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古詩十九首

《古詩十九首》的名稱，是蕭統(tǒng)給的。

梁代昭明太子蕭統(tǒng)（501-531）編《文選》，從許多無名而近于散佚的“古詩”中，選擇了十九首編在一起。從此，原來處于散漫狀態(tài)的“古詩”，就有十九篇被合在一起，并有了一個《古詩十九首》的專名，很快這十九首古詩又從蕭統(tǒng)《文選》所編的詩歌中脫穎而出，成為中國詩歌史上一個獨立的單元，名稱越叫越響，地位越來越高。

詩歌至漢代，開始告別四言和楚語騷體，汲取樂府詩的精粹，艱難緩慢地朝五言的方向邁進。由于漢代主流文學樣式是大賦而不是詩，當時的風氣，從漢武帝到文化人，只欣賞體式恢弘、氣勢開張、語言華麗、能與好大喜功、富足強盛的漢帝國相匹配的時空觀和“勸百諷一”的漢大賦。漢代五言詩在大賦、樂府和四言詩的壓迫下只是很小的一塊，是一股無聲無息的潛流。它一方面要脫去四言和騷體的舊外衣，同時又要擺脫先秦、戰(zhàn)國以來儒家經(jīng)典的糾纏。五言詩最終要成熟起來，重要起來，變成熱點，變成鐘嶸《詩品》中說的人人終朝點綴、晝夜吟詠的新形式，還要再等300年。因此，處于旁流，才秀人微，只能隨寫隨棄，或在三五知己中間傳唱吟詠，等300年過去，詩雖然還在，但時代、作者、具體的篇名，卻大都湮沒不彰了。

關(guān)于《古詩十九首》的作者和產(chǎn)生的時代，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說作者“或稱枚叔（枚乘），其《孤竹》一篇，則傅毅之詞”。說時代“比類而推，兩漢之作”。鐘嶸《詩品》說作者和時代“舊疑是建安中曹（曹植）、王（王粲）所制”。蕭統(tǒng)沒有說時代，對作者疑不能明，統(tǒng)稱“古詩十九首”。徐陵《玉臺新詠》以為作于兩漢，有八首作者是枚乘的雜詩。李善注《文選》說：“蓋不知作者，或云枚乘，疑不能明也?！苯裉煅芯空叨嘁詾槭钱a(chǎn)生于東漢桓、靈之際無名氏作品的說法，亦有可以探討的余地。

在內(nèi)容上，《古詩十九首》寫得最多的是游子和思婦的題材，在游子思婦題材中，呼喊直白而熱烈的相思，反映劇烈動蕩的社會，傾訴下層知識分子的失意、彷徨、痛苦、傷感，以及對人的生死、生存價值作了一系列的思考和質(zhì)疑。

在藝術(shù)上，《古詩十九首》以文溫以麗、意悲而遠的風格，被譽為“一字千金”和“五言冠冕”。這兩種因素合在一起，加上運用的是當時新興的五言詩形式，使《古詩十九首》自《詩經(jīng)》、《楚辭》以來，成為一種新經(jīng)典。由其創(chuàng)造出的新范式和新內(nèi)容，比較重要的是：

抒發(fā)了當時人的生命意識，寫出人對生命的深層思考，反映了世態(tài)炎涼和下層知識分子不遇的種種悲慨。社會的動亂、戰(zhàn)爭的頻仍、國勢的衰微、文士游宦天涯，由此帶來夫妻生離、兄弟死別、友朋契闊，從而使相思亂離成了歌唱的基調(diào)?！豆旁娛攀住分腥说挠X醒、詩的覺醒，是整個建安時期“人的自覺”、“文的自覺”的前奏，是“文的自覺”的啟始階段。

表現(xiàn)了人的典型感情，且以淺語道出。在表達方法和效果上，“真”——袒露式的“真情”，白描式的“真景”，對久違的朋友推心置腹說的“真話”，記載的“真事”，性情中人說性情中語，即所謂“情真、景真、事真、意真，澄至清，發(fā)至情”（陳繹曾《詩譜》），是《十九首》的風格特征。

情真、景真、事真、意真，不僅指對場景、事實作客觀、真切的描寫，更是要求詩人精誠所至，真誠從內(nèi)心流出?！妒攀住分小昂尾徊吒咦悖葥?jù)要路津”、“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蕩子行不歸，空床難獨守”，均是情真、意真的不隔之作。

不迫不露的含蓄蘊藉，不可句摘，亦不必句摘的大氣渾成，以及從《詩經(jīng)》發(fā)展而來重章疊句的復(fù)沓形式。古詩善用疊字，如《青青河畔草》中的“青青”、“郁郁”、“盈盈”、“皎皎”、“娥娥”、“纖纖”，被顧炎武《日知錄》譽為和《詩經(jīng)·衛(wèi)風》“河水洋洋”一樣連用六疊字“亦極自然，下此即無人可繼”。結(jié)構(gòu)上轉(zhuǎn)折自然巧妙，故劉勰《文心雕龍·明詩》篇贊美說：“觀其結(jié)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zhuǎn)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冠冕也?！辩妿V《詩品》把“古詩”放在“上品”第一，評論說：“其源出于《國風》，陸機所擬十二首，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

《古詩十九首》對后世的五言詩影響十分巨大。胡應(yīng)麟《詩藪》舉曹植學《古詩十九首》為例說：“‘人生不滿百，戚戚少歡娛’，即‘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也；‘飛觀百余尺，臨牖御靈軒’，即‘兩宮遙相望，雙闕百余尺’也；‘借問嘆者誰？云是蕩子妻’，即‘昔為娼家女，今為蕩子婦’也；‘愿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即‘思為雙飛燕，銜泥巢君屋’也。子建詩學《十九首》，此類不一，而漢詩自然，魏詩造作，優(yōu)劣俱見?！彼螤巍堵谜f詩》曰：“阮嗣宗《詠懷》、陳子昂《感遇》、李太白《古風》、韋蘇州《擬古》，皆得《十九首》遺意。”

作為中國五言詩的伐山，《古詩十九首》上承《詩經(jīng)》、《楚辭》，下開建安、六朝，連接從先秦至唐宋詩歌史的主軸，啟迪建安詩歌新途，確立建安詩歌新的形式美學。從此，“居文詞之要，是眾作之有滋味者”，“指事造形，窮情寫物，最為詳切”的五言詩，就逐步取代“每苦文繁意少，故世罕習焉”的四言詩，成為中國詩歌的主流形式。

樹立五言詩的新典范——這就是《古詩十九首》在中國詩學史上的重要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