩個男孩抬著半扇豬，跌跌撞撞，把人家的玻璃柜臺都撞碎了，好心辦了壞事?？墒谴蠹疫€是十分興奮，覺得自己在大做好事，為社會奉獻力量。我好像是在廚房里幫助洗菜，雖然不如他們那么驚天動地，心里的興奮程度并不稍減。后來聽說美國西點軍校也學雷鋒，心想，大約也是在提倡這種無私奉獻的精神吧。再到后來，聽說這是一個誤傳，心里還當真有點兒失落的感覺。盡管證明消息不實，但是這樣的信息之所以能夠流傳，至少證明學雷鋒運動在當時的中國有多么深入人心。

我記得當時對所有的事情都懵懵懂懂、半懂不懂的，可是非常認真，非常虔誠，對于那些革命的道理和號召都真誠響應，看雷鋒日記也是極為認真的。當時的一個想法我記得很清楚，那是在看了雷鋒把所有的零花錢都節(jié)約下來寄給災區(qū)和需要幫助的人之后，我想到：以后恐怕不能再吃冰棍了，可是奶油冰棍是多么好吃啊。北京當時市面上有三種冰棍，奶油冰棍五分錢，小豆冰棍三分錢，紅果冰棍三分錢。后來出了一種鴛鴦冰棍，一毛五，是兩根奶油冰棍在底部連在一起，因為里面奶油放得多，所以口感特別膩滑，香甜無比，令人垂涎欲滴。我設想了一下，一輩子不能再吃冰棍是個啥感覺，能不能受得了？當時內(nèi)心真是很矛盾很痛苦的，這應當是我此生遇到的第一個兩難窘境。幸虧后來學雷鋒的風潮過去了，我又能心安理得地吃冰棍了，有無比釋懷的感覺。

有一陣，社會上提倡思想改造，“斗私批修”，“狠批私字一閃念”，我們也是相當虔誠，相當較真的。我一直不愛吃菠菜的根兒，受不了那股甜絲絲的味道。有一次，為了改造思想，就想著紅軍長征的時候餓極了吃皮帶，那要比菠菜根兒難吃多了吧。這么想著，就捏著鼻子把菠菜根兒吃了下去。后來，記得我跟二姐乃云說起這件事，她狐疑地瞪著我說：紅軍長征？看來她覺得我是在編故事，根本不相信我會因為想到長征才咽下菠菜根兒的，可是那確確實實是我當時思想斗爭的真實經(jīng)歷。由此可以看出我們這代人是在什么樣的社會氛圍中長大的。我們的理想主義是極為真誠的，可惜后來這些理想主義被丑惡的現(xiàn)實碰得粉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