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娥冤》評價中的幾個問題

《竇娥冤》是關(guān)漢卿的代表作，也是元雜劇的代表作。幾百年來它曾以各種戲曲形式在舞臺上不斷演出，表現(xiàn)了旺盛的生命力。近年來，報刊上發(fā)表過不少研究《竇娥冤》的文章，我也想談一點粗淺的意見。

一

《竇娥冤》是一部具有深刻社會意義的作品。它真實地反映了封建社會特別是元朝政治黑暗、官府腐敗、強梁橫行、良善受欺的社會現(xiàn)實，也表現(xiàn)了人民不甘心受壓迫、敢于斗爭、至死不屈的反抗精神。

關(guān)漢卿生活的元代是一個民族壓迫與階級壓迫都極為殘酷的黑暗時代。蒙古貴族掌握最高統(tǒng)治權(quán)，規(guī)定由蒙古人或色目人擔任高級行政官吏，總攬各級地方政權(quán)。他們可以為所欲為，隨意奸淫劫掠。漢族人民備受壓迫欺凌。不過，漢族地主由于在階級的利益上與蒙古貴族有一致性，因而受到了保護，有些漢族地主甚至“無印節(jié)而有官府之權(quán)，恣縱妄為，靡所不至”。（《元典章》57《刑部》19）這樣的統(tǒng)治機構(gòu)及社會制度決定了這是一個強權(quán)當?shù)?、公理不伸、秩序混亂、暗無天日的社會。

《竇娥冤》中的賽盧醫(yī)行醫(yī)，“死的醫(yī)不活，活的醫(yī)死了”，“也不知道醫(yī)死多少人”，但他從未因怕人告發(fā)而關(guān)一日店門，也因此把人命看得如“壁上灰塵”，竟敢因還不起債而企圖勒死蔡婆；潑皮、無賴張驢兒父子在光天化日之下撞入寡婦家門，強迫寡婦改嫁而無人過問；楚州太守姚杌貪財受賄，使殺人犯張驢兒逍遙法外，無辜的竇娥受刑屈死，就是這樣一個見錢眼開、草菅人命的姚杌后來卻升任了姚州守……這些情節(jié)都是當時現(xiàn)實社會的真實寫照。元代政治極其黑暗、腐敗，“官吏每無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難言”，這不僅造成了竇娥的冤獄，而且也培育、保護了像張驢兒這樣的潑皮、無賴。雖然劇中的主要反面人物是張驢兒，而作者的矛頭是指向官府的，指向那個腐敗的統(tǒng)治機構(gòu)的。像張驢兒這樣橫行無忌的惡棍，或是像姚杌這樣貪贓枉法的官吏都是那個社會的必然產(chǎn)物，作者寫出他們的橫行不法，便深刻揭露了那個社會的罪惡。

作品的成就不僅在于揭露了封建社會的罪惡，更重要的是在于它表現(xiàn)了人民的反抗精神。元代統(tǒng)治者對廣大人民進行殘酷的經(jīng)濟剝削和政治壓迫，遭到被壓迫人民堅決的反抗。特別是漢族人民，酷刑殘殺從未使他們屈服過，他們進行了長期的反抗斗爭，人民起義連續(xù)不斷，并且規(guī)模愈來愈大。關(guān)漢卿對于農(nóng)民起義運動是反對的，這從他的劇作《哭存孝》《五侯宴》中可以看出；但是，對于人民群眾中所表現(xiàn)出來的對惡勢力的不滿情緒和反抗精神卻是同情與支持的?！陡]娥冤》就是通過竇娥這一形象，歌頌了人民群眾對惡勢力的反抗精神。

一個無依無靠的寡婦，能夠不畏強暴，任憑張驢兒百般恐嚇，堅決不答應(yīng)改嫁給他。張驢兒誣告她殺了公公，在衙門里雖遭到毒打，“一杖下，一道血，一層皮”，“打得肉都飛、血淋漓”，“才蘇醒，又昏迷”，也堅決不招。赴刑場時，她敢于咒罵在當時人們思想上神圣不可侵犯的天地鬼神。她諷刺天地“做得過怕硬欺軟，卻原來也這般順水推船”；她怨憤地喊出“地也，你不分好歹何為地？天也，你錯勘賢愚枉為天！”關(guān)漢卿能寫出這樣一個人物，特別是對她的反抗性能寫得如此的強烈、潑辣，這絕不是偶然的。如果沒有當時廣大受壓迫人民對統(tǒng)治階級的反抗，如果沒有作者與下層人民的接觸和了解，關(guān)漢卿是不可能寫出這個人物來的。

