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1899—1913年：人心何須分中西

丁福保于清同治十三年(1874)生于無錫，七歲入家塾就讀。按照丁氏自謙的說法，他“天性甚鈍”，讀書不上百遍不能背誦，到十三歲，他的長兄為他講解《左傳》、《史記》、《漢書》、《文選》等，他每夜苦讀到三更始就寢，于是學業(yè)大進。二十二歲入江陰南菁書院，受學于長沙王先謙，讀《爾雅》、《說文解字》、《文選》、《水經(jīng)注》等；并閱《四庫提要》、《漢學師承記》、《讀書雜志》等書，始識治學門徑。遂立志搜集各種文字學之書籍，這即是他后來傾力編纂《說文詁林》的初因。1927年，《說文解字詁林》預約廣告中聲稱的“福保搜集說文各書，預備是書之資料，已三十余年”。這個“三十年”的時間刻度，就正始于他就學于南菁書院之際。

丁福保著《說文解字詁林》預約廣告

看起來，與傳統(tǒng)舊式文人的生平履歷相類的丁福保，似乎就此應在名師指引和勤學博識的道路上究其一生。然而，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十五歲的丁福保因任職算學教習，位卑薪低，深感乏錢之苦。在一次研讀《史記·貨殖傳》之際，忽然省悟“謀生之術(shù)，技藝為先”。這也是他后來棄文從醫(yī)，并廣涉房地產(chǎn)、出版發(fā)行、雜志報刊、古幣收藏等多個門類投資，而收獲頗豐的淵源所在。

由于學術(shù)根基的扎實和靈活多變的謀世策略，丁氏早年對國學門徑之外的各種學說并非持保守拒斥態(tài)度，相反勇于嘗試，并樂于拓寬自己的知識面和眼界。事實上，早在1899年，丁氏即辭去薪俸微薄的教習職位，赴上海從新陽趙靜涵先生學醫(yī)，并開始系統(tǒng)學習日文與西文。并隨即開辦譯書公會，邀約醫(yī)學界學者翻譯相關(guān)著述，朝夕研究，切磋交流，編成生理學、解剖學、病理學、藥物學等醫(yī)學叢書。開放中國醫(yī)學視野，并隨之納入新的思路與辦法，成為丁福保這一時期的重要經(jīng)歷。從這個意義上講，丁氏與戊戌變法一派是頗有默契的，只不過他沒有選擇拋頭顱灑熱血，而是學外語開眼界；不但茍全性命于亂世，還留待來日大發(fā)展。

果不其然，后來在總督端方的賞識下，丁福保被舉薦赴日本考察。丁氏一行周游帝國大學、千葉醫(yī)校、青山腦病院與胃腸病院、北里柴三郎傳染病研究所、岡山醫(yī)校、愛知醫(yī)校以及各處之附屬病院，大開眼界；并首次接觸到X光醫(yī)學理論，可以采用X光檢查發(fā)現(xiàn)肺結(jié)核患者。這束神奇的光線，洞開了丁氏三十幾年來累積的學識底蘊，他意識到，空守著故紙懷緬“國故”是行不通的，無論是國學本身，還是傳統(tǒng)中醫(yī)；無論是國家運轉(zhuǎn)，還是個人謀生，都需得大尺度上的轉(zhuǎn)變，而絕非小圈子里的自信與自戀。

雖然歸國之后，由于端方的失勢和國內(nèi)政局的突變，丁福保并沒有能將這些思想上的大尺度轉(zhuǎn)變加以踐行和施展，但那一束能洞穿人體血肉、洞察骨骼的神奇光線始終激勵著他的先行探索。事實上，傳頌千年，那個為關(guān)公刮骨療毒的“神醫(yī)”華佗，如果會說外語、懂得西醫(yī)，就能使用X光作預診，注射抗生素防感染，其妙手仁心將更臻完美。而丁福保的時代，為理想主義者打開了那扇沉重的閉關(guān)鎖國之門，敢于踐行者就是那個時代的“刮骨”神醫(yī)。

