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親母親

我的父親湯用彤

我父親湯用彤先生生前最喜歡用他那湖北鄉(xiāng)音吟誦《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庾信的《哀江南賦》。我記得我的祖母曾經(jīng)對我說，我祖父湯霖就最喜歡吟誦《哀江南》和《哀江南賦》。我祖父是光緒十六年的進士，于光緒二十年在甘肅任職知縣，我父親就生在甘肅。據(jù)我祖母說，我父親小時候很少說話，祖父母都以為他不大聰明?？墒牵诟赣H三歲多時，有一天他一個人坐在門檻上，從頭到尾學著我祖父的腔調(diào)吟誦著《哀江南》。我祖父母偷偷地站在后面一直聽著，不禁大吃一驚。我父親最喜歡我妹妹湯一平（可惜她十五歲時在昆明病逝了）。我記得，我們小時候得睡午覺，父親總是拍著我妹妹吟誦《哀江南》。我聽多了，大概在六七歲時也可以背誦得差不多了，當然我當時并不懂它的意義。今天我還會用湖北鄉(xiāng)音吟誦這首《哀江南》?！栋Ы稀肥钦f南明亡國時南京的情況，其中有幾句給我印象最深，這就是“眼見他起朱樓，眼見他宴賓客，眼見他的樓塌了”，歷史大概真的就是如此。我想，我祖父和父親之所以愛讀《哀江南》，是因為他們都生在中國國勢日衰的混亂時期，為抒發(fā)胸中之郁悶的表現(xiàn)吧！我對我祖父了解很少，因為他在我出生前十三年就去世了。據(jù)我父親說祖父喜“漢易”，但沒有留下什么著作?，F(xiàn)在我只保存了一幅《頤園老人生日游圖》，此長卷中除繪有當日萬牲園之圖景外，尚有我祖父題的《自序》和他的學生祝他六十歲生日的若干賀詞。從祖父的《自序》中，我們可以看到他當時傷時憂國之情和立身處世之大端?！蹲孕颉烽L五百余字，現(xiàn)錄其中一段下：

余自念六十年來，始則困于舉業(yè)，終乃勞于吏事……雖然，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固吾人立身行己之大要也。時勢遷流，今后變幻不可測，要當靜以應(yīng)之，徐以俟之，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

此次游園，我父親也同去了。這幅《頤園老人生日游圖》大概是我父親留下的祖父惟一的遺物了，圖后有諸多名人題詞，有的是當時題寫的，有的是事后題寫的。在事后題寫的題詞中有歐陽漸和柳詒徵的，辭意甚佳。

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聯(lián)大附中讀書時，在國文課中有些唐宋詩詞，我也喜歡背誦。一日，父親吟誦庾信《哀江南賦》，并從《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中找出這賦，說：“也可以讀一讀?！?/p>

我讀后，并不了解其中意義，他也沒有向我說讀此賦的意義。1944年，我在重慶南開讀高中，再讀此賦，則稍有領(lǐng)會。這首賦講到庾信喪國之痛。庾信原仕梁，被派往北魏問聘，而魏帝留不使返，后江陵陷，只得在魏做官，序中有“金陵瓦解，余乃竄穿荒谷，公私涂炭，華陽奔命，有去無回”等等，又是一曲《哀江南》。由賦中領(lǐng)悟到，我父親要告訴我的是，一個詩書之家應(yīng)有其“家風”。

因在《哀江南賦》的序中特別強調(diào)的是這一點，如說：“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先陳世德”云云。近年再讀祖父之《游圖》中之題詞，始知我父親一生確深受我祖父之影響。而我讀此題詞則頗為感慨，由于時代之故我自己已無法繼承此種“家風”，而我的孩子們又都遠去美國落戶，孫子和外孫女都出生于美國了。我父親留學美國，五年而歸，我兒子已去十年，則“有去無回”，此誰之過歟！得問蒼天。不過我的兒子湯雙博士（一笑）也會吟誦《哀江南》，四歲多的孫子湯柏地也能哼上幾句。但吟誦《哀江南》對他們來說大概已成為無意義的音樂了。我想，他們或許已全無我祖父和父親吟誦時的心情，和我讀時的心情也大不相同了。俗謂“富不過三代，窮不過三代”，大概傳“家風”也不會過三代吧！

1993年是我父親誕生一百周年，我雖無力傳“家風”，但為紀念父親之故，談?wù)勎腋赣H的“為人”也是一種懷念吧！

在我祖父的題詞中，我以為給我父親影響最大的是：“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素位而行，隨適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

