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處士橫議

東漢士人重名尚義，從散處的游士，到士林門生乃至士族集團，形成朝廷的在野黨之勢，是中國士人歷史上的變化之四。

1.士林

士林，指文人士大夫階層、知識界或讀書人群體。讀書人群體出現，其自有源，其來有因。春秋戰(zhàn)國私學大興，士各尊其師，是士人歷史上第一次自覺。士人團體的萌芽，遠在戰(zhàn)國時代。到了漢代，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師，而儒家尤為甚。士人團體的實現，是在漢武帝廢百家、崇儒術，五經成為作官捷徑后的事。其后，宋代復是士大夫新一輪自覺之時代，而唐代韓昌黎開其先河，亦首尊師道。中國古代士人之自覺借以尊師為其表征。士大夫雖不是一個世襲的貴族階級，卻是唯一有共同目標的團體，所以人數雖少，也能操縱天下的大局。隋唐以下，更加固定的科舉制度成立，愈發(fā)增厚士大夫的團結力量。

漢代曰師曰弟子關系愈后愈密切。東漢時，太學生“增盛至三萬余生”，民間私學中的士子也是數以萬計。通經求士，讀同樣的書，有同樣的目標，對事有同樣的態(tài)度。南北朝以下，“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之時代，于茲濫觴！漢代尚義，義理至上的太學生很重同學情誼，甚至以妻、子相托或以身相托。如張堪以妻子托朱暉，在張堪去世后，朱暉“聞其妻子貧困，乃自往候視，厚賑贍之”。又陳平子以死托范式，二人雖從未謀面，而陳平子死后，范式立即“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王子居病重，以身托于申屠幡，后者也同樣“躬推輦車，送喪歸鄉(xiāng)里”等，此所以東漢中葉以后門生弟子關系達于極點。

經學傳家，積久致貴，漢時士大夫累代衍成為門閥世家。門閥世家具有察舉權，形成龐大公共勢力。因為政治由他們包辦，在社會上又多是大地主，所以他們可說有共同的利益。雖然無正式的組織，他們實際等于一個政黨，并且是唯一的政黨。

2.國家擴招太學生，私家廣授門生弟子

中國以國家為主提倡教育，始自漢朝。太學始立于漢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年)。所謂太學，實為國立大學。先秦時期雖然有所謂“庠序”、“辟雍”和“明堂”等，但這些都不過是貴族們習禮、祭祀、宣揚政教的場所，還不能算作傳授知識和研究學問的高等學府。故嚴格說來，自漢武帝設立太學，國家才開始出現具有比較完備形態(tài)的大學。

太學在整個漢王朝受重視，又在東漢迅速發(fā)展。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至百人。宣帝末又倍增之。成帝時以“孔子布衣(尚)養(yǎng)徒三千人”為由，增博士弟子至三千人，平帝時增加至一萬余人，差不多有近世大學之規(guī)模。到了東漢順帝時，對太學進行了重修和擴建，費時一年，用工徒十一萬二千人，建成兩百四十房，一千八百五十室，所招學生稱為太學生。質帝時，“詔大將軍以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弟就學”，太學生增至三萬余人。漢代太學實際就是傳授今文經學的大學。相比古文經學，今文經學講究“微言大義”，可以隨心所欲地解釋《五經》，便于其政治說教，更受漢王朝的青睞。兩漢提倡儒術固然使官僚組織間思想一致，但讀書人除了做官之外別無他業(yè)可從。以知識本身為目的，從未為政府提倡，這就是“經術取士”產生的一種不良的影響。其結果是“儒者競論浮麗”，乃至“爭第高下，更相告訟”，以至發(fā)生集同學千余人攔路請愿的大規(guī)模學生政治運動。