1908年，在魯迅還在為父親抓蟋蟀治肺病的時代，在魯迅描寫吃人血饅頭治肺結(jié)核的年代，丁福保即以嫻熟的日文功底，翻譯了日人竹中成寬的《肺癆病預防法》一書，1911年又撰寫了《肺癆病一夕談》。他于1910年率先創(chuàng)立中西醫(yī)學研究會，以研究中西醫(yī)藥學、振興醫(yī)學為宗旨，這是一個創(chuàng)立較早并突破中西藩籬的醫(yī)學組織。緊接著，于1913年編撰《歷代名醫(yī)列傳》，這并非是一部自神農(nóng)嘗百草以來的傳統(tǒng)中醫(yī)群英譜，而是沒有中西方學術(shù)偏見，既介紹中國歷代名醫(yī)，又介紹了“發(fā)明血液循環(huán)之哈斐氏(William Harvey威廉·哈維)，發(fā)明種牛痘之占那氏(Edward Jenner愛德華·琴納)，以醫(yī)術(shù)名廣東之嘉約翰氏(John Glasgow kerr約翰·哥拉斯戈·科爾)，發(fā)明細菌學及消毒法，號稱近世之醫(yī)圣者的古弗氏(Robert Koch羅伯特·科赫)”；丁氏本人即成為向國人系統(tǒng)地介紹西洋醫(yī)學家第一人。1913年，他更創(chuàng)立和發(fā)行醫(yī)學刊物《中西醫(yī)學報》，這份歷時有二十年之久的以貫徹中西醫(yī)理論與實踐的刊物，也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國第一份中西醫(yī)結(jié)合診療科學的宣言書。

人心何須分中西，不拘一格降人才。應該說，丁福保從一開始就不是一個埋首于故紙堆里的國粹型學問家，也不完全是懸壺濟世的舊式中醫(yī)及學者，更不單純是經(jīng)商謀財?shù)纳馊伺c收藏家，他的生涯始終是開放式的，不斷開拓也不斷轉(zhuǎn)變，很難用一個固定的尺度給他一個定格。雖然擁有藏書數(shù)萬卷的“詁林精舍”、自辦的醫(yī)學書局和各式報刊、自撰出版的各式著述數(shù)千卷，丁福保仍然沒有在所謂的主流學術(shù)界主動占踞什么“大師”名銜，這仍然與他的開放式視野緊密相關(guān)。

1914—1920年：心外無法文字纏

1914年，是丁福保思想再次發(fā)生大轉(zhuǎn)折的一年。這一年，丁氏開始深思，如何從機體上的病理治療轉(zhuǎn)向于更深層次的心理治療。這一年，他開始接受佛教理論。

原來，1914年，丁氏母親薛太夫人病逝，繼之他又大病幾死，除卻深沉的悲痛之外，自身的病痛和無法預知的生命境遇，讓他深信醫(yī)療之外，人心之撫慰方為人生大藥。他開始齋戒誦經(jīng)，除行醫(yī)、印書外，并廣購佛學書籍，作深入的研究。他于1920年刊印的《佛學叢書》自序中說：

余自垂髫后，即喜披覽典墳，為義理辭章考據(jù)之學者十余年，奔走衣

食，任算學教授者六年，翻譯醫(yī)書，為人治病者十余年，積書至十余萬卷，而于各種學問皆一知半解，未能深入其奧宓，惟涉獵之余，性喜刻書，因成《醫(yī)學叢書》、《文學叢書》、《進德叢書》，凡三部。然蹉跎荏苒，年逾四十，而道不明，德不立，曉夜以思，為之懼且恥，茫乎未知人生究竟為何也。于是悉棄其向所為學，一心學佛，聚經(jīng)萬余卷，積數(shù)年之力，鉆研窮究，始知內(nèi)典之博大精深，非世間書籍所能比擬。

然而，虔信宗教是一回事，解釋宗教又是另一回事。在丁氏熱心于刻印佛經(jīng)、校注佛經(jīng)的同時，他遭受到來自宗教界主流批評，這讓他始料未及。

丁氏編著《佛學大辭典》、《佛學小辭典》等圖書廣告

佛教經(jīng)典文字艱澀，于初學者不易了解。精于翻譯且樂于大眾傳播的丁福保，選擇了一些卷數(shù)較少的經(jīng)典，依照漢儒訓詁的方式，逐字逐句地解釋。這種解釋，沒有繁瑣的宗門說教，也沒有談玄說妙的高超理論，簡單的字句解釋使初讀佛經(jīng)者容易入門。這種逐字逐句解釋的方式，原本是“通俗”的好辦法，而在當時的一些佛門中人看來，這種方法是一種非常繁瑣，且割裂經(jīng)文的“文字障”，不但不利于信徒領(lǐng)悟佛法，還有賣弄儒學功夫、將初學者引入歧途的危險。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印光大師對丁氏學佛的多次勸誡，這些內(nèi)容就散見于印光大師與丁氏的十九封通信之中。

