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儒士孟子：“舍生取義”，照亮中國士人思想三千年

儒士，崇奉孔子學說的人?！氨d之世，武貴文寢，俗人視儒士如仆虜，見經(jīng)誥如芥壤?！?晉葛洪《抱樸子》)“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痹不知痛癢之人也?！?宋陳亮《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1.亂世呼吁“仁政”

大思想家往往標志著那個時代所能到達的思想深度與廣度，一位大思想家的遺產(chǎn)博大精深，一旦故去，他的弟子和再傳弟子們，便以恪守和傳播師說為務。

孔子以后的傳承，大致是“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而這些弟子中真正能“遵夫子之業(yè)而潤色之，以學顯于當世”者，只有“威、宣之際”的“孟子、荀卿之列”而已。

孟子(前372～前289)，鄒國人，與孔子相距百年，生活在公元前四世紀的后五十年，是孔子學說的偉大繼承者和發(fā)揚者?？鬃由钤谏鐣儎拥拇呵?，孟子生活在戰(zhàn)爭頻仍的戰(zhàn)國?？鬃訉W說主要強調(diào)仁和禮兩個方面。禮是傳統(tǒng)既有的，仁是孔子的發(fā)明?？鬃诱f安身之“仁”，是修身論；孟子談治國之“仁政”，是治心說，是意識形態(tài)論?？鬃訙厝岫睾?，喜歡就事論事；孟子長于邏輯，善于思辨，說仁政是“不忍人之政”，是有憐憫之心的政治。君王要有憐憫心，只有“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行仁政，人民才會愛之、戴之。“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如果君王行暴政，人民只會畏之、避之，乃至褫奪之。所以，為政者要從自己“不忍人之心”做起。孟子舉例，說上古黃金時代的產(chǎn)生，就是源自先王憐憫之心。孟子思辨邃密，解釋“仁”比孔子進了一步。一個曰成仁，一個曰取義；一個論修身，一個談養(yǎng)性；一個說“性相近，習相遠”；一個道人性善、收放心。孟子的路徑指向人的內(nèi)部世界，發(fā)掘出人人皆有之心性源頭，抓住“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sup>處，明心見(情)性，故而知其所以然。

仁政學說隨“性善”而來，是濃濃的孟子唯情主義的政治設計。他把“親親”、“長長”原則運用于政治學，實際上只是一個基于宗法關系的道德政治體系，并無可操作性。一方面嚴格區(qū)分統(tǒng)治者與被統(tǒng)治者，自天子以至于庶人有一套地位等級；另一方面，又將二者關系比作父母對子女的關系。孟子將其“仁政”主張拿去游說齊宣王，齊宣王并不相信德治勝過法治，“王顧左右而言他”。由于不合時宜，孟子懷揣“以德服人”的“仁政”理念，悻悻回家，直到唐宋時期，其價值才被重新發(fā)掘出來。

2.倡導“民本”第一人

孟子從孔子的人道思想深入到人性論，為“仁政”挖掘人性根源，進一步建構(gòu)“王道”的理路。孟子說“王道”與“霸道”相對，是最高政治理想?！巴酢笔恰耙缘滦腥省?，讓人“心悅而誠服”；“霸”是“以力服人”，讓人“非心服”，殘賊人性，天道不彰。因之，統(tǒng)治者當棄惡揚善，合民意與民同樂，“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也”，以理服人，這就是王道理想。講“以理服人”就引申出了另一個問題，統(tǒng)治的合法性來自何處？答案是“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統(tǒng)治者是否心最誠，表現(xiàn)在人民是否心悅誠服。人民的心意反映著天意，“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如果其統(tǒng)治缺乏道德，就會漸失天意，人民不高興了則意味著天命微危；當人民拒絕其統(tǒng)治時，證明天已經(jīng)收回統(tǒng)治授權(quán)。孟子把天命當作宇宙間一切的淵源與準則。于此邏輯下，孟子告齊宣王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

