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歸”與澳門文學歷史語境轉換

引言

“回歸”作為重構港澳地方史的一個關鍵性因素，是歷史主體面臨的處境與條件。然而，無論香港還是澳門，“回歸”并非權力交接儀式完成之后即被一勞永逸解決的課題，“心的回歸”需要更充足的時間和實踐基礎，它涉及社會文化認同的復雜歷程，如社群自我認知、身份關系、社會行動等，這些都是制約港澳群體認同心態(tài)的若干機制。近年來，在大眾傳媒的推動下，少數(shù)香港人對內(nèi)地游客的反感被無限放大，導致不同方面陷入互相指責、相互攻訐的困境。其實，無論香港還是內(nèi)地，都需要換位思考，加強對歷史和現(xiàn)實的深入理解。與香港相比，澳門的情況遠為溫和，但這不代表在澳門就沒有“回歸”語境轉換產(chǎn)生的心靈震蕩。所以，以“過渡”與“回歸”為話語場域考察20世紀90年代以降的澳門華語文學創(chuàng)作，不僅有助于認知文學趣味與觀念的歷史生成，而且也能呈現(xiàn)出制約澳門文學發(fā)展的諸種內(nèi)在命題，尤其是其面臨的文化主體性的建構。

一 從“后殖民”話題說起

從“后殖民”角度展開澳門文學話題可能要承擔一定的風險。在當下關于澳門文化/文學研究的表述中，不少學者一再強調(diào)“后殖民”理論不適合隨意搬來討論澳門問題^[1]。個中原因似乎關乎澳門生存與遭遇的情感認同，而非學理層次的探究。這種投鼠忌器的心理，并不能否認澳門長期作為葡萄牙管治地區(qū)的特殊歷史背景，以及它扮演的溝通中西文化的現(xiàn)實角色。事實上，上述議題早就深刻影響到澳門文學的呈現(xiàn)形態(tài)。在莊文永先生看來，“后殖民”意味著一套與文化霸權、臣服、凝視、排他等概念密切相關的話語方式，很多時候它不是被理解，而是被生吞活剝^[2]。這樣的提醒顯然是必要的，不過僅用他所謂的“好”與“不好”為標準消解思考異質(zhì)文化交往存在的內(nèi)在不平等性，可能存在把問題簡單化的局限?！昂谩迸c“不好”僅是一種主觀的價值判斷，當它捆綁權力來強制推行的時候，這個標準就會發(fā)生傾斜，甚至顛倒。事實上，“后殖民”作為文學/文化闡釋方法，并非嚴格局限于殖民地文學歷史研究中，它早已成為反省現(xiàn)代性的一種后現(xiàn)代維度，既如福柯一樣對權力的微觀結構發(fā)出質(zhì)疑，也有薩義德表達的西方中心主義批判，而女性主義、精神分析、解構主義、新歷史主義等諸種文學理論，皆可集于后殖民理論批評范疇，且內(nèi)容和方法具有跨學科的傾向。

澳門走過的400多年歷史，確實具有自身的特殊性，無法與非洲、拉美、東南亞等殖民地情況相提并論，甚至與毗鄰的香港也截然不同。在文化上，它與西方“宗主國”一直是疏離的，與中華文化圈保持著“源”與“流”的密切關系；三百年“中葡共治”與一百多年葡萄牙管治的歷史遭遇，所帶來的身份焦慮使它對中華文化表現(xiàn)出反撥式的認同和眷戀，不論是愛恨交加還是對母體文化與語言的執(zhí)著堅守，都深刻反映出生活在異族統(tǒng)治下的人民的典型精神狀態(tài)。

在后殖民理論視域中，“東方境遇”可以從兩個層面理解。第一，在西方中心主義的理念下，東方淪為了被看的“他者”：“一個復雜的東方被呈現(xiàn)出來；它在學院中被研究，在博物館供展覽，被殖民當局重建，在有關人類和宇宙的人類學、生物學、語言學、種族、歷史的論題中得到理論表述，被用作與發(fā)展、進化、文化個性、民族或宗教特征等有關的經(jīng)濟、社會理論的例證?！?sup>[3]西方以自己的思維模式、價值立場、文化理念、話語方式等來定義東方、闡釋東方和評價東方，從而建構出東西方的二元對立形象或關于自身過去的野蠻鏡像。第二，來自西方的權力話語模式對東方的作用是雙向的，造成了兩種不同形式的身份焦慮和闡釋焦慮。它既導致東方在西方面前的“失語”，也會激起東方的反抗。但是，對于澳門，這兩種形式的身份焦慮、闡釋焦慮都不明顯，它沒有被“西化”“葡化”，沒有通過在“宗主國”文化面前自我貶損、自覺靠攏來爭取生存條件。澳門文化的生成演繹從未離開中華文化母體，用詩人陶里的話說，“中華民族文化的強大凝聚力象磁場似的吸引著澳門文化”^[4]。但是我們不能因此否認西方文化對澳門的影響和滲透，或者將西方文化的東漸貼上帝國主義入侵的妖魔化標簽。

