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生的筆記

◎華明玥

木心于1982年來到美國紐約，去美國后一直沒有找到合適的工作，只能在港臺地區(qū)的報刊上賣文為生。這個當年從烏鎮(zhèn)走出來的少年，到了此時已55歲，急于將滿肚發(fā)酵的學問和見解傾吐出來。但他當時在美國的出版界毫無人脈，想去大學謀一教職，又沒有博士學位。在謀生之路如此逼仄的情況下，在地鐵上偶遇陳丹青，陳丹青及其朋友們出手救助了他——應大家的邀請，木心開講有關世界文學史的課程，輪流在學生家的客廳里，為旅居紐約的中國人上課。這一上就是5年。學生們付的聽課費，成為木心主要的生活來源。

陳丹青手快，5年的課堂筆記工工整整。他坦白聽課的感覺，一是無窮的愉快，一是智力的“不支”。往往連講四五個小時后，所有同學都面露倦色，只有年紀最長的木心還能談笑風生。

多年后，陳丹青將五大本筆記整理成《文學回憶錄》，把木心帶到大陸讀者面前，讓他們有當頭挨了一棒的震驚：這樣的人物，之前為何我們完全不知道？可能，晚年的木心自己也沒有料到，他盤腿坐在紐約某戶人家花團錦簇的地毯上講述的內容，居然成了厚重的文學讀本。他是那種不合時宜的性情中人，當年講到激動處不由得哽咽，令現場學生陷入長久的靜默，現在，這心情澎湃的片刻閃爍在字里行間，也讓讀者長嘆一聲。

倒退30年，這種“我把畢生所學獻給你”的課堂互動，還出現在錢穆先生創(chuàng)辦的新亞書院。20世紀50年代初，錢穆因為走上了與“新文化運動”倡導者相反的學術道路，被臺灣學界排擠，遂在香港一家紡織廠的樓上創(chuàng)辦新亞書院，就是今日香港中文大學的前身。

當時的新亞書院，包圍在紡織廠的機器轟鳴、佛堂寺廟的木魚唱誦、潮州飯店的叫賣攬客和小舞廳的靡靡之音里，非得有無比的定力才能潛心向學。為了節(jié)省外聘教員的開銷，錢穆自己先后開了十幾門史學課程。他為自己開的工資僅是每月100港幣，這在當時僅夠舉家食粥。香港大學以數千港幣的月薪聘請他當教授，錢穆斷然回應：不去！

學生葉龍說，老師是怕自己一走，新亞書院的主心骨一塌，涌來的難民學生越發(fā)沒有書讀。葉龍是紹興人，曾在國民黨部隊里當過少尉書記官，寫得一手快字。他選修錢穆的課程后，因為聽得明白錢穆那口無錫官話，筆記記得準確又全面，很容易就將錢穆臧否文學人物的“奇談怪論”悉數收錄。比如錢穆評價唐代詩人，認為王維是居士，李白是喜歡講神仙、武俠的江湖術士，杜甫才是深郁沉痛的讀書人。李杜雖然齊名，但錢穆認為杜甫為高，因為他的人格精神與時代的浮沉打成一片，他的詩才與歷史發(fā)生了大關系。

錢穆哪怕講同一門課，給下一屆學生上課時，手上提示思路的小卡片也永遠是新寫的，他總有新例證、新發(fā)現。這使得追隨他的葉龍不斷補充自己的聽課筆記。后來錢穆移居臺灣，葉龍還將聽課筆記中有疑問的地方分批輯錄，寄給老師。錢穆竟也回信10多次，饒有興致地解答這100多個疑問點。

2013年，葉龍出版了他的聽課筆記《中國經濟史》，此時老師已去世13年，學生也已86歲；2016年，第二部聽課筆記《中國文學史》也順利出版。錢穆要當一名文化“通人”的努力，在筆記中躍然紙上，栩栩如生。

學生們的筆記，留下這些逆流而行的學人當初蹣跚、艱辛的腳印，留下他們的孤獨身影和傲骨脊梁。今天，能讀到這些見解，讀者應暗嘆一聲“僥幸” ——若沒有學生的識見與毅力，老師這段掙扎著肯定自我的心路，何時能見天日？

（《南京日報》“雨花石”，2017年1月19日）