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

一

我已經記不得他的名字了，但是他那剛過了而立之年就已顯出蒼老的面孔和略帶佝僂的身軀，卻總是會浮現(xiàn)到我的眼前來。

記得我頭一次看見他的時候，只覺得他又矮又小又老又瘦，一副猥瑣的樣子。當時獄警拉開牢門，他畢恭畢敬地弓背低首，面對牢門，滿臉堆笑，活脫脫一個油頭滑腦的老犯人。

那天我剛剛從北京炮局看守所被拉回工廠去，掛上“現(xiàn)行反革命”的大牌子，在全廠職工大會上被批斗過，才給拉到這個新的地方來，連東南西北都沒弄清楚。看到他，馬上就聯(lián)想到革命電影里見過的那些壞人。因此，當獄警在我身后把牢門“哐當”一聲鎖上后，摸不清狀況的我完全沒有想要搭理他。

沒想到，獄警的腳步聲剛從門口離開，他就一步踏上用十幾根高低不平的光溜溜的半圓木拼成的床鋪上，從我手里奪過獄警給我的一床薄薄的、里面棉絮滿是窟窿的被子，幫我疊好放在床的里頭。然后告訴我：我剛進來，肯定還不習慣這個高低不平的床板，他已經習慣了，因此他把稍微平一點的中間讓給我睡。同時壓低嗓門告訴我牢房里“政府”——他總是把這兩個字掛在嘴邊——定的各種規(guī)矩。如早上看守所的電鈴一響就要起床；起床后要疊好被子放在床的里頭；犯人白天不能站在床上或床頭地上，必須要下床面對門坐在床頭；床頭的塑料桶是馬桶，用后一定要蓋嚴；每天上午飯后會放人出去倒馬桶，必須跑步去甬道盡頭的廁所倒凈沖洗后返回號里；一周有兩次放風，每次放風半小時，一個號一個號地放人出去，同樣要跑步前進，進至指定的放風間，不許和其他號的犯人接觸；等等。

同屋還有一個比我稍小些的犯人，只有十八九歲。當天我就知道了他和我都是因1976年天安門事件進來的。他是在4月4日當晚下夜班后沒事干，陪著師傅到天安門廣場看熱鬧，意外趕上了清場，被抓了進來。盡管他只不過看個熱鬧，大概因為他師傅當晚幫抄詩的人大聲念詩，因為要查他師傅的關系，他竟然也被陪關到現(xiàn)在。他進來后只被審了兩三次，就再也沒人理他了。一提到師傅和家里人，他就會撲簌簌地掉眼淚。

我剛進來的那些日子，幾乎天天被押去審問，一審就幾個小時。每次被提出牢房后，他們兩人都會偷偷地上床扒著窗戶，透過油漆剝落的玻璃縫隙，看我被著便衣的警察從一樓側門押著去了什么方向。每次回來，牢門剛一關上，老犯人就會馬上把已經涼了的飯菜遞到我的手上，催著我把飯吃完。

監(jiān)獄里的飯千篇一律。每頓一個窩頭（每周日會給吃一個饅頭），一碗“菜湯”。那湯不過是開水煮幾片小菜葉，再加水面上浮著星星點點的明油罷了。我的飯量不大，關在獄里又不運動，一個窩頭也還湊合。但那個才十幾歲的徒工就不行了。我進來后發(fā)現(xiàn)，老犯人常常會把自己的窩頭分一小半給他，似乎已經成了一種習慣。

老犯人在牢房里最拿手的余興節(jié)目是唱歌。他的嗓音不錯，雖然不敢讓獄警聽到，聲音放得很小，但是他小聲哼唱的那些我聽也沒聽過的各種中外歌曲，還是會讓我覺得即使在牢里，日子有時候過得也還算得上心曠神怡。我也因此從他那里學到了上百首中外名曲。

其實，還在被關進這里幾天后，我就知道了老犯人的大致經歷。先是小犯人告訴我他是小偷，然后是他主動告訴了我他從十幾歲開始，因偷竊幾次被教養(yǎng)，到被判刑的經過。說起來，我和父親去干校前夕，曾全家一同去前門大柵欄逛街，帶買下鄉(xiāng)用的棉大衣等?？删驮诠财嚿?，父親被小偷偷去了全部準備用來逛街、吃飯和買衣服的錢，包括全家人好不容易積攢了將近一年的布票、棉票。結果，一家人街也沒逛，東西也沒買，就掃興而歸了。因此，對小偷，我是十分反感和憤恨的。當年看到街上憤怒的人們圍毆從公共汽車上抓到的小偷時，總是覺得該打?？墒?，當這位稱得上是慣偷的老犯人把他的經歷講給我聽之后，對他我卻無論如何也恨不起來了。

