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重證據的升級改造與國學建設的當代價值

作者：李永平¹

（1，陜西師范大學，陜西西安，710062）

摘要：國學學科建設以解決問題為導向，這將帶給我們觀念的改變和方法的升級：破除學科建構的束縛，進入無學科、后學科階段，研究方法上升級目前占主流的二重證據為四重證據乃至N重全息證據。學術管理和學位授予可以有學科分類目錄，學術的深入探討沒有具體學科阻隔，如果有，就是行政管理造成的精神心理上的區(qū)隔對學術研究的潛意識擾動。當今的國學應該是“天下”之學，其意義和價值就在于整合、跨域和交叉。國學學科建設的當代價值在某種程度上就是把國學變成“中國學”。在學位授予上，糾正過多過細的學科分類，跨學科整合，打破現(xiàn)代學術分類給學術研究帶來的學科壁壘，形成中國的元學科研究態(tài)勢。所以建議人文學科的最高學位博士學位授予應該更改為國學博士，即GuoXue.D。

關鍵詞：國學；N重全息證據；中國學

國學是晚清近代以來西學東漸激蕩中民族國家意識自覺的產物。由于歷史語境的不同，第一次“國學熱”背負著民族文化救贖的歷史重任，其學理性和學術性不是首要問題。當下國學的復興還承擔著社會道德救贖的歷史使命。所以，其第一要務是傳統(tǒng)文化典籍的教育普及，這從近年來舉辦的幾次有關國學研討會的議題就可以看出來。“國學熱”本身并不必然等同于國學研究熱。本文主要致力于思考當下國學建設給學科建設、學術研究可能帶來的觀念改變和方法升級。

一、以解決問題為導向，升級學術研究觀念

第一次“國學熱”時，從事國學研究的大師們大都有跨學科的背景。郭沫若、聞一多、傅斯年、陳寅恪、胡適等都有留學經歷，親身濡染于西方新興的考古學、人類學、比較文學等學科。聞一多把古籍材料與田野調查成果相結合，對高唐神女、姜嫄履大人跡神話、人首蛇身神、伏羲女媧配偶婚神話等做了考證與闡發(fā)。通過考古、田野調查、語義鉤沉、古籍破譯等具體方法，盡可能地還原歷史上曾經有過的原生態(tài)生活。如今的學科細分致使交叉綜合之學“國學”痛失跨學科的學術視野和多重證據的學科觀念。

近代，王國維認為“古來新學問起，大都由于新發(fā)現(xiàn)”，自漢代以來孔壁中經書、汲冢竹書、趙宋古器，相應地帶來了古今文之學、年代之學以及古器物古文字的三次學術發(fā)展。他在清華大學開講“古史新證”，首提“二重證據法”理念，號召學人用“地下的材料”即甲骨文來印證“紙上的材料”，“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材料相互參證”。其成果《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與《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續(xù)考》，對古史學界產生巨大影響。⁽¹⁾王暉教授把出土的殷墟卜辭與傳世文獻參照考證，還原了遠古以來存在的文化大傳統(tǒng)：“商紂俎醢諸侯絕非商紂個人的劣跡敗行，而是一種文化傳統(tǒng)及禮俗觀念的反映?！薄爸芪渫蹩松讨?，就襲用過殷禮，以人為牲祭祀先王百神?！?sup>(2)這個研究成果和弗雷澤、布魯斯·林肯等人類學家關于獻祭的研究成果可互相印證。師從法國著名人類學家馬塞爾·莫斯和漢學家葛蘭言的民族學家凌純聲，著有兩篇用跨學科的人類學方法研究《楚辭》的論文：《銅鼓圖文與楚辭九歌》⁽³⁾和《國殤禮魂與馘酋祭梟》。⁽⁴⁾顧頡剛、饒宗頤、楊向奎、孫作云等都分別嘗試使用跨學科的第三重證據進行學術探索。顧頡剛在其《史林雜識》《浪口村隨筆》等西北實地田野考察研究成果中，顯示出對新證據的使用。余英時認為這兩個筆記式的著作代表顧氏個人學術生涯中的重要轉型，即“從勇猛的‘疑古’轉而為審慎的‘釋古’了”。⁽⁵⁾

