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魯迅與二三十年代中國出版業(yè)的行業(yè)建設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憑借其創(chuàng)作成為獨一無二的文壇巨子。與此同時，“魯迅”的形象資源及其所形成的品牌效應，使他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文學的范圍。他大力創(chuàng)辦出版社、編輯刊物，編輯出版數(shù)十種圖書，不斷修正出版業(yè)由于商業(yè)化、政治化、娛樂化帶來的不足，促進了現(xiàn)代出版行業(yè)的健康發(fā)展。魯迅在出版業(yè)中的“行”與“思”浸透著文學家的良知和文化人的虔誠。因此，他的出現(xiàn)猶如黑暗中的一抹亮光，撼動著現(xiàn)代出版行業(yè)中各種約定俗成的規(guī)則，引導出版界通向一種理想的境界。下面，筆者擬從創(chuàng)作、出版與思想三個方面對這一問題進行探討。

第一節(jié)　魯迅的創(chuàng)作與二三十年代中國現(xiàn)代期刊的發(fā)展轉型

在現(xiàn)代文學史上，魯迅有極高的聲譽，這既與他“表現(xiàn)深刻”“格式特別”的創(chuàng)作有關，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剛剛起步的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傳播與營銷。反過來，我們也應該看到魯迅作品的刊載、流布對該行業(yè)的促進作用。

首先，魯迅的創(chuàng)作不僅代表了中國二三十年代現(xiàn)代報刊的實績，其獨特創(chuàng)造與精神品格也促進了現(xiàn)代期刊的某種轉型。魯迅最早建立密切關系的刊物當數(shù)《新青年》。魯迅的創(chuàng)作是《新青年》雜志擴大影響力的招牌之一。1915年9月15日，陳獨秀創(chuàng)辦《青年雜志》，第2卷起更名為《新青年》。1917年，編輯部遷到北京，1920年9月遷回上海，至1922年7月停刊，共出九卷?！缎虑嗄辍返某闪?，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楊東莼指出：“洪憲帝制消滅以后，行嚴即投身政治活動，《甲寅》因之停刊。不久，陳獨秀從日本歸國，在上海發(fā)行《新青年》雜志，繼《甲寅》而起成為國內(nèi)有時代性的惟一雜志?！?span >[1]此時，《新青年》憑借標新立異的方式，激烈地攻擊孔教，反對專制，已經(jīng)有了一定的影響力，但尚停留在文化思想領域。1917年1月1日，胡適于《新青年》第2卷第5號發(fā)表《文學改良芻議》，稍后陳獨秀也發(fā)表《文學革命論》鼓吹文學革命。《新青年》成為新文學倡導者宣傳新文學理論的陣地。遺憾的是，新文學的具體實踐并不像新文學理論那樣來得猛烈而迅疾。直到1918年1月，胡適、劉半農(nóng)、沈尹默在《新青年》第4卷第1號發(fā)表一批新詩，新文學家渴慕已久的新詩體才算誕生。同年5月15日，《新青年》第4卷第5號，刊登了魯迅的白話小說《狂人日記》，現(xiàn)代樣態(tài)的小說也才橫空出世。1919年2月1日，傅斯年在《新潮》第1卷第2號《書報介紹》一欄向讀者推薦《新青年》雜志時，首次評論了這篇文章，認為它“用寫實筆法，達寄托的（Symboism）旨趣，誠然是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2]。傅斯年的話分明有借魯迅的“中國近來第一篇好小說”來宣傳《新青年》雜志的用意，這說明他已經(jīng)意識到好的作品對于刊物的宣傳功效。

為《新青年》貢獻了《狂人日記》之后，魯迅“便一發(fā)而不可收，每寫些小說模樣的文章，以敷衍朋友們的囑托，積久就有了十余篇”[3]。《新青年》相繼刊發(fā)了他的《孔乙己》《藥》《風波》及《故鄉(xiāng)》等文學作品。它們在同人圈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錢玄同稱：“《新青年》里的幾篇較好的白話論文，新體詩，和魯迅君的小說，這都算是同人做白話文學的成績品。”[4]陳獨秀敏銳地意識到魯迅小說對于《新青年》的價值，不斷催促魯迅為《新青年》撰稿。如1920年3月11日，陳獨秀甚至致信周作人說：“我們很盼望豫才先生為《新青年》創(chuàng)作小說，請先生告訴他。”[5]同年7月9日，致信周作人又說：“豫才先生有文章沒有？也請你問他一聲?！?span >[6]魯迅的小說《藥》就是在陳獨秀反復“催促”之下創(chuàng)作并發(fā)表在《新青年》的。9月28日，陳獨秀又給周作人寫信稱：“我希望你和豫才玄同二位有功夫都寫點來。豫才兄做的小說實在有集攏來重印的價值，請你問他倘若以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訂正，寄來付印?！?span >[7]魯迅自己后來也回憶：“我必得記念陳獨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span >[8]陳獨秀的催促固然表明他對魯迅小說的贊賞，同時他這殷切的期待亦很能說明作為主編的陳獨秀對魯迅日漸形成的影響力的看重。

除了在《新青年》發(fā)表小說之外，魯迅還在上面刊登新詩、隨感錄、論文、通信、翻譯文學等。從傳播學的角度來看，魯迅和其他同人一道，用實際創(chuàng)作擴大了《新青年》期刊的影響力。有學者統(tǒng)計：“從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日出版的四卷五號起，到一九二一年出版的九卷四號止，近三年多時間里，魯迅在《新青年》上陸續(xù)發(fā)表了小說五篇，新詩六首，隨感錄二十三則，思想批判論文兩篇，通訊三則，翻譯文學作品四篇，附記、正誤等其他文字七則，共五十篇。此外，輯錄《什么話》五條。還有其他人的詩歌譯作，經(jīng)過魯迅修改或記錄，有些文章引述了他的零星意見?！?span >[9]在這些作品中，隨感錄的數(shù)量最大。魯迅曾在《〈熱風〉題記》中點評說：“我在《新青年》的《隨感錄》中做些短評，還在這前一年，因為所評論的多是小問題，所以無可道，原因也大都忘卻了。但就現(xiàn)在的文字看起來，除幾條泛論之外，有的是對于扶乩，靜坐，打拳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所謂‘保存國粹’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那時舊官僚的以經(jīng)驗自豪而發(fā)的；有的是對于上?！稌r報》的諷刺畫而發(fā)的。記得當時的《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我所對付的不過一小部分；其他大事，則本志具在，無須我多言。”[10]如魯迅所說，“《新青年》是正在四面受敵之中”，他自然為捍衛(wèi)理想信念而進行“戰(zhàn)斗”。換言之，魯迅在通過“筆伐”，維護《新青年》。孫玉石在《魯迅與〈新青年〉》一文中細致地介紹了魯迅與劉師培、林琴南、張厚載等人的論爭，并指稱：“這些《隨感錄》象鋒利的匕首和投槍，噴射著猛烈的反帝反封建的火焰?！?span >[11]

但魯迅的特殊之處在于，他的創(chuàng)作促進了《新青年》期刊的某種轉型。朱壽桐就明確指出：“魯迅對于《新青年》的主要貢獻在于積極主導建立《新青年》的文學傳統(tǒng)，從而為中國新文學奠定了厚重而富有時代特色的基礎。魯迅的登場使得《新青年》的議論出現(xiàn)了某種轉型：由宏觀的政治文化和歷史批判視野部分地轉向具體的社會文明和現(xiàn)實批判問題，并直接引起了《新青年》對人生問題的關注以及對文學創(chuàng)作的關注?！?span >[12]晚清以來，知識分子好宏論，如梁啟超的“少年中國說”等等，洋洋灑灑氣勢磅礴，不免有些空泛。這樣的宏論動輒上萬字數(shù)也不適合現(xiàn)代報章的篇幅。魯迅留日期間也好作宏論，寫下過《摩羅詩力說》《文化偏至論》之類縱論古今中外的長篇論文。到了“五四”時期，魯迅對空泛的長篇闊論已經(jīng)不感興趣，轉而著力于具體問題的分析與解決的小雜感，這些文章常常從某一小問題展開去，上升到社會文化的批判高度。他的小說創(chuàng)作也是如此，他說：“我便將所謂上流社會的墮落和下層社會的不幸，陸續(xù)用短篇小說的形式發(fā)表出來了。原意其實只不過想將這示給讀者，提出一些問題而已?！?span >[13]《狂人日記》不僅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第一篇白話小說，還開啟了用小說提出問題的先河。繼《狂人日記》之后，《新青年》開辟“易卜生專號”，介紹外國戲劇，各種討論社會問題的創(chuàng)作紛至沓來。

