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言的背叛：移民作家的位置在哪里？——評哈·金的《移民作家》

郭英劍

內(nèi)容提要：美國著名華裔作家哈·金在其最新的《移民作家》中，闡述了有關(guān)移民作家以及移民文學的相關(guān)話題，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包括：對于移民作家而言，他們能否成為原來所屬宗族或部落乃至“祖國”的“代言人”？用異國語言進行寫作，是否是對所屬宗族或部落乃至祖國的背叛？移民作家的家園在哪里？本文試圖對《移民作家》作出較為全面的評述。

關(guān)鍵詞：移民作家；生存；寫作；鄉(xiāng)愁；語言；背叛；個體；回歸

2008年9月，芝加哥大學出版社出版了美國著名華裔作家哈·金（Ha Jin）的論文集《移民作家》（The Writer as Migrant）。該書為三篇講座結(jié)集而成，第一篇題目為“代言人與部落”（The Spokesman and the Tribe）。第二篇的題目為“語言的背叛”（The Language of Betrayal），第三章為“一個人的家園”（An Individual's Homeland）。哈·金在這部書中，闡述了有關(guān)移民作家以及移民文學的相關(guān)話題，提出了一些值得我們深思的問題，包括：對于移民作家而言，他們能否成為原來所屬宗族或部落（tribe）乃至“祖國”的“代言人”（spokesman）？用異國語言進行寫作，是否是對所屬宗族或部落乃至祖國的背叛？移民作家的家園（homeland）在哪里？在這部書中，作者以移居美國多年的俄羅斯作家索爾仁尼琴、俄裔美國作家納博科夫、波蘭裔英國作家康拉德、移居美國多年的中國作家林語堂等移民作家為例，細致入微地探討了涉及移民作家的各種問題：生存與寫作、孤獨與鄉(xiāng)愁、個體與集體、政治與藝術(shù)、回歸與抵達等等。所有上述問題都會涉及作家的“位置”的問題，或者說作家的自我定位與被定位的問題。

我認為，哈·金在移民作家及其移民文學的問題上提出了新的和獨到的見解和觀點，不僅對于亞裔美國文學研究，對于整個文學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因此，本文試圖對《移民作家》作較為全面的評述，試探討兩個問題，第一，哈·金在《移民作家》中主要闡述了什么內(nèi)容，有何理論依據(jù)？第二，應該如何看待他所談到的這些問題。

一

既然談移民作家，首先要定義“誰”是“移民”。在哈·金看來，所謂移民，一般來說大都是指從不太發(fā)達的國家到較為發(fā)達的國家去定居的人們。但緊接下來的問題是，移民作家，在面臨所有作家都可能要面對的最古老的問題即“為誰寫作？”的同時，更要面對“以什么身份寫作？”、“為哪些人的利益（或者說站在哪些人的立場上）寫作？”（3）^［1］此類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之中，哈·金認為，第三個問題最令人困惑，因為這牽涉到作家的“身份”或者是“認同感”（identity）與傳統(tǒng)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卻并非一成不變，而極有可能是變動的，令人難以把握。

哈·金以自己為例來說，“我曾經(jīng)把自己視為一位用英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中國作家，……但我那時卻未曾意識到我自己所選擇的立場的復雜性和不可行性”（3）。因為這樣的立場會受到來自祖國的質(zhì)問：“誰給你的權(quán)利讓你代替我們說話的？”甚至還可能有人會指責作家說，你哪里是代表我們，你恰恰是那個在國外出賣祖國和人民的人呢（3-4）。哈·金認為，這就導致作家必須去思考古老的問題——“我們是誰？”，即要探討作家寫作的理由，或者說是作家寫作的合法性問題。因此，隨之而來的問題就是，作家能否代表自己的祖國，或者說，能否成為一名“代言人”？這個問題，在哈·金看來，若是在國內(nèi)已經(jīng)有了相當?shù)穆曌u，對于已經(jīng)具有代言人身份的作家來說，事情可能很簡單，這個作家到了國外可以繼續(xù)寫作，并繼續(xù)代言。然而，即便如此，這也不是長久的事，他不過是像有任期的文學大使罷了（5）。