父親一生淡泊于名利，在解放前他一直是教書，雖任北京大學哲學系主任、文學院院長多年，他都淡然處之。平時他主要只管兩件事，一是“聘教授”。季羨林先生對現(xiàn)在我國這種評職稱的辦法頗不滿，他多次向人說：“過去用彤先生掌文學院，聘教授，他提出來就決定了，無人有異議。”蓋因用彤先生秉公行事，無私心故不會有人不滿。二是學生選課，他總是要看每個學生的選課單，指導學生選課，然后簽字。故他的學生鄭昕先生于1956年接任北大哲學系主任時說：“湯先生任系主任時行無為而治，我希望能做到有為而不亂?！爆F(xiàn)在看來，“無為”比“有為”確實高明，自1957年后北大哲學系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

1946年胡適接任北大校長后，有一階段他留美未歸；西南聯(lián)大三校分家，北大復員回北京，事多且雜，時傅斯年先生代管北大校政，他又長期在重慶，因此我父親常受托于傅先生處理復員事務(wù)，自是困難重重，他只得以“事不避難，義不逃責”來為北大復員盡力了。后胡適到北京掌北大，但他有事常去南京，也常托我父親代他管管北大事，而父親也就是幫他做做而已。

1946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北京東廠胡同一號成立了一個“駐北京辦事處”，傅斯年請我父親兼任辦事處主任，并每月送薪金若干，父親全數(shù)退回說：“我已在北大拿錢，不能再拿另一份?！倍麑k事處的日常事務(wù)很少過問，由秘書處理。記得1955年中華書局重印他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時所給稿費較低，而他自己根本也不知當時稿費標準，對此也無所謂，后他的學生向達得知，看不過去，向中華書局提出意見，中華書局給以高稿酬。這又使我想起，1944年當時的教育部授予我父親那本《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最高獎，他得到這消息后，很不高興，對朋友們說：“多少年來一向是我給學生分數(shù)，我要誰給我的書評獎！”我父親對金錢全不放在心上，但他對他的學問頗有自信。1949年后，我家在北京小石作的房子被征用，政府付給了八千元，我母親頗不高興，但我父親卻說：“北大給我們房子住就行了，要那么多房子有什么用。”

1949年后，父親任北京大學校委會主席（當時無校長）主管北大工作，但因他在解放前不是“民主人士”，也不過問政治，實是有職無權(quán)，此事可從許德珩為紀念北大成立九十周年刊于《北京大學學報》中的文章看出。1951年下半年他改任副校長，讓他分管基建，這當然是他完全不懂的，而他也無怨言，常常拄著拐杖去工地轉(zhuǎn)轉(zhuǎn)。我想，當時北大對他的安排是完全錯誤的，沒有用其所長，反而用其所短，這大概也不是我父親一人的遭遇，很多知識分子可能都有這樣的問題。

錢穆在他的《憶錫予》（我父親字錫予）一文中說：“錫予之奉長慈幼，家庭雍睦，飲食起居，進退作息，固儼然一純?nèi)逯湫汀保懊献釉唬骸禄葜汀?，錫予殆其人，交其人亦難知其學，斯誠柳下之流矣?！贝_如錢穆伯父所言，父親治學之謹嚴世或少見，故其《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之作已成為研究中國佛教史的經(jīng)典性著作。賀麟在《五十年來的中國哲學》中所說：“湯先生……所著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書，材料的豐富，方法的謹嚴，考證方面的新發(fā)現(xiàn)，義理方面的新解釋，均勝過別人。”

胡適在看此書稿時的《胡適日記》記有：“讀湯錫予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稿本第一冊。全日為他校閱。此書極好。錫予與陳寅恪兩君為今日治此學最勤的，又最有成績的。錫予的訓練極精，工具也好，方法又細密，故此書為最權(quán)威之作?！保?937年1月17日的《日記》）其治“魏晉玄學”實為此學開辟了新的道路，至今學者大多仍沿著他研究的路子而繼續(xù)研究。父親做學問非常嚴肅、認真，不趨時不守舊，時創(chuàng)新意，對自己認定的學術(shù)見解是頗堅持的。但他與朋友相聚論政、論學，他常默然，不喜參與爭論。故我父親與當時學者大都相處很好，無門戶之見，錢穆與傅斯年有隙，而我父親為兩人之好友；熊十力與呂澂佛學意見相左，但均為我父親的相知友好；我父親為“學衡”成員，而又和胡適相處頗善，如此等等。據(jù)吳宓伯父原夫人陳心一伯母說：“當時朋友們給錫予起了一個綽號叫湯菩薩。”陳心一伯母九十九歲，住吳學昭處。我想，這正如錢穆伯父所說，我父親“為人一團和氣”，和”者，而非“圣之時”、“圣之任”者也。