在人民毫無言論自由的蒙古貴族統(tǒng)治時期，關(guān)漢卿能夠這樣深刻地直接地揭露社會的黑暗，特別是敢于塑造這樣一個具有反抗性格的女性形象，歌頌人民的反抗精神，這正是關(guān)漢卿的偉大之處，也是《竇娥冤》的主要成就。

二

偉大的作品不等于完美無缺。一切優(yōu)秀的古代文化遺產(chǎn)都必然受著時代和階級的局限?！陡]娥冤》當然也不能例外。但有的研究工作者只談《竇娥冤》的偉大之處，對于其局限性則視而不見。

對于竇娥的形象，有的研究工作者說：竇娥“是一個非常令人同情、可敬、可愛的、具有完美性格的悲劇典型形象”。認為竇娥舍身救婆婆的行為表現(xiàn)了她具有“高貴的品德”“高尚的感情”，她的“善良和純潔，由于與濁惡的環(huán)境對比，竟發(fā)出十分圣潔的光輝”。

誠然，竇娥的不幸遭遇確實值得人們同情，她不屈不撓反抗惡勢力的性格是有可貴之處的。但若說竇娥的性格是“完美的”“圣潔的”，舍身救婆婆的行為是“高貴的”“高尚的”，則不盡恰當。因為在竇娥的性格中還有著恪盡孝道、崇尚貞節(jié)，遵守封建規(guī)范的一面。這一面與她的反抗性一樣貫穿全劇始終，從她的語言與行動中，處處表現(xiàn)出來。

竇娥于第一折出場時，丈夫亡故已近三年。對于寡居的生活，她感到凄苦，“滿腹閑愁，數(shù)年禁受，天知否？天若是知我情由，怕不待和天瘦”。但是，封建道德觀念使她不能也不愿去追求自己所渴望的愛情生活。她只能感嘆自己的不幸，只能認為這種不幸是“前世里燒香不到頭”而招來的“禍尤”，她所應(yīng)該做的，也只能是一心侍奉婆婆，為丈夫守孝。她發(fā)下誓愿：“我將這婆侍養(yǎng)，我將這服孝守，我言辭須應(yīng)口?！币院蟮氖聦嵰沧C實了她的這一決心。

竇娥堅決不隨順張驢兒，固然表現(xiàn)了她不屈從于惡勢力的反抗性，但同時，我們也應(yīng)該看到：她之不從，她之反抗，是從貞節(jié)觀念出發(fā)的。在她婆婆勸她改嫁時，在衙門里申訴以及鬼魂向竇天章告狀時，她多次說明自己不愿改嫁的原因是：“小婦人原是有丈夫的，服孝未滿，堅執(zhí)不從”，“好馬不鞴雙鞍，烈女不更二丈”，“我不肯辱祖上”。

竇娥得知蔡婆答應(yīng)改嫁給張驢兒的父親后，對蔡婆百般嘲諷，表現(xiàn)了對婆母的不敬。但是，我們應(yīng)該看到這一行為的實質(zhì)，那就是：竇娥這樣做的目的是為了維持貞節(jié)，奉行孝道。竇娥嘲諷婆母把“舊恩忘卻”“沒的貞心兒自首”，勸阻婆母不要改嫁，是為了不陷婆母于不貞，從而避免被人“笑破口”?？鬃釉诮忉屝⑿袝r曾說：君父不義，“則子不可以不爭于父，臣不可以不爭于君”；否則，“又焉得為孝乎？”（《孝經(jīng)·諫諍章》）竇娥能與婆母力爭，正是十分的孝行，只不過她未能“怡色柔聲以諫”而已。

在以后的幾折中，竇娥的孝行更為突出。在衙門，雖經(jīng)百般拷打，堅決不招，但一聽說要打婆婆，便忙阻攔，為了救婆婆免于受刑，她情愿蒙冤畫押，屈招藥死公公，被昏官判斬；在赴刑場的路上，為了不讓婆婆看見了傷心，要求走后街不走前街。有人曾因這兩件事而認為竇娥具有“舍己為人”的“高貴品德”。誠然，從這兩件事看，竇娥確乎是“舍己為人”的，但我們應(yīng)該分析她為什么舍己，為的是什么人？通觀全劇，我們看到：她除了為婆婆外，并不關(guān)心其他的人。她能夠舍己為婆婆，這一點除了說明她的孝順之心外，還能說明什么別的呢？確實，竇娥對于婆婆是永不忘懷的，就是在她身死之后，她的鬼魂也不忘懇求父親把婆婆收恤家中，以盡“養(yǎng)生送死之禮”。難怪她父親也不禁要贊她為“好孝順的兒也”了！