說來奇怪，我過去印象中的小偷，一定是家境很差、缺吃少穿的窮人子弟。然而，老犯人的家竟是書香門第，其父母都受過高等教育，母親還是B市某名牌小學的校長。家里既不愁吃，也不愁穿，他從小還學過彈琴，會識五線譜，很喜歡音樂，而且看了很多閑書。他也不知道為什么，只因為有一次挨打躲出去，連著兩天沒回家，跟一個大些的孩子去偷人家的東西被抓，從此就走上了偷竊的道路。導致這種情況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其家教過嚴。他被抓后，母親因自尊心過強，覺得有辱家門，堅持不去領他。后來父母堅持，經派出所同意，把他送進了工讀學校。在那里，他有了更多的壞朋友，并且學會了更專業(yè)的偷竊手法，出來后真的成了小偷了。

當然，每次被抓到后，他都想過要改掉偷竊的毛病。但他告訴我說，染上這個毛病，來錢太容易，人就像是吸了鴉片上了癮似的，一有機會在眼前，手就癢得不行。終于，他在十五歲時趕上“嚴打”，被送去勞教了幾年。出來后，生活無著，也無家可回，只能再度偷竊，再度被抓。后來又趕上新的“嚴打”，作為屢犯，又超過了少年勞教的法定年齡，因此被判了七年刑。再出來的時候，他已經將近三十歲了，還是既無工作經歷，又沒有單位接收，城里無處立腳，又趕上戰(zhàn)備疏散，街道上一紙報告，就把他定為“四類分子”，直接送去延慶山村里交給貧下中農實行管制勞動去了。

二

這個時候，我已經大致弄清了關押我的這個地方。這是北京第一監(jiān)獄看守所，靠近陶然亭半步橋，因而又叫半步橋監(jiān)獄看守所。這里有兩座過去日本人留下來的關押犯人的舊牢房，一座從空中看上去是個K字形，因此叫“K字樓”，有四個甬道，上下四層；一座從空中看上去是五個爪形，像個王八，故犯人們都叫它“王八樓”，有五個甬道，上下兩層。據說“K字樓”里主要關一些刑事犯人，而“王八樓”里主要關的是“反革命犯”。因此，老犯人的自述還是讓我多少有些納悶：他怎么會住到這個主要關押“反革命犯”的地方來了呢？

1976年7月，我入獄兩三周后的一天后半夜，突然間天搖地動，把我們全都從睡夢中驚醒過來。滿樓道里犯人們大呼小叫，砸門哭鬧，恐慌至極。但是，因為監(jiān)獄把牢房的門統(tǒng)統(tǒng)換了包有厚厚鐵皮的沉重木門，只在齊眉高的地方為方便獄警監(jiān)視犯人的動靜，從外面開了一扇小鐵窗，必須從外面才能打開。對外的窗戶，又全部刷上了厚厚的油漆。因此，犯人們幾乎無法得知外面的任何情況。盡管所有人馬上意識到這是極劇烈的地震，但因獄警全不知去了哪里，甬道里完全沒有人回應，故犯人們聲音再大，也無能為力，只好聽天由命。

我們那個號里的小犯人也嚇得喊啞了嗓子，兀自坐在床鋪邊哭泣。老犯人雖然摟著小犯人的肩頭未吭一聲，但是牢房每震顫一次，他都會神經質地嘟囔一次“沒關系，沒關系，沒關系……”，直到余震消失。

記得在那天白天一整天，老犯人一反往常嬉皮笑臉的輕松相，一聲不吭地坐在床上，眼睛發(fā)呆。我每次試圖和他講話，他都只是心不在焉地“嗯嗯”兩聲而已。直到晚上熄燈之后，他才突然在我耳邊小聲地問我：“你想你家里人嗎？”我記得我應了一聲，沒有回答什么。又過了一會兒，就聽他長嘆了一口氣，說：“我媽今年六十歲了?！?/p>

整整一個晚上，他把自己的頭包在被子里面沒有出來。我分明聽到他在暗暗抽泣。

又過了一個多月，因為沒有報紙，沒有廣播，除了白天黑夜，我們誰都搞不清楚過到哪一天了。只知道有一天清晨突然間聽到外面有大喇叭持續(xù)不斷地響起震耳的哀樂聲，我們當即猜測是毛主席去世了。

毛主席去世一周多，小犯人意外地被釋放了。那天老犯人顯得十分激動。他悄悄地告訴我，按照他所了解的各國的慣例，他估計新的領導人應該會實行大赦。但是，他似乎對自己得到特赦的可能性有些擔心。他問我：“如果實行大赦，是不是應該所有犯人都能赦免呢？”我當時有點不以為然。因為小犯人的釋放，并不像是得到了特赦令的樣子，也聽不到甬道里有更多犯人被釋放的聲音。但我還是告訴他，如果真有什么大赦，他這種小偷小摸的犯罪，應該都會被赦免。