接下來，哈·金舉了三個作家的例子，第一個是長期流亡美國的俄羅斯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Alexander Solzhenitsyn），第二個是長期旅居美國的中國作家林語堂。這兩位作家同屬流亡作家，同時又都認為自己是自己國家的代言人。同時，他還談到了英國作家V.S.奈保爾（V．S．Naipaul）。

眾所周知，索爾仁尼琴在1974年2月，因為1973年出版的第一卷《古拉格群島》（The Gulag Archipelago）而被剝奪了蘇聯(lián)國籍，緊接著被驅(qū)逐出蘇聯(lián)。那么，這個時候，他又該如何定位自己呢？在接受一位西班牙訪談者訪談的時候，他說，“我從沒有想過要成為一名西方作家……我只為我的祖國而寫作”（5）。1994年3月，在俄羅斯恢復了索爾仁尼琴的國籍之后，他回到了俄羅斯。但有趣而又引人深思的是，在索爾仁尼琴回到俄羅斯之后，他卻無法寫作了，盡管這個時候他可以盡情地使用自己的母語進行創(chuàng)作了。原因似乎很簡單，在過去，作為代言人，他給自己確立的目標更多的是揭露前蘇聯(lián)歷史的黑暗以及陰暗面，但當他回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俄羅斯的時候，他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所處的環(huán)境有了太大的改變，他在“為誰寫作”的問題上出現(xiàn)了斷裂——這個時候的祖國，已經(jīng)不需要有人來代言了。在這樣的環(huán)境之下，他所創(chuàng)作的很多作品的價值就遠不如他在流放之前的作品。哈·金提到，直到大約10年之后，索爾仁尼琴才真正又“回到”俄羅斯——當然還是通過他的文學作品，盡管他的一些名篇是通過改編成電視劇的形式而被俄羅斯民眾所重新接受的。

同樣值得一提和關(guān)注的一點是，哈·金在文章中提到了索爾仁尼琴的一段往事，很有意思，也很有意味，值得我們深思。在索爾仁尼琴流亡時期的1985年的6月24日，在他所居住的佛蒙特州盧特蘭的家園之外集聚著大量的記者與攝影記者，他們在等待著偉大作家的出現(xiàn)，因為據(jù)說這一天將是索爾仁尼琴宣誓成為美國公民的日子。最后出來的只是他的妻子和兒子，索爾仁尼琴卻沒有出現(xiàn)（5）。——很顯然，他最終改變了主意。哈·金似乎在告訴我們，像索爾仁尼琴這樣如此堅定的愛國者，都曾猶豫和動搖過，更何況其他人？換句話說，一位作家試圖表明作為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其實是很脆弱的。那么，什么才是強大和有力量的呢？哈·金說，“唯有文學才能突破歷史、政治和語言的障礙，抵達包括作者的祖國人民在內(nèi)的讀者那里”（22）。這，應該是索爾仁尼琴最終被他的祖國人民所接受的主要原因所在。

哈·金所提到的另外一個作家是林語堂。林語堂同樣拒絕成為一名美國公民，雖然他在美國生活了30多年。林語堂從1936年離開中國后，就再也沒有回到中國大陸。對于林語堂而言，哈·金總結(jié)道，雖然作家個人非?？粗刈约旱摹毒┤A煙云》（Moment in Peking），但這個作品在英語世界中，人們已經(jīng)不怎么閱讀了，因為他“過分沉溺于解釋中國”（17）。但他的這部作品的翻譯本，還在中國大陸被人閱讀，但人們似乎更關(guān)注的是那個時代的中國，也就是更看重作品的歷史文獻價值。而他的另外兩部作品《唐人街》（Chinatown Family）和《生活的藝術(shù)》（The Importance of Living）還在英語世界中印刷。由是觀之，哈·金總結(jié)說，“這個事實意味著，是主題與內(nèi)容而非語言決定著一本書的命運，事實常常如此”（18）。