我們知道，關(guān)漢卿創(chuàng)作《竇娥冤》是受了漢代《東海孝婦》故事的影響。竇娥死后，血飛白練、楚州亢旱三年的情節(jié)即與《東海孝婦》的故事相似。竇娥在刑前許愿之時曾唱道：“做什么三年不見甘霖降，也只為東海曾經(jīng)孝婦冤。如今輪到你山陰縣……”竇天章在第四折中也兩次說到東海孝婦。顯然，關(guān)漢卿也是有意要把竇娥寫成一個孝婦的。

從以上分析看來，應(yīng)該說，竇娥是一個恪守封建禮教的孝女節(jié)婦。這與前面所分析的，她是一個敢于反抗的女性，有沒有矛盾呢？有矛盾。但是，竇娥正是這樣一個具有矛盾性格的人物。

竇娥具有這種矛盾的性格是合乎人物身份的。她出身于貧寒的讀書人家庭。貧寒的生活使她可能具有民間婦女大膽、潑辣、敢于斗爭的一面；書香之家又使她思想上受到許多封建道德觀念的束縛。她家“三輩無犯法之男，五世無再婚之女”，竇天章在夢中與闊別多年的女兒相見，也不忘對她進行三從四德的教育，這也就決定了在竇娥的思想中有著強烈的孝義貞節(jié)觀念。

關(guān)漢卿真實地塑造了這一人物形象。對于竇娥的反抗性格，他熱情歌頌；對于竇娥的孝行與節(jié)操，他衷心贊美。這種態(tài)度，也是不足為奇的。關(guān)漢卿與下層人民接觸較多，對他們有所了解，也有著較為深厚的感情，因此，在他的作品中贊美了這些人物的可敬可愛之處，反映了他們的愿望與要求。但是，他畢竟生活在13世紀，在那個時代，封建統(tǒng)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tǒng)治思想，他又是一個讀書人，深受孔孟思想的熏陶，這些都決定了他對封建道德的維護，往往在劇作中宣揚、贊美這種思想?！陡]娥冤》以外，在他的其他作品中，也有突出的表現(xiàn)。例如《陳母教子》就進行了奪取功名、榮宗耀祖的說教，《三勘蝴蝶夢》歌頌了賢德的繼母與孝義兼?zhèn)涞膬鹤?，《裴度還帶》《哭存孝》中宣傳了忠孝節(jié)義等封建道德觀念。這些正是關(guān)漢卿受時代、階級的局限之處。

當然，竇娥性格中的這兩個方面絕不是半斤對八兩，反抗性格是她的主要方面，也是作者寫得較成功的一面，這在劇中表現(xiàn)得激昂慷慨，有血有肉。關(guān)于她奉行封建禮教的一面，雖有一兩處寫得比較生動，但總的來看，是概念化的，比起她的反抗行為來大為遜色。雖然這樣，在今天，對于她的后一方面也還是應(yīng)該嚴肅批判，以清除這些封建性的糟粕在讀者中的不良影響。

三

還有的研究者認為《竇娥冤》具有巨大的社會意義，其原因之一是它揭露了高利貸的罪惡。并以蔡婆放高利貸，迫使竇天章把女兒給她做童養(yǎng)媳；賽盧醫(yī)要勒死蔡婆，“是想掙脫高利貸的束縛的絕望的企圖”等理由，進而認為“高利貸罪惡活動與其可怕的后果，像陰影似的，一直在支配著每個人物的命運和故事的發(fā)展”，云云。

在元代，放高利貸是普遍現(xiàn)象。劇本寫蔡婆借20兩銀子給竇天章，一年本利40兩，逼得竇天章不得不把女兒賣給她為媳；賽盧醫(yī)也因還不起債，無奈而至犯罪。這些情節(jié)真實地反映了當時的客觀現(xiàn)實。但是，作者對高利貸罪惡的揭露，是極不深刻的，甚至可以說是軟弱無力的。我們知道，竇娥雖是被高利貸所迫，賣給蔡家當童養(yǎng)媳，但她到蔡家后，被蔡婆視作“自家骨肉一般”，遇事與她有商有量，甚至當蔡婆帶回張驢兒父子時，任竇娥對她百般羞辱也不動氣，只是一味地央求竇娥隨順張驢兒。從這些情節(jié)看來，竇娥在蔡家過得蠻好，不愁吃穿，還有個恰似親母的蔡婆，不足的是丈夫早死，但丈夫的死與高利貸毫無關(guān)系。這又從哪里能看到高利貸的罪惡后果呢？借債人賽盧醫(yī)在劇中是作為一個反面人物出現(xiàn)的，作者沒有把他描寫成一個受迫害者；而高利貸者蔡婆，作者絲毫沒有揭露她殘酷的一面，卻更多地寫了她受欺凌、受迫害的一面。

