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敬與感激

趙逵夫

袁行霈先生同我校喬先之老師、孫克恒老師是北大同學。1986年秋，袁先生與謝冕先生、中國社科院江楓先生一起應邀來我校講學。袁先生主要講《昭明文選》和唐詩，袁先生講課從從容容，細聲款語，同謝冕先生的激情奔放大不相同，但如清泉淙淙，沁人心脾。大家都覺得很受啟發(fā)。受到中文系師生的熱烈歡迎，有外系的學生也來聽。期間為青年教師和研究生專門講過一次古典詩詞中的意境問題，所論多為人人眼中所見、心中所感而未能一二語以明之者；無奇異之說而令人耳目一新。講學結束后，伏俊璉陪同幾位先生到武威（古涼州）、張掖（甘州）、酒泉（肅州）、敦煌（沙州）和嘉峪關作了學術考察。伏俊璉回來說，袁先生參觀了在河西幾個軍事重鎮(zhèn)和大漠風光、烽火臺遺址之后，也都聯(lián)系當時形勢有很多精彩的議論，對唐代邊塞詩的解讀，也有不少新見。那次袁先生來我校講學，在老師、同學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當時在讀的研究生有的留校工作，還有當時的中青年教師，此后也常言及。

袁先生錄趙子賢先生詞《鵲橋仙·憶舊》

2005年春，我應邀參加由袁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作品選注》的編寫工作，要我承擔“先秦”部分的主編。7月中旬在北京開會，我于先一天到，按通知先至中華書局，被安排在銀都酒家，住一個大套間。晚上中華書局總編李巖先生請客，當時的副總編兼語言文學室主任顧青先生、副主任俞國林同志、該書責編聶麗娟同志都參加，西北大學的閻琦先生也到了，他是第四分篇“隋唐五代”部分的主編。

第二天上午在中華書局開會，到會的除上面提到的中華書局的幾位之外，有中華書局資深編審許逸民先生，他任這套書的副主編。此外有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劉躍進先生（“秦漢”部分的主編），北京大學中文系傅剛（“魏晉南北朝”部分的主編），劉勇強（“明代”的主編），清華大學的劉石（“宋遼金”部分的主編），北京語言文化大學的吳書蔭（“元代”部分的主編）。京外人員除我和閻琦之外，還有蘇州大學的馬亞中（“近代”部分的主編），他因事未到。

袁先生到了之后，簡單和大家親切敘舊，就言歸正題。他說，去年中華書局約請他主編一部《中國文學作品選注》，他請中華書局資深編審許逸民先生合作，并約請國內(nèi)在相關時段的文學上有深入研究的學者共同合作，希望編出一部能被廣泛認可的作品選。然后談了他對編這部教材的設想。他認為一部作品的選集能否被社會認可，一看選目是否精當，二看是否適合廣大讀者的需要，三看是否有文獻價值。關于“精當”的理解，“精”是入選的作品確為自古傳誦之作，可稱為精品；“當”是入選的標準公允。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社會要求，我們要編一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精當而受讀者歡迎的作品選。他盡力搞好選目，希望大家提出意見和建議，也希望參加同仁努力作好“校注”、“作者簡介”、“題解”、“集評”各個環(huán)節(jié)上的工作，吸收學術界研究的新的成果，也體現(xiàn)出自己的研究與鑒別取舍的眼光，做到又嚴謹，又體現(xiàn)了學術的發(fā)展。這次會上討論了袁先生所作全書從先秦到近代的選目，還討論了許先生所作編寫體例和樣稿。對這些，大家都覺得很好，真正作到了“精當”，又有自己的特色。這樣大約包括兩千多年中詩、文、詞、賦、小說、戲劇等各種文體的作品選的選目，討論中各段上的專家都表示贊同，而且認為選得很好，由此也可以看出袁先生的學問與學風。許逸民先生是1984年在全國第二次唐代文學會上認識的，學問好，又極為負責，熱情而直爽，有在中華書局作了幾十年編輯工作的經(jīng)驗。他們兩位任正副主編，我相信一定能編得很好。