今天看來，就算是三重證據的研究方法，局限也越來越多，解決不了的問題堆積成山。在“學術的國家化”和“知識的全球化”的今天，國學的特點決定了國學研究的當務之急是倡導學術研究貫穿跨學科視野和多重證據的研究方法，升級學術研究觀念。

由于材料的收集和處理往往涉及不同學科（跨學科）的交叉互證和闡釋，沒有觀念的更新和方法的突破，無意識不用或有意識不敢用多重證據材料，只在一個學科收集處理材料，在學科本位內部論證“學術問題”，一是不能發(fā)現(xiàn)新問題，二是對許多問題解決不到位，三是容易流于虛空推斷和蹈空闡發(fā)。胡適在《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中針對晚清三百年古學研究的遺憾斷言“研究范圍太窄”，“大家的眼光與心力注射的焦點，究竟只在儒家的幾部經書”，“太注重功力而忽視了理解”，所以“這三百年之中，幾乎只有經師，而無思想家；只有校史者，而無史家；只有校注，而無著作”。“近日學者風氣，征實太多，發(fā)揮太少，有如蠶食葉而不能抽絲。”⁽⁶⁾不進行跨出學科搜集使用材料，囿于學科規(guī)制，在今天的學術評價體系中，發(fā)文章、出書、拿課題“有圈子”，甚至還是優(yōu)勢。但是，使用多學科的材料，三兩句就能說清楚的問題，如果局限于學科本位，繞來繞去，很像踢足球，帶球滿場“轉悠”，令人眼花繚亂，卻不見臨門酣暢淋漓地一腳踹。正像胡適評舊學研究的缺憾時指出的：“他們只向那幾部儒書里兜圈子；兜來兜去，始終脫不了一個‘陋’字！打破這個‘陋’字，沒有別的法子，只有旁搜博采，多尋參考比較的材料?！?sup>(7)

二、從四重證據到N重全息證據，升級改造國學研究方法

章太炎、劉師培等主張國粹，把國學的研究范圍和研究方法嚴格限定，今天國學如果依然局限于經學、儒學，不僅價值有限而且沒有出路。滿學、蒙古學、藏學、彝學、西夏學等也應該屬于國學。國學要推陳出新，注入新生機，升華新境界，思考“內圣”之后如何“外王”，如何培養(yǎng)知行合一的現(xiàn)代人的問題。

從觀念的革新和方法的升級來講，“國學”研究范圍的擴展和方法升級有先天優(yōu)勢。由于中國文化“全息式”分散滲透到文化典籍和社會生活之中：無論是楊慶堃的中國宗教的“彌散性分布”，⁽⁸⁾還是張光直的中國文明的“連續(xù)性”⁽⁹⁾存有，其中都包含了中國文化連續(xù)性和全息性的特點。形象地說，就像金圣嘆評價《水滸傳》那樣：“驟看之，有如無物，及至細尋，其中便有一條線索，拽之通體俱動?！?sup>(10)概括地說，在中華文明系統(tǒng)內部，信仰儀式—政治經濟與社會結構治理相互關聯(lián)，形成網狀分布，全息存在管窺錐指，盤根錯節(jié)，相互扶持。空間上全息式呈現(xiàn)，時間上連續(xù)性布排。杜維明用“存有的連續(xù)性、整體性和動力性”，“在宇宙之中，任何一對事物之間永遠可以找到連鎖關系”給予描述。⁽¹¹⁾這就是說，如果我們從一點出發(fā)，沿波討源，必然打破學科劃分，進入“整體知覺場”，必然動用全息式證據網，這樣方能回溯到文化“大傳統(tǒng)”的深遠一端。