同時，私人講學、廣授門生的風氣也很盛。早在春秋時代，老師聚徒講學，無論是親授業(yè)者，還是轉相傳授者，一律稱“門人”。到了戰(zhàn)國，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師(主)，門人才能出眾，屬于“士”階層的一部分。西漢初年，由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以及秦末戰(zhàn)爭的爆發(fā)，講學授業(yè)和寄食游說都受到極大打擊，門人消失。漢代通經求士，師弟子關系愈后愈密切?！坝H授業(yè)者為弟子，轉相傳授者為門生?！?sup>在東漢，門生的稱呼大量出現。門生是古代標明人的一種品級身份的專用名詞。有名望的學者普遍有門生五百人，著名的甚至有門生三千人。“門生弟子”是漢代師徒關系的專用稱呼。師者，不僅僅授學問，還要傳自己的價值觀、思想觀，也就是政治傾向。東漢中葉以后，門生弟子達于極點。密切的個人關系，超出了學問師承，往往形成派系之爭，甚至發(fā)展成與中央專制集權相對抗的政治勢力。

3.東漢功臣多近儒，地方宗族勢力出現

光武帝劉秀，本人就是太學生出身，在中國開國皇帝中是獨一無二的高學歷。其一朝之功臣，亦多儒士。換言之，東漢的功臣一則多士，二則多近儒。諸如光武帝軍中的大帥鄧禹是同學；其他大將如寇恂、馮異、馬援、賈復、祭遵、耿弇諸人，大半皆通儒。光武帝之子明帝及其同母弟東平王蒼，皆深受儒學之陶冶。明帝為太子時，師從桓榮。榮亦習《尚書》，止宿宮中五年，后再薦門人胡憲侍講，始得出入。章帝則師從張酺。酺亦習《尚書》，其祖父沖，乃光武之同學，酺又師事桓榮?？煽闯鰜?，光武帝、明帝、章帝一家三代均有《尚書》之學，蓋深受王莽時代的影響。當時王室外戚，功臣子弟，下及期門，羽林之士，莫不受學。

東漢朝廷對儒學之極端提倡，遠較西漢為過。西漢建國的功臣都是市井之徒，少有受過教育者。西漢武帝開始，到東漢歷代皇帝，均大規(guī)模地培養(yǎng)熟讀經書、有教育、有教養(yǎng)的讀書人(即太學生，士人或士族)來服務于本朝的朝政。如在郡學中選弟子，“遣詣京師，受業(yè)博士”，“數歲，蜀生皆成就還歸……以為右職，用次察舉，官有至郡守刺史者?！?sup>諸生明經飭行者，直接跟著長官實習行政，“使傳教令，出入閨閣。”西漢武、宣二帝以來，儒士在政治上所占地位已逐步顯著?！翱h邑吏民見而榮之，數年，爭欲為學官弟子”。而到了東漢則益甚，發(fā)展到后來士族政治勢力逐步膨脹。士人有了一個固定的“階級”雛形，這是開歷史之先河的創(chuàng)舉，是幾千年士人歷史中的一大飛躍，是值得大書特書的。

另外，地方宗族勢力出現，成為一個資源深厚的文化政治力量，與中央集權相制約，乃至相抗衡，影響深遠。這里邊，民間儒業(yè)之普遍發(fā)展，頗為著名者有陳留的劉昆，樂安的歐陽歙，濟陰的曹曾，樂安的牟長，山陽的丁恭，北海的甄宇等人。這有選官制度的原因，漢代察舉是主要選官辦法，先經鄉(xiāng)舉里選薦舉的基礎上再考察，故推舉很容易被地方領袖操縱。另外，道德的名聲要靠輿論力量，主要靠鄉(xiāng)里清議。在漢代，地方基層組織仍保留大量的血緣性，各地的豪強士族勢力很大。由此，社會輿論強大的清士與漸漸增大的地方文化政治影響力之間，有千絲萬縷的聯系。

4.處士橫議，以道德裁量人物

東漢處士是有才德而抗憤不仕的人，形成了一種影響千年的清議風氣。“圣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在東漢后期的“清議”中，處士的影響更是深遠。