相對于西化程度很高的香港，澳門文化的“中華性”無疑表現(xiàn)得更加鮮明。長期以來，澳葡政府文化控制局限在“硬性植入”層面，無法做到“軟性滲透”，因此澳門華人在“軟文化”層面沒有遭遇被看、被定義、被闡釋的壓迫。葡萄牙當局在澳門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措施主要體現(xiàn)在引進先進的現(xiàn)代工業(yè)，“舶來”一些南歐土特產(chǎn)，建造和保護一批教堂、學校、廣場、辦公議事樓宇等西式建筑。也就是說，澳門文化的中西雜糅最為直觀的形式，主要體現(xiàn)在城市建筑等硬件上，正如廖子馨所說：“在這里，有中國廟宇，有教堂修院，也有清真寺；有中國人居住的簡陋房屋，有西人葡人的寬闊邸宅，有葡人傳統(tǒng)的廣場、大街，也有聚集中國人的小巷……兩類建筑物強化了澳門獨具特色的地方文化?！?sup>[5]而這些表征于器物層面的東西，無法替代文化的民族心理改寫，所以澳門華人的宗教信仰、價值觀念、生活方式乃至文學藝術活動等精神文化層面，與西方保持著內(nèi)在的疏離。澳門民間社會也一直保存著濃郁而獨特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氛圍，比如嶺南地區(qū)的神誕戲、鬼節(jié)等民俗文化，400多年來長盛不衰。澳門華人在宗教方面普遍信奉佛教，基督徒數(shù)量較少；人生信仰則推崇傳統(tǒng)儒家思想?！鞍拈T人講究‘仁愛’、‘忠恕’，他們講求人情，崇尚淳樸、敦厚——這種品格都能被來過澳門的外地人所感受到。”^[6]眾所周知，儒家文化的核心道德理念是仁、義、禮、智、信，其中又首重仁。仁者，愛人。澳門華人、土生葡人和葡人雖然共同生活在澳門這塊彈丸之地，卻分別居住于相對獨立的社區(qū)，相互之間少有干涉。在華人占90%以上的澳門，社會安定其實主要還是受益于華人的道德規(guī)約，當然，這種和平共處也為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延續(xù)創(chuàng)造了難得的外部條件。

作為管治地區(qū)，澳門主流文化自然會表現(xiàn)出反殖民性的一面，但是又沒有演化為“東方主義”的對抗模式。確切地說，反殖民性的文化傾向雖然存在，并沒有形成文化史的支配力量，也沒有因為“過渡期”的到來而對異族文化有強烈的排斥。澳門文化具有開放性和兼容性，這與追求消解東西方二元對立、達到文化對話融合的新理念天然契合，劉登翰先生將其總結為“雞尾酒文化”或“拼盤文化”^[7]，的確是很形象的。與香港相比，澳門歷史有其特殊性，即中、葡兩國對澳門的政治影響長期處于均勢，即使在葡萄牙19世紀末驅(qū)逐清國官員、強占澳門到20世紀中后期期間仍然如此。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隨著葡萄牙新政府不再推行殖民政策，以及中國內(nèi)地改革開放對澳門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推動，華人地位得到相應改善，80年代開始逐漸參與政府對澳門的治理工作。這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澳門與西方的沖突，使澳門得以用更冷靜、更開放、更包容的態(tài)度來對待西方。

20世紀90年代關于澳門社會特性的大討論，結論之一是：澳門是東西方文化的熔爐。澳門文化界總體而言對此并不反感，毫不諱言澳門文化“中西融合”，甚至將其作為澳門的特色津津樂道。比如本土意識強烈的詩人韓牧曾將中西融合作為澳門文化“獨具特色”的依據(jù)之一：“澳門，從歷史、政治、經(jīng)濟、生活習慣，甚至語言、語音，都是與其他地方有異的。從1557年開始，澳門就受西方文化影響，比香港早了近三百年；而且是另一個西方民族文化?！?sup>[8]潘日明神父認為，中、葡文化就特質(zhì)層面而言本具有諸多相通之處：“在我們從心理學角度分析中國人和西方人時，將會注意到與其他歐洲人相比，葡國人較少形而上學，更多抒情成份，因此更接近中國人。唯美主義的表現(xiàn)手法，對大自然的傾心，喜好歷史，具有生活節(jié)奏的藝術（志在逃避嚴厲家規(guī)），以田園生活作為理想，酷愛和平，對政治的冷漠，由缺乏法律保護以及當權者自私所引起的處世態(tài)度，生活方式簡單、節(jié)儉、修身養(yǎng)性……這些都是中國人和葡國人的相似之處。”^[9]這實質(zhì)上是以儒家對倫理人情的強化和道家對自然（包括外在自然和內(nèi)心本真）的追求等中國文化理念來闡釋南歐的浪漫主義傳統(tǒng)，為中西融合提供更有利于本位文化的合理性依據(jù)。

因此，如果我們對“回歸”之前的過渡期文學進行探討，應以澳門的地區(qū)文化特質(zhì)為基礎，即澳門文化是中華文化的支流，由于特定歷史情況成為“后殖民”語境的一個典型個案，既完整地保持了東方特色和對民族身份、文化身份的自覺堅守，又以開放的兼容的態(tài)度來對待西方文化。這些特質(zhì)塑造了澳門文學自身的獨特性：在中華文化圈里，澳門既是與西方帝國文化現(xiàn)代性最早相遇的區(qū)域，又最晚擺脫西方政治權力的直接宰制，這種政治格局約束使20世紀的澳門華語文學徘徊在中國文化/文學的邊緣，成為見證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尋求的他者鏡像。