孟子這一番君臣關系的新表達，一直令后來歷代專制君主恐懼不已。

自孔子時代以來社會禮崩樂壞，孟子意識到周朝注定要衰亡，給出了一個統(tǒng)治權(quán)更替的合理性解釋。一個朝代由天命授權(quán)統(tǒng)治，“惟命于不?！保?sup>天命不是永久性的，要看統(tǒng)治者表現(xiàn)。這些主張反映了早期民主政治特征，是孟子的理論貢獻。孟子將價值標準轉(zhuǎn)換，通過“民本”政治理念和“民為貴”學說，完成了“王道”理論，完善了“內(nèi)圣外王”之學，發(fā)展了儒學，形成后世“孔孟之道”。

需要注意的是，孟子所言“民為貴”中參與民主政治的“民”，不是天下老百姓，而是“丘民”，即貴族“大人”或“巨室”，并非平民，更非奴隸。在儒家經(jīng)典中，一般說到“人”都是“貴族”、“奴隸主”，“民”是上述“巨室”集團。孟子曾說“為政不難，不得罪巨室”，意思是政治要和貴族集團商量著辦，原因是“蓋巨室之心，難以力服，而國人素所取信；今既悅服，則國人皆服”。隨著歷史的變遷，“人民”一詞的所指也多有變化。譬如原始基督教，“人民”(Populi)單指古猶太民族中的“長老”(Elders)，并非全部以色列居民；美國憲法起草時，“人民”一詞也極為狹窄；另外，有些英國典籍中“人民”實際上是地主階級；而對于希特勒，則只有純種雅利安人才算是真正的“人民”。孟子在世時，其“民本”政治學說沒有得到君王的重視，是因為孟子所處時代，各路諸侯國正在忙變革求“霸道”(管仲開其首端)，一意致力于“合縱連橫”的攻伐謀略。這時候，能攻善伐才是賢能。孟子卻無視實力，癡迷于邏輯，稱述唐堯、虞舜以及夏、商、周三代的德政。這怎么符合諸侯列國的需要？

3.辯風凌厲，“舍我其誰”

孟子被稱為亞圣?！笆ァ弊值姆斌w是“聖”，從耳，從聲，有善于聽音的意思；從口，有口問、口傳的意思。圣人先知先覺，通過言說傳道。可見，圣跟言說密切相關。孟子說：“天生此民也，使先知覺后知，使先覺覺后覺也?！?sup>“先知”在希伯來語是navi，是“嘴唇的果實”的意思。嘴唇的“果實”就是“說話”，先知是指善于言談的人。

孟子善辯，一生未嘗有敗，所向披靡，無往不勝，嚴密的邏輯性是其重要成因；感情充沛、文采斐然是其風格底蘊。他講話滔滔不絕，十分自負。他放言：“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一副“至大至剛”的“大丈夫”形象。他講“舍生取義”的追求，講“仁政”的理想，講“人皆可以為堯舜”的向往，以及批駁楊朱、墨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噴薄而出，感情充沛，具有震撼的力量；有時為了氣勢，論辯講的道理很少，甚至不講道理。跟齊宣王辯理，孟子以日常人性起步，常情常理下一問一答，偷偷搭建了一條類比邏輯；結(jié)果在同一邏輯下語境陡然一變，從個別性躍升到總體性，事同此理下而人不能忍此情，在情理兩分中逼出非常結(jié)論。理是情不是，令人結(jié)舌，敲打得“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謂齊宣王，曰：“王之臣有托其妻子于其友而之楚游者，比其反也，凍餒其妻子，則如之何？”王曰：“棄之。”曰：“士師不能治士，則如之何？”王曰：“已之?！痹唬骸八木持畠?nèi)不治，則如之何？”王顧左右而言他。

孟子思想無禁區(qū)，在等級制度下，他高調(diào)宣揚心性修養(yǎng)的平等性、主動性和社會性，似颶風要抹平一切人格差異。譬如主張民貴君輕，強調(diào)限制君權(quán)，鼓吹民本意識，這些正是后來專制者極為痛惡的。這導致了他歷朝歷代地位毀譽幾起幾落，以致成為一個有爭議的人物。孟子善于誑言：“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弒君也?！蹦纤沃祆涫俏缓侠碇髁x者，說孟子所持之君臣之“義”，是以明于萬世，非專為某一人，而孔孟之時勢不同，君臣關系應根據(jù)時勢之變來作時宜時中。孟子喜于豪言：“天將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sup>北宋歐陽修承續(xù)孟子浩然之氣，說“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亡身”，高揚孟子大丈夫砥礪氣節(jié)的主觀能動性。