桓、靈之際，閹寺專命于上，布衣橫議于下，干祿者殫貨以奉貴，要命者傾身以事勢，位成乎私門，名定乎橫巷。由是戶異議，人殊論，論無常檢，事無定價，長愛惡，興朋黨。

所謂“橫議”即清議。東漢末年清濁之分，當時作正邪的區(qū)別，所以清議即正論。正論是什么呢？主要是具體的人物批評。處士清議，聚焦在對于宦官閹黨、權貴公卿的褒貶裁斷，也有對清流之士的界分論定，代表了一種典型的儒家倫理準則。一是太學生“清談高論，噓枯吹生”，主要體現在反對宦官專權的斗爭中，結成了價值共同體，是士人群體自覺之源流。二是在野的激厲之士自負清高，憑一種仗義輕生之氣概，公開干政議政，致使公卿折節(jié)，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貶議。三是各家弟子皆推尊其師，太學生爭慕其風，形成云集響應現象。所以，“處世橫議”實質是價值失范的朝代，“論無常檢，事無定價”，是漢末價值多元化的表現。上面說了，清議這種人物批評方式，往往與朝廷選拔官員的制度互為參照。因此具有莫大的約束和導引士人之社會功能與價值功能。一是士人以儒學倫理為做官的階梯，為其畢生追求。太學生以“不講利害只論是非”的激越道德姿態(tài)博取眼球，以輿情好感獲舉薦的機會。漢代選官制度是所謂“察舉”和“征辟”，起先所舉者謂之“賢良方正之士”。西漢時(前134)規(guī)定每一郡國舉“孝廉”一人；在東漢，這制度推行穩(wěn)定之時，約每二十萬人口舉一人。如此一來，除了少數人得以進入政府，更多的人留下來，成就了體制外議士。二是被舉者各授官職，其影響所及只有這樣一個結果，被舉得官者與舉者、辟者之間，保持終生恩澤的關系。“分親疏，定貴賤”是儒文化的核心，儒家習慣于人身關系，并不嚴格尊重法治。這樣的“選舉”，很難全部公正無私，便產生不正規(guī)的影響。這個影響的結果，就是多數太學生的輿論標準不是去參與議事，只是專注于對立人物或群體的人品，挑刺其個人道德。

一時間，太學生感情用事，成為一個矚目的人群，形成體制外議政的風氣。最終使以客觀標準解決問題的機緣更無從展開。

5.清流門生，類似今日公民概念

漢朝末期造成處士橫議的局面，是大學儒師典范或地方道德領袖的示范效應，也是國家太學生或社會上門生弟子相從激勵，同時也是社會所彌漫的濃濃道德氣息等諸多因素所造成。太學生運動中第一個站出來的是西漢末年(公元前2年)王咸，他打出旗幟，請求皇帝免除大臣死罪，史稱“王咸舉幡”。時士大夫鮑宣因阻止丞相官屬行于馳道，并拒避朝廷使者，下廷尉獄。為營救他，“博士弟子濟南王咸舉幡太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會此下，諸生會者千余人”。千余弟子攔路請愿，又守闕上書，終使鮑宣被免死。這是歷史上大規(guī)模學生運動的最早記載。

東漢光武時期，也有洛陽太學生為儒學大師歐陽歙求情，“諸生守闕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到了東漢末，“清議”影響更是深遠，爭端總是起于鄉(xiāng)間而終至國都。當地方清流執(zhí)政官有心以道德的名義懲處當地惡棍之際，經常發(fā)現他們后面有本地豪強勢力作主；而地方豪強又與朝官勾連，有時甚而倚恃宮中宦官作后臺?？な乜h令不得不按照道德黑名單抓人，執(zhí)行大規(guī)模的拘捕。他們以道德的名義審訊，判人死罪，數以百計的政治犯死于監(jiān)獄。地方強族勢力坐大，是事件的起因。他們也予地方清流執(zhí)政官以報復，太守李膺、范滂這一批漢末地方清流的遭遇就是明證。這一來，兩方都走極端，名望官僚及其家屬受害的程度，與地方豪強之被懲同樣深刻。

東漢桓帝、靈帝之際(153～184)發(fā)生的“處士橫議”，相當接近于現代社會的公民議政。雖然遭到“黨錮”嚴厲鎮(zhèn)壓，太學生有一千余人被捕，但并不屈服。成千上萬的學生示威，向洛陽官府請愿。這種砥礪名節(jié)、不畏強暴的斗爭，揭開了中國學生運動的篇章，逐漸發(fā)展成為一個傳統(tǒng)。甚至可以說東漢的清流處士及社會上的門生弟子，更接近于今日的公民概念。難怪今人吳鈞有言：“這一傳統(tǒng)相當久遠，從先秦的鄉(xiāng)校，到晚明的邑議，再到晚清的近代議會雛形。公民一直在傳統(tǒng)的母體內發(fā)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