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編 風(fēng)云激蕩中的心靈歷程（上）：遺民詩界

引言

遺民詩群是詩史上的一種復(fù)合群體，是特定時代急劇的政治風(fēng)云激漩盤轉(zhuǎn)中聚匯而成的詩群形態(tài)。這是一群“行潔”、“志哀”、“跡奇”，于風(fēng)刀霜劍的險惡環(huán)境中棲身草野，以歌吟寄其幽隱郁結(jié)、枕戈泣血之志的悲愴詩人。

按照儒家傳統(tǒng)說法，遺逸之士商周之際即已存在，《論語》中“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齊歟”^[1]云云就是以伯夷、叔齊為逸民史事之冠首的記載。然而從華夏歷史的發(fā)展言，特別是從封建時代根深柢固地確立起“夷狄華夏”之大防的儒家觀念出發(fā)，那么真正地在民族戰(zhàn)爭中漢族王權(quán)截斷，即所謂“宗國淪亡”的則只有宋、明二朝，所以“孑遺余民”之屬，也只存見于元之初與清初順、康時期。這樣，從嚴格意義上說，東晉末年隱逸詩人之宗的陶潛應(yīng)是逸民，而當(dāng)有別于宋、明之季的遺民。凡遺民必是隱逸范疇，但隱逸之士非盡屬遺民，“漢官儀”、漢家衣冠的是否淪喪，正是甄別此中差異的歷史標志。顯然，這之間的差異就在于孑遺之民的不降志、不辱身，其潛在深層心理中已不只是對某姓王朝的忠貞。強烈的民族自尊意識的世代積淀，終于在特定的歷史時期被充分地淋漓盡致地激發(fā)而起。正因為如此，遺民意識中是足能分解析離出愛國主義精神來，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可貴的精神傳統(tǒng)的組合部分。

關(guān)于遺民的歷史認識意義，黃宗羲在《南雷文定三集·余恭人傳》中有個簡捷深切的論斷：

宋之亡也，文（天祥）、陸（秀夫）身殉社稷，而謝翱、方鳳、龔開、鄭思肖，彷徨草澤之間，卒與文、陸并垂千古。^[2]

從精神、節(jié)操而不徒以行跡論高下，黃氏的史識自有其精辟之處。由此，他在《南雷文約·謝時符先生墓志銘》中既暢論遺民精神是一種天地正氣，又揚棄狹隘偏激的消極觀念：

故遺民者，天地之元氣也。然士各有分，朝不坐，宴不與，士之分亦止于不仕而已。所稱宋遺民如王炎午者，嘗上書速文丞相之死，而己亦未嘗廢當(dāng)世之務(wù)。是故種瓜賣卜，呼天搶地，縱酒祈死，穴垣通飲饌者，皆過而失中者也。^[3]

這當(dāng)然不應(yīng)當(dāng)誤解黃宗羲過于持中和折衷態(tài)度，事實上他在《文約·時禋謝君墓志銘》里以深沉的悲慨之情寫道：

余讀杜伯原《谷音》，所記二十九人，崟奇歷落，或上書，或浮海，或杖劍沉淵，寰宇雖大，此身一日不能自容于其間。以常情測之，非有阡陌，是何怪奇之如是乎？不知乾坤之正氣，賦而為剛，不可屈撓。當(dāng)夫流極之運，無所發(fā)越，則號呼呶拏，穿透四溢，必伸之而后止。顧世之人以廬舍血肉銷之，以習(xí)聞熟見覆之，始指此等之為怪民，不亦冤乎？^[4]

黃氏之所以以“亦止于不仕”作為遺民、特別是明遺民的志節(jié)界限，就其本意實有修撰有明三百年之歷史的愿望在，即所謂“國可滅，史不可滅”之旨。而從清初實際的政治環(huán)境的兇險看，“止于不仕”亦正非易事。這形似“隱忍茍活”而實際有所期待或企求有所作為的抗?fàn)幮鲁摹安皇恕毙袕?，在順治初期絕不比殺身成仁容易堅持。清廷對明遺民，尤其是對知名度甚高的才學(xué)之士的高壓逼迫“出山應(yīng)召”，或驅(qū)赴新開之科舉考試，所運用的手段之陰柔和酷烈遠較前代為厲。這正是“亡國之戚，何代無之”，而明季的遺民在清初要守志自潔特見艱辛。對此，康熙年問浙東著名史學(xué)家邵廷采的《思復(fù)堂文集》卷三《明遺民所知傳》開篇處有一段重要論述：

於乎！明之季年，猶宋之季年也；明之遺民，非猶宋之遺民乎？曰：節(jié)固一致，時有不同。宋之季年，如故相馬廷鸞等，悠游巖谷竟十余年，無強之出者。其強之出而終死，謝枋得而外，未之有聞也。至明之季年，故臣莊士往往避于浮屠，以貞厥志。非是，則有出而仕矣。僧之中多遺民，自明季始也。余所見章格庵、熊魚山、金道隱數(shù)人，既逃其跡，旋掩其名。竊喜為紀述，惜衰年心思零落，所取益不欲奢。人心亦以機偽，名實鮮真。姑錄其耳目得逮可覆稽者，其不為僧而保初服，猶尤尚之。^[5]

清初遺民僧人之多，是一個特有的文化現(xiàn)象。這現(xiàn)象本身已足以表明要逃脫不薙發(fā)不“胡服”，在那“留發(fā)不留頭，留頭不留發(fā)”的嚴酷年代是多么艱難！遁入禪門，緇服袈裟，是當(dāng)時躲繞鋒銳的不得已之一途，雖似下策，亦需毅力和勇氣。至于“不為僧而保初服”，并能一再抗拒征召出仕之壓力和誘惑，是確實該“尤尚之”的。