應該說，從印光回復丁氏的前七封書信中，除了僧侶與居士之間交往的那種寒暄客套與互致問候之外，禮節(jié)性語言居多，實質(zhì)性的批評與論爭并不多。但隨著丁氏篤信佛教愈深，且將其研讀修習的成果——自撰諸多佛教經(jīng)典“箋注”、入門指南式的各類著述一一寄達印光手中時，印光對其“箋注”佛經(jīng)之舉頗有微辭，批評之態(tài)度愈發(fā)明顯。在“復丁福保居士書九”中，印光對丁氏欲“箋注”《六祖壇經(jīng)》勸誡曰，禪宗貴在參，不貴在講。壇經(jīng)雖有義路，若不開宗眼，不是挽宗作教，即是以迷為悟。禪宗語句，須另具只眼，若不善會其意，未免依文解義作三世佛怨。若或違背教義，只成離經(jīng)一字，即同魔說。易則易如反掌，難則難如登天。非宗教具通，雙眼圓明之人，固不宜輕易從事注解此經(jīng)也。

在“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七”中，印光對丁氏的佛學著述之批評幾乎已到了忍無可忍、必須痛斥的程度。他劈頭蓋臉地訓責道，“立言之道，千難萬難。縱學問淵博，欲有著作，或節(jié)錄成言。必須詳審斟酌，察其文勢，按其語脈。方可不致因詞害意，及以訛傳訛之弊。前見佛學指南，引指月錄，有略之文意不貫者，及老病死僧，作生老病死。意謂閣下未及詳察，偶爾筆誤耳。今試檢本錄，亦作此說，不禁嘆息。大凡后世聰明人之著作，多有不審諦處。以才力有余，遂不肯再三斟酌，率爾命筆。雖能利人，人以己為通人，隨之以訛傳訛，則其過亦非淺鮮?！苯酉聛碇苯俞槍χ霰旧?，印光有逐字逐句的“摘謬”與批評，最嚴厲的莫過于針對丁氏對《心經(jīng)》的注解，他對丁氏所言《心經(jīng)》歷代注釋者“尤多紕繆”一句頗為不滿，大加批駁。他說，“心經(jīng)注解甚多，今所流通者，有五家作一本者。其他散見于各方或各書中。然經(jīng)義無盡，隨人所見而為注釋。閣下以尤多紕繆判之，不禁令人心驚膽戰(zhàn)。若謂箋注易于領(lǐng)會，頗利初機則可。若謂古注紕繆，而加以尤多則不可。若果紕穋，祈將五家注中錯謬之處，一一指之，以釋光疑。否則祈將此句改之。庶不致令無知無識者藐視古德，起謗法謗僧之咎也?！敝列偶┪蔡帲」獾拇朕o幾成“絕交書”，他說，“閣下利人之心甚切。以急于成書，故立言多有不審。如諦師序注之駁清涼，彌陀經(jīng)注之論六方，雖屬他人言句，何得以訛傳訛。光素不與士大夫結(jié)交，故于敘談不諳法式?；蛴袥_犯，千祈勿怪?！?/p>

丁福保舊藏《洛陽伽藍記》

在此之前，印光對丁氏的其他指責與勸誡也頗多，可謂從苦口婆心到忍無可忍，再由棒喝痛斥到揮袖而去之歷程。印光對丁氏在佛學理論上的理解偏差、佛學著述上的大錯特錯、佛教認識上的貪多泥古，以及丁氏推行靜坐養(yǎng)生之舉的佛學道家學說混雜不清，甚至于丁氏佛學叢書的定價過高，用鉛字排印的效果欠佳等各個方面予以了或嚴厲或委婉的批評，明確表示出不滿意與不認可。

從現(xiàn)存的印光給丁氏的十九封信件中可以看到，丁氏這一次祈求心藥而皈依佛教、傾心于佛學著述之舉事實上成了一廂情愿的自求心安而已。自1920年以來，《佛學叢書》十余種陸續(xù)出版問世之后，丁氏的佛學熱情逐漸消退。雖然在佛學界尤其是居士群體中，丁福保之名與《佛教大辭典》等諸多佛學入門讀物還是一樣深入人心(弘一法師曾稱贊丁氏讀物頗利于初入佛學門徑者)，但于丁氏本人而言，這一趟尋覓人世大藥之舉，只能算是得失參半，問心無愧而已。