澳門大學朱壽桐教授近年提出中國文學、公共傳媒“從澳門說起”的話題^[10]，將中國的現(xiàn)代性問題區(qū)分為兩個不同的階段，即自葡萄牙進入澳門而形成中國的被動開放格局，西方傳教士以澳門為起點一路北上，甚至進入中國宮廷——政治與思想的核心，借助西方器用層面的先進性來宣揚西方的宗教、文化，特別是思想價值體系，由此緩慢開啟中國認識世界的近代性進程，這比武力馴服的鴉片戰(zhàn)爭要更早。事實上也確實是因為先有鴉片的輸入，才產(chǎn)生了后來的中西武力沖突。如果在此思想基礎上展開細致扎實的梳理，將文學現(xiàn)代性問題超越語言變化的形式層面，結合澳門開埠到《中葡和好通商條約》（1887）簽訂后葡萄牙獲“永駐管理澳門的權力”之前的華洋共處分治歷史，闡釋澳門文學為何是中國現(xiàn)代性進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具有了重寫中國近代思想史、文學史和學術史的潛在價值。哪怕僅僅對王德威等學者提出的中國文學現(xiàn)代性起源于晚清的話語體系構成思辨對話，也是意義非凡的，更何況這是澳門自身走過的歷史，無須虛構。如何在澳門文學研究中參考并使用澳門史研究的已有成果，成為建構這一文學史敘事的關鍵所在。

這樣，澳門文學的殖民與后殖民性不再是一幅抽象的整體性的模糊面孔，澳門新文學作為中國新文學的認知鏡像，也不再是一個與此無關的“他者”，而是在同一個母體中孵化出來的同胞親體?？紤]文化共同體與命運共同體的相通相異之處，恰恰是當代澳門文化人士警惕生搬硬套后殖民話語的情感與理智基點，這一基本事實必須得到尊重。

二 “過渡”的政治詩學與文化面孔

“過渡期”作為一個政治概念正式出現(xiàn)在中葡兩國關系的表述中，始于《中葡聯(lián)合聲明》（1987年3月26日草簽，1988年1月15日正式生效）；但在社會政治、文化、意識、觀念等層面，“過渡”早已開始。進入20世紀80年代以后，不論是文化界人士還是澳門本地居民，都已意識到澳門歷史將翻開新的一頁，因此，文化、文學意義上的“過渡”顯然不止1988～1999年這段時間。過渡期的文學創(chuàng)作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的基本內(nèi)容：一是本土身份認同，即“澳門性”；二是民族身份認同，即“中國性”。后者是澳門過渡期政治詩學的核心，“澳門性”植基于“中國性”之中。

與香港相比，澳門文學的本土自覺起步較晚。這與澳門在周邊的歷史變遷中成為移民中轉站的地緣政治處境相關。澳門新生代詩人懿靈將澳門定位為一個“流動島”：“澳門從不留人。因為澳門有出入境自由，也因此而流失人才。澳門人是流離的，這里多的是過客；澳門政治是流離的，一時偏左一時又偏右；而整個島是流動的，流動的島不但向外流，還有以內(nèi)圓心為目標的不斷向內(nèi)倒流的特性?！?sup>[11]與之相應，澳門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nèi)沒有形成完整的文學平臺，如純文學刊物、純文學媒體、純文學出版機制等。澳門文學的本土意識在20世紀80年代初的社會經(jīng)濟大發(fā)展時期方始萌芽，經(jīng)創(chuàng)作與批評的雙向互動，逐漸自覺。

澳門的民族意識在詩學領域的折射，與香港等其他殖民地既同又異。其共性在于對政治—民族身份認同的焦慮，雖然認同訴求到“過渡期”已不是問題，但百年以來“事實屬于”西方“宗主國”的歷史遭際已深植于澳門的集體記憶，一旦遇到突破口便可能爆發(fā)；特殊性在于它是以更溫和、更折中、更少對抗性和二元對立性的方式生成的，關于這一點，澳門文學敘事可資佐證。澳門重要的華文媒體《澳門日報》從創(chuàng)刊起即肩負神圣的文化使命，在“中國性”問題上一直政治立場鮮明，50～60年代甚至受內(nèi)地影響而出現(xiàn)過“紅色”傾向^[12]。70年代以后延續(xù)到過渡期，由于華人與葡萄牙當局矛盾的緩和，“紅色”傾向消失了，作品更加貼近現(xiàn)實、更加生活化，但其中的地域意識、民族意識并沒有改變。例如那些生活類專欄散文，它們或描繪澳門的風物人情，或寄托故鄉(xiāng)、故國之思，諸如《十六的月亮》（沈尚青）、《澳門新八景隨想》（徐敏）、《澳門的秋天紅葉》（張裕），這類作品幾乎統(tǒng)領報端，單從題目即已見其旨趣?！斑^渡期”的歷史契機喚起澳門對“中國性”的強調(diào)。緣源指出，“隨著澳門回歸祖國日近，作家們自覺地賦予作品愛澳門愛祖國的文學主題”^[13]，當然也包括被這一特殊歷史契機所重新喚起的東方身份焦慮。如余行心的《絲士咖啡室》、魯茂的《白狼》，反映出華人、土生葡人與葡人三大族群的沖突，其中有著格式化了的殖民與反殖民、西方與東方的權力關系模式。江思揚寫于1992年的新詩《向晚的感覺》之（二），民族和歷史意識更為直白：“亞美打廬大馬路奏著四十年代的慢板/它西端的大鐘仍指著一九四八年十二點/要焦急的行人駐足、回憶/西洋水手的趾高氣揚。”^[14]在這里，西方被反定義為與自身對立的“他者”，是東方殖民地普遍出現(xiàn)過的表達身份焦慮的政治詩學。