從證據搜尋角度說，需要發(fā)掘那些被遮蔽的、扭曲的，曾經發(fā)揮過重大歷史意義的“表述”，找到進入前文字的方法，揭橥事件被敘述、呈現(xiàn)和建構的“思想史”，回溯斷裂的歷史信息。當代文學人類學研究升級三重證據理論為四重證據理論，其中對四重證據材料的處理，已經跨越文字文本，在文化文本觀念上橫斷于不同學科之間。南宋法醫(yī)學鼻祖宋慈所判的親子鑒定案件，依靠“檢滴骨親法”，對事實的把握只能靠“信仰”來完成。今天DNA親子鑒定技術，利用法醫(yī)學、生物學和遺傳學的理論和技術，從子代和親代的形態(tài)構造或生理機能方面的相似特點，分析遺傳特征，判斷父母與子女之間是否是親生關系，使得這類案件能最大限度地回歸事實判斷。基于這一自然科學演化發(fā)展來推理，筆者認為：只要方法足夠科學，證據足夠豐富，時間足夠充分，我們就可以“全息化”的逆向捕捉并破解文化事項，對包括案發(fā)現(xiàn)場空氣中的微粒和各種氣味等在內的全息編碼信息一網打盡，“重回案發(fā)現(xiàn)場”，像回放現(xiàn)場“影像”一樣進行過程還原。

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認為“史學為綜合貫通之學”，“必須不斷而廣泛地從其他學科中吸取養(yǎng)料”，特別是人類學和社會學。⁽¹²⁾越來越多的學者認識到，解決問題不能局限于任何一個學科，人類文化的多樣性與復雜性需要多學科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闡釋。當代新史學內部的史料觀和證據法拓展，其實質已不再是歷史學本身的變革，它暗含著以史學為中軸的學術轉型。雖然史學研究的重心已經轉向歷史事實如何被敘述、想象和建構的問題，但無論轉向敘事史、心態(tài)史，還是記憶史，史學研究的內核依然遵照蘭克學派的實證主義原則—用證據說話，執(zhí)著探求確定性，并與清代考據學“實事求是，無征不信，廣義互參，追根溯源”的治史精神相溝通。筆者認為，在這種背景中，當今的國學建設要跳出國學概念之爭，擺脫學科桎梏，借鏡人類學研究方法，從破學科、后學科、無學科的觀念出發(fā)，嘗試將研究的“四重證據”擴展為N重全息證據，這對開拓知識視野，引領學術國家化時代的話語權，提升民族文化傳統(tǒng)的闡釋空間和釋放文化投射力至關重要。

N重全息證據跨文化、跨學科的間性視野，特別重視分析證據材料：從材料的學科分布上看，跨越了文學、史學、哲學、音韻訓詁學、民俗學、民族學、神話學、人類學、考古學、圖像學、自然科學新技術等當今大多數(shù)人文學科和自然學科；從材料的媒介形式看，無論是文字、口傳、圖像、音頻、儀式和實物等都可能進入學術研究的視野；從材料的來源看，傳世文獻（檔案）、考古資料和民間活態(tài)文化等都可能是學術研究關注的對象；在材料的時空關系上，中外古今等都可以被納入考察的范圍之內，人類文化的邊界就是N重證據法獲取材料的邊界。⁽¹³⁾

求證活動必須從人類的表述手段入手。迄今為止，人類文化表述的基本手段有行為、聲音、實物、圖像、語言符號等。表述方式的演變一方面是向著減少信息損耗的穩(wěn)定、抽象的方向發(fā)展；另一方面是向著更加生動、形象、動態(tài)的綜合方向發(fā)展。仔細剖析，我們發(fā)現(xiàn)，目前的證據理論從學科上講，還是建立在人文社科方法和自然科學技術割裂的潛意識上的，從認知媒介看，都是建立在西式的視覺表象認知模式上的，是視知覺“路徑依賴”和“媒介偏倚”的產物。簡單地說，就是重視視覺（文字）表述媒介，輕視口頭表述媒介。在中國文化傳統(tǒng)中，靈感、直覺、視覺、聽覺、嗅覺、味覺、觸覺等表述傳統(tǒng)豐富多樣。媒介技術學派巨擘麥克盧漢認為使用象形文字的中國人避免了“感覺和功能的分離”，“在文化知覺和表達的廣度和精巧方面優(yōu)越得多”，中國人是“聽覺人”：

中國文化精致，感知敏銳的程度，西方文化始終無法比擬，但中國畢竟是部落社會，是聽覺人……相對于口語聽覺社會的過度敏感，大多數(shù)文明人的感覺顯然都很遲鈍冥頑，因為視覺完全不若聽覺精細。⁽¹⁴⁾