另外，孫伏園于1924年創(chuàng)辦的《語絲》也得到魯迅的大力支持。魯迅自稱：“同我關系較為長久的，要算《語絲》了?！?span >[14]《語絲》第3期曾刊載《語絲》長期撰稿人名單，共16人，他們是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林語堂、魯迅、川島、斐君女士、王品青、章衣萍、曙天女士、孫伏園、李小峰、淦女士、顧頡剛、春臺、林蘭女士。魯迅在《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中略微提及孫伏園曾邀請16位長期撰稿人一事，然而言語之間，流露出一些不屑，“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tài)度也各不相同，例如顧頡剛教授，投的便是‘考古’稿子，不如說，和《語絲》的喜歡涉及現(xiàn)在社會者，倒是相反的。不過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tài)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jù)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后，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于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15]。而魯迅正屬于少數(shù)幾個堅持投稿的人。據(jù)張梁所輯《魯迅在〈語絲〉上發(fā)表的著譯目錄》，魯迅前后發(fā)表140余篇文章，[16]包含散文詩、小說、雜文、譯文等等，不少作品膾炙人口，如《論雷峰塔的倒掉》《再論雷峰塔的倒掉》《看鏡有感》《論辯的魂靈》《論“他媽的！”》《無花的薔薇》《記念劉和珍君》等等。因此有些學者就指出：“魯迅在《語絲》上發(fā)表的作品，對《語絲》的政治傾向產(chǎn)生了決定性的作用?！?span >[17]曹聚仁則從文體的角度對魯迅、周作人的影響進行了概括：“《語絲》周刊在中國新文學進程上，的確是一方紀程碑；《語絲》所無意中形成的文體，也給新文學以清新的風格。周氏兄弟，的確是《語絲》的支柱。”[18]30年代《申報·自由談》，以及《中華日報》《大晚報》副刊等商業(yè)味、新聞味十足的報刊也是魯迅發(fā)表言論的平臺。據(jù)統(tǒng)計，“從1933年1月30日至1934年8月23日，魯迅在《自由談》上用48個筆名發(fā)表了143篇文章。平均每隔三四天就有1篇，最多的一個月發(fā)表了15篇”[19]。在《中華日報》副刊《動向》上魯迅不停更換了“13個筆名”，發(fā)表了“幾十篇文章”。[20]毋庸置疑，魯迅已經(jīng)成為這些刊物的重要支持者。

在上述實踐活動中，魯迅以其卓越的創(chuàng)造力和深刻的洞察力，探索了一種契合于這些現(xiàn)代報刊傳媒發(fā)展的新的雜文體。當然這種關系是相互的，雜文寫作也“使魯迅最終找到了最適于他自己的寫作方式，創(chuàng)造了屬于他的文體——雜文（魯迅的雜文正是在這最后十年成熟的），而且在一定意義上，甚至成為他的生命存在形式”[21]。

晚清以來，報刊、出版業(yè)的出現(xiàn)及蓬勃發(fā)展為知識分子介入社會提供了一種新的可能?，F(xiàn)代傳媒提供的陣地、載體和物質(zhì)利益保障讓中國知識分子于科舉考試之外找到新的干預社會兼以謀生的職業(yè)道路。當然傳播方式、接受對方的變化也改變了知識分子的寫作方式，傳統(tǒng)文人那種孤芳自賞式的寫作方式日漸難以符合現(xiàn)代傳媒的需求，而那種具備強烈參與意識的社會批判寫作隨著現(xiàn)代傳媒的發(fā)展日益發(fā)達起來。到了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現(xiàn)代報刊上出現(xiàn)了以魯迅為代表的批判性雜文、以林語堂為代表的幽默小品文、以周作人為代表的閑適隨筆文三類報章文體。這三種報刊文體當中于社會介入最深、在讀者中影響最大且最具現(xiàn)代精神的當數(shù)魯迅開辟的匕首式雜文文體。魯迅的雜文的成型與現(xiàn)代傳媒存在著直接的關系。以啟蒙大眾為己任的《新青年》雜志最早開辟《隨感錄》欄目，專刊思想啟蒙性小文。為了適應《新青年》的需求，魯迅的雜文大多是體制短小的時事點評或文化批判，這些雜文常常從自己的生命感受與現(xiàn)實體驗生發(fā)開去，從小及大，層層推進，最后上升到思想文化的批判高度?！短住穭?chuàng)刊以后，這個雜志對稿約“掂斤簸兩”[22]，魯迅在這個刊物上發(fā)表的雜文也相應地變成“有的放矢、指名駁詰的精短雜感”[23]。20世紀30年代魯迅寓居上海后，其身份由特約撰稿人變成職業(yè)撰稿人，他與商業(yè)性傳媒的關系日益密切，僅在《申報·自由談》上魯迅就發(fā)表雜文一百四十余篇。受商業(yè)性現(xiàn)代傳媒的影響，“魯迅的雜文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新的特質(zhì)，一是適應報紙副刊‘短、平、快’的常規(guī)要求，盡量照顧《自由談》有關稿件篇幅的具體規(guī)定，兼顧‘文禁’的鉗制，將雜文字數(shù)限定在三五百字左右，多不過千字，幾為短評?！侨〔挠趫罂N近現(xiàn)實?！切问缴铣鲂鲁銎?，體現(xiàn)出一種帶有游戲色彩的趣味性”[24]。值得注意的是，魯迅后期的雜文寫作還與報刊的新聞報道結合起來，常常以報刊的時事報道為依托展開論述，使得魯迅的雜文與新聞報道之間發(fā)生了微妙的互動關系?！丁肮饷魉健薄贰侗Ａ簟贰短焐系叵隆贰峨S感錄·三十三》《“立此存照”》等文章剪裁、引用了大量的新聞報道，這些新聞材料經(jīng)過魯迅的補充、生發(fā)和延伸產(chǎn)生了特別的意義。例如《天上地下》摘引了報刊上四則新聞，這些新聞本來沒有任何聯(lián)系被魯迅一編排便“表達魯迅對中國人生命日漸縮小、國家即將淪喪于日本人鐵蹄之下的擔憂和憤怒”[25]。對時事新聞材料的剪裁引用使魯迅雜文“話題鮮活吸引更多讀者，引導他們進入媒體世界”[26]擴大了這些報刊的影響力，帶動了當時的創(chuàng)作風氣，同樣也為這些刊物贏得了時譽。

盡管魯迅雜文在不同時期不同類型的刊物會有所變化，然而在批判社會黑暗面，拷問“現(xiàn)實人生、傳統(tǒng)文化和國民精神”方面卻始終沒有改變。[27]魯迅的雜文“對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給以反響或抗爭，是感應的神經(jīng)，是攻守的手足”。借助于“雜文創(chuàng)作言說自我、指涉他人，抒發(fā)內(nèi)心涌動的情感，宣泄胸中不平的憤怒”，魯迅“使雜文寫作成為對話語權的爭奪和享有，他以雜文書寫使輿論空間與被排斥的沉默的大多數(shù)之間產(chǎn)生了聯(lián)系”。[28]

現(xiàn)代傳媒借助雜文文體介入到現(xiàn)代生活的各個方面，針對當時社會諸相做出政治的、社會歷史的、倫理道德的、審美的評價與判斷，發(fā)揮了知識分子干預生活的作用。魯迅雜文成為現(xiàn)代知識分子借助媒體發(fā)聲的重要形式，無論是學習魯迅的還是批判魯迅的，他們發(fā)聲的文體常常都是魯迅所創(chuàng)立的雜文體。從這個意義上說，魯迅為中國知識分子借助現(xiàn)代傳媒發(fā)聲提供了經(jīng)典的范式。

其次，魯迅作品的“巨大名氣”也是現(xiàn)代出版?zhèn)髅浇?jīng)常借用的資源。20年代中后期，魯迅已成為市場上具有強大號召力的暢銷書作家。1927年3月15日，他在給李霽野的信中說：“我所做的東西，買者甚多，前幾天漲到照定價加五成，近已賣斷。而無書，遂有真筆板之《吶喊》出現(xiàn)，千本以一星期賣完?！秹灐啡绯霭妫杉陌俦緛??！?span >[29]連魯迅的批判者也不得不承認魯迅的巨大名氣，如凌生在《從崇拜英雄說到魯迅先生的作品》中寫道：“我不知魯迅先生為什么要寫許多大學教授也看不懂的文章？為什么魯迅先生的文章有些連大學教授也看不懂，而連小學學生也曉得叫好？”[30]這個夸張的描述意在嘲諷讀者的盲目崇拜，但這也充分說明魯迅作品在當時的風靡。在這種背景下，“魯迅”儼然成為一個品牌，其作品的結集出版既為出版社贏得了口碑，亦帶來可觀的經(jīng)濟效益。