看到這里，其實，我們應該理解哈·金提到兩位作家所要強調(diào)的是什么了，首要的是作家的作品，要靠作品的力量去打動人包括自己的國民，其次就是作品的主題與內(nèi)容，即你寫的是什么，而不是用什么語言去寫作。換句話說，他對作家的“代言人”身份是持懷疑態(tài)度的。緊接著，哈·金還使用出生于加勒比地區(qū)特立尼達島的英國作家奈保爾作為討論“個人與集體”的一個典型例子。他的結(jié)論更加明確無誤，自命為國家與民族的“代言人”是愚蠢的（27）。

我們有必要去追問，哈·金何以得出這樣的結(jié)論呢？他在文章中對此作出了明晰的回答。他說，下面的話可能是套話，但卻千真萬確：一個作家的首要職責就是寫出好的作品來，其社會角色是第二位的。由此他得出了自己的最終結(jié)論：作家當然應該擁有一種道德立場自然沒錯，也應該為被壓迫者言說，反抗偏見與不公，但這樣的姿態(tài)應該是第二位的；因為，作家應該主要通過藝術(shù)的渠道進入歷史，“作家的成功與失敗最終是由白紙黑字來決定的”（30）。

二

我們都知道，作家總是沉溺于語言之中，甚至會被語言所迷惑。然而，使用異國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卻給作家?guī)砹藢擂蔚牡匚弧?/p>

在第二篇文章《語言的背叛》中，哈·金指出，過去一般都認為，對于作家而言，不再使用母語進行創(chuàng)作而選擇另外一種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無疑是一種“背叛行為”（31）。就創(chuàng)作而言，哈·金在被人問到為什么用英語進行創(chuàng)作的時候，他曾經(jīng)常常回答說“為了生存”（32）。而他也提出，這里的“生存”實際上有三層意思，一是物質(zhì)層面的生存，二是“要過一種有意義的生活”，而第三種則意味著，“要充分利用自己的生活/生命，去追逐自己的幻想”（32）。

同樣，他以兩位作家康拉德和納博科夫為例來說明自己的觀點。

約瑟夫·康拉德（Joseph Conrad）是波蘭裔的英國作家，他把寫作視為個人的一種幻想。但在英國及英屬地的時候，為了實現(xiàn)個人寫作的雄心壯志，他不得不選擇英語這一歐洲主要語言進行創(chuàng)作，盡管他從來沒有為這樣的選擇感到輕松過（33）。很有意味的是，1914年，在闊別了21年回到波蘭的時候，康拉德已經(jīng)是具有國際影響的作家了，他卻依然有些坐立不安，他擔憂的就是自己的祖國會冷淡自己。相反，在英格蘭，他總是感到自己是個外國人。哈·金認為，這一定是他拒絕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和其他大學授予他榮譽學位的原因，也是他拒絕英國政府授予他爵位的原因（34）。當然，這并不意味著，康拉德對世俗之中的榮譽毫不在乎。恰恰相反，他心存高遠，渴望得到的是世界文壇的最高榮譽——諾貝爾文學獎。哈·金說，康拉德所以對這個大獎心向往之，乃是因為如果有了諾貝爾獎，他就可以彌補他在英國和波蘭之間認同感的那種斷裂了（34）。但可惜也令人遺憾的是，諾貝爾文學獎最終也沒有落到他的頭上。在哈·金看來，現(xiàn)實是很殘酷的，康拉德其實完全沒有意識到，他已經(jīng)沒有國家可以代表了（34）。

在康拉德創(chuàng)作的歷史上，同樣有一段故事值得說上一說。在1899年4月份，波蘭出版的《家園》雜志刊登了一篇嚴厲譴責康拉德寫作的文章，作者是伊莉莎·奧澤斯科娃（Eliza Orzeszkowa）。她的觀點主要有三個：第一，康拉德的移民是對自己祖國的遺棄；第二，用英語寫作是一種背叛行為，因為依傳統(tǒng)而言，使用波蘭語寫作就是一種愛國行為；第三，用一種主要的和強勢的外國語言寫作掙錢，就是把自己降低到了小商小販的水平，這反過來就使得這個作家的作品對他的祖國的人民來說變得無足輕重了（37）?？上攵@樣的評論令康拉德深受打擊。后來，就康拉德的創(chuàng)作而言，背叛就成了他的一個主題。但哈·金表示，他反對這樣的觀點，認為“究其實質(zhì)，這里的指責無疑是一種集體的聲音，它要求作家無條件的忠誠與犧牲，但卻對其能否在異國土地上生存不管不問。這種聲音根本就無視個人的特殊環(huán)境”（38）。在文章的最后，他的結(jié)論和觀點同樣簡明扼要，對于語言的背叛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必須只能忠實于他的藝術(shù)”（60）。