《西游記》第58回六耳獼猴所化的假悟空與真孫悟空從天宮鬧到地府，十殿陰君也被致盲，一籌莫展，生動傳神地隱喻了中國經驗的巨大魅力。地藏王菩薩請出經案下的靈獸“諦聽”伏地聆聽：“他若伏在地下，一霎時，將四大部洲山川社稷，洞天福地之間，蠃蟲、鱗蟲、毛蟲、羽蟲、昆蟲、天仙、地仙、神仙、人仙、鬼仙可以照鑒善惡，察聽賢愚?！表汈еg便“聽”出了假悟空的本象。如來最后指出：假悟空乃“善聆音，能察理”的六耳獼猴所化。⁽¹⁵⁾這一書寫告訴我們：超越諸根遙感能力的六耳獼猴同樣是善于迷惑他人視覺的孫悟空的強硬對手。以“六耳”為名，意在突出強調其“諦聽”遙感力的超強配備。德國小說《香水：一個謀殺犯的故事》的主角洛雷諾耶憑著罕見的敏銳嗅覺記憶，幫助雇主分析合成了當時最好的香水“阿摩耳與普緒喀”，在此基礎上，改良升級為攝人心魄的香水“那不勒斯之夜”。⁽¹⁶⁾中國文化中還有以“鏡聽”方式見微知著，獲得超常預測力的民俗文化傳統(tǒng)。

象形文字同樣包含了“整體直覺”的中國思維模式。麥克盧漢認為象形字的“整體直覺”與意識的“整體知覺場”相表里，“在意識的任何時刻都存在著整體知覺場”。⁽¹⁷⁾筆者認為，在破解文化事項上，隨著觀念的進步和材料媒介解析能力的日益精進，譬如自然科學的分子遺傳學方法、加速器質譜法、熱釋光測年法、電子自旋共振測年法、古天文歷法等等，⁽¹⁸⁾最終所有多層次的探求會整合為全息證據。人類理性邏輯推演的最豐富的智力深度階段更近乎瞬間直覺。在大數(shù)據時代，具有神經網絡和深度學習能力的超級人工智能阿爾法圍棋（AlphaGo）和DeepMind，他們每秒處理500G以上的海量數(shù)據，可以針對任何問題，自動將非結構化信息轉換為可使用的知識，給出元解決方案（meta-solution）。據此推斷，隨著人類認識層次的提升和求證能力的提高，和文化文本的“N級編碼”相對應，完全存在超越視聽經驗之上的全息式互釋互證的網狀證據收集，通過N重全息證據的解碼推演，對現(xiàn)象學意義上“事實”過程有快速實現(xiàn)動態(tài)的“三維全景重建”的可能。

三、從元學科出發(fā)，收集全息證據與國學學科的當代價值

當今急需從理論和技術兩個層次上解決中國問題的國學學科。先秦儒家的社會思想是“天下”觀念，若用今天的話說，是一種全球視野。國學建設要借鏡人類學的視野，實現(xiàn)跨學科、跨族群、跨時空、跨文化的整合。國學研究應該是整合學科，促進科研水平，解決實際問題的學術研究。當代的學科分類僅僅是近代大學教育誕生以來的工具性分類，并非如人類學家道格拉斯《潔凈與危險》那樣，是建構社會的秩序式的內在分類體系。這種工具性的學科劃分，今天看來不利于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打破學科分類的知識壁壘，直奔元學科，才能真正改善認知模式。

長期以來，在國學觀念更新上鍥而不舍，探索文獻材料與田野考察相結合的理論與實踐，一些碩果累累的著名教授，他們的研究成果給個別學者的印象是：一會兒討論《論語》，一會兒研究哲學，一會兒鉆研考古，一會兒思考民俗，一會兒又是神話、少數(shù)民族文學。筆者認為，這種認識恰恰是學術管理學科割裂造成的學科本位潛意識的真實表露，是“癥候性話語”。這種癥候性話語潛在的心理成因告訴我們，不能有效地打破學科壁壘，會帶來潛意識“自我局限”和“他者設限”。

