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每天早上，西安火車站前的廣場，和解放飯店門前一帶，都有不少國營和個體經(jīng)營的旅游車，在兜生意，拉客到東、西線去觀光。那些拉生意的婦女，手里拿著手提擴音機，不斷在重復她們那一套廣告詞：

“來啊，東線一日游?。罕R俑、秦始皇陵、驪山華清池、西安半坡。每位十元，包去包回啊。車子馬上就要開了!請各位同志們，趕快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請抓緊時間，買票上車啊!”

至于西線一日游，她們的廣告詞也差不多一樣，只是把旅游地點改為“乾陵、永泰公主墓、茂陵、咸陽博物館”而已。在這么多叫喊聲中，以秦始皇的兵馬俑，聲勢最大、最響亮。早上走在廣場上，隨時會被人攔著問：“兵馬俑，去不去？”兵馬俑不僅變成了西安的象征，也成了這些旅游團一個最重要的“賣點”。這恐怕是秦始皇帝，留給咸陽后人最好的遺產(chǎn)，一棵取之不盡的搖錢樹。

這些旅游車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同胞。車子老舊，但車費也極便宜，確是物有所值。我試了東線一日游，和四十多名國內老百姓，擠在一輛大客車里，去看了秦始皇帝的兵馬俑和楊貴妃當年出浴的洗澡池，發(fā)現(xiàn)這種國內旅游團還真不錯。很“文明”，很有原始的旅行情趣。

這種國內團，最讓我欣賞的，就是它沒有導游，沒有所謂的“地陪”。生平旅行，最怕導游給我“講解”那些名勝古跡的歷史，也最怕他們重復那些捏造的“美麗傳說”。所以，寧可獨自走遍整個中國大地。現(xiàn)在可好了，這種旅行團沒有導游和“地陪”，大可安心自由活動。

買了票，走上車去，票價跟內地老百姓的一樣。這時，有幾名紅發(fā)碧眼的老外，也想加進來，享受和中國人一起去旅行的樂趣。可是，司機一看他們的樣子，馬上說要收“外賓價”，比國內同胞的票價貴一倍。爭執(zhí)了一陣。最后，老外可能覺得受了“歧視”，決定不參加了，賭氣走了。司機也懶得理會他們。

車里除了司機和乘客外，就沒有其他人，連跟車的都沒有，更不必說導游了。車子每到一處，司機就宣布，大家有多少時間去游玩，甚么時候該回來等細節(jié)。然后，大家就高高興興地下車，各走各的路，不必被導游趕著走，像趕鴨子似的。這正是我喜歡的旅行方式。

然而，從東線回來后，我卻沒有去參加西線游。因為，我也想步唐代詩人們的后塵，去“望昭陵”，和杜甫一樣去“謁昭陵”。但由于昭陵遠了些，不順路，所有西線游的主辦者，竟都索性不理了，不去了，只去唐高宗和武則天合葬的乾陵?？墒?，在唐代詩人和后代研究唐史者的心目中，昭陵的地位是絕對高過乾陵的。到了長安，怎可不去“謁”昭陵呢？我決定自己找一輛出租車去“謁”昭陵，回程再順道去“游”乾陵。

我在解放路一帶一面閑逛，一面尋找出租車去昭陵。

從唐代開始，長安就是個“胡化”很深的城市。貞觀初年，平定突厥后，遷到長安的突厥人，據(jù)《唐會要》說，有“近萬家”之多。今天在西安，恐怕還有不少人是他們的后裔。甚至，唐代的帝王和好些詩人們，都有胡人的血統(tǒng)。唐太宗的大兒子承干，不就喜歡在宮中說突厥語，穿突厥服嗎？至于唐史上有名的“番將”，那更是以突厥人為主干的。于是，這種胡漢交織的唐代文化，又自成它粗獷、豪邁的一面，和南宋以后江南的漢文化，給人的儒雅、文弱的形象，很不相同。如今，走在解放路上，西安“胡化”之深，還是處處可見的。

解放路兩旁的小巷里，有不少回民和回民經(jīng)營的小吃店。阿拉伯文刻在它們的招牌上，或者寫在它們店門口的那塊布幔上，隨風飄揚。店伙計頭纏白巾，或頭戴白帽，在烹煮牛羊。而伊斯蘭教正是在唐代傳入中國的。而且，那是因為唐代大將高仙芝(又一位番將)，在公元751年，在西域吃了阿拉伯人的一場敗仗以后的結果。

走在解放路兩旁的那些小巷，閉上眼都可以嗅到一股濃烈的牛、羊味。最能代表西安的美味小吃，便是牛羊肉泡饃。嗅到這種味道，我的“鄉(xiāng)愁”竟也要被它勾起來了。因為我從小在馬來西亞的新山市長大，中學放學后，常去吃那里印度人賣的羊肉湯，而西安的羊肉泡饃，竟有幾分像我中學時代常吃的那種印度羊肉湯?；蛟S，西安羊肉泡饃的做法，原本就是師承自印度回教師傅的。

我終于在解放路一家集體承包經(jīng)營的小旅行社，找到了一輛出租車。在那里辦事的一位媽媽型中年婦人，說她的先生是開出租車的，可以載我去“謁”昭陵，收費一天人民幣兩百元。我和她約好，第二天一早七點鐘，由她的先生曹師傅，來解放飯店門前接我。

杜甫當年“謁昭陵”，不知是怎么去的？騎馬？騎驢？還是步行？隔天早上起來，想到我今天也將步他的后塵去昭陵，心里就有一種悠悠的歷史感。吃過早飯后，在飯店門前等曹師傅的車，想起杜甫“詩史”的美名，不禁感嘆。他確是用詩來詠史，替歷史作見證的。一千多年來，任何到昭陵去的“好事者”，恐怕不免都要想起他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