北新書局的創(chuàng)設和發(fā)展就很好地利用了“魯迅”這塊名人招牌。1925年3月，李小峰和孫伏園等人在魯迅的支持下創(chuàng)辦北新書局。魯迅為了幫助這批青年學生，不僅將自己的作品交給他們出版，還承擔一些叢書編輯的任務。1933年1月2日，魯迅致信北新書局老板李小峰，直言：“現(xiàn)在不妨明白的說幾句。我以為我與北新，并非‘勢利之交’，現(xiàn)在雖然版稅關系頗大，但在當初，我非因北新門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書銷場好而來要稿的。所以至去年止，除未名社是舊學生，情不可卻外，我決不將創(chuàng)作給與別人?！?span >[31]魯迅的這番話虛實參半，北新書局成立之初“門面”并不大，魯迅送稿非因“勢利”，而是出于支持青年學生的公義，是為了促進新文學的發(fā)展。然而，“北新也不是因我的書銷場好而來要稿的”這句話看似在“否認”，實際上是在明言他的書“銷場好”，這自然是北新書局“要稿”的原因。早在1925年8月30日，魯迅就曾指出北新書局圖書的出版具有選擇性，尤為看重銷路。據(jù)李霽野《魯迅與未名二三事》一文所云，魯迅提到“現(xiàn)在的書局如北新，不肯印行青年的譯作，尤其不愿印詩和劇本，因為沒有銷路”，他想“同青年們合辦一個小出版社，自己可以籌四百五十元印費，先印自己的一本書，收回成本，自己先不支版稅，用來印青年人的譯作。我們表示贊成”。[32]

據(jù)《魯迅全集》中所附“魯迅譯著書目”，1925至1931年間，魯迅的著作基本上由北新書局包攬。[33]有研究者專門進行統(tǒng)計，指出：“北新書局出版或經(jīng)銷的魯迅譯編和著作達三十九種之多，其中創(chuàng)作七種、雜感十一種、翻譯九種、論著九種、藝術三種?！?span >[34]這些著作包括《中國小說史略》《熱風》《彷徨》《華蓋集》《華蓋集續(xù)編》《朝花夕拾》《野草》《而已集》等等。它們的出版使北新書局在出版界名噪一時。

許廣平曾這樣描述魯迅對北新書局的“偏私”：

對于某某書店，先生和它的歷史關系最為深厚。先生為它盡力，為它打定了良好基礎，總不想使它受到損害。創(chuàng)辦者原也是個青年，賴幾位朋友之助，才打出這天下來。其時做新文化事業(yè)的真可說鳳毛麟角，而出版的書，又很受讀者歡迎，象這樣有歷史基礎的書店，先生不愿意隨便給它打擊。在別人看來，先生對它仿佛有點偏私。記得在廈門、廣州時，曾有另一書店托人和先生磋商，許以優(yōu)待條件，要先生把在某某書店發(fā)行的全部著作移出，交給那家書店出版，先生也未為所動。[35]

這里的“某某書店”指的正是北新書局，許廣平的話至少交代出三個重要意思：一是，魯迅和書店關系深厚，為其貢獻頗多；二是，魯迅能夠給它“打擊”，卻“不愿意隨便給它打擊”；三是，魯迅支持其發(fā)展，并未因經(jīng)濟利益的“誘惑”而移出“全部著作”，享有“新文藝書店的老大哥”[36]美名的北新書局的成功與魯迅有很大關系。

綜上可知，魯迅通過其著作對雜志、出版社的支持是有選擇、有原則、有目標的，這使得頗具新思想的雜志、出版社脫穎而出，為新文學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了條件。

第二節(jié)　魯迅的出版活動與二三十年代中國出版業(yè)的發(fā)展走向

魯迅以創(chuàng)作對雜志、出版社給予支持的同時，熱情地投身到編輯和出版的實踐中來。臧克家說：“他在許多方面所創(chuàng)造的業(yè)績，都是我們仰望的高峰，單就作為編輯出版工作者的魯迅來看，他也是一個杰出的模范人物?！?span >[37]總體來看，魯迅對編輯出版業(yè)的貢獻體現(xiàn)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魯迅根據(jù)自己對于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規(guī)劃與考慮，創(chuàng)辦出版社、出版叢書，其數(shù)量多，影響范圍廣，受到業(yè)界矚目，促進了當時出版業(yè)的繁榮。這些出版社和刊物亦成為時人針砭時弊、傳播新思想、探索新出路的傳媒陣地。

魯迅先后創(chuàng)辦了未名社、朝花社、奴隸社、三閑書屋、野草書屋、鐵木藝術社、版畫叢刊會以及諸夏懷霜社8個出版社，是“創(chuàng)辦出版社最多的現(xiàn)代作家”[38]。這些出版社的創(chuàng)辦往往有鮮明的目的性，跟普通出版社相比，這種目的性與其文學文化長遠發(fā)展相關而與經(jīng)濟利益無涉。比如未名社的創(chuàng)立。魯迅曾在《憶韋素園君》中有扼要的描述：

出版者和讀者的不喜歡翻譯書，那時和現(xiàn)在也并不兩樣，所以《未名叢刊》是特別冷落的。恰巧，素園他們愿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將《未名叢刊》移出，由幾個同人自辦。小峰一口答應了，于是這一種叢書便和北新書局脫離。稿子是我們自己的，另籌了一筆印費，就算開始。因這叢書的名目，連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沒有名目’的意思，是‘還沒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還未成丁’似的。未名社的同人，實在并沒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39]

外國文學的翻譯尤其是外國文學理論的翻譯銷路不好，出版商常常不愿意出版這類“虧本”的書籍，然而這類書籍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與文化的發(fā)展十分有益，因為只有“采用外國的良規(guī)，加以發(fā)揮”才能“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在寫給蕭軍的信中，魯迅再次談及翻譯對當下文壇的積極作用：“中國作家的新作，實在稀薄得很，多看并沒有好處，……可見翻譯之不可緩?！?span >[40]魯迅對于翻譯的倡導目的是補救中國新文學創(chuàng)作的不足與弊病，因此當他得知韋素園等人“愿意紹介外國文學到中國來”的時候，毅然把《未名叢刊》交給韋素園等人，期望大家“愿意切切實實的，點點滴滴的做下去”。韋素園等人沒有辜負魯迅的期望，《未名叢刊》貫徹了魯迅的想法與主張，先后出版了《出了象牙之塔》（魯迅譯，日本廚川白村著）、《往星中》（李霽野譯，俄國安特列夫著）、《窮人》（韋叢蕪譯，俄國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外套》（韋素園譯，俄國果戈理著）、《小約翰》（魯迅譯，荷蘭藹覃著），《文學與革命》（韋素園、李霽野譯，蘇聯(lián)托洛茨基著）等。魯迅說：“自素園經(jīng)營以來，紹介了果戈理（N. 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 Dostoevsky），安特列夫（L. Andreev），紹介了望·藹覃（F. van Eeden），紹介了愛倫堡（I. Ehrenburg）的《煙袋》和拉夫列涅夫（B. Lavrenev）的《四十一》。……曾幾何年，他們就都已煙消火滅，然而未名社的譯作，在文苑里卻至今沒有枯死的?！?span >[41]未名社借助于魯迅的文學資源與商業(yè)資源得以生存與發(fā)展，魯迅則借助于未名社將蘇聯(lián)、東歐等進步作家的作品、理論“推送”到國內(nèi)讀者面前，這些現(xiàn)實主義表現(xiàn)手法以及民眾的大膽反抗精神給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提供了榜樣。