打通現(xiàn)代學科分類意識給國學研究的割裂是文學人類學一以貫之的追求。他摒棄“鐵路警察各管一邊”的傳統(tǒng)格局，要知道“火車從哪兒來？到哪兒去？”“一方面需要透過本土話語去獲得人類學家所說的‘地方特有的知識’；另一方面也需要把此種‘地方特有的知識’放置到人類知識的整體框架中加以定位和評價?！?sup>(19)三十余年來，以饒宗頤、錢鍾書、蕭兵、葉舒憲等為代表的一批學者孜孜不倦地分別穿行在文史哲、人類學、神話學、考古學、甲骨學、簡帛學、中西交通等不同學科領域，堅信重大學術問題的解決方略和重要認識領域，往往隱藏在這些邊緣性的交叉地帶。錢鍾書先生生前多次強調學科交叉匯通的重要性。據趙一凡教授回憶，錢先生生前，說得最多的話就是“打通”“打通拈出新意”。先生是從比較角度談學術、學科的交叉整合，并形象地稱之為“混紡出新”。“在他看來，文本、文化和文明，都是一再翻新的紡織品，因而也都需要混紡交織，才能不斷生出新意，達至美輪美奐?！痹趪H上交叉學科、跨學科、后學科的研究成果已經蔚為大觀的今天，還固守學科本位、“學科相輕”，實在缺乏費孝通生前講的“各美其美，人美其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的境界和氣魄。

雖然存在“人類生命和智力的嚴峻局限”“主觀上得意的事，客觀上的不得已”的原因，個人不能完全打通所有學科，但這種觀念要進入我們的潛意識。有了對文字以前大傳統(tǒng)和文字文獻小傳統(tǒng)編碼的打通，有了N級編碼理論和多重證據的觀念和方法，會發(fā)現(xiàn)許多問題，哪兒有問題哪兒就是研究的對象。一切所謂的“學科”，實際上是為了研究方便依據不同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劃分，并非相互獨立、互不關聯(lián)的獨立領域。目前，學術管理和學位授予可以有學科分類目錄，學術的深入探討沒有具體學科阻隔；如果有，就是行政管理建制造成的精神心理上的區(qū)隔對學術思考潛意識的擾動。

“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當代國學建設就是要突破長期以來困擾我們的研究對象、范圍、方法、觀念的瓶頸，繞過西方的、東方的，古代的、今天的，人文的、自然的等狹隘觀念，回避所謂的宏大敘事等概念拘牽，回到問題本身，從深入思考和解決具體問題這個綱目出發(fā)，綱舉目張，才能直奔鵠的。一百年前的舊船票，登不上今天的航海巨輪?！靶B生商”中的“玄鳥”已經不是鄭玄那個時代的“燕子”。面對新世紀中國軟實力建設和學術研究的國際挑戰(zhàn)，是該回歸國學—“中國學”真面目的時候了。

中國思想的核心是“天人合一”觀念，它引譬聯(lián)類的關聯(lián)性思維和國學學科的元學科觀念，文化大、小傳統(tǒng)的N級編碼與N重全息證據的追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是統(tǒng)一的。國學經史（天）子集（人）的宏觀劃分，是宇宙與人兩方面的全息統(tǒng)一。我們當今的國學應該是為“天下”立心之學，是整合方法、建立中國話語體系之學。不應該端著金飯碗，卻在西方話語體系里乞憐，論爭該不該設立國學“一級學科”這樣的問題。學科分類是為了治學，但治學不是為了學科，更不是鞏固分科，而是為了更好地解決問題。相對于問題，相對于研究對象，學科的存在本來只具有工具的意義?？梢哉f，當前的學科設置和學科建設聯(lián)手強化了學科自身的存在，導致了對問題研究的割裂，乃至對問題研究的回避。其間的要害是：我們究竟是應該以問題為平臺整合學科，還是以學科為平臺切割問題？毫無疑問應該是前者。國學是超越學科觀念的“元學科”，其意義和價值就在于整合、跨越和交叉（見圖1）。

