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賈雨村說幾句好話——兼談“護官符”

賈雨村在《紅樓夢》里所花的筆墨不多，但卻是一個人人討厭的家伙。突出的原因是他干了兩件大壞事（在前八十回），一是第四回的徇私枉法，讓薛蟠白白打死了馮淵；二是第四十八回充當賈赦的打手，為奪二十把舊扇子把石呆子弄得傾家蕩產(chǎn)，不知是死是活，成為一個狡詐、貪婪、兇殘的封建官僚的典型。所以平兒曾咬牙罵他是一個“餓不死的野雜種！”

但平心而論，賈雨村也并不是一個天生的壞蛋，一無是處。甚至還不妨為他說幾句好話。也許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全面認識賈雨村，并看清其他一些問題。在未發(fā)跡之前，寄居葫蘆廟時賈雨村以“賣字作文為生”，雖然困窘，卻能清貧自守，不失書生本色，故能與甄士隱相善。后來時至運轉(zhuǎn)，取得功名，做了縣太爺，盡管曾接濟過他的甄士隱已隨道士不知所終了，他還“遣人送了兩封銀子、四匹錦緞，答謝甄家娘子”。在他落魄之時，甄家丫鬟無意看了他兩眼，便以為她對自己有意思，所以“自為是個知己，便時刻放在心上”，而做了縣令后馬上就娶她做了二房，不久妻子死了，“便將他扶側(cè)作正室夫人”，并未嫌她出身低微而一闊臉就變。這兩件事都說明他還能心念舊恩。他升了本府知府之后，不到一年，便被上司參劾，因而“龍顏大怒，即批革職”，主要原因是他“恃才侮上”，說明他當時還書生氣十足，并不懂得要巴結(jié)逢迎上司。審理薛蟠打死馮淵一案，當他還不明白其中關(guān)系，只聽了原告的訴訟時：

雨村聽了大怒道：“豈有這樣放屁的事！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再拿不來的！”因發(fā)簽差公人立刻將兇犯族中人拿來拷問，令他們實供藏在何處；一面再動海捕文書。

這時的賈雨村不能不說他是對死者抱有同情心、同時是真心想懲處兇手的。還有，在聽“冷子興演說榮國府”時，他的正、邪二氣之說，“成則為王敗則賊”的觀點也無疑是頗有見地的。而對賈寶玉的看法，比之賈政這輩的世俗人更是高出一籌的。他根據(jù)冷子興所述賈寶玉的種種行為，斷定他“來歷不凡”，在書中也是找不出第二個來的。也許正因為如此，他才有資格被作者安排做了林黛玉的啟蒙教師吧。這可不是一個輕易能得到的位置?。?/p>

既然如此，那么為什么又要把這樣一個人最后寫成為一個封建壞官吏呢？殊不知這正是作者高明之處。因為作者的構(gòu)思不單單是寫一個具體官吏的種種惡行，而主要是寫出這種惡吏是如何產(chǎn)生出來的，這就必然要接觸到當時的社會根源，揭示出某些社會現(xiàn)象的本質(zhì)，這正是作品的思想深刻之處。這樣的藝術(shù)形象也更符合社會生活的真實。

如前所說，賈雨村最初在應天府公堂上要“發(fā)簽”去抓兇犯，這是他當時的真實思想，絕非假意做作。他只是在聽了深知當?shù)毓賵鰞?nèi)幕的門子的攔阻和陳說利害之后，才最后徇情枉法，胡亂判案的。這門子說了些什么呢？細細琢磨一下，也確是夠厲害的了。首先他告訴賈雨村，“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個私單，上面寫的是本省最有權(quán)勢、極富極貴的大鄉(xiāng)紳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時觸犯了這樣的大家，不但官爵，只怕連性命還保不成呢？”這張私單就叫作“護官符”?？梢娙绾螌Υ@張“護官符”是關(guān)系到一生的榮華富貴以至身家性命的頭等大事，怎能掉以輕心呢？接著，門子掏出了當?shù)氐哪菑垺白o官符”來，寫道是：

賈不假，白玉為堂金作馬。

阿房宮，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個史。

東海缺少白玉床，龍王請來金陵王。

豐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鐵。

這四家真是聲勢顯赫，富貴已極，遠非一般的“鄉(xiāng)紳”可比。而這四家之間又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皆連絡有親，一損皆損，一榮皆榮，扶持遮飾，俱有照應的”。面前打死人的被告正是那“豐年好大雪”的薛公子，你賈雨村惹得起嗎？最后還有一層重要的關(guān)系，賈雨村在被革職后能得以“起復”并作到現(xiàn)職，所靠的正是這四家之首的賈家，這又是何等為難的一件事！

賈雨村正是在這種強大的政治壓力之下走上了“枉法”的道路的。他有一個清晰的變化過程可以供我們研討，在最初門子攔阻他“發(fā)簽”時，“雨村心下甚為疑怪”，說明他對此案的內(nèi)情毫無所知，是準備依法辦理，以報“皇上隆恩”的。當門子問他有沒有“護官符”時，他一點都“不知”，在聽了門子的解釋以后，他才明白官場內(nèi)還有這么多隱秘，因而進一步“細問”究竟。等他弄清了一切原委之后，他“低了半日頭”，可以想見，這“半日”工夫，賈雨村是在對整件事的各種關(guān)系權(quán)衡利害得失，這期間他自然不會不想到他過去是如何因“恃才侮上”而被“革職”，現(xiàn)在又是如何憑借賈、王二府之力而得“起復”的。到最后，他和門子“二人計議”出這樣一個“葫蘆案”的結(jié)局，也就十分自然的了。從這事件的全過程可見，并非賈雨村生下來就是一個貪官酷吏，而是這個社會現(xiàn)實決定了要出現(xiàn)賈雨村式的封建官吏。馮淵的冤案在此之前“告了一年的狀，竟無人做主”，不正好說明在他之前的那些官吏，不同樣是賈雨村式的嗎？

至于必然會產(chǎn)生賈雨村式人物的社會現(xiàn)實究竟是一個什么樣子呢？我們試引王先謙《東華錄》乾隆三十一年春正月乙未的一條“上諭”，就可以知道一個究竟。其“諭”曰：

向來各省督撫辦理案件，瞻徇欺蒙，上下通同，備弊習氣，最為惡劣?！馐±糁伪讐慕杂啥綋岵荒苷郝蕦伲瑢Ｒ陨舷潞屯?，聯(lián)為一氣，以行其蒙蔽欺詐之伎倆，各省皆所不免，而江南為尤甚，在伊等相習成風，恬不為怪……

讀了這段文字之后，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乾隆皇帝口中的這段話，和那個門子說的情況竟然是如此吻合，“而江南為尤甚”，又與“葫蘆案”發(fā)生地的江南應天府相符。這就清楚地告訴我們，賈雨村這樣的人物，以及“護官符”“葫蘆案”等均不是小說家言，而是活生生的社會現(xiàn)實。如果要說這條“上諭”和門子的話有什么不同的話，那就是“上諭”發(fā)出的乾隆三十一年（1766）春正月，曹雪芹已整整離世五六個年頭了，也就是說，乾隆所看到的或者說不得不加以警告的這種官場黑幕，早在五六年前或者更早的時間里，曹雪芹已深刻而生動地寫在他的《紅樓夢》里了。從這里我們不是能夠又一次體味到曹雪芹公開聲言的“此書大旨談情”“毫不干涉時世”的真正含義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