以西方為他者的身份焦慮并非過渡期澳門政治詩學的全部基調(diào)。無論創(chuàng)作還是批評領域都出現(xiàn)了“溫和性”，曾有學者就一本澳門文學評論集指出其整體傾向：“《濠海叢刊》之《澳門文學評論選》上篇收錄了21篇文章，全部是澳門作家論澳門文學特點及發(fā)展方向之作。這些文章所指出的澳門文學的特點主要有三，其一是采用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手法為主，現(xiàn)代、后現(xiàn)代派的作品很少；其二是作品主題大多基于作者個人生活體會和遐想，具有深厚社會體驗和廣闊歷史背景的很少。其三是抒情性的作品多，批判性的作品少。”^[15]不僅如此，20世紀70年代后出現(xiàn)的散文，地域意識、民族意識多表現(xiàn)為描繪澳門奇麗的景色、寧靜的生活、溫暖的人情等美好的一面，或者寄托對故國、故鄉(xiāng)、故人之懷思，“寫事抒懷”“怡情益智”的傾向較為突出。與此同時，70年代后的小說主要是以宣揚忠于家庭、重視人情、勤勞互助、知足隱忍等傳統(tǒng)道德為主，即使帶有批判性的、反映族群沖突的作品，也常有一個大團圓的讓步式結局。如《白狼》固然寫了作為葡人私生子的主人公在其葡人高官父親的庇護下為非作歹的故事，但對華人群體和土生葡人群體的惡劣之處也有批判，主人公最終由于被華人黑社會集團出賣而幡然悔悟，至少在人性上表現(xiàn)了足夠的妥協(xié)。這種特性除了與澳門的地域狹小、民風淳樸、社會寬容的傳統(tǒng)有關之外，也與澳門過渡期較少采用對抗的思路展開文學書寫密切相關。

“過渡”與“回歸”喚起的民族意識，交織著西方現(xiàn)代性尤其是政治文化的諸種復雜心態(tài)，警惕與反思成為其間文化主體性和現(xiàn)代命運的書寫的重要內(nèi)容，甚至呈現(xiàn)出強烈的批評姿態(tài)。懿靈對臺灣詩人向明的引述可能折射了這種復雜心態(tài)：“后現(xiàn)代反思的形成是緣于今日所謂‘進步’生活方式的結果，是針對現(xiàn)實冷酷律則和科技高度發(fā)展淹沒人性，破壞自然律動的一種反彈。據(jù)西方一位科學家杜明的看法，后現(xiàn)代的思想當有兩面，一是重視人性自我反省和重建的‘白色哲學’，二是重視人與天地調(diào)合的‘綠色哲學’，兩者都是強調(diào)天人和諧關系和人自由自主的哲學思想?！?sup>[16]這個“進步”的“冷酷律則”顯然指發(fā)軔于西方并隨著殖民活動而擴展到全球的現(xiàn)代性文化，而作者抬出“天人和諧”作為救贖之道，這個概念恰恰來自中國傳統(tǒng)的詩性理想。她的新詩《牌坊上的窺探》也可以作為上述心態(tài)的注釋：“記不起是個怎樣的日子，/思想穿上洋裝的人，/開始把軒轅文化，/幽禁在墻隙里，/無根的苦蘚，/在石板的暗影下茍且偷生//……囚室里的不是圣像，/是被綁的活人，/恥笑著‘自由的’人。/四十根柱子，/四十個嘆號，/在回憶的大典里，/又豈能寫盡/民族枝葉的枯萎……”這里，像在其他前殖民地常出現(xiàn)的一樣，東西方文化被構入二元對立的模式中，用以傳達東方的焦慮。

這種文化意識折射在文學領域，特別是在澳門華文文化圈以及部分意見領袖那里，體現(xiàn)為對華語文化/文學的指引。在話語和思想共同體的作用下，澳門文學也在思想層面體現(xiàn)出對中華文化的自覺書寫。這種文化靠攏包含了兩個層面，第一是聯(lián)系和影響的重新發(fā)現(xiàn)，澳門文學界強調(diào)內(nèi)地文學對澳門本土文學產(chǎn)生的關鍵性的作用，重視與內(nèi)地的文學交流與互動，將澳門文學定位為世界華語文學的一部分。這幾乎構成了澳門文學的重要載體——《澳門日報》副刊的主導文化策略，立場鮮明的“議程設置”與香港媒體的眾聲喧嘩是不同的。第二是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繼承與再造。澳門文學是中華文化的產(chǎn)物，它既在內(nèi)涵上承載著中華傳統(tǒng)的與現(xiàn)代的文化精神，也在審美范式、藝術趣味、形式追求上呈現(xiàn)著中華文化、中華美學的風貌。澳門小說家似乎比同時代的內(nèi)地作家更加傾向于宣揚中國傳統(tǒng)倫理道德。在澳門現(xiàn)代詩中，澳門詩人中醉心于中國古典文化的“神韻”“性靈”的比例也比同時代的內(nèi)地詩人要大。像胡曉風、汪浩瀚、江思揚、玉文、凌鈍等詩人，他們“大抵都愛讀古人詩，所以，自己寫起詩來，雖出之以白話，也還是或多或少帶些古意”^[17]。諸如“把卷長吟于林下塘邊老屋/二三子清溪濯足載欣載奔/春寒時典衣買酒風流如昔/蠶紙背臨懷素帖和基本法/澳門也者也無風雨也無情”（汪浩瀚《近事》），“一燈如豆的日子里/你感慨稼軒酗酒/深山無松誰與扶？/又嘆息山中寂寞/無人聞雞起舞。/我笑了……/你終于下山去了/帶著崇山峻嶺的胸懷/而我的心境依舊/愛看青山自青山/白云自白云”（凌鈍《山居》）等，詩歌從意象的選擇、意境的營構、典故的運用，到審美范式的追求、文化內(nèi)涵的積淀，都滲透著中國古典詩學的意蘊。