就篇幅而言，第三篇文章《一個人的家園》最短，但同樣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對于移民作家來說，其“家園”在哪里？在哈·金看來，“從定義上看，‘家園’一詞有兩個意思，一是指一個人的故鄉(xiāng)，另一個則指一個人現(xiàn)在的家庭所在地”（65）。在過去，這兩個詞很容易合二為一，其意義也就不用辨析，但到了現(xiàn)在，這兩者則逐漸對立起來了。因此，才有了“我的第二故鄉(xiāng)”這樣的說法。在文章中，哈·金明確提出，隨著時代的變遷，家園已不再僅僅是存在于一個人的過去中的地方，而是與一個人的現(xiàn)在和未來有關(guān)的地方（65）。他用“抵達”（arrival）和“回歸”（return）來做比喻并提出，實際上，對于絕大多數(shù)的移民作家而言，家園的問題所涉及的是“抵達”而不是“回歸”。據(jù)此，哈·金總結(jié)道，家園就是你建立家的地方這一說法，其實是符合邏輯的（84）。

無疑，上述闡釋至少有兩方面的意味，首先，移民作家的“家園”可以是自己目前或者未來的居住國，其次，對于作家來說，“家園”并不總是那個讓你不斷回望乃至回歸的地方，也有可能是你現(xiàn)在或者未來所居住乃至向往的地方。

三

哈·金上述三篇文章的重要性在于，拓展了圍繞在移民作家身上的諸多問題，而其中，由作家選擇的非“母語”寫作而引發(fā)“身份”的變化這一問題，應該說最引人矚目，而圍繞這個問題，我以為，至少有如下幾個問題值得引起我們的關(guān)注和討論。

首先，“身份”問題所引起的困擾在我們的日常生活當中已經(jīng)體現(xiàn)出來了，在問題跨越國界時，表現(xiàn)就更為明顯了。眾所周知，在現(xiàn)實生活中我們最喜歡問對方的問題大概就是“您是哪里人”了。這個問題在過去的農(nóng)業(yè)化時代是不成其為問題的，因為人的籍貫、出生地以及生長地，基本上就是那個地方——這就是“家鄉(xiāng)”，也是我們是哪里人的那個“地方”。然而，隨著后來工業(yè)化的興起，包括戰(zhàn)爭、災難等等自然災害的原因，移民開始大量出現(xiàn)，特別是全球化時代到來之后，這個問題變得復雜起來了，而且有越來越理不清的趨勢。一個人的籍貫可能是河南，但他/她出生在北京，后來又在黑龍江長大，再后來于上海接受大學教育，之后到廣州工作并且長期在此居住，對這樣的人，您說他/她是哪里人？——我們更不要說一個長期居住境外和國外的人的情況了。

其次，從上述現(xiàn)實問題我們就可以推知，跨國的移民問題自然要復雜得多，而這一點在移民作家身上，又是難以回避的問題。當然，對于作家的身份而言，如果采用哈·金的觀點，即作家重要的是要寫出好的作品來，這當然也說得過去，但對于學者和研究者來說，特別是對于寫作國別文學史的學者和比較文學領(lǐng)域的研究者來說，就很難跨越了，因為究竟應該選擇哪些作家，或者說哪些作家究竟應該屬于自己所要撰寫的國別和比較研究的對象，肯定是個難以回避的問題。在這里，我們不禁要問，對于一個跨國之人的“作家”身份來說，證明其應該屬于哪個國家作家這一身份的，究竟應該是其國籍/護照還是常住地呢？以哈·金為例，他不僅在中國出生，而且在中國接受了博士前的所有教育（到美國后攻讀的博士學位），但目前，作為已經(jīng)加入了美國籍且現(xiàn)在長期在美國居住的作家，我們該把他視為中國作家還是美國作家呢？其實，我們還可以進一步追問的是，護照/國籍自然重要，它能夠確立我們的一國公民的身份，但問題是，它是否還能確立我們的民族與文化身份呢？

