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選擇

口述者：劉端祺

性別：男

年齡：68歲

工作單位：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腫瘤科

采訪時間：2012年7月9日

采訪地點：北京軍區(qū)總醫(yī)院腫瘤科辦公室

整理者：王邁

他是我大學同學中才情出眾的一個。醫(yī)科大學畢業(yè)后做了幾年內科醫(yī)生，20世紀80年代初出國學習。先從醫(yī)，再做藥，歷盡艱辛，終于學有所成，得到主流社會承認，后來做到跨國藥企的亞洲總裁，是那個年代外出打拼獲得成功的代表，經濟、社會地位都無可挑剔。我曾受邀參加他在北京組織的幾次活動，見到他身居公司高位，精明干練，統(tǒng)籌全局，事業(yè)中天，留下了深刻印象。

2005年春節(jié)期間，他的應酬較多，餐后常感腹部深處疼痛，向后背放射。他自知不好，馬上到醫(yī)院做了檢查。CT片顯示他的胰體中部有一個占位性改變，包塊僅壓迫到胰管，未涉及膽管，所以沒有明顯的黃疸，但已有腹腔淋巴結轉移。腫瘤標志物數(shù)值全面升高，特別是有高度診斷參考價值的CA-199高出正常值十余倍。他的病已不算早期，但還是有手術指征的，可以據情選擇部分性姑息切除和放射性治療；運氣好了，能將腫瘤全部切除也未可知。鑒于手術不一定能夠延長其生存期，也可以試著先進行化療、放療，減輕瘤負荷后，再做是否手術以及進一步治療的決定。胰腺癌細胞的惡性程度和目前醫(yī)療技術的局限，都決定了病人無論用哪種方法治療，做什么選擇，存活期大多都只有1年左右?？傊?，可供選擇的治療方案很多，但預后嚴峻。

他也算一位資深醫(yī)生了，盡管不是腫瘤專科，但對胰腺癌的性質和可能的預后還是知情的。他找我的目的是出于對一位老同學的信任，聽聽我的診療意見。他還在我負責的腫瘤病房里選擇了一間單人病房，準備開始接受治療。

在交談中，我感覺他對胰腺癌有一定了解，也在互聯(lián)網上查了不少資料，但因畢竟不是?？漆t(yī)生，對自己胰腺癌的兇險程度估計還是不足，但又迫切想知道真相。他一向聰明果斷、善解人意，但此時也難免有些心緒慌亂，反復問的一句話是：“CA-199診斷胰腺癌是不是成熟技術，會不會搞錯？沒有黃疸的胰腺癌是不是手術能根治？”顯然，正如腫瘤心理學教科書上說的，和大多數(shù)剛剛聽到這一“兇信”的患者一樣，他正在經歷著巨大的心理震撼，既心有不甘，又心存僥幸。在初獲腫瘤診斷時，他從心底拒絕，希望在自己的身上出現(xiàn)奇跡。與許多患者不同的是，他沒有抱怨，更沒有失態(tài)。他說，他奮斗了，事業(yè)也“小有所成”，這輩子不白過，堪稱豐富多彩。他也誠懇地講了自己的牽掛：和前妻離異后，現(xiàn)在與小他近20歲的妻子感情很好，最小的孩子只有六歲，他不希望讓年輕的妻子和稚幼的兒子過早地失去親人。他絕不放棄生的機會，但也要做不測的準備，不要到時候“來不及”。他叮囑我，一定要對他說實話，病在他的身上，一切決定要由他本人來做，他“扛得住”。

我邀他共進晚餐。餐后，他試探我：“咱們倆的生日只差幾天，今年夏天，我們一起過生日，還在這兒吃飯，怎么樣？”我說：“你要放寬心境，做多種準備，咱們爭取吧?！北M管前面做了許多鋪墊，聽了我的話后，他仍然停頓了片刻，思忖了一會兒后說：“我明白了?！彼囊馑嘉沂抢斫獾?，我的意思他也明白了。我們之間用不著“善意的謊言”，也用不著淡而無味的“安慰勸解”，可惜這種完全現(xiàn)代意義上直言不諱的醫(yī)患溝通，現(xiàn)時還只能局限在相知較深的親友之間，不能普遍推廣。

幾天以后，他多方打聽，權衡比較，決定飛往南方的一家醫(yī)院，接受肝胰聯(lián)合移植治療。這項手術當時在全國只進行了不多的幾例，而且患者都沒能長期存活。可能是對殘酷預后的面對，也可能是對家庭、事業(yè)的責任感讓他產生了強烈的求生欲望，他對移植寄予了極大希望，沒有和誰商量，就毅然決然上了飛機。得知他的這個在我看來有些魯莽的決定，我不免有些自責——我那樣直截了當?shù)叵蛩嬷∏?，對嗎?/p>

大約半個月后，我接到他躺在病床上打來的電話，聲音虛弱，斷斷續(xù)續(xù)，好像隔著天際在另一個星球上講話：“端祺，我可能快不行了，我現(xiàn)在已經感到死神在向我招手了……感謝你對我的病講實話，我本應該在你那小住幾天，咱們再聊聊……但是，我不后悔，你知道，我是個寧愿燃燼也不愿銹蝕的人?！焙髞砦伊私獾?，那大概是在肝胰移植術后的一周，他的病情急劇加重，在獲得重癥病房醫(yī)生同意后，通過電話依次向親友們告別。

口述者感悟

兩天后，他去世了。剛剛60歲的老同學，從跟我“預訂”單人病房到去世，也就是半個月的時間。他本來有希望再活上一年，但“移植”的選擇使他過早地離開了我們，拋下孺婦稚子，匆匆離去，實在令人唏噓。

但是，他的這個電話使我頓感釋然——老同學希望在完全知情，而不是閃爍其詞的情況下，真正獨立地為自己的命運做出決定，正是“我的死亡我做主”。他的哲學是，活著就要有意義，死也要死得痛快，“寧愿燃燼，也不愿銹蝕”。這是他的風格，獨立、灑脫、男子漢，絕不拖泥帶水，一輩子都是這樣，直至離開這個世界。

事后，我從其他同學那了解到，他選擇做移植時的心情是復雜的：有幾分僥幸心理，希望自己成為奇跡的主角和創(chuàng)造者；還有幾分無奈，畢竟當代醫(yī)學的發(fā)展還不盡如人意，沒有更多的有效治療手段和選擇；甚至還有幾分豪邁——風流倜儻一輩子，他可不愿意經受癌癥百般折磨，熬成個“惡病質”，給人們留下一個瘦骨嶙峋的最后形象。當然，作為醫(yī)生，他也心懷著一種獻身醫(yī)學的高尚——如果移植失敗了，就算做了一份貢獻。

手術前他辦了三件事：一、公證了遺囑；二、陪六歲的小兒子玩了兩天，告訴兒子爸爸要離開他很長時間，好好聽媽媽的話；三、照了相，俊朗陽光帥氣，是他遺留給人間最真摯的笑容。

幾分沖動，幾分懵懂，幾分不舍，可能還有作為醫(yī)生獻身事業(yè)的豪邁，促成了他最后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