從刊于《澳門日報》“鏡?！备笨奈膶W評論看，澳門文學界也很珍惜這些中國傳統(tǒng)文化特質(zhì)。以作家作品評論和訪談為例粗略分析，《一部澳門的愛蓮說——評周毅如先生的長篇小說〈阿蓮〉》（司晨，2008年1月2日）與《憂國憂民，不是胡說——胡悅訪問記》（黃文輝，2002年8月28日）是對儒家傳統(tǒng)文化人格的禮贊；《人淡如菊——專訪區(qū)仲桃》（鄒家禮，2002年11月27日）與《花草雖微自見繽紛》（湯梅笑，2000年6月23日）傳達了對道家審美化人格的向往；而《含蓄詩風的典范——〈橫琴秋霽〉》（楊成監(jiān)，1999年8月27日）與《情之所至，自然成詩——讀劉家璧詩集〈山行〉》（莊文永，2006年12月27日）則高度評價了詩人對中國古典詩學乃至古典美學范式的繼承。澳門作家對中華文化傳統(tǒng)的親和，或可看作長期異族征服——也包括文化沖擊下，對自身的中華文化身份的反撥式堅守。

作為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澳門文學的文化策略有開放兼容的一面，這構成了澳門文化面孔的另一個側面，它們集中表現(xiàn)在對土生文學創(chuàng)作的態(tài)度上。土生葡人在西方文化影響下產(chǎn)生的文學創(chuàng)作，歷來被接納為澳門文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回歸”不但不會中斷這種接納，反而可能由于政治身份焦慮的緩解以及中國文化主流的包容態(tài)度，澳門社會會以更冷靜更包容的態(tài)度來對待西方文化?？疾臁盎貧w”前后的中文報紙副刊，關注土生創(chuàng)作的評論所占的分量就不小，如《澳門日報》“鏡?！笨觥栋拈T土生文學的兩個文本——個人意味和集體無意識》（劉月蓮，1999年12月1日）、《〈澳門新娘〉舞劇與飛歷奇小說——打海盜與中葡青年愛情題材的文化評析》（紀修，2001年8月15日）、《澳門中葡作家筆下的青年土生》（李淑儀，2006年7月5日）、《我對澳門土生文學的表述——〈奧戈的幻覺世界〉的創(chuàng)作旅程》（廖子馨，2006年7月5日）等文章，它們以比較視角來探討中葡文化的差異與融合，其中包括對澳門本土文化建構的意義，同時從文化視角對土生創(chuàng)作進行了分析，肯定了它是澳門文化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實際上也是中華文化容納和吸收異質(zhì)文化要素的進一步實踐。值得注意的是，與香港、東南亞等亞洲前殖民地相比，澳門文學對西方文化的親和度較小。截至目前，澳門文學對南歐文化之精華的闡釋和敘述并不多，相反是反西方、反殖民傾向的作品更多見。這可能意味著澳門對于幾百年來一直與之比鄰的西方文化還缺少深入了解，因此“華洋雜處”的景觀仍然是馬賽克式的嵌入。當未來的澳門文化/文學建構立足于“中華性”基礎之上做進一步創(chuàng)新，如何充分融匯西方文化，發(fā)揮澳門作為中西文化交流橋梁的區(qū)域優(yōu)勢，可能是澳門文學及其文化策略上一個值得探討的話題。

三 “回歸”：模糊的文學地平線

澳門主權的收回為澳門政治史、社會史、文化史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開辟了澳門的新紀元；然而在文學場域中審視“回歸”，我們卻無法清晰明確地找到一個歷史節(jié)點或文化“標記”。原因大體如上所述，澳門文化的邊緣性、復合性、兼容性使得孕育其中的澳門文學從誕生之日起便具備了強大的文化認同功能，其所處的邊緣地位迫使澳門（華文）文學在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尋求自我形象的構建。眾所周知，文化主體性作為現(xiàn)代性追求的一部分，是一個未竟的課題，加上澳門受外部環(huán)境和內(nèi)部客觀條件制約，文學形象建立的實質(zhì)立足于自主形象塑造，這注定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可以說，澳門文學將一直行走在路上。因此，以“回歸”作為討論21世紀澳門文學的起點，這條模糊的地平線并不意味著澳門文學就此告別過去，一勞永逸地踏上一條擁抱未來的坦途。與澳門歷史相關的集體無意識將成為澳門文學傳統(tǒng)的一部分，書寫澳門命運共同體新的喜怒哀樂、悲歡離合。即便如此，選擇“回歸”作為展開澳門文學研究的新起點仍有學術理性，一方面，文學史劃分對特定歷史事件具有依賴；另一方面，雖然“回歸”前后的澳門文學并未發(fā)生明顯斷裂，但無論是從文學主體遭遇的文化心態(tài)轉型，還是從澳門文學所處的政治與文化條件變革來看，“回歸”作為一個新的起點具有顯而易見的問題空間。

因此，選擇澳門回歸以來“十年”作為研究范疇自然有其不可替代的參照意義，從時間切片來看，布羅代爾的“長時段”理論提出一種全新的“歷史時間”概念，他認為時間是有層次且是多元性的，他嘗試用三種不同的時間來量度三種不同的歷史。它們分別是：“短時段”（偶然）——適用于個體事件的時間量度，強調(diào)的是短時段內(nèi)發(fā)生的、個別的人物和事件，這與我們?nèi)粘Ｉ钪械臅r間概念相對應，對人類社會造成的影響是短期的、不持久的；“中時段”（周期性波動）——適用于描述特定時間段和特定空間內(nèi)的“局勢”，一般變化速度相對較慢；而“長時段”——是對長時期歷史現(xiàn)象進行深入全面研究的一個時間層面，關注人與大自然不斷重復對話的長時段歷史，強調(diào)地理、氣候和生態(tài)環(huán)境對歷史運動的作用。布羅代爾強調(diào)，“長時段”構成了歷史的基礎，是一切歷史現(xiàn)象的引力中心。受這一理論的啟發(fā)，將澳門文學與副刊互動研究置入一種全新的時間層面上進行研究，以此擺脫以往“短時段”研究的局限，從而獲得一種整體性的新思路——當然，它又與書寫文學史完全不同。換句話說，以“回歸”作為澳門文學研究“長時段”的一個起點，借助歷史學中有別于日常生活時間經(jīng)驗的一種新的時間觀念，對澳門文學研究進行人為的“時間界定”，目的是讓研究對象在新的緩慢時間層面獲得新的歷史意義。