圖1　國學

西方學術是孕育在宗教神學體系下的，自然科學甚至也萌蘗于神學的土壤。所以西方學術研究的頂層設計有自己的文化傳統(tǒng)—宗教神學，社會科學中的“科學”二字，不是工具真理，而是文化，是西方文化傳統(tǒng)的近代延伸，大學教育貫穿這一至上理念，頒發(fā)的最高學位博士學位是Ph.D。這使得西方的學術研究，匯通了學科，解放了觀念，消除了精神束縛，凝聚了文化認同，這也是西方學術研究的重要邏輯起點。中國學術包括自然科學同樣有“仰望星空”的精神傳統(tǒng)，學術研究的核心路徑—“格物致知”，語源于“格于上下”“格于皇天”的宗教神話空間。如今我們的學科分類按照蘇聯(lián)模式，分為理、工、醫(yī)、農、文、法、教育、經濟學、哲學、歷史學、管理學、藝術學等13個學科門類，這種工具性的分類，本身與西方的文明等級互為支撐，是西方世界秩序的同謀。同時它遮蔽了神學宗教的神圣精神內涵，割斷了極具超越性的文化傳統(tǒng)與價值追求，使學術研究的“工具理性”進一步強化，妨礙了高層次人才（博士）進行跨學科探索和證據搜集的主觀努力，也完全背離了解決問題銳意窮搜的方法特點。

更為重要的是，國學思維背后貫穿的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內部的文化記憶和價值認同，這種文化記憶是民族認同的情感基礎。國學元學科的確立，要在全球史視野中展開話語實踐，讓中華民族找到一種認同和凝聚的價值紐帶，對進一步加快民族文化自覺，推進兩岸三地中華民族認同，形成中國表述，“精心構筑對外話語體系，創(chuàng)新對外話語表達”⁽²⁰⁾至關重要。從這個意義上出發(fā)，國學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最終目的以突破觀念屏障，在人格養(yǎng)成中以培養(yǎng)探索興趣和進取精神為第一要務。學者搜尋既能解釋中國本土經驗，又能與世界文明交流、對話的理論框架的實踐，和當代學術研究以創(chuàng)新為契機，帶動國家綜合國力大幅躍升的目標整體上是統(tǒng)一的。

綜上所述，從歷史和現(xiàn)實出發(fā)，我們的高等教育學術研究的最高學位應該突破學科觀念，授予人文社科博士“國學博士”（GuoXue.D）學位，這也是新國學建設的當代價值和意義。

(1)　陳寅恪. 王靜安先生遺書序[M]//金明館叢稿二編. 北京：三聯(lián)書店，2001：247.

(2)　王暉. 商紂俎醢侯伯新證[J]. 史學月刊. 2004（2）：14—18. 這個結論與周人的“天命靡常，惟德是輔”理念及對商紂殘暴成性、喪失天命的指責結合起來，從另一個角度也印證了新歷史主義把歷史事實和歷史表述區(qū)分開來的價值和意義。在沒有監(jiān)督的情況下，權力掌控歷史敘述的愿望無比強烈，套用一句拗口的話就是，“誰控制了過去，就等于控制了未來；誰控制著現(xiàn)在，就等于控制了過去?！保▎讨巍W威爾. 一九八四[M]. 董樂山，譯. 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9）。

(3)　凌純聲. 銅鼓圖文與楚辭九歌[J]. “國立中央研究院”院刊. 1954（1）：403—417.

(4)　凌純聲. 國殤禮魂與馘酋祭梟[J]. 民族學研究所集刊. 1960（9）：411—4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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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適.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M]//歐陽哲生. 胡適文集：第3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7)　胡適. 國學季刊發(fā)刊宣言[M]//歐陽哲生. 胡適文集：第3卷. 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9.

(8)　楊慶堃. 中國社會中的宗教：宗教的現(xiàn)代社會功能與其歷史因素之研究[M]. 范麗珠，等，譯.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9)　張光直. 美術、神話與祭祀[M].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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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余英時. 中國史學的現(xiàn)階段：反省與展望[M]//文史傳統(tǒng)與文化重建.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04：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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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馬歇爾·麥克盧漢. 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 何道寬，譯.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0：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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