1924—1927年：疇隱終歸文字禪

人的一生，往往是劃一個大圈之后，又往回走到起點。丁福保在經(jīng)歷棄文從醫(yī)的人生大轉(zhuǎn)折之后，又洋為中用地經(jīng)歷了諸多人生事業(yè)變革之舉。自1914年虔心學佛以來，中藥、西藥之后的人生大藥——“心藥”仍然沒能找到，他重回書齋，撿拾起當年的儒學根底，希望能完成多年的夙愿，一本承續(xù)國學根基的大著《說文解字詁林》。

丁福保早年自號“疇隱”，頗具意味的是在陶淵明四十八歲時所作的《還舊居》詩中首句即有一個“疇”字。詩云，疇昔家上京，六載去還歸。在這里“疇”是一個發(fā)語助詞，沒有任何含義。而丁氏自1914年開始學佛至1920年出版《佛學叢書》結(jié)束，從虔心學佛到回歸古文字學，其間正好也是六年時間。丁氏此刻與陶淵明結(jié)束六年田園生活重回故居的境遇，或許也就如同一個無義的“疇”字一樣，莫名地進入一個人生的回歸歷程之中。

或許正是諸如印光等宗教界、知識界主流對丁氏的批評，讓丁氏更一意發(fā)奮，要畢三十年之功撰成《說文解字詁林》一書。從印光看到丁氏箋注《心經(jīng)》時的“心驚膽戰(zhàn)”，到業(yè)界、坊間流傳的丁氏印書泛濫、牟利頗厚之說，對丁氏而言，都有意無意會產(chǎn)生一種以學術(shù)成果證明自己的沖動與決心。這是人之常情，也是丁氏此刻可以實現(xiàn)的一種抱負。

誠如丁氏在佛學叢書自序中所言，“未能自度，先欲度人，以盲引盲，人已兩失，甘露不善用，而翻成毒藥，是余之所大懼也，然必待自度而后度人，恐度人終無其時，此余所以毅然決然而箋注佛經(jīng)者，職是故也。”原本就是救渡人心良藥的佛學，丁氏因個人生活境遇而求索，繼而欲宣揚廣播以利己利人。本意真誠，無可斥責，丁氏自序中的一番話，讀來卻頗有自我解嘲之意味，未能被佛學界主流所認可的一番求索之旅，讓他回歸儒學，尋求精神上的終極撫慰。

時年五十歲的丁福保，自1909年到上海生活(時年三十五歲)，以行醫(yī)及出版為業(yè)，已經(jīng)恍恍十五年過去了。每日于應診之外，他業(yè)余的主要興趣就是居家讀書，研學不輟。他日常雞鳴即起，日間應診，晚間繼續(xù)于燈下研讀，十五年如一日。他無暇參加太多的交際應酬，雖然以他當時的經(jīng)濟實力和社會地位，是完全應該出入于各類社交場合的。即使在1920年《佛學叢書》刊行之后，也沒有過多參與上海當?shù)氐姆鸾虉F體活動，丁福保的時間一大半都牽絆在他多年搜聚的各類藏書之中。

1924年，丁福保檢點藏書，已達“十萬又三千”卷書，其中珍本、孤本頗多，其中大部分與他早年接受的古文字學理論有關(guān)，他開始興建一所名為“詁林精舍”的書房，以便能夠更好的靜心研究。他白天忙于應診，晚間忙于著書，就沒有余暇去參加各種活動了。他將位于上海大通路瑞德里的舊居重新翻修，另筑一小樓，三間二層，名曰“詁林精舍”。精舍樓下為中廳，東為客室，西為食堂。樓上則圖書滿架，古今典籍咸備，生活起居皆在此精舍之中。從此，他常居樓中，通宵達旦地整理著述，出外應診的次數(shù)也逐漸減少。