除了未名社外，朝花社、奴隸社、三閑書屋、野草書屋、鐵木藝術社同樣寄寓了魯迅對中國現(xiàn)代文學出版業(yè)的期望。這些社或推崇外國文學翻譯，或提攜未出名的青年進步作家，一步一步地“扶植一點剛健質(zhì)樸的文藝”[42]。朝花社出版的《朝花小集》《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兩套叢書都偏重于外國文學的翻譯。三閑書屋出版的六種圖書全是介紹外國文學與藝術的，《毀滅》（蘇聯(lián)作家法捷耶夫）、《鐵流》（蘇聯(lián)作家亞歷山大·綏拉菲摩維奇）、《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德國版畫家凱綏·珂勒惠支）等等。此外，野草書屋出版了《蕭伯納在上海》（瞿秋白編譯、魯迅作序）、《不走正路的安得倫》（曹靖華譯）等外國文學作品。魯迅在這些出版社編輯了數(shù)十種圖書。數(shù)量之大，質(zhì)量之高，促進新文學的發(fā)展同時，形成了圖書出版業(yè)的盛世局面。其中有名的叢書有“未名叢刊”“烏合叢書”“科學的藝術論叢書”“近代世界短篇小說集”“現(xiàn)代文藝叢書”“文藝連叢”“圖版叢刊”“奴隸叢書”等等。魯迅對這些叢書的編纂往往獨具慧眼，能彌補一時代的不足，得到了后人極高的評價。例如倪墨炎認為《未名叢刊》“是20年代在我國現(xiàn)代文壇中有影響的一套叢書。它所出版的23種圖書，15種是俄國和蘇聯(lián)的，2種多人集中也有俄國作品。這樣集中的介紹俄國和蘇聯(lián)的作品，在其他叢書中是沒有的”[43]。錢理群也認為《未名叢刊》是“魯迅對中國文藝發(fā)展的一個戰(zhàn)略性的選擇”，“翻譯視野是相當開闊的”。[44]在“奴隸叢書”中，魯迅收錄了葉紫的小說集《豐收》、蕭紅的《生死場》、蕭軍的《八月的鄉(xiāng)村》，這幾部集子的作者當時還未成名，鮮有出版社愿意出版他們的書稿，魯迅名之“奴隸叢書”，為之宣傳，三人隨之名聲鵲起。后來王季深總結道：“這三部小說都寫得很好，且各有其特點，魯迅先生‘慧眼識珍珠’把它們編為《奴隸叢書》，分別寫了序言，向廣大讀者推薦，這三個無名作家，就此出了名，登上了文壇?！?span >[45]為了扶植文壇的剛健之風，魯迅直到生命的最后階段還以諸夏懷霜社名義，出資印行瞿秋白的遺著《海上述林》。這些出版行文有一種“執(zhí)著”和“發(fā)現(xiàn)”的精神，都蘊含著大寫的“公義”二字。總之，魯迅著眼于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長遠發(fā)展，通過親自或者資助他人出版來修正當時出版業(yè)的不足（如商業(yè)化、政治化、媚俗化等等），促使中國現(xiàn)代傳媒發(fā)展與中國文化現(xiàn)代性轉型的良性互動。

除了自費譯介外國文學作品與理論外，魯迅對中國美術出版的發(fā)展也做出了極大的貢獻，這是一般現(xiàn)代文學作家無法相比的。中國版畫在魯迅的倡導下實現(xiàn)了由復制性版畫向創(chuàng)作性版畫轉型。所謂創(chuàng)作性版畫是指由藝術家創(chuàng)作并經(jīng)過制版、印刷等程序印刷出來的美術作品，它們是或用刀或用化學藥品在木板、石頭、金屬、麻膠材料上雕刻或蝕刻后印刷而成的作品。版畫是所有畫種當中與出版業(yè)聯(lián)系最為緊密的藝術，它能依托于出版業(yè)迅速傳播，發(fā)揮“戰(zhàn)斗”的作用。因此魯迅說：“當革命時，版畫之用最廣，雖極匆忙，頃刻能辦?！?span >[46]然而這種藝術形式在當時并未受到文化藝術界的重視，傳統(tǒng)的舊式插畫和西方的現(xiàn)代插畫都鮮見有人介紹，“青年藝術家知道的極少”，書店里亦無相關書籍供賣，因此要想倡導版畫藝術，第一步應將中外優(yōu)秀的版畫資源介紹給讀者。

盡管魯迅是一個激進的新文化運動者，曾經(jīng)告誡青年最好不要讀中國書，然而在對待傳統(tǒng)美術資源方面，他的態(tài)度卻十分開明，他說，“新的藝術沒有一種是無根無蒂，突然發(fā)生的，總承受著先前的遺產(chǎn)”，“擇取中國的遺產(chǎn)，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47]然而在中國文化藝術的急遽現(xiàn)代化的時代，隨著舊式文人的減少，中國古代插畫、版畫藝術也在衰亡。為了“留一點東西給好事者及后人”，魯迅于1933年致信鄭振鐸約他搜集《北平箋譜》的箋樣。此后數(shù)月，鄭振鐸寄給魯迅500余份古代箋樣，魯迅從中選取了332幅箋紙并親自挑選付印紙張，編訂目次，設計封面版式，于是年10月出版。該集子“分訂線裝六大冊，由北平榮寶齋印刷裝訂，被當時的出版界視為一大盛事，對傳承中國古代木刻版畫有不可估量的影響”[48]。魯迅本人對這個集子的價值亦充滿自信，在寫給鄭振鐸的信中說“此番成績，頗在預想之上”[49]，后來跟姚克又說該集子是“舊法木刻的結賬”，能為現(xiàn)代青年藝術家學習古代版畫藝術提供借鏡。[50]

《北平箋譜》獲得成功之后，魯迅又約鄭振鐸自費翻印《十竹齋箋譜》?！妒颀S箋譜》系明代印刷最高水平的代表，魯迅自費翻印此書有著多方面的考慮，他在寫給增田涉的信中說：“舊式文人逐漸減少，箋畫遂趨衰亡，……雕工、印工現(xiàn)在也只剩三四人，大都陷于可憐的境遇中，這班人一死，這套技術也就完了?！?span >[51]《十竹齋箋譜》的出版不僅要保存古代優(yōu)秀的出版物，給現(xiàn)代青年藝術家創(chuàng)作以借鏡，另一方面也想借助印書來給印工、雕工等非物質(zhì)文化的繼承者一點經(jīng)濟援助。中國思想文化現(xiàn)代化轉型以后，掌握傳統(tǒng)雕刻工藝的匠人群體漸漸失去了用武之地，生存空間日益縮小，魯迅擔憂“將來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52]，因而想借助于出版古代箋譜來支援他們，為現(xiàn)代中國出版業(yè)保留點優(yōu)秀的人才。魯迅為《十竹齋箋譜》的出版用力頗多，對用色、用紙、裝幀設計等具體問題都做了深入的思考與設計，尤其在版權頁設計方面思量甚多。過去，古籍出版的版權頁“仿自日本，實為彼國維新前呈報于諸侯爪牙之余痕”，魯迅有所不滿。因此在印《十竹齋箋譜》時魯迅“另出新樣”，“于書之最前面加一頁，大寫書名，更用小字寫明借書人及刻工等事。如所謂‘牌子’之狀，亦殊別致也”。[53]魯迅所創(chuàng)造的這個版權頁既融合現(xiàn)代版權意識，表現(xiàn)了對收藏者和工匠人的尊重，又融合了傳統(tǒng)木刻藝術，讓版權頁的造型更有藝術感，因而該項創(chuàng)造“廣受出版界重視并沿用至今”[54]。

此外，為了給青年美術家提供學習的榜樣，糾正當時畫壇的不正之風，魯迅還引進了大量的西方現(xiàn)代版畫作品，出版了諸如《近代木刻選集》《引玉集》《新俄畫選》《士敏士之圖》《死魂靈百圖》等集子。這些畫冊（集）大多數(shù)是魯迅自費印刷的。它們在中國美術出版史上占據(jù)著特殊的意義，例如《引玉集》是中國出版的第一部蘇聯(lián)版畫集。魯迅出版外國美術作品源于他對當時畫壇的不滿。在魯迅看來雖然很多革命畫家推崇西方現(xiàn)代版畫，然而真正理解西方現(xiàn)代版畫的藝術家并不多。他說現(xiàn)代中國畫家“喜歡介紹歐洲十九世紀末之怪畫，一怪，即便于胡為，于是畸形怪相，遂彌漫于畫苑。而另一派，則以為凡革命藝術，都應大刀闊斧，亂砍亂劈，兇眼睛，大拳頭，不然，即是貴族”[55]。中國青年畫家常常將工農(nóng)的拳頭畫得比頭還大且滿臉兇神惡煞之相，以為如此便是革命畫。魯迅對畫壇的看法與其對中國文壇的看法很相似，1928年太陽社、創(chuàng)造社高談闊論“革命文學”，魯迅認為他們對于什么是革命文學的問題并沒弄清楚，因此被擠著硬譯幾本革命文學的理論著作過來，讓讀者明白革命文學究竟為何物。在面對中國美術界時，魯迅采取了同樣的方式——介紹西方進步畫家的作品與理論。為此，魯迅先生選取了《一個人的受難》《引玉集》《凱綏·珂勒惠支版畫選集》等作品介紹到國內(nèi)，讓青年藝術直觀地感受歐洲進步畫家塑造勞苦大眾的方式，并通過對蘇聯(lián)、德國等進步畫家作品的引進，形成一種以現(xiàn)實主義手法表現(xiàn)勞工大眾反抗精神的進步畫風，為現(xiàn)代中國美術出版業(yè)的健康發(fā)展指明了道路。