我父親雖有家學之傳，并留學美國，但他平日除讀書、寫作外，幾乎無其他嗜好。他于琴棋書畫全不通，不聽京戲，不喜飲酒，只抽不貴的香煙；他也不聽西洋音樂，也不看電影，更不會跳舞，在昆明時常與金岳霖先生交換著看英文偵探小說，偶爾我父母與聞一多伯父母打打麻將，或者帶我們?nèi)ド⑸⒉?，在田間走走。

我父親的生活非常節(jié)儉，從不挑吃，常常穿著一件布大褂、一雙布鞋，提著我母親為他做的布書包去上課。1954年他生病后，每天早上一杯牛奶，一片烤饅頭片，放上一點加糖的黑芝麻粉，他就滿足了。有一次，我姑母沒看清，把茶葉末當成黑芝麻放在饅頭片上，他也照樣吃下去，似乎并不覺得有什么異樣。

我父親一生確實遵照我祖父的教訓：“素位而行，隨適而安”，“毋戚戚于功名，毋孜孜于逸樂?！蔽蚁?，像我父親生在國家危難之時，多變之際，實如錢穆伯父所說是“一純?nèi)逯湫汀薄?/p>

從父親的《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的“跋”中我們不僅可以看到他繼家風，為人為學，立身處事之大端，且可看出他憂國憂民之胸懷，現(xiàn)錄“跋”中一段于下：

彤幼承庭訓，早覽乙部，先父雨三公教人，雖諄諄于立身行事之大端，而啟發(fā)愚蒙，則常述前言往行以相告誡。彤稍長，寄心于玄遠之學，居恒愛讀內(nèi)典。顧亦頗喜疏尋往古思想之脈絡(luò)，宗派之變遷。十余年來，教學南北，嘗以中國佛教史授學者。講義積年，匯成卷帙。自知于佛法默應(yīng)體會，有志未逮。語文史地，所知甚少。故陳述膚淺，詳略失序，百無一當。惟因今值國變，戎馬生郊。乃以一部，勉付梓人。非謂考證之學可濟時艱，然敝帚自珍，愿以多年之所得，作一結(jié)束。惟冀他日國勢昌隆，海內(nèi)乂安，學者由讀此編，而于中國佛教史繼續(xù)述作。俾古圣賢偉大之人格思想，終得光輝于世，則拙作不為無小補矣。

這篇“跋”寫于1938年元旦，正值抗日戰(zhàn)爭開始之時。從那時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五十五年了，我父親去世也已二十九年了。我作為他的兒子和學生雖也有志于中國哲學史之研究，但學識、功力與我父親相差之遠不可以道里計；于立身行事上，也頗有愧于“家風”。但我尚有自知之明，已從幾十年的風風雨雨中吸取了不少教訓，對祖父的教導或稍有體會，當以此自勉也。

記我的母親

在我看來，我的母親無疑是一位偉大的女性，是中國母親的典型代表。我父親到美國留學四五年，她帶著我哥哥一雄和姐姐一梅留在北平。當時，我們家是個大家庭，由我祖母當家，每月只給我母親少量的零用錢，所以母親得常由黎姨媽接濟，這當然是相當困難的，我的姐姐就是在此期間病逝的。我母親最傷心的事是，她生了六個孩子，卻有四個是先她而死去。試想，母親自己沒有什么事業(yè)，而“相夫教子”是她最主要的責任。母親對父親的照顧應(yīng)說無可挑剔，在這方面她大概沒有憾事。然而孩子的早逝總像一塊重石壓在她身上。我記得，在宜良時，母親和我談起哥哥一雄，她說：“一雄如在我身邊，也許不會死。”她這是在自責，在思念，因為哥哥畢竟是她的大兒子。上世紀30年代，我們在北平時，哥哥參加了學生運動（據(jù)《北京大學校史》記載，哥哥是1938年在長沙與袁永熙一起參加中國共產(chǎn)黨的），他喜歡照相，拍攝了許多“一二·九”運動時的照片。在當時，拍照片是很花錢的，因此他常常向我母親要錢，母親也總是滿足他的要求，而我父親對此頗有意見，他覺得我哥哥應(yīng)該好好念書，其他事都是“不務(wù)正業(yè)”。但父親也只是說說而已，從不與我母親爭辯。最能表現(xiàn)母親的能力的，是她帶著我們幾個孩子由北平經(jīng)上海至香港到海防，這一路是要經(jīng)過日占區(qū)、法租界、英殖民地，又到日占區(qū)的海防，幾千里，她都應(yīng)付過去了。而且到香港后，她還有興致帶我們坐纜車游香港太平山?？箲?zhàn)期間，在云南教授的生活越來越困難，薪水總是不夠，有的教授以刻圖章、寫字補充家用，有的教授為其他學校兼課補充家用，而我父親既不會刻圖章，又不精書法，且又不去他校兼課。于是就靠我母親設(shè)法支撐家用，先是賣由北平帶去的首飾，后又賣帶去的衣服。