前一年(1923)，梁啟超的《陶淵明》一書出版，丁氏自然也看到了。梁啟超的這本書，作為當時文學研究的通俗讀物，影響之巨，丁氏自然也是感覺到了的。事實上，丁氏本人對這本書中的一些觀點也頗贊同，自幼喜讀陶公詩文的他，讀此如遇知音。梁氏倡言的“批評文藝有兩個著眼點：一是時代心理，二是作者個性”，這個觀點來研究陶淵明，無疑更有活生生的人情味，而摒棄了那種酸溜溜的學究氣。丁氏于此心存默契，他早年的經(jīng)歷原本就與這個維新派干將的論調(diào)不謀而合，在研究陶淵明這一學術(shù)問題上，活生生的人格視野關(guān)照，梁、丁二人如出一轍。

梁啟超著《陶淵明》，1923年商務(wù)印書館初版。

至于書中提到的《陶淵明年譜》，梁公推出陶公五十六歲而非六十三歲之壽的“新論”，丁氏也非常認可。在他看來，書中都是舊式儒學根基上的新發(fā)明；這些根基上用足功夫能夠清楚證明的，即使是有一些言辭新奇的“怪論”，丁氏向來照單全收，絕不因噎廢食。梁任公本就是儒學根底上的同道中人，梁丁二人的儒學根底是早就預設(shè)了這種認可的。在丁氏后來對徒弟周青云編撰《陶淵明年譜》訓導時，梁任公的這本《陶淵明》儼然就是一本很好的基礎(chǔ)教材，被強力推薦。

當然，這薄薄的一冊《陶淵明》勾起丁福保的記憶，絕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學術(shù)認同，他還自然會聯(lián)想到當年印光對梁啟超和他本人的相提并論與一并指責。在“復丁福保居士書十七”中，印光說，“梁公文章蓋世，聰明過人。惜于佛法未深研究，但依日本人所論者而敘之。故致雖無大礙，頗有不合宜之論，間次而出也。梁公如是，閣下亦如是。皆由急于成書，未暇斟酌之所致也?！庇」庾詈罂偨Y(jié)說，“大聰明人，大名人，立言必須詳審，不可率爾。以人以己為模范故也。若平常人有錯謬處，人尚易知而易改。若名人則人必以訛為正，而互相訛傳也?！?/p>

作為“有幸”為印光將之與梁公并提的“大聰明人”丁福保，此刻不禁掩卷長嘆，先前只是認為一幫遺老文人的國故守舊之頑固不可救藥，沒想到在佛學界同樣如此。讓丁氏始料未及的是，在佛學主流的眼中，即使作一些箋注的基礎(chǔ)普及工作也會招來如此嚴苛的非議。換個角度思考，遙想梁公此著一出，勢必也會招來一大幫所謂的“國粹專家”之圍攻，推己及人，境遇相似，不禁又多生出一份契然與惘然來了。

正忙于1036卷煌煌巨作《說文解字詁林》整理編撰的丁氏，此刻讀梁公的小著，別有心契，也頗得振奮。丁氏覺得梁公推出的“骨感論”，不但新奇震撼而且讓人銘記難忘，梁公的那雙閃爍著如X光般透澈的識見巨眼的確了得，似有震爍古今的神通力量。而以中西醫(yī)結(jié)合救助病患多年的丁福保，終歸要從多年修習的文字訓詁上一展身手，去為陶淵明的“骨感”驗明正身。當年的華佗為關(guān)公刮骨療毒，而現(xiàn)今的丁福保則要為陶淵明這一文化經(jīng)典符號剔除歷來的種種“文字障”，返本清源，讓后世讀者得以一睹“骨感”真容。

1927年夏，丁福保的《說文解字詁林》基本完成，進入出版前的審校階段，對外的宣傳預約也已展開。終于在告一段落的巨量編著工作之后，他開始于“公余之暇，箋注陶詩”。

1927年：創(chuàng)新銓解陶淵明

研究陶淵明的學者圈子里，對19世紀末至20世紀末的百年，有一個很顯著的階段劃分，即19世紀末到1928年，被稱之為“陶學”近代化階段。什么叫“近代化”，無非是新文化運動以來，運用所謂的新語體、新觀點、新視角來對陶淵明及其著述加以新的評述而已。當然，站在時代前端的是王國維、梁啟超、魯迅、胡適等人。1928年的刻度，正是以1928年上海新月書店出版胡適的《白話文學史》為終點來設(shè)置的。