對于一個歷史學家來說，接受長時段就必須準備改變自己的風格、態(tài)度，必須徹底改選（引者按：此處譯文為“改選”，疑為“改造”之誤）自己的思維，而采用嶄新的思考社會事物的概念。這意味著逐漸習慣一種比較緩慢的、有時近乎停滯的時間。在這個層面上，而不是在其他任何層面上（對此，后面將詳述）。人們能夠正當?shù)貜目燎蟮臍v史時間圖式中解脫出來，以后有了其他的關注和問題，便可以用新眼光再回顧這一劇式。總之，相對于這種緩慢的、層積的歷史而言，整體的歷史可以重新思考，正如要從底層結構開始一樣^[18]。

“回歸”作為澳門歷史時間的一個自然分界點，同時又可以被看作澳門媒體或整個澳門當代史的現(xiàn)代性開端，在中國政治范疇內(nèi)預設一個未來澳門社會文化發(fā)展的新背景，并在這種意義上打破歷史時間對人文社會科學發(fā)展的束縛，堅信和祝愿澳門文學及其傳播事業(yè)由此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盡管有理由將“回歸”作為澳門文學研究的新起點，但必須澄清一點，無論是在“回歸”前后的文化心理差異方面，還是文學主體對“回歸”后澳門文學的淵源進行重新確認的努力方面，都沒有與20世紀30年代以來的澳門新文學觀念形成異質(zhì)性對立，只能說是一種“承接”和“開拓”，而并非“斷裂”和“重建”。澳門的回歸促使從事澳門文學相關實踐的作家和學者更加深刻地思考其未來發(fā)展方向，以及如何進行澳門文學自我形象建構以適應新的歷史背景等問題。另外，從文化自身所具有的文化特質(zhì)和慣性的角度看，澳門文化主要是以嶺南文化為主調(diào)的中華傳統(tǒng)文化，兼容葡萄牙文化及其他西方文化，在澳門特殊的歷史、地理、社會、政治背景下，澳門文化形成了其獨特的文化框架與發(fā)展模式，是一種寬松、兼容、互補、獨立的文化形態(tài)。這種兼容文化的獨特品格促使澳門文學具備了文化融合的能力。一直以來，澳門文學都體現(xiàn)出一種中西混融交錯的樣態(tài)，那么這種文學樣態(tài)會不會因為政治主權變更而產(chǎn)生根本性的“突變”，仍然需要我們在一個“長時段”內(nèi)對其進行綜合性、立體化的考察。也就是說，澳門文學屬于一種邊緣文化中的邊緣文學，身份認同的問題從它誕生伊始就始終存在，從未消失。如果回歸之前的身份問題體現(xiàn)為中華性的不斷確認，那么“回歸”之后，澳門文學的身份困境則指向以文學史書寫為代表的價值追問。因此，“回歸”作為澳門的一個全新歷史時期的開端，對澳門文化的發(fā)展產(chǎn)生方向性的推動或影響，但它顯然不是對傳統(tǒng)文化的一種全盤否定。同樣，“回歸”對澳門文學的重要載體《澳門日報》來說，也并非文化身份和文學觀念的“斷裂”，因為編輯、作者、讀者仍然與此前保持一致，盡管部分葡人因工作等原因可能選擇離開澳門，但是華文文化場的秩序并未形成根本性的調(diào)整。進入“新紀元”之后，澳門文學形象建構的步伐不曾放緩，這得益于特區(qū)政府的大力扶持，條件亦今非昔比，從這個角度來說，這條原本模糊的文學地平線又變得清晰起來。

雖然“回歸”并沒有使澳門文學獲得鳳凰涅槃般的重生，但它對澳門文化觀念的影響卻不容忽視。文化的回歸、文學主體的文化心態(tài)轉型最終必然會影響到文學的發(fā)展。因此有必要對“回歸”這一歷史變革產(chǎn)生的文化影響進行深入研究，一方面為我們研究“回歸”十年的澳門文學進行必要的文化場域鋪墊，另一方面也能以“回歸”為起點進行整體文化考察，尤其是它與過渡期因議題變化而形成的微妙區(qū)隔。雖然進入過渡期之后文化轉型潛隱而緩慢，但作為文學的驅(qū)動力，這種文化轉型實際上已經(jīng)決定了回歸后澳門文學的整體走向。由于涉及政治、經(jīng)濟、文化等盤根錯節(jié)的方方面面，各方利益互相博弈，文化回歸未必在中華性的統(tǒng)率下越來越快。

在通常情況下，一個民族的文化是在長期的歷史積淀中不斷積累、不斷融合而成的，這種積累和融合最終會形成一種超穩(wěn)定的心理結構，澳門雖然長期處于中西文化的夾縫之中，但其文化的主體和內(nèi)質(zhì)依然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也就是說，即使經(jīng)受了西方文化的洗禮和浸潤，澳門文學所蘊含的文化心理結構仍然能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找到它的“根”。而主權的回歸恰好給這種“尋根”提供了一個合理的契機，于是，文化回歸作為主權回歸的附屬品和重要表征，成為一種歷史的必然。