賣衣都是由母親擺個地攤，和買主討價還價，這種時候，我的大妹總是幫母親守攤。1946年秋天回到北京，這時我伯父因生活困難已將緞庫胡同的房子賣了，搬到北海旁邊的小石作胡同2號的一個院落。這個院子也有二十余間房，有三個院子，但年久失修，都是由我母親雇人修理的。修理后成為一座不錯的住宅。在云南，我們或是住在破尼姑庵中，或是住在租別人的破房子里。

這回有了自己的房子、院子，母親用力把它打扮了一番，房子都油漆一新，院子里種上了花木。我記得有一棵白丁香，開起花來真漂亮。1952年9月13日，我和樂黛云結(jié)婚就是在這個院子舉行的?？上н@個院子于60年代中以八千元為政府所收購，于此蓋了一座樓。就是在這個院子里，還發(fā)生了一件值得說一說的事。

1950年，抗美援朝中，我報名參軍，要求赴朝鮮前線，這時《新民晚報》記者訪問我的母親，他問：“你能同意你的兒子上前線嗎？”母親回答說：“別人的兒子上前線，我的兒子當然也應(yīng)該上前線?！边@時政府號召捐獻買飛機，母親就把她保存的金子捐獻了。這些都是因為抗戰(zhàn)勝利了，共產(chǎn)黨把外國勢力趕跑了，官吏們和老百姓一起同甘共苦，使得像我母親這樣的女性，愛國也不愿后人了。1952年暑假后，我們家由城里搬到西郊的北京大學（燕京大學的校址），住在燕南園58號。這時我在中共北京市委黨校工作，地點在市內(nèi)東城區(qū)的貢院西大街，只是到周末我才回燕園。而樂黛云留在北大，擔任中文系的秘書和教員黨支部的工作，因剛剛由城里遷到城外，加之正是院系調(diào)整時期，她的工作很繁忙，家務(wù)一切都由我母親操持，我們回家就是吃飯，什么事也不用我們操心。1953年7月22日，我的女兒湯丹出生了。樂黛云是沒有時間照顧湯丹的，我更沒有時間了，女兒是由母親親手帶大的，就是1957年12月24日我的兒子出生以后，也是由母親照管的。特別是樂黛云在1958年2月被劃為右派，我又常下鄉(xiāng)去搞什么大躍進，在這困難時期，都是母親幫我們渡過難關(guān)。在當時，如果一個家庭中有了個右派，對這個家庭說必然會有個大變化。但是，我母親對樂黛云依然如舊，沒有半點表現(xiàn)出不滿。在樂黛云下放勞動改造期間有假期回家，母親總是準備豐盛的菜飯來給她以補養(yǎng)。這就是中國偉大的母性！幸好我母親一直待在家里，甚少受“思想改造”之苦，因而她的“人性”比起經(jīng)過改造的人保存得多一點，這是我們家的幸運。

由于父親于1964年去世，這對我們家庭收入有很大影響，靠我和樂黛云以及我弟弟、弟媳的工資是維持不了家用的，這時還由政府每月給我母親一百元生活補助，但到“文化大革命”開始后，母親的生活補助被取消了，只得靠積蓄補足，但日久而積蓄用完，生活就大不如前。母親因父親的去世，又加上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成了黑幫，時常要挨批斗，使母親整日擔心受怕，不知會發(fā)生什么事情，因此大大影響了她的身體，自1968年起她就生病長期臥床。燕南園在北大校園內(nèi)，它的南面就是學生宿舍群28樓至32樓。1967年下半年，北大的紅衛(wèi)兵就分成了兩派：以聶元梓為首的“新北大”和以牛輝林為首的“井岡山”，開始還只是辯論，互貼大字報，但后來發(fā)展成兩派的武斗。我這個黑幫住在燕南園很容易受到兩派的注意，而且自1966年秋起，我們已經(jīng)自動地退出幾間房子，這樣我們一家四口和我弟弟一家四口再加上我們的老母親住在一起也比較擠了，于是我們一家四口于1968年初就搬到中關(guān)園的小平房中去了，這樣我就可以遠離武斗區(qū)，以期躲避災難。而我弟弟一家四口和我母親仍然留在燕南園，因為我弟弟和弟媳不是什么黑幫之類，所以沒有什么“革命組織”找他們的麻煩。母親的身體一天不如一天，而我們的工資很低，每月只能擠出二十元給母親。實在無法，我們就開始賣父親的藏書，先把《四部叢刊》賣給了南京大學，后又把父親藏的外文書賣給了武漢大學，以渡過難關(guān)。母親就這樣臥病在床，后來神智也不大清醒了，有時認識人，有時也認不清人了，這樣一直到1980年她離開了人世，離開了我們。