直到這個時候，他才對我講了實話。原來，他這次被捕并不是因為偷東西進來的，而是因為犯了“反革命”罪！

一個小偷成了“反革命”，這聽起來有點像天方夜譚，但卻是真的。

他的變化原因很簡單。他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作為上面交下來的“四類分子”，在農村中就是劣等種姓，像麻風病人一樣，所有的人都唯恐避之不及。他們每天清晨四點鐘就被趕起來打掃村里的街道，天亮以后再被趕去做最苦最累的工作，直到晚上回來，白天大部分時間都被人看管著。他們所得工分值最低，房子住得最爛，經常吃不飽飯，離村還要打報告，節(jié)假日別人放假他們照樣要勞動。至于年輕人想娶媳婦，則連門兒也沒有。被管制了幾年之后，他和另外一個年輕的“四類分子”終于覺得生不如死，下決心逃跑了。沒想到，兩人沒經驗，以為只要回到城里就行了，想著一路沿著交通線南下跑出境去。卻不料城里的革命群眾階級斗爭的弦繃得更緊，幾天后就給抓了回來。這回更慘，兩個人被接二連三地斗爭不說，還被吊在房梁上打得死去活來。

此事之后，兩人老實了一段時間。但不知道他們從什么渠道聽到了臺灣“自由中國”電臺的廣播，里面說得天花亂墜，說是只要給香港某信箱寫信，就可以得到經費，反抗壓迫。于是，這兩個走火入魔的人竟然信以為真，想著寫封信就能拿到錢，然后再往境外跑。老犯人于是自封為什么“燕北支隊參謀長”，然后按照廣播中的地址給香港這個信箱寫了一封信。這封信自然落到了公安機關的手里，他們兩人也就成了“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

聽了老犯人講的情況，我半晌沒說話。我懷疑他們這種人根本不會得到寬宥。雖然當時我并不清楚我有沒有得到特赦的可能，也沒有把握認定他的罪狀會比我的輕，但他卻明顯地充滿了幻想。他始終認為，他并沒有反對政府的意思，是因為在農村作為“四類分子”，實在活不下去，想用這個辦法逃到境外去而已。并且他認為他實際上也沒有做過任何事情，他會吸取這次的教訓，政府應當能夠寬恕他。

我在一個月后被換到另一個號子，然后在1977年1月初被無罪釋放了。以后，隨著“天安門事件”平反而得到徹底平反，自那以后很長時間我再也沒有聽到老犯人的消息。

直到1977年5月1日前夕，我鬼使神差地在一條胡同里偶然留意了一下街道上的法院布告，赫然看到被打上了紅×的他的名字。盡管我這還是第一次知道他的名字是怎么寫的，但他名下的罪狀，分明可以鎖定是他無疑。罪狀的大意是講他陰謀勾結國民黨反動派，蓄謀秘密組織反革命武裝，自封燕北支隊參謀長，企圖推翻共產黨，最后是“依法判處死刑，立即執(zhí)行”幾個字。布告張貼出來之際，他已經被處決了。

他再度趕上了“嚴打”，也因此再度被“嚴判”。雖然，這已經是“文革”結束之后了。

三

當時的我，和被捕之前一樣，不過是個工人。我的確不能從法律的角度來判斷他該不該殺。但他的被殺，還是讓我感到悲哀和困惑。

和這個“反革命分子”相處幾個月的直覺告訴我，他在本質上并不是個壞人。至少，他和那些造成嚴重破壞、思想極端對抗的所謂“罪大惡極的反革命分子”，有很大的不同。即使不考慮他投靠臺灣國民黨當局的動機，只從其投靠的事實來看，其罪充其量也只是未遂的反革命意圖而已。既是意圖，且行動未遂，自然也就沒有和不可能造成嚴重后果。有行動固然可以定罪，但無嚴重后果則罪不至死，當屬至理。

這位不過三十多歲的“老犯人”的悲劇命運，讓我產生了很多疑問。為什么像他這樣一個好人家出身的孩子，那樣輕易地就被他的家庭拋棄了？為什么一個犯了錯誤的少年一定要用那樣的方法來懲治，以至于近朱近墨，愈陷愈深，無以自拔？為什么當時要制定什么“四類分子”的政策，而將有過這種那種犯罪經歷者逐出城市，送去農村管制勞動，從而造成被管制者的悲慘命運呢？為什么新中國建立幾十年，始終沒有嚴格的法律制度與法律標準，動輒要靠脫離法律程序的所謂“嚴打”來懲治犯罪？為什么《懲治反革命條例》不區(qū)分意圖與行動、已遂與未遂，僅憑思想言論即可入罪，僅憑意圖不管有無造成嚴重后果，即可判處無期或死刑？更重要的是，和他的相處，使我徹底動搖了過去從書本和電影里得來的那種觀念，即凡是“反革命”就一定是壞人。因此，我不能不開始質疑，有沒有可能有些“反革命”是被這個社會不合理的制度或其他形式的迫害行為所逼出來的呢？如果一個本質上不壞的好人同時又是“反革命”的，我們又應當怎樣來對待呢？