除了出版中外畫集外，資助青年版畫家出版優(yōu)秀作品也是魯迅對現(xiàn)代中國美術出版業(yè)的貢獻之一。中國現(xiàn)代版畫的第一部集子《木刻紀程》就是由魯迅策劃、出資出版的。魯迅最初想法是將《木刻紀程》出版為定期的刊物，按照《木刻紀程（一）》《木刻紀程（二）》《木刻紀程（三）》的順序連續(xù)出版下去，使之成為青年版畫家戰(zhàn)斗的平臺。然而由于印刷技術的低下，這個想法并未實現(xiàn)。只有在1934年以“鐵木藝術社”的名義征集了八名進步青年藝術家的24幅木刻作品印行了《木刻紀程（一）》。該畫集只出版了一部但記錄了中國版畫的成長足跡，鼓勵了青年藝術家的創(chuàng)作熱情，調(diào)動他們的積極性，正如魯迅在《木刻紀程》的引文中所說：“仗著作者歷來的努力和作品日見其優(yōu)良，現(xiàn)在不但已得中國讀者的同情，并且也漸漸的到了跨出世界上去的第一步。雖然還未堅實，但總之，是要跨出去了?！炯丛缸鲆粋€木刻的路程碑，將自去年以來，認為應該流布的作品，陸續(xù)輯印，以為讀者的綜觀，作者的借鏡之助?！?span >[56]另外在對作品選擇與評價的過程中也間接地影響了青年畫家的創(chuàng)作方向，引導他們往現(xiàn)實主義道路發(fā)展。

與魯迅的其他出版活動一樣，魯迅的美術出版也具有超越時代的前瞻性，“他從不拘泥于眼前利益，甘愿做新文藝運動的鋪路石”[57]。魯迅介紹西方現(xiàn)代版畫新作，翻刻古代中國插畫，目的是為了培育中國美術界和出版界的健康向上之風，探尋中國新興的現(xiàn)代版畫的健康發(fā)展道路，正如他自己總結的那樣：“采用外國的良規(guī)，加以發(fā)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chǎn)，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span >[58]魯迅對中國美術業(yè)發(fā)展有著超越一般人的長遠的規(guī)劃，并且他以自己的出版實踐來引導中國現(xiàn)代版畫朝著自己計劃的方向發(fā)展，不過由于種種原因，魯迅的美術出版計劃大多數(shù)沒能實現(xiàn)。例如，陳老蓮的《博古頁子》雖已付梓并登了廣告最后仍流產(chǎn)未果，而《凌煙功臣圖》、《耕織圖》、《漢畫像考》、《十竹齋》后三冊、《鐵流之圖》、《城與年》、《拈花集》、《英國插畫選集》、《法國插畫選集》、《俄國插畫選集》、《近代木刻集》、《羅丹雕刻選集》、《希臘瓶畫選集》等作品都已著手編選，但最終沒能印成。不過透過魯迅這些未完成的計劃，我們?nèi)圆浑y感受到魯迅對中國美術出版業(yè)雄心與用心。

第二，魯迅的刊物編輯活動亦對中國現(xiàn)代出版業(yè)的發(fā)展貢獻了巨大的力量。魯迅總共編輯、主編了18種雜志。據(jù)萬安倫《現(xiàn)代出版視野中的魯迅》一文統(tǒng)計，他先后編輯或參與編輯的刊物有《新青年》、《語絲》、《莽原》、《國民新報副刊》乙刊、《未名》、《奔流》、《朝華》、《藝苑朝華》、《萌芽月刊》、《新地》、《文藝研究》、《巴爾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十字街頭》、《海燕》、《譯文》、《太白》等。魯迅作為極富聲望的作家，編輯或主編這些刊物本身，就是它們最好的“廣告”。這些刊物有的發(fā)行時間比較長，如《新青年》《語絲》；有的“壽命”較短，比如《萌芽月刊》《新地》，其中《新地》甚至僅出版1期就被當局查封。因此，各個期刊的社會影響、發(fā)揮的作用并不相同，加之魯迅參與編輯期刊的投入程度不同，產(chǎn)生的實際效果也不同。

《莽原》由魯迅親手創(chuàng)辦。它最能夠體現(xiàn)魯迅的辦刊宗旨、編輯態(tài)度和努力方向。1925年3月31日，魯迅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北京的印刷品現(xiàn)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睹瓦M》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冬F(xiàn)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很顯得灰色，《語絲》雖總有想反抗的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nèi)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span >[59]因不滿當時刊物，魯迅決心創(chuàng)辦《莽原》。1925年4月24日，《莽原》創(chuàng)刊，為周刊，同年11月27日，至32期?？溟g雜志由魯迅主編。1926年1月10日，《莽原》改為半月刊，重新出版。同年8月，魯迅赴廈門，刊物改由韋素園編輯。1927年12月25日，《莽原》出版第2卷第23—24期后?？?，兩卷共刊行48期。

《莽原》周刊有一個細節(jié)頗值得注意：“報頭是找一個八歲的孩子胡興元寫的。魯迅十分喜歡那種幼稚而天真的筆跡?！?span >[60]“報頭”反映的是一個刊物的旨趣。一般情況，書寫報頭的往往是大家或名家，正規(guī)而又莊嚴。但“莽原”居然出自孩童之手，書法幼稚，難入一般人法眼，但魯迅卻很喜歡，究其原因，當在孩童之筆跡乃出自“本真”，毫不矯揉造作，契合了魯迅的辦刊宗旨。在文章的選擇上，他十分重視“真”。魯迅在致許廣平的信中曾自述辦刊目標：“中國現(xiàn)今文壇（？）的狀態(tài)，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哄，大半也就為得想引出些新的這樣的批評者來，雖在割去敝舌之后，也還有人說話，繼續(xù)撕去舊社會的假面?！?span >[61]魯迅想帶領身邊的“莽原”同人，多做些“文明批判”與“社會批判”，“繼續(xù)撕去舊社會的假面”?；谶@樣的宗旨，魯迅在《莽原》上發(fā)表了一系列言辭犀利的雜文，比如《春末閑談》《燈下漫筆》《雜憶》《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一點比喻》等，這些文章比他之前的雜文“更為激烈，戰(zhàn)斗力更強”[62]。有研究者指出：“他的這些飽含著關于現(xiàn)實與歷史的真知灼見，使他的雜文猶如閃亮的珍珠，極大地豐富了《莽原》的雜文園地，擴大了《莽原》的影響?！?span >[63]

除了上述出版、編輯活動外，魯迅在版式設計、裝幀、校對、廣告、經(jīng)營管理、書評等方面也有很多創(chuàng)造。趙玉秋在《一個出版家必須首先是一個革命者》中指出：“魯迅對編輯出版工作精益求精，他所出版的每一本書，都十分講究，追求從內(nèi)容到形式的完美統(tǒng)一，盡力使其成為一個完美的藝術品。從插圖、封面、版式，到紙張、印刷、裝訂，甚至一個標點的位置，邊的切與不切，皆按照他的嚴格要求進行。”[64]比如在排版細節(jié)方面，北新書局的李小峰就受到魯迅的頗多教誨，開拓了書籍形式的新風尚。魯迅在排版《苦悶的象征》的時候說：“校著《苦悶的象征》的排印樣本時，想到一些瑣事——我于書的形式上有一種偏見，就是在書的開頭和每個題目前后，總喜歡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時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來，卻大抵一篇一篇擠得很緊，并不依所注的辦。查看別的書，也一樣，多是行行擠得極緊的。較好的中國書和西洋書，每本前后總有一兩張空白的副頁，上下的天地頭也很寬。而近來中國的排印的新書則大抵沒有副頁，天地頭又都很短，想要寫上一點意見或別的什么，也無地可容，翻開書來，滿本是密密層層的黑字；加以油臭撲鼻，使人發(fā)生一種壓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讀書之樂’，且覺得仿佛人生已沒有‘余?！?，‘不留余地’了?！?span >[65]李小峰在書籍印刷時采納了魯迅的意見：“我們決定遵照魯迅先生所提示的意見，每本書在里封之前，版權頁之后，各留一二張空白副頁，天地頭放寬，每篇的題目前后留下幾行空行，每篇另頁起，至少另面，行與行之間保持相當距離；這樣，版式就顯得疏朗悅目，且有余地寫上一點讀后的意見?！?span >[66]