從作品里，讀者并不能看到“高利貸的罪惡活動及其可怕的后果”，也看不到它“像陰影似的，一直在支配著每個人物的命運和故事的發(fā)展”。因此，把揭露高利貸的罪惡作為這個劇本具有巨大社會意義的論據(jù)，是牽強的，不符合實際的。

四

有人認為第四折中竇娥鬼魂的出現(xiàn)，表現(xiàn)了“她自己在復(fù)仇中起了主要作用”。冤屈的昭雪，“反映了人民的希望”。因此，第四折是一出“萬不可少的”好戲。

人民當然希望竇娥的冤屈能夠昭雪，這一結(jié)局確實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問題是作家指出的是怎樣的一條道路？在這里，作者引導(dǎo)人們把希望寄托在鬼魂和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身上。

劇本寫竇娥冤屈得以昭雪的一個原因是鬼魂出現(xiàn)。她的鬼魂三次翻卷，并向竇天章哭訴冤屈，竇天章復(fù)審此案時，她的冤魂又到公堂折辯，終于使張驢兒伏法。這些對于表現(xiàn)她反抗到底的斗爭精神，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用鬼魂來復(fù)仇，在現(xiàn)實生活中這條路是行不通的，這種寫法也是不應(yīng)肯定的。神鬼迷信是階級社會里剝削階級用來欺騙人民、麻痹人民斗志的工具，它只能引導(dǎo)人們把希望寄托在虛無縹緲的神仙鬼怪身上。作者雖無意于欺騙人民，但作品中寫出鬼魂復(fù)仇，實際上是起了欺騙人民的作用。

劇本寫竇娥冤屈得以昭雪的另一原因是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能夠以人民為念，“圣主”派了一個“廉能清正、節(jié)操堅剛”的竇天章為兩淮提刑肅政廉訪使，“隨處審囚刷卷，體察濫官污吏”，并容先斬后奏。就是這一個高官作主，替竇娥復(fù)了仇。劇本寫他并不是因為竇娥是自己的女兒，出于私情而重理案件。當他不知詳情時，不是曾憤怒地對竇娥說過“到今日被你辱沒祖宗世德，又連累我的清名，你快與我細吐真情，不要虛言支對；若說的有半點差錯，牒發(fā)你城隍祠內(nèi)，著你永世不得人身，發(fā)在陰山永為餓鬼”嗎？可見作者寫他為竇娥雪冤為的是“與天子分憂，為萬民除害”，為了“顯的王家法不使民冤”。作者的這種描寫，在客觀上同樣是起著欺騙人民的作用，使人民以為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是英明的，干壞事的只是那些下級官吏，從而把雪冤的希望寄托在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身上。

關(guān)漢卿在《竇娥冤》中流露出這種神鬼迷信思想及為最高封建統(tǒng)治者歌功頌德也不是偶然的，在他的其他劇作中也多有表現(xiàn)。例如《王閏香夜月四春園》中李慶安因救蒼蠅而得活命，錢大尹靠鬼神才得斷案；《裴度還帶》中裴度積陰德，轉(zhuǎn)死為生。另如《陳母教子》《三勘蝴蝶夢》《玉鏡臺》《五侯宴》等劇中也一再歌頌圣恩浩蕩、賢臣明察，并宣揚神鬼迷信思想。這些都說明了關(guān)漢卿對最高統(tǒng)治者是存有幻想的，并且還有神鬼迷信的宿命論思想，因而在他的作品中就會處處有所表現(xiàn)。

第四折是作者的敗筆，它削弱了《竇娥冤》的思想性，是應(yīng)該嚴加批判的，而不是什么“不可少的”。

由以上的分析看來，《竇娥冤》是瑕瑜并存的，它揭露了封建社會的黑暗與混亂，但又為最高統(tǒng)治者開脫，把責(zé)任歸之于下級官吏的貪贓枉法；它贊揚了竇娥不屈不撓的反抗精神，但又宣揚了孝道與貞節(jié)觀念。當然，從全劇來看，積極的一面是主要的，但是不能因此就放棄對消極一面的批判。有的評論文章說：《竇娥冤》即使“不作絲毫修改，用昆曲或其他戲曲形式搬之于今天的舞臺上，亦會收到良好的戲劇效果”。顯然，這不是對待文化遺產(chǎn)的正確態(tài)度。

（載于《光明日報》1965年9月12日“文學(xué)遺產(chǎn)”52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