澳門文化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親緣性早已眾所周知，因此文化回歸與中國文化傳統(tǒng)之間的因果關系問題無須贅述。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回歸的一個重要表征即是文化心理的主體性重建，在這種主體性重建的過程中，作為澳門文化結構中的一個重要主體構成，澳門的土生群體卻呈現(xiàn)出身份認同的焦慮，這是其他同樣經(jīng)歷文化轉型的地區(qū)不曾遇到的問題，具有特殊性。澳門土生葡人的出現(xiàn)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個重要特色和結果，土生葡人是今日澳門本土上特殊的一個群體，他們雖然有著葡萄牙人的身份，但澳門才是他們真正的故鄉(xiāng)。于是在文化尋根的過程中，這一群體既無法疏離這種文化轉型的整體趨勢，又不可能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尋到他們真正的“根”，因此對這一群體及他們的文學進行專題研究，無疑具有典型性和特殊性意義。雖然以前有汪春等學者開展過相關研究，但是隨著新的歷史時期到來，關注他們的命運已經(jīng)成為體現(xiàn)中國文化與學術人文關懷的重要方式。包括報紙在內(nèi)的相關媒體機構如何向這樣一個命運“異鄉(xiāng)人”敞開話語關注及其言說空間，將成為突破單一民族主義立場的公共媒體需要思考并切實行動的現(xiàn)代性課題，這對于澳門建設多元文化交融的國際大都會具有新的戰(zhàn)略意義。

與此同時，文化回歸同樣激發(fā)了文學主體的本土意識，如何實現(xiàn)本土意識與世界意識的包容并舉，也是澳門文化轉型需要思考的可能性向度。澳門基金會吳志良先生在“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開幕式上的致辭就特別提到這一點，他說：“我們亦充分意識到，澳門文學面臨著很大的挑戰(zhàn)。首先，在強調(diào)地方特色和個性化的同時，我們不能回避信息時代下與日俱增的全球化問題，澳門作家必須具有全球視野，具有終極關懷的心胸；其次，澳門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挖掘本地題材時，既要有創(chuàng)新思維和精神，又要對澳門深厚的歷史文化底蘊有客觀、理性的透徹認識，才能深化其作品的思想性和藝術性……”^[19]澳門這座半島以其特有的文化兼容能力使得身在其中的澳門作家在這種多元化的社會語境中深刻地意識到，只有具備獨特的個性與價值，才能在華文文學中占有一席之地，才能真正立足澳門本土建構起具有“澳門性”的“澳門文學形象”。在過渡時期，這種本土意識的覺醒與堅守成為回歸后澳門文學生命力得以延續(xù)的強大的文化心理基礎，在吳志良看來，這種文化心理基礎一方面表現(xiàn)在對本土澳門的熱愛和憧憬，另一方面也隱含著對尋求未來澳門文化發(fā)展方向的困惑和憂慮，然而無論是期盼還是隱憂，這種復合型體驗都意味著“回歸”對澳門文化的深刻影響和文化轉型的必然。與之相應的本土意識覺醒，為“后回歸”時代澳門文學的發(fā)展奠定基礎，但是本土意識并非文學意義的全部，澳門文學面臨的現(xiàn)實問題是與中國文學取得某種視域融合，雖然我們對中國文化中心主義保持警惕，但是必須看到中國內(nèi)地深厚的文學/文化傳統(tǒng)土壤培植出來的文學參天大樹，只有以此為文學性的對照坐標，才能更好地促進澳門本土文學的發(fā)展。由于澳門所處地理環(huán)境比此前更具世界文化交流優(yōu)勢，立足本土，面向中國，擁抱世界，應當成為澳門文學界打造文學形象、提升文學理想與品格的遠大抱負。因此，在塑造本土意識的基礎上，兼懷中國和世界意識，將人文精神的折射、文化精神的自覺、生命意識的彰顯等納為文學自身發(fā)展的重要內(nèi)容，澳門文學將在真正體現(xiàn)價值多元、美學多元、思想多元的語境中得到發(fā)展。至于“回歸”十多年來取得的實績?nèi)绾?，仍有待細致考察?/p>

四 小結

“回歸”作為一個預設的起點，暗示了澳門文學所有的可能性，而這些可能性之所以變得合理，是因為澳門已經(jīng)書寫、正在書寫并將繼續(xù)書寫屬于自己的輝煌歷史。如果說澳門文學形象建立是一個基本任務，那么“澳門性”不僅與其自身發(fā)展軌跡相適應，也是為了更好地實現(xiàn)澳門文學與其他華文區(qū)域文學的現(xiàn)代性對話，在全球語境下展現(xiàn)澳門文學的獨特魅力。其作為承擔澳門文學建設重要的載體，也在新的歷史語境中肩負光榮而艱巨的歷史使命。從這個角度說，將澳門文學重置于報紙傳媒空間并考察二者之間的互動，不僅具有重新闡釋澳門文學的學術意義，也具有副刊/副刊文學研究應對新背景和新要求的個案微觀史價值。

[1] 代表性的文章有莊文永先生的《澳門為何沒有“后殖民”？》，《南風窗》2006年第23期。另外，朱壽桐先生主編、高海燕執(zhí)筆的《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一書的第四章第三節(jié)“澳門新文學研究中的理論運用”談到了對后殖民理論運用的謹慎：“澳門的情況似乎并不完全符合后殖民主義的特征。澳門雖然受葡萄牙殖民當局的統(tǒng)治，軍事、政治上都遭受其控制，但在文化上卻沒能生成一個為葡國服務的葡國文學創(chuàng)作傳統(tǒng)。”但在后面展開“轉換期的澳門文學及其研究”描述中，提到了移民作家與土生的文化身份認同問題，因此，理論必須針對具體文學現(xiàn)象而恰當使用。見朱壽桐主編《澳門新移民文學與文化散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0，第42頁，第66頁。