在裝幀方面，魯迅非常講究與用心。他請?zhí)赵獞c為自己譯的《苦悶的象征》和李霽野譯的《黑假面人》作書面，還請?zhí)諡槎锓甲g的《爭自由的波浪》做點“裝飾”。為傳統(tǒng)出版業(yè)帶來了新的藝術氣息。其實早在《吶喊》出版時，魯迅就親自設計了封面，他說：“過去所出的書，書面上或者找名人題字，或者采用鉛字排印，這些都是老套，我想把它改一改，所以自己來設計了。”[67]《吶喊》初版時，整個封面用深紅做底色，在中上部橫置黑色方塊，里面反陰隸體寫著“吶喊”和“魯迅”，這是魯迅在革新傳統(tǒng)裝幀形態(tài)的一次有益嘗試。后來漸漸請別人設計，其中魯迅尤為贊賞的就是陶元慶，被魯迅稱為“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來寫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國向來的魂靈——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虛，則就是：民族性”[68]。

魯迅的編輯態(tài)度亦堪稱業(yè)界楷模。魯迅日記1929年3月5日載：“通夜?！侗剂鳌犯濉！?span >[69]魯迅身邊的友人大都曾親睹他的謹嚴、審慎和勤奮。李霽野描述說：“魯迅先生對印書十分仔細認真，鉛字稍舊而筆畫不清楚的，一定要換掉。一行頭上有無所屬的標點，一定要改排好。譯作的日期必與本文空一行，下邊空四字格；雖都注明，往往錯誤，一定一再改正，到不錯為止。先生離京前，譯作除由我們校二次外，還親校二次，所以錯字絕少。紙張、墨色、裝訂、書面的顏色等等，先生都一一注意，一絲不茍?！?span >[70]即使是在魯迅生命的最后幾年里，他仍然努力做好校定工作。蕭紅回憶說：“瞿秋白的《海上述林》校樣，一九三五年冬和一九三六年的春天，魯迅先生不斷的校著，幾十萬字的校樣，要看三遍，而印刷所送校樣來總是十頁八頁的，并不是通通一道送來，所以魯迅先生不斷的被這校樣催索著?！?span >[71]

總之，作為作家的魯迅親自“操刀”進入出版業(yè)，或以“資助人”的角色介于中國現(xiàn)代報刊出版業(yè)，是對于中國現(xiàn)代傳媒發(fā)展方向的直接“干預”。這蘊含著魯迅對于中國現(xiàn)代社會與文化發(fā)展的美好愿景。他通過自己的出版活動來修正商業(yè)化、政治化與世俗化給出版業(yè)帶來的種種不良現(xiàn)象，將現(xiàn)代出版業(yè)重新拉向建設健康的中國現(xiàn)代文化的道路。魯迅這些帶有“理想性”的出版實踐既是文學創(chuàng)作向傳播領域的自然延伸，亦是有良知的現(xiàn)代知識分子在這個時代的一種責任擔當。

第三節(jié)　公眾領域與獨語空間的博弈

作為中國現(xiàn)代知識分子的偉大先驅，魯迅對現(xiàn)代傳媒的深度介入有著高度的自覺性、深刻的思想理念和豐富的實踐經(jīng)驗，對知識分子如何介入公共領域做了多方面的探索。在這些探索當中，魯迅對于現(xiàn)代報刊“獨語”空間的開辟無疑最具開創(chuàng)意義。獨語，有時魯迅也稱“自言自語”，是其生命體驗和個人感情中升華出來的從內(nèi)質(zhì)疑、批判的言說方式，帶有極強的內(nèi)省特點。“獨語”是魯迅在現(xiàn)代報刊傳媒上重要的言說形式，從《新青年》上的《狂人日記》到《國民公報》上總題為“自言自語”的七篇散文詩，再到《語絲》上二十三篇散文詩[72]，最后到《作家》上的《半夏小集》，這種“有意味的形式”貫穿了魯迅一生的創(chuàng)作。“獨語”不僅展現(xiàn)了魯迅豐富而深邃的內(nèi)在感受，也將他與世界之間異常緊張的關系揭示了出來。正如《狂人日記》中的“我”被置于社會的對立面成為整個社會的“公敵”一樣，獨語者（獨異個體）與庸眾之間的尖銳化對立，常常不可避免地引發(fā)“公仇”。在《三閑集》《南腔北調(diào)集》《偽自由書》《準風月談》《花邊文學》等集子中，魯迅“公仇”式在世生存得到完美展現(xiàn)。

向內(nèi)無聲的“獨語”與向外有聲論戰(zhàn)的“公仇”，二者如影隨形，互相扭結，形成貫穿魯迅一生最突出的生存與生命景觀，展示出魯迅特質(zhì)性的精神性存在?！蔼氄Z”凸顯出魯迅體驗、透視社會、歷史與人生的深度與銳度。當這種他人難以企及的思想深度、銳度與高度通過現(xiàn)代報刊進行傳播的時候，中國現(xiàn)代報刊也因此獲得了持久的精神穿透力與輻射力，同時為中國當代傳媒彰顯生命力以促動“人的現(xiàn)代化”的歷史進程提供了諸多啟示。

一、“獨語”與“眾語”的博弈

魯迅的“獨語”能夠從潛言說轉變?yōu)楣_的言說，現(xiàn)代報刊傳媒是其重要的條件。眾所周知，魯迅回國后沉寂了十年，其生存狀態(tài)正如《吶喊·自序》中所描述那樣，“如置身毫無邊際的荒原”，寂寞“纏住了我的靈魂”，生命在“暗暗的消失”。[73]直到中國現(xiàn)代報刊——《新青年》的約稿才將這種寂寞生存狀態(tài)打破。魯迅積蓄了十年的“自言自語”因《新青年》撕開了口子“立即爆發(fā)起來了”[74]，開篇便是“狂人”的“自言自語”，接著又是“野草”。在借助《新青年》《語絲》等平臺釋放的“獨語”里，魯迅深邃的個體生命體驗與時代的宏大主題結合在一起，顯示出極強的開放性的力量，引起了廣泛的關注。

然而，并不是魯迅的每次“獨語”都能順利地轉化為報刊傳媒上的“眾語”，因為“獨語”與大眾傳媒之間也存在尖銳的矛盾?，F(xiàn)代報刊的目標旨在構建啟蒙性的公共話語，這要求現(xiàn)代報刊發(fā)出的是爭奪公共話語權和話語空間的“眾語”，而不是向內(nèi)的、個體化的“獨語”。另外現(xiàn)代傳媒追求利潤的本性也使得它們傾向于刊載與讀者的生活、利益相關且能為讀者理解的眾語而非個體的艱澀難解的“獨語”。在這種情形下魯迅的創(chuàng)作并不是隨心所欲的，“得給各個編輯設身處地地想一想的”，“于是文章也就不能劃一不二”。[75]離開了自由創(chuàng)作，那種排斥一切外在干擾、封閉于內(nèi)的“獨語”自然難以產(chǎn)生。尤其是其打油詩《我的失戀》被《晨報副刊》總編劉勉己撤下后，魯迅更加感到這些刊物對其自由創(chuàng)造的限制，從而意識到“自辦刊物，擁有自由言說空間的必要性和緊迫性”[76]。《語絲》便是這種背景下產(chǎn)生的，其目的正如《〈語絲〉發(fā)刊辭》所言為了營造一個“自由發(fā)表的地方”。與其他刊物不同，《語絲》嚴格限制了編輯的權力，規(guī)定“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并無取舍之權，來則必用”[77]。

