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聲：法學(xué)家遺言之1939

董康的一生，為“理想主義”這個符號化的生活態(tài)度作了最好的詮解。相對而言，藏書、刻書等一系列業(yè)余生活，使他未能在政法領(lǐng)域?qū)崿F(xiàn)的“理想”得以緩釋；即使是這種緩釋層次的理想化追求，也為民國書籍出版留下了標桿級的樣板。

很難想象，一個最高法院院長、財政部部長、司法局局長級別的官僚能留下這么多部刻印古雅、精致之極的書籍，胡適的評價恰到好處，他認為董康“不僅是一個法家，而是一個富于情緒的老少年”。

這個“富于情緒的老少年”在1926—1936年，十年中四渡日本，既有因逃亡而“受驚”的滄桑情緒，又有因搜求古籍而心生為后世“授經(jīng)”的喜悅心情。復(fù)合在一起的各種情緒，成為董康這十年來最無法準確界定、但最富個人價值的社會經(jīng)歷。所有這些付諸文字的經(jīng)歷，于1939年付印出版。仍然選擇了木刻版刷的中國傳統(tǒng)印書方式，成就了一部比《浮生六記》更學(xué)術(shù)、比《書林清話》更情緒的一部理想主義者經(jīng)典著述《書舶庸譚》。

董康著《書舶庸談》，自序及跋

《書舶庸譚》曾于1927年，董康結(jié)束流亡之旅時，有過第一次集結(jié)出版。到1939年付印時，刊刻和發(fā)行重新回到北京法源寺外的誦芬室中。實際上，談?wù)摱抵N種生涯，諸如法學(xué)家、藏書家、曲學(xué)家等等，早在1937年就可以戛然而止，待到《書舶庸譚》正式出版之際，則幾乎是逝者存照級別的“遺書”性質(zhì)了。董康本人似乎也意識到了這一點，在這次將十年東渡生涯集結(jié)出版之際，在書的最后一頁寫下了他在文化史層面上的最后一篇總結(jié)，寥寥幾筆，將一生種種行徑寫完。最后一句話謙遜謹慎而又意味深長，他說：或可附森立之、楊星吾之后，備文壇探討之一助耳。

因為辭官閑居上海的董康早在1937年再度北漂，他奔赴日占偽華北政府的“理想國”而去。在那樣一個“理想國”中，“董康”這個符號被劃上紅叉之后成為“廢檔”。在誦芬室中，1939年刊行的《書舶庸譚》成為最后一個董氏刻本。直至1947年，他病逝于北平東交民巷的一家德國醫(yī)院為止，這個“富于情緒的老少年”才成為一個可以談?wù)摰摹皻v史人物”，成為閑言碎語之一種。從1905年廢止凌遲奏議的撰稿人到1939年《書舶庸譚》中的總結(jié)陳詞，34年罪與法的生涯中，董康任由評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