袁先生此前主編了一部新的《中國文學史》，受到學術界和高校古代文學教師的好評，當時已出版了六年，使用這部教材的高校越來越多。袁先生早有意編一部作品選，以與之搭配。中華書局約請他主編這部教材，正好完成了這個心愿。高校教材不但要教給學生知識，還要能引起學生思考；不但要讓學生掌握基本知識、基本材料、基本觀點，還要讓學生看到有些問題上還可以多角度觀察，有些問題學術界的看法還不完全一致，哪些前沿性問題上還有探索的必要等。也就是說，高校教材就每本書來說應有一個科學的體例，有前后照應自成體系、一以貫之的思想，所論問題要有明確的結論，但并不要求一個學科中所有教材對一些問題的表述上要完全一致，教材與教材之間可以多反映一些學術信息，可以多側面地反映文學史與文學史研究的事實，甚至表現(xiàn)出不同的觀點，只要有充分依據(jù)，也為相當一些學者所認可。因為學術研究很難在一個時期內(nèi)對所有的問題都達成一致的意見，勉強統(tǒng)一為一種說法不利于培養(yǎng)思維型人才，也不利于科學研究的發(fā)展。袁先生此次約請各部分的主編與《中國文學史》的不完全一致，正反映出他的這種思想。這一點也反映出袁先生開闊的學術視野和學術大家的胸懷。

在那次會上，我提出了這樣幾點建議：

第一，用繁體字，不用簡體字，因為高校中文專業(yè)的學生應該認識繁體，以便以后閱讀古籍。雖然各學校中文系都有古漢語課，古代文學課也應相應作一些訓練。第二，篇幅盡可能大一些，供一般本科院校中文系用。因為這些年全國各高校招收學生人數(shù)不斷上升，但圖書館建設明顯跟不上。一些學生必讀之書，學校圖書館采購復本也就是三五本，加上研究生借閱，大部分學生借不到。雖然老師也鼓勵學生買書，但整個本科四年中應讀的作品和研究論著太多，而且有些學生家庭困難，一些很重要的書也無錢買。所以，多選一些，老師可以選講，其他的作為學生課外閱讀的材料。各學校選講的不同，也利于教師間、學生間在古代文學作品的認識、理解上進行交流，可以避免學生知識的單一和知識面的狹窄。第三，最好再編一部簡編，以供學制較短的師專、函授班和自學考試學生用。第四，是每一章之后列一些參考書，以利于學生在課外學習中擴大知識面。袁先生到來之前大家閑聊時我將幾點想法談了一下，袁先生到來后我又談了一下。袁先生對我的意見很肯定。只是有的問題，如正本和簡本同時出的問題，關系到出版社的計劃等，難以確定，只能等以后看。用繁體字的問題當時就定了。全書的篇幅后來也有所增加。袁先生認真聽取大家的意見，親切、和藹，沒有一點架子。

會后我們根據(jù)袁先生所定選目和許先生所作樣稿進行注解。先秦一段除我之外，還有伏俊璉、韓高年教授。我們分頭進行，期間也討論過幾次，完成后我看了一遍，改定后寄出版社。袁先生和許逸民先生認真審閱，提出一些意見和建議，細心批于原稿上寄給我們，我們進行認真修改后寄去。整個編纂過程真可謂一絲不茍。2006年2月俞國林同志來信中也談到兩位先生認真審稿之事。這套書于2006年4月出版。十年來，用這部教材的高校越來越多?？梢哉f我們隨袁先生做成了一件十分有意義的事情。因為考慮到教材的穩(wěn)定性和一段時間中教學研究的方便等，暫未考慮作簡本的事。但書出版之后發(fā)現(xiàn)的一些小的錯誤，又作過一次校訂的工作?？傊霭嫔绾妥鳛橹骶幍脑婿壬谶@個工作的進行中都十分認真負責。