有了《語絲》這個可以“任意說話”[78]的自由空間，魯迅“逐漸建立起了直覺的雜感寫作意識，由此跨越了《新青年》‘隨感錄’時期單純說理、直白議論的方式，開始運用隱喻、反語、曲筆等表現(xiàn)手法使說理論辯更富有特色和魅力”[79]。更為重要的，在《語絲》這個平臺上魯迅還展示了他最具獨創(chuàng)性的作品——《野草》系列?！兑安荨肥囚斞浮蔼氄Z”之集大成之作，是沉默中的產(chǎn)物，正如《題辭》所說：“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span >[80]魯迅就是在封閉、內(nèi)省中開啟了自我生命的審視，穿透了常人難以承受的虛無、焦慮與孤獨生命體驗，將時代與生命最真切、最深刻的底層呈現(xiàn)了出來。這種具有極度內(nèi)省性、深刻性、創(chuàng)新性的言說方式與隸屬于大眾文化的現(xiàn)代報刊傳媒的要求并不相符——它高濃度的哲思內(nèi)蘊不適于報章式的快速閱讀，其生命體驗的個體性似乎也引不起公眾的興趣，其形式上徹底的“陌生化”也大大超出一般讀者的期待視野。從這個意義上說，《野草》能夠從潛在的“自言自語”變成現(xiàn)代報刊上的作品與讀者見面應歸功于《語絲》這個“來稿必用”的平臺。穩(wěn)定、自由的發(fā)稿平臺讓魯迅可以置編輯們的好惡于不顧，專注于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與個性化的表達。“獨語”從而能原汁原味地展現(xiàn)出來。從這個意義上說，“獨語”空間的開創(chuàng)也是對現(xiàn)代報刊傳媒“商業(yè)化”“世俗化”的抗拒與修正。

然而光有自由言說的平臺只能保證“獨語”的順利刊登，但不一定能成為影響寬廣的“眾語”，“獨語”還要與時代主題之間有相通之處。魯迅的“獨語”雖然與主體最痛切的生命體驗緊緊相聯(lián)，但是它并不是個人的自怨自艾，而是對民族生存乃至整個人類終極關懷意味的深度“內(nèi)省”，他的“獨語”言說顯示出了強大精神輻射力，具體表現(xiàn)為：一是對傳統(tǒng)生存的徹底質(zhì)疑。魯迅的“獨語”中蘊藏著一種徹底反觀自身的質(zhì)疑精神，鮮明指向的是對一切價值的重估，即：要對“從來如此”的一切東西都進行徹底的檢視。正是這種檢視，“狂人”才在“每葉上都寫著‘仁義道德’”的歷史字縫里看“吃人”二字。而這與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徹底的質(zhì)疑精神是一致的。二是對“真的人”的熱切呼喚。當“狂人”以徹底的質(zhì)疑與批判眼光透視出有著四千年吃人履歷的民族“難見真的人”之后，他關于“救救孩子”的呼聲實質(zhì)是對沒摻和吃人歷史的“真的人”的強烈呼喚。這也是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歷史使命。因此，魯迅的“獨語”絕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個體感受，而是在經(jīng)歷了“自嚙其身”的生命沉痛、精神焦慮與靈魂掙扎之后沉潛在生命與時代底層的言說，在極度排他、閉關式的內(nèi)省之中通向歷史的本質(zhì)、生命的本真乃至人類的本源。中國現(xiàn)代報刊追求的也是這種區(qū)別于傳統(tǒng)慣性生存的現(xiàn)代性生存。這個目標的實現(xiàn)需要個體精神結構的重造，魯迅的“獨語”則無疑契合了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需要。

更重要的是，“獨語”有著“眾語”無法企及的深度，它可以從具體的事實中超越出來，直抵歷史、人生的本質(zhì)。因此，“狂人”無須列舉歷史實例，無須煩瑣的分析，便直指“仁義道德”面具之下的“吃人”本質(zhì)?！斑@樣的戰(zhàn)士”也無需辯說，直接以“無物之陣”的體驗便可揭穿“敵人”的鬼祟與虛偽。“獨語”與“五四”時期的“眾語”的追求目標是相通的。雖然它是魯迅個體在極度沉痛與徹底內(nèi)省中的產(chǎn)物，但是指向的是具普遍意義的歷史真實。這個真實不是從外部的知識中獲得的，而是立足于自身深切的生命感受之中。這便是《狂人日記》《野草》等作品在刊登之后獲得讀者廣泛關注的重要原因。魯迅的“獨語”構筑了中國現(xiàn)代報刊最堅實的部位，為它注入了深邃而恒久的精神力，或者說，現(xiàn)代傳媒的生命深度。

二、“獨語”與“公仇”的融合

“獨語”與“公仇”實則是作為“精神界之戰(zhàn)士”的魯迅于歷史轉折處試圖開啟民族現(xiàn)代生存的必然遭遇與生存反應。對社會歷史與現(xiàn)實人生如此深切的體驗使?jié)M懷“立人”使命的他不能不發(fā)出洞徹視聽的“獨語”，然而這種從內(nèi)質(zhì)疑、批判的言說方式對于傳統(tǒng)生存慣性的瓦解又使他不可避免地成為社會群體的“公仇”。置身于“公仇”的他四面受敵，不得不出擊。于此，魯迅又在現(xiàn)代報刊傳媒上展示了不同于向內(nèi)“獨語”的外向論戰(zhàn)。向內(nèi)質(zhì)疑越深，向外論戰(zhàn)就越烈，這種“匕首”式的向外的論戰(zhàn)為中國現(xiàn)代報刊構筑了最銳利的精神力。

魯迅的一生是論戰(zhàn)的一生。這些論戰(zhàn)從表面上看“大抵和個人斗爭”，但“實為公仇”。[81]它不是簡單地套用某種社會流行的觀念加以演繹，而是立足對社會、歷史與現(xiàn)實深刻洞悉的真理辯明，對“真的人”的去蔽。因此，“公仇”亦是源自“獨語”?！蔼氄Z”與“公仇”互滲互融的是魯迅藝術最為獨特的特質(zhì)。內(nèi)省本身同時釋放出狂人極度痛苦與憤怒的“公仇”，而這種情緒又把狂人帶入將周圍群體徹底排拒的“獨語”世界，二者互為誘因。所以，在《狂人日記》中我們看到的景象是：“狂人”時時刻刻感到自己都處在“公仇”的氛圍之中，從趙家狗的眼色到趙貴翁的眼色再到所有人的眼色乃至陳老五送進的蒸魚的眼色，他都感到發(fā)出的是要吃人的冷光、兇光，與這種感受并行的是他一刻不停的“獨語”?！稄统穑ㄆ湟唬贰稄统穑ㄆ涠贰端篮蟆贰断Ｍ分T篇亦是如此?！蔼氄Z”與“公仇”并行、互滲、扭結的精神氣質(zhì)與言說方式貫穿著魯迅一生。不管是“獨語”還是“公仇”，二者同歸于“人生之誠理”，為中國現(xiàn)代報刊注入最具穿透性的精神力?？傊斞缸鳛橐粋€公眾人物在媒體這種公共空間中的“公仇”觀念，他作為一個文學家對于個人情感表述的獨語形式這二者的博弈與融合，為20世紀中國作家樹立了一個典范。

三、魯迅獨語空間的歷史意義與啟示

魯迅具有“獨語”精神氣質(zhì)的文學創(chuàng)作之所以為中國現(xiàn)代報刊注入了最具穿透性的精神力在于他以“極深的內(nèi)省”通向生命里層的隧道。在意識邊際與靈魂深處體驗到難以言傳的生命意識乃至人生哲理。這種排除一切外在干擾、逼視靈魂的個人化藝術洞開了具有普遍意義的生命觀照，由此開拓出超越時空的“眾語”空間，釋放出持久的精神穿透力與輻射力。“獨語”以極致的方式凸顯的是魯迅借助現(xiàn)代報刊傳播的生命深度、人性溫度、思想銳度與精神高度。

魯迅向外有聲論戰(zhàn)的“公仇”之所以也為中國現(xiàn)代報刊注入了這種精神力，就在于他以最直接迅猛的方式打破了“瞞和騙的大澤”，讓蒙蔽民眾的“麒麟皮下的馬腳”無處遁形，由此澄明雜糅于蕪穢之中的真理，揭去遮蔽在“真的人”的生命本體之上的重重黑幕。而“公仇”以當頭棒喝的方式凸顯的魯迅借助現(xiàn)代報刊傳播為真理去蔽的質(zhì)疑精神與批判精神很大部分來源于“獨語”。