實際上，自1980年代以后，這個社會上許多情況都發(fā)生了巨大的改變，“四類分子”全部被摘了帽子，甚至連“反革命”也已經不能入人以罪了。過去被視為反動的“人性”“人道”以及“人權”等觀念和意識，也開始堂而皇之地出現(xiàn)在官方語言當中了。換言之，如果老犯人能夠活到1980年代，特別是1990年代以后，他應當不會為他當年沖動和愚蠢的行為付出生命的代價了。甚至，如果他再晚生十年、二十年，他可能根本就不會因為偷竊而被“嚴打”去勞改，不會被定為“四類分子”，不會被送去農村管制勞動，因而也就不會因無法忍受非人的待遇鋌而走險，去做逃亡的嘗試，以至惹上殺身之禍。

但是，即便如此，我們還是要問：為什么在那個特殊年代里，我們的社會會以那樣一種輕視人的生命、人的權利和人的尊嚴的方式運行呢？為什么我們當年一定要根據人們對特定的階級、政黨、民族、國家等態(tài)度的不同，把人簡單地分為“革命”和“反革命”，或劃成三六九等，并決定人的貴賤生死呢？

我是幸運的，趕上“四人幫”被打倒，“天安門事件”被平反，因而不僅沒有成為當年政治斗爭和所謂階級斗爭的犧牲品，還有幸讀了大學，甚至能夠從事起非政治的學術研究工作。如果“四人幫”沒有被打倒，如果“天安門事件”沒有被平反，如果沒有改革開放……誰又知道我的命運將會如何呢？即使有了如此機會，又有多少人因為過去時代所刻下的烙印而不能像我這樣幸運呢？當年那些共同在干校、在工廠勞動的兄弟，有不少比我聰明能干，他們理當接受更好的教育，找得更好的出路，卻未能如愿。以至于改革開放之后，反而因文化程度和所在企業(yè)效益差下崗或早退，經濟窘困，生活大不如前。每想及此，又怎能不讓人感嘆世道的不公呢？

因此，我很慶幸能有機會從事現(xiàn)代歷史的研究，它讓我能夠利用我所學的專業(yè)，回過頭去努力澄清我內心中多得不可勝數(shù)的疑問，去替許許多多蒙冤者找到一個他們一生都想得到的解釋，去思考這個社會用什么方法才能避免重蹈歷史覆轍，讓所有人都能享有平等的權利，而不再被恐懼的陰霾所籠罩，過上平靜的生活。

不錯，對于眾多學者來說，這可能有點不務正業(yè)。因為他們更喜歡把自己關在象牙塔內，更認同高雅和專業(yè)。但是，面對歷史上和社會上所存在的種種問題，我卻無論如何也高雅不起來。這不僅是因為我的學養(yǎng)問題，而且是因為我的經歷、性格和對所剩時間的緊迫感，因為我無法脫離現(xiàn)實社會、脫離構成這個社會的蕓蕓眾生的命運來思考問題。

而且，在我看來，研究歷史，必以人為本。換言之，我從不認為，學問之道，求的是研究怎樣學術，學識如何廣博。我不相信，人類社會之所以需要有人做學問，是因為學問家必須要不食人間煙火。恰恰相反，我認為，學問之所以存在，就是因為它必定會對人類社會的進步有益。用孟子的話來說，就是：“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庇玫聡軐W家費希特講過的一句話來說，就是：“我們的一切研究都必須以達到人類的最高目標，即達到人類的改善為歸宿?！?/p>

如果我們的研究，不能讓每一個關注歷史的讀者了解“人生而平等”的道理，懂得尊重每一個人的生命、權利和尊嚴，學會因關注他人的命運而養(yǎng)成對生命的敬畏之心，進而達到改善人類生存狀況和質量的目標；如果我們的研究反而會因為基于這樣或那樣的立場，造成更多的仇恨、對立，甚或傷害，那我說，這種學問不要也罷。

學問有道，求仁義而已。“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心而不知求，哀哉！”吾既認定此道，“雖千萬人，吾往矣”。

1. 本文原發(fā)表于《學問有道》（九州出版社，2009年）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