[2] 莊文永指出，從澳門包容并存、和而不同的文化生態(tài)中，我們看到的文化并不一定存在著“殖民”或“被殖民”的問題，或者是所謂的“文化霸權”的問題，重要的問題是“好”或“不好”。好的文化，對人類有益的文化就有價值，人們自然會去接受。我們學習不少西方的先進文化，并不能說被西方文化所“殖民”。實際上西方“后殖民”理論的作者在他看來多少帶有傲慢與偏見。十幾年來，“后殖民”在學界上風風火火你方唱罷我登場，相當程度上都是在演繹西方的理論，顯得空洞無力。其實，所謂的“殖民”“后殖民”的理論在當今文化全球化的浪潮中，已經(jīng)越來越失去它的可靠性。澳門有和諧包容的文化生態(tài)，如果硬把它套上“后殖民”的理論來解讀，顯然有失偏頗，也是危險的。莊文永：《澳門為何沒有“后殖民”？》，《南風窗》2006年第23期。

[3] 愛德華·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三聯(lián)書店，1999，第10頁。

[4] 陶里：《追蹤澳門現(xiàn)代詩》，《香港文學》1991年8月號。

[5] 廖子馨：《澳門現(xiàn)代女性文學略論》，《文藝理論研究》1994年第3期。

[6] 廖子馨：《澳門現(xiàn)代女性文學略論》，《文藝理論研究》1994年第3期。

[7] 劉登翰說：“從表面上看，澳門文化的多元性如雞尾酒一般層次分明，并不互相混和或化合。換一種比喻說，也可以稱澳門文化是一種‘拼盤’文化，雖然有其主導和主體的色塊，但各個色塊之間并不互相融合，各占有一定的空間和形成各自的群落?！眲⒌呛玻骸段幕曇爸械陌拈T及其文學》，載《澳門文學概觀》，鷺江出版社，1998，第15頁。

[8] 韓牧：《建立“澳門文學”的形象》，《澳門日報》“鏡海”1984年4月12日。

[9] 潘日明：《葡國人和中國人》，《文化雜志》（中文版）1987年第1期。

[10] 朱壽桐在《從澳門說起》一文中說：“硏究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歷史，就非常敏感地存在一個從何說起的問題：從‘五四’新文化運動說起還是從晩清文界革命說起，其結論會大不一樣。中國的‘近代’從鴉片戰(zhàn)爭說起還是更早從西方傳教士進入中國說起，體現(xiàn)著兩種重要的歷史觀的差異，對于中國歷史的近代性內(nèi)涵的把握也會截然兩樣。近代性在中國意味著被動的開放性，現(xiàn)代性在中國則意味著主動的開放性。被動的開放歷史從澳門開始，從葡國人以和平的方式進入澳門開始，隨即，澳門成為西方宗教勢力進入中國和東亞的通道，成為中國被動地向西方的文化、宗教打開國門的前沿門戶。傳教士在澳門受訓，由澳門出發(fā)，進入廣東、廣西、福建、上海、天津，四川、陜西等中國沿海地區(qū)和內(nèi)陸腹地，進入最冷僻的城市巷弄和最僻遠的鄉(xiāng)村民間，甚至于進入帝國的核心部位——清室宮廷。中國社會上下的文化心態(tài)面臨著改變，生活方式面臨著調(diào)整，甚至于政治格局也因此發(fā)生了某種影響。對于中國社會產(chǎn)生深刻影響的太平天國運動和義和團運動，都與早先傳入的西方宗教有直接關系。在這一意義上，一般認為是鴉片戰(zhàn)爭爆發(fā)之后西方帝國主義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國門，這實際上是倒果為因的說法，應該說，沒有西方宗教勢力提前三百年進入中國，將中國的國門一步步推開，鴉片的進入，帝國主義侵略勢力的進入，也許就不會是這樣的陣勢與規(guī)模。因此，中國的近代，中國文學的近代化，中國被動地向西方開放的近代性，應該從澳門說起。”朱壽桐：《從澳門說起》，載《澳門日報》“鏡?！?011年12月7日，F(xiàn)5版。

[11] 懿靈：《流動島·后記》，詩坊，1990。

[12] 廖子馨：“比如五十年代的散文深受內(nèi)地社會、文學思潮影響，很重視對社會現(xiàn)實的批判，同時，愛國主義精神高漲，宣揚愛國精神、歌頌祖國的富強成為思想主流?！绷巫榆埃骸栋拈T文學與報紙副刊》，《世界華文文學論壇》（澳門研討會特輯），2000年第1期。摘要刊于《澳門日報》“鏡?！?999年12月1日，D7版。

[13] 緣源：《澳門文學現(xiàn)狀窺探》，《澳門筆匯》1992年第5期。

[14] 江思揚：《向晚的感覺》組詩之《驅(qū)車登古原》，載同名詩集《向晚的感覺》，五月詩社，1992，第27頁。

[15] 黎熙元：《1960年以后澳門文學敘事中的澳門意識》，《當代港澳》2004年第2期。

[16] 懿靈：《90年代澳門詩壇發(fā)展斟探》，載李觀鼎編《澳門文學評論選》，澳門基金會，1998，第176～177頁。

[17] 云惟利：《十年來之澳門文學》，《澳門筆匯》1994年5月。

[18] 〔法〕費爾南·布羅代爾：《歷史學和社會科學：長時段》，載《論歷史》，劉北成、周立紅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第36頁。

[19] 吳志良：《立足本土，放眼全球——“千禧澳門文學研討會”開幕詞》，《澳門日報》“鏡海”2001年1月17日，C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