魯迅在中國現(xiàn)代報刊上“獨語”與“公仇”的言說，以及以《新青年》《語絲》為代表的中國現(xiàn)代報刊的歷程，二者足以表明：精神的穿透力與輻射力才是傳播生命力之魂。二者也同時表明這種傳播生命力之魂的兩個基點：生命關懷與真理去蔽。事實上，這也與《新青年》所高張的“民主”與“科學”的精神相應：民主的終極目標是對生命的守護，科學的終極目標是對真理的揭示。當代中國傳媒史表明，一旦缺失真理的質(zhì)疑精神與批判精神，媒體就會成為“假大空”與“瞞和騙”的傳播工具，也就相應缺失生命的關懷?！按筌S進”時期的報刊話語便是極端的例證。當時的報刊“成了狂言、囈語的載體”，“看誰說假話的膽量大一些，看誰越出新聞工作者的良心遠一些”，[82]以至于滿是餓殍卻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一旦缺失真誠的生命關愛與觀照，媒體就會充斥著虐殺的暴力與血腥、愚昧與扭曲，當然也就全然不見真理的澄明?！拔母铩睍r期的報刊話語便是極端的例證。

當下中國傳媒缺乏的恰恰是魯迅“獨語”式的生命深度、人性溫度、思想銳度與精神高度，以及“公仇”式的質(zhì)疑精神與批判精神。立足真理的質(zhì)疑與批判是傳播生命力之所在。因此魯迅對于“獨語”空間的創(chuàng)造對當代知識分子如何介入公共領域和作為公共領域的現(xiàn)代傳媒如何自覺和有效地借助知識分子的積極介入來建構自身都有著雙重性的啟發(fā)意義。

小結：魯迅憑借文學創(chuàng)作，享有崇高的聲望，并全面投身到文學和文化傳播的事業(yè)中。魯迅的形象資源及所形成的品牌效應，魯迅創(chuàng)作所賦予現(xiàn)代傳媒的思想深度，魯迅編輯出版實踐對于中國現(xiàn)代傳媒的豐富等等，使其影響遠遠超出了一般作家的范圍，也讓現(xiàn)代出版行業(yè)受益無窮。在這個行業(yè)里，魯迅的“行”與“思”浸透著文學家的良知和文化人的虔誠。因此，他的出現(xiàn)猶如黑暗中的一抹亮光，撼動著現(xiàn)代出版行業(yè)中各種約定俗成的潛規(guī)則，亦引導出版界通向一種理想的境界。

[1]楊東莼：《中國學術史講話》，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40頁。

[2]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卷，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8頁。

[3]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41頁。

[4]錢玄同：《錢玄同文集》第1卷，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355頁。

[5]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251頁。

[6]鐘叔河編訂：《周作人散文全集》第9卷，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611頁。

[7]水如編：《陳獨秀書信集》，新華出版社1987年版，第271頁。

[8]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我怎么做起小說來》，《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頁。

[9]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3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91頁。

[10]魯迅：《熱風·題記》，《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07頁。

[11]西北大學魯迅研究室編輯：《魯迅研究年刊1979》，陜西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77頁。

[12]朱壽桐：《魯迅與〈新青年〉文學傳統(tǒng)的創(chuàng)立》，《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2期。

[13]魯迅：《集外集·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11頁。

[14]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8頁。

[15]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0頁。

[16]張梁編選：《〈語絲〉作品選》，人民文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323—331頁。

[17]劉麗華、鄭智：《尋找偉人的足跡——魯迅在北京》，北京工業(yè)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90頁。

[18]曹聚仁：《魯迅評傳》，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第80頁。

[19]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71頁。

[20]馬光仁主編：《上海新聞史（1850—1949）》，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673頁。

[21]錢理群：《魯迅作品十五講》，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33頁。

[22]臧文靜：《現(xiàn)代傳媒與魯迅雜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5期。

[23]臧文靜：《現(xiàn)代傳媒與魯迅雜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5期。

[24]靳新來：《魯迅：在現(xiàn)代傳媒中開辟言說空間》，《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5]臧文靜：《現(xiàn)代傳媒與魯迅雜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5期。

[26]靳新來：《魯迅：在現(xiàn)代傳媒中開辟言說空間》，《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27]臧文靜：《現(xiàn)代傳媒與魯迅雜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5期。

[28]臧文靜：《現(xiàn)代傳媒與魯迅雜文》，《黨政干部學刊》2013年第5期。

[29]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32頁。

[30]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魯迅研究室編：《1913—1983魯迅研究學術論著資料匯編》第1卷，中國文聯(lián)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33頁。

[31]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344頁。

[32]李霽野：《魯迅與未名二三事》，轉引自王大川、陳嘉祥主編，天津市文史研究館編：《津沽舊事》，上海書店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123頁。

[33]魯迅：《三閑集·魯迅譯著書目》，《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184頁。

[34]肖建軍：《中國舊書局》，金城出版社2014年版，第152頁。

[35]許廣平：《欣慰的紀念》，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頁。

[36]吳永貴：《民國出版史》，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4頁。

[37]臧克家：《臧克家文集》第6卷，山東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83頁。

[38]萬安倫：《現(xiàn)代出版視野中的魯迅》，《魯迅研究月刊》2012年第10期。

[39]魯迅：《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5—66頁。

[40]魯迅：《魯迅書信集》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898頁。

[41]魯迅：《且介亭雜文·憶韋素園君》，《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69—70頁。

[42]魯迅：《編年體魯迅著作全集（1933）》（插圖本），福建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5頁。

[43]倪墨炎：《現(xiàn)代文壇內(nèi)外》，漢語大詞典出版社1998年版，第170頁。

[44]錢理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502—503頁。

[45]葉雪蕓編：《葉紫研究資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51頁。

[46]魯迅：《集外集拾遺·〈新俄畫選〉小引》，《魯迅全集》第7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63頁。

[47]魯迅：《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頁。

[48]盧軍：《濟文字之窮——魯迅的美術出版歷程及思想探究》，《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2期。

[49]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494頁。

[50]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489頁。

[51]魯迅：《魯迅書信集》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1171頁。

[52]魯迅：《魯迅書信集》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796頁。

[53]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633頁。

[54]盧軍：《濟文字之窮——魯迅的美術出版歷程及思想探究》，《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2期。

[55]魯迅：《魯迅書信集》上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565頁。

[56]魯迅：《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頁。

[57]盧軍：《濟文字之窮——魯迅的美術出版歷程及思想探究》，《社會科學輯刊》2016年第2期。

[58]魯迅：《且介亭雜文·〈木刻紀程〉小引》，《魯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0頁。

[59]魯迅：《兩地書·北京》，《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3頁。

[60]薛綏之主編：《魯迅生平史料匯編》第3輯，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39頁。

[61]魯迅：《書信·250428致許廣平》，《魯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86頁。

[62]錢理群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編年史：以文學廣告為中心（1915—1927）》，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413頁。

[63]陳安湖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社團流派史》，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1997年版，第134頁。

[64]中國出版科研所科研辦公室編：《近現(xiàn)代中國出版優(yōu)良傳統(tǒng)研究》，中國書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119頁。

[65]魯迅：《華蓋集·忽然想到》，《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5頁。

[66]陳離：《在“我”與“世界”之間：語絲社研究》，東方出版中心2006年版，第136—137頁。

[67]錢君匋：《我對魯迅的回憶》，轉引自人民美術出版社編輯：《“魯迅與美術”研究資料·回憶魯迅的美術活動》，人民美術出版社1981年版，第177頁。

[68]魯迅：《而已集·當陶元慶君的繪畫展覽時》，《魯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573頁。

[69]魯迅：《魯迅日記》下冊，人民文學出版社1976年版，第636頁。

[70]李霽野：《李霽野文集》第2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04頁。

[71]蕭紅著，章海寧主編：《蕭紅全集·散文卷》，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年版，第330—331頁。

[72]這二十三篇散文詩后結集為《野草》。

[73]魯迅：《吶喊·自序》，《魯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頁。

[74]周作人：《魯迅的故家》，上海出版公司1953年版，第81頁。

[75]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76]靳新來：《魯迅：在現(xiàn)代傳媒中開辟言說空間》，《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77]魯迅：《三閑集·我和〈語絲〉的始終》，《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頁。

[78]魯迅：《南腔北調(diào)集·題記》，《魯迅全集》第4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427頁。

[79]靳新來：《魯迅：在現(xiàn)代傳媒中開辟言說空間》，《天津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4期。

[80]魯迅：《野草·題辭》，《魯迅全集》第2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63頁。

[81]魯迅：《書信·340522致楊霽云》，《魯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13頁。

[82]田中陽：《蛻變的尷尬——對百年中國現(xiàn)代化與報刊話語嬗演關系的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42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