再次，對于“身份”問題的追問，對于比較文學研究有著較大的影響甚至是沖擊。我們都知道，所謂比較文學，過去一般定義為要有四個“跨”，即“跨語言、跨文化、跨民族、跨國家”；到后來，這一定義有所變化，學者拋棄了四個“跨”中的兩個，只保留了“語言”與“民族”；再到現(xiàn)在，一般認為所謂比較文學，不過是指兩種或者兩種以上民族文學相互影響作用的研究（就不提文學與其他藝術(shù)門類等之間的比較研究了）。但問題是，現(xiàn)在移民作家的出現(xiàn)，無疑給這里最后所保留的“跨民族”文學也打了折扣。試問：如果以哈·金（當然你也可以選擇納博科夫、索爾仁尼琴、康拉德、奈保爾等等這樣的跨國作家和跨民族作家）為例進行“比較文學”意義上的研究，在中美之間，我們該選取中國作家與他進行比較研究呢還是選擇美國作家？

最后，一般來說，移民與“流亡”密切相關(guān)，如果順著這個思路往下探究，我們會發(fā)現(xiàn)，由移民作家所引起的有關(guān)移民文學的話題，也還有值得深入探討的地方。比如，無論稱之為“移民”也好還是“流亡”也好，還有一種情況，就是并沒有改變國籍，但依舊離開家園流浪在外的人。比如流亡作家在文學史上就很多，像但丁離鄉(xiāng)背井后，就再也沒有回到過家鄉(xiāng)佛羅倫薩。喬伊斯死后葬在了瑞士的蘇黎世。那么，這些人又該如何對待呢？再看“流亡”問題，實際情況也應該更加復雜一些。1987年，約瑟夫·布羅茨基寫作了《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tài)》一文。他在談論流亡作家時，認為所謂流亡不過是一個瞬間，到了新的環(huán)境下，就不能再稱之為流亡了。當然，他分析了流亡心態(tài)的三大特點：受迫害感，放大了個人所受的苦難；優(yōu)越感，自認高于普通難民和移民；懷舊感，時刻不忘過去和祖國。因此，對于“流亡”問題，還不能一概而論。2001年，著名后殖民主義文學批評家、哥倫比亞大學薩義德教授50年間所寫的論文集《流亡的沉思》出版，他在同名論文中，把流亡分得非常細，分為流亡者、難民、外籍人士和移民。在他看來，所謂“流亡”，是最古老的現(xiàn)象，與驅(qū)逐或流放有關(guān)；“難民”則是20世紀的政治產(chǎn)物；“外籍人士”是指那些因個人原因而自愿到異國去居住的人們；而“移民”則是指到另一個國家定居的人們。這樣的劃分，對我們更加深刻地認識不同境遇的移民，特別是作家的創(chuàng)作來說，可能更有幫助。

綜上所述，哈·金的《移民作家》無疑開拓了我們的視野，讓我們看到了在全球化時代作家創(chuàng)作和研究中應該注意的一些新問題。在對哈·金的觀點——無論作家的身份如何，無論作家使用的語言為何，最終衡量作家作品價值的還是藝術(shù)本身——表示贊同的同時，我也認為，我們還必須注意到一個事實：僅就移民作家而言，并不是所有的移民作家都有移民的心態(tài)，而在一國之內(nèi)，一名作家或許也會有流亡的心態(tài)。所以，當我們對作家進行研究的時候，還是應該以個案為基礎。同時我也認為，不僅個人對國家、民族及其文化有認同感，反過來亦然，作為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的撰寫者，應該具有更為開放的心態(tài)和胸懷——移民作家的位置，也在文學研究者和文學史家的筆下！

注釋［Notes］

［1］本文所引用的《移民作家》的片段，均為筆者所譯。引文后的數(shù)字，為原書中所在的頁碼。

引用文獻【W(wǎng)orks Cited】

Brodsky，Joseph.“The Condition We Call Exile.”Renaissance and Modern Studies 34，1991.1-8.

Jin，Ha．The Writer as Migrant．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08.

Said，Edward．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Bosto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