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高士嚴光：傳教之人，非帝王將相所能比

高士，志行高潔之士?！拔崧劄楦呤坑谔煜抡撸貫槠溆阎?，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后可以為高士于天下。”(《墨子》)“高士弘清淳之風，貞女亮明白之節(jié)?！?《后漢書》)“高士例須憐曲糵，丈夫終莫生畦畛?！?唐·韓愈《贈崔立之評事》)

嚴光(前39～41)，又名遵，字子陵，河南汝州(今河南汝州)人。原姓莊，因避東漢明帝劉莊諱而改姓嚴。少有高名，與劉秀是太學同學和好友。劉秀得天下登上皇位，史稱光武帝。嚴光卻改名換姓，隱匿不見。帝思其賢，便憑著記憶，命人圖寫嚴光的形貌，下詔尋訪。后來齊國(今膠東)守臣報告，說有一男子，身披羊裘，垂釣澤中，疑似嚴光其人。光武帝遣使邀聘，使者往返三次，勉強登車來到京師洛陽。光武授其諫議大夫之職，嚴光不受，說：“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不出，乃耕于富春山，后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焉。嚴光年八十，終于家。當年垂釣處，后人稱之“子陵灘”。

人各有志，嚴光堅拒不出，劉秀也不逼迫。后世對于嚴光不事王侯之舉，褒貶不一。南宋楊萬里說“客星何補漢中興，空有清風冷似冰。早遣阿瞞移漢鼎，人間何處有嚴陵”。一旦漢鼎移除之日，不也是子陵釣臺消亡之時？批評嚴光于時局國事不聞問，標榜“高蹈”。明開國皇帝朱元璋專門寫了一篇《嚴光論》，對其不效力作了系統(tǒng)批判。一是上不報君恩，忘恩負義。其時赤眉、王郎、劉盆子等人尚未平定，天下混淆，光武拯救天下萬民于水火，使百姓免于強盜劫匪、仇暴相侵，是人民的大救星，也是你嚴光的大救星。你拒不出仕，是忘恩負義。二是下不恤民情，難辭其咎。時國家中興之初，百廢待興，人才緊缺，為天下老百姓求溫飽、顧平安還來不及，你怎么能安得下心，獨自悠哉游哉去垂釣？朱元璋憤憤說：“朕觀當時之罪人，罪人大者莫過于嚴光、周黨之徒！不止忘恩，終無補報，可不恨歟？”

問題是，嚴光有沒有獨善其身的權(quán)利？按照朱元璋的樸素農(nóng)民邏輯，不愿濟人利物，就是沽名釣譽；又按照明末清初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邏輯，嚴光是沒有這個權(quán)利的。而毛澤東在仕隱之外對嚴光另有一種評價。青年時，毛澤東在讀書筆記《講堂錄》中說：

后人論嚴光不出為非，不知光者帝之師也；受業(yè)太學時，光武已受其教不少。故光武出力辦天下事，光即力講氣節(jié)、正風俗而傳教于世。且光于專制時代，不屈帝王，高尚不可及哉。

說嚴光是一個有“帝之師”資格的人，提出過“懷仁輔義”的治國主張，劉秀受其教，開創(chuàng)了光武中興之世。第二，嚴光是一個“講氣節(jié)，正風俗”的傳教之人，功成不居的風節(jié)，可以起到影響當時與后世的作用，非辦事的帝王將相所能比。最后，嚴光在專制時代，不屈于上的勇氣，在士大夫中“高尚不可及”。到了中年時，毛澤東再一次評價嚴光，說世上人才分三種，“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還有“辦事而兼?zhèn)鹘讨恕??！稗k事之人”如諸葛武侯、范希文；“傳教之人”如孔子、孟子、朱熹、陸九淵、王陽明；而只有“辦事而兼?zhèn)鹘讨恕辈攀峭昝廊宋?，范仲淹是這樣一個完人。至于嚴光其人，能夠以身“傳教”而無意出來“辦事”，雖值得推崇卻并非盡善盡美。

范仲淹在《釣臺詩》一詩中高贊嚴光鶴立雞群的品格，說：“漢包六合網(wǎng)英豪，一個冥鴻惜羽毛。世祖功臣三十六，云臺爭似釣臺高?！?sup>說嚴光品階之高，超越了東漢所有開國功臣；功臣們?nèi)C像高掛云臺上，加起來還不如嚴光一人的釣臺高。其實，嚴光其人另有一個意義：一個人的價值不在出仕與否。嚴光不仕王侯，不單單是高尚其身的道德決定，而是一個安身立命的文化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