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耳討論集》

新詩誕生以來，以白話翻譯《詩經(jīng)》者不知有多少。一九二三年八月，郭沫若在上海泰東書局出版了《卷耳集》，這是他較早的一次嘗試。他說不想被歷代注釋《詩經(jīng)》的各種舊解所束縛，而期望人們能從原作中直接去感受古詩的美，為此他把一切傳統(tǒng)的注解都放在了一邊，寧可作直觀的解釋。譯古典詩為白話，固然也是一種創(chuàng)作活動，然而各家的舊解可以完全不予照應(yīng)嗎？

唐弢在他的《晦庵書話》中說：“《卷耳集》出版后，引起軒然大波，稱贊之者，詆毀之者，遍及書報雜志，群眾圖書公司曾為輯成一集，曰《卷耳討論集》，今已絕版。”寒齋藏有此書，是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的。不過唐先生誤記了，該書不是由群眾圖書公司出版，而是由上海梁溪圖書館印行，編者是作家曹聚仁。該書的封面右上方標(biāo)有“一角叢書之二”的字樣，看來比上海良友出版公司印行的“一角叢書”要早。我還藏有“一角叢書之一”《相對論》，一九二五年六月出版，是愛因斯坦原著，編譯者軼名，校訂者之一是曹聚仁。梁溪圖書館為發(fā)行“一角叢書”發(fā)表了啟事，說出版此叢書主要鑒于學(xué)術(shù)界太貧乏了，“想替學(xué)術(shù)界效些微力”。

《卷耳討論集》卷首有編者曹聚仁的一篇《引言》，原文稱——

余董理《詩經(jīng)》，又讀《卷耳》一詩，舊日糾紛，都來眼底，爰檢三年前友朋討論之文而閱之，覺昔日之懸案至今猶未決也！余之愚見，將于《詩經(jīng)集解》中詳之，誠恐海內(nèi)賢哲有所討論，乃輯舊日論文都為一冊以備參證焉！

曹聚仁 四月十五日

郭沫若《卷耳集》收所譯《詩經(jīng)·國風(fēng)》四十首；《卷耳討論集》僅收《卷耳》的原文及郭的譯作，此外收入俞平伯、曹聚仁、郭沫若的討論文章各兩篇（其中有的是以柬代文），還有施蟄存、胡浩川、蔣鐘澤、小民的論文各一篇。全書不過五十余頁，是名副其實的一本小冊子。

郭沫若譯《卷耳》為白話，本不想糾纏各家的見解，然而他卻無法拒絕別人對他提出異議和商榷，因此這場討論也是不可避免的。當(dāng)然，一旦討論起來，意見紛呈，又不只是針對郭氏一人了。比如施蟄存既不完全同意于郭，也對俞平伯、曹聚仁有不同的看法。施與曹的見解恰好相反，施以為《卷耳》并非思婦自述之作，而是征夫行旅時的悲歌。為了印證自己的觀點，他把《卷耳》也試譯成新詩。他同郭譯不同，郭以第三人稱來敘述，施以第一人稱來敘述。如果比較著來讀，很有趣味?，F(xiàn)在看來，七十年前的這場討論雖然也涉及對原作思想內(nèi)容的理解，但主要還是限于對詞意的不同理解，一時也無法得出共同的結(jié)論。

在“五四”新思潮的沖擊之下，既然主流是反對古文，那么全盤否定傳統(tǒng)文學(xué)的絕對化的觀點，當(dāng)時也就很自然地出現(xiàn)了。郭沫若《詩經(jīng)》今譯的誕生，使人們開闊了視野，并冷靜地注意到如何繼承優(yōu)秀的我國古典文學(xué)遺產(chǎn)問題。因此這一討論是十分有意義的，也是我國早期新詩運動中一個小插曲，是中國現(xiàn)代詩歌史中不可漏掉的一段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