王國維提到陶淵明，是在《人間詞話》里對陶詩的評價；他認為陶詩是“無我之境”，抒寫的是“不隔之景”。魯迅提到陶淵明，是在各篇雜文和講演稿中：1927年8月在廣州所作《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guān)系》講演，他提及“陶潛總不能超于塵世，而且，于朝政還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這是他詩文之中時時提起的，用別一種看法研究起來，恐怕也會成一個和舊說不同的人物罷”。應該說王國維談陶淵明，是從審美技術(shù)角度的評判，還帶有一定的舊式文論性質(zhì)；而魯迅談陶淵明，則已經(jīng)步梁啟超后塵，重點在談“人格”，是新派的文藝評論了。胡適則干脆將陶淵明“革命化”了。

胡適在《白話文學史》中提到，“陶潛的詩在六朝文學史上可算得一大革命。他把建安以后的一切辭賦化，駢偶化，古典化的惡習都掃除得干干凈凈”。這種觀點似乎又將梁啟超的論點更向前推進了一步，胡適借陶公詩文搖身一變成為徹頭徹尾的“革命派”，梁氏曾經(jīng)的高論一下子被打壓成縮頭縮尾的“改良派”了。在這場亂紛紛“我注陶公，陶公注我”的文藝大評判中，“千年隱士、田園鼻祖”的陶淵明也未能再隱居下去，他勢必要作為一個被各種思潮所吸納改造的文化符號，招搖過市。然而，在后世主流文學史、思想史的種種陣營劃分中，唯獨缺少了一個重要刻度與一個重要人物、一本重要出版物。

那就是，1927年8月由上海醫(yī)學書局出版的，丁福保著《陶淵明詩箋注》。這是一本對陶淵明詩以及年譜加以專題研究的專著，是同時代唯一與梁啟超的《陶淵明》一樣的專題著述。王國維、魯迅、胡適所提到的陶淵明，皆為其著述之一小部分內(nèi)容而已，絕非專題專著；但奇怪的是，丁氏此著獨獨不入主流學界法眼。

丁福保著《陶淵明詩箋注》，1927年醫(yī)學書局出版

如果說王國維為舊學大師，梁、魯、胡皆為新派旗手而引人注目的話，丁氏此著至少應歸入陶學的傳統(tǒng)整理類著述之重要一環(huán)。令人費解的是，古直著《陶靖節(jié)詩箋》及《陶靖節(jié)年譜》、傅東華著《陶淵明年譜》也為學界津津樂道，丁氏此著仍舊湮沒無聞。難道說丁氏在佛學界對其“箋注”佛經(jīng)頗多微辭之后，即使箋注一本古代詩詞也那么讓人不屑一顧嗎？丁氏著述是否真有所謂的“硬傷”，不符合學術(shù)規(guī)范或妄自篡改經(jīng)典而為人所不齒嗎？

在編著《陶淵明詩箋注》之前，丁氏已有1036卷的《說文解字詁林》撰畢，其古文字功夫即便是做抄書匠，邊抄邊學著做完這千余卷的“小學”功夫之后，也應無大礙而略有小成。少年師從名儒王先謙門下，又坐擁數(shù)十萬卷藏書的丁氏，當年已出版各類著述數(shù)十種，為陶詩作注，當是深思熟慮、輕車熟路而后為之；之前的各式箋注著述已練兵久矣，不至于一上“陶詩”之戰(zhàn)場，即丟盔棄甲而回吧？

尚有一題外話，是1922年丁氏的又一“豪舉”?？赡苡捎谠诜饘W殿堂的門坎上被印光痛責而頗為失望之故，丁氏對道家學說忽然心生向往。1922年，他選輯道教經(jīng)籍100種，編成《道藏精華錄》。就在1927年，他編著《陶淵明詩箋注》之前，又編著出版了《老子道德經(jīng)箋注》。道家學說對丁福保的思想觀念到底有多大影響，“無為無不為，無可無不可”的中間立場在一生多與文字打交道的丁氏生涯中又將促成怎樣的變革？其實，翻一翻《陶淵明詩箋注》就可明了。