孟子的人格對后世有極其深刻的感召影響力，孟子的見識更對中國“道統(tǒng)”的承續(xù)發(fā)展影響巨大。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肯定“湯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蘊含著濃厚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政治論方面表現(xiàn)為“仁政(王道)”、“安民”；在人性論(道德論)方面則表現(xiàn)為“性善論”?！靶陨普摗迸c“仁政論(王道論)”是孟子思想的兩大支柱。孟子政治論的最大特色可以說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視人民。孟子在道德論中除了主張“性善論”外，還提出了君臣道德的“義合”說，即“相對的君臣關系”。這種君臣觀與“民本思想”、“易姓革命”一道，一直成為人們爭論的焦點。

4.“舍生取義”，是先抑后揚的原因

戰(zhàn)國是諸侯間攻城略地的時代。孟子見梁惠王，王曰：“何以利吾國？”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p>

顯然，孟子的義利觀超越時代，不合時宜。然而，孟子堅持在現(xiàn)實與邏輯之間，直走心性邏輯的路，強調(diào)“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說要是每個人都問怎樣對我有利，那么，這個世界就太可怕了。在耕戰(zhàn)時代，此言怕是遠水解不了近渴?？鬃哟呵镏v“仁”可行，孟子戰(zhàn)國講“仁政”就行不通，皆因時勢與國情不同，這反映了孟子不切實際的一面。孟子的高論屬于和平時代的學說，這是他在世時不被起用的原因。而蘇秦憑縱橫之策、李斯借帝王之術(shù)活躍于當世者，皆屬于功利之流。在現(xiàn)實主義決定政治生活的時代，堅持政治倫理和原則的人就很難找到政治上的機會。孟子輕齊桓管仲君臣，鄙薄二人“以飾爭依乎仁而蹈利”，斥齊國春秋稱霸是“小人之杰也，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后世學者批評孟子這些高蹈之論，是“伐言煌辭，而未見其實，曷若管晏之行跡具在也”；甚至定位其游說齊梁國君行王道、“王天下”，是泛泛德性上的論政，雖為“萬世不易之定論”，但在所處時代根本無效。孟子于此言行，視同于站著說話不腰疼的“諸子習氣”，看似“文具而實不從，其國家且不可保，況于霸乎”。

孟子的學術(shù)來自子思。子思以昭明先王之“德”為己任，依據(jù)的是五行說，形而上色彩較濃，導致孟子同樣也帶有不切合實際的形而上色彩。孟子說仁政可行的基礎在于人性善，但是性善論導致兩個問題：第一，過分強調(diào)大家必須做好人，設計的是美好的“德治”，結(jié)果是隨心所欲的“人治”。不好就殺，結(jié)果反而成為暴政；第二，過分信賴人向善的能力，往往不加監(jiān)管使局勢失控。孟子堅信，仁政推行可以人多勢眾，士氣高昂。其實，心理因素當然重要，卻不能保證戰(zhàn)爭的勝利。顯而易見，“德治”無法切合戰(zhàn)國諸侯爭霸的實際需要。故而，“思孟學說”一派在戰(zhàn)國就沒有用。到了漢代，王充嘲諷孟子“效與俗儒無殊之驗也”，說從實際效果看，孟子同俗儒乃是一路貨色。在唐代，尊孔子為先圣，顏淵為先師，二十一人配享孔廟，孟子不與其中。

千年之后，孟子的情況開始改觀。朱熹開啟了以道德評判歷史的新標準，認為秦漢以來，道學不傳，滯于形器，崇尚力治，使得“天理不明而人欲熾”。宋儒重續(xù)孔孟之道，相信三代是推行德治，是“致誠心以順天理”，天下自服而成為盛世，是至善至美的王道時代。由此，孟子的道德仁義路線真正開始發(fā)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