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一個民族的文化習俗,口口相傳的輿論,市場價值的功利,都會嚴重影響審美的直覺性。我希望找到藍眼睛對中國玉的審美直覺,盡可能去接近他們?nèi)松谑赖脑醯母惺?。手頭有這樣一個例子——
第一任(英國)使華大使馬嘎尼勛爵和其他使節(jié)團團員,在熱河覲見乾隆皇帝,乾隆送給英王喬治三世的禮物,內(nèi)中包括一柄玉如意。對馬嘎尼來說,玉如意這物件無論是形狀還是材質(zhì),都是完全陌生的。(劉明倩:《英國維多利亞阿伯特博物院——中國古玉珍藏》)
乾隆作為國禮的東西,在黑眼睛看來該是難得一見的極品,而馬嘎尼卻不為所動。
乾隆拿得出手的東西,而且作為國禮,在一眾黑眼睛看來,無論工藝或材質(zhì),都該是難得一見的極品。但是,馬嘎尼勛爵在日記中寫道:“像白色瑪瑙的石頭,長約一尺半,有奇怪的雕刻,中國人視為珍寶,但物件本身看來并無多大價值。”(引文同上)這位勛爵顯然第一次見到玉器,乾隆作為大國之君所贈的國禮,其儀式本身就有提示重大意義的意味,而馬嘎尼仍然不為所動,只平淡地作了形式描述,更有不屑眷顧的感覺,當時或許接近“直覺”。
清 渚岸水禽扁壺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個馬嘎尼就是歷史上率領(lǐng)六百多人的龐大代表團,攜帶重金厚禮,要求中國開埠通商,并且因為見了乾隆不下跪而名留青史的那個馬嘎尼。然而,接下去藍眼睛對中國玉器的態(tài)度變化也頗富戲劇性?!皥A明園浩劫,使中國玉器與英法帝國之間產(chǎn)生了不可分割的聯(lián)系。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凡是在倫敦出售的中國玉器,都聲稱是來自圓明園。如果那件玉器一度屬于某某英國軍官,它的可信性就更大,能賣出的價錢也就更高?!?引文同上)由“人眼看高低”的現(xiàn)象可見,人們對藝術(shù)品的價值判斷是多么脆弱而閃爍不定,每當被利益驅(qū)動立即轉(zhuǎn)向。
同時,黑眼睛又如何看待西方的寶石呢?“鉆石恒久遠,一顆永流傳”,這已是近代商業(yè)炒作對審美的干擾了。我們?nèi)匀幌M吹捷^早的評價或描述。
試看清代劉大同的《古玉辨》:
夫?qū)氂裰少F者,晶瑩光潔,溫潤純厚,結(jié)陰陽二氣之精靈,受日月三光之陶熔。起色沁之妙,直同浮云遮日,鶴舞游天之奇致奇趣,令人不測。較之寶石,徒有光彩,而少神韻,能奪人之目,而不能動人之心者,則遠勝于十倍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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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上述文字可見,中國語言的彈性、張力和多義性。古人即使寫論文也是詩的體裁,渲染而飄逸,缺少理性的淡定。這是在談?wù)摗皣鴮W美學”時經(jīng)常遇到的現(xiàn)象。不過,我們?nèi)匀豢梢詮闹锌吹街形鞣矫栏胁町愔?,?jīng)劉氏激昂地揚抑褒貶,寶玉與寶石的美與不美,竟有十倍以上的落差。同時也看到中國與西方審美取向甚至生活態(tài)度的兩極——中國人趨向溫潤與內(nèi)斂,西方人趨向強悍與外射。
我們還能感到,劉氏之辨也大致出于美的直覺,且無關(guān)利害。在兩相比較中,他并沒有概念或理論化,只對光澤、神韻、沁色、趣致等形式美感加以描述,挑戰(zhàn)奪目之美,強調(diào)動人之心。以中國宇宙觀作為支點,透露出中國人愛玉心理之源的端倪。在黑眼睛與藍眼睛之間,竟有天壤云泥、南轅北轍的差異。
中國與西方審美取向呈現(xiàn)兩極——中國人趨向溫潤與內(nèi)斂,西方人趨向強悍與外射。
如果馬嘎尼和劉大同都出于美的直覺又無關(guān)利害,那么他們面對同一審美客體所得到截然不同的感覺,同是直覺而直覺不同,同似超然而并未超然,將會對“純粹的超然而虛靜的審美”提出質(zhì)疑。