我是甘肅省西和縣人。西和縣其北部與禮縣東北部相連的西漢水邊上，正是秦人發(fā)祥之地。1990年以后在禮縣大堡子山出土大批西周末至春秋早期的精美禮器等，有不少銅器上有銘文，可知為秦人早期王族墓葬。從古以來西和縣與禮縣的乞巧風俗是從農(nóng)歷的六月三十晚上開始至七月初七半夜，共七天八夜，按巷道或村莊供了織女像，未結婚的姑娘們聚集一起，又跳又唱。這在全國其他任何地方都沒有。我父親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初曾到北京、天津，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回鄉(xiāng)后曾于1936年搜集西和廣泛流行的乞巧歌，編為一書。四十年代以前舊文人更將女孩子的乞巧活動看作不合禮法的淫祀陋俗。我因大堡子山秦早期文物的發(fā)現(xiàn)，想到《史記·秦本紀》開頭說：“帝顓頊之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大業(yè)?！贝髽I(yè)為秦人第一位男性祖先。女修在歷史上的事跡只有一個字：“織”，而又稱作“女修”，故我以為這以“織”而聞名于世的女修就是織女的原型。女修是古帝顓頊的裔孫女，和傳說中織女為天帝的外孫女或孫女的說法也相合；織女星在天河（古稱作“天漢”）邊上，而秦人早期發(fā)祥于漢水邊上，說明“織女”這個星名是秦人為紀念其“祖之所自出”而命名的。我從而斷定西和、禮縣一帶七天八夜的乞巧節(jié)是秦人早期文化的遺留。我在1990年發(fā)表了兩篇論文論此，2004年卸去文學院院長職務之后又寫了一系列論文討論相關問題。2006年西和縣被全國民協(xié)命名為“中國乞巧文化之鄉(xiāng)”，2008年“西和乞巧節(jié)”被補列入《第一批國家非物質(zhì)文化遺產(chǎn)名錄》。在市縣領導的關心與支持下，我父親所編《西和乞巧歌》于2010年4月由香港銀河出版社出版了線裝本。當時的省委書記陸浩同志書寫了我父親的七律《題乞巧歌二首》，市縣領導希望請國內(nèi)學術界大家能書寫我父親1931年在天津所作兩首與乞巧風俗有關的《鵲橋仙》詞，以便宣傳。于是我給袁先生寫信，恭請他能書寫《憶舊》一首，恭請南開大學羅宗強先生書寫《春節(jié)在天津憶內(nèi)》一首。兩位先生的墨寶都寄來了，不但我十分感激，市縣領導也十分高興。《西和乞巧歌》線裝本重印和2014年簡體橫排本由上海遠東出版社出版、英漢對照本由外語教學與研究出版社出版時，袁先生手書和羅先生手書都附于書前，為這部書增色不少。其簡體橫排本第一次就印了四千多冊。聞縣上準備將袁先生和羅先生手書刻石立于新建的文化廣場。袁先生不僅在工作上幫助我，使我受到很多教益，也支持了我家鄉(xiāng)的文化建設，所以我和我的家鄉(xiāng)人民也都感謝他。

袁先生擔任了中央文史館館長之后，作了大量工作。前幾年組織編《中國地域文化通覽》，每省一大本，60萬字上下，包括北京、天津、上海、重慶四個直轄市和香港、澳門兩個特區(qū)及臺灣，共34卷，2000萬字的巨大工程。他作為主編之一，業(yè)務上、學術上的事應是由他一人承擔，七十多歲的人，親自操勞，其敬業(yè)精神令人欽佩。因為我和我校漆子揚教授承擔這套書“甘肅卷”的執(zhí)行副主編職責，故我也列入這套書的編委之中。袁先生為此書的編寫親至各省市了解組織與進展情況，進行指導。甘肅的初稿形成之后，袁先生來蘭州一次，召集甘肅、陜西、寧夏、青海、新疆幾個省區(qū)文史館負責同志和編寫主要人員在蘭州寧臥莊賓館開了一次會，他講了編寫、修改中應注意的方面，應有的要求，在組織工作等方面也談了些指導性意見。袁先生和出版社都要求此書編寫要“三上三下”，即三次將書稿交上去，中央文史館和出版社組織人審閱之后提出具體意見，再退下來由省、區(qū)、市編寫人員進行修改；第三次改過交上去，沒有問題才交付出版。在“甘肅卷”第二次交上去之后，袁先生又到蘭州來了一趟進行指導，并提出文史館應將主要編寫人員集中在一個地方，集中精力進行修改。此類建議和每次審閱后所提意見對這部書質(zhì)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編寫、修改期間，責編柴劍虹、張元靜兩位也曾專程來蘭州召集編輯人員座談。

袁先生不僅學問好、人品好，而且待人謙和。至今，袁先生不僅還進行科學研究，寫論文、出書，又負責中央文史館的工作，開展了一系列有意義的活動，還主編《國學研究》這個刊物。2013年11月下旬在人民大學召開的“中國古代文學研究：視野與方法”高峰論壇上，袁先生第一個講。袁先生要求作為一個學者應有開擴的學術視野，要有多種的研究手段，又要有嚴謹?shù)膶W風，與他的作風完全一致。

袁先生八十華誕即將到來，我寫此小文表示我對袁先生難以忘懷的感激之情，和深深的敬意。他一定還會為國家和人民作出很多貢獻！

2015年9月25日

（作者單位：西北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