清初的遺民是一個龐大的群體，卓爾堪十六卷《明遺民詩》收有作者五百零五人，事實上遠不止此數(shù)。清末民初孫靜庵編著《明遺民錄》立小傳八百余人，而無錫病驥老人的《序》說：“嘗聞之，弘光、永歷間，明之宗室遺臣，渡鹿耳依延平（即鄭成功）者，凡八百余人；南洋群島中，明之遺民涉海棲蘇門答臘者，凡二千余人?！?sup>[6]至于東渡日本的明遺民中，尤多著名詩人文士，他們或為僧，或行醫(yī)，或講學(xué)，在《長崎紀事》、《長崎志》、《續(xù)日本高僧傳》以及《李朝實錄》等史籍中尚可考見遺民們在東瀛的行跡。

既然這是一個特定的歷史文化現(xiàn)象，是刻印有深深的時代烙印的群體，那么該群體中的詩人們的深寄以家國淪亡之痛而足能感鬼神、泣風(fēng)雨的血淚歌吟，自然具有巨大的認識意義和審美價值。遺民詩群的哀苦之篇，不但表現(xiàn)了那個時空間的愛國志士的泣血心態(tài)，如鵑啼，如猿哭，如寒蛩之幽鳴，而且記錄有大量為史籍所漏缺的湮沒了的歷史事件，具備一種特為珍貴的“補”史功能。誠如《南雷文約》卷四《萬履安先生詩序》所說：

今之稱杜詩者，以為詩史，亦信然矣。然注杜者，但見以史證詩，未聞以詩補史之闕，雖曰詩史，史固無藉乎詩也。逮乎流極之運，東觀蘭臺，但記事功，而天地之所以不毀，名教之所以僅存者，多在亡國之人物。血心流注，朝露同晞，史于是而亡矣。猶幸野制遙傳，苦語難銷，此耿耿者，明滅于爛紙昏墨之余，九原可作，地起泥香，庸詎知史亡而后詩作乎？^[7]

詩當(dāng)然不是史，也不應(yīng)是史。然而，史原本是“人”所演進，同代之人則正是那時世的歷史見證者。而詩又是乃“人”之心聲，當(dāng)其身處國破家亡，或存沒于干戈之際，或行吟在山野之中，凡驚離吊往、訪死問生、流徙轉(zhuǎn)輾，目擊心感，無非史事之一端，遺民之逸跡，于是必亦與“史”相溝通。南宋末年文天祥《指南錄》、《集杜詩》就是關(guān)涉當(dāng)時八閩粵東一線抗元之史實，汪元量《湖山類稿》（又稱《水云集》）則備載亡國宗室北遷為俘之苦情，詩足補史。明末清初史事多賴“亡國之人物”哀唱苦吟而不致湮沒，更屬數(shù)量可觀。可憾者歷經(jīng)新朝文網(wǎng)之災(zāi)，散佚十之八七，所幸其漏網(wǎng)喁魚，猶時存見。這就為一代清詩起首之章增添著凄楚蘊結(jié)、血淚飄蕭的悲歌色調(diào)。

這原是一個各不相干的，在詩美情趣上頗多徑庭的詩人群體。是亡國之痛、破家之哀、風(fēng)刀霜劍之慘酷遭際，概言之是時代的劇變將他們推進了一個炙心灼膚的大熔爐。共同的命運即使是尚未泯滅他們審美追求上的畛畦，但當(dāng)他們的心脈在家國之恨上豁然相溝通時，門戶之見、宗派習(xí)氣終于在特定時期淡化了。遺民詩群并沒有盟約，可他們在投入和唱時卻共譜著一種基調(diào)；盡管在詩風(fēng)上在藝術(shù)風(fēng)格上各自仍有異趣，然而和唱歌吟的聲韻卻奇妙地諧協(xié)著。情思上的通同、認同、相合，詩藝上的歧異觀念原自可以化解的，進而也必可融匯滲透、互相吸取，出現(xiàn)一個詩史上的轉(zhuǎn)化期。當(dāng)詩人們在非常的年代里冷靜反思，各自對原所宗奉的或者是抨擊的詩風(fēng)稍稍客觀地辨認、審視時，存在于明中葉以來的熱衷門戶之見的偏激情緒，理當(dāng)能夠廓清。

明遺民詩群從整體上看具有上述超越自己的藝術(shù)趨向，這是該詩群復(fù)合體的非常值得審辨的詩史現(xiàn)象。有了這種自我超越的智見和勇力，事物始得以演進，認識也得以升華。清代詩歌本可從明人“因”、“變”關(guān)系的反復(fù)糾結(jié)、膠粘不清的歷程上掙脫出來，以謀詩的發(fā)展有個更燦爛的前景的。然而，歷史不以人們的意志而行進，遺民詩風(fēng)在隨著時間推移而漸見消歇時，新的“唐宋門戶”意識又復(fù)上漲，這或許是時辰未到吧。但遺民詩群在詩藝上的和衷共濟風(fēng)尚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1] 見《微子》篇。

[2] 見卷二，四部備要本。浙江古籍出版社《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五九七。

[3] 見《文約》卷二。《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一○。

[4] 《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二六。

[5]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二一二。

[6] 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頁三七二。

[7] 《黃宗羲全集》第十冊，頁四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