80年代以后，每當我想到母親，我深深地自責，我沒有能力使母親能有一個平靜的晚年。如果我老老實實地做一個“書生”，遠離政治，遠離那莫明其妙的“階級斗爭”，是不是可使母親的晚年過得好一些？讓我們不要再制造人與人之間的仇恨吧！

湯用彤先生與東南大學

用彤先生于1921年夏拿到美國哈佛大學研究院的碩士學位，他本想在那里再修習幾門課程，然后回國。但1922年初，他接到已在東南大學任教的吳宓先生的信，信中說他和梅光迪先生共同推薦用彤先生到東南大學哲學系任教授，并一起實現(xiàn)他們早年在清華學堂希望作的“融合新舊，擷精立極”的復興中國文化的抱負。用彤先生接到吳宓先生的信后，立即回國就任東南大學哲學系教授職，并參加了由吳宓先生主辦的以“昌明國粹，融化新知”為宗旨的《學衡》雜志，并成為“學衡派”主要成員之一。而當今“學衡派”已成為研究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shù)史的重點課題之一。

用彤先生回國后發(fā)表的第一篇論文《評近人之文化研究》就是在《學衡》上發(fā)表的。在這篇論文中用彤先生提出“文化之研究乃真理之討論”的主張，并批評了當時的幾種不良學風。他認為、當時學術(shù)界的某些“學者”有著共同的缺點，就是“淺”與“隘”?！皽\”就是“論不探源”，只看表面現(xiàn)象，而不分析其源流?！鞍本褪侵R狹隘，以偏概全。我認為，這或者也是今日學風不正的表現(xiàn)?，F(xiàn)在有些“學者”只追求狹隘實用（或效益），而不探求真理，只是知道某一學科的皮毛，就創(chuàng)造體系，以為他的那套所謂“理論”可以解決當今人類社會的一切問題。為避免這些不良之學風，用彤先生提出學術(shù)研究必須以中國文化之材料“廣搜精求”、“精考事實，平情立言”，才能達到探求真理之目的。我想，這無疑應(yīng)是當時東南大學所提倡之優(yōu)良學風。

用彤先生因故于1925年夏曾暫離東南大學，而北上到天津南開大學任教，但到1927年夏他又回到東南大學（當時已改名為中央大學）任哲學系教授并兼任系主任。用彤先生一向主張學哲學必須“融會中西”，“接通華梵”，也就是說，哲學系不僅要修習和研究中國哲學，同時要修習和研究西方哲學，還應(yīng)該研究印度哲學。

用彤先生自己就在東南大學開設(shè)過這三方面的課程。用彤先生還特別重視倫理學的研究，當時他命學生向達教授把亞里士多德的“倫理學”譯成中文，刊于《學衡》。任何歷史悠久的偉大民族，其文化必有其源頭和深厚之根源，用彤先生在東南大學寫了《印度哲學之起源》等刊于《學衡》，并命他的學生陳康致力于古希臘哲學之研究，陳康教授的《巴曼尼德斯篇注釋》，已成為當今研究希臘大學的權(quán)威性著作。這些都是說明用彤先生主張“學必探源”的例證。1931年夏，用彤先生由東南大學轉(zhuǎn)任北京大學教授，并任哲學系主任近二十年。他在北京大學辦哲學系實際上仍然堅持在東南大學主張的“融會中西”、“接通華梵”之宗旨，使北京大學哲學系成為當時國內(nèi)具有特色的一所哲學系。這也不能不說和他在東南大學辦哲學系的宗旨無關(guān)。

今值東南大學建校百周年，特此祝賀，希望東南大學在國內(nèi)外樹立良好之學風，把大學辦成世界一流的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