丁著《陶淵明詩箋注》的最大特點就是既非純粹的合乎舊學訓詁傳統(tǒng)，更非完全的古為今用式的新派評論。很難用一固定的模式去判定丁氏此著的著眼點，往往是剛看了兩句箋注，以為是回歸舊式集注傳統(tǒng)的博學作派，再往下看兩句箋注，又忽而變?yōu)檠灾忚彽呐姓摖?。在“例言”中標明的只有十個參考注釋本，實際上在正文中引用的各式注本、論著卻多達數(shù)十種，上至先秦諸子，下達明清諸儒，可謂洋洋大觀，但在例言中均只字未曾提及。書中注、校、釋、論混雜，也并不符合嚴格的學術(shù)體例；尤為奇特的是，大量的《莊子》、《老子》原文及其注釋充斥其間，大肆引用莊老諸語詞論釋陶詩，不但在“陶學”史上聞所未聞，且于例言中也從未提及，這從“體用”二端上都無法為正統(tǒng)學術(shù)觀念所接受。

丁福保著《老子道德經(jīng)箋注》、《陶淵明詩箋注》等廣告

如果理解“無為無不為，無可無不可”的中間立場是丁氏箋注陶詩的一個預設(shè)前提，此書在“體用”上與主流知識界的做法背道而馳也就不足為怪。譬如在《陶淵明詩箋注》卷二中“形影神”三首的注釋中，“正宜委運去”一句，丁氏在句子下方的雙行小字尾注中寫道：“彭祖非不衛(wèi)生，三皇非不立善，今同歸于盡矣。然曰醉乃至促齡，立善亦無汝譽，念之甚而徒傷其生也。能委運而去，則其神全矣。委運二字，是三篇結(jié)穴。縱浪四句，正寫委運之妙，歸于自然。”——這樣的句子，是注？是箋？是論？是評？是案語？還是丁氏本人的讀書筆記？丁氏沒有明白標注，但字里行間，透露出來的道家無為思想可謂淋漓盡致。

至于宋代以后流行的關(guān)于陶淵明“恥事二姓”的忠君論調(diào)，丁福保通過細致的?？辈轵?，給予了明確的批駁。在《陶淵明詩箋注》卷三開篇，丁氏即以三百字的一篇小序論述“反忠君論”的基本要點。他根據(jù)持“忠君論”者所說的晉亡后陶詩只以甲子記年而不用新國年號這一觀點，查考出在晉亡之前二十年，陶詩已用甲子紀年，而對“忠君論”加以推翻。他總結(jié)說，“其所題甲子，蓋偶記一時之事耳。后人類而次之，亦非淵明之意也。世之好事者多尚舊說，今因詳校故書，于第三卷首，祛來者之惑焉。”無疑，這樣的學術(shù)批判雖用語平和，實則嚴苛之至，讓持反對意見者啞口無言、無言以對。

雖然梁啟超在《陶淵明》一書中也意識到“忠君論”的不可信，可能由于無法“詳校故書”，所以只能在情理上說“我們是最不贊成的”，也不得不在情理上又說“對已覆滅的舊朝不勝眷戀，自然是情理內(nèi)的事”。丁氏運用訓詁校注的技術(shù)手段，給出了梁啟超只在情理上得出判斷的真實依據(jù)，這即是丁氏的舊學底子、新學眼界、新舊參半的技術(shù)手段之新穎別裁。當然，這樣的別出心裁，無論新學、舊學圈子可能都不討好。還好，丁氏出版自個兒的著述，一不靠舉薦，二不藉此糊口，自辦的醫(yī)學書局，自負盈虧，自說自話。這或許，就是“無為無不為，無可無不可”能在世間達到的最高境界罷。

作為對后進的提攜，可能也是對自己往日理想化追求的一種緬懷，徒弟周青云先前撰著《陶淵明年譜》的想法被丁氏重新啟動。原本已經(jīng)中斷撰著的周青云重新在丁氏的鼓勵與扶助下，也于當年完成了年譜編寫。年譜秉承和堅持了梁啟超的觀點，即陶淵明世壽五十六歲而非六十三歲，這在當時，也是唯一以專著出版方式支持梁氏觀點的案例。

至于陶詩“悠然見南山”句中的“南山”，丁氏指定為廬山；《讀山海經(jīng)》詩中“形天無千歲”，丁氏力排前賢眾議，力主“天”應為“夭”字。凡此種種，不勝枚舉。所有這些看似標新立異之論，皆是丁氏通覽諸多稀見版本之后，自然且自信得出的結(jié)論。這些結(jié)論，在陶學研究中，有的還在沿用，有的則還在爭論?！笆甲髻刚摺倍「１?，卻在箋注完這一本詩集之后，一頭扎在訓詁學、目錄學和古幣收藏中，自顧自的回歸到自己的本來喜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