清 仙山樓閣山子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這里比較一下馬嘎尼和劉大同兩個人的差別是很有意義的。一個是西方商人式的政客,一個是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兩個人最顯著的差異是民族、社會、宗教、歷史、習慣等差異。這些含義豐富的因素只有用一個更寬泛的概念總括,即“文化身份”。這里撇開了馬嘎尼與劉大同的藝術(shù)修養(yǎng)差別,我們?nèi)詴l(fā)現(xiàn)“文化身份”的差異大于審美經(jīng)驗的差異。
本書即使姑且同意審美經(jīng)驗的直接性和非功利性,但在此之前,至少有一種以上的經(jīng)驗屬性已植入人們的深層心理,即民族性與社會性和歷史鑄成的心理積淀,那是人們代代沿襲、耳濡目染而形成的心理定式,幾乎等同于文化定義。盡管“文化身份”這種關(guān)鍵性因素并不被審美主體察覺,它已是審美活動的前置程序,被深深地、不落痕跡地潛藏下來,對審美主體來說并不那么“超然”,不那么“直接”,也不那么純粹了。
只要我們承認人是社會性的動物,就無從否認人的“文化身份”,也就很難確認審美活動的純粹性。離開這個前置屬性去討論審美心理活動,既無實際意義也無理論意義。人們代代沿襲、耳濡目染所形成的心理定式是審美活動的前置程序,被不落痕跡地潛藏下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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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文化身份發(fā)生于假設(shè)的“純粹”和現(xiàn)實的“感性”之間,帶來偏袒、偏愛與偏頗。就連康德自身也不能超越文化身份的天塹。這是一位具有悲天憫人色彩的哲學家,許多學者會記得他的《論優(yōu)美感和崇高感》那部才華橫溢的散文式哲學論著,精短又精彩。不過,在幽默而細膩地比較了意大利人、法蘭西人、德國人和西班牙人崇高或優(yōu)美的品質(zhì)之后,談到中國的寥寥幾行文字卻充滿了鄙夷。他說,中國文化只可用“愚昧”和“怪誕”相稱,并將中國人打入“野蠻人”的行列,其觀點顯然不能被中國美學家和普通人所接受。這位強調(diào)公允審美的德國美學大家,一旦提到東方藝術(shù),就好像戴上深度偏光眼鏡,全然拋開他所說的“主觀的合目的性”。但是這個涉及種族主義的敏感話題,鮮見有人批駁。
人的文化身份帶來偏袒、偏愛與偏頗。就連康德自身也不能超越文化身份的天塹。
有學者認為康德的問題在于他過分追求學術(shù)完美主義,不偏不倚,照顧多方,以至失去理論的貫通性,這不無道理。康德在《判斷力批判》中先是用大篇幅追求一種“純粹又純粹”的審美態(tài)度。他試圖將人的審美活動與認知、思考,以及一切觀念的與習慣性的因素全部剝離開來,從而忽略了人的社會性這一有別于其他生物的根本屬性,致使他的先驗論脫離人類的實踐。而在同一著作中的其后,在談到“依附美”和“理想美”時,我們看到前面被他嚴格剔除的東西如概念、知識、意義等又悄然歸來,逐一復位。他并不是甘于停留在先驗格局的學者,而是一直在主、客觀的精見之間掙扎徘徊,從而為后世開辟了博大豐厚的美學體系,又因他的學術(shù)潔癖而在理論上磕磕絆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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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文學的眼光看來,康德集天才與孤僻于一身,正所謂文如其人。從他的性格、命運、生活環(huán)境和積習來觀察,他少談實例而